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墙面。
图为碗内刻有的栩栩如生的三鱼游泳动态画。王致同摄
本报讯 “‘藏宝于民’是过程，最终归属应‘藏宝于国’，这是我的心愿。我决定将这件宋代五大官窑之一的定窑白釉花口印花纹碗无偿地献给国家……”昨天下午，镇江市民间收藏家向家林对记者如是说。
记者在向家目睹了这件“国宝”的秀丽造型，只见碗色为牙白色，碗口口径19.05厘米，高10厘米，碗内印有三条鱼在莲花中游动的动态画面，栩栩如生；碗背面有体现宋代官窑烧制特征的泪痕和竹纹刷纹，碗底刻有宫殿名称“聚秀”铭文。
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近日通过DX—95荧光能谱仪，对该碗进行检测。根据氧化钠、氧化铝、氧化硅等10个化验指数的检测结果，专家确认：“该品成分与宋代定窑白釉表面成分符合。”
根据国内外目前公布的文献图录，仅有“聚秀”铭文的残片，未见完整器报条，而北京故宫博物院也仅收藏宋代定窑“易定”款碗一件。据此，这件完整无缺的北宋皇宫嫔妃所用贡瓷碗，实为罕见，很可能是孤品。
据了解，向家林是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镇江市收藏协会副会长，已从事古陶瓷收藏研究20年。他对记者说：“这件印花贡瓷，是我祖上传下来的，经过‘国博’测定后方知其珍贵稀有。”向家林就赠送事宜，目前已与镇江市文化部门及镇江市博物馆取得了联系。（致同）
taoci52.com延伸阅读
官窑瓷、官用瓷、贡瓷的区别
南宋龙泉粉青瓶
秘色瓷瓶
建阳窑兔毫碗
五代耀州青釉碗
五代定窑“官”字款碗
官用瓷，作为官方使用瓷器的描述，并不是第一次，但作为陶瓷的一个门类概念的提出，还是第一次。官用瓷是指宫廷或官府指定或定制的窑厂精工细作而成的瓷器，并由官方出资收购，多为宫廷及官僚使用的瓷器，残次品也可出售或供给官僚或贵族，如越窑、邢窑、耀州窑等。与官窑的区别是官窑由宫廷建设并派专人管理，生产瓷器多为宫廷所用，不作为商品出售，残次品通常销毁，生产可不计成本，如宋修内司官窑、明清景德镇官窑等。贡瓷是指地方或属国进贡给朝廷或上级官府的精品瓷器。与官用瓷不同的是贡瓷是地方为进贡而特地制作的精品瓷器，不是官府指定或定制，贡瓷是作为礼品的形式送给上级，不是上级出资定购，时间上也有不确定性。这三者的主要区别：官窑是官方出资兴建与管理的;官用瓷是官方定制购买的;贡瓷是进献送礼的。有时即使官窑时代的产生，也同时存在着官用瓷和贡瓷，如宋代越窑、耀州窑等，明代龙泉窑与钧窑、磁州窑等。那么怎样确认官窑瓷、官用瓷和贡瓷这三个品种的质量呢?通常官窑瓷因为官方建设烧造，精益求精，又不惜工本，质量要求非常高，陶瓷能工巧匠云集，从整体上保障了官窑的质量。不仅材料优良，工艺也十分精湛，且很少流入民间，只有皇帝赏赐部下，偶尔才会流入民间及随葬。
官用瓷器通常都是出于宫廷或官员、官府的需要，选定在当时比较成熟或有名的窑口中烧制需要的品种。在质量上有较严格的要求，甚至原材料、工艺也有很高的要求，如五代耀州窑的黑胎支烧器、柴窑的白胎器、龙泉粉青黑胎器等皆反映这一特点。但整体质量略逊同期官窑。
贡瓷通常是以优良窑口定烧或特制瓷器中选出精品作为进贡的礼品。一般情况要比普通品种质量好，不仅技术要求高，材质也要比普通品种质量好些，如唐五代越窑、邢窑、磁州窑，甚至上世纪60—70年代的毛瓷也属这类。
明代张应登的《游滏水鼓山记》碑曾记载：“岁输御用者若干器，不其甲天下哉?”而且《大明会典》中也有：“在彭城镇设官窑四十余所，岁造瓷坛，堆积官坛厂，舟运入京，纳于光禄寺。明弘治十一年，进贡于皇家之瓶、坛达一万一千九百三十六筒。”由此可知：宫廷官府用瓷当时不仅限于官窑，其不是陈设器及直接使用的食器外，其他官用瓷如酒坛、酒缸，因其用量大，对其质量自然也不会一概要求严格。比较有名的窑场，一样能承担烧制宫廷及官府需要的瓷器，钧窑的花盆、磁州窑的酒坛、龙泉的大盘，无疑会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这类瓷器皆属官用器的范畴，自然官用瓷也存在质量的优劣，但优劣体现在功能和品种上。如直接使用的碗盘、食具、供器等会很精致。其他大件产品如盛酒、酱油、醋等坛瓶类，质量自然难以与小件生活器皿相比。
官用瓷与贡瓷上的确认，在考古中多以款识与铭文题记为主要参考。如建阳的“进盏、供御”、邢窑、定窑的“盈”“官”字款，耀州窑的“官”字款等。其他如辽代上京窑、宋湖田窑、唐五代越窑等都出现官字款。还有直接写有官府或官用器器具之名，如元代“枢府”、辽金“上京”之类款识题记，特别是五代、宋、辽、金等官僚贵族墓葬出土这类官用器，皆能说明这一问题。
