景德镇古代瓷器。
上一辈的老瓷都人，谈起厂（以下简称景陶），都会清晰地记得景陶门前的运煤专用小铁路，每当满载着煤炭的小火车轰隆驶过，那之后的兴奋之情；还有景陶办公大楼的门楼，那是当时全市所有工业企业中最独特、最宏伟、最气派的一栋门楼，让不少瓷都人记忆犹新。
近日，记者来到景陶，那昔日象征着景陶曾经辉煌的大门，如今已经锈迹斑斑；曾经热闹非凡的厂房，已经空无一人……
建厂初期披荆斩棘
1958年9月1日，这一天对于每一个景陶人来说，都是值得铭记的，这一天瓷器十二瓷厂、十五瓷厂、十六瓷厂合并为景德镇市建筑瓷厂。
谈及景陶的前身，现任景陶厂长杨景华滔滔不绝地介绍，景陶的前身是景德镇市第二陶瓷手工生产合作社（简称“二社”），而二社的前身又是余协圣瓷行，老板是人称“三尊大佛”的资本家余炳哲。
1950年10月余炳哲抽走转移大量资金，使生产停顿，瓷行于1951年5月关闭，瓷行93名工人要求资方老板发工资维持生活。当时工人代表与资方老板进行谈判达成协议，老板同意付给工人“共同工资”，但“大佛”不肯“善哉”，未履行协议。于是工人联名上诉到市法院，经过法院裁判之后，将这些固定资产作为股金自动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恢复生产。
恢复生产之后二社逐渐发展，让工人们看到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征程，他们白天生产、晚上义务劳动，在资金不足以全部建设正规厂房时，他们挑来泥土、运来竹子搞基建，用竹片糊黄泥搭起一栋栋简易厂房。在1958年，这一年二社已有部分工人迁到毛家坡新厂房生产。新厂房的建成，告别了点多面广，迈出了厂房、设备、人员高度集中的关键一步，为今后的景陶奠定了基础。
发展期间充满曲折
只要熟悉景陶的人都知道，景陶主要出产工业陶瓷，其中三角牌釉面砖更是闻名中外。据景陶老职工回忆道，当年厂里生产的面砖，其特点吸水率适中，光洁度好，耐酸、耐碱性能强，使用周期长。
可景陶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冲击着每个角落，由于当时极左思潮干扰，瓷厂生产经营一落千丈，企业也是面目全非，运作十分艰难。
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景陶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招收新工人，工人年龄面临着青黄不接，就在1973年，这一天下着雨，但是景陶的职工们却觉得这是一场喜雨，因为在这一天，景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迎接了158名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青年工人到来，这些都是各大院校高才生，他们的到来，及时地为景陶补充了新鲜血液。
据景陶书记常水根告诉记者，20世纪80年代是景陶最令人羡慕、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时期。这一时期，景陶科学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性发展，釉面砖生产量和质量节节上升，产量位居全国之冠八年之久。这一时期，釉面砖品种日益增多，全厂上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景象。
“要知道，当年我们生产的三角牌釉面砖，出产上海、北京等地，都是免检产品，畅销到连找厂长批条子都买不到，当时时任厂长为了减少上门客户的纠缠，特意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前剪贴了报纸上的一副“兔开尊口”的漫画，”常水根骄傲地说。
从景陶建厂初期开始，经过多年的摸索和经验积累后，当时的厂领导班子看准了市场对釉面砖需求不断增长的时机，“咬定青山不放松，”果断决策，让效益不高的日用陶瓷和工业瓷逐渐减产直至全面停产，进而举全厂之力来发展效益较高的釉面砖。
如何扩大釉面砖生产规模，经过商量之后，最好的选择是把工业瓷车间改造成釉面砖车间。但是改造的资金在那里？面临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景陶人利用多种渠道寻求合作伙伴，在1981年至1982年，景陶在难以从银行贷款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能力，采取这一变通的灵活措施，使景陶的釉面砖产量大增，一跃成为全国釉面砖产量第一的专业厂家。
不仅如此，在1980年至1987年，景陶釉面砖产量一直居全国首位整整八年，当时景陶头上一直戴着桂冠，光芒四射。“三角牌”产品在整个上世纪的80年代畅销美国、港澳、东南亚、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在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是最受欢迎的建陶产品之一。
景陶人的创业精神
余昌铨1955年就进入景陶，直到1997年才退休，作为一名老景陶人，他有着景陶人艰苦朴实的创业精神。正如余昌铨的老伴常说的，“他就是块头木头疙瘩，笨。上班从未迟到过，就连我生孩子的时候也还在上班，从来都不知道请假这个两个字，天天就惦记着生产生产”。
虽然时隔多年，但是余昌铨依然深深地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时，工人们上下班全靠步行，要走一个多小时，没有一人叫苦，没有一人发出怨言。当时工厂搬到毛家坂时，这里还是比较荒芜的地方，工厂用竹片编成篱笆做围墙，厂里规定没有到上班时间是不开门的，来得早的人都老老实实在门外等候。当时有一个姓黄的工人家里没有闹钟，下半夜3时左右就起床，走到厂里还没有天亮，但他又不敢跨过篱笆进厂，只好在曹家岭灰棚子里休息一下，不小心睡着了，一觉醒来，到厂里已经迟到了，还受到了处罚。由此可见当年的纪律是多么的严格。
余昌铨在景陶一直都是从事匣钵工作，这项工作又苦又累，但是他丝毫都没有怨言，起早摸黑的一干就是40年，他说，“我们那时就把厂里当成了自己家，从来都没有迟到早退，一周就休息一天，休息时还要义务劳动半天；有时半夜刮风下雨，我会习惯性的跑到厂里去看匣钵是否被雨淋湿。”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做匣钵40余年，但是余昌铨坚持下来，对他那个年代来说，只要认定了这门手艺，就会一直干下去。
回想起，以前厂里的辉煌，余昌铨自豪地说：“在80年代，我们厂是全市最好的一个厂，也是全市第一个有公交车接送职工上下班的单位，当年6辆公交车停在厂门口，是多么的气派”。
景陶的蒸蒸日上，与干部和职工艰苦奋斗是离不开的。老职工老占告诉记者，当年他在厂里的时候，不管是干部还是职工，都是一样的在生产线上辛勤的工作。现代剧《窑前战歌》就是以厂里一个职工老董的事迹为原型创作的，1976年的一天，烧练车间窑炉的烟道发生堵塞，烟道不疏通，瓷器要报废，老董得知此事之后，二话不说，钻进了烟道，硬是将堵塞烟道的匣屑。砖块一铲一铲掏出来，高温将老董的脸灼得青紫，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人加入了抢修行列，终于将烟道疏通了。
别看现在景陶厂生活区破旧不堪，生活区内公园，丝毫看不到绿意，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职工宿舍、子弟学校、保育院、职工医院、食堂、浴室、文化中心等设施应有尽有。生活区内花园不仅绿树成行，花草芬芳，花园内还有喷泉，环境优美。
“可是就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广东等地区乡镇企业及其他性质的建陶企业的崛起，‘三角’牌受到猛烈的冲击，经济效益逐步下降，并出现经营亏损，景陶在1997年全面停产，目前景陶主要以出租方式将厂房、设备租给不同性质的企业进行多种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老占说。
景陶从辉煌鼎盛到退出市场，从部属国家大型二类企业到市属三类企业，它经历了五十余个春夏秋冬，这人生漫长的半个世纪，就好似流星在历史星空划过的一瞬间。在这期间虽没有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硝烟，但一座座高耸的制粉喷雾干燥塔和一条条建筑卫生陶瓷生产作业线却是见证了景陶昔日的光辉，尽管如今这种辉煌已不再，但景陶精神却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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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记忆：建国瓷厂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从1949年8月建国瓷业公司（建国瓷厂前身）筹建到2009年8月，历时整整60个春秋。这一路走来，建国瓷厂既有逐渐发展壮大的喜悦，又遭遇过“文革”的重创；既有连获国家银质奖章、国际博览会金奖、产品供不应求、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也曾出现过产品积压、资金紧张、周转不畅、职工下岗的困扰。然而，阳光总在风雨后，建国瓷厂转型后“重获新生”。
