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古代瓷器。
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正在建设中的江西景德镇御窑遗址博物馆，计划向境外招商融资９７０万美元，以恢复重建明清古代建筑。
御窑遗址博物馆位于景德镇城市中心，总面积约３万平方米。目前，御窑遗址博物馆的项目保护与发展规划已经由北京文博院编制。博物馆着重展示发掘瓷窑遗址的原貌，以遗址发掘现场和御窑出土文物为文化旅游的主要资源，并恢复重建明清古代建筑。
据江西省发展改革委介绍，此次景德镇御窑遗址博物馆向境外招商融资，主要用于恢复重建馆内的师王庙、风火仙庙、大堂；估陶灵祠及雕像；督陶官唐英旧居、御诗亭、环翠亭；御窑遗址保护厅及文化商贸区等配套工程。
御窑也称“官窑”，是封建王朝的皇家瓷厂。景德镇官窑集中了从元代至清代最优秀的工匠和最好的原料，烧造出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瓷器。据文献记载，每１００件成瓷仅有４件能入宫使用，而绝大多数瓷器次品、试制品和贡余品，都必须被集中砸碎后埋藏入官窑范围之内，以禁绝流入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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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御窑瓷片价值上亿 警匪“地道战”大较量
江西景德镇市御窑遗址大致是以龙珠阁为中心，方圆200亩。遗址迄今有600多年的历史，先后为明清两代20多个皇帝生产过瓷器。受利益驱使，一些不法分子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盗掘遗址。他们大都采取地下挖地道的方式。时至今日，这些地下通道交叉分布，四通八达，犯罪分子俨然与警方打起了“地道战”……
御窑里满地碎瓷
撕下两张封条，打开两扇铁门后，数不尽的瓷片呈现在我们眼前，场面十分壮观。
8月26日，景德镇市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邹海亮就打击盗掘御窑遗址犯罪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一事接受了笔者的采访。他说：“猖獗的盗掘御窑遗址的犯罪活动目前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自去年10月17日开始到今年9月16日结束的打击行动持续时间长，投入的警力多，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专案组常务副组长、市刑侦支队政委梅新能和市刑侦支队二大队教导员朱绯将我们引到市公安局大楼13楼陈列室里，那里面存放着此次打击行动中从犯罪嫌疑人手中缴获的御窑瓷片。这间约20平方米的陈列室的大门的钥匙分别由市公安局两个部门保管，当有关人员当众撕下两张封条，打开两扇铁门后，数不尽的瓷片呈现在我们眼前，场面十分壮观。梅政委解释说：“这些碎瓷片都是从御窑遗址中盗掘出来的。为什么都是些碎瓷片呢，这跟御窑性质有关，御窑遗址中见不到完整瓷器的原因，就是御窑生产出的瓷器是专门供皇帝享用的，上交完皇宫规定的瓷器数量后，多余的瓷器就地销毁，否则的话就会惹来杀身之祸。由于御窑集中了天下的能工巧匠不计成本地为皇帝生产瓷器，那么御窑瓷器的精贵就可想而知了。这也是犯罪分子铤而走险盗掘御窑遗址的主要原因。”
价值上亿的瓷片
举着这只花了一万元修复费用的瓷盘在光线底下辨认，却找不到一点修复的痕迹。据说这样一只瓷盘在苏富比拍卖会上可买到几十万、上百万元的高价。
