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鉴别是不是厂货瓷器。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从1949年8月建国瓷业公司（建国瓷厂前身）筹建到2009年8月，历时整整60个春秋。这一路走来，建国瓷厂既有逐渐发展壮大的喜悦，又遭遇过“文革”的重创；既有连获国家银质奖章、国际博览会金奖、产品供不应求、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也曾出现过产品积压、资金紧张、周转不畅、职工下岗的困扰。然而，阳光总在风雨后，建国瓷厂转型后“重获新生”。
昨日，记者走进建国瓷厂，厂里的老领导向记者讲述企业的历史沿革、发展壮大、改制转型的历史脉络。
前身
建国瓷厂位于胜利路、中华北路、风景路的迎祥弄、彭家弄、龙缸弄、罗汉肚等处，是明、清时期的御窑所在地，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市第一家国营企业，国家生产传统颜色釉瓷专厂。昨日，记者来到建国瓷厂，与多年前不同的是，无论是从厂外还是厂内，瓷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今日的建国瓷厂更加具有陶瓷文化特色，原料车间在内的少数车间已经被出租，被人作为釉料制作厂或仓库使用。厂区内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进行巡视，使得该区基本上保持了当年的原貌。而一些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陶瓷生产车间，也较为完整的保存下来。更值得一提的是，瓷厂厂区内仍然保留烟囱作为广告景观塔，更加成为了瓷厂内的风景线。
据建国瓷厂厂长邵铭亮介绍，1949年4月29日景德镇解放，千年瓷都回到人民手中，当时由于各种原因，窑户无生产信心，延不开工，以致工人大批失业。为了尽快恢复瓷生产，建立国营性质的制瓷企业，在资金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浮梁地委、浮梁专署、浮梁军分区拨给10万元和150担大米作为恢复生产的启动资金，并开展生产自救活动。
在此基础上，于1949年8月16日，开始筹建“建国瓷业公司”。那时180名工人没有固定工资，在食堂集体吃饭，同时发一些大米作为养家糊口之用。在恢复生产中，工人们发扬艰苦创业精神，自己动手修补柴窑、检修设备，挖“脚板”泥、取晒架塘。开国大典不久之后，这个初具规模的试验性瓷厂即投入生产。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生产自救，试验性瓷厂的职工发展到219人，并组成普通厂、花瓷厂、餐具厂、针匙厂、蓝边厂、白釉厂、粉定厂、灰器厂、瓷板厂和窑厂。
记者了解到，1950年4月1日，正式成立“江西省景德镇市建国瓷业公司”。公司在生产民用瓷的同时，首次承担国家用瓷和省委用瓷任务。1950年至1951年，建国瓷业公司由9处坯房、1座柴窑、197名职工增加到24处坯房、3座柴窑、495名职工。
1952年8月1日，建国瓷业公司更名为“景德镇市建国瓷厂”。在三年国家经济恢复时期，全厂总产量增长3.7倍，每天干均增长率为92.8%，为全市公私企业作出了示范，显示了国营企业的主导地位和作用。
1955年11月，星火瓷厂和烈军属瓷厂并入。至此，建国瓷厂的资金占当时陶瓷生产企业资金总额的12.5%，职工822人，成为当时全市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陶瓷企业。产品由起初只能承做蓝边、二白釉普通日用瓷扩大到能承做国家订瓷如苏联大碗等品种。发展
邵铭亮告诉记者，国民经济全面发展时期，建国瓷厂为了加速生产发展，对企业管理、产品设计、科技研究等各个环节进行改革、创新，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并抽调了十余名对颜色釉具有丰富经验的老艺人专门从事颜色釉研制工作，恢复明清御窑生产的颜色釉品种。
他表示，为改革历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松柴烧窑和手工操作，1954年建国瓷厂开始进行柴窑革新，进行“以煤代柴”试验，在市东郊童家山动工兴建煤窑。同时，兴建一座从产品设计、制作生产、直到烧炼成瓷、较为现代先进设备的新型工厂———建国瓷厂新厂。1956年全市第一座倒焰煤窑在建国瓷厂新厂试烧成功，同年新厂改名第一分厂（1958年7月划出，易名国营宇宙瓷厂）。
1958年7月，厂里进一步调整企业结构，加快了生产发展步伐。在当时全市以地段、以产品品种划厂的变革调整中，决定将原有景德镇瓷厂、十九瓷厂并入建国瓷厂，职工队伍骤然增大，全厂已拥有3600多名职工，工厂的规模扩大，生产能力大大加强，生产品种也进一步增多，产量直线上升。不仅如此，厂里还承担起高档展览瓷、全国各大城市宾馆饭店用瓷设计生产任务。
邵铭亮告诉记者，就在这个时期，建国瓷厂集中了一批配制颜色釉、绘画青花、釉上彩和刁刻等身怀绝技的老艺人，一支较庞大的技艺队伍迅速形成，颜色釉产品的生产得到高速发展，不仅恢复了多年停止生产的颜色釉品种，而且创新了一批高低温颜色釉。所有这些色釉，陆续运用在日用瓷、陈设瓷、礼品瓷、建筑瓷上。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20世纪60年代初，为满足人民对颜色釉瓷器日益变新的需求，建国瓷厂组织了400多名工人进行技术培训，将粗瓷改为细瓷生产，使细瓷比例增大到80%以上。同时，成立了成型试验组、颜色釉组，并恢复生产了薄胎、龙船等特种工艺瓷。创制出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尖端产品，如“双万件”花釉缸和“500件”豆青刻花八方花瓶等。
兴旺
其实，在十年动乱期间，建国瓷厂也曾遭到破坏，大批技艺人员被迫转业，工厂被割裂成为元件厂、螺丝厂、标准件厂，工人们有的还调做泥工、建筑工，还有的改行从事杀猪，搞搬运等，新建的自动流水注浆作业线的新厂房也遭拆毁，沦为荒地，技艺人员由180人骤减到19人，新建的近4000平方米厂房也拆散被搬运到郊外柳家湾建厂。此时，建国瓷厂已被肢解得支离破碎……粉碎“四人帮”后，建国瓷厂全体干部、职工、科技人员，加紧企业整顿，争分夺秒抢时间，加紧生产，健全和建立了各项制度，短期内，恢复了元气。