昨日，记者走进建国瓷厂，厂里的老领导向记者讲述企业的历史沿革、发展壮大、改制转型的历史脉络。
前身
建国瓷厂位于胜利路、中华北路、风景路的迎祥弄、彭家弄、龙缸弄、罗汉肚等处，是明、清时期的御窑所在地，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市第一家国营企业，国家生产传统颜色釉瓷专厂。昨日，记者来到建国瓷厂，与多年前不同的是，无论是从厂外还是厂内，瓷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今日的建国瓷厂更加具有陶瓷文化特色，原料车间在内的少数车间已经被出租，被人作为釉料制作厂或仓库使用。厂区内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进行巡视，使得该区基本上保持了当年的原貌。而一些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陶瓷生产车间，也较为完整的保存下来。更值得一提的是，瓷厂厂区内仍然保留烟囱作为广告景观塔，更加成为了瓷厂内的风景线。
据建国瓷厂厂长邵铭亮介绍，1949年4月29日景德镇解放，千年瓷都回到人民手中，当时由于各种原因，窑户无生产信心，延不开工，以致工人大批失业。为了尽快恢复瓷生产，建立国营性质的制瓷企业，在资金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浮梁地委、浮梁专署、浮梁军分区拨给10万元和150担大米作为恢复生产的启动资金，并开展生产自救活动。
在此基础上，于1949年8月16日，开始筹建“建国瓷业公司”。那时180名工人没有固定工资，在食堂集体吃饭，同时发一些大米作为养家糊口之用。在恢复生产中，工人们发扬艰苦创业精神，自己动手修补柴窑、检修设备，挖“脚板”泥、取晒架塘。开国大典不久之后，这个初具规模的试验性瓷厂即投入生产。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生产自救，试验性瓷厂的职工发展到219人，并组成普通厂、花瓷厂、餐具厂、针匙厂、蓝边厂、白釉厂、粉定厂、灰器厂、瓷板厂和窑厂。
记者了解到，1950年4月1日，正式成立“江西省景德镇市建国瓷业公司”。公司在生产民用瓷的同时，首次承担国家用瓷和省委用瓷任务。1950年至1951年，建国瓷业公司由9处坯房、1座柴窑、197名职工增加到24处坯房、3座柴窑、495名职工。
1952年8月1日，建国瓷业公司更名为“景德镇市建国瓷厂”。在三年国家经济恢复时期，全厂总产量增长3.7倍，每天干均增长率为92.8%，为全市公私企业作出了示范，显示了国营企业的主导地位和作用。
1955年11月，星火瓷厂和烈军属瓷厂并入。至此，建国瓷厂的资金占当时陶瓷生产企业资金总额的12.5%，职工822人，成为当时全市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陶瓷企业。产品由起初只能承做蓝边、二白釉普通日用瓷扩大到能承做国家订瓷如苏联大碗等品种。发展
邵铭亮告诉记者，国民经济全面发展时期，建国瓷厂为了加速生产发展，对企业管理、产品设计、科技研究等各个环节进行改革、创新，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并抽调了十余名对颜色釉具有丰富经验的老艺人专门从事颜色釉研制工作，恢复明清御窑生产的颜色釉品种。
他表示，为改革历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松柴烧窑和手工操作，1954年建国瓷厂开始进行柴窑革新，进行“以煤代柴”试验，在市东郊童家山动工兴建煤窑。同时，兴建一座从产品设计、制作生产、直到烧炼成瓷、较为现代先进设备的新型工厂———建国瓷厂新厂。1956年全市第一座倒焰煤窑在建国瓷厂新厂试烧成功，同年新厂改名第一分厂（1958年7月划出，易名国营宇宙瓷厂）。
1958年7月，厂里进一步调整企业结构，加快了生产发展步伐。在当时全市以地段、以产品品种划厂的变革调整中，决定将原有景德镇瓷厂、十九瓷厂并入建国瓷厂，职工队伍骤然增大，全厂已拥有3600多名职工，工厂的规模扩大，生产能力大大加强，生产品种也进一步增多，产量直线上升。不仅如此，厂里还承担起高档展览瓷、全国各大城市宾馆饭店用瓷设计生产任务。
邵铭亮告诉记者，就在这个时期，建国瓷厂集中了一批配制颜色釉、绘画青花、釉上彩和刁刻等身怀绝技的老艺人，一支较庞大的技艺队伍迅速形成，颜色釉产品的生产得到高速发展，不仅恢复了多年停止生产的颜色釉品种，而且创新了一批高低温颜色釉。所有这些色釉，陆续运用在日用瓷、陈设瓷、礼品瓷、建筑瓷上。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20世纪60年代初，为满足人民对颜色釉瓷器日益变新的需求，建国瓷厂组织了400多名工人进行技术培训，将粗瓷改为细瓷生产，使细瓷比例增大到80%以上。同时，成立了成型试验组、颜色釉组，并恢复生产了薄胎、龙船等特种工艺瓷。创制出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尖端产品，如“双万件”花釉缸和“500件”豆青刻花八方花瓶等。
兴旺
其实，在十年动乱期间，建国瓷厂也曾遭到破坏，大批技艺人员被迫转业，工厂被割裂成为元件厂、螺丝厂、标准件厂，工人们有的还调做泥工、建筑工，还有的改行从事杀猪，搞搬运等，新建的自动流水注浆作业线的新厂房也遭拆毁，沦为荒地，技艺人员由180人骤减到19人，新建的近4000平方米厂房也拆散被搬运到郊外柳家湾建厂。此时，建国瓷厂已被肢解得支离破碎……粉碎“四人帮”后，建国瓷厂全体干部、职工、科技人员，加紧企业整顿，争分夺秒抢时间，加紧生产，健全和建立了各项制度，短期内，恢复了元气。
邵铭亮告诉记者，20世纪80年代，建国瓷厂通过企业整顿，基础工作完善，技术力量雄厚。1985年，建国瓷厂年产瓷1001万件，产值524万元，销售额547.9万元，利润40万元。
1989年，省市经委与总工会授予建国瓷厂“双增双节”先进单位，并被评为我市“十佳单位”之一。同年，“珠光”牌高温陈设瓷获首届北京国际博览会金奖。
90年代初，建国瓷厂增加气烧隧道窑1条、机压成型作业线2条等生产设备，1993年职工达1872年，年产瓷1933万件，产值2364.5万元、销售额1702.6万元左右，利润80万元。
颜色釉产品遍及国内外、行销日本、加拿大、美国、意大利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讲述
作为建国瓷厂的退休老领导，对瓷厂的一切，今年63岁的钟宜斌再熟悉不过，厂里由辉煌走向没落，钟宜斌都一一经历。就如他所言，老一辈的厂里老职工，对建国瓷厂的这份感情永远也无法忘怀，那些曾经都成为他们最美好的回忆。
采访中，钟宜斌向记者娓娓道来：“建国瓷厂曾在50年代和80年代的效益攀上了高峰。
特别是在80年代时，厂里的效益节节攀升。那时的销售可以说是供不应求，厂里每3天开一次窑，窑里就需要600多担松柴，我们厂里柴窑用的松柴，堆放在厂里的各个角落，甚至堆到了马路边。沿路走过来，看到的都是松柴。”“厂里当时有2000多名职工，每天厂里都是人来人往好不热闹。特别是车间的工作场景，那才真叫热火朝天。在厂里表现突出的，还会敲锣打鼓送上大红花以示鼓励。到了放假时，瓷厂的工会就开展各式各样活动，那时的我们都以厂为家。”钟宜斌说起当年瓷厂的辉煌史，不禁开心地笑了起来。
记者了解到，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建国瓷厂职工福利事业逐步得到改善，为职工服务的食堂、医务所、保育院、浴室、制冰室、交通车等服务部门和设施条件有所改善。为解决职工家庭生活困难，1984年至1990年，先后安排了职工子女就业450人，购进了土地4万平方米建造职工宿舍，300多户职工住房因此得到改善。
钟宜斌告诉记者，然而，自从1995年，全市瓷厂经历第一次全面改革后，昔日的热闹景象已经淡出人们视线，尽管厂内所有车间保持不变，但人员已有2000多名职工缩减至六至七百名职工。在那一年，钟宜斌的妻子也从建国瓷厂下岗。1997年，建国瓷厂面临第二次改革，厂里的职工只剩下一至两人百名员工，车间也处于停工状态。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在钟宜斌心里的失落无法形容。他表示，不仅仅是他，建国瓷厂的职工们心里都非常失落。厂里的一切，都已经成为了职工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一次，妻子赶早起床准备去上班，可是到了厂门口才发现，她已经下岗了，离开了瓷厂。其实这样的场景在许多职工都曾经经历过。”钟宜斌感概地说。
新生
正如钟宜斌所说，建国瓷厂历时整整60个春秋。这一路走来，瓷厂既有逐渐发展壮大的喜悦，又遭遇过“文革”的重创；既有一派欣欣向荣的喜悦，也曾出现过产品积压、资金紧张、周转不畅、职工下岗的困扰。然而，阳光总在风雨后，建国瓷厂终于踏上了希望的彼岸。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从90年代中期开始，建国瓷厂同许多国有陶瓷企业一样，由于多方面因素，逐步陷入了困境。1996年下半年，建国瓷厂面全停产后，厂领导班子根据要求，结合本企业实行，在全厂推行了企业深化改革工作。
“尽管建国瓷厂的厂区已不再具备生产功能，但它仍是见证着业发展的载体。
由于环境保护等因素，建国瓷厂的所有厂房都不再租借给他人用于烧制瓷器，而少了这份收入的建国瓷厂，其财政状况也就显得更为窘迫。”邵铭亮说，包括建国瓷厂在内的我市各国有瓷厂在经历了1995年的体制改革后，曾经红火的建国瓷厂逐渐沉寂下来，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不复再现，而挑起了名存实亡的瓷厂的管理担子就靠他们了。
