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上字。
河北省考古人员在对位于河北省内丘县的邢窑遗址发掘中，首次发现了底部刻有“上”字和“高”字款的邢窑瓷器，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据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窑遗址考古队队长王会民介绍，在以往出土的邢窑瓷器中，曾发现底部刻有“盈”“官”“翰林”等字款的瓷器，此次考古人员在一个类似井的深坑中首次发现了刻有“上”字款和“高”字款的瓷器。
王会民说，目前虽然解释不了“上”字款和“高”字款具体的含义，但是对以前出土的“盈”字款“官”字款“翰林”款瓷器的解释有一定的帮助。此次出土的“上”字款和“高”字款的瓷器，字款的写法并不规矩，大小、深浅和部位都不太一致。他说，“这或许是窑工的一种个人行为，‘上’或者‘高’，大意就是这件东西是上等品的意思，有可以升官发财、家庭圆满之意。”
据悉，邢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制瓷窑场，以烧制白瓷而著名，有“南青北白”的称谓，烧制瓷器历史可追溯至1500年前的北朝时期。考古专家认为，邢窑烧造白瓷的成功，打破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同时也为各种彩瓷的兴盛发展创造了最基础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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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窑
邢窑，是唐代著名的瓷窑，五代（公元907-960年）时仍烧造。窑址位于邢台市所辖的内丘县和临城县祁村一带，是中国白瓷生产的发源地，在中国的陶瓷史中占有重要地位。邢窑遗址已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代邢窑白瓷的制作工艺，经专家研究试验已摸索探究出来，并在其主要产地临城县被仿制成功，千年名瓷重新放出迷人的光彩。
唐刑窑白釉唾壶
历史发展
唐代的陶瓷业，技术上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陶瓷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提高。由于整个制瓷业技术的提高和改进，出现了大量瓷窑，而在所有的窑口中，以南方烧制青瓷的越窑（今浙江余姚）和北方烧制白瓷的邢窑最受人们推崇，大体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越窑的青瓷和邢窑的白瓷代表了当时瓷制品的最高水平，同时著称于世。陆羽《茶经》这样评价：“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皮日休《茶瓯诗》写道：“邢窑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段安节《乐府杂录》记载，唐大中初年，有调音律官郭道源者，“善击瓯，率以越瓯、邢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李肇《国史补》中说，“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从唐代这些文献记载可知，唐代邢窑生产的白瓷，其质量是十分精美的。釉色洁白如雪，造型规范如月，器壁轻薄如云，扣之音脆而妙如方响。同时，也因其数量增多，又因其物美价廉，除为宫廷使用外，还畅销各地为天下通用。 但是，长时间以来，唐代邢窑遗址究竟在哪里，一直是中外陶瓷学者关注的问题。李肇《国史补》中有“内丘白瓷瓯”的记载，故一般研究瓷史的学者都认为邢窑的遗址当在内丘。可是，河北的陶瓷研究学者和文物工作者从1952年起到1972年，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曾对邢台地区所辖的沙河、邢台、内丘三县进行过七次考察，虽发现一些窑址，但唐代的窑址没有发现。到了1980年，又向北在与内丘相临的临城县进行普查，终于在这个县的祁村、岗头村、西双井村发现了唐代的窑址群。至此，为中外学者一
直关注的“邢窑之谜”终于破解了。所以，1992年出版的《中华文明史》明确指出，唐代白瓷“河北临城邢窑最有名”。1982年至1994年底，内丘县文化馆业务人员在内丘县境内又查出邢窑遗址20多处。
唐代邢窑白瓷，作为传世品尚未见到，但作为出土文物，在全国各地唐代遗址中却发现不少。河北陶瓷学者对邢窑出土实物标本经过分析后认为，邢瓷不论是胎质和釉质，二氧化硅和三氧化二铝所占的比重都是相当高的，无疑需要高强度的焙烧温度，据计算，邢瓷的胎质和釉质，是经过1380℃以上的高温烧成的。邢瓷的物理性能，与现代世界制瓷业最先进的所谓“硬质瓷”的烧成物理要求十分接近。河北的陶瓷学者认为，邢瓷的物测结果，为“硬质瓷”烧成于中国提供了有力证据，把薄胎细瓷的起源提前了近10个世纪。
从出土文物看，隋代陶瓷工艺没有显著进步，发展到唐代，陶瓷工艺在制工的精巧和造型与上色的艺术水平方面都有很大发展，尤其到了唐末五代，有重要发展。五代历史虽然短暂，但新的政治中心出现和新的经济因素的增长，工艺美术也有发展。江南吴越地区相对安定，陶瓷工艺尤其是青瓷在当时引起普遍重视。从明朝起流行着五代时曾出现一种所谓“柴窑”青瓷之说法，后周世宗指定烧制瓷器的釉色是“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明代记载柴窑的特色是“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古文献记载“柴窑”的名称来源于世宗柴荣，柴器之说尚无证论。
越窑的青瓷和刑窑的白瓷是唐代陶瓷中两大代表体系，在中国的陶瓷史上发出夺目光彩。绚丽的唐三彩陶瓷更是工艺史上的奇葩。陆羽的《茶经》中对越窑青瓷与刑窑白瓷做过生动的对比品评，说越窑青瓷象冰象玉，刑窑白瓷象雪。有观点认为青瓷，中国瓷器的开始。“嫩荷涵露”、“古镜破苔”是形容刑窑的颜色和动人的光洁。唐代越窑青瓷的烧制成功，在于它对温度的控制，越窑青瓷三大进步还在于烧制原料“花石”的完美运用，以至陶瓷上色均匀、柔润。“嫩荷涵露”、“古镜破苔”用来形容越窑青瓷鲜丽之颜色和光洁之动人。越窑流行的装饰纹样有莲花、牡丹、宝相花及各类动物图案，还有波斯风格的联珠纹，体现出盛世唐朝的开创精神。
