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钧窑瓷器的鉴别。
邢窑是唐代著名的瓷窑，五代（公元907~960年）时仍烧造。窑址位于邢台市所辖的内丘县和临城县祁村一带，是中国白瓷生产的发源地。
邢窑创烧于北朝时期，主要生产日用产品的粗瓷，造型质朴大方，粗犷豪放，是典型的北方青瓷。
隋代时期的邢窑，生产规模已经相当成熟，器物的品种较丰富，邢窑白瓷为举世闻名的唐代邢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已能烧制出具有高透影性能的细白瓷，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使中国白瓷的“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此之前，许多专家普遍认为，薄胎透影瓷始于明永乐时期（当时欧洲称“中国白”），而邢窑隋代透影瓷的发现，将中国薄胎瓷创烧时间提前了近十个世纪。
邢窑白瓷陆羽《茶经评价：“邢瓷类银，越瓷类玉”。皮日休《茶瓯诗》写道：“邢窑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段安节<乐府杂录>记载，唐大中初年，有调音律官郭道源者，“善击瓯，率以越瓯、邢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李肇<国史补>中说，“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另外，从20世纪起，中外学者开始注意了对邢窑的研究。明清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些博古著作和陶瓷著作。如明曹昭著有《格古要论》、谷应泰著有《博物要览》，在这些著作中都提到唐代邢窑白瓷。
邢窑烧制瓷器的历史
早先在河北邢窑遗址内丘城关窑区发掘的8座早期窑炉和早期堆积层，这证明了邢窑烧制瓷器的历史可追溯至北朝时期，这也证明了内丘城关一带正是早期邢窑瓷器生产的重要区域。
邢窑是中国古代的制瓷窑场，以烧制白瓷著名，有“南青北白”的称谓。目前在河北内丘、临城、邢台、高邑四县广大范围内发现北朝至元代各时期的邢窑窑场遗址近30处。在邢窑诸窑址中，历史等原因造就了内丘城关窑场的核心地位，是邢窑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重点区域。1996年，内丘的邢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内丘城关窑场以西关一带为中心，在西关村北、村西、村西北、村南等多处区域都发现有邢窑遗址，分别编号为“1—4”号。此次发掘地点就位于西关村南编号为“4”号窑区的建设控制地带内。邢窑考古队于今年5月上旬开始进行发掘，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出土遗迹有瓦棺葬1座、灰坑3座、窑炉遗迹8座。
这次发掘的8座窑炉遗迹可上推到隋或北朝，发现集中且保存完整，至少有3座尚存窑顶、烟囱，作为窑炉重要组成部分的窑门、火膛、窑床、窑壁等都基本保存完好。
其中4座窑炉环绕在一个不甚规则的工作场周围，共用一个窑前工作场地，这种多窑组合在一个工作场周围的做法为国内罕见，为研究邢窑早期窑炉开凿方法、窑炉结构、工作场地功能以及烧窑过程行为等提供了考古资料。
同时，在窑前工作场下层和发掘区西部都发现了较早期的堆积层。从出土遗物看，堆积层形成的年代可上推至北朝。
文物专家表示，邢窑烧制瓷器的历史一直被学界认为应早在北朝时期，但都是从零星出土物上得出的认识，没有相应的发掘地点和地层包括窑炉证据，这次发现的早期堆积层及早期窑炉正可填补此空白，也从而证明，此处乃至内丘城关一带正是早期邢窑瓷器生产的重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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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一部佛国史，百座艺术馆”。博大精深，光华耀祖的佛教艺术，在艺术史上有着及其重要的位置，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不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承载着源远流长的宗教文化的成就，对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笔者所要说的也是佛教文化，只不过是邢窑的佛教文化艺术品——白瓷佛像、佛教用品系列。