邵铭亮告诉记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可以说，建国瓷厂的历史也是一部活生生的业发展史。他和与其他厂领导都认为，建国瓷厂的老厂区属于我市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甚至值得专门为其编制保护和开发利用规划，如今，建国瓷厂正作为重要的陶瓷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这条旅游线，包含着明代，清代乃至建国前后的大量陶瓷实物史料，组成了完整而清晰的瓷都历史文化脉络。建国瓷厂打造成陶瓷文化旅游景区也成了厂内转型的重中之重。
“建国瓷厂经历了60多个春秋，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承载着历史的重负，在新一轮经济发展规划中，建国瓷厂转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着力打造‘建国陶瓷文化创意园’，瓷厂迎来了新产业的曙光。”钟宜斌说，看到瓷厂的成功转型和发展前景，瓷厂的老职工很是欣慰，他们为建国瓷厂而自豪。
厂记忆：景兴瓷厂
只要一有时间，70多岁的陈新凤就会到戴家弄老农贸市场逛一逛，对那里，她有着别一样的感情。
从13岁走进景兴瓷厂学习陶瓷绘画到退休，陈新凤至今还在画青花薄胎瓷。她用一生的时间见证了景兴瓷厂的前世今生。在谈及景兴瓷厂的前世今生，这位老人话语顿时滔滔不绝。景兴瓷厂融入了陈新凤的血脉，就像新瓷彩融入了景兴瓷厂的血脉，而新彩瓷又是景德镇独一无二的工艺，体现的正是景德镇的纯正血脉。
曾经辉煌一时的景兴瓷厂，如今已经物是人非，只有老景兴瓷厂门口留下破败不堪的门柱，仿佛还在述说着当年的繁荣盛景……
挖平凤凰山，扩建厂区
现在的景兴瓷厂已经搬迁至高新区，如今的景兴瓷厂与记者想象中的瓷厂有很大的区别：没有工人忙碌的身影、没有随处可见的陶瓷，只有一栋栋的行政大楼。
景兴瓷厂老厂址位于市区周路口地段。
1949年，私营制瓷作坊联营组建的建华瓷厂冲进了一群追梦人，这群追梦人为了追求梦想，要在这荒凉之地建设工厂，时值新中国成立不久，生活有了盼头的人对生活充满了激情，只要一声令下，哪怕是遇到天大的困难，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去付诸实施。
原本荒凉的地方，在一群追梦人努力之下，成为一家专业生产正德瓷器专业生产厂家，1956年，景兴瓷厂正式成立，1958年，转地方国营。1961年，全厂转并为华电瓷厂日用瓷车间。1962年8月，从华电瓷厂分出，厂名仍为景德镇市景兴瓷厂，成为生产日用传统瓷正德器专业生产厂家。
1958年建厂伊始，当时因连年砍伐松木，造成柴窑燃料松柴资源减少。景兴瓷厂果断停烧了刘家弄两座柴窑。积极参与进行全市的窑炉革新，积极培养工人热工工程师。次年，在刘家弄、万年街动工兴建四门四烧包子煤窑，进行“以煤代柴”试验，取得成功,窑青率逐步上升，受到市政府领导和陶瓷工业公司的充分肯定。
景兴瓷厂厂长余喜来介绍，从建厂第一天，景兴人就义无反顾踏上艰苦创业之路，1981年，为了让厂房不在分散在各个里弄里，全厂干部职工利用工余,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硬是肩扛手提，将厂区一座高高的凤凰山挖平，扩建厂区和办公大楼。将零散在戴家弄、刘家弄、塘旁堧、万年街等近20条里弄的生产场地集中进了新厂区内。
同时，厂内成立了从产品设计、原料加工、成坯制作，直到烧炼成瓷的一座较为现代先进设备的新型工厂，新厂正式投产，整套生产工序，实行了半机械化、机械化操作，产量大幅度增长，规范不断扩大。全厂占地面积47234平方米，生产用房建筑面积30576平方米。主要生产设备有隧道窑3座、机压成型作业线7条、注浆作业线1条、彩绘辊道烤花窑2条、球磨机15台、练泥机7台、榨泥机10台、隧道窑2条、锦炉1条、电炉4台等。动力机械总能力1554千瓦，年产瓷器2200万件。
一到年边，产品供不应求
景兴瓷厂老艺人陈新凤13岁随着父亲一同来到了景兴瓷厂，年纪轻轻的她当年进厂后就得到了师傅与厂领导的认可，6个月之后就予转正，转正之后，一些老师傅对陈新凤这一批新来的进行考级考试。
“那时候的考级不如现在，我们所有的学徒在老师傅的监督下，一人画一个作品，之后再由老师傅评定。”陈新凤说。当时陈新凤虽然年纪小，可是技艺却不比其他人差，经过老师傅评定后，直接给陈新凤跳了半级。“当时别提有多骄傲，而且我们都以进景兴瓷厂为荣”。
不仅是陈新凤，当时许许多多人像她一样以进景兴瓷厂为荣。
当年正是集中了一批配制釉料，绘画青花、器型设计等身怀绝技的老艺人，一支较强的技艺队伍迅速形成，景兴瓷厂生产的日用瓷得到高速发展。不仅满足了市场对日用瓷的需求，而且创新了一批日用瓷、陈设瓷、礼品瓷的花色品种。
有“磬声”牌正德餐具、饭具以及庆兴5寸半碗、正德汤碗、大碗、8寸平、汤盘。这些产品有适应个人和家庭的3件(头)至54件(头)餐、饭具；有适用于宴会盛席的64件(头)至110件(头)的餐具，并独具中西餐两用性。并在试验组大量生产以卫生、保温为主要特点的和合器,受到了国内外消费者的广泛青睐,一度供不应求。
“我们厂里一到年边时，就特别忙，工人忙生产，市民忙着排队购买厂里生产的“和合器”，该厂老职工高水山说，当年产品全靠手工制作，和合器的制作相当的难，在成型时需要保持一定的温度，所以和合器在年底时，才会大量生产。
正因为这样，和合器一经面世，就几乎被市民抢购一光，“当时，景德镇的老百姓都以用上我们景兴出产的和合器为荣，我们也都以厂为荣，能进到厂里工作心情就和现在考上大学一样开心。”高水山说。
经历坎坷，焕然一新
二十世纪70年代，景兴瓷厂历经了“十年动乱”的浩劫，由于当时极左思潮干扰，瓷业生产经营一落千丈，企业也是面目全非，十分艰难地运作。
1967年7月，景兴瓷厂开始逐渐恢复日用瓷生产，企业领导审时度势，着手将原改产的生产作业线逐步恢复过来，企业并开展了以班组为单位的劳动纪律、工艺操作、基础管理等方面的全面整顿，同年精制成功多种造型的瓷质毛主席塑像、毛主席语录牌和毛主席像章。
1968年，景兴瓷厂为南昌建设江西省“毛泽东思想万岁馆”烧制了大批献忠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给景兴瓷厂带来了发展的动力，为适应国内外人们对日用陶瓷需求的新趋势，景兴瓷厂强化技术开发，设立职能部门，从发挥企业优势着手，采取强有力措施，保名牌产品，创拳头产品，品种制作上，突出了一个“新”字，生产经营中，突出了一个“优”字，加强技术信息的收集和市场调研，为企业拓宽市场渠道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1981年，景兴瓷厂首次成立了美研室，由胡景文、沈浮、唐得贵、方复、黄昌校、黄扬、邱含、吴能、江汉等一大批在陶瓷艺术界有实力、有贡献的中、青年陶瓷艺术家组成。同时，厂里重建试验组。集中20多名有特技的技术人员、大中院校毕业生和经验丰富的工人，1985年，厂部又成立了“青花研究所”，先后参与科研所工作，大力开发青花新品种、新花面。这一时期，有技艺精湛的做坯工有李名球等,增加新造型已达120种，产品合格率高达80%。
1983年至1985年，景兴瓷厂连续被评为景德镇市和陶瓷系统质量管理先进单位，荣获多项ＱＣ成果发布奖。1984年实行厂长负责制，党委发挥保证、监督作用。党、政、工、团齐心协力，向全厂职工发出“艰苦创业、爱厂如家”的号召，并以此为企业精神，激励职工。景兴瓷厂由一家长期亏损单位转亏为盈。1986年,在全厂干群的奋力拼搏下,实现了年上缴利税100万元人民币,跻身于全市“百万富翁”行列。
“在1979至1985年中，有16公分青花薄胎碗获全国优秀新产品金龙奖；‘磬声’牌54头正德餐具、3头饭具、和合具获江西省优质产品奖；‘磬声’牌薄胎瓷获轻工业部优质优胜证书；‘磬声’牌庆兴碗54头中餐具获江西省陶瓷行业质量优胜称号”。说起这段回忆，余喜来嘴角也跟着上扬起来。
余喜来说，“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时，景兴瓷厂的效益达到了顶峰，当时制作的正德餐具工艺精湛，绘画技艺精美细腻瓷器生产数量之庞大，销售往往供不应求，工人们每天都热火朝天干着活，虽然辛苦，但是大伙心里可都是满足的。”
期待又一次新生
也许大家不会忘记当年位于戴家弄等里弄里的景兴瓷厂，近日，记者来到了景兴瓷厂老原址戴家弄老菜市场，景兴瓷厂已经被淹没在一栋栋新建的房屋之中，而附近丝毫也找不到一点关于景兴瓷厂曾经存在的迹象，几经周折，一位在此开店多年的李花指着店外的幼儿园告诉记者，“景兴瓷厂的大门就在这里，这一片都是景兴瓷厂”。
记者只能从残缺的门柱，新建的楼房感受到昔日的景兴瓷厂。李花还记得当年小店开业时，景兴瓷厂那时还未迁走，当年的景兴瓷厂可红火了，每天都有市民来采购陶瓷，工人上班下班人可真多，在李花的记忆中，景兴瓷厂还是那么的辉煌，那么的无与伦比。
景兴瓷厂历经了40多个春秋，在新一轮经济发展规划中，按照市委、市政府、省陶瓷工业公司的要求，景兴瓷厂转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市高新区创建的凯兴陶瓷有限股份公司，正迎来新的发展曙光。
景兴瓷厂从昔日的手工生产，景兴瓷厂经历过无数风雨，可它几乎在每一个遇到危机的时刻都能涅槃重生，这也许是奇迹。虽然它的辉煌被很多人铭记，但昔日的繁华也被更多人忘记，在十大瓷厂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同时，景德镇瓷业不断追求创新的精神并没改变。