邵铭亮告诉记者，20世纪80年代，建国瓷厂通过企业整顿，基础工作完善，技术力量雄厚。1985年，建国瓷厂年产瓷1001万件，产值524万元，销售额547.9万元，利润40万元。
1989年，省市经委与总工会授予建国瓷厂“双增双节”先进单位，并被评为我市“十佳单位”之一。同年，“珠光”牌高温陈设瓷获首届北京国际博览会金奖。
90年代初，建国瓷厂增加气烧隧道窑1条、机压成型作业线2条等生产设备，1993年职工达1872年，年产瓷1933万件，产值2364.5万元、销售额1702.6万元左右，利润80万元。
颜色釉产品遍及国内外、行销日本、加拿大、美国、意大利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讲述
作为建国瓷厂的退休老领导，对瓷厂的一切，今年63岁的钟宜斌再熟悉不过，厂里由辉煌走向没落，钟宜斌都一一经历。就如他所言，老一辈的厂里老职工，对建国瓷厂的这份感情永远也无法忘怀，那些曾经都成为他们最美好的回忆。
采访中，钟宜斌向记者娓娓道来：“建国瓷厂曾在50年代和80年代的效益攀上了高峰。
特别是在80年代时，厂里的效益节节攀升。那时的销售可以说是供不应求，厂里每3天开一次窑，窑里就需要600多担松柴，我们厂里柴窑用的松柴，堆放在厂里的各个角落，甚至堆到了马路边。沿路走过来，看到的都是松柴。”“厂里当时有2000多名职工，每天厂里都是人来人往好不热闹。特别是车间的工作场景，那才真叫热火朝天。在厂里表现突出的，还会敲锣打鼓送上大红花以示鼓励。到了放假时，瓷厂的工会就开展各式各样活动，那时的我们都以厂为家。”钟宜斌说起当年瓷厂的辉煌史，不禁开心地笑了起来。
记者了解到，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建国瓷厂职工福利事业逐步得到改善，为职工服务的食堂、医务所、保育院、浴室、制冰室、交通车等服务部门和设施条件有所改善。为解决职工家庭生活困难，1984年至1990年，先后安排了职工子女就业450人，购进了土地4万平方米建造职工宿舍，300多户职工住房因此得到改善。
钟宜斌告诉记者，然而，自从1995年，全市瓷厂经历第一次全面改革后，昔日的热闹景象已经淡出人们视线，尽管厂内所有车间保持不变，但人员已有2000多名职工缩减至六至七百名职工。在那一年，钟宜斌的妻子也从建国瓷厂下岗。1997年，建国瓷厂面临第二次改革，厂里的职工只剩下一至两人百名员工，车间也处于停工状态。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在钟宜斌心里的失落无法形容。他表示，不仅仅是他，建国瓷厂的职工们心里都非常失落。厂里的一切，都已经成为了职工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一次，妻子赶早起床准备去上班，可是到了厂门口才发现，她已经下岗了，离开了瓷厂。其实这样的场景在许多职工都曾经经历过。”钟宜斌感概地说。
新生
正如钟宜斌所说，建国瓷厂历时整整60个春秋。这一路走来，瓷厂既有逐渐发展壮大的喜悦，又遭遇过“文革”的重创；既有一派欣欣向荣的喜悦，也曾出现过产品积压、资金紧张、周转不畅、职工下岗的困扰。然而，阳光总在风雨后，建国瓷厂终于踏上了希望的彼岸。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从90年代中期开始，建国瓷厂同许多国有陶瓷企业一样，由于多方面因素，逐步陷入了困境。1996年下半年，建国瓷厂面全停产后，厂领导班子根据要求，结合本企业实行，在全厂推行了企业深化改革工作。
“尽管建国瓷厂的厂区已不再具备生产功能，但它仍是见证着业发展的载体。
由于环境保护等因素，建国瓷厂的所有厂房都不再租借给他人用于烧制瓷器，而少了这份收入的建国瓷厂，其财政状况也就显得更为窘迫。”邵铭亮说，包括建国瓷厂在内的我市各国有瓷厂在经历了1995年的体制改革后，曾经红火的建国瓷厂逐渐沉寂下来，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不复再现，而挑起了名存实亡的瓷厂的管理担子就靠他们了。
邵铭亮告诉记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可以说，建国瓷厂的历史也是一部活生生的业发展史。他和与其他厂领导都认为，建国瓷厂的老厂区属于我市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甚至值得专门为其编制保护和开发利用规划，如今，建国瓷厂正作为重要的陶瓷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这条旅游线，包含着明代，清代乃至建国前后的大量陶瓷实物史料，组成了完整而清晰的瓷都历史文化脉络。建国瓷厂打造成陶瓷文化旅游景区也成了厂内转型的重中之重。
“建国瓷厂经历了60多个春秋，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承载着历史的重负，在新一轮经济发展规划中，建国瓷厂转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着力打造‘建国陶瓷文化创意园’，瓷厂迎来了新产业的曙光。”钟宜斌说，看到瓷厂的成功转型和发展前景，瓷厂的老职工很是欣慰，他们为建国瓷厂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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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老瓷厂记忆：厂
上一辈的老瓷都人，谈起厂（以下简称景陶），都会清晰地记得景陶门前的运煤专用小铁路，每当满载着煤炭的小火车轰隆驶过，那之后的兴奋之情；还有景陶办公大楼的门楼，那是当时全市所有工业企业中最独特、最宏伟、最气派的一栋门楼，让不少瓷都人记忆犹新。
近日，记者来到景陶，那昔日象征着景陶曾经辉煌的大门，如今已经锈迹斑斑；曾经热闹非凡的厂房，已经空无一人……