朱绯举一只“大明弘治年制”的瓷盘说：“犯罪分子把这些碎瓷片进行拼装、修复、然后高价卖出。就我手中的这只瓷盘，仅修复费用就在一万元以上。”笔者举着这只花了一万元修复费用的瓷盘在光线底下辨认，却找不到一点修复的痕迹。据说这样一只瓷盘在苏富比拍卖会上可买到几十万、上百万元的高价。同样据行家估计，景德镇市公安局在打击行动中缴获的瓷片价值上亿元，难怪国家文物保护司司长杨志军先生站在这堆碎瓷片旁久久不愿离去。他说：“景德镇公安局破获御窑遗址案的重要意义比起河南开封破获博物馆盗窃案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由于打击力度大，加上战果丰硕，中央电视台记者专程来到景德镇进行了采访，并在中央电视台一套和新闻频道同一天播报了此条新闻。
掀开石板暴露盗洞
商店的某个隐秘的一角就是一个通往遗址通道的洞口。
民警掀开了几块石板，一个阴森森的盗洞顿时暴露了。
商店或居民楼如果被人租来盗掘窑遗址的话，月租可达8000-10000元。
采访的第二天，我们来到了御窑遗址。遗址大致是以龙珠阁为中心，方圆大约200亩。这一带的建筑物和道路下面实际上就是御窑遗址的所在地。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景德镇市政工程处机械公司正在进行路面改造施工，他们在开挖路面的时候发现了不少的盗掘通道。该公司的副经理黄亚平先生说：“堵塞一个这样的盗洞一般要用去三四吨的混凝土，这无形中给工程施工增加了难度。”
我们在中华北路的一家服装店里了解到，这里曾是盗掘犯罪分子的一个小据点。他们以开商店为掩护，实际上在商店的某个隐秘的一角就是一个通往遗址通道的洞口。这样的通道长度在50米到100米不等。通道一般都横穿了来车往的街道。由于通道埋在地下，所以街道上的过往行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脚下竟有人在于这种盗掘遗址的勾当。这家服装店已经易主了，新店主毫无顾忌地把楼梯下一个用水泥封死的洞口暴露给我们参观。
紧接着我们来到十八桥63号的一栋老式居民楼里，就在这栋楼的后院，民警掀开了几块石板，一个阴森森的盗洞顿时暴露了。刚才还在厅堂里打麻将的几位老太太纷纷围过来，她们好奇地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民警们说：“犯罪分子进行盗掘的时候，选择的地点非常隐蔽，周围许多群众都蒙在鼓里。”笔者用手电筒照射着盗洞，发现里面有不少的矿泉水瓶子和方便面盒子。民警说，这些都是盗掘者留下的。民警们在追捕盗掘者时，在盗掘通道里还找到了他们留下的电线、蛇皮袋、抽水机之类的作案工具。有些商店或居民楼的主人本身不是盗掘者，他们在明知有人是利用房子为据点进行盗掘御窑的情况下，还愿意把房子租出去，原因就是他们能从盗掘者那里获得可观的租金。据了解，原先一间月租金为200元得的店面或住房，如果被人租来盗掘御窑遗址的话，租金可达8000-10000元。
“地道”挖到机关大楼下
通道甚至挖到了某机关办公大楼的底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不仅可以听到脚下挖掘的声音，连他们在地下对话的声音也依稀可辨。
这个御窑遗址迄今有600多年的历史，先后为明清两代20多个皇帝生产过瓷器。如今我们在遗址上看到的明显标志就是龙珠阁，龙珠阁和遗址一起成为了景德镇瓷都的象征。受利益的驱使，一些不法分子盗掘御窑遗址的犯罪活动从八十年代后期就开始了，在1997年至2001年达到了高峰。他们大都采取地下挖盗洞的方式进行，时至今日这些地下盗掘通道呈网状交叉分布。这些盗掘分子有的甚至把通道挖到了某机关办公大楼底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不仅可以听到脚下挖掘的声音，连他们在地下对话的声音也依稀可辨。周围群众对犯罪分子猖狂地盗掘御窑的行为非常地气愤，他们找到洞口后喊话要他们出来，后来又用烟熏仍然没有反应，最后打110报警。及时赶到的民警把洞内的盗掘者抓获了。
鉴于犯罪分子盗掘御窑遗址的活动愈演愈烈，景德镇市公安局根据市委市政府的指示于2002年10月17日成立了打击盗掘御窑遗址犯罪专案组。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邹海亮亲自担任了这个由30余人组成的专案组总指挥，主管刑侦的市公安局副局长虞毅敏任专案组组长。景德镇市委书记姚亚平、市长许爱民密切关注此案侦破的进展情况，他们还专门拨出了20万元作为专案经费。