白瓷的发展起步较迟，而刑窑白瓷到唐朝中期已非常流行。唐墓出土的白瓷碗，胎土白洁，细如澄泥，釉色明净，据此可以证明刑窑白瓷同样是瓷器中之上品。唐代白瓷除刑窑外其他产地之白瓷质地制工也较优良，江西州窑也是当时白瓷的中心。唐三彩一般为黄、绿、白（蓝），其发展是从汉代单色釉（绿）到北朝的黄釉绿色再到唐三彩。三彩釉陶是一种低温铅釉的彩陶器，色彩绚丽，造型生动，在唐代釉瓷中是一个很特别的品种，俗称“唐三彩”。三彩陶器巧妙利用了釉色的变化达到富丽华美的装饰效果。色釉中蓝彩较罕见。唐三彩的烘造地点主要在长安及洛阳两地，唐三彩造型丰富多彩；有生动传神感人的人物偏和动物偏，还有房屋用器的模型。
隋唐大运河遗址出土瓷器的特点
1999年，为配合基建，在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柳孜行政村发现了沉寂地下、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开挖的人工运河的河床、河堤、码头、瓷器等遗物。撩开了这条总长约五千华里、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的人工运河的神秘面纱，拉开了隋唐运河考古工作的序幕。翌年，柳孜码头遗址被评为“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被国务院公布为国保单位。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2000年4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徐苹芳、黄景略、张忠培等老专家曾这样评价柳孜运河遗址出土的瓷器：“瓷器太好了！跨越时间长，近十几个、二十几个窑口……瓷器相当重要，要很好地整理……这是一条陶瓷之路，不论是遗址还是瓷器都是极为重要的！”
一、大运河瓷器运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这个问题应是中国“陶瓷之路”提法的主要内涵。研究运河和瓷器，离不开运河的经济、运河的文化这两个大话题。这应该是两个专题。在谈到大运河瓷器运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可不可以设想划一个“运河经济文化带”呢？所谓“运河经济文化带”，即区域上以运河为中心，各种物资的分销、集聚，明显受运河的制约和影响；各种生产技术因运河相关信息而生长、传播；各种民俗民风显然在运河开通以来，因各种社会建设、城市的兴起、典章制度的确立等而派生、滋蔓等等。这有待作专题讨论。
大运河从隋到南宋早期或中期大约500多年的使用时间。在这个时间内，唐宋瓷器制造业在我国陶瓷史上处于巅峰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陶瓷制造、运销及陶瓷文化的传播应是空前的，是一块很重要的研究内容。
日用和陈设陶瓷与千家万户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这不是夸大其词。特别是在市井生活光怪陆离、繁荣而丰裕的唐宋时代。饭馆、酒肆、茶摊、药店里面；茶几、桌案、大小厅堂之上，陶瓷器皿无处不在。从陈设的仿古陶瓷，到生活必需品，连同玩耍的蛐蛐罐、专用来斗茶的各式碗、吹奏的小乐器和小动物、人物瓷塑等等，其使用范围几乎囊括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品种和用途可谓开后世之先河。一是产，二是运，三是销。运输这个中间环节给产与销架起了桥梁、铺成了通道。运河的开通为瓷器的销售打开了销路，销售数量的增加又刺激了瓷器制造业的发展兴旺，促进了工匠们制作技巧的改进提高。精美的制瓷技术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利润。唐宋时期制瓷业的繁荣、窑场数量的增多已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南北方制瓷业借运河之便利，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史实。
以国保单位运河码头遗址所在地的安徽柳孜为例——柳孜在唐代始为镇的建制，属宿州临涣县，是宋州与宿州间的要会，是运河边上的重镇。它不仅在军事上位置显要，而且在社会区域经济发展中，它同样担负起了货物集散的职能。按宋天圣十年所刻柳孜砖塔碑文的记载，柳孜当时既设监押、巡检，又有税务官，可见其所处位置应为唐州县以外的新兴市镇与草市，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方圆百里，它像海绵汲水一样，吸纳各种社会物资通过柳孜码头和大运河分销到中国的南北方；又像一道道靓丽的光束，把从全国各地运来的各种新奇物资商品，通过柳孜镇辐射到方圆百里的州县集镇，这当然包括琳琅满目的陶瓷制品。柳孜和运河一样，共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了唐宋王朝的政治统治。据史书记载和考古资料表明，仅国保单位柳孜码头遗址所在地的安徽省濉溪县，其境内约40公里的运河河段，沿途就有第城、茅城、蕲泽镇、白掸县、涣北县、柳孜等城镇。城镇的兴起，人口的增多，社会物质的积累以及全社会消费水准的提高，都说明了运河包括柳孜这样的城镇，藉运河之便利，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以上的繁荣发展与封建王朝制定了与漕运和运河有关的政策和措施是分不开的，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载：“（韦坚等）请于江淮转运租米，取州县义仑粟，转市轻货，差富户押船，并负责赔偿损坏，以增加唐中央的粮食和其他各地的土特产”。《旧唐书》卷一百零五《韦坚传》又载“（韦）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广运）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柎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韦坚的改革，不仅有了专门用来运输名瓷、酒器、茶碗等的货船，还专设了放置包括瓷器在内的地方土特产的义轮，使得漕运的数量和品类比过去大大增加，对巩固经济基础、稳定政治中枢无疑起到了巨大作用。
柳孜有没有这样的义轮呢？试想，约五千华里的隋唐宋运河沿线，五百多年的使用时间，该有多少这样的瓷器专用船和义轮啊！总之，运河开通后，仅东南系统运河，除上述小市镇外，还有宋、宿、泗、楚、扬、润、常、苏、杭等州，它们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是与运河的开通有很大关系的。那么，陶瓷器的生产、运输和销售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也应该占有相当的份额。
二、大运河出土瓷器的特点