佛教从东汉时期从印度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从此华夏大地上得到广泛而持久的传播。佛教信徒的膜拜，历代统治集团的信仰，是石窟大肆开凿，寺庙争相构筑，而一尊尊来自印度的佛像、菩萨、罗汉、诸天，在北魏年间就开始与中国的民族艺术相融合，很快形成了中国独立风格和模式的佛像。北魏时期的秀骨清香、隋代时期的朴达拙重、唐代时期的健康丰满慈祥、宋元时期的世俗可亲，明清时期的体态丰腴。
佛造像的材质一般有石雕、木雕、泥塑、铜质、陶质、瓷质等。当然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的重点是介绍有关邢窑白瓷佛像、佛教用具等方面的资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让大家能更进一步的认识邢窑白瓷是博大精深的，品种是涉及多方面的。
至于邢窑白瓷何时开始制作生产出佛像、佛教用品，我想佛像、佛教用品，有原始青瓷时期就有佛像、佛教用品了。因为邢窑白瓷是由青瓷转换而来，如果说邢窑白瓷是在南北朝时期创烧的话，那么，邢窑白瓷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就开始制作生产制造佛像、佛教用品了。
邢窑白瓷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两周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高17厘米、口直径14厘米、口宽9.5厘米。胎质较白，釉色泛黄，施釉较薄。这件用白瓷制作的“司母戊鼎”应该是佛寺中的专用焚香器具——香炉。该鼎（香炉）应该是皇家寺院专用的法务，因为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邢窑白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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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邢窑“盈”字款的研究
邢窑为北方白瓷名窑，始烧于北朝，衰于五代，终于元代，烧造时间大约九百余年。其技术水平在隋代已登峰造极，烧制出具有高透影性能的细白瓷。邢窑白瓷分为粗白瓷、普通白瓷和细白瓷，粗白瓷胎质粗松，胎色泛黄，胎面一般要施化妆土；普通白瓷胎色较白，少用化妆土；细白瓷胎釉的洁白度较高，胎质细腻，釉面光润，不用化妆土。从有关邢窑白瓷的考古发掘来看，邢窑细白瓷多发现于唐长安城的宫殿或寺庙遗址，如大明宫、青龙寺、西明寺等，其中一些白瓷的底部刻有“盈”字款或“翰林”款。近年来，在西安地区的一些唐墓中也出土了刻有“盈”字款的邢窑细白瓷。与细白瓷相比，邢窑的粗白瓷和普通白瓷的出土数量更多。由此可见，邢窑白瓷在唐代已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邢窑白瓷体现了唐代白瓷生产的最高水平，当时曾作为地方特产向朝廷进贡。其署“盈”字款者，一般认为与皇宫内的“大盈库”有关。大盈库在《新唐书》《旧唐书》中均有记载，玄宗、肃宗时称之为“百宝大盈库”。大盈库是皇宫内最大的储存金银财宝的库房，此库内的财物只能由皇帝支配、使用。目前已发现的“盈”字款邢窑白瓷以碗最为多见，另有执壶、盒、罐等。
上世纪50年代至本世纪初，刻有“盈”字款的白瓷器物在唐代遗址和墓葬中时有出土。“盈”字款白瓷的发现，为研究唐代贡瓷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故引起了考古文物和古陶瓷界的广泛关注。
根据“盈”字款白瓷出土的时间，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阶段：一是上世纪50至70年代邢窑遗址发现之前；二是上世纪80至90年代邢窑遗址发现之后；三是本世纪初。 上世纪50至70年代出土的数量不多，见于报道者只有1957年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残片和1975年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执壶，此外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盒。 