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古代瓷器。
十八日，中国元、明、清三代专门烧造宫廷用瓷的皇家窑厂所在地——景德镇御窑厂遗址首次正式对海内外游客开放，至此这座在地下沉睡百年的历史名窑终于揭开神秘面纱，重见天日。
御窑遗址是景德镇辉煌陶瓷文明的历史见证。该遗址是专门为元、明、清宫廷生产瓷器的皇家窑场，自明代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在此设窑厂开始，到清王朝灭亡结束，持续烧造时间达六百余年。此后传说中的官窑遗址也在景德镇的土地上消失，留给后人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官窑瓷器。
一九八二年一名古陶瓷学者路过景德镇市珠山区一个工地时，不经意一瞥，发现并在推土机下挽救了这个神秘的古窑。二00二年起，专家开始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出土窑炉都是单个的，而这些官窑的窑炉是成组出现的，目前考古专家正在挖掘的官窑就有六个窑炉。
近年来，在这里出土复原了数以千计的稀世珍品官窑瓷，这些瓷器胎细釉润，纹饰丰富多彩。其中有不少瓷器品种，如永乐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内白釉外釉里红龙纹小碗等一批瓷器，在以往的考古资料和传世品中并不多见，是极为珍贵的精品。不少研究成果解决了中国陶瓷史的部分疑难问题，在世界陶瓷考古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评为“二00三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WWw.TaOCi52.com
为保护好这一文化遗产，景德镇市于二00五年动工修建御窑厂遗址保护房，历经两年终告完成。同时，还在御窑厂遗址保护房的基础上，组建了“景德镇御窑遗址博物馆”，并以此为核心，对市区内的古作坊、古窑房、古码头、古寺庙、古里弄、古民居进行了全面的整合与发掘，形象地再现了较为完整的陶瓷发展古韵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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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清代御窑遗址将于国庆首次开放
从２９日举行的“２００７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简称‘瓷博会’）上海推介会”上获悉，今年１０月景德镇“瓷博会”期间，被列为２００５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景德镇御窑遗址将部分开放，公众可现场观看到遗址的发掘过程。
御窑也称官窑，是封建王朝的皇家瓷厂。景德镇御窑集中了从元代至清朝历代最优秀的工匠和最好的原料，烧造出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瓷器。据了解，为保护御窑遗址，景德镇目前正全力打造世界最大的官窑遗址博物馆。根据规划，整个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将分三个时期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第一阶段的工作，即遗址区的考古发掘。
景德镇市副市长卢正大表示，将御窑遗址的发掘现场向公众开放，是本届景德镇“瓷博会”的一大亮点。此外，展会期间还将举行瓷器拍卖会，对不属于国家保护对象的古瓷和大师作品进行公开拍卖，供有收藏兴趣的观众“淘宝”。
２００７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将于１０月１８日至２２日举行，截至目前已有４２０多家国外采购商确定参展。景德镇“瓷博会”是由商务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地方政府共同主办的，集陶瓷进出口贸易、陶瓷经贸洽谈、陶瓷文化交流为一体的陶瓷博览会。