弄清这个问题，在研究和整理运河出土瓷器方面可以少走弯路，避免重复劳动。我们知道，一般窑址的出土瓷器其时代特征和历史分期，包括自身的诸如用料、釉色、烧造工艺等特征的研究，现大部分已成定论。也有个别可归属某大窑系的新窑口刚刚发现。但除了运河出土已成定论的或刚发现的各窑口的瓷器，在研究方面有其共性外，运河出土瓷器还有其自身的以下几方面的突出个性：
（一）间接横向的社会多方面联系特点
这一特点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瓷器窑系之间的各种联系和瓷器产运销之间以及与社会各行业间的各种联系。
前一种联系是很明了的，即各窑系在地域之间，在制作技术和运用材料等方面的相互影响、渗透、融合、借鉴等等。后种联系特点似乎不是瓷器本身直接体现的。而即便是间接体现的特点，仍然是运河出土瓷器研究中不可回避的话题和难以推卸的任务。我们知道：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生活和一定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相联系，它们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同样，运河出土瓷器除上述地域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的横向联系外，瓷器制作生产与出口转运、营销辐射、政策法令等等，也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和连带关系。通过这种种联系，产生了商品流通、市场贸易、漕运河运等方面的政策和制度，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政治安定，社会发展，人口增多，需要生产更多的瓷器制品，这些社会物资的递增又培育和刺激了交通运输业、船舶制造业的发展壮大以及市场的形成和拓展。随之而形成了适应这些行业发展的社会管理和行业服务调控机制。从而使社会和市场经济在这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健康轨道上循环往复，向前发展。因此，运河出土瓷器在经济上反映出的瓷器生产同交通运输、市场营销，在政治上所折射出的与瓷器生产、运销相关的漕运制度、政策法令、行业管理等等方面的联系，便是运河出土瓷器所间接表现出的横向的社会多方面联系特点。这也是运河出土瓷器所包含的运河文化本身所特有的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特点。
（二）跨越时空的群组特点
窑址出土瓷器具有相对单一的技术制作特征，即有别于其他窑址出土瓷器的个性特征。无论窑址出土瓷器有怎样的自身发展变化，亦无论怎样分期分型分时代，它都具有要么是定窑、要么是邢窑、要么是吉州窑的个性特征。我们可以说，这是某窑口、某时代的作品。而大运河出土瓷器则不同，它是散落在河道里的舶来品和集合品，它有突出的跨时空的群组特点。它把不同地域的同时代各窑口的东西集在一起，这是超越空间的集合；它又把不同时代的瓷器聚集在了运河沿线这个同一地域相对空间内，这是时间上的集中。这是隋、唐、宋时期二十多或更多个窑口制品的大荟萃。我们在对已成定论的窑系窑口的制品进行归纳集中的同时，还要对一些非驴非马亦非牛，似A似B又像C的制品这样一些新面孔进行辨识、分类、排比。这些挤进运河出土瓷器队伍中的不速之客，更多的是一些有相似共性的群体，尚可归类。但有的则是一些带有个性的个体，无法用某窑系、某窑口的特征去归纳解释。这种情况，被有些专家戏称为“运河出土瓷器中有很多没娘的孩子。”
上述已知可以暂时归类的群组和暂不明身份的群组和个体，共同组成了运河出土瓷器标本这个大集体。这就是我们在研究运河出土瓷器标本时首先感受到的跨越时空的群组特征。无论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相类群组还是不相类群组，都有数量大、窑口多的特点。
（三）埋藏环境上的特点
运河出土瓷器在埋藏形式上，与其他地区窑址、遗址埋藏的瓷器都有地层叠压关系上的共性。唯有运河这些地层的土质较相似，多半是靠一次次黄水冲刷的痕迹及包含物来作划分的。但在埋藏环境上，大运河出土瓷器与其他地区窑址、遗址出土瓷器相比有其较为显著的特点。大运河沿线有这样一个说法，叫“黄水不过堤”。即黄河泛滥时，从西北过来的大水一般超越不过隋堤（当地群众称大运河的河堤为隋堤）。因此，在运河河堤周围，特别是北侧深3～4米不等全为黄泛带来的泥沙。河床内几乎从现地表至6～7米深的河底也全为黄泛的泥沙。而隋堤往南则为黑淤混合土。结合近年考古资料，证实了堤北唐宋时期的地层在现地表的3～4米以下。这以上的3～4米，全是历史上数百次黄河泛滥而形成的沙土堆积层。
沙土层，透气性能好，保墒性能也好。埋藏在这种土壤环境里的瓷器（少数居住遗址除外），因土层含有机质少、污染小、侵蚀少，总结起来有一些基本共性，即“新、亮、净”。当你看到有些瓷器就像刚从窑中取出的一样新，不相信这会是唐宋时代的老东西、真东西。
“亮”即通常所说的贼光。一般情况下，古瓷由于长时间埋藏，其釉面浮光会自然退去，现出油润的岁月之痕。但有相当数量的大运河出土的瓷器出土后呈现出一种贼亮的光泽，使观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光。
“净”即釉面净，露胎净。除釉面的“新亮”以外，凡露胎的瓷器（生活区埋藏的除外），都很干净。旋纹清晰，很少有附着物；如注意观察，多数有一种枯涩的感觉，但仍然很净。由于有了以上三个特点，看惯了其他埋藏环境下出土的瓷器，很多人往往不敢相信运河出土的瓷器而予以否定。我也借此机会在此呼吁一下，看运河出土瓷器时，千万要口中留情，不可简单否定。
（四）初分谱系与自立门户
我们在对上述瓷器的特点和研究方法进行定位后，接下来的工作应是对号入座，初分谱系。将其磁州窑系的，定窑系的等等归类、排队，这是不言而喻的。再下一步就是自立门户。自立门户的工作量大、难度大。这是因为这条运河兴衰几度，浚而塞、塞而疏，使用了500余年时间，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时间概念啊！大量的陶瓷器大部分经这条水上运输线，从黄河中下游到江浙，直至出口到海外，沿途各州县集镇，上上下下，集散转运，因各种变故而散落的，商铺集市里摆放的，河道里、船舶上遗弃的各种瓷器和残片，其数量是相当惊人的！仅1999年安徽柳孜考古工地发掘的900个平方米中，就出土完整的、可修复成形的瓷器几千件，隋唐宋元明清各时代可辨识窑口的南北方瓷器残片约几十袋，数10万片。这还只能是遗弃瓷器、瓷片的很小一部分。运河，是一座古代瓷器的宝库啊！所以说，原来很多不曾相识的、稀奇古怪的瓷器瓷片，找不着根据的瓷器瓷片就不足为奇了。这对我们有限的经验是个佐证，是个补充，是个考验。运河就像一条大展带，它把五六百年间我国南北方几个时代的各窑系大小窑口的瓷器展示了出来。而运河考古研究工作正像专家们所说的那样却才刚刚起步。