官用瓷器从其属性而言及考古资料发现，最早应该在新石器时代即产生了。从大量的新石器考古陶器来看，质量有着明显的高低之分，像相当于夏文化的“夏家店文化”、“龙山文化”等，都发现质量非常精湛的彩陶、黑皮陶及磨光陶、白陶。甚至更为精湛的镶嵌美石等的陶器。当进入青铜器、漆器、金银器的时代后，陶瓷显然难与其比肩，但到了魏晋唐时，宫廷与官府渐渐重视起来。到了宋代，中国陶瓷焕发了灿烂的艺术光彩，享誉世界。贡瓷官用瓷官窑瓷无疑引领着陶瓷发展的最高科技成就。
本文所列的官用瓷及窑口不能全面反映中国历代的官用瓷及窑口。还有相当多的官用瓷等待我们研究和开发。像景德镇枢府瓷、辽上京林东窑、四川乐山西坝窑变釉瓷、青羊宫与彭县窑、山西法华瓷等都曾给官府烧造过瓷器。这一领域的研究十分广阔，也是我国陶瓷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龙泉仿官贡瓷误区商榷
龙泉仿官贡瓷主要是北宋灭亡（公元1127年）后宋高宗南逃、定都杭州（公元1138年）前这段时间，在龙泉大窑、溪口专贡南宋朝廷烧制的瓷器。笔者拜读了有关文章和专著后，感到受益匪浅，但也发现有关论述中还存在以下一些值得商榷的说法。
一、龙泉仿官贡瓷是黑胎青瓷的代表。有人一谈到黑胎青瓷就言必指龙泉仿官贡瓷，并断言龙泉仿官瓷“以黑胎为主”。笔者曾就此与经营、谙熟龙泉瓷的藏家交换过意见。他们认为，从已出土的龙泉仿官瓷实物看，它们多数是灰胎，黑胎仅占约五分之一。所以，龙泉仿官瓷还是以灰胎为主，黑胎是少数,这情况与南北宋官窑相仿。正因为黑胎器比重不大，龙泉仿官贡瓷的“紫口铁足”并非都是名副其实的“铁足”，其灰胎器底足脊呈现的往往是赭色（也有灰褐色的），黑色的黑胎底足只是少数。
二、龙泉官瓷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薄胎厚釉”。笔者根据所收集到的瓷片观察，龙泉官瓷的胎釉情况大多数还是胎厚于釉，包括黑胎瓷器，厚釉薄胎、胎“薄如丝绢”的所谓“夹心饼干”只是有限的少数。
三、龙泉仿官贡瓷是仿南宋官窑。前面已提及，龙泉仿官瓷主要是应宋高宗朝廷在定都杭州前，逃亡期间祭祀、日用之急需而烧造的，这时还不存在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所以不存在受南宋官窑影响问题。它的传承恐怕要到官汝窑和北宋官窑那里去追溯。当然，也不能排除南宋官窑建立后仍有朝廷大臣在龙泉窑场搭烧仿南宋官窑的可能。
四、龙泉仿官瓷即是传说中的“哥窑”。其实，“龙泉哥窑”只是考古文献的一种说法，并非是人们历来习惯称谓的“哥窑”。考古文献有两种关于“哥窑”的说法，一是元至正孔齐著《至正直记》提出的元仿南宋官窑的“哥窑”；二是明嘉靖《浙江通志》和明嘉靖郎瑛著《七修类稿续编》提出的龙泉“哥窑”。但传说中的人们约定俗成的所谓“哥窑”都有着色线网纹开片，或是双色的金丝铁线网纹，或是单色的铁线网纹，而所谓的“龙泉哥窑”的龙泉仿官瓷的开片均无着色线网纹。
五、龙泉仿官瓷是青瓷之魁。龙泉仿官瓷虽具有官窑的某些特点，但与南北宋官窑相比，在施釉工艺、烧造工艺、装饰工艺等方面尚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例如说它釉厚,只是相对于民窑而言，若与宋官窑的釉比较，龙泉仿官瓷的釉厚度就相形见绌了。它的不足和缺陷恐怕是它烧制的临时性的反映。
“贡瓷2009”--《和谐盛世 富贵中华》
“贡瓷2009”--《和谐盛世 富贵中华》
“贡瓷2009”——《和谐盛世 富贵中华》对瓶，瓶体高39厘米，瓶口直径12.5厘米。瓷瓶丰肩窄口，吉祥祯瑞。瓶体洁白如玉，瓶壁轻薄通透（厚度只有0.28厘米），胎质细腻坚硬，釉面光滑莹亮，色彩清新雅丽，花卉构图栩栩如生。瓶身整体绘制图案宛如翩翩仙子，素含露玉，红若胭脂，争奇斗艳；展现出端庄大方，雍容华贵的韵味；瓶颈均烧有“60周年”标识、瓶底烙有“60大庆特贡国瓷”火漆印。不愧为当代釉下五彩瓷划时代的颠峰之作，万里挑一的极品贡瓷。
据获悉，该套贡瓷由中国文物学会监制；醴陵市政府督造；“釉下五彩”领军人物陈扬龙大师、王坚义大师联袂打造，国务院用瓷专家“当代督陶官”张守智大师以苛刻特贡瓷标准层层把关；目前中南海紫光阁、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内知名专家等以永久收藏。