景德镇御窑厂
明初，景德镇成立了御窑厂，宫廷瓷器开始注明皇帝的年款。
代表东方古老文化的瓷器，素有官窑、民窑之别。官窑，即官方创办的窑厂。封建社会的官窑是专为皇宫内院制造皇上用的瓷和皇帝赏赐臣僚的御瓷的御窑厂。
说到御窑厂，其来龙去脉应当是萌发于元初而兴于明清，绵延近七百多年。由于御窑厂的特权所在，历来荟萃着景德镇的陶艺精英和能工巧匠。它虽然专为皇帝烧制瓷器，而客观上则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瓷文化的奇珍异宝。除了不少流失于海外，至今尚有许多陶艺珍稀品为故宫博物院所珍藏，并向海内外游客作展示。
御窑厂是官窑的象征，是陶艺瑰宝的摇篮。历来，人们对御窑厂充满神秘感与好奇心。
一、元帝设浮梁瓷局
公元1271年，元帝国建立。蒙古族“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其服饰建筑都崇尚白色。白色的瓷器，同样成为元代帝王的珍爱之品。白瓷在蒙元统治时期的景德镇有很大的发展，优质的白瓷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景德镇设立第一所官窑———浮梁瓷局，专为元皇室烧造御用瓷器。应当说，这便是御窑厂的萌芽。
元代景德镇成功地造出枢府瓷、青花和釉里红瓷，其成就为后来明清两代御窑厂制瓷工艺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景德镇自元代起就开始有了官窑。
二、洪武大帝建御窑
朱元璋推翻蒙元帝国，建立了大明王朝，却几乎全盘承袭了元代的匠籍制度。由于祭祀、赐赏、贸易的需要，明朝开国之初就在原浮梁瓷局的基础上建立了御窑厂，世称“洪武官窑”。
洪武窑瓷器，土质细腻，胎体很薄，釉分青、白二色，以纯素者为佳。据记载，洪武窑有大龙缸窑、青窑、色窑、风火窑、匣窑等二十座。洪武年间军事上需要以瓷器换马匹用于战争，又要用瓷器扩大贸易和安抚邻邦。御窑厂烧出器型硕大的青花釉里红大盘、大碗、大罐，素朴雄浑粗豪而不失民族文化风韵，形成了洪武官窑的独特风格。
三、戏说燕王红战袍
永乐为明成祖朱棣年号。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朱棣身穿鲜红的战袍指挥作战，威风凛凛，气势非凡。第二天清晨，士兵们发现朱棣的红战袍上的霜花自然凝结成了一条腾空飞舞的白龙，以为瑞祥之兆，士气大振，战果辉煌。1402年朱棣登基为永乐皇帝。御窑厂的技师们便依照燕王战袍的故事，设计烧制出鲜红甜白的龙纹瓷器，以表示对永乐皇帝的崇敬。而这种集鲜红与甜白于一体的瓷器，一时间成为永乐官窑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景德镇御窑厂的600年
古代景德镇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市，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只是浮梁县治下的一个镇，并不具备构筑城墙的政治资本，即使它远较不远处的县城繁华百倍。令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是皇家瓷厂驻地的无比荣耀，明代御器厂、清代御窑厂均选址于珠山之巅、昌江之畔，所有的窑房与民居均以御厂墙根为中心，紧紧环绕，狭窄而密集的里弄形成环环相连的同心圆布局，即便再拥挤，这一大片成千上万镇民聚居的民房都断然不会在海拔上超越御厂围墙，以保证御厂始终处在俯视万民的优越姿态。
这座城市如同一只巨大的蜂巢，而御厂便如蜂王居住的神圣地方。虽然御厂绝不是皇宫，但却生产着皇家象征的御用瓷器，这也使得镇民们油然而生皇城根下的飘然感觉，也使得八方工匠趋之若鹜，即使不得不常常面对狐假虎威的督陶官员的征召、盘剥与压榨，但无论是墙内，还是墙外，生存似乎较其他地方更为容易，虽然，在很多时候，这只是看上去很美。
立墙
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区的大战，使明朝开国大帝朱元璋早在元末时期就应该对景德镇这一产瓷名地有着清楚的认识。镇守浮梁的朱元璋手下大将于光即在此地设有军窑，专烧军需陶瓷。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朱元璋建立起大明帝国时即着手开始御厂的建立，而不必等到其身后的洪武三十五年，也即建文四年。因而，在众多纷纭的明代御器厂建立时间的版本中，笔者还是倾向于洪武二年的，至少，即使没有御器厂之名，亦应有御器厂之实。
宋元时期，在浮梁县境内，景德镇只是众多生产瓷器的集镇之一，其声势实际上还不如湖田或湘湖等南河流域其他集镇，而自御厂立，浮梁县境内其他诸窑逐渐衰败并向景德镇转移和集中，可见皇家权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过，这种凝聚力只在明代中后期才逐渐形成，而从明早期来看，各地窑工完全处在观望状态，面对这样一个新生的皇权事物充满敬畏甚至恐惧。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令窑工们避而惟恐不及，这座对小镇来说显得巨大的御器厂的建设是否涉及强拆事件不得而知，但强征却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明《江西省大志·匠役》言：“上班匠，籍匠户例派，四年一班，赴南京工部，上纳班银一两八钱。遇蒙烧造，拘集各厂上工，自备工食。”这即是所谓的轮班匠制。对于散布于浮梁各地的窑工们来说，他们其实并没有脱离农业生产，四年一轮的赴京上班实在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情，这是正班，到御器厂工作则并非正班，窑工们自然可以拒绝，然而“拘集”二字却分明地证实了官府血淋淋的强征事实。
不过，能“有幸”被强征者必是高匠，大约区区三百余名，明《江西省大志》记曰：“御器厂23作，有工匠334名。”但所有的窑工都有被强征到御器厂的概率，这种强迫劳动的手段确实令人不齿，因而至少在明代早期，并没有多少民窑斗胆聚集于御厂墙根下，处在极弱小的状态，湖田的窑火依然鼎盛。
御器厂的产品虽然仅供皇帝专用，绝非商品，但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却显得超强。尤其是在明早期，害怕民窑剽窃已到了神经质的地步，甚至常以杀头令来明令禁止民窑生产某些产品，当然其本质目的是防止贱民们有辱皇家威仪。
明宣德早期，御器厂已库存了数量颇大的洪武、永乐时期的落选御瓷，不得不考虑处理事宜，督陶官丝毫不敢怠慢，打碎以后选择在平地仔细掩埋。此后，从宣德直至明中期，这一处理方式都得到延续，只是越来越显草率，明代中期时已混同于其他窑业垃圾之中，而明代晚期则几乎无迹可循，这表明在明代晚期出现了贪婪而大胆的变卖落选御瓷的行为。
晚明的嘉靖、万历二帝在位时间极长，但头脑显然与明早中期帝王相距甚远，有如此不精明的皇帝，御器厂出现集体侵吞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向御厂墙根聚集的窑工数量也突然猛增，嘉靖时期已是“主客无虑十万众”，并出现了大型手工工场。这种非正常的增长，表明御器厂的督陶官员们及地方官员们已从单纯残暴的压迫和钳制转向官商勾结，甚至直接投资，而其间很可能也涉及到炒作房地产的行为。
晚明景德镇暴富的消息不胫而走，以致“弹丸之地，商人贾舶与不逞之徒皆聚其中。”这似乎是御器厂愿意看到的现象，既可趁乱敲诈勒索，更可将本应是御厂烧造的部分瓷器强迫转嫁到民窑中烧造，从而大发其财。由于晚明景德镇瓷器几乎垄断了国内外市场，民窑工场主们即使被大肆盘剥却依然能够获取丰厚利润，而即使是个体户亦能安然度日。
《醒世恒言》中即说到了这样一个小业主：“就其中单表一人，叫做丘乙大，是个窑户，一个做手，浑家杨氏，善能描画，乙大做就瓷坯，就是浑家描画花草人物，两口俱不吃空，住在一个冷巷里，俱能度日。”虽是虚拟，却极形象地表述了晚明景德镇小民的讨食生活。
官、工、商、民之间似乎已经达到了某种平衡，这种平衡使大家都能够相安，保持一种表面的繁荣，直到更为残暴贪婪的潘相的到来，这一切平衡瞬间被打破。
景德镇艺术瓷厂的白金年代
在繁华的珠山中路瞎逛，随意找一个路口探索。七拐八拐后豁然开朗，有一条古色古香的“红店街”，连接了莲社北路，正对着的那处繁华，许多年前曾矗立着景德镇乃至中国陶瓷业的翘楚——“艺术瓷厂”。
顾名思义，“艺术瓷厂”以生产釉上装饰陈设艺术瓷为主，它是一个在景德镇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名字，是时代的产物，亦是时代的象征，仍在影响着时代。诞生之初，它就好似一处收集无数陶瓷秘密的百宝箱，囊括当时红店、作坊业的精英，旧式传统在这里融汇，被继承、发展和创新。即使在停产改制后，“艺术瓷厂”这块招牌仍旧发光，因为它对整个景德镇乃至陶瓷界的影响，已经渗透进骨血里。
那么自1958年9月成立，1998年停产改制，“艺术瓷厂”这40年里是怎样光景？我们探访那些与“艺术瓷厂”同呼吸共命运的人物，在他们的回忆里，穿越到“艺术瓷厂”的白金年代。
一、诞生的秘密
“艺术瓷厂”的前世今生，徐焕文一路见证。和他的出身一样，“艺术瓷厂”可谓出身名门、根正苗红。
解放初期，业仍然很困难，有资料显示：陶瓷业主大量破产，百业萧条，工人大量失业；陶瓷艺人四散，有的流浪，有的返乡，有的甚至上山为僧，四处寻求生活的出路；存者也是惨淡经营，难以维持，曾经制造出无数美仑美奂的瓷器的景德镇陷入历史底谷。