景德镇御窑厂
明初，景德镇成立了御窑厂，宫廷瓷器开始注明皇帝的年款。
代表东方古老文化的瓷器，素有官窑、民窑之别。官窑，即官方创办的窑厂。封建社会的官窑是专为皇宫内院制造皇上用的瓷和皇帝赏赐臣僚的御瓷的御窑厂。
说到御窑厂，其来龙去脉应当是萌发于元初而兴于明清，绵延近七百多年。由于御窑厂的特权所在，历来荟萃着景德镇的陶艺精英和能工巧匠。它虽然专为皇帝烧制瓷器，而客观上则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瓷文化的奇珍异宝。除了不少流失于海外，至今尚有许多陶艺珍稀品为故宫博物院所珍藏，并向海内外游客作展示。
御窑厂是官窑的象征，是陶艺瑰宝的摇篮。历来，人们对御窑厂充满神秘感与好奇心。
一、元帝设浮梁瓷局
公元1271年，元帝国建立。蒙古族“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其服饰建筑都崇尚白色。白色的瓷器，同样成为元代帝王的珍爱之品。白瓷在蒙元统治时期的景德镇有很大的发展，优质的白瓷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景德镇设立第一所官窑———浮梁瓷局，专为元皇室烧造御用瓷器。应当说，这便是御窑厂的萌芽。
元代景德镇成功地造出枢府瓷、青花和釉里红瓷，其成就为后来明清两代御窑厂制瓷工艺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景德镇自元代起就开始有了官窑。
二、洪武大帝建御窑
朱元璋推翻蒙元帝国，建立了大明王朝，却几乎全盘承袭了元代的匠籍制度。由于祭祀、赐赏、贸易的需要，明朝开国之初就在原浮梁瓷局的基础上建立了御窑厂，世称“洪武官窑”。
洪武窑瓷器，土质细腻，胎体很薄，釉分青、白二色，以纯素者为佳。据记载，洪武窑有大龙缸窑、青窑、色窑、风火窑、匣窑等二十座。洪武年间军事上需要以瓷器换马匹用于战争，又要用瓷器扩大贸易和安抚邻邦。御窑厂烧出器型硕大的青花釉里红大盘、大碗、大罐，素朴雄浑粗豪而不失民族文化风韵，形成了洪武官窑的独特风格。
三、戏说燕王红战袍
永乐为明成祖朱棣年号。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朱棣身穿鲜红的战袍指挥作战，威风凛凛，气势非凡。第二天清晨，士兵们发现朱棣的红战袍上的霜花自然凝结成了一条腾空飞舞的白龙，以为瑞祥之兆，士气大振，战果辉煌。1402年朱棣登基为永乐皇帝。御窑厂的技师们便依照燕王战袍的故事，设计烧制出鲜红甜白的龙纹瓷器，以表示对永乐皇帝的崇敬。而这种集鲜红与甜白于一体的瓷器，一时间成为永乐官窑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江西拟斥巨资加强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保护
为进一步加强对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保护，江西省计划投资４９７８万元人民币建设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保护设施。这一项目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包括：建筑面积达１２００平方米的保护管理用房，主要用于办公管理、安全监控、资料保存、文物修复等；建筑面积达３０００平方米的综合展示中心；制作安装标桩、标牌及界桩２０４处。资金来源分别是：申请国债资金２４８９万元，地方配套资金２４８９万元。
御窑也称“官窑”，是封建王朝的皇家瓷厂。景德镇官窑集中了从元代至清代最优秀的工匠和最好的原料，烧造出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瓷器。文献记载每１００件成瓷仅有４件能入宫使用，而绝大多数瓷器次品、试制品和贡余品，都必须被集中砸碎后埋藏入官窑范围之内，以禁绝流入民间。多年来，江西省文物考古部门进行了多次抢救性发掘，清理了埋藏落选的贡品、遗址等大量官窑标本，修复了数以千计的官窑珍品，有一批被誉为“绝世孤品”的瓷器和文物遗存面世。景德镇御窑遗址考古发掘的成果，曾被评为“２００３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景德镇御窑厂的600年