上世纪80至90年代出土的数量渐多，见于报道者有1980年西安唐大明宫麟德殿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州，1984年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1985年西安唐西明寺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1992年西安唐青龙寺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和一件白瓷执壶，1994年内蒙古赤峰市早期辽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大碗，1997年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一件“翰林”、“盈”字双款白瓷罐。尚未报道者有1990年河北宁晋县北河庄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和一件“盈”字款白瓷罐，1991年河北隆尧旧城镇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罐。
本世纪初出土数量大增，见于报道者有2002年西安唐新昌坊遗址出土的五件“盈”字款白瓷执壶和四件白瓷盘，2003年邢台市邢钢东生活区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和一件门瓷盏托。尚未报道者有2000年河北内丘北大丰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罐和2001年出土的两件“盈”字款白瓷罐与一件白瓷碗。 1957年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盈”字款白瓷片后，首先引起争议的是其产地在何处，当时曾出现过两种有影响的意见：第一种认为这种白瓷可能是巩县窑的产品，理由是唐文献中有“河南府”(洛阳)进贡白瓷的记载，而在已发现的唐时属于“河南府”的巩县窑窑址中已发现了白瓷；第二种认为可能是河北定窑的产品，理由是在已发现的晚唐定窑遗址中也发现了白瓷，再加上定窑在五代、北宋之时又有刻款的习惯。 1957年冯先铭先生曾去西安考察，对这两种意见不大同意。他认为唐文献中虽有河南府贡瓷的记载，但巩县窑白瓷的胎釉发土黄，与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的胎釉洁白不合，因此这种白瓷不像是巩县窑产品。至于定窑晚唐白瓷的胎釉倒是洁白的，与大明宫出土的白瓷很接近，但唐文献中并没有定瓷进贡的记载，因此也不可能是定窑产品。冯先生认为唯一有可能的是邢窑，理由是根据文献记载邢窑白瓷进贡，且其色类雪，此与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完全相合。但由于当时邢窑窑址尚未发现，因此感到“苦无窑证”。 临城唐代邢窑遗址发现后，1980年12月13日，冯先铭、欧志培两位先生在河北师大杨文山先生等的陪同下，对临城的岗头、祁村、西双井窑址进行了考察。考察中，冯先铭先生一再提醒杨文山先生在窑址中留心“盈”字款标本。其后在1981年4月15日～17日的“邢窑与邢瓷艺术鉴赏会”期间，冯先铭先生又提到了“盈”字款问题。
据冯先铭先生的提醒，杨文山先生与临城县参加窑址调查的调查者虽然在临城窑址中找到了一些“王”、“弘”字款的标本，但“盈”字款标本始终未见。直到1984～1985年，内丘县文物组在内丘境内进行普查时，才在城关窑址发现了大量的“盈”字款白瓷片，从而使冯先铭先生认为大明宫“盈”字款白瓷产地可能是邢窑的看法得到了证实。 按内丘邢窑遗址发现“盈”字款标本，有一个由少到多的过程。最早是1984年贾水禄先生在外贸局院内土坑中发现了一片；其后是1985年在原县委礼堂一带窑址中发现了十多片；到2003年，又在原县委礼堂一带窑址中发现了20多片。 内丘邢窑遗址“盈”字款器物标本的大量出土，按理说“盈”字款贡瓷的产地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比如有些研究者因受定窑产地说的影响太深，所以对邢窑出土大量“盈”字款标本的事实不加理睬，在事过10年之后，仍然坚持其产地是定窑的看法，如1996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报道赤峰墓葬出土的“盈”字款白瓷大碗时，明确认定其产地是“定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盈”字款白瓷的产地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开始将“盈”字的含义转为主要话题。关于“盈”字含义的解释，研究者的分歧很大，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认为“盈”字形近“盌”字，“盌”即“碗”，因此碗刻“盈”字是“以字标物”。