徐焕文经历过那些苦难。尽管他的父亲徐永权（名韵泉）是近现代陶瓷名家，1912年就读中国陶业学堂，师从周小松；后任教于江西省立窑业学校，担任绘瓷指导员；20世纪30年代在景德镇开设“三友瓷店”，擅长人物瓷画。但是父亲英年早逝，徐焕文12岁就进入作坊学艺，1953年底进入美术生产合作社，师从汪野亭之子汪少平学习粉彩山水。从此，他从普通社员到生产小组长、生产大组长、美研所副所长，和“艺术瓷厂”一同成长。
就在徐焕文进入美术生产合作社那年，组织上派赵渊来景德镇担任市委书记。赵渊在景德镇一干就是十余年，他和夫人韩光的到来对业特别是“艺术瓷厂”意义重大。
美术生产合作社1952年成立，初期只有彩绘，不过十几、二十人，此后几年里它不断根据“指示精神”、行业改造扩大，合并了景德镇第一、第三、第四工艺社的彩绘部门以及东风瓷厂的新彩部，陆续更名“美术合作工厂”、“工艺美术瓷厂”。1958年9月24日，景德镇市政府下发文件，工艺美术瓷厂和出口瓷彩绘加工厂联合组建“艺术瓷厂”，三天后，借了第六小学的操场举行成立大会。整座瓷厂由景德镇手工业者、作坊从业者组成，加上后来从建国瓷厂选拔了一批人才、带徒传艺选拔了一批新生代，瓷厂成立时职工达到5138人。
建国初期为了发展经济，景德镇建设了很多陶瓷工厂，如：建国瓷厂、人民瓷厂、艺术瓷厂、雕塑瓷厂、为民瓷厂、宇宙瓷厂、光明瓷厂、红星瓷厂、东风瓷厂、红旗瓷厂、景陶瓷厂等大型瓷厂及配套企业原料总厂、陶瓷机械厂、瓷用化工厂等，这些企业又自办大集体、小集体。作为地方性国营瓷厂，不少瓷厂的成立带有官方色彩，和体制紧密相连。彼时这样的陶瓷工厂几乎覆盖了景德镇这座城市的“核心”，艺术、建国、人民、东风瓷厂等著名瓷厂的厂区、门市部都设立在城市心脏位置，距离行政中心最近，又坐拥繁华的商业地段。
这些瓷厂中尤以“艺术瓷厂”最具代表性，韩光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身份兼任艺术瓷厂党委书记，当时对“艺术瓷厂”的建设就是举全市、全陶瓷界之力将它打造成样板工厂，它的每一个“动作”都会成为界的风向标。全厂职工曾分散在莲社北路、珠山中路原群英堂蔡家街、中华南路口（现新跃广场附近）的美术彩绘大楼和门市部、珠山东路、薛家坞、江家坞等处办公，瓷厂规模之大可想而知。让人惊叹的不只是瓷厂的规模之大，还有所有人拧成一股绳的精神。莲社北路占地12亩的宿舍建造时，只用了14天就突击建成了三层楼房。艺术瓷厂在莲社北路的彩绘大楼足有八层，说它是举全市、陶瓷界之力建设不足为过，它的第一层为包装车间、展厅，第二层是美研所，第三层至第六层是各个车间，第七、第八层是烤花车间，彩绘大楼建设完全现代化，甚至建设了直达电梯。
1966年文革开始，省革委会提出在瓷器行业中精简一万人的决定，景德镇变通之后，从“艺术瓷厂”分离出“陶瓷彩绘合作工厂”（后来的新光瓷厂）、曙光瓷厂、景德镇建筑公司，并且调拨一个成型车间给宇宙瓷厂，整座工厂只剩两千人，徐焕文最初的美好时光接近尾声，“文革”开始。但是不管规模如何变化，社会如何变化，诞生之初，“艺术瓷厂”就是“典型”。
二、瓷业高峰在此都
作为样板打造的“艺术瓷厂”，绝对不是虚有其表，它的“软实力”也是首屈一指，成立之初，它就拥有很多从许多身怀绝技、手艺顶尖的陶瓷艺人，技术力量最强。
作为全厂1/5138的徐焕文清楚地记得：“1960年至1966年是最鼎盛时期，那时候老艺人都很年轻，40、50岁，精力旺盛，每个人的实力都很强。”除了师傅汪少平，因为或多或少有过合作，他印象最深的是毕渊明、章仕保、吴康、王小凡、叶震嘉、赵惠民、常兆新、涂菊清等前辈和同事。
为了激励陶瓷艺人，肯定他们的成就，表彰他们的贡献，景德镇在1959年和1961年分两批授予35名身怀绝技的艺人“陶瓷美术家”荣誉称号，并给予物质奖励。同时授予的还有一批陶瓷设计师、设计员职称。这就是徐焕文记忆中的“三段职称评定”，艺术瓷厂有近十来人获得“美术家”称号。他的后辈、现为著名陶瓷评论家的曹新民对此进行过统计：1959年之后评定的5批共55名美术家中，“艺术瓷厂”有18人。
关于“艺术瓷厂”的知名陶瓷美术家，有一份并不完整的名单，上面有：毕渊明、章仕保、吴康、王小凡、叶震嘉、赵惠民、常兆新、涂菊清、潘文复、章亮、章文超、王隆夫、田慧棣、翟筱翔、沈盛生、徐焕文、邹甫仁、余文襄、叶冬青、陈先水、周湘甫、叶震嘉、常兆新、邹国均、汪昆荣、吴元清、王一亭、王鹤亭……许多人物现在只能从历史和瓷器中品读，可谓“家家抱荆山之玉，个个握灵蛇之珠”，各怀绝技。
那些留在历史中的人物，手艺到底神奇到何种地步？郭沫若创作的《访景德镇》一诗给出了答案。这首流传较广的七律诗，是他在1965年参观“艺术瓷厂”之后即兴创作。据曹新民考证，最初成诗时，郭沫若写的是“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宋代以来传信誉，神州而外有均输。贵逾珍宝明逾镜，画比荆关字比苏……”在《郭沫若游历诗选》出版时，为说明景德镇独一无二、的特点以及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期盼，最终修改为：“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景都。宋代以来传信誉，神州而外有均输。珍逾拱璧明逾镜，画比关荆字比苏。技术革新精益进，前驱不断再前驱。后来居上数东洋，夺取万邦瓷市场。年进美金七千万，数逾赤县十番强。花纹形式求新颖，供应需求费较量。国际水平应超越，发扬光烈莫徜徉。”
先抛开诗中描述的出口创汇不谈，仅从几位陶瓷美术家的个人经历管中窥豹，就能发现“艺术瓷厂”在艺术纪念瓷和国家礼品瓷方面的成就十分了得。早在1958年，景德镇为庆祝建国十周年成立小组，专门为人民大会堂江西厅画陈设瓷，这个任务就下到了艺术瓷厂、陶研所。徐焕文画的一块5尺2的瓷板“英雄城南昌”，和王锡良的“井冈山”、胡献雅的“瑞金”、余文襄的“安源”等瓷板画一起挂在了人民大会堂江西厅。更不用说1965年时章仕保已五次为故宫博物馆复制已残破的清宫藏瓷；1972年指名由毕渊明创作的礼品瓷，以国家名义赠送给美国总统尼克松……
现在说起曾经的“十大瓷厂”，人们总会有诸多争论，有些人习惯按成立时间排名；有些人习惯按生产规模排名；有些人习惯按陶瓷创汇排名……每当遇到这样的论资排辈时，“艺术瓷厂”总是最不尴尬的一家，因为它是全国陶瓷行业获奖产品最多、品种最丰富、种类最全、单件创汇率最高的企业。
三、分工的力量
陶瓷行业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它既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智慧密集型产业。回到上个世纪的景德镇，陶瓷行业依然秉承传统的精雕细琢，“过手七十二道方克成器”，可它的管理理念并不落伍，至少“艺术瓷厂”常常“第一个吃螃蟹”。
作为地方国营瓷厂，官方对每家企业生产的产品作出规定，各司其职。1959年景德镇市政府在“关于陶瓷企业产品特色分工的决定”中，对各大瓷厂的生产种类进行划分，通俗的说法是：艺术瓷厂生产艺术瓷，雕塑瓷厂生产雕塑瓷，光明瓷厂生产青花玲珑瓷，建国瓷厂生产颜色釉瓷，人民瓷厂生产青花梧桐餐具……由于“艺术瓷厂”采用釉上装饰分工，根据这份文件，“艺术瓷厂”开始以陈设艺术瓷、粉彩工艺瓷为主打产品。
几乎就在分工确定的同一年底，“艺术瓷厂”集合30多位陶瓷艺人，成立景德镇第一家“美研室”，后来技术人员越来越多，1963年升级为美术研究所。这个机构和特种工艺研究所、陶瓷壁画研究所一起，并称为“艺术瓷厂”的新产品开发研制机构，是整座工厂的智囊和心脏。按照工序，整座工厂还划分出成型、烤花、彩绘等生产车间。其实这样的机构设置，更像是传统作坊的规范版、扩大版，十分灵活，既保存了陈设艺术瓷、粉彩工艺瓷这类主打拳头产品的优势，又不丢失厂里在古彩、墨彩、洋金、刷花、综合装饰、青花玲珑等彩种的技术力量，为打造“全能型”陶瓷工厂奠定基础。
1990年出版的宣传册《瓷国明珠》中记录，“艺术瓷厂”生产上有设备先进的原料精制、机压成型、离心注浆；高超娴熟的手工拉坯、利坯，奇特的刀刻、镂空，精巧的堆雕、镶接等；工艺制作成龙配套的作业线，色调粉润柔和的丝网印花，精湛绝伦的彩绘技术加工，外观漂亮的彩色包装，以及隧道油窑烧成，电子微机调控的电炉烤花，全厂整个生产过程堪称第一流。
整座工厂产品涉及彩类11种，花色品种1750个，生产的产品有：以粉彩为主的中胎、薄胎系列瓷、花瓶、缸、钵、凉墩、瓷板、瓷盘、壁画、皮灯、方复、异型以及西洋陶瓷等，还有洋金、贴花餐具、茶具、酒具和青花色釉陈设瓷、日用瓷、彩色玲珑瓷以及综合装饰的各种系列瓷。可谓品种繁多、规格齐全、造型新颖，质地洁白，高中低档皆备，大至两米多高的万件花瓶、长逾百米的鸿篇巨制的壁画，小至不及盈指的单件花瓶以及薄如蝉翼的薄胎瓷，装饰题材十分丰富，有花鸟虫草，赋花鸟以神韵；有飞禽走兽，呼啸于山林，搏击于长空；有山川美景，再现大自然的婆娑之色；有古代人物，神情并茂，娓娓动人；有图案纹样，工致繁密、吉祥如意……“穷春晓秋冬之变化，图川流峰岳之精神”、“展神仙佛道之貌，写先哲名媛之美”、“描奇花异卉之天香，绘锦禽彩翎之国色。”
细致的分工合作，从瓷厂成立之初就可见端倪。1962年，“艺术瓷厂”接到任务要创作莲塘清晓、云岩探宝、东郊新秋、昌江瓷艇、珠山挺秀、公园揽胜、旧城春色、高阁临江这“瓷都八景”，这次人物就是由美研室分工合作完成，徐焕文、邹国均、汪云泉、陈耀星、邓必诏主创，汪少平、施宁旺填瓷，赵惠民、傅尧笙执笔人物，毕渊明赋诗题字。
明确分工之下，每家瓷厂都拥有自己的品牌，艺术瓷厂的品牌最为醒目——“景德镇牌”和“福寿牌”，一个以城市命名，一个福气吉祥。因为供不应求，连买瓷器都得开后门。
四、最好的时光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人眼中，“艺术瓷厂”最辉煌的年代也不尽相同。有些人说是成立之初；有些人说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有些人说是1980年至1990年；还有人认为，它一直都在最好的时光。