古代景德镇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市，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只是浮梁县治下的一个镇，并不具备构筑城墙的政治资本，即使它远较不远处的县城繁华百倍。令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是皇家瓷厂驻地的无比荣耀，明代御器厂、清代御窑厂均选址于珠山之巅、昌江之畔，所有的窑房与民居均以御厂墙根为中心，紧紧环绕，狭窄而密集的里弄形成环环相连的同心圆布局，即便再拥挤，这一大片成千上万镇民聚居的民房都断然不会在海拔上超越御厂围墙，以保证御厂始终处在俯视万民的优越姿态。
这座城市如同一只巨大的蜂巢，而御厂便如蜂王居住的神圣地方。虽然御厂绝不是皇宫，但却生产着皇家象征的御用瓷器，这也使得镇民们油然而生皇城根下的飘然感觉，也使得八方工匠趋之若鹜，即使不得不常常面对狐假虎威的督陶官员的征召、盘剥与压榨，但无论是墙内，还是墙外，生存似乎较其他地方更为容易，虽然，在很多时候，这只是看上去很美。
立墙
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区的大战，使明朝开国大帝朱元璋早在元末时期就应该对景德镇这一产瓷名地有着清楚的认识。镇守浮梁的朱元璋手下大将于光即在此地设有军窑，专烧军需陶瓷。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朱元璋建立起大明帝国时即着手开始御厂的建立，而不必等到其身后的洪武三十五年，也即建文四年。因而，在众多纷纭的明代御器厂建立时间的版本中，笔者还是倾向于洪武二年的，至少，即使没有御器厂之名，亦应有御器厂之实。
宋元时期，在浮梁县境内，景德镇只是众多生产瓷器的集镇之一，其声势实际上还不如湖田或湘湖等南河流域其他集镇，而自御厂立，浮梁县境内其他诸窑逐渐衰败并向景德镇转移和集中，可见皇家权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过，这种凝聚力只在明代中后期才逐渐形成，而从明早期来看，各地窑工完全处在观望状态，面对这样一个新生的皇权事物充满敬畏甚至恐惧。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令窑工们避而惟恐不及，这座对小镇来说显得巨大的御器厂的建设是否涉及强拆事件不得而知，但强征却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明《江西省大志·匠役》言：“上班匠，籍匠户例派，四年一班，赴南京工部，上纳班银一两八钱。遇蒙烧造，拘集各厂上工，自备工食。”这即是所谓的轮班匠制。对于散布于浮梁各地的窑工们来说，他们其实并没有脱离农业生产，四年一轮的赴京上班实在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情，这是正班，到御器厂工作则并非正班，窑工们自然可以拒绝，然而“拘集”二字却分明地证实了官府血淋淋的强征事实。
不过，能“有幸”被强征者必是高匠，大约区区三百余名，明《江西省大志》记曰：“御器厂23作，有工匠334名。”但所有的窑工都有被强征到御器厂的概率，这种强迫劳动的手段确实令人不齿，因而至少在明代早期，并没有多少民窑斗胆聚集于御厂墙根下，处在极弱小的状态，湖田的窑火依然鼎盛。
御器厂的产品虽然仅供皇帝专用，绝非商品，但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却显得超强。尤其是在明早期，害怕民窑剽窃已到了神经质的地步，甚至常以杀头令来明令禁止民窑生产某些产品，当然其本质目的是防止贱民们有辱皇家威仪。
明宣德早期，御器厂已库存了数量颇大的洪武、永乐时期的落选御瓷，不得不考虑处理事宜，督陶官丝毫不敢怠慢，打碎以后选择在平地仔细掩埋。此后，从宣德直至明中期，这一处理方式都得到延续，只是越来越显草率，明代中期时已混同于其他窑业垃圾之中，而明代晚期则几乎无迹可循，这表明在明代晚期出现了贪婪而大胆的变卖落选御瓷的行为。