这种解释最早是1957年大明宫出土“盈”字款白瓷碗残片以后，由西安文物考古工作者提出的。1984年河北省邢窑研究组成员毕南海先生访问西安，在谈到“盈”字款的含义时，西安有些文博人员仍然坚持这种意见。 第二种认为“盈”字可能是内丘窑址某一窑主的“字号”。这种解释最早是由河北省邢窑研究组的某些成员提出的。认为“盈”字作为“字号”，可能是“姓氏”用字，或“名”中用字，也可能是“吉祥”字，根据是临城窑址中发现了多种类似“字号”的字款，比如“王”、“楚”、“季”、“弘”等。这种解释出现后，曾受到内丘文物工作者的批驳。 第三种认为“盈”字款是内丘邢窑“专为宫廷烧造贡瓷”的一种标志。这种解释最早是由内丘县某些文物工作者提出的。由于当时临城窑址发现了姓氏款标本，而内丘窑址中尚未发现，故他们认为“临城窑是民窑，不烧贡品，不受官府控制，所以窑主可以刻上姓氏作为商标”；而内丘窑因“专为宫廷”烧造贡瓷，“受官府控制”，不能刻姓氏。正是因为如此，故在内丘窑址中只发现了作为“贡品”标志的“盈”字款，而“没有发现姓氏刻铭”。 第四种认为“盈”字是唐宫内“百宝大盈库”的一种标记。这种解释最早是上海博物馆陆明华先生提出的。他认为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唐中期或者中晚期内府设有皇帝私库，名为“大盈库”或“百宝大盈库”，进贡白瓷上刻的“盈”字，应是“以百宝大盈库之‘盈’字作为标记、专供天子享用的定烧器”。
以上四种解释各有各的道理，但以哪种为是，笔者愿作如下认识： 第一种认为“盈”即“盌”的解释是绝对不能成立的。理由是“盈”、“盌”二字虽然形似，但“盈”绝对不是“盘”，含义更不是“以字标物”，如果说“盘”上刻“盈”字是“盌”即碗，那么刻在执壶、盒、罐的“盈”字又该如何解释?我想是无法回答的。 第二种将“盈”字解释为“字号”是一种推论，是根据临城窑址发现多种类似“字号”字款标本后的推论。按这种推论，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有可能”，但拿不出令人信服的实据来，因此这种带有推论性质的解释缺乏说服力。 第三种以“盈”字为贡瓷“标志”的解释太笼统，以内丘窑址只有作为贡品“标志”的“盈”籽而无“姓氏刻铭”的说法太冒险。理南足一旦内丘发现了“姓氏刻铭”怎么办?果然，后来内丘出土了“和”字埙，无疑使这种解释不攻自破。 第四种将“盈”字解释为“大盈库”标记，从文献记载上是有根据的，因此比较具有说服力，故研究者多从其说。2001年邢台市清风楼东侧南长街施工时，在土坑中出土了一批“大盈”款白瓷残片，无疑为“盈”字为“大盈库”标记的解释提供了有力的物证，从而使这个长期争议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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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南卓《羯鼓录》中描述羯鼓（唐代拍鼓），有“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一语，可见鲁山花瓷做成的羯鼓，在唐代负有盛名。 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鲁山段店村窑址发现了花釉腰鼓碎片，从而证实了“鲁山花釉瓷”之说，说明唐代鲁山窑是花瓷的主要产地。田野考古还发现，河南郏县等地也生产同类花瓷，北方其他窑口，比如邢窑，也偶有出现。 根据考古发掘情况来看，鲁山窑创烧于唐代而终于元代。宋金时期，窑场扩大，除了烧制黑釉瓷器之外，也大量烧制磁州窑风格的瓷器，甚至还发现了汝窑系青瓷。可见鲁山窑是一个品种繁多、可以烧制高档瓷器的著名窑场。鲁山花瓷存世量不多，但艺术成就很高，油彩泼墨般的装饰效果，豪气奔放、气贯长虹，对后世陶瓷装饰艺术影响巨大，是一个需要特别介绍的品种。 鲁山花釉瓷中，拍鼓最为著名，完整器罕见，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一件完整的传世品。其他器型以罐、壶居多，间以少量盘碗。
唐代 鲁山花釉瓷罐唐山 鲁山花釉双系花口壶唐代 鲁山花釉瓷四系罐
唐代 鲁山花釉瓷双系壶
唐代 鲁山花釉瓷盂
唐代 鲁山花釉瓷龙柄龙流三口壶
唐代 鲁山花釉双系罐
张志忠讲述：邢窑透光白瓷的身世之谜
隋代透光白瓷杯
邢窑瓷器作为中国白瓷的鼻祖，是屹立在中国陶瓷史上的一座辉煌的里程碑。而要说起邢窑白瓷的品种，不仅有粗白瓷、细白瓷，而且还有一种叫做“透光白瓷”的品种最为世人所称道。那么，这个所谓的“透光白瓷”究竟是种什么样的瓷器呢？中国邢窑博物馆馆长、邢台市邢窑研究所所长张志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为我们揭开了邢窑透光白瓷的身世之谜。