1986年退休后，徐焕文在厂里继续画了8年，一直画到最后一张画桌消失。他无法忘记创业最初的热情，也无法忽视改革带来的繁荣。所以在他眼中，艺术瓷厂有两个白金年代，一个是1960至1966年，一个是1980至1990年。
和徐焕文不同，曹新民、张茂生、徐星都经历了上山下乡，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进入艺术瓷厂。在那个年代进入瓷厂，被他们认为是一种光荣和幸运。当时瓷厂是景德镇最好的单位，更何况进入的是鼎鼎有名的艺术瓷厂，且不说厂里生活设施完备、待遇优越，只看学习的机会，也比别人多。
不过三个人眼中的白金年代完全不同。
1971年进厂，学烤花，现在是知名陶瓷评论家的曹新民说：“白金年代在1985-1995年。当时很多瓷厂停工，艺术瓷厂照发奖金。这个时期生产了很多可圈可点的产品，不少喝国家大事紧密相连，政治影响、社会效应、经济效益都比较深远。”
1972年进厂，学雕塑，现在是著名陶瓷造型师的张茂生说：“1976-1982年最辉煌。刚成立时还是摸索阶段，这个时期的含金量最高，既有老艺人启下，又有新生代承上。”
1975年进厂，学成型，现在是艺术瓷厂副厂长、美研所所长的徐星说：“从1958年成立到1998年停产，40年间它一直辉煌。尽管期间有些波折，但是它是景德镇艺术家的摇篮，培养了大批艺术家，至今还在影响时代。”
或许，那段“拿奖拿到手软”的历史，最能说明，怎样才算一座瓷厂的白金年代。
1980年，“福寿牌”粉彩瓷荣获国家金质奖；1983年，“景德镇牌”薄胎瓷荣获国家银质奖，1989年又获北京国际博览会金奖；1986年，“景德镇牌”瓷板画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杯奖”；1988年，“福寿牌”古、墨彩花瓶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银杯奖”，1990再获“金杯奖”；1989年，粉彩瓷、薄胎瓷、金斗方龙凤贴花产品分别获得全国出口瓷评比金牌奖、银牌奖……
这些是《瓷国明珠》中的记载。据载，该厂还有38项产品分获部优、省优称号。名牌优势使该厂产品远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少精品佳作选入国家礼品瓷，许多艺术作品被世人珍藏。
也是在1988年，艺术瓷厂为应对市场的激烈竞争，在管理体制、用工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大胆改革，当年实现利润105万元，一挽颓势，重新回到“百万富翁”行列。
名利双收，当然是最好的时光。
五、瓷厂夫妻档
如果事业、爱情能够双丰收，不论在哪里、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是最好的时光吧。这些话，完全就是潘文复、田慧棣的真实写照。像他们这样同班同学，又进入同一家工厂研究陶瓷，这样的夫唱妇随、琴瑟和谐，不仅在艺术瓷厂的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也是整个陶瓷界的一段佳话。
潘文复和田慧棣两人都出生于1938年，巧合的是，两人的家庭背景也十分相似。潘文复出生于景德镇，生长在陶瓷美术世家，叔公潘陶宇是清末民初粉彩瓷画名家，父亲潘庸秉是景德镇首批陶瓷美术家，师承陶瓷名家张志汤专攻粉彩绘画；田慧棣出生于浙江上虞，生长在书香门第，父亲田萱与大画家吴昌硕交往甚密，家中藏列的书卷、字画使她从小受到美术启蒙。1958年，两人同时考入学院美术系，成为首届学员。潘文复得益于名师张志汤培育，又好学求进，大学毕业就进入艺术瓷厂美研所。田慧棣求学期间受青花名师聂杏生画艺影响颇深，留校任教青花专业课两年后，才追随爱人的脚步调入景德镇市艺术瓷厂试验组，担任造型设计、釉下装饰设计工作。
世界很大、天地很广，两人兴趣广泛，想法却很简单，全心全意研究陶瓷工艺。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是以车间为家，吃住都在厂里烧炼或者成型车间，最简陋的窑房住过、最传统的柴窑烧过，失败了互相鼓励，然后重新再来。
这样的随性达观、单纯坚持，很快带来效果。潘文复成功创制了高温色釉粉彩，开拓全新的陶瓷装饰语言；田慧棣也创造性地用稀土原料配制材料，研制出的稀土彩色玲珑瓷艳丽莹润、装饰色彩丰富又有变化。
外人看来，这对夫妻好像总是腻在一起，他们当时都把目光放在研究釉色、原料、造型、新工艺之上，不过他们得出的结论和绘画方向却大相径庭、互相独立。
潘文复时而浓烈时而淡雅。他擅长高温色釉装饰，他有厚实的传统粉彩瓷画功底，善于表现山水、人物、花鸟，作品既体现材质的自然美，又具有工笔瓷画的意趣。他能熟练掌握运用色釉7大类30多种色调的性能运用于陶瓷装饰。
田慧棣富于女性特质，清丽雅致。她擅长青花瓷画、色釉综合装饰，题材多以花果、山水为主，作品构图考究，布局平和自然，设色清丽雅致，轻松悦目，注重材质美的运用。
两个人好像较着劲得奖。1983年经有关部门鉴定，潘文复创制的粉红、淡绿、淡蓝、淡黄五彩玲珑釉为国内首创，并获江西省科技成果二等奖、轻工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他的代表作品《金色桂林》300件梅瓶，参加在上海举办的第二次全国陶瓷艺术展览，并于1978年获美术作品评比一等奖，被馆收藏。田慧棣也不甘落后，她的主要代表作“青釉白花瓷”和“彩色玲珑300件皮灯”分别获得全国第四届工艺美术创作设计评比一等奖全国首届稀土“神农杯”特等奖、轻工部优秀新产品“金龙奖”以及多项省市级奖。
别以为，这样的一对夫妻就是“工作狂”，他们热爱旅游、享受生活，许多名山大川都曾留下他们的足迹。即使在下放的三年时间里，两人也淡然以对，该如何生活就如何生活，努力活在当下，从生活中寻找乐趣。他们是爱人，也是知己。
回忆起过去，最让田慧棣骄傲的，不是潘文复当过艺术瓷厂厂长、她当过特种工艺研究所的副所长，而是两个人努力试验出来的成果，能够投入生产，为厂里带来巨大效益。
事实上，这对夫妻档的努力，也是艺术瓷厂很多“双职工”家庭的缩影。
六、上阵父子兵
尽管是按照现代化陶瓷工厂建设，在“艺术瓷厂”，一直保留对拜师学艺这项传统的尊崇，不管是谁、不管哪个工种，都要拜师，在师傅的带领下学手艺。一般学徒时间为三年，学成才能晋级、加工资。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因为时代的特殊性，厂里除了会对外选拔有资质的学徒，也允许带子传艺。“毕老虎”毕渊明和女儿毕德芳，“雪景大王”余文襄和女儿余慧光，“刷花宗师”陈先水和儿子陈晓亮等人，王隆夫和女儿王淑凝，都是由父亲亲授技艺。
这些“父子兵”中，也有人特立独行、另辟蹊径，吴锦华就是其中代表。
他的父亲吴康字季铭，13岁师从邓必诏学画瓷上人物肖像，16岁首次试制成功彩色瓷板画像。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吴康近师王琦等陶瓷名家之技，远师古今中外丹青名家画风之长，所绘肖像传神逼真，1959年被景德镇市委市政府授予“陶瓷美术家”称号。吴康也是艺术瓷厂的元老，他对艺术瓷厂感情深厚，当初成立陶研所，他拒绝邀请留在瓷厂当一名工人。吴锦华常说：“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长大的孩子。”不仅是因为从小随父亲学习陶瓷绘画，也是指在艺术瓷厂美术研究所工作的那段日子。
从小他就意识到，这里有一群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常常在彩绘大楼一楼100多平方米的大厅流连忘返，因为这里是老艺人的工作室，就像学堂，每个人一张桌子，每行三张桌子排列开去，老艺人们十分准时，上班时间一定能看到他们埋头苦干。严谨的气氛之中，突然就会听到毕渊明老师高声地吟诗作对，一种文人的豪情又油然而生。也许就是这样的从小耳濡目染，他没有传承父亲陶瓷肖像画的衣钵，而是以子侄辈的身份向老师傅们讨教，集众家之长，最终确定自己的风格。他一直认为：“艺术瓷厂是培养人才的最好学校，这里有最知名、实力最强的艺术家。”
艺术瓷厂锻造了他，像他这样的“异类”也给厂里带来一股新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景德镇有部所、省所，他们搞了很多创新，官方也支持他们。这个时候艺术瓷厂也困惑，于是像吴锦华这样的年轻人，在厂里学习之后的同时努力考取专门的陶瓷院校，从院校深造之后他们带着新的观念回到瓷厂，成为“承上启下”的一代。
七、订单和交易会
回到郭沫若的诗，诗里曾描写：“……后来居上数东洋，夺取万邦瓷市场。年进美金七千万，数逾赤县十番强。花纹形式求新颖，供应需求费较量。国际水平应超越，发扬光烈莫徜徉。”这些并没有夸大其实。有数据显示，1963至1978年，国家每年外汇储备在1亿至1.8亿美元区间，景德镇瓷器每年为国家换得三千多万美元的外汇。景德镇瓷器成为世界陶瓷贸易的主要商品，也成为国内市场紧俏商品，景德镇俨然成为世界陶瓷的生产工厂。
那么，特别是艺术瓷厂的瓷器，究竟通过何种渠道销售，从而制造出财富和陶瓷紧俏的神话。
订单式生产，一度是艺术瓷厂经营的主要方式。每年本市的销售公司、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外省市进出口企业都会提前预定瓷器，大部分瓷器通过出口赚取外汇，还有一些通过友谊商店销售。