晚明的嘉靖、万历二帝在位时间极长，但头脑显然与明早中期帝王相距甚远，有如此不精明的皇帝，御器厂出现集体侵吞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向御厂墙根聚集的窑工数量也突然猛增，嘉靖时期已是“主客无虑十万众”，并出现了大型手工工场。这种非正常的增长，表明御器厂的督陶官员们及地方官员们已从单纯残暴的压迫和钳制转向官商勾结，甚至直接投资，而其间很可能也涉及到炒作房地产的行为。
晚明景德镇暴富的消息不胫而走，以致“弹丸之地，商人贾舶与不逞之徒皆聚其中。”这似乎是御器厂愿意看到的现象，既可趁乱敲诈勒索，更可将本应是御厂烧造的部分瓷器强迫转嫁到民窑中烧造，从而大发其财。由于晚明景德镇瓷器几乎垄断了国内外市场，民窑工场主们即使被大肆盘剥却依然能够获取丰厚利润，而即使是个体户亦能安然度日。
《醒世恒言》中即说到了这样一个小业主：“就其中单表一人，叫做丘乙大，是个窑户，一个做手，浑家杨氏，善能描画，乙大做就瓷坯，就是浑家描画花草人物，两口俱不吃空，住在一个冷巷里，俱能度日。”虽是虚拟，却极形象地表述了晚明景德镇小民的讨食生活。
官、工、商、民之间似乎已经达到了某种平衡，这种平衡使大家都能够相安，保持一种表面的繁荣，直到更为残暴贪婪的潘相的到来，这一切平衡瞬间被打破。
四万件古陶瓷标本 何时再见天日？
前不久，一位古陶瓷收藏爱好者依照朋友指点，来到中山三路东皋大道礼兴街寻找“中国古陶瓷标本研究中心”，希望参照“中心”的标本鉴定自己的藏品。没想到，“中心”已在两年多前关张……
该“中心”负责人、广东省文物艺术品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楼钢，日前向记者表示，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楼钢对此深表遗憾，该“中心”搬离原址实属无奈，但营业执照并未撤销，四万余件古陶瓷残片仍保存完好。只要能解决场地问题，他愿意长期无偿陈列这批珍贵的古陶瓷标本。
中国传统鉴别古文物特别是鉴别古陶瓷的方法，被称作“眼学鉴定”，主要是依靠类比法。鉴定者除了依靠专业知识和鉴定经验，往往还需要拿鉴定物与古陶瓷标本进行比对。采用现代科技鉴定方法，更是需要以断代可靠的古陶瓷标本作为依据。
中国古陶瓷传世器物稀少，一些著名瓷窑的传世瓷器更少，且都保存在博物馆之中，一般人难得一见，无法借助其作为类比的标准。因此，在瓷窑遗址出土的瓷片弥足珍贵。楼钢研究古陶瓷近20年，通过参与古窑遗址发掘、与各地博物馆或文管办交流、购买、搜寻、接受数十位老专家馈赠等方式，收集古陶瓷残片四万余件。这批瓷片出自80多个古瓷窑，烧制年代自战国起至清代。
楼钢在东皋大道某大厦租下两层楼近700平方米，建立了当时世界上第一个品种最齐全的古陶瓷数据库———“中国古陶瓷标本研究中心”。2002年，“中心”正式开业，免费参观，靠楼钢经营其他业务的收益以及有识之士的资助来运作。“中心”门面简朴、位置偏僻，但每天都有数十位收藏爱好者及文博界专业人士上门参观，还有来自港澳台乃日本、美国的参观者。美国底特律国际陶艺中心主任迪克森博士两次专程前来参观，激动地捧着“大明成化年制”款青花花卉纹碗复原件留影。
从2002年起，在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叶文程会长的支持下，楼钢和古陶瓷学界的老专家一起，编撰“中国古陶瓷标本”丛书，这是世界上第一套系统介绍中国古代瓷窑及陶瓷工艺史的古陶瓷标本丛书，计划出版60分册，每册介绍一个著名瓷窑，《钧窑》、《建窑》、《德化窑》、《吉州窑》等8个分册已出版。
2008年年底，楼钢无力再支付每年近30万元的营运费用，“中心”只好停业，所有古陶瓷标本打包装箱，放在自家天台和两个房间内。“中国古陶瓷标本”丛书的出版计划也暂时搁置。
“中心”搬离中山三路后，有数位“玩家”向楼钢表示，愿花巨资买下他收藏的四万件古陶瓷标本，楼钢一直未松口。
景德镇御窑遗址拟建世界大陶瓷遗址馆