专案组成立后，他们针对盗掘窑遗址犯罪中人员多，时分时合，交叉重叠的特点，采取了“以人找人，以洞点找人，以房东找雇主，以民工找老板，以窝赃、拼装点找幕后人，以销赃渠道找销赃人”的行动方案，对犯罪分子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毁灭性的打击。市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程坚介绍说：“我们的打击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像挖‘地老鼠’一样从一条条盗掘通道里揪出盗掘者，最多的时候从一条通道里揪出了7个犯罪嫌疑人。”
到今年9月26日为止，专案组共抓获犯罪嫌疑人61人，缴获了古瓷修复件150件，散片古瓷件53袋(箱)，成箱散片瓷111箱，收缴赃款120万元。
古瓷大盗经手七成“生意”
由于盗掘御窑由来已久，不少的古瓷片已经流入到外地。专案组为了替国家挽回损失，一方面抓捕涉案嫌疑人，加大审讯力度，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里找出赃物去向；另一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外调工作。在江苏江阴警方的大力协助下，民警们追缴回御窑较完整件古瓷72件，精美古瓷片43盒。民警们还在浙江宁波等地追回了一批瓷片。
主犯李文军是盗掘御窑瓷片犯罪活动中的核心人物。景德镇有70%以上的御窑瓷片就是通过他的手流入到境外。专案组为了把他抓获归案，在上海警方的大力协助下，连续奋战了20多天，终于查清了李文军在上海所有的关系人和落脚点。落网后的李文军迫于压力交出了藏在珠海的3箱御窑瓷片，其中有些御窑瓷片可谓是稀世之宝。鉴于李文军在景德镇市社会关系复杂，目前已被异地关押。这次我们没能见到这个“大名鼎鼎”古瓷大盗。
“尝甜头”、“踩钢丝”、落法网
盗掘御窑遗址案的犯罪嫌疑人涉及面广，社会关系复杂，涉及到的人员有民工、监工、个体户等，他们有的负责盗掘、有的负责窝赃、拼装、销赃。这些人有的关系相对固定，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股份分红的合作关系；有的时分时合，团伙与团伙之间交叉重叠。据警方透露，除了前面提到的61人外，目前仍有几十个人在逃。9月10日，笔者在景德镇市公安局某看守所采访了罗员海、王希镇、周建军3个犯罪嫌疑人。今年34岁的罗员海原是景德镇人民瓷厂的工人，他因为替盗掘分子保管了20多袋御窑瓷片使他得到了两万多元的酬金。
24岁的犯罪嫌疑人周建军从都昌县来到景德镇市政工程处做事，他在开挖路面时无意中得到了7块瓷片，他把7块瓷片卖掉后得款300多元。初次尝到了盗挖瓷片甜头的周建军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走进了看守所。他懊悔万分地说：“我还没有结婚啊，真不应该去做这样的事啊。”
境外非法文物市场“断货”
方圆200亩的御窑遗址对当地人来说就像是一条河，许许多多的景德镇人包括一部分外地人常在这条“河”边走，稍有不慎就会像周建军、罗员海之类的人一样湿了“鞋”。所以景德镇市市委书记在听取市公安局打击盗掘御窑遗址阶段性成果汇报时说：“战果在市内外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巨大影响，市民们的法律意识在提高，犯罪分子的器张气焰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据景德镇市公安局有关部门透露，为期9个月的打击盗掘御窑遗址不仅震慑了境内的犯罪分子，同时也有力地打击了境外非法文物市场。由于景德镇方面切断了货源供给，境外3家大型文物商店已于近日宣布关门。