醴陵“釉下五彩”，素以“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磬”著称，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1915年，凭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瓶一举夺下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最高金奖”，独步天下，称为“中华瓷王”。釉下五彩从此被誉为东方瓷艺最颠峰，尊为“国瓷”。新中国成立后，成功烧制少量特贡人民大会堂、国家领导人使用和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的瓷器。这些稀有的国瓷在60年中充当了“国家的名片”。“贡瓷”是地方政府向最高机关特制的瓷器总称，历来是皇室专享瓷，在当代，也只有国宴、外事国礼才少量特制，民间看不到。一般由最高水平的官窑以最高技术烧制，它超高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它的珍贵。我国历朝历代的“贡瓷”无一不是当今的国宝瓷，包括故宫博物院在内的各大知名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瓷器其大多原本就是贡瓷。
官窑特贡瓷，说白了就是“万里挑一”，据《醴陵县志》记载，古代皇家官办瓷器，出窑先有当地官员摧毁95%以上，再由京都外派专员经过多轮筛选，优品里选上品，上品里选极品。
2009年4月27日，60大庆特贡国瓷——“贡瓷2009”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展出，正式接受各方检阅。来自中国收藏家协会、中国古陶瓷研究会、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等权威机构的100多位在世界陶瓷界享有盛誉的专家，对“60大庆特贡国宝瓷”的超高瓷艺、收藏价值给予极高评价。2009年12月在各方努力下，经特别批准，各大机构收藏后余下的900对“贡瓷”开始公开发行，使得昔日皇家独享的神秘贡瓷走出神坛，走进普通百姓家庭。
艺术聚瓷海 时尚耀国际
10月16日，第三届中国陶瓷时尚周开幕式暨瓷海国际艺术中心——“颂雅堂”开馆仪式在瓷海国际隆重举行。香港美术家联合会主席、教授，著名水彩画家田沧海、法国著名油画家、教授陈建中、加拿大著名油画家、教授张蔼维、著名国画艺术家王大鹏等一百多名国内外知名艺术家参加了本次开幕式。此外，佛山市政领导以及瓷海国际陶瓷交易中心总经理麦湛、陶城报社董事长吴应真、陶城报社社长总编辑刘小明等也出席了此次开幕式。
第三届中国陶瓷时尚周是陶瓷时尚走向成熟，走向多元化的一届。本届时尚周跨出了单纯的陶瓷领域，涉及至艺术书画、陶艺、家居饰品、设计等新的领域。多元化的组合是本次时尚周的最大亮点。瓷海国际颂雅堂的开馆作为第三届陶瓷时尚周的亮点。以一百多位国内外知名艺术家的庞大阵容拉开了瓷海国际“到瓷海，看明星”的序幕，“颂雅堂”的亮相是一种惊喜，更使第三届时尚周的明星色彩最为浓重的一抹。
瓷海国际艺术中心作品题材广泛，书画风格多样；继承和发扬感悟自然，彰显个性，耕耘创作的“三贴进精神”；展现了各种艺术门类和风格：水彩、油画、国画、书法、陶瓷美术工艺。作品充分体现了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和写意精神，代表性强，整体水平高。
随着瓷海国际艺术中心——“颂雅堂”的建成及开放，瓷海国际场内的陶瓷品牌将在充满艺术文化的氛围里，展现陶瓷与艺术的融合。陶瓷企业可以通过艺术中心书画作品寻求产品设计的灵感，企业文化底蕴等。 “颂雅堂”的开馆，结合本次陶瓷节的“艺术与生活”的主题，旨在打造出佛山陶瓷的新会展品牌，让客商与艺术家们了解真正的佛山陶瓷，让艺术与陶瓷、艺术与生活更加地完美结合。
北宋官窑瓷款鉴识
北宋官窑瓷器款识多达数种，因专烧宫廷用瓷，产量很少，故传世品也极少。因而有人误认为北宋“修内司窑”和南宋“修内司官窑”如同一类窑器，其实是误解。当时北宋“修内司窑”就是官窑。过去对修内司窑和临汝窑、官汝窑的认识都有较大的误区。根据笔者收藏的实物和个人的一些看法，我认为，历史上在河南临汝烧造的窑器，故名临汝窑，烧瓷于宋、金年代，以烧制青瓷为主。
我国于1986年年底在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发现了官汝窑的遗址，次年又进行了局部发掘，从而揭开了官汝窑的神秘面纱，而为世人所知晓。原来宝丰县宋时属汝州。应该说，汝州地区的窑瓷包括临汝县和宝丰县等，都可统称为“汝窑”。汝窑系接受宫廷下达的任务而烧造，故产品十分精美，可统称为“官汝窑”。
官汝窑为北宋宫廷烧造，年代很短，约在宋徽宗赵亻吉在位时（公元1100年至1125年）的20多年间。汝窑器极为珍贵，仅见铭文，一为“奉华”，凡带“奉华”字铭的宫廷用瓷都是当时“奉华堂”的专用品。还有一种铭文刻一“蔡”字，是用黑釉写的。“蔡”字铭文是物主的姓氏无疑，宋代蔡家能收藏汝窑瓷器的可能是当时的太师蔡京。再一种铭文是用金色写成的诗词：“雅怀素，态向间中天，与风流标格……”。由此可见，汝窑和修内司窑专烧宫廷用瓷，可统称为北宋官窑。北宋官窑除上述款识外，还有“官”字款，亦有三种形式：刻“官”字款、凸“官”字款，这两种都是楷书款，还有一种是凸写“官”篆字款。总之，北宋官窑是专指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官窑，宫廷用瓷器物的款识，有“修内司窑”、“官窑内造”、“奉华”、“蔡”、“官”等字款，都可统称为北宋官窑瓷字款。