据张志忠介绍，邢窑白瓷在发展初期，主要是以烧制粗瓷为主。到了隋代开始出现更为精细的白瓷。其中的少量透光白瓷工艺更是达到了登封造极的程度。这种瓷器釉色洁白如雪，表面光润晶莹，瓷化程度极高。出自九世纪中叶古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之手的游记中，曾写到“中国人用瓷土烧制成白瓷，从外面能够看到里面的液体。”从苏莱曼所处的时代和其描述来看，他在游记中提到的白瓷，极有可能就是出产自邢窑的透光白瓷。
张志忠告诉记者，透光白瓷之所以能够具有透光性，主要因为这种瓷器是采用长石、石英、高岭土三元配方在高温下烧制而成，胎体和釉面融合充分，从而形成了一种接近透明的效果。“透光白瓷也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胎釉合一的先河。”张志忠说。
张志忠邢窑作品《白釉皮囊壶》现收藏于绿宝石艺术陶瓷馆
不过，令人颇为费解的是，如此精细的白瓷却在之后的历史舞台中消声觅迹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通过河北省邢台内丘县西关窑址出土的隋代透光白瓷片，才让世人得以重新目睹这一白瓷品种的真身。而这一发现也将中国薄胎瓷创烧时间提前了近十个世纪。
那么，为什么透光白瓷在当时没有被延续下来呢？ 据张志忠推断，这很有可能与隋朝后期国力日渐空虚有关。他告诉记者，隋炀帝登基不久，便命人在当时原料、工艺都很好的邢窑烧制透光白瓷，专供皇宫使用。可惜，这种不计成本的名贵瓷器成品率很低，产量也极少。后来，由于隋炀帝好大喜功，修运河，征高丽，国力日渐空虚，透光白瓷的烧制也就被荒废了。
张志忠邢窑作品
此外，透光白瓷的烧制工艺难度之高，也是后人难以重新将其恢复的一大原因。据张志忠介绍，由于透光白瓷的坯体薄、强度低，在制作过程中极易发生破裂和变形。所以需要制作者具备高超的操作技艺，按照严格的工艺流程进行制作。而最终烧制成功的透光白瓷，厚度仅为1毫米，可谓精细之极。
现如今，作为邢窑传统制瓷技艺唯一传承人的张志忠，已经恢复了邢窑鼎盛时期的多种白瓷，未来他也会将自己的工作重心更多地放到研究和恢复透光白瓷上面。张志忠对记者说：“透光白瓷体现了中国古人的高超智慧，其胎釉料配方、烧制工艺至今都无法完全破解，而且越深入研究就越感觉到恢复难度之大。”不过，作为张志忠与邢窑结缘30多年以来的一大追求，他也会继续不断探索，力争能够将透光白瓷在当代重新恢复出来。
张志忠，1963年11月生，河北省临城县人。河北省陶瓷艺术大师、邢窑传统制瓷技艺唯一传承人，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陶瓷艺术委员会常务理事，现任邢窑博物馆馆长、邢台市邢窑研究所所长、河北邢瓷瓷业有限公司艺术总监。
张志忠自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临城第一瓷厂美术组、河北省邢窑研究组从事邢瓷的恢复研究工作。对古代陶瓷的原料配制、成型、烧成，特别是传统拉坯、利坯工艺技术娴熟，有丰富的制瓷经验。在古代陶瓷工艺与艺术方面亦有颇多成果，2013年被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授予“中国陶瓷历史名窑恢复与发展贡献奖”。
张志忠的作品多次在省级和国家级陶瓷大赛中获奖并被多家博物馆收藏。在邢窑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先后发表《邢窑工艺技术研究》、《邢窑隋唐细白瓷研究》等二十余篇论文，还出版《千年邢窑》、《邢窑研究》、《中国邢窑》等多部著作，被誉为“邢窑研究恢复第一人”。
唐代耀州窑黑釉瓷器欣赏
耀州窑是我国古代八大窑系之一，与宋代的“汝、官、钧、哥、定”五大名窑齐名，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耀州窑始烧于唐代，五代成熟，宋代鼎盛，金、元续烧，止于明代中期的十五世纪末，前后有八百多年的烧造历史。 耀州窑主要有青釉、白釉、黑釉、姜黄釉、月白釉、铁锈花等。其造型古朴典雅，产品光洁、明亮。一经窑变，气象万千，俊俏飘逸。一出世就显示出一览众山小的霸气，其产品被誉为“巧如范金，精比琢玉”，走进宫廷、深入官府，深受中外人士的追捧和青睐。
唐代 黑釉执壶、黑釉注碗
唐代 黑釉碗
唐代 黑釉执壶
唐代 黑釉执壶
唐代 黑釉钵、黑釉碗
唐代 黑釉盆
唐代 黑釉盖罐
唐代 黑釉双唇大罐
唐代 黑釉钵
唐代 黑釉罐
唐代 黑釉双耳罐
唐代 黑釉双耳罐
唐代 黑釉双耳罐
唐代 黑釉仕女瓶
唐代 黑釉瓶
唐代 黑釉瓜棱执壶
唐代 黑釉唾盂
唐代 黑釉车轮兽面座枕
唐代 黑釉瓜棱执壶
唐代 黑釉执壶
唐代 黑釉瓜棱执壶
唐代 黑釉塔式盖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