在谈到对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处理时，景德镇市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邹海亮告诉笔者：“61名犯罪嫌疑人中已经向检察机关起诉了51人，取保候审8人，刑拘在押2人。”他还说，下一步行动重点是对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追捕，并要加大追赃力度，力争使所有的被盗掘的古瓷片和赃款如数追回，以取得侦破此案的最后胜利。
景德镇的黄金时代
仅17世纪上半叶，就大约有300万件中国瓷器到达欧洲
景德镇瓷器外销始于宋代，至元、明、清延续，但各朝外销的品种和地点却不尽相同。宋代主要是青白瓷，多销往东南亚地区。随着南宋王朝海外贸易的发展，福建、广东、广西沿海地区逐渐开始设窑仿烧青白瓷，直接销往国外，使景德镇青白瓷外销受到一定的冲击。但这种竞争的局面使宋代青白瓷颇为发展，以致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青白瓷窑系。据不完全统计，共有8个省43个县发现有南宋时烧造青白瓷的窑址，有些精品甚至与景德镇窑的出品难分仲伯。
元代外销瓷主要是青花瓷和釉里红瓷。在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地均出土有这两类瓷器，但品质却无法与伊朗和土耳其收藏的元青花瓷相比。伊朗和土耳其收藏的青花瓷器不是外销瓷，而是为元朝皇帝特制的赏赐瓷，故其做工精致，画工精细。
明清两朝景德镇瓷器外销量很大，并出现两个高潮：一是明嘉靖、万历时期，二是清康、雍、乾阶段。
明初郑和下西洋，曾带去了不少景德镇瓷器，分赠沿途各地，它们至今仍藏于许多国家的博物馆中。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黄信、巩珍3人归国后，各著《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蕃国志》，记述沿途所见所闻，以及中国瓷器外销的状况。如《瀛涯胜览》提到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星槎胜览》中则提到瓷器贸易的地方有20几个国家和地区；《西洋蕃国志》也提到占城、爪哇、锡兰等地人们对中国青花瓷的喜爱。而当时中国只有景德镇生产青花瓷器。故文献中记载的在海外颇受欢迎的瓷器，理当是景德镇民窑产品。
但景德镇瓷器大量外销应该在明晚期。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海峡后，随即开拓东南亚市场及与中国的贸易，加上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海上走私贸易的频繁，刺激了景德镇瓷器的大量外销。中国瓷器最早进入欧洲是于16世纪率先到达葡萄牙，而第一艘葡萄牙的商船经好望角到达中国的广州是在1513年。
之后，英国、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为争夺海上霸权，肆意抢掠贸易商船，其中有不少即是开往欧洲的装满中国瓷器的商船。1623—1636年，荷兰海盗抢掠西班牙、葡萄牙商船达55艘之多。1625年，荷兰占领台湾，取代葡萄牙人在西太平洋的霸主地位。海上贸易战争对景德镇瓷器的外销应该有一定影响，但荷兰人随即成为景德镇瓷器的最大买主。在明崇祯九年、十年、十二年(1636、1637、1639年)，曾分别购买景德镇优质外销瓷数十万件之多。欧洲现今传世的部分有纪年的1650—1660年景德镇外销瓷，即是荷兰人以台湾为基地，通过走私集团向景德镇定制的。据粗略统计，仅17世纪上半叶，就大约有300万件中国瓷器到达欧洲。
在18世纪的100年间，
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数量达到6000万件以上
在海外市场的刺激下，中国瓷器上的纹饰较前更为丰富，除缠枝花、庭树湖石、婴戏、虎纹、织锦、海螺、仙怪人物外，至嘉靖时，鸟树、折枝花果、云鹤、人物及象征寓意吉祥的纹样大量出现。为适应海外市场更高的需求，当时官窑中优等青花料被工匠以各种方式从御厂偷偷带出，以至于王宗沭在《江西大志·陶书》中感叹说：“青色狼藉……流于民间，其制无复分。”这些纹饰活泼、料色幽菁、制作考究的嘉靖细瓷，品质直追官窑瓷器。