从传世款识的瓷品实物来看，其共同特点是：
1.从造型来看，瓷器的品种和造型有宫廷用的陈设瓷和日用瓷，如弦纹三足炉、贯耳瓶、葫芦瓶、玉壶春瓶以及花式的洗、盘、碗、碟等。官窑器造型素雅端正，仿似古玉器；日用品非常讲究，制作精巧，气度不凡。
2.官窑的胎泥淘得精细，胎质细润，由于泥中含有一定铁质成分，使胎色有多种，釉色有浅灰色、灰色、粉青色、天青色、淡黄色等，釉面因传世已久，不很光亮，一般都有细密开片，无纹片极少见。宫廷官窑器十分讲究，官窑釉以玛瑙屑作为原料，民间一般不会使用这种昂贵的原料。官窑器以美丽的釉色、精湛的制瓷工艺和特殊的支烧方法而称誉于世。
3.官窑中的汝窑烧造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支钉烧造；一种是以垫圈、垫饼垫烧。采用支钉烧造的器物通体满釉，器底留有细小的支钉痕；支钉数大多为3个、5个或6个，但笔者也见到一大件呈现7个支钉痕迹。可以认为凡传世的北宋汝窑瓷器物的器底都有支钉痕迹，无一例外。
贡窑·官窑·御窑
同一单词往往具多义性，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只要联系上下文，一般不会搞错。但有时也会出现误会，之所以如此，一般是由于互相之间没有达成默契，即没有形成所谓的约定俗成。比如“官窑”二字，可能是瓷学著作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了，然而仔细阅读不同作者的文字，可以发现每人在使用这个词时，同一语境中所表达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使用时内涵也会有所出入。稍作总结，可以发现这个词起码有以下四种意思：一是泛指古代所有为皇室乃至官府烧制陶、瓷器的窑场，实际上把历代贡窑都圈划了进去。如从这一概念出发，所谓“官窑”起码在南北朝时就已出现据有关报道，岳州窑曾出土南北朝时的“太官”字铭瓷片和“官”字款匣钵，而落“官”字的瓷器通常属贡窑，这在瓷学界基本已成共识 ；二是仅指生产资料所有权归皇室所有的官办瓷器窑场，不仅与所有权属民间，但烧制御瓷的“贡窑”划清界限，也区别于另—些同样是官办的烧制建筑用材、陶器的“官窑”，相当于明清人概念中的御器厂或御窑、御厂。如实指的话，除了明清景德镇珠山范围内的那个“官窑”外，历史上真正称得上这一概念的，只有北宋徽宗时的那个“自置窑烧造”的“汴京窑”及南奔后“袭故京遗制”的杭州“修内司窑”、“乌龟山窑”；第三是仅指御器厂内的窑炉，如《浮梁县志》云：“有御厂一所，官窑二十座”。虽然宋人已将官办窑场包括作坊和窑炉两大部分 简称为“官窑”，但因明代景德镇的生产体制往往是作坊与窑炉分开经营除嘉靖之前的御厂和少数兼有作坊和窑炉的业主完全是“囵烧”外，嘉靖时部分“厂坯”和相当部分民用器都采取“搭烧”法，而康熙以后，所有“厂坯”都实行“官搭民烧”，即官器在民设窑炉内焙烧的制度 ，为了有所区分，所以当时“官窑”一词仅指官设窑炉《江西大志》云：“陶窑，官五十八座” ，而称官办作坊为“御器厂”、“御厂”；第四层意思实际是“官窑器”三字的简称。
由于指向有别，这就难免造成交流时的彼此误会。比如景德镇至正型元青花，有专家说它们属官窑，是基于它们与元代官用瓷器枢府瓷同出一窑，且发现有五爪龙纹；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应属民窑，理由是这些产品并非全供官用有“至正十一年”象耳瓶上的铭文为证 ，即便有部分产品属御用之器，也只是属贡瓷性质。其实前者的立论前提是把贡窑也划入官窑范畴，属广义，后者则比较纯粹，属狭义。近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瓷学家们正在尝试将“官窑”这个词统一用法，如有专家主张干脆单独列出“御窑”这一概念，以区别于贡窑及地方“官窑”，但又有人认为“官窑”之“官”本来就不是指一般官府，而是“官家”、“官人”之“官”，再说宋人早就称“自置窑烧造”的皇家窑场为“官窑”，我们何必再节外生枝呢﹖实际上，究竟是用“贡窑”对应“官窑”，还是用“官窑”对应“御窑”都不重要，只要达成默契即可，重要的是瓷学界在超越经验主义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
四川古陶瓷中的贡瓷初探