因此，我们要把这些运河里“陌生”的模样记下来，安个户口，自立门户，找出已知的，关注未知的，这是第一要务。待以后大运河以及其他窑址发掘工作做多了、做细了、深入了，各窑系的产品特征都大白于天下了，再做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工作。
珠山官窑遗址出土的永乐瓷器！
明代永乐白釉执壶
“官窑”就是封建王朝的皇家瓷厂，而景德镇官窑集中了从元代至清代最优秀的工匠和最好的原料，烧造出了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瓷器。
在中国五千年的陶瓷发展史上，景德镇明代官窑瓷器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其中永乐的甜白、宣德的青花、成化的斗彩精美绝伦，代表了明代官窑瓷器的最高成就。
这批稀世遗珍，是窑址出土物，因年代可靠，学术价值高，享有最权威的断代标尺，为我们广大古代陶瓷集藏爱好者及鉴赏投资人士提供了最为可靠的物证资料。
这些瓷器全都是景德镇珠山官窑遗址出土的“明三代”落选官窑瓷器贡品碎片，经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后的稀世遗珍，虽残却能代表明代官窑瓷器的最高水平和真实面貌。
今天展示永乐瓷。
明代永乐白釉单把四系壶
明代永乐（1403~1424）皇帝朱棣当政22年，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他推行节俭的政策，规定宫廷日常生活不准使用金银器，这极大地推动了官窑瓷器的生产。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陪都，两京宫廷所需瓷器大增，客观上促进了瓷业的发展。
朱棣是一个仪表堂堂而又讲究生活细节的人。他衣冠整齐，一丝不苟，为防弄乱胡须，甚至在睡觉时会戴上胡须护套。
在瓷器制作上，要求精益求精，器物制作必须轻薄规整，不许马虎。因此，永乐时期的瓷器制作可以说是明代最规整美观的，并以生产瓷胎细白，瓷釉呈半木光，温润而又庄重，精细而又含蓄的“甜白釉”白瓷最为著名。
明代永乐白釉军持 高20.9厘米
1983年出土于珠山。器身成梨形，下腹部有凸弦纹三道。唇口小颈，流细而长，流口饰凸起弦纹三道。圈足内有不匀的刷釉痕。器座为由下而上的多级台面，其与器身连接处为一中空的球状凸起物。
明代永乐白釉梅瓶
明代永乐白釉浮雕莲瓣纹束腰三足座
1983年出土于珠山。通体施甜白釉。器口作平底折腰盘。盘口饰双珠一圈，盘外高浮雕仰莲三层簇拥，束腰部饰浮雕缠枝花，底座台面绕以浮雕覆莲两圈。下部边口作凸线卷曲牙子纹，三足作云头式折而外转。其口部的一圈双珠尚有元瓷装饰的遗风，而一器装饰变形莲瓣达五层之多，当与永乐时宫中崇尚佛教有关。该器造型庄重、别致、构思精巧，是一件受石刻影响的陶瓷珍品。
明代永乐白釉三壶连通器
1983年出土于珠山。该器造型奇特。口作杯状，杯底有花形筛孔，通过颈部的内管及其下的三扁管与三个带圈足的球状皿相连通。颈之外层以镂空花纹为饰，器身饰凸起的弦纹七道，其间锥刻阿拉伯錾金纹样。从断面观察，除了三个球状皿的下半截为轮制旋削成型外，其余部分均采用模印分段黏接而成（其转折接合处作子母口），故部件多，结构复杂，成型难度大，当年成品率不会太高。
明代永乐白釉单把罐
明代永乐白釉金彩花卉纹敛口钵
明代永乐白釉八方烛台
明代永乐白釉锥花僧帽壶
明代永乐白釉双耳扁壶
明代永乐白釉盘口兽耳颈瓶
明代永乐白釉荷叶盖罐
明代永乐白釉爵
口径15.2厘米，高11.2厘米
1983年出土于珠山永乐地层。据宋人朱熹撰《绍熙州县释仪图》谓；爵的舟形口较尖的一端为“尾”，较圆的一端为“流”，口沿上的一对角形物为“柱”，腹的小环名“鋬”。该器口若舟，舟形口沿上着一对短柱，流短而圆，尾较细尖长，腹圆而浅，底似斧，有三足，外腹下部有一接头即弦纹一周，腹外一侧有一半圆形鋬，器内外均满施甜白釉，仅平底无釉，底心有支烧痕。
明代永乐白釉四系矮壶
口径17.8厘米，足径16厘米，高17.8厘米
1983年出土于珠山永乐地层。身矮腹丰，直口平肩，肩部有四系，流较粗短高过瓶口，浅圈足，足外撇，通体无纹饰，施甜白釉。其造型饱满，容量大。
明代永乐红釉刻花云龙纹梨形壶
明代永乐釉里红云龙纹梨形壶
口径4厘米，足径5.6厘米，高12.6厘米
1984年出土于珠山永乐地层。壶身作梨形，圆口，珠顶盖，弯曲流，盖沿与柄的上端各有一小系，圈足外高内浅且微外撇。壶身以釉里红绘双龙戏珠，其间饰十四朵小祥云，腹下部与盖均饰变形莲瓣一周，盖顶绘成花蕾状，流两侧与足壁绘有卷草。
明代永乐红地白云龙纹高足碗
明代永乐绿地酱彩龙纹碗
口径10.2厘米，足径4.3厘米，高5.4厘米
1984年出土于珠山永乐地层。碗内壁及圈足内施白釉，外壁绘酱彩双龙戏珠及变形莲瓣一圈。此碗为高温烧成后在外壁露白处填以低温铅绿彩，在经低温[700--800]摄氏度焙烧而成。集高，低温彩饰于一身，开启了宣德青花填黄，青花（矾）红装饰的先河。
明代永乐青花海浪仙山纹双耳三足大香炉
1994年出土于珠山东门头。束颈，鼓腹，兽形腿，颈部饰以鼓钉，双耳呈"S"形，耳与腹部连接处饰有朵云状雕件。通体绘青花山石海水。该器造型雄伟，海浪纹气势磅礴。
明代永乐青花海浪刻白龙纹大扁壶
明代永乐青花伊斯兰花纹扁壶
口径3.3厘米，足径6.8厘米，高30.2厘米
1994年出土于珠山永乐地层。椭圆形足 底施釉 径部饰缠枝菊纹一周，壶身两侧各饰伊斯兰式花纹，周绘卷草。
明代永乐青花折枝花卉纹盖皿
口径21.8厘米，足径16.7厘米，高14厘米
1994年出土于珠山永乐地层。唇口， 鼓腹，矮圈足，盖作子口式，宝珠顶。盖面及器腹部各绘折枝花卉六朵。
明代永乐釉里红梅竹纹笔盒
长31.8厘米，宽7.2厘米，高8.2厘米
1984年出土于珠山永乐地层。子母口，平底，底部无釉。盒分隔成三格。盒盖与盖内均施满釉。盖面绘釉里红梅竹纹，侧面绘缠枝花。盒身外壁绘缠枝莲。传世之瓷笔盒，最早为宣德青花器。宣德器盖内绘有折枝花，此盒盖内素面无纹饰。其盒内之分隔形式与此亦稍有不同。此件不仅年代尚早于宣德器，且为釉里红装饰，为仅见的永乐孤品，亦为宣德青花笔盒的祖本。
明代永乐青花开光龙纹执壶
明代永乐青花松树小景纹大盘
明代永乐青花六出开光莲花纹花口折沿大盘
口径40.5厘米，足径23.7厘米，高7厘米。1994年出土于珠山永乐地层。折沿，菱口，孤壁起棱，矮圈足，白砂底。白釉泛青。盘心六出开光绘枝莲花。内壁均匀绘十二朵折枝四季花卉，内折沿饰一周缠枝莲纹，外壁绘折枝莲及灵芝。青花呈灰蓝，并有黑色结晶斑点。
明代永乐青花瓜瓞纹折沿盘
口径33.6厘米，足径20.5厘米，高6.5厘米。1994年出土于珠山永乐地层。敞口，宽折沿，浅弧壁，矮圈足外撇，白砂底，胎较厚，白釉泛青。盘心绘一瓜瓞。内壁以莲花。茶花。月季。石榴。芍药。牡丹等组成一周缠枝花卉，内口沿饰江芽海水纹一周，外壁绘折枝石榴。葡萄。荔枝。桃。樱桃。白果等瑞果纹。青花色淡优雅。此器所绘瓜果丰富生动，盘心绘两个西瓜蔓叶相掩，植于园地，外壁饰四季鲜果，给人以浓郁的自然意趣。
明代永乐青花并蒂莲花纹折沿大盘
明代永乐青花牡丹纹折沿大盘
明代永乐青花海浪白龙纹敞足梅瓶
明代永乐影青刻海浪青花龙纹罐