建厂初期披荆斩棘
1958年9月1日，这一天对于每一个景陶人来说，都是值得铭记的，这一天瓷器十二瓷厂、十五瓷厂、十六瓷厂合并为景德镇市建筑瓷厂。
谈及景陶的前身，现任景陶厂长杨景华滔滔不绝地介绍，景陶的前身是景德镇市第二陶瓷手工生产合作社（简称“二社”），而二社的前身又是余协圣瓷行，老板是人称“三尊大佛”的资本家余炳哲。
1950年10月余炳哲抽走转移大量资金，使生产停顿，瓷行于1951年5月关闭，瓷行93名工人要求资方老板发工资维持生活。当时工人代表与资方老板进行谈判达成协议，老板同意付给工人“共同工资”，但“大佛”不肯“善哉”，未履行协议。于是工人联名上诉到市法院，经过法院裁判之后，将这些固定资产作为股金自动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恢复生产。
恢复生产之后二社逐渐发展，让工人们看到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征程，他们白天生产、晚上义务劳动，在资金不足以全部建设正规厂房时，他们挑来泥土、运来竹子搞基建，用竹片糊黄泥搭起一栋栋简易厂房。在1958年，这一年二社已有部分工人迁到毛家坡新厂房生产。新厂房的建成，告别了点多面广，迈出了厂房、设备、人员高度集中的关键一步，为今后的景陶奠定了基础。
发展期间充满曲折
只要熟悉景陶的人都知道，景陶主要出产工业陶瓷，其中三角牌釉面砖更是闻名中外。据景陶老职工回忆道，当年厂里生产的面砖，其特点吸水率适中，光洁度好，耐酸、耐碱性能强，使用周期长。
可景陶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冲击着每个角落，由于当时极左思潮干扰，瓷厂生产经营一落千丈，企业也是面目全非，运作十分艰难。
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景陶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招收新工人，工人年龄面临着青黄不接，就在1973年，这一天下着雨，但是景陶的职工们却觉得这是一场喜雨，因为在这一天，景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迎接了158名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青年工人到来，这些都是各大院校高才生，他们的到来，及时地为景陶补充了新鲜血液。
据景陶书记常水根告诉记者，20世纪80年代是景陶最令人羡慕、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时期。这一时期，景陶科学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性发展，釉面砖生产量和质量节节上升，产量位居全国之冠八年之久。这一时期，釉面砖品种日益增多，全厂上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景象。
“要知道，当年我们生产的三角牌釉面砖，出产上海、北京等地，都是免检产品，畅销到连找厂长批条子都买不到，当时时任厂长为了减少上门客户的纠缠，特意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前剪贴了报纸上的一副“兔开尊口”的漫画，”常水根骄傲地说。
从景陶建厂初期开始，经过多年的摸索和经验积累后，当时的厂领导班子看准了市场对釉面砖需求不断增长的时机，“咬定青山不放松，”果断决策，让效益不高的日用陶瓷和工业瓷逐渐减产直至全面停产，进而举全厂之力来发展效益较高的釉面砖。
如何扩大釉面砖生产规模，经过商量之后，最好的选择是把工业瓷车间改造成釉面砖车间。但是改造的资金在那里？面临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景陶人利用多种渠道寻求合作伙伴，在1981年至1982年，景陶在难以从银行贷款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能力，采取这一变通的灵活措施，使景陶的釉面砖产量大增，一跃成为全国釉面砖产量第一的专业厂家。
不仅如此，在1980年至1987年，景陶釉面砖产量一直居全国首位整整八年，当时景陶头上一直戴着桂冠，光芒四射。“三角牌”产品在整个上世纪的80年代畅销美国、港澳、东南亚、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在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是最受欢迎的建陶产品之一。
景陶人的创业精神
余昌铨1955年就进入景陶，直到1997年才退休，作为一名老景陶人，他有着景陶人艰苦朴实的创业精神。正如余昌铨的老伴常说的，“他就是块头木头疙瘩，笨。上班从未迟到过，就连我生孩子的时候也还在上班，从来都不知道请假这个两个字，天天就惦记着生产生产”。
虽然时隔多年，但是余昌铨依然深深地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时，工人们上下班全靠步行，要走一个多小时，没有一人叫苦，没有一人发出怨言。当时工厂搬到毛家坂时，这里还是比较荒芜的地方，工厂用竹片编成篱笆做围墙，厂里规定没有到上班时间是不开门的，来得早的人都老老实实在门外等候。当时有一个姓黄的工人家里没有闹钟，下半夜3时左右就起床，走到厂里还没有天亮，但他又不敢跨过篱笆进厂，只好在曹家岭灰棚子里休息一下，不小心睡着了，一觉醒来，到厂里已经迟到了，还受到了处罚。由此可见当年的纪律是多么的严格。
余昌铨在景陶一直都是从事匣钵工作，这项工作又苦又累，但是他丝毫都没有怨言，起早摸黑的一干就是40年，他说，“我们那时就把厂里当成了自己家，从来都没有迟到早退，一周就休息一天，休息时还要义务劳动半天；有时半夜刮风下雨，我会习惯性的跑到厂里去看匣钵是否被雨淋湿。”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做匣钵40余年，但是余昌铨坚持下来，对他那个年代来说，只要认定了这门手艺，就会一直干下去。