在重本抑末的封建社会里，景德镇制瓷业的繁荣和发展确实来之不易。在空前广阔的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和高额利润的刺激下，中国古老的制瓷手工业获得了新的活力。在没有新的动力和机器的时代，除扩大生产规模外，就只有靠分工、再分工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载：“共计一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即是景德镇制瓷业精细分工的生动记述。精密的分工，较先进的制瓷技艺和优质的原料，以及具有极强的竞争意识，这些都促使景德镇制瓷业终于发展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所能达到的极限顶峰。
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康熙初期的三藩之乱使景德镇的陶瓷内销受到冲击，而郑成功领导的东南沿海抗清斗争及清廷的镇压，则使景德镇瓷外销陷入困境，以致当时欧洲市场上的中国瓷非常稀有。欧洲传世瓷器中能确认为l66l—1682年的景德镇瓷器寥寥可数，可见其时海禁之严，走私之不易。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收复台湾，重开通商口岸，景德镇陶瓷生产迅速恢复。康、雍、乾太平盛世，社会殷富，内外销市场空前繁荣，景德镇瓷器外销的第二次高峰迎面走来。此时英、法、荷兰、丹麦、瑞典诸国先后在广州设贸易机构与华商直接签订瓷器贸易合同，广州商人还设立公行作为进出口贸易代理，收取瓷器售价的30%作为代理费。
此阶段景德镇瓷器到底外销出去多少件，谁也说不清。1700年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欧洲的港口一天就卸下146748件中国瓷器，可见市场的快速增长。东印度公司，这个建于16世纪下半叶的著名公司，是从小运输贸易发展成为1799年的“联合荷兰东印度公司”，其贸易运输的不断扩大，为东西方的物质及文化交流贡献甚隆，同时也奠定了非常重要的航运霸主地位。到了18世纪，中国的瓷器经东印度公司大量输出，直接进入欧洲市场。1729—1794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便运销瓷器达4300万件。其时东南亚诸国间的贸易利润亦非常可观，不但福建、广东沿海居民直接运货至马尼拉、雅加达等地贩卖，荷兰东印度公司亦在l700年后一度中止从东方输入瓷器，而发展亚洲各地间的瓷器贸易。在18世纪的100年间，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数量达到6000万件以上。至今存世的这些外销瓷，在欧洲即达百万件左右。
欧洲人喜欢大件瓷器，在色彩上也追求火爆热烈
景德镇外销瓷的造型及艺术风格均不同于内销的产品，其中比较多的是一种被称为“克拉克”的青花瓷，也有人称其为“加橹瓷”或“芙蓉手”的，是为明晚期产品。造型以盘、碗、瓶、军持等类为常见，图案既有中国传统模式的开光或锦地开光的花鸟、人物等样式，也有充满异国情调的繁密纹饰及新颖的郁金香纹样。由于这些瓷器颇受欧洲贵族厚爱，销路好，利润也相当可观，故仿制品很快就出现了。国内福建地区的仿品较粗劣，国外日本伊万里有田窑仿品则十分精细，几可乱真，并曾盛销欧洲达百年之久。
欧洲人的审美观不同于东方人，他们喜欢大件瓷器，在色彩上也追求火爆热烈。他们对瓷器的喜好，也是浓情四溢。18世纪初，奥古斯都二世为搜集他喜爱的精美中国瓷器而不惜一切代价。当他得知邻国普鲁士威廉国王的妃子手中有不少中国瓷器精品时，便想方设法要弄到手。他打听到威廉国王好武，喜欢身体强壮的大个子士兵，于是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与威廉国王达成协议，用自己的4队近卫军换取威廉妃子的12个青花大瓶。此事发生在1717年4月19日。如今，这12个花瓶连同奥古斯都二世珍藏的其他瓷器，一起陈列在德国德累斯顿的博物馆中。还有像法国凡尔赛宫中，也陈列着高达1米的康熙五彩花觚。如此大件的瓷器，在当时的官窑中很少生产，应当是为适应欧洲人的审美情趣而专门烧造的。