明代永乐青花龙纹盖罐
明代永乐青花折枝花卉纹直口大碗
明代永乐青花荔枝纹窝盘（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口径29厘米，足径20厘米，高5.5厘米
1994年出土于珠山永乐地层。敛口，浅弧壁，矮圈足，白砂底。盘心绘一株地上的荔枝，内壁饰缠枝花卉，内口沿饰缠枝卷草一周，外壁饰缠枝莲。石榴等花卉。
明代永乐青花海水龙纹爵、歇爵山盘
明代永乐青花菊纹执壶
明代永乐青花折枝秋葵纹玉壶春瓶
明代永乐青花缠枝莲花纹玉壶春瓶
明代永乐釉里红云龙纹梅瓶
明代永乐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
明代永乐青花釉里红海兽纹高足碗
口径15厘米，足径4.5厘米，高10.6厘米
1999年出土于珠山永乐地层。侈口，曲壁，柱状足，足中空，施白釉，外壁宝石蓝釉，饰釉里红赶珠龙纹两条。内壁白釉，印赶珠龙纹两条。
明代永乐内红釉外釉里红点彩纹碗
明代永乐红釉高足碗
口径5.3厘米，足径4.3厘米，高10.7厘米
1993年出土于珠山永乐地层。侈口，浅弧壁，柱状足微外撇，内中空，饰白釉，内外通体施红釉，内壁隐隐可见印有双龙纹饰，碗心印有“永乐年制”四字双篆书款。由于红釉在烧成过程中的特殊原因，碗心所书“永乐年制”篆书款特别清晰，是迄今为止高足碗中纪年铭文最清晰的一件，弥足珍贵。
明代永乐黑釉双耳三足炉
口径12.8厘米，高11.6厘米
1999年出土于珠山永乐底层。折沿，鼓腹，双鱼形耳，三足。外壁通体施黑釉，内壁涩胎。腹刻白书;“永乐二十一年岁次癸卯”，吉日喜舍湖坑大桥求”从器物形制与刻书内容来看，应为祭祀用器。
陕西安塞宋代城卯遗址出土罕见五大窑系瓷器
西安７月２８日电陕西省安塞县宋代城卯遗址近日新发现了五大窑系瓷器，并首次发现了金代红、绿色釉相间的瓷碗，这为确定这一遗址的准确年代提供了非常有利的证据。安塞宋代城卯遗址位于安塞县化子坪乡城卯村北１５０米处，总面积有１０００平方米。据考古人员介绍，在首次发掘的５００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已发现有２００多个灰坑和元代基址，出土了大量的宋、金、元代的瓷器，其中有耀州窑的青瓷、定窑的白瓷、景德镇的影青瓷、磁州窑的红绿彩瓷，还包括一些钧窑的天蓝色瓷器碎片。最有价值的是一个红绿色相间的彩釉瓷碗，这种瓷碗是金代典型瓷器，它把这一遗址的年代从宋代延伸到了金元时期。另外还出土有梅瓶、盏、盆、杯、碟子、熏炉、黑白瓷马以及铜钱、铁钱、兽骨等器物。同时还发现了石制的宋代棋盘和棋子，棋子上还刻有精美花纹。安塞宋代城卯遗址之所以会有这样大规模的瓷器出土，是因为当时安塞地处宋、辽边界，贸易往来比较频繁。此次能同时发现五大窑系的瓷器，这在全国也是比较罕见的。（完）
关于唐宋瓷器上的“官”和“新官”字款问题
唐宋时期的一些瓷器上刻划有“官”或“新官”字款。其早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近些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瓷器资料的日益增多，研究者对其年代、产地和“官”字的涵义等问题展开了较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与“官”、“新官”字款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望各位同仁不吝指正。
一 “官”和“新官”字款瓷器的种类、年代、产地
迄今发现的“官”、“新官”字款瓷器的数量，据初步统计，已逾200件。有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二种，以白釉瓷器的数量为多。器形有净瓶、瓶、注壶、壶、盖罐、罐、洗、碗、盘、碟、把杯、杯、盏托、盒、枕等，以碗、盘为多。
它们的年代，最早者为晚唐时期，以浙江临安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钱宽墓和约葬于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的水邱氏墓出土的为代表；最晚者，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认为“约在赵宋建国前的辽代初年，有的则认为可到北宋后期。目前所见其出土单位有明确纪年的，以辽宁朝阳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为最晚。窑址发掘出土的，以1985—1987年河北曲阳定窑遗址发现的为最晚，均出土于该遗址的早期文化层中，其“年代不晚于北宋初年”。对于已知的非纪年单位、窑址地层出土和传世的资料，我们参照纪年单位出土的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粗略的排比，发现最晚者为北宋早期，即太祖至真宗时期（960—1022年）。由上述可见，“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具体年代为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
目前发现或可确定烧制“官”、“新官”字款瓷器的窑有河北定窑、陕西耀州窑、浙江越窑。
定窑遗址共发现“官”、“新官”字款瓷器17件，均为白釉瓷器。其历年来调查采集2件，皆为“官”字款。1985—1987年发掘出土15件，其中“官”字款14件、“新官”字款1件。窑址以外出土或发现的“官”、“新官”字款白釉瓷器的数量较多，据谢明良先生1987年统计，至少有149件，加上1985年河南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1988年发表）的16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1993年发表）的1件、1994年河北曲阳五代墓出土的1件、1995年河北定州尧方头村出土的２件等，至少有169件了。这些瓷器虽不能肯定全部是定窑所烧造，但绝大部分为定窑所生产应是没有问题的。
耀州窑遗址发现“官”字款瓷器14件，1984—1992年发掘出土12件，采集2件，均为青釉瓷器，是五代时期所烧造。
越窑遗址发现“官”字款青釉瓷器2件，均为考古调查时采集，一件器形是盘，年代为五代时期；另一件是盏，年代约为北宋早期偏晚。此外，1970年浙江临安板桥五代墓出土的1件越窑青瓷双系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墓出土的1件越窑青瓷花口盘，分别在肩部、底外侧刻划“官”字款。
二 “官”字不是“官窑”之义