据文献记载唐宋时期烧制贡瓷的瓷窑有浙江越窑、龙泉窑、河北邢窑、定窑、河南巩县窑、邓窑(内乡大窑店窑)、陕西耀州窑、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建窑等。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瓷业发达，窑场众多，从现已发现的实物来看，邛窑、磁峰窑、广元窑、西坝窑、涂山窑、清溪窑等瓷窑都取得了很高的制瓷成就，产品制作精良，并具有显著的特色。那么，它们是否曾为当时的官府和朝廷烧制贡瓷呢？
四川古代瓷窑是否曾烧制贡瓷，在古代文献中无相关记载。清代乾隆年间唐衡铨著《唐氏肆考》言：“蜀王建报朱梁信物，有金棱碗。致语云：‘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清代朱琰《陶说﹒古窑考》云：“按王蜀报朱梁信物有金棱碗，致语云：‘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则秘色是当时瓷器之名，不然吴越专以此烧进，而王蜀亦取以报梁耶。”有学者据此认为四川邛窑在五代时曾烧制镶金棱边的“秘色瓷”贡献给中原王朝(参见陈丽琼：《试谈重庆、四川的古外销贸易瓷》，《古代陶瓷研究》第35页，重庆出版社，2001年)。又言“在重庆博物馆中有一件秘色瓷碗，从工艺特点来上看属于成都青羊宫窑产品”(见陈丽琼：《四川古代陶瓷》第48页，重庆出版社，1987年)。有民间古陶瓷研究者也持类似观点，“在多次亲眼见过四川出土的玉质感特强的‘艾色’瓷片之后，我深信，四川当时确实能烧制出“秘色瓷”(张天琚：《古代四川青瓷及其收藏》，《收藏界》2005年第3期)。
据《全唐文》卷一二九前蜀皇帝王建《答梁主书》原文为：“右件鞍马，及腰带、甲胄、枪剑、麝脐、琥珀、玳瑁、金棱碗、越瓷器，并诸色药物等，皆大梁皇帝降使赐贶。雕鞍撼玉，坚甲烁金，十围希世之珍，六辔绝尘之用，枪森蛇杆，剑耀龙锋，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上药非蜀都所纪，名香从外国称奇。远有珍华，并由惠好，顾酬谢而增愧，仰渥泽以难胜，捧阅品名，实惭祗受”(见董诰等编：《全唐文》第2册第777页，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由此可知，金棱秘色瓷等物是梁国皇帝朱温“赐贶”给前蜀皇帝王建，而非王建报朱梁的信物。唐衡铨所著《唐氏肆考》、朱琰所著《陶说》，在征引文献时，将谢物信书误为报信物书，以致宾主关系颠倒。这一错误，董其祥先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所撰的《秘色瓷考辨兼论蜀窑秘色瓷》一文中已经指出(参见《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7年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但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后来的研究者在热爱家乡情节的主导下，将清代唐、朱二人的错误进一步加以引申、附会，进而得出了四川邛窑曾经烧制秘色瓷的观点。
虽然古代文献中没有四川瓷窑烧制贡瓷的记载，但现已发现的带铭文的印模和实物，以及一些官样造型的陈设器，却可以证明四川古代瓷窑曾经烧制过贡瓷。
一、邛窑贡瓷
据目前已发表的考古资料，邛窑遗址曾先后出土过2件刻有“官样”铭文的印模。
图1、乾德六年官样印模
1.1986年在邛崃十方堂窑址发掘中，出土一件盒盖模(外模)。半圆形，外拱内凹。直径8.8厘米，高3.5厘米。凹面的主体图案为莲瓣、葵瓣、菊瓣纹，以联珠、草叶纹相衬。拱面刻“乾德六年二月上旬官样，杨全记用”十四字铭文(见陈显双：《邛窑古陶瓷简论——考古发掘简报》，耿宝昌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第198～199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图3之8)。
2.1993年在邛崃市邛窑唐代民居建筑遗址出土一件莲花纹盘印模(内模)。印模直径13厘米，厚3.3厘米。印模背面有深浅不一的不规则圆形气孔，应是烧制时的防裂气孔。印模正面的壁为五瓣花口，模面中心雕刻排列规整的莲子(共40粒)，莲子外刻一圈凹弦纹，弦纹外刻一周花蕊(图1)。印模背面阴刻“乾德六年二月上旬造官样，杨全记用”十五字环读铭文(图2)(参见李子军：《邛崃市发现纪年铭文印模》，《成都文物》1996年第1期)。
图2、印模铭文拓片
图3邛窑窑址出土的印模(据《邛窑古陶瓷简论——考古发掘简报》整理)
据考，历史上曾有两个“乾德”年号，一为五代前蜀时期王建之子王衍即位时所用的第一个年号，连用六年(919～924年)；一为北宋赵匡胤称帝后用的第二个年号，共用四年(963～968年)。因此，这两件印模的年代应是五代前蜀王衍时期的乾德六年。