从景德镇市委宣传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该市拟建世界最大的陶瓷遗址博物馆——御窑遗址博物馆。目前，该馆的设计规划工作已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完成，设计规模与档次可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相媲美。
据了解，该御窑遗址博物馆由遗址区、博物馆区、历史街区三部分组成，保护对象为窑炉遗址、瓷片埋藏与堆积方式、典型地层、衙署遗址、作坊遗址、古树名木、传统民居、传统商铺及相关陶瓷遗迹等。为防止偷盗，在遗址区和博物馆的重点区域，将安装先进的振动感应器，周边和博物馆内外还将设置红外线围栅报警装置、录像装置，并由中控室统一监控和管理。
又讯今年值景德镇千年华诞，30余件、拍卖底价约800万元的中外著名陶艺家的陶瓷绝品、精品将于本月16日在景德镇首次拍卖。在众多的拍卖品中，以景德镇曙光瓷厂珍藏了40余年的陶瓷雕塑珍品——大型瓷雕屏风瓷板“庐山四绝”最为珍贵。这四块瓷板系景德镇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献礼作品，由景德镇当时最为著名的五位大型陶瓷雕塑专家联手历时两年制作完成，每块高140厘米，宽40厘米，生动地展示了世界风景名胜庐山的美丽景观。这套瓷板画仅红木框架就价值数万元，其拍卖底价约在350万至400万元之间。
景德镇首次尝试用纸窑烧制陶瓷
在人们的常识里，纸是包不住火的。然而，在英国教授布来基的帮助下，景德镇的陶艺爱好者们却成功地用废弃报纸搭建的纸窑来烧制瓷器，并经受住了１０００多摄氏度高温的考验。这是记者在当地“乐天陶社”看到的一幕。
英国德比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布来基教授在
江西景德镇用废弃的报纸搭建起三个纸窑，烧制瓷器。
助手们在用报纸编制纸窑
纸窑的制作方法其实很简单。把废弃的报纸搓条，像扎花篮一样将它们紧紧盘扎起就成了纸窑的雏形，人们再用大纸箱子糊好套在编好的纸窑雏形上，并用沾满泥浆的报纸将盒子贴满，同时还要在纸箱的上端留一个小小的出火口。此次共制成了３个纸窑，每个高约１至１．５米，直径０．５米，每窑能放入１０至２５件小的手工瓷胚。英国德比大学（UniversityofDerby）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布来基（Blackie）是这次纸窑烧瓷的创意者。他现场演示了纸窑的点火仪式，在做好的纸窑下面放入适量的柴火或废旧报纸并将其点燃，纸窑就像柴窑一样开始经历烈火的考验。
据了解，用纸窑烧制瓷器在英国已经有一段历史，布来基教授也曾经多次在英国用纸窑烧制瓷器，但中国的陶艺家们还是头一次看到这种独特的烧制方式，很多人都担心这种纸制的窑不能承受高温考验。布来基教授解释说：“由于最外层纸盒上贴满了全是泥浆的报纸，这些报纸一方面能起到密封的作用，另一方面泥浆遇高温就会硬化，也能起到高温绝缘的作用。在这样的纸窑中，温度最高能达到１３００摄氏度，基本上与景德镇古时用的柴窑温度相当。”
记者看到布来基教授亲手制作的示范纸窑占地约２平方米，高１．３米，内置２５件瓷胚。布来基教授介绍，搭建这个纸窑共用了约８００张报纸，１立方米的柴火，能够燃烧至少１０小时。
布来基教授介绍，用纸窑烧瓷器最初是为了教学需要。由于英国的窑炉稀少，很多陶艺爱好者难以烧制自己的艺术作品，所以他就想到用普通材料来制造窑炉，并最终选定纸窑。这样不仅可以进行废物利用保护环境，还能激发更多人对陶瓷的学习兴趣。学院学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陶艺爱好者观看了纸窑烧制陶瓷的全过程。
日本艺术大师安田孟也是第一次看到纸窑烧瓷，他说：“用身边最常用的纸来烧制瓷器，说明艺术不是超凡脱俗的，艺术其实离每个人的生活很近。”
景德镇老瓷厂记忆：厂
上一辈的老瓷都人，谈起厂（以下简称景陶），都会清晰地记得景陶门前的运煤专用小铁路，每当满载着煤炭的小火车轰隆驶过，那之后的兴奋之情；还有景陶办公大楼的门楼，那是当时全市所有工业企业中最独特、最宏伟、最气派的一栋门楼，让不少瓷都人记忆犹新。
近日，记者来到景陶，那昔日象征着景陶曾经辉煌的大门，如今已经锈迹斑斑；曾经热闹非凡的厂房，已经空无一人……
建厂初期披荆斩棘