“官”、“新官”字款中的“官”字，不是“官窑”之义。关于什么是官窑？目前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认识。我觉得，还是用当时人的说法来理解为妥。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从这段记载可以窥见，宋代官窑是朝廷直接管理，产品专供宫廷使用。很显然，“官”、“新官”字款瓷器和烧造它们的瓷窑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官”字也不可能是“官窑”的意思。其理由如下。
首先，烧造“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定窑、耀州窑、越窑，古代文献中或多或少都有记载，但未见朝廷派官直接管理主持烧造事宜的内容。仅见，定窑五代后周时曾派冯翱“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越窑北宋初年曾有赵仁济充“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之事。前者显然是只负责征收定窑的商税，后者也不过是官府派往越州督办宫廷所需越窑瓷的官，也非直接管理越窑的生产。再有，在当时和稍后的文献中也没有说它们是“官窑”，而且从记载的内容和相关资料中也看不出来是官窑的意思，反而在有的文献记载中倒可以推断出有的窑不是官窑。前文所引南宋叶寘《坦斋笔衡》中的那段记载，是将定州白瓷器（定窑）、汝州青窑器（汝窑）和京师自置的官窑并列。从这种行文方式中可以明显看出，定窑、汝窑都不是官窑。如它们是官窑，行文的方式将是另外的一种样子了。那么北宋时期宫廷所用的定窑瓷器和汝窑瓷器是怎么来的呢？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六二《河北道》记载，定州贡瓷器，由此可知，定窑瓷器是通过地方土贡的方式获得的。从《坦斋笔衡》中的“命汝州造青窑器”一语观之，汝窑瓷器是通过上面派烧的方式获取的。这正反映了在官窑之前宫廷用瓷来源的二个渠道。
其二，官窑的产品专供宫廷使用，所以宋代官窑瓷器至今在发掘的一般居住遗址、墓葬、塔基、窖藏中还未见到。“官”、”新官“字款瓷器则不然，考古发现较为普遍，上至皇太后陵、下到一般庶人墓都有出土，塔基、窖藏内时有发现，甚至连遥远的埃及开罗南郊福斯塔特遗址也有发现。使用的范围和对象与宋代官窑瓷器有明显的区别。
其三，古代文献中没有记录是官窑的瓷窑，考古发掘出土瓷物上的“官窑”铭，是全称，甚至还加上所在州的州名，如在安徽芜湖东门渡窑址采集的印在罐壁下部近底处的“宣州官窑”铭，不简写成“官”字。再有，古代文献中记录、学术界公认的官窑，如杭州乌龟山南宋官窑、景德镇明清官窑等，在发现的众多资料中，未见刻划、戳印、笔书“官”或“新官”字款的实例。
上述三点足可以说明，“官”、“新官”字款瓷器上的“官”字不是表示“官窑”之义。这也就是说，迄今发现的烧造“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定窑、耀州窑、越窑不是官窑。
三 “官”字是太官署的简称
“官”、“新官”字款瓷器上的“官”字虽然不是“官窑”的意思，但从“官”、“新官”字款瓷器的质量等方面考察，可以肯定与官府有关。那么其究竟与官府的何种部门有关？“官”字表示什么？我们针对此问题查阅了有关文献资料，并对相关的考古资料做了初步整理，认为可能是当时官府机构光禄寺下属的太官署的简称。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太官署的设置及其职责。
太官之名，在秦汉时期就有了。在汉代，太官令为少府的属官。《后汉书·百官志（三）》少府条载：“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掌御饮食”，下设“左丞、甘丞、汤官丞、果丞各一人”，左丞主饮食，甘丞主膳具，汤官丞主酒，果丞主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早、中期，太官令除隶属关系在有的朝代有所变动外，其余基本承袭了汉代的制度。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晚期，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北齐时期不但隶属光禄寺，而且成了光禄寺的一个下属机构。《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载：北齐“光禄寺，掌诸滕食、帐墓、器物、宫殿门户等事。统守官［掌凡张设等事］、太官［掌食膳事］、宫门［主诸门龠事］、供府［掌供御衣服玩弄之事］、肴藏［掌器物鲑味等事］、清漳［主酒，岁二万石，春秋中半］、华林［掌禁籞林木等事］等署。宫门署，置仆射六人，以司其事，余各有令、丞”。
隋代光禄寺的权限缩小，仅掌管与饮食有关的部门了。《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载：隋“光禄寺统太官、肴藏、良酝、掌醢等署，各置令、丞”。其中太官令“三人”、丞“八人”，“太官又有监膳十二人”。
唐代这种制度更加完善，并明确规定了供膳对象。《唐六典》卷第十五《光禄寺》载：“光禄寺，卿一人”，“少卿二人”。“光禄卿之职，掌邦国酒礼、膳羞之事，总太官、珍羞、良酝、掌醢四署之官属。修其储备，谨其出纳。少卿为之贰。凡国有大祭祀，则省牲、镬，视濯、溉。若三会摄祭，则为之终献。朝会、燕飨，则节其等差，量其丰约以供焉”。“太官署，令二人”，“丞四人”，“监膳十人”，“监膳史十五人，供膳二千四百人。太官令掌供膳之事。丞为之贰。凡祭之日，则白卿诣诸厨省牲、镬，取明水于阴鉴，取明火于阳燧。帅宰人以銮刀割牲，取其毛、血，实之于豆，遂烹牲焉。又帅进馔者实簠、簋，设于馔幕之内。……凡朝会、燕飨，九品已上并供其膳食。凡供奉祭祀、致斋之官，则衣其品秩，为之差降。若国子监春、秋二分释奠，百官之观礼，亦如之。凡行幸从官应供膳食，亦有名数。凡宿卫当上及命妇朝参、燕会者，亦如之。《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记载与《唐六典》相同，但极为简略。《新唐书》在讲到太官令职责时，将其概括为“掌供祠宴朝会膳食。”
五代时期大体沿袭了唐代的制度。光禄寺不但继续设置，而且职掌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北宋早期的官制基本因袭了唐末、五代之制。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之后，对五代后周的官僚机构基本没有去触动。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二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条载：当时是“伪署官并仍旧”，只是在旧机构旁增设新机构或逐步差遣临时职官。到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对此前的北宋官制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光禄寺下属机构也做了重大调整，撤消了太官署，保留了太官令。这时的太官令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一之一）》引《神宗正史职官志》载，仍“掌供膳”。这种情况在北宋晚期发生了变化，《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载：徽宗“崇宁三年，置尚食局，太官令惟掌祠事。”