这两件印模的发现，说明邛窑在五代时曾为皇室烧造贡瓷。以这两件印模为标准，可以判定邛窑窑址中出土的同类模具也应是烧制官样贡瓷时使用的模具，进而可以识别出一大批邛窑官样贡瓷(图3)。邛窑贡瓷有碗、盘、粉盒、香炉、俑(包括佛像、胡人、武士)、盏托、杯等，其中碗、盘、盏托、杯、粉盒等器物均为仿金银器的造型，与同时期的浙江越窑在造型上有相似之处(图4～图8)。釉色有青釉、三彩两大类。器物上多有印花、刻划花或贴塑装饰。印花题材丰富，动物纹有龙、凤、鸟、鹦鹉、鱼、虎、蝴蝶、人物、飞天、佛像、兽面；植物纹有莲花、芙蓉、牡丹、卷草等。
此外，邛窑产品有部分器物，如省油灯、瓜楞水盂、瓜楞小罐、执壶、水注、水洗、砚台、净瓶、刻花彩绘大盆、梅瓶、葫芦瓶、海棠杯、葵口碗、雕塑狮子等，制作精美，釉质肥润，釉色有乳浊绿釉、青釉和三彩(有的为三彩中的单色绿釉、黄釉)，器物上多有釉斑、彩绘、刻划或贴塑、雕塑等装饰(图9～图11)。这些器物虽然无相应的印模或铭文可以直接证明它们是贡瓷，但从制作质量来看，其中应有一部分是邛窑贡瓷。
五代前蜀皇帝王建墓出土的随葬瓷器，有大盆1件、四系罐2件、六系罐1件，碗2件，绿釉灯台2件，依发掘报告所述，四耳罐、六耳罐、碗是成都琉璃厂产品，绿釉灯台为邛窑产品(图12)(参见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第63～65页，文物出版社，1964年)。五代后蜀重臣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张虔钊墓出土的瓷器，有四系罐4件、碗2件，从考古发掘报告的描述及附图看，全部应是邛窑产品(参见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成都市东郊后蜀张虔钊墓》，《文物》1982年第3期)。尽管这两座墓中出土的瓷器，与以上依据印模识别出来的官样贡瓷，在器类和制作质量上存在差别，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并非邛窑中的精品，但它们出土于当时的皇帝和王公大臣这样高级别的墓葬中，并且全部都是邛窑产品，说明邛窑在五代时期是前蜀和后蜀皇宫和官府用瓷的主要烧造者。
二、广元窑贡瓷
广元窑在古代文献中不见记载，直至1930年出版的《重修广元县志稿﹒陶瓷业》中才提到县北磁陶堡有陶瓷遗存，推测其年代为明代。苏轼曾写过一首题名为《送南屏谦师》的诗：“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有观点认为：“东坡这首诗，历来都认为是咏建窑的。但广元窑与建窑有同样的兔毫和鹧鸪斑两点特征，而鹅儿黄酒又是四川特产，所以就完全有可能是咏的广元窑，则广元窑为世所珍，当自宋就开始了。”(见雷喻义主编：《巴蜀文化与四川旅游资源开发》第22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此说显然很牵强的，缺乏事实的依据。
虽然广元窑是否烧制贡瓷，缺乏相应的文献记载，但现已发现的广元窑瓷器却为我们提供了肯定的实物证据。
1.广元窑黑釉口盏。口径10.9厘米，高6.7厘米，底径3.6厘米。斜腹、敛口，饼足中心微下凹，形成浅圈足。盏内壁及外壁上半部施黑釉，底足及外壁下半部近底处无釉，露出黑色化妆土。从底足可见胎质较粗含有细砂粒。圈足内刻楷书“供”字款，字体笔画流畅，应是在胎体未完全干透时所刻(图13、图14)。
据目前的资料，在瓷器上刻写“供”字款的瓷窑还有越窑。据林士民著《青瓷与越窑》一书，越窑北宋时期的铭文“贡(瓷)窑类有贡、内等”，并附有一件刻划双蝴蝶纹“供”字款盘标本的图片(图15)。(林士民：《青瓷与越窑》第233、2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又据林士民《越窑青瓷铭文器的研究》一文，在上林湖后施岙窑址曾出土刻有“供”字款的圈足碗底(见《浙东文化》1998年第1期)。据童兆良《上林越器单字款》一文统计，越窑出土刻“供”字款器物的窑址有马家滩、燕子窠、后施岙等多处(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五辑)——2002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此外在民间收藏的实物标本中，也见有外底圈足中心刻“供”字款的盘标本(图16)。
广元窑和越窑瓷器上的“供”字款，与建窑黑釉盏上刻写的“供御”或“進琖”铭文具有相同的意义，其目的都是为了标明此类器物是专门供给皇帝和宫廷使用的贡瓷。据蔡京的《太清楼特燕记》载，宋徽宗曾用建窑兔毫盏款待群臣，在宴会上“执事者以宝器进，上量满酌以赐，命皇子宣劝，军臣惶恐饮釂。又以惠山泉，建溪毫盏，烹新贡太平嘉瑞斗茶饮之”。建溪毫盏，即建窑兔毫盏。