回想起，以前厂里的辉煌，余昌铨自豪地说：“在80年代，我们厂是全市最好的一个厂，也是全市第一个有公交车接送职工上下班的单位，当年6辆公交车停在厂门口，是多么的气派”。
景陶的蒸蒸日上，与干部和职工艰苦奋斗是离不开的。老职工老占告诉记者，当年他在厂里的时候，不管是干部还是职工，都是一样的在生产线上辛勤的工作。现代剧《窑前战歌》就是以厂里一个职工老董的事迹为原型创作的，1976年的一天，烧练车间窑炉的烟道发生堵塞，烟道不疏通，瓷器要报废，老董得知此事之后，二话不说，钻进了烟道，硬是将堵塞烟道的匣屑。砖块一铲一铲掏出来，高温将老董的脸灼得青紫，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人加入了抢修行列，终于将烟道疏通了。
别看现在景陶厂生活区破旧不堪，生活区内公园，丝毫看不到绿意，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职工宿舍、子弟学校、保育院、职工医院、食堂、浴室、文化中心等设施应有尽有。生活区内花园不仅绿树成行，花草芬芳，花园内还有喷泉，环境优美。
“可是就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广东等地区乡镇企业及其他性质的建陶企业的崛起，‘三角’牌受到猛烈的冲击，经济效益逐步下降，并出现经营亏损，景陶在1997年全面停产，目前景陶主要以出租方式将厂房、设备租给不同性质的企业进行多种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老占说。
景陶从辉煌鼎盛到退出市场，从部属国家大型二类企业到市属三类企业，它经历了五十余个春夏秋冬，这人生漫长的半个世纪，就好似流星在历史星空划过的一瞬间。在这期间虽没有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硝烟，但一座座高耸的制粉喷雾干燥塔和一条条建筑卫生陶瓷生产作业线却是见证了景陶昔日的光辉，尽管如今这种辉煌已不再，但景陶精神却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建国瓷厂与古窑瓷厂
古窑民俗博览区是我国AAAAA级景区，所展示的窑文化非常丰富多彩，除了有清代镇窑、明代葫芦窑外，还有元代馒头窑、宋代龙窑等。凡来景德镇的人，都要游览古窑民俗博览区，尤其那古代瓷窑建筑和手工制瓷的工艺过程，令人留连忘返。
古窑瓷厂与建国瓷厂的关系
博览区内的古窑，亦称古窑瓷厂，与建国瓷厂的关系相当密切，两厂有不解之缘，古窑瓷厂为建国瓷厂的技艺人员提供了大展身手的平台，也传承了建国瓷厂仿古瓷尤其是颜色釉瓷的烧制，而建国瓷厂本身就是明清至民国官窑的沿续，可说是“当代官窑”。
明代御器厂高温颜色釉方面最突出的成是永乐、宣德的鲜红釉（又称祭红），釉厚如脂，光莹鲜艳。此外，还有永乐年间的翠青，宣德年间的霁蓝，弘治年间的黄釉，都冠一时。正德时的孔雀绿也很名贵。同时，还烧造出海棠、驴肝、马肺、油绿、鳝鱼黄、紫金等釉色。清代御窑厂的康、雍、乾三朝高温颜色釉进入鼎盛时期，相继烧造出郎窑红、霁红、美人醉或豇豆红、新紫、米色、天蓝、窑变、茶叶末、三阳开泰等。乾隆后期，瓷工们能用瓷器及各种色釉仿制漆器、木纹、竹器、铜器等工艺品，且无不乱真。清末至民国时期，由于战事频繁，政府腐败，颜色釉瓷生产逐渐衰落，致使一些名贵色釉品种失传。
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接收了在御窑厂基础上建立的官僚资本江西瓷业公司，组建了第一家国营建国瓷业公司（1952年更名建国瓷厂），颜色釉瓷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建国瓷厂汇集身怀绝技颜色釉老艺人，保留了手工制坯生产车间和柴窑烧瓷，不仅恢复和提高了钧红、郎窑红、祭红、美人醉、影青、翠青、霁蓝、乌金、茶叶末、釉里红、窑变花釉、三阳开泰等传统产品，还研制开发出彩虹釉、火焰釉、凤凰衣釉、羽毛花釉、变色釉、结晶釉等新品种，无论是釉色、种类、造型都达到或超过历史最佳水平。
如今古窑传承了建国瓷厂颜色釉烧制工艺，经常用柴窑烧制颜色釉的各个珍贵产品，其中仿古代名窑色釉品种，受到国内外陶瓷和收藏界赞赏。
建国瓷厂对古窑瓷厂的支持
1979年8月，市委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中，为挖掘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抢救保护古代制瓷作坊和工艺，发展旅游产业，决定在西郊蟠龙岗筹建历史博物馆，修复古窑瓷厂。当时，各瓷厂正在进行技术改造，拆除柴窑和分散的坯房，建造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隧道窑和大厂房。为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市委把重点支持的任务落实到建国瓷厂。从1980年起，为了筹备建厂，由建国瓷厂提供技术工人和原材料，在莲花塘打靶场进行试产，临时搭起几间坯房，按照建国瓷厂品种制作成坯，运到建国瓷厂的柴窑烧成。同时从建国、景兴等瓷厂拆迁三处柴窑和一批坯房到古窑瓷厂工地拼装，计有柴窑（又称镇窑）一座、坯房六栋。基建完成后，聘任建国瓷厂副厂长余昌松为技术顾问、先后调去建国瓷厂生产技术管理人员和颜色釉老艺人左冬苟、李其才、刁刻艺人李永兴、青花艺人胡诗看、柴窑把桩师傅冯宽生、冯祖传，以及圆琢器手工制瓷技工等，1984年又调建国瓷厂生产科科长吕仲梅任古窑瓷厂厂长，生产类似建国瓷厂的颜色釉、色釉刻花、青花、青花釉里红等仿古瓷，其中钧红、郎窑红、三阳开泰、窑变花釉和灰可器等成了古窑的主导产品。
建成后的古窑瓷厂，己成为保留文化遗产，有特色的旅游景区。它生动地再现了景德镇古代陶瓷制作工艺的全过程。这里的古坯房，为珍贵的中国古代工业建筑实例。每组坯房似封闭的三合院或四合院，由三栋四栋向院内敞开的建筑组成。坯房内，从建国等瓷厂调去的打杂工、做坯工、印坯工、利坯工、刹合坯工、剐坯工等以传统的手工进行操作，他们的妙手神工令游人惊叹不已；厂内古朴高大的镇窑，以松柴为燃料，窑长18米，成直躺的鹅蛋形，前大后小，尾部砌筑高约21米的薄壁烟烟囱，这是古代建筑工匠巧妙利用曲木重心和弯曲外型立筑架梁的结果，可谓匠心独具，也是我国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观。满窑烧窑的是建国瓷厂调去的师傅……所有这些凝聚着建国瓷厂人的心血和汗水。至今，在古窑烧窑的（包括葫芦窑、馒头窑等）各岗位大多是建国瓷厂的师傅。在原料、成型到烧练的老坯工、老窑工中，获得省非物资文化遗产手工技艺优秀传承人称誉的，有建国瓷厂做坯工王炎生、把桩师胡家旺等多人。(来源景德镇广播电视周报）