不仅外销瓷的规格与国内用瓷不同，其内容也充满西洋情趣。各种绘有族徽的瓷器被称为“徽章瓷”，是当时欧洲贵族专门到中国定制的产品。这种瓷器传世很多，所绘族徽均很精美。现存里斯本的绘有葡王曼努埃尔一世(1495—1521年)纹章的青花执壶是迄今已发现的中国为西欧特殊烧制的最早的外销瓷器。17世纪后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派人到广州定制了许多瓷器，现存于法国国家博物馆的康熙五彩瓷罐，罐身绘有双鹰国徽，便是那时烧造的瓷器。
由于优质制瓷原料来源被切断，
景德镇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除纹章瓷外，还有人物画瓷，多取自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宗教故事题材。船舶图案也较为常见，因为欧美许多贵族都是因经营海运或海军出身起家的，所以对船舶情有独钟。在其定制的整套瓷器上画上船舶，船上还绘有国旗，有的还题上船名、船长姓名及年月等，也偶有码头风景和水手离别图，近似于一幅幅社会风俗画。各种花卉也多取材于欧洲名画家的作品。欧洲人曾将名画家的画印成画册，带到中国，供彩绘工匠摹绘。景德镇的制瓷工匠也曾将各种彩料绘成“样盘”，供外国人选择参考。这种样盘在欧洲的博物馆中也有收藏。
由于欧洲人喜爱色彩瑰丽的瓷器，康熙、乾隆时，欧洲市场上的珐琅彩、墨彩瓷的价格要比同类青花器高出4倍。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与官窑的影响下，景德镇引进欧洲的珐琅彩，并将其改造为更适合工匠彩绘的“粉彩”，同时还引进了西洋画法。由于丹麦、瑞典、荷兰、英国、法国人都抢购彩瓷，为满足外商的急迫需求，许多景德镇白瓷运到广东后再加彩绘出售。这样既避免了瓷器在成品运输中因破损而造成的成本浪费，又加快了外销瓷输出的周期。这些彩瓷一般被称为“广彩”，画工多师承景德镇工匠，多数较景德镇略显粗糙，但也有不少画得精细者与景德镇高手难分高下。
继德国迈森瓷厂开始仿造“克拉克”瓷，其后荷兰、西班牙、英国也争相仿制。在1755年以前，英国所用之高岭土，均由中国及日本输入。由于欧洲瓷器系用三元配方，烧成温度较景德镇要高，许多仿品较景德镇克拉克瓷更优。但其釉薄而匀，缺乏景德镇瓷石灰碱釉的润泽和白里泛青的玉质感。青料的呈色亦不如景德镇瓷优雅沉静、色调富于变化，其画风与景瓷相去甚远，有明显的异国情调。
然而在乾隆朝末年(1794年)，由于认为有伤地脉，高岭山高岭土被控制严禁开采。由于优质制瓷原料来源被切断，景德镇难以像过去一样大量提供优质瓷器参与国际竞争。巧合的是，欧洲诸东印度公司大量的瓷器订货也到乾隆末为止。也正是在此时，原先受景德镇抑制的欧洲生产硬质瓷的工厂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嘉庆、道光年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继续增长，但景德镇的外销瓷所占比例却日渐缩小，这预示着景德镇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景德镇霸业之一：崛起之前
我们今天谈瓷器，几乎离不开“景德镇”这三个字。可是，景德镇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瓷器的伊甸园，它真正在中国瓷器史上成为老大，要到元代青花瓷出现的时候。不管美术史专家如何强调它在宋代的辉煌，以及其名字“景德”是来自北宋真宗的年号，都无法否定它早年辈份低的事实。