2.广元窑瓷器中的玉壶春瓶(汝窑、官窑中的类似造型有学者称为“鹅颈瓶”)、觯式瓶、细颈胆瓶、鼎式炉、橄榄式贯耳瓶等器物，在形制上与同时期的汝窑、官窑、哥窑、龙泉窑等著名瓷窑的同类器物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与龙泉窑的器形尤为相似(图17，说明：1.南宋龙泉窑三足鼎式炉2.南宋龙泉窑贯耳瓶3.南宋龙泉窑觯式瓶4.南宋官窑胆式瓶5.南宋官窑鹅颈瓶6.南宋官窑直颈瓶7.宋代汝窑细颈瓶8.宋代汝窑鹅颈瓶9.宋代哥窑胆式瓶10.宋代哥窑三足鼎式炉11.宋代哥窑贯耳瓶12.金代钧窑胆式瓶)。这个几个瓷窑在宋代都具有贡窑或官窑的性质，广元窑与它们的某些产品在造型上的相似性，除却时代共性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应该还是在于它们都是在按宫廷的要求烧制贡瓷，所以产品的形制必须要符合皇帝和上层贵族的审美标准。广元窑这些造型的器物，除有黑釉外，还有独具特色的绿釉和黄釉产品，器物造型优美，产品质量很高，属于广元窑中的高档产品(图18～图23)。广元窑黑瓷中有兔毫、玳瑁等装饰品种，其中黑釉兔毫盏在形制、底足和釉色等方面几乎与建窑黑釉兔毫盏完全一致，并且制作质量毫不逊色(图24)。因此，广元窑的这些器物，作为贡瓷进献给宋代宫廷使用是完全可能的。
三、四川磁峰窑、重庆清溪窑有烧制贡瓷的可能性
除广元窑外，宋代四川地区烧制高质量瓷器的瓷窑还有磁峰窑、金风窑、西坝窑、涂山窑、清溪窑等，它们的产品中也有鼓腹长颈瓶、觯式瓶、细颈胆瓶、鼎式炉、花口瓶、梅瓶等符合宋代贡瓷造型特征的器物。就产品质量而言，以磁峰窑白瓷、清溪乳浊釉瓷最为精良，最有可能烧制贡瓷。
磁峰窑白瓷中的觯式瓶和刻花香炉，釉色洁白，修胎精细，可与北方定窑媲美(图25)。清溪窑中的乳浊釉觯式瓶、胆瓶、花口瓶、梅瓶、碗等精品，造型优美，釉色与制作质量丝毫不输北方钧窑瓷器(图26～图28)。虽然目前尚无相关文献资料或可靠的器物铭文证明这两个瓷窑曾经烧制过贡瓷，但从其形制特征和产品质量分析，它们完全符合宋代贡瓷的标准。因而，四川磁峰窑、重庆清溪窑有曾经为朝廷烧制贡瓷的可能性。当然，这一观点，目前只是一种假说，有赖将来发现可靠的刻写有相关铭文的实物予以证实。
民国瓷上的摩登女郎时尚秀
“梳长辫，着素色绣花小衫，绣花条纹七分裤，绿袜黑鞋，手持西洋望远镜，斜挎着望远镜的专用便携包，轻踮脚尖，观赏远处的荷塘美景。”这一摩登女郎的人物形象跃然瓷上。
民国初年，西风东渐，追逐新潮的海派服饰成为新女性公认的时尚。随之，在瓷都景德镇的彩绘瓷器上，也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一批以“摩登女郎”及其生活为装饰题材的时装人物粉彩瓷，一洗传统古装美人瓷绘的程式化形象。同时，它通过新粉彩技艺的运用，结合西洋水彩画技法，让人物面部勾线与服饰晕染能细微地表现明暗层次，色彩透明艳丽，极具现代绘画的气息。
民国 时装粉彩人物茶叶罐 李海秋绘
此罐作于民国二年（1913年），画风尚余浓厚的晚清浅绛彩的艺术特色，其用笔细腻，设色淡雅，颇具古意，其审美气息与所要表达的时尚主题稍嫌抵牾。
罐的正面为一高领长袄新装美人，手持书卷，坐于庭院石凳之上，技法大抵沿袭卷轴工笔人物勾线填色的传统，设色以淡墨赭石为基调，清润素雅。虽为时尚新女性，却别有一种婉约卓雅的古典情韵。
这件茶叶罐虽为景德镇典型产物，但其彩绘却非一般画工所为，如其款曰：“中华民国癸丑阳历九月四号纪念，李海秋自制”。据此而知，该罐乃一文人自制瓷，可见其主人一定雅好丹青，非六法精诣不能为之。至于这件瓷器的绘制者，是否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党人李海秋，不得而知。这种以淡赭为主的浅绛遗风，在时装人物粉彩发展的中后期虽偶得一见，然终不占主流。
民国 时装粉彩人物双耳瓶 夏鼎臣绘
此瓶出于民国时装粉彩大家夏鼎臣之手，作于民国八年（1919年）。瓶背面题跋云：“妙手新开色界天，裁云镂月笔何妍。此中尽有颜如玉，抵得名花次第编。己未之秋月夏鼎臣作。”
瓶颈部装饰红色铺首衔环双耳，所绘人物身处欧式庭院，众多美人于一高足石砖桌几周围，或相谈甚欢，或戏子共乐。最前方侧身站立的美妇纤腰玉手，拿一红白相间的时尚手包。她上身穿紫色团花纹立领长衫，领高至脸颊，下着水蓝色马面裙，正与身旁蓝衣女子窃窃私语。蓝衣女子梳类似唐人的日式高发髻，身着锦花纹紧袖上衣，袖口小露一截打底红衫，手持素色包裹式提包，下着深色绣花马面裙。
民国 燕尔之喜图掸瓶 杨青山绘