从以上文献资料和对资料的分析可知，太官署（令）在汉代至北宋中期一直掌膳食之事，尤其是唐至北宋早期主掌祭祀、朝会、宴飨供膳之政。负责供膳，必然要涉及到盛装食品、用膳的器具。从前面所引文献可知，汉代是太官令下属的“甘丞主膳具”；北宋是肴藏署“掌器物”。后来虽然不见类似的明确记载，但供膳需要膳具这一点不会有变化。至于唐宋时期太官署所用膳具的质地，即用什么质料的膳具？毫无疑问，有相当部分或主要是瓷器。众所周知，东汉晚期出现了成熟瓷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使用逐渐普及，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唐宋时期是中国瓷器手工业大发展和繁荣时期，瓷器的种类增多，质量大幅度提高，已成为人们最喜爱的生活用具之一，使用已十分普遍，尤其是宫廷也大量采用瓷器做为日常生活用具。因此，太官署以瓷器做为膳具是完全可能的，不足为奇。进而说明太官署与瓷器密切的关系，具备了太官署的名称刻划或戳印在瓷器上的基本条件。
第二，太官之名，早在汉代就见之于器物上了。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乳钉纹铜壶、蟠龙纹铜壶上均有刻工的“大官”铭文。瓷器上有“太官”字款的资料见于隋代。1997年在湖南湘阴岳州窑遗址出土的1件青瓷碗上戳印“太官”字款。承蒙湘阴县博物馆刘冰池馆长惠示，对这件青瓷碗的特征有了较详细的了解。此碗深腹，曲壁，假圈足，制作规整；胎呈浅灰色，质地较细腻、坚硬，釉为青泛黄色，内满施釉，外施釉不及足，釉面晶莹光润，釉层均匀，开细纹片；内底中心部位釉下胎上戳印“太官”字款。该碗制作工艺精良，质量好，是当时岳州窑乃至南方诸窑瓷器中的上乘之作。其年代，据其形制、胎、釉特点和与有关墓葬出土的岳州窑青釉瓷器资料对比推知，约为隋代早期。这件碗上的“太官”字款，无疑是指太官署。说明太官署的名称是可以出现在瓷器上的。
第三，唐宋时期官府机构名称出现在瓷器上的实例屡见不鲜，如唐代邢窑瓷器上的“翰林”、“北宋定窑瓷器上有“尚食局”、“尚药局”等。不仅如此，而且在瓷器上刻划官府机构简称者也大有物在。
唐代邢窑烧制的白釉瓷器上，有一些底外侧刻划“盈”字款。“盈”字款白釉瓷器是唐代邢窑白瓷中的精品，“是专门为皇宫生产的，……进入皇宫后由御库大盈库收藏”。可见，“盈”字款应是大盈库的简称。唐玄宗开元时期（713—741年）将皇室财政库内库组织分为大盈、琼林两库。大盈库实质上是皇帝的私库，由宦官掌管。《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记载：玄宗时“王珙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其又载：“故事，天下财赋归左藏，而太府以时上其数，尚书比部覆其出入。”肃宗时“京师豪将假取不能禁，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请皆归大盈库，供天子给赐，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大盈库一直延至唐代末年。从考古资料看，“盈”字款白釉器出现于盛唐时期，晚唐时期仍有发现，与大盈库设置的时间吻合。
在瓷器的款识中，有官府机构简称者，不仅发现于唐宋时期，其他时代也有，如元代景德镇窑烧制的卵白釉瓷器上时见与花纹一起模印的“枢府”、“太禧”字款。带有“枢府”字款的卵白釉瓷器，也称之为“枢府瓷器”，是元代官府机构枢密院在江西景德镇窑订烧的瓷器。字款中的“枢”字无疑是枢密院简称。“太禧”则是元代太禧宗禋院的简称。太禧宗禋院据《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载，是“天历元年，罢会福、殊祥二院，改置太禧院以总制之，”“掌神御殿朔望岁时讳忌日辰禋享礼典”。“太禧”字款卵白釉瓷器显然也应是太禧宗禋院在景德镇窑订烧之物。
以上所举“盈”、“枢府”、“太禧”字款的例子，说明在唐宋元时期瓷器以官府机构简称为款识的作法是存在的。前有先例，后有延续，太官署在瓷器上刻划其简称“官”字就不奇怪了，实属正常。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结果，不难得出唐宋瓷器上的“官”、“新官”字款中的“官”字是其官府机构光禄寺下属的太官署简称的结论。由此可以推断，唐宋时期的“官”、“新官”字款瓷器是有关瓷窑为太官署烧制的，也就是说，是太官署在有关瓷窑订烧的，做为祭祀、朝会、宴飨供应膳食的膳具，性质非御用瓷器。
四 “官”与“新官”字款的关系
“官”与“新官”字款的关系，也不难理解。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通入藏时飧刻的供奉藏品之物品帐目石碑，碑文开头说“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赐金银器物宝函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如后”。这句话中值得注意的是“恩赐”和“新恩赐”两词。从碑文中得知，“恩赐”物系唐懿宗（860—874年）李凗所赐，“新恩赐”物系其继承人唐僖宗（874—888年）李儇所赐。“官”、“新官”与“恩赐”、“新恩赐”形式相同。“官”、“新官”字款瓷器目前所知最早的纪年资料为浙江临安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钱宽墓和约葬于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的水邱氏墓出土的，与“恩赐”、“新恩赐”镌刻的时间都属于晚唐时期。看来可能是当时行文的一种惯例。据此我们认为，“新官”是对“官”而言，“官”在前、“新官”在后，可能是以示区别太官署前后两次或前后两位官员在同一个瓷窑订烧的瓷器而刻划的。
五 “官”和“新官”字款消失的原因