艺术瓷厂的产销有着明确分工，艺人和工人只管制造，不管销售、不管钱；销售部门负责和进出口部门、友谊商店等单位沟通，了解市场讯息。这样的直接式订单生产的好处，是生产时能有的放矢，节约生产上的资源和人力。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艺术瓷厂实行外贸出口代理制。当时的治厂方针目标是：完善承包增效益，努力扩大国际市场，巩固国内市场。进一步强化质量意识，把产品质量放在首位来抓；充分发挥技术力量的绝对优势，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在“艺术瓷厂”，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件参展、参赛作品创出单件最高价；某家公司预付数万元定金，只为一套瓷器；某次交易会，为厂里带来巨额订单。
第一届节上，该厂王隆夫、翟筱翔主创的“六鹤同春”双千件瓷瓶，因为采取手工成型、利坯，整个创作耗时三个月，难度巨大。这件作品在陶瓷节上获奖后，当场被印尼华侨以12万元的价格收藏。
1989年，该厂为香港中艺公司制作一套244件的皇家仿古瓷，一套价格超过5万元。当时厂里制作了500多件，拿走244件后剩下的都存入仓库渐渐被人遗忘，直到仓库纤维板腐烂，这些瓷器才重见天日。曹新民查证后，写了一篇《清同治皇帝的御婚瓷在景复制》的文章，并且得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耿宝昌先生证明，这套瓷器立刻身价倍增，创造出“一篇好新闻为瓷厂带来十万效益”的奇迹。
田慧棣制作了两个稀土彩色玲珑的皮灯，一个留在厂里，一个被日本夫妇15万元买走。1966年，她和陈先水合作一套咖啡具，由她造型，陈先水刷花，当时这种特种产品的高档日用瓷稀少，二人奉命带着这款新产品去广州参加交易会，当即有不少销售商提出订货。最后因为批量生产的难度过高，厂里不得不放弃订单。
吴锦华的代表作“盖世无双脸谱碗”创拍卖价一百万美元，这件当代陶瓷工艺史上空前的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就是在艺术瓷厂时创作。
……
八、教育和瓷厂
因为有雄厚的资金支持，艺术瓷厂显得尤为独立，它有自己的食堂、医院、澡堂、礼堂、保育院、哺乳室，还有自己的学校，其中学校是瓷厂投入最大的地方。它的子弟学校又名五七中学，除了基本课程之外，专门请厂里的陶瓷专家授课；它的721大学，就是后来职工大学的前身。
最关键的是，艺术瓷厂自建起就拥有众多的名家大师，世家后裔和瓷苑新秀，它好像一具孕育母体，培养着各种和陶瓷艺术有关的人才。1990年，该厂获高中级职称人员达410人,是国内著名的艺术陶瓷重点生产，出口基地之一，在海内外赢得了“瓷国明珠”的称誉。
即使在文革时期，艺术瓷厂也通过制作“井冈山”牌瓷质收音机盒子度过难关，为何后来没有躲过市场经济的浪潮？是多年固定化产销模式制造出的惰性；是各地友谊商店积压的欠款；还是其内部早已损耗殆尽……我们不得而知。尽管内心特别不好受，却也无能为力。
我们无法一一统计那些曾经在艺术瓷厂工作的人，但是这些人和他们从事的事业至今影响整个陶瓷界。这些，才是艺术瓷厂留给景德镇、留给世人的最大财富。
景德镇乐天陶艺基地落户景德镇市雕塑瓷厂
天空湛蓝，春风沸面。5月1日，景德镇乐天陶艺基地在景德镇市雕塑瓷厂正式成立。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远长，景德镇市瓷局、雕塑瓷厂、乐天陶社等有关负责人出席成立仪式。刘远长宣布陶艺基地成立，同时第三届乐天创意集市开市。
乐天陶艺基地位于景德镇雕塑瓷厂后门，是一座具讲厅和工作室为一体的LOFT式大空间。“五一”期间，陶艺基地将现场为陶艺爱好者们表演刻花、陶艺装饰、釉上彩绘、青花、手工制陶、传统手制毛笔、竹艺等，同时还可以体验拉坯、青花和捏泥。让陶艺者可以一边向景德镇的大师学习陶艺制作技巧，一边玩转景德镇这座“陶瓷历史博物馆”，分享陶艺带来的乐趣。
记者在第三届乐天创意集市中看到，120个摊位的创意作品大到三米，小到手指甲，有时尚的或怀旧的、日用的或休闲娱乐的、平面的或空间的，有戴在身上的陶瓷项链、耳环，有实用器具花瓶，有挂在墙上的陶艺瓷板、台灯，有纯粹装饰摆件等等，琳琅满目，每一件都非常精致。特别是挂满饰品的竹编菜罩、摆满饰品的五豆装饰架，更是吸引了游客与淘宝者的眼球，甚至还有不少国外游客前来光顾、浏览。
据乐天陶社负责人介绍，开辟创意集市则是希望给年青的陶艺学生提供小小的舞台，鼓励他们不仅可以自由的去创作陶艺，也可尽早的介入市场，把创作与市场相结合，把创作与再创作的延续在实际中操作上变成可能。同时创意小集市的开辟也能为景德镇的陶艺文化发展带来生机，年青人的创作力与活跃文化气氛能为千年瓷都带来新鲜与能量补给。建立陶艺基地是为陶艺家和广大热爱陶艺的人士，提供欣赏陶艺及制作陶艺的艺术交流空间，旨在“乐天搭台，众艺唱戏、艺术交流、同促共进”，推广陶瓷文化。
景德镇“人民瓷厂”厂名的来历
“人民瓷厂”厂名是如何得来的？这里面有个小典故。
2010年，《人民瓷厂志》编撰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为了更好地挖掘了解人民瓷厂的历史，厂部召开了一个有十多位老工人、老干部参加的座谈会。会上，1960—1968年曾在新平瓷厂（人民瓷厂前身）任党委书记的余宝恩同志作了一个长篇发言，披露了人民瓷厂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其中，他谈到了“新平瓷厂”是如何改厂名为“人民瓷厂”的。他的这部分发言内容主要如下：
“1966年‘文革’风暴初起，我这个新平瓷厂党委书记理所当然成了厂里的头号‘走资派’。在一片‘打倒’、‘火烧’、‘油炸’的声讨声中，我不但要接受无休止的批斗，还要处理厂里的工作，因为那时我还没被免职，还得为厂‘负责’。造反派有些事还要我签字同意——其实就是走个过场，他们做什么都是‘革命行动’，我这个‘走资派’哪能不同意？这就像上海‘安亭’事件，明明是王洪文率造反派卧轨拦火车，还得要‘走资派’上海市委领导承认这是‘革命行动’，承认上海市委是镇压工人运动的刽子手。而上海市委也居然就签了这个字。在那黑白颠倒的岁月，这类在正常时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屡屡发生。
9月上旬的一天，我在办公室听到行政大厅一片喧闹声，急忙出门一看，只见十多个造反派气势汹汹地吼道：‘走资派余宝恩滚出来！’我胆战心惊地‘滚’到他们跟前，说‘我是余宝恩，革命小将有什么指示？’话音刚落，一个头头模样的人对我吼道：‘余宝恩，你为什么贩卖封资修的货色？’我头脑再灵光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好在头头并不是要我回答，自己马上挑明了主题：‘你们厂为什么叫新平瓷厂？’是啊，为什么呢？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头头肚子里可能有点墨水，他说：‘新平是复古，是对封建皇帝的歌颂。（狗屁，景德还是皇帝年号呢，“景德镇”不更是复古？我在心里暗骂道，但脸上还是一副温顺虔诚的样子。）新平是要歌舞升平，我们共产党人要斗争，要暴力革命。新平这一名字，必须砸掉！’我立即鸡啄米似地点头回答，应该砸，应该砸。那么，这个厂该换个什么名字呢？我心里马上想到‘革命’、‘造反’，‘反修’等当时风行的字眼，但还没等我开口，头头突然拿出《毛主席语录》红宝书，面向毛主席像立正站好。我和在场所有的人马上明白，当时全国风行的“敬祝”仪式就要开始了。于是，全大厅的人都手拿红宝书，面向毛主席像，立正站好。
为了表示庄重，头头在仪式中全说普通话，是带有浓重都昌口音的普通话。
头头：‘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大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头头：‘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欠（健）康！’
大家：‘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头头：‘请大家翻开《毛主席拟（语）录》第x页第x段’（全场都在翻《毛主席语录》）
头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硕（说）：’
大家齐声朗诵：‘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头头转过身（大家知道仪式结束了），用严肃的口气对我说：‘今后，你们这个厂就叫人民瓷厂。’凭心讲，我当时就从心底里感到这个名字不错，随即信口回答:‘同意’。话一出口，立即感到不妥，马上改口道：‘照办’。当然，不照办也得照办。还好，头头没有听出我第一个回答的不敬之意，带着他的造反派呼着口号、唱着‘拿起笔当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造反歌班师回朝了。
我不敢造次，立即把其他几个‘走资派’叫到一起通报了此事，他们当然也无异议，于是就向陶瓷公司写了一份《报告》。《报告》开头就是毛主席的那段语录，再谈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大好形势和‘新平’的腐朽涵义，最后严正要求：把‘新平’改为‘人民’。陶瓷公司的走资派也不含糊，很快于1966年9月19日下了同意的《批复》。于是，新生的‘人民瓷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下诞生了。”