这是迄今所见惟一绘有民国婚礼场景的民国时装人物粉彩瓷。高约59厘米，为典型民国“三百件”掸瓶。其正面绘有一对款款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主角之外，另绘有四位玲珑剔透的少女，她们手捧鲜花，顾盼有姿，那种欢喜雀跃的喜庆氛围，被画师淋漓尽致地绘出。该瓶颈部，画家以金文书体摹写《集古斋原本》吉语数行，并以隶书书写“燕尔之喜”四字，以示点题。
新文化运动前后，社会风俗西化潮流汹涌，婚礼的形式多种多样，婚服也形式各异，时称“文明礼仪”。这件由欧洲回流的掸瓶作于民国十年（1921年），由画面瓷绘题材之独特推测，其很有可能为定制器，后流入海外。
民国 时装粉彩人物双耳瓶 毛子荣绘
此瓶高60厘米，作于民国九年（1920年），为毛子荣创作盛期之精品力作。画面中，炎炎夏日，桑茂蝉鸣，女子们在石砌的庭前小憩，欣赏四周美景。中间锦绣花纹的蓝衣女子正收拢了长柄阳伞，似乎想要用手帕拂去汗水；身旁有一草绿宽衣的女子，胸前戴花朵形项链，双手交叉握帕，手腕戴着西式女表。二人身后有一水红衣衫、格纹锁边碧裤的活泼女子，似乎在看对面女子手中的花束；持花束的女子倚坐在台阶上，望着红衣女子，眉间传来嬉笑之意。她旁边的女子背对画面，手持西洋望远镜，斜挎着望远镜的专用便携包，轻踮脚尖，观赏远处的荷塘美景。
亭台有传统的瓦梁结构，也有圆窗和百叶帘，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别具韵味。整个人物场面又是一幅都市丽人的出游图，各位少女神态不同，性格迥异，全景热闹非凡。
民国 龙女双姝图掸瓶 毛子荣绘
在民国时装人物粉彩瓷器中，毛子荣所绘此掸瓶可谓拔得头筹，其画工细腻，画艺精湛。此件掸瓶高60厘米左右，俗称“三百件”，是民国时装人物粉彩瓷器中最大器型。
由于器型较大、人物少，画师旨在全力刻画两位现代女郎的时尚形象，极尽写实之能事，殊为罕见。掸瓶背面以较为方正的行书落款云：“毕竟全身无色相，善如龙女两相随。时在己未仲秋月于珠山客次之轩，毛子荣写。”据此知，此瓶绘于民国八年（1919年）的秋天，题诗典出清雪樵主人《双凤奇缘》，大抵是吟咏佳人之美的妙语，因着二美题材，画家取“双凤”之典，可谓词旨剀切。
民国 时装人物帽筒（一对）
民国以前瓷器上的画面，多绘山水、花鸟和吉祥图案，人物画相对较少，而人物画的主角是文人雅士、道释和戏曲故事人物，很少表现家庭生活，更少画现实生活中的家庭妇女。到了民国，这一传统被打破。瓷器上开始描绘身穿时装的摩登女性，而且在民国初期这段时间集中地生产制作。
与传统仕女瓷绘不同的是，民国时装粉彩瓷器上的女性都一律身着文明新装，画中人物的身份、服饰、器具及背景建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即以时装区别于古装，以摩登女郎取代古代仕女，以现代西式洋房取代传统台榭楼阁，记录了浓郁的东方诗情与西式浪漫，将现实理想与古典想像熔于一炉。
在一幅幅充满时代气息的时装人物瓷绘作品前，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百年前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以及融合后给当时国人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影响，到处可见的“洋”物无疑成了那个时代“时尚”的代名词。
民国 时装粉彩人物罐 洪步余绘
这件冬瓜罐作于民国五年（1916年），为彩绘大师洪步余的早期作品。四位时尚女子仪态各异，而背景绘制极其简单。
洪步余早期塑造的时装女性形象极其动人，背景简略，画面总体有着一种装饰性美感。约在1919年前后，洪步余的瓷绘风格开始变化，其典型特征就是人物比例的缩小，背景物象开始丰富，由前期的装饰性朝着写实性发展。至1924年，洪步余的画风再一次变革，画中仕女的鹅蛋脸一律变成了圆形的苹果脸，身材也变得较为矮小，然背景建筑的写实性风味也进一步加强，至此，时装人物一律变成了外景描绘。1924年后，洪步余的时装人物题材开始变得狭窄，瓷绘图样单调，审美意象逐步滑落。
民国 时装人物小罐
民国 时装人物提梁壶
民国 时装人物瓷塑
时装人物画瓷器又是一部民国早期的时装发展演变史，可以看到现代服装在中国初始阶段的情况。
在战争频仍的年代，景德镇瓷业萧条，在经济凋敝与艺术衰退的双重影响下，民国粉彩时装人物瓷器也于上世纪20年代末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现的昙花。民国人物粉彩瓷恰似划空的流星，短暂而耀眼，承载一个时期的历史信息特别丰富，是了解民国早期时尚女性生活的生动剪影，是特定时期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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