为什么？因为在元代以前，中国所流行的瓷器是青瓷，从汉代的绿釉陶器，到魏晋南北朝的早期青瓷，由于政权分裂以及经济的原始性，整个中原大地，并没有出现一种计划性的、以手工业供养整个城市的生产模式；直到唐代，规模经济逐渐成形，青瓷与白瓷出现了首次的分庭抗礼，当时称为“南越北邢”，南方的越窑盛产青瓷，而北方的邢窑则长于白瓷，两者并驾齐驱，难分轩轾；到了五代十国，南方出现了一种称为“秘色釉”的青瓷精品，风靡北方，把白瓷压了下去；到了北宋，五大名窑中即使以定窑出现最早，排名上却只能叨陪末座，其余的汝、官、哥和钧，都属于青瓷系统，可见截至元朝以前，青瓷白瓷之争，青瓷一直遥遥领先！
定窑是宋代白瓷的代表，可惜在色泽和强度方面，与日后的景德镇仍有距离。
“景德镇”位处江西，本名“浮梁”和“饶州”，虽然很早已经以瓷器生产为主轴，其名字亦在宋真宗年间受赐，可是在早期的青白争霸中，它并没有担当起重要的角色。相反，它不过是一位对于青瓷亦步亦趋、忠实严谨的模仿者而已。当然，景德镇在宋代的瓷器产量非常之大，但问题是，正如一个歌手，即使不断在全国走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休，但都只是唱着别人的歌，没有自己的作品，那么你能相信，这人能够成为万世不朽的巨星吗？不断唱陈奕迅的歌，不会为你带来陈奕迅的成就，顶多只能让你变成一位影武者而己。景德镇在宋代的繁荣，就是一种活在别人影子底下的繁荣。可是，这时候的它，已露出了自成一派的巨大潜力，因为，那里有着一种无可取代的原材料——高岭土。
高岭土是一种非常洁白、坚固、细腻的原材料，可塑性比起任何窑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看五大名窑，定窑也是白色的，但是一掂量在手，感觉就是密度低、松散，颜色带杂质，不但许多造型完成不了(不够结实，结果抵抗不了高温而变形或垮掉)，美观度也不足；对于青瓷，景德镇可以洁白瓷土模仿，可是青瓷却模仿不了景德镇的洁白，正如白纸上可以涂绿色，绿色纸却涂不上白色的道理，青瓷是一种有局限的工艺，一旦中原品味的大潮流变了，它就可能永远的失去优势。
结果，随着宋朝的陨落，青瓷的潮流走到终结。
蓝色和白色在中国文化里，一向不是吉祥的颜色，但在中东世界，却是穆斯林的象征。蒙古人把军队打到了欧洲，汗国势力则巩固在亚洲最西端，刚好把整个伊斯兰文化圈兼而并之，亦同时把他们的品味和工艺消化掉。刚巧，蒙古人也是尚白尚蓝的民族，于是景德镇，就在宋元之间的品味革命之中，找到了它的转型契机；用现代的商战术语来说，它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蓝海”，打出了另一个市场，另一片江山。
青花虽然来自中东，却做得比任何中东作品要好，是真正的“青出于蓝”。
景德镇的高岭土，成就了青花瓷的白色基调，而青花瓷的蓝色，则是由西域的颜料和风格来完成。当中的细节，譬如究竟由谁下旨烧造、以及技术东传的细节等，文献上仍然待考，但可以肯定的是，西域的人和物料，来到东方的景德镇，是英雄来到用武之地；而景德镇在元朝崛起，则是先由“时势造英雄”，再有“英雄造时势”：蒙古人和穆斯林的品味，促使了青花瓷的诞生；而青花在中国诞生之后，则反过来被中东世界所疯狂。
中东世界的Iznik瓷器，一直是中国青花的追随者，可惜从原料开始，已经先输一截。
在十五世纪，也就是大概明朝的时候，中东出现了一种称为Iznik的瓷器，正是伊斯兰世界对于青花的模仿和创作。笔者曾经在土耳其看过不少佳作，不过衷心地说，在苹果对苹果的比较下，瓷质、用色、造型、品味，都很难追得上青花。
（景德镇霸业之一，待续）
景德镇瓷商射洪遇困
梦想中火爆的购买场面没有出现，设想的20天将货物卖完回家，但是从5月1日到18日的18天里，30人的展销队，60余万的陶瓷品只卖了2万多元！从江西景德镇来射洪展销的瓷商江和平说，“这确实让人没想到，但是把这些瓶瓶罐罐的东西再搬回去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昨（18）日，记者接到了有关景德镇瓷商在射洪遇困的求助电话后，赶到作为展销会场的射洪新世纪广场，果然看到一群疲惫的外地客商在为那些花花绿绿的陶瓷品的销路愁眉苦脸，见了记者就纷纷诉苦，“10多天了就是看的人多买的人少，不知道是我们的销售方法不对路呢，还是射洪人不喜欢这玩意儿，东西没卖什么可每天的展销费加上开支，怎么都要1400才得行哟!空空的展销场里没人来看，更别说是买了！