1958年9月1日，这一天对于每一个景陶人来说，都是值得铭记的，这一天瓷器十二瓷厂、十五瓷厂、十六瓷厂合并为景德镇市建筑瓷厂。
谈及景陶的前身，现任景陶厂长杨景华滔滔不绝地介绍，景陶的前身是景德镇市第二陶瓷手工生产合作社（简称“二社”），而二社的前身又是余协圣瓷行，老板是人称“三尊大佛”的资本家余炳哲。
1950年10月余炳哲抽走转移大量资金，使生产停顿，瓷行于1951年5月关闭，瓷行93名工人要求资方老板发工资维持生活。当时工人代表与资方老板进行谈判达成协议，老板同意付给工人“共同工资”，但“大佛”不肯“善哉”，未履行协议。于是工人联名上诉到市法院，经过法院裁判之后，将这些固定资产作为股金自动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恢复生产。
恢复生产之后二社逐渐发展，让工人们看到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征程，他们白天生产、晚上义务劳动，在资金不足以全部建设正规厂房时，他们挑来泥土、运来竹子搞基建，用竹片糊黄泥搭起一栋栋简易厂房。在1958年，这一年二社已有部分工人迁到毛家坡新厂房生产。新厂房的建成，告别了点多面广，迈出了厂房、设备、人员高度集中的关键一步，为今后的景陶奠定了基础。
发展期间充满曲折
只要熟悉景陶的人都知道，景陶主要出产工业陶瓷，其中三角牌釉面砖更是闻名中外。据景陶老职工回忆道，当年厂里生产的面砖，其特点吸水率适中，光洁度好，耐酸、耐碱性能强，使用周期长。
可景陶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冲击着每个角落，由于当时极左思潮干扰，瓷厂生产经营一落千丈，企业也是面目全非，运作十分艰难。
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景陶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招收新工人，工人年龄面临着青黄不接，就在1973年，这一天下着雨，但是景陶的职工们却觉得这是一场喜雨，因为在这一天，景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迎接了158名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青年工人到来，这些都是各大院校高才生，他们的到来，及时地为景陶补充了新鲜血液。
据景陶书记常水根告诉记者，20世纪80年代是景陶最令人羡慕、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时期。这一时期，景陶科学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性发展，釉面砖生产量和质量节节上升，产量位居全国之冠八年之久。这一时期，釉面砖品种日益增多，全厂上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景象。
“要知道，当年我们生产的三角牌釉面砖，出产上海、北京等地，都是免检产品，畅销到连找厂长批条子都买不到，当时时任厂长为了减少上门客户的纠缠，特意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前剪贴了报纸上的一副“兔开尊口”的漫画，”常水根骄傲地说。
从景陶建厂初期开始，经过多年的摸索和经验积累后，当时的厂领导班子看准了市场对釉面砖需求不断增长的时机，“咬定青山不放松，”果断决策，让效益不高的日用陶瓷和工业瓷逐渐减产直至全面停产，进而举全厂之力来发展效益较高的釉面砖。
如何扩大釉面砖生产规模，经过商量之后，最好的选择是把工业瓷车间改造成釉面砖车间。但是改造的资金在那里？面临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景陶人利用多种渠道寻求合作伙伴，在1981年至1982年，景陶在难以从银行贷款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能力，采取这一变通的灵活措施，使景陶的釉面砖产量大增，一跃成为全国釉面砖产量第一的专业厂家。