宝恩书记口才极佳，语言逻辑性特强，幽默风趣，故事被他讲活了，激起了会场阵阵欢笑声。我觉得，他不但为我们披露了人民瓷厂的一个史实，更对文革初期那荒唐的岁月作了辛辣讽刺和有力鞭挞。
2013年春节过后，我突闻宝恩书记去世的噩耗，心中十分悲痛。我到人民瓷厂工作时，宝恩书记已调走，我无缘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但我与他神交已久，对其十分敬仰，因为宝恩书记在人民瓷厂口碑极佳，我经常听到干部职工夸他是一位作风正、能力强的好书记。后因《厂志》工作同他接触过几次，更加深了这一印象。今谨以此文，表达对宝恩书记深深的怀念。（来源景德镇广播电视周报）
“消失”的景德镇十大瓷厂之：宇宙瓷厂
1958年9月1日，经中共景德镇市委批准，宇宙瓷厂宣告成立。在半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宇宙瓷厂虽然几起几落，但它的产品质量始终名列全市陶瓷系统第一，出口创汇第一，所获国家、部省、市、陶瓷工业公司授予质量奖项第一。它曾被外商称为“中国景德镇皇家瓷厂”，在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5月8日上午，记者走进了这个瓷厂，历经风霜的厂区大门已被侵蚀得斑痕累累，高耸入云的烟囱已不再吐着黑烟……
景德镇市第一家机械化瓷厂
1954年秋，在反复调研的基础上，中共江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经过慎密考虑，决定开发景德镇东郊地区，建设1个年产1000万件的机械化生产的新型陶瓷企业，改写景德镇1000多年以来的手工制瓷历史。
“在当时景德镇一些人的脑海中，认为瓷器就是泥做火烧出来的，手工制瓷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陶瓷用机械化生产是根本不可能的。”宇宙瓷厂党委副书记刘长喜对记者说，他们对淘机桶、搅车棍、开窑凳有着深厚的情结，认为机器可以造瓷器，煤炭可以代替窑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刘长喜说，新厂第一期工程基建投资为160万元，这在当年是一笔巨额投资，主要用于建立厂房，购买和安装机械设备。由于这是一项国家重点工程，参加建设的干部、工人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这其中有留日陶瓷工程师邹如圭、留法陶瓷工程师朱乃华、有设计经验丰富的总工程师黎浩亭、有善理基建财务的王敏等等，还有从九江、萍乡等瓷厂、轻工业部陶研所、景德镇机械厂调来的一批技师、机械师，可谓人才济济，兵强马壮。
“经过全体干部职工的艰苦奋斗，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成型由手工改为机械化生产，燃料由烧柴油改为烧煤。”刘长喜兴奋地告诉记者，1958年，我市第一家机械化瓷厂宇宙瓷厂终于诞生了。
宇宙瓷厂原为建国瓷厂第一分厂，将第十三制瓷社、第四瓷厂并入，易名宇宙瓷厂。
传说中的“九龙上天”
在刘长喜的指引下，记者来到宇宙瓷厂厂区。一位住在厂区宿舍的老职工朱桂花告诉记者，厂里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高耸入云的“卫星窑”不再冒烟，倒焰窑、原料车间和成型生产车间也已经人去楼空。
她对记者说，宇宙瓷厂最红火的时候，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是灯火通明。1959年，宇宙瓷厂在全市成功研制陶瓷生产新工艺——成型流水作业线，紧接着，一口气建成9条作业线，当年被称为“九龙上天”。
刘长喜告诉记者，机压成型和作业线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产品质量大幅度提升，为景德镇日用瓷上规模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1963年，宇宙瓷厂又着手对原料工艺进行改造，用搅拌机取代水波池，从而大大提高了泥釉料的质量，为生产出口日用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技术改造、技术革新的不断成功，为今后的产品打进国际市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65年，宇宙瓷厂一改过去的单件瓷出口，开始生产咖啡具、茶具等配套品种。
1964年，宇宙瓷厂陶瓷生产达到建厂以来的顶峰，质量一级品达到87.2%以上，产量1328.26万件。当年上缴利润158.15万元，产品质量在全国陶瓷行业排名第二，仅次于河北唐山的“玉风瓷厂”。
“米卡沙”订单带来的转变
上世纪70年代，宇宙瓷厂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迷。1976年，宇宙瓷厂开始试着生产45头西餐具。厂领导多次与外商洽谈，而外商对质量、交货数量、交货时间等方面的条件要求都十分苛刻。当时企业无论是生产能力、设备状况、技术水平以及管理方面都不具备生产高档瓷的条件。不到半年时间，因质量达不到出口瓷的要求，造成产品大量积压，资金无法周转，企业又开始出现亏损，生产经营面临严峻考验。
能不能让产品上档次？能不能将产品打进国际陶瓷市场？这不仅关系到宇宙瓷厂今后的发展出路，更关系到景瓷在国际市场的声誉和竞争能力。
“凤凰涅槃塑新生。”1977年，宇宙瓷厂接受了省陶瓷出口公司交给的1000套“米卡沙”外贸出口瓷订单。退休老职工陈新民对“米卡沙”订单的故事还记忆犹新。
他告诉记者，“米卡沙”是美国的一个公司，订货合同中，外商要求很高，条件非常苛刻，产品质量提出要达到超标准的优级产品。为了企业的生存，为了尽快使产品打进欧美市场，也为了给中国人争一口气，在那段非常时期，全厂干部职工夙兴夜寐、日夜奋战，千方百计在提高产品质量上做文章，下功夫，不断完善和改进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经过10个月的努力，终于如期完成了1000套特优级产品的交货任务。
陈新民笑着对记者说，当年坊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宇宙瓷厂生产‘米卡沙’，闭了痧”。尽管这是一句幽默话，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宇宙瓷厂干部职工在大打质量攻坚战中的艰辛。
“中国景德镇皇家瓷厂”的由来
在采访中，刘长喜用了较长时间向记者介绍了宇宙瓷厂被外国人誉为“中国景德镇皇家瓷厂”的由来。
刘长喜说，“中国景德镇皇家瓷厂”这个称号的由来，得益于“高岭牌”《红楼梦》十二金钗系列彩盘。系列彩盘由已故陶瓷艺术家赵惠民于1981年5月设计，1983年3月通过鉴定，1985年10月投产。产品的内在质量和外观质量超过GB4003——8311日用瓷高级细瓷的标准，各项技术质量指标均超过了国家标准，彩盘花纸由日本、法国印制，采用丝网膜花纸新工艺。烤花为微机自动控制。
该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后，深受美国消费者的青睐，称赞其制作技艺精湛，画面图案精巧自然，色调明快，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生动地再现了《红楼梦》这部享誉世界的文学巨著的人物形象。加上彩盘器型秀逸美观，釉面光滑平整，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瓷器的传统特色，因此被国内外收藏家视为珍品。从这以后，宇宙瓷厂就被誉为“中国景德镇皇家瓷厂”。
唯一一家“国家二级企业”
从1985年至1989年的五年间，《红楼梦》艺术系列彩盘成为宇宙瓷厂的拳头产品，其单件换汇率创全国陶瓷行业日用瓷之最，彩盘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仅1987年创汇高达473万美元。
继《红楼梦》十二金钗艺术系列彩盘之后，宇宙瓷厂还生产了4块一套的“花鸟”系列彩盘；8块一套的“紫金城”系列彩盘；8块一套的“西湖故事”系列彩盘；8块一套的“颐和园”系列彩盘。各种彩盘均被国内外收藏家珍藏，尤其是红楼梦十二金钗彩盘，如今，这些可以说是重金难求。
“一花独放不为春，满园春色花满园”。宇宙瓷厂的领军人物，不满足于高档系列彩盘的生产。不断推出新品种、新器型，《高岭牌》45头西餐具于1991年9月荣获国家银质奖。青花斗彩餐具、青花釉中彩茶具、咖啡具，远销美国、东欧、中东、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多次被省、部、国家授予优质产品奖。《国徽瓷》还被外交部指定为专供对外使馆接待外国元首、贵宾用瓷。成为对外交往的友好使者，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1989年9月28日，国务院企业管理指导委员会命名景德镇市宇宙瓷厂为“国家二级企业”。
在宇宙瓷厂档案室，记者见到了《红楼梦》十二金钗彩盘的照片，还有仅剩的一套不完整的《国徽瓷》餐具。
如今，宇宙瓷厂已经进行了企业改制，曾经的辉煌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下一个辉煌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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