景德镇老瓷厂记忆：景德镇陶瓷厂
景陶精神却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上一辈的老瓷都人，谈起景德镇陶瓷厂（以下简称景陶），都会清晰地记得景陶门前的运煤专用小铁路，每当满载着煤炭的小火车轰隆驶过，那之后的兴奋之情；还有景陶办公大楼的门楼，那是当时全市所有工业企业中最独特、最宏伟、最气派的一栋门楼，让不少瓷都人记忆犹新。
近日，记者来到景陶，那昔日象征着景陶曾经辉煌的大门，如今已经锈迹斑斑；曾经热闹非凡的厂房，已经空无一人……
建厂初期披荆斩棘
1958年9月1日，这一天对于每一个景陶人来说，都是值得铭记的，这一天瓷器十二瓷厂、十五瓷厂、十六瓷厂合并为景德镇市建筑瓷厂。
谈及景陶的前身，现任景陶厂长杨景华滔滔不绝地介绍，景陶的前身是景德镇市第二陶瓷手工生产合作社（简称“二社”），而二社的前身又是余协圣瓷行，老板是人称“三尊大佛”的资本家余炳哲。
1950年10月余炳哲抽走转移大量资金，使生产停顿，瓷行于1951年5月关闭，瓷行93名工人要求资方老板发工资维持生活。当时工人代表与资方老板进行谈判达成协议，老板同意付给工人“共同工资”，但“大佛”不肯“善哉”，未履行协议。于是工人联名上诉到市法院，经过法院裁判之后，将这些固定资产作为股金自动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恢复生产。
恢复生产之后二社逐渐发展，让工人们看到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征程，他们白天生产、晚上义务劳动，在资金不足以全部建设正规厂房时，他们挑来泥土、运来竹子搞基建，用竹片糊黄泥搭起一栋栋简易厂房。在1958年，这一年二社已有部分工人迁到毛家坡新厂房生产。新厂房的建成，告别了点多面广，迈出了厂房、设备、人员高度集中的关键一步，为今后的景陶奠定了基础。
发展期间充满曲折
只要熟悉景陶的人都知道，景陶主要出产工业陶瓷，其中三角牌釉面砖更是闻名中外。据景陶老职工回忆道，当年厂里生产的面砖，其特点吸水率适中，光洁度好，耐酸、耐碱性能强，使用周期长。
可景陶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冲击着每个角落，由于当时极左思潮干扰，瓷厂生产经营一落千丈，企业也是面目全非，运作十分艰难。
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景陶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招收新工人，工人年龄面临着青黄不接，就在1973年，这一天下着雨，但是景陶的职工们却觉得这是一场喜雨，因为在这一天，景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迎接了158名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青年工人到来，这些都是各大院校高才生，他们的到来，及时地为景陶补充了新鲜血液。
据景陶书记常水根告诉记者，20世纪80年代是景陶最令人羡慕、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时期。这一时期，景陶科学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性发展，釉面砖生产量和质量节节上升，产量位居全国之冠八年之久。这一时期，釉面砖品种日益增多，全厂上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景象。
“要知道，当年我们生产的三角牌釉面砖，出产上海、北京等地，都是免检产品，畅销到连找厂长批条子都买不到，当时时任厂长为了减少上门客户的纠缠，特意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前剪贴了报纸上的一副“兔开尊口”的漫画，”常水根骄傲地说。
从景陶建厂初期开始，经过多年的摸索和经验积累后，当时的厂领导班子看准了市场对釉面砖需求不断增长的时机，“咬定青山不放松，”果断决策，让效益不高的日用陶瓷和工业瓷逐渐减产直至全面停产，进而举全厂之力来发展效益较高的釉面砖。
如何扩大釉面砖生产规模，经过商量之后，最好的选择是把工业瓷车间改造成釉面砖车间。但是改造的资金在那里？面临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景陶人利用多种渠道寻求合作伙伴，在1981年至1982年，景陶在难以从银行贷款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能力，采取这一变通的灵活措施，使景陶的釉面砖产量大增，一跃成为全国釉面砖产量第一的专业厂家。
不仅如此，在1980年至1987年，景陶釉面砖产量一直居全国首位整整八年，当时景陶头上一直戴着桂冠，光芒四射。“三角牌”产品在整个上世纪的80年代畅销美国、港澳、东南亚、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在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是最受欢迎的建陶产品之一。
景陶人的创业精神
余昌铨1955年就进入景陶，直到1997年才退休，作为一名老景陶人，他有着景陶人艰苦朴实的创业精神。正如余昌铨的老伴常说的，“他就是块头木头疙瘩，笨。上班从未迟到过，就连我生孩子的时候也还在上班，从来都不知道请假这个两个字，天天就惦记着生产生产”。