不仅如此，在1980年至1987年，景陶釉面砖产量一直居全国首位整整八年，当时景陶头上一直戴着桂冠，光芒四射。“三角牌”产品在整个上世纪的80年代畅销美国、港澳、东南亚、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在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是最受欢迎的建陶产品之一。
景陶人的创业精神
余昌铨1955年就进入景陶，直到1997年才退休，作为一名老景陶人，他有着景陶人艰苦朴实的创业精神。正如余昌铨的老伴常说的，“他就是块头木头疙瘩，笨。上班从未迟到过，就连我生孩子的时候也还在上班，从来都不知道请假这个两个字，天天就惦记着生产生产”。
虽然时隔多年，但是余昌铨依然深深地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时，工人们上下班全靠步行，要走一个多小时，没有一人叫苦，没有一人发出怨言。当时工厂搬到毛家坂时，这里还是比较荒芜的地方，工厂用竹片编成篱笆做围墙，厂里规定没有到上班时间是不开门的，来得早的人都老老实实在门外等候。当时有一个姓黄的工人家里没有闹钟，下半夜3时左右就起床，走到厂里还没有天亮，但他又不敢跨过篱笆进厂，只好在曹家岭灰棚子里休息一下，不小心睡着了，一觉醒来，到厂里已经迟到了，还受到了处罚。由此可见当年的纪律是多么的严格。
余昌铨在景陶一直都是从事匣钵工作，这项工作又苦又累，但是他丝毫都没有怨言，起早摸黑的一干就是40年，他说，“我们那时就把厂里当成了自己家，从来都没有迟到早退，一周就休息一天，休息时还要义务劳动半天；有时半夜刮风下雨，我会习惯性的跑到厂里去看匣钵是否被雨淋湿。”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做匣钵40余年，但是余昌铨坚持下来，对他那个年代来说，只要认定了这门手艺，就会一直干下去。
回想起，以前厂里的辉煌，余昌铨自豪地说：“在80年代，我们厂是全市最好的一个厂，也是全市第一个有公交车接送职工上下班的单位，当年6辆公交车停在厂门口，是多么的气派”。
景陶的蒸蒸日上，与干部和职工艰苦奋斗是离不开的。老职工老占告诉记者，当年他在厂里的时候，不管是干部还是职工，都是一样的在生产线上辛勤的工作。现代剧《窑前战歌》就是以厂里一个职工老董的事迹为原型创作的，1976年的一天，烧练车间窑炉的烟道发生堵塞，烟道不疏通，瓷器要报废，老董得知此事之后，二话不说，钻进了烟道，硬是将堵塞烟道的匣屑。砖块一铲一铲掏出来，高温将老董的脸灼得青紫，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人加入了抢修行列，终于将烟道疏通了。
别看现在景陶厂生活区破旧不堪，生活区内公园，丝毫看不到绿意，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职工宿舍、子弟学校、保育院、职工医院、食堂、浴室、文化中心等设施应有尽有。生活区内花园不仅绿树成行，花草芬芳，花园内还有喷泉，环境优美。
“可是就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广东等地区乡镇企业及其他性质的建陶企业的崛起，‘三角’牌受到猛烈的冲击，经济效益逐步下降，并出现经营亏损，景陶在1997年全面停产，目前景陶主要以出租方式将厂房、设备租给不同性质的企业进行多种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老占说。
景陶从辉煌鼎盛到退出市场，从部属国家大型二类企业到市属三类企业，它经历了五十余个春夏秋冬，这人生漫长的半个世纪，就好似流星在历史星空划过的一瞬间。在这期间虽没有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硝烟，但一座座高耸的制粉喷雾干燥塔和一条条建筑卫生陶瓷生产作业线却是见证了景陶昔日的光辉，尽管如今这种辉煌已不再，但景陶精神却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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