本文前面已经讲到，“官”、“新官”字款瓷器见于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为什么北宋早期以后不见了“官”、“新官”字款瓷器？这不排除没有发现了未被辨认出来的可能。但我们认为更多的是与北宋官府机构的变动有关。在前面已经谈到，北宋早期特别是太祖、太宗时期的官僚机构基本承袭了唐末、五代之制，光禄寺及其下属的太官署继续负责原来的事务，这是北宋早期仍有“官”、“新官”字款瓷器的根本原因。此后，事情逐渐发生了变化。《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一之一）》光禄寺条引《两朝国史志》载：‘古者其属有大官、珍羞、良酝、掌醢四局，今分隶御厨、法酒库”。《两朝国史志》即为《两朝国史》中的“志”。《两朝国史》系北宋仁宗、英宗两朝的国史，北宋王珪等撰，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成书奏御。由此可见，在仁宗、英宗时期太官署的职事已隶御厨。之后，神宗元丰年间，官制改革，撤消了太官署。这样自仁宗、英宗时期起，不能再以太官署的名义到瓷窑订烧瓷器了，瓷器上也就自然不见了“官”、“新官”字款。
乾隆年款外销瓷器鉴赏
西洋人物罐
此人物罐胎质较薄，形制独特，前后开光图案分别反映的是牧羊和采花场景。该瓷器采用粉彩技法，装饰花纹以中国传统的缠枝花卉为主，并饰有传统的兽耳，底部中间有红色“乾隆年制”四字楷书款，极具中国文化特色。但另一方面，这件瓷器又极具西洋特色，开光处人物为金发碧眼的西方女人，而且整个器物色彩非常艳丽。
西洋人物盘
此人物盘形制较大，盘上绘有2男3女共5个西方人物。此外，画中尖顶房屋等建筑也颇有欧洲特色。但瓷器盘面中，包括山石等绘画手法又有传统的国画技巧。盘底为规整的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
两件外销器具有纹饰复杂、装饰性强的特点，应为日常生活中的观赏瓷。吴教授认为两件器物系民国时期所仿制，价格在万元左右。
外销瓷是来样加工
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的清代前期，国外对中国瓷器的需求十分巨大。此时的外销瓷有相当一部分是按照欧洲的订货合同生产的，有许多纹饰图案是依照外商从欧洲带来的样品，由中国瓷绘工人精心摹绘，以确保适合欧洲人的品味。
怎么辨别瓷器款字？
怎么辨别瓷器款字？瓷器有款字据说始于宋代。宋瓷有“内府”二字者，其书法大致相类于“大观”钱，偶尔有“政和年造”款字。元瓷惟官窑有“枢府”二字款识，民窑底有字者极少。明瓷款字花样甚多。明代官窑瓷款多用“某某年造”字样，也有用“制”字者。清瓷概用“制”字，用“造”字者极罕见。这些应是最基本的款字常识。
清代道光至光绪初年，瓷器款字作伪的手法还不甚高明，因而较易识破。这些瓷器伪款有一基本特点，就是爱挑拣历史上稀见年号来作伪。三十年代，文物艺术品市场有一种仿越窑瓷，器底伪刻“太平戊寅”(258，三国吴会稽王孙亮年号)款字，以售伪。那时被用来作伪的较为有名的年代款字，有伪托“淳化”(990～994，北宋太宗年号)、“淳熙”(1174～1189，南宋孝宗年号)的仿磁州瓷。此外，一些历史上短命王朝或者皇帝的年号，更是作伪者追逐的目标。例如明代的“建文”(1399～1402，明惠帝年号，仅四年)、“洪熙”(1425，明仁宗年号，仅一年)、“泰昌”(1620，明光宗年号，仅一年)等，这些伪托款字瓷器不但当时甚嚣尘上，而且至今流毒甚广。80年代初，伦敦拍卖市场上一件款字“建文”瓷器收藏品，经瓷器鉴定行家鉴别，即为30年代伪托之品。
有人认为，款字作伪自清同治光绪以迄民国，简直是满坑满谷防不胜防。尤其是光绪以来，无论清康熙雍正乾隆以致上溯整个明代的瓷器款字无不有伪冒者。一些鉴定者想藉瓷器绘画来辨其真伪，但是这些仿制品之绘画，有的精致到足以乱真的程度；另一些人则欲从瓷质方面进行辨伪，而伪品中瓷质之精者也能达到鱼目混珠的程度。所以有专家认为，对这些仿制品，能够加以辨伪的手段十分有限，仅能从瓷器胎釉上作一些考察。但是若非极细心的鉴定高手，也未必能够鉴别出来。因为精于制伪者，所制必有一二特点与原物相同之处，鉴定者稍不留意，就会为这伪造的一二特征所迷惑，误以为真品。殊不知此伪器另有一些明显的作伪处，竟至视而不见。可见瓷器款字辨伪确乎难矣。
邢窑瓷器有哪些特点呢？
我国瓷器起源于宋朝，兴盛于唐朝，可以说瓷器在唐朝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了，而在当时有两大著名的窑系，南有越窑瓷器，北有邢窑瓷器，史称"南青北白"。邢窑在河北的管辖内，在唐代邢窑瓷器的生产量很大，唐代李肇在《国史补》中这样说道:"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意思就是说邢窑瓷器和广东肇庆的端砚，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都能用，不管是有钱没钱的人都能用的起，可见当时的生产量非常大。
邢窑白瓷素以白著称，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里说到：”邢窑类银，邢窑类雪”,可以想象邢窑当时之白，现在从遗留下来的邢窑瓷器来也是非常白的，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邢窑白瓷"盈"字款罐，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氧化，现在看釉里发灰闪黄，在唐代一定是类银类雪的。这种白是一种心里感受，是境界之白，追求之白。
邢窑瓷器虽然没有唐三彩那么华丽，没有越窑那种:"九州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类冰类玉的感觉。唐代是个张扬的朝代，而白色却一反张扬，变的朴素起来，一副文静的样子。邢窑白瓷因为生产量巨大，分为粗细两类，一类是天下人通用之的生活白瓷，一类是刻着"盈"字款的宫廷用瓷，非常精细。有历史记载:"每岁进钱白亿，宝货称是，云非正额租庸，便入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
这个百宝大盈库就是大盈库，大盈库是皇帝自己放宝贝的地方，皇帝高兴了就从大盈库里拿件东西赏给大臣，邢窑刻"盈"字款的瓷器就是皇帝用来赏赐用瓷，就是这个大盈库里的瓷器，所以带"盈"字款的邢窑瓷器堪称国宝，非常珍贵。现在仿"盈"字款的邢窑瓷器特别多，见到后一定要认真甄别，不要轻易购买，"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是在唐代，现存邢窑瓷器少之又少，当谨慎。
邢窑瓷器大件不多，以盘、碗、壶、杯、盒、盏、凤头壶等等，邢窑瓷器胎质洁白细腻，釉色银灰闪黄，工艺精细规整，由于邢窑瓷器的精细庞大，所以与南方的越窑齐名。唐代诗人皮日休作诗称:"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魂起，枣花似旋眼，萍沫香沾齿，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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