虽然时隔多年，但是余昌铨依然深深地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时，工人们上下班全靠步行，要走一个多小时，没有一人叫苦，没有一人发出怨言。当时工厂搬到毛家坂时，这里还是比较荒芜的地方，工厂用竹片编成篱笆做围墙，厂里规定没有到上班时间是不开门的，来得早的人都老老实实在门外等候。当时有一个姓黄的工人家里没有闹钟，下半夜3时左右就起床，走到厂里还没有天亮，但他又不敢跨过篱笆进厂，只好在曹家岭灰棚子里休息一下，不小心睡着了，一觉醒来，到厂里已经迟到了，还受到了处罚。由此可见当年的纪律是多么的严格。
余昌铨在景陶一直都是从事匣钵工作，这项工作又苦又累，但是他丝毫都没有怨言，起早摸黑的一干就是40年，他说，“我们那时就把厂里当成了自己家，从来都没有迟到早退，一周就休息一天，休息时还要义务劳动半天；有时半夜刮风下雨，我会习惯性的跑到厂里去看匣钵是否被雨淋湿。”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做匣钵40余年，但是余昌铨坚持下来，对他那个年代来说，只要认定了这门手艺，就会一直干下去。
回想起，以前厂里的辉煌，余昌铨自豪地说：“在80年代，我们厂是全市最好的一个厂，也是全市第一个有公交车接送职工上下班的单位，当年6辆公交车停在厂门口，是多么的气派”。
景陶的蒸蒸日上，与干部和职工艰苦奋斗是离不开的。老职工老占告诉记者，当年他在厂里的时候，不管是干部还是职工，都是一样的在生产线上辛勤的工作。现代剧《窑前战歌》就是以厂里一个职工老董的事迹为原型创作的，1976年的一天，烧练车间窑炉的烟道发生堵塞，烟道不疏通，瓷器要报废，老董得知此事之后，二话不说，钻进了烟道，硬是将堵塞烟道的匣屑。砖块一铲一铲掏出来，高温将老董的脸灼得青紫，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人加入了抢修行列，终于将烟道疏通了。
别看现在景陶厂生活区破旧不堪，生活区内公园，丝毫看不到绿意，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职工宿舍、子弟学校、保育院、职工医院、食堂、浴室、文化中心等设施应有尽有。生活区内花园不仅绿树成行，花草芬芳，花园内还有喷泉，环境优美。
“可是就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广东等地区乡镇企业及其他性质的建陶企业的崛起，‘三角’牌受到猛烈的冲击，经济效益逐步下降，并出现经营亏损，景陶在1997年全面停产，目前景陶主要以出租方式将厂房、设备租给不同性质的企业进行多种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老占说。
景陶从辉煌鼎盛到退出市场，从部属国家大型二类企业到市属三类企业，它经历了五十余个春夏秋冬，这人生漫长的半个世纪，就好似流星在历史星空划过的一瞬间。在这期间虽没有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硝烟，但一座座高耸的制粉喷雾干燥塔和一条条建筑卫生陶瓷生产作业线却是见证了景陶昔日的光辉，尽管如今这种辉煌已不再，但景陶精神却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建国瓷厂：景德镇第一家国营瓷厂
建国瓷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景德镇建立最早的一家国营企业。1949年4月景德镇解放后，中共浮梁地委立即着手恢复和发展陶瓷生产。为了办起第一个国营性质的瓷厂，在资金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当时的地委书记黄永辉亲自发动驻军、机关干部和吸收的150多名瓷业工人，自筹资金，开展生产自救活动。同年8月16日筹建“建国瓷业公司”，之后接管了官僚资本“江西瓷业公司”所有坯房、窑厂及财产。
1950年4日1日，正式成立“江西省景德镇市建国瓷业公司”。1951年，建国瓷业公司接受了人民政府没收的旧商会和九窑公会等官僚资本，工人增加到500人、厂房占地面积扩大到2000平方米，并且开始承做苏联大瓷碗等国家订瓷，产量有较大幅度增大。1952年8月1日，建国瓷业公司更名“建国瓷厂”。
为全市公、私营企业做出示范
当时的建国瓷厂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全厂职工发扬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精神，艰苦创业，自力更生，夜以继日进行义务劳动，检修厂房设备，挖“脚板”泥，取晒架塘。那时没有固定工资，在食堂集体吃饭，卖了瓷器就发点米，工人们不计时间，不讲报酬、不谈福利，生产热情饱满，纪律严明，上下一心，渡过了难关。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全厂总产值仍增长3.7倍；每年平均增长率为92.8％，为全市公、私营企业作出了示范，显示了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主导地位和作用。
1954年，为改变历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松柴烧窑和手工操作，市里决定建立—座以煤窑代替柴窑，以机械化代替手工的新型工厂，并把此任务交给了建国瓷厂。当时在东郊凤凰山动工兴建，经过一年的努力，于1955年12月投产，取名建国分厂(即现在的宇宙瓷厂)。从原料精制到产品成型，采用了半机械化操作，装置了球磨、搅拌、榨泥、练泥机和电动压坯、施釉等设备，新建了一组煤窑、实现了以煤代柴烧瓷，并不断改进，提高烧瓷质量，为全市推广“以煤代柴”作出了贡献。
1958年，景德镇瓷厂、十九瓷厂并入建国瓷厂，职工猛增到3600多名，尤其是颜色釉生产的技艺力量得以集中，恢复了传统瓷生产，形成了一支生产高温颜色釉和高档细瓷的技术骨干队伍。1959年北京有关部门曾选择3500件颜色釉产品做国庆用瓷。
难忘的岁月与曾经的“一分为四”
在发展过程中，建国瓷厂也曾受到一些挫折。1958年“大跃进”年代大搞“以瓷代钢”，生产热风管、沼气灯头、瓷质钢锅等，由于盲目冒进，单纯追求产值，造成了一定困难和损失。1959年，市委第一书记赵渊亲自到建国瓷厂粉定八组蹲点劳动两个月，拜工人为师学利坯，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企业改进管理，给全厂职工极大鼓舞。当时，原燃料的供应和运输非常困难，职工们到陈湾运瓷土，修皇岗运煤公路，还抽出上千名职工组成“社会主义建设兵团”到蚊潭山区砍伐、运输松柴，以保证生产正常进行。
“文革”时期，在“瓷器不能打仗”、“一厂变多厂”等思想干扰下，建国瓷厂的正常生产秩序给搅乱了，不少传统颜色釉品种被砍，许多从事颜色釉生产的工人，忍痛离开自己的专业岗位，技艺人员由180余人减少到11人，不少工人被调出做泥、木建筑工，还有的改行从事杀猪，搞搬运等。1970年建国瓷厂还被迫迁到柳家湾建厂，因违背客观规律，只得停建，企业受到了严重损失。
与此同时，建国瓷厂被迫划出部分车间办螺丝厂、标准件厂、无线电厂等，使一个好端端的老国营企业“一分为四”，被拨走厂房，调出人员，新建的自动流水注浆作业线被拆散，厂区沦为荒地，企业支离破碎，年年亏损。
改革开放让企业焕发青春活力
改革开放以后，建国瓷厂依靠全厂职工的智慧和力量，医治浩劫后的创伤，充分发挥企业的特点和优势，重点恢复和发展了祭红、钧红、影青、茶叶末、窑变花釉等传统产品，创造了凤凰花釉、彩虹釉、羽毛花釉等新品种，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颜色釉等产品遍及国内外，行销日本、加拿大、美国、意大利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建国瓷厂生产的高温颜色釉瓷获部(省)以上奖励33次之多。其中1979年获国家优质产品银质奖章，1989年获首届北京国际博览会金奖，1990年彩虹釉获39届尤里卡国际发明博览会金奖。
以建国瓷厂生产的高温颜色釉作为国家礼品，赠送外国元首以及部长级官员有97次之多。1978年10月，邓小平同志访问新加坡，将象征吉祥如意的“三阳开泰”80件花瓶赠给新加坡总理；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访问美国，又将该厂生产的色釉综合装饰双耳瓶赠给美国总统尼克松。
然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为摆脱企业困境，建国瓷厂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厂推行了企业深化改革工作。采取划小核算单位，以一个班组、一条生产作业线或一条窑为实体，优化组合，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2009年，在全市陶瓷国有企业进行改制试点，顺利地为全厂职工置换了身份，完成了企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使命，。
凤凰涅磐，浴火重生。当前，在新一轮经济发展规划中，我市正着力打造“建国陶瓷文化创意园”：原建国瓷厂凭借深厚的陶瓷文化底蕴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更好地保护和开发利用丰富的陶瓷工业遗产，有效地利用罗汉肚、迎祥弄、龙缸弄等处老厂房、老设备以及人文历史，恢复了明清作群，其中有圆器坯房、琢器坯房和柴窑遗址，包含原来的原料、成型、烧炼厂区在内，建立创意工作室、艺术长廊、瓷展中心……让传统手工制瓷工艺和各个历史阶段的陶瓷文化，靓丽地呈现在世人眼前！
景德镇御窑厂
明初，景德镇成立了御窑厂，宫廷瓷器开始注明皇帝的年款。
代表东方古老文化的瓷器，素有官窑、民窑之别。官窑，即官方创办的窑厂。封建社会的官窑是专为皇宫内院制造皇上用的瓷和皇帝赏赐臣僚的御瓷的御窑厂。
说到御窑厂，其来龙去脉应当是萌发于元初而兴于明清，绵延近七百多年。由于御窑厂的特权所在，历来荟萃着景德镇的陶艺精英和能工巧匠。它虽然专为皇帝烧制瓷器，而客观上则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瓷文化的奇珍异宝。除了不少流失于海外，至今尚有许多陶艺珍稀品为故宫博物院所珍藏，并向海内外游客作展示。
御窑厂是官窑的象征，是陶艺瑰宝的摇篮。历来，人们对御窑厂充满神秘感与好奇心。
一、元帝设浮梁瓷局
公元1271年，元帝国建立。蒙古族“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其服饰建筑都崇尚白色。白色的瓷器，同样成为元代帝王的珍爱之品。白瓷在蒙元统治时期的景德镇有很大的发展，优质的白瓷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景德镇设立第一所官窑———浮梁瓷局，专为元皇室烧造御用瓷器。应当说，这便是御窑厂的萌芽。
元代景德镇成功地造出枢府瓷、青花和釉里红瓷，其成就为后来明清两代御窑厂制瓷工艺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景德镇自元代起就开始有了官窑。
二、洪武大帝建御窑
朱元璋推翻蒙元帝国，建立了大明王朝，却几乎全盘承袭了元代的匠籍制度。由于祭祀、赐赏、贸易的需要，明朝开国之初就在原浮梁瓷局的基础上建立了御窑厂，世称“洪武官窑”。
洪武窑瓷器，土质细腻，胎体很薄，釉分青、白二色，以纯素者为佳。据记载，洪武窑有大龙缸窑、青窑、色窑、风火窑、匣窑等二十座。洪武年间军事上需要以瓷器换马匹用于战争，又要用瓷器扩大贸易和安抚邻邦。御窑厂烧出器型硕大的青花釉里红大盘、大碗、大罐，素朴雄浑粗豪而不失民族文化风韵，形成了洪武官窑的独特风格。
三、戏说燕王红战袍
永乐为明成祖朱棣年号。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朱棣身穿鲜红的战袍指挥作战，威风凛凛，气势非凡。第二天清晨，士兵们发现朱棣的红战袍上的霜花自然凝结成了一条腾空飞舞的白龙，以为瑞祥之兆，士气大振，战果辉煌。1402年朱棣登基为永乐皇帝。御窑厂的技师们便依照燕王战袍的故事，设计烧制出鲜红甜白的龙纹瓷器，以表示对永乐皇帝的崇敬。而这种集鲜红与甜白于一体的瓷器，一时间成为永乐官窑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马厂类型彩陶
距今约3500至7000年前，青海高原东侧河湟流域黄土层内，陆续埋藏了大量彩陶器皿。据资料记载，1923年底瑞典地质学者安特生在兰州购得若干半山·马厂类型彩陶，并将这批中国古代文化瑰宝带到了欧洲。
1945年我国学者夏鼐、裴文中分别赴西北对彩陶进行小规模调查发掘。但民间对彩陶实物所知甚少。迟至1974年，国家才对乐都柳湾遗址进行较大规模发掘，逐渐引起社会对彩陶的重视。从1400多座墓葬中发掘出4万件新石器时期各类文物，以各种文化类型彩陶器为主，考古资料公布后，举世震惊，青海是中国彩陶之乡，声名远扬。说青海高原曾经拥有辉煌，彩陶是青海人民的骄傲是一点不过分的。
从博物馆藏品到民间收藏家及流散在社会与市场的实物判断，目前青海出土彩陶器皿以马家窑、宗日文化类型数量少质量高，半山类型次之，时间较晚的辛店、齐家类型数量较少，纹饰简化——而被视为“大路货”的马厂类型彩陶，则具有量大质佳的特点，纹饰千变万化，绚丽多彩。凡是造型奇特、稀少的器皿，也多半在马厂类型中发现。如已知的“人像彩陶壶”、“人面彩陶壶”、“双连罐”、“提梁罐”、“鸭形壶”与“葫芦罐”等，均属马厂类型器，与辛店类型“陶靴”、半山类型“陶鼓”与齐家类型素陶“罐”一样，都是青海彩陶中的珍品。值得注意的是，马厂类型器物绝大多数是壶、罐、盆、钵、瓮、碗、豆等。而前述的浮塑人像壶、人面彩陶壶、双连罐、提梁罐、葫芦罐所占比例则少而又少，成为罕见之器。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制造工艺难度较大，烧成率较低；二是这些特殊彩陶与壶罐盆钵等生活用品不同，可能具有迄今尚未破译的信息或原始宗教内涵，仅仅供部落氏族酋长、首领陪葬，是身份与权力的象征。普通成员无权使用，所以生产数量非常有限，保存至今的就更加稀少罕见。
笔者收藏有一只马厂类型彩陶葫芦罐，高14．5厘米，口径4．5厘米，腰部6．5厘米，底径6．5厘米。除口沿有2厘米小伤外，通体完好，上下两部相接处两侧有耳，葫芦上部绘以网纹，下部为菱形纹，黑彩，色泽漫漶但尚可辨清。此器工艺并不精致，画工粗放，未上陶衣，更没有磨光，但这却是20多年来笔者看到的第一件彩陶葫芦罐实物。
利洛斯陶瓷老板弃厂逃跑 法院封厂拍卖返还欠薪
2月8日，南庄131名工人领回被拖欠的70余万元血汗钱。而从工人起诉至禅城法院到拿到拖欠工资，仅用6天时间。法院开通快速处理通道，特事特办，执结该案。
利洛斯陶瓷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债台高筑，老板刘乃灶于今年1月25日连夜弃厂逃跑。同月底，公司全面停产。此时，大部分工人被拖欠3个月以上的工资，共约70余万元。2月2日，131名工人向禅城法院起诉，劳动部门同时递交了先予执行申请书。禅城法院第一时间开通了绿色通道，当日为工人立案。执行法官当天下午赶赴该公司，将公司所有财产尽数查封并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时稳住了工人们的激动情绪。同时，在禅城区政府及劳动部门的共同说服下，该公司物业出租方及逃匿老板刘某的亲属同意先行垫付45万余元，向工人发放了部分拖欠的工资。
2月5日，禅城法院执行局特事特办，第一时间通过抽签和摇珠确定了评估和拍卖机构。次日下午，评估方出具了评估报告，该报告得到了工人及其他债权人的肯定。2月7日一早，法院将评估报告交给了拍卖公司，并根据该报告评估的数额要求其先行交纳50万元的保证金，拍卖公司当日就把款项汇至法院账户。到账后，法院立即将拖欠工人工资剩余25万元送到劳动部门并由其派发给工人。
131名工人终于拿到拖欠了3个多月的工资。
品牌厂为私抛厂贴牌相得益彰
金融危机打乱了陶瓷销售市场的规律，给佛山“私抛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目前不少抛光砖品牌大厂主动为“私抛厂”贴牌，按“私抛厂”提出的花色、品种要求卖砖坯，而“私抛厂”则锐意打造品牌重点开拓三四线市场和农村消费市场。在金融风暴中强势崛起的“私抛厂”，颠覆了过去受品牌厂支配的“主仆关系”，出现“妹仔大过主人婆”的新格局。在此消彼长的互动合作关系中，彰显逆境制胜的生存智慧。
“私抛厂”打造品牌是抛光砖生产力走向专业化、规模化的重要标志，顺应了佛山陶瓷行业清洁生产“腾笼换鸟”的发展潮流。日前，一家颇有声誉拥有6条抛光线的“私抛厂”总经理钟先生专程到报社找到记者，要求刊登广告招聘品牌营销总经理和多名区域销售经理等业务精英加盟，从而统领该品牌在国内各地设立100多个销售网点大展鸿图；同时在华夏陶瓷城寻求1000平方米左右的大展厅，作为品牌形象大本营辐射国内外市场。其求贤若渴，打造品牌的迫切之情溢于言表。
据悉，目前华夏陶瓷博览城已经成为“私抛厂”展厅云集的福地，仅去年下半年以来就新增加100多个“私抛厂”品牌展厅落户，要寻找位置较好的大展厅更是难上加难。因此，选择旺地作为品牌营销展厅，布局国内三四级市场的营销网络，成为拥有多条抛光线甚至10多条抛光线的大中型“私抛厂”实施品牌营销战略的头等大事。
时势造英雄。全球金融危机遏制了人们高消费的欲望，使国内一二线品牌抛光砖的市场需求锐减，然而对具有性价比优势的“私抛厂”抛光砖三线品牌来说却是弯道超车的机遇。由于不少品牌厂抛光砖产品积压库存严重，有些知名品牌抛光线从去年10月停产以来至今仍未复产，而降价促销则面临着扰乱价格体系和补款给经销商的双重损失。因此，按“私抛厂”的生产要求贴牌卖砖坯，使品牌厂过剩的生产能力找到出路优势互补。
从表面上看，品牌厂给“私抛厂”贴牌是“倒退”的现象，颠覆了一二线城市的强势品牌，然而却是逆境制胜的生存之道。一家实力雄厚的私抛厂老板何先生告诉记者，目前品牌厂生产砖坯的原料、燃料等综合成本比去年降低了20%左右，但卖给“私抛厂”砖坯价格依然维持原价，由此可见，品牌厂为“私抛厂”贴牌利润丰厚，堪称双赢何乐而不为呢？
值得一提的是佛山关闭了一大批污染严重的陶瓷生产企业后，“腾笼换鸟”不仅为符合清洁生产的“私抛厂”扩张提供了大量的厂房、宿舍，而且也留下了原陶瓷厂的一大批优秀人才加盟“私抛厂”，从而加快“私抛厂”打造品牌的步伐。目前佛山已经成为广东省内清远、河源、高要、四会、新兴、阳江、云浮、恩平等地陶瓷产区的砖坯抛光加工中心，显示出佛山“私抛行业”拥有大量的上下游客户资源，在抗击金融风暴中奋勇前进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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