据记者采访参观者感觉到，射洪的消费者对陶瓷品消费确实不够了解，特别是那些作为观赏品的陶瓷，更是缺乏兴趣。在这样的情况下搞陶瓷展销也就难怪要遇困了！这么精美的东西怎么就没人买呢？
展销负责人表示，为了脱困，将对陶瓷品进行让利处理，“换几个回家的路费就算了1记者在此提醒那些来遂宁开展经营活动的客商一定要事先调查好当地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以免遭遇到像景德镇瓷商一样的困境！
景德镇“名瓷”为何自降身价
近日，在三大动力路广场上，各种木架围成几十个摊位，最高标价达“138万元”、号称“故宫收藏”的近万件大小瓷器堆放在那里，买者不多。
“千年瓷都”景德镇瓷器为何自降身价卖“地摊货”？一些展销商称，他们担负不起展厅场地费。
哈尔滨市一位来自江西专卖店的经销商向记者披露内幕：正在哈尔滨市地摊上销售的瓷器其中有部分是伪劣瓷。据他介绍，一些打着“景德镇瓷器”招牌来哈展销的瓷器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种是业内人所说的“展销瓷”，景德镇个体瓷器作坊达几万家，个人作坊生产出的精品陶瓷数量很少，许多质量很低的陶瓷专门供应展销会。如果你到景德镇进货，批发商就会问你，是进“展销货”还是“门店货”？“门店货”一般都是优等品，“展销货”次品较多，多为贴花瓷，而贴花瓷没有收藏价值，其价格也与手工瓷相差10倍。另一种是仿冒瓷———用一些烧制温度低，工艺简单的外地低温瓷冒充景德镇瓷。还有一种就是废瓷，展销商按“堆”收购，然后涂上石膏、上釉等加工处理，修复有裂缝地方，运到外地后摇身一变成了价值不菲的“景德镇名瓷”。
景德镇瓷器文化重生：静候尚未莅临的时代
决定在景德镇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当代陶瓷艺术展，缘于被国际音乐界称为寂静大师的瞿小松先生终于想来景德镇看看陶瓷。为此我没有少费口舌。瞿小松先生曾与我提起过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瓷器的经历，他特别地对宋瓷情有独钟，这是我对他的一个说服突破口。而对于号称瓷都的景德镇，瞿小松先生毫不讳言在他的印象中，便是超市里的杯盘碗碟，以及满世界的工业花瓶。所以，以他的个性，是绝不会跑到一个工业性城市去探寻什么文化的。
这不是谁的错。
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在声音世界里静修的禅者，去向往理解嘈杂而聒噪的泥火世界里的名堂。而且有时候，连我自己，偶尔也会怀疑这个城市里，其实的确没有什么名堂。
陶瓷作为中国文化的母语之一，自公元1004年以来，将景德镇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地，变成了世界陶瓷文化的圣地。然而作为陶瓷圣地，如何就迂腐成今天这般模样？我个人正是带着这样一个疑问，留在景德镇的，并试图解开这个疑问。
要了解陶瓷文化，务必不能高高在上地指手划脚，这是许多自认为有文化见地的人们常常对景德镇犯的毛病。词语，其实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一个延绵过千年的巨大独立王国的积习成病。许多的学者，惯于用理论性的概念，去阐释和指责景德镇，我以为，除了言语时的快感以外，基本没有意义。
我花费了整整一年时间，从头学习陶瓷的基础知识，深入田间地头，在每一个泥粉铺地的窑口作坊，去跟各种制瓷工匠们打交道。我发现，许多外来文化人眼中“景德镇的魔性”，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我用一部名为《有关》的纪录片，完完整整地观察了一遍景德镇所包含和存在的一切，它们如此矛盾又如此协调地构成这座千年窑火烧筑的城市。
在艺术圈子里，我虽然常常以本雅明自居，但在景德镇，一度也会情不自禁地迷上那些精美的传统瓷器，从釉色到纹饰，我寡淡的血液中流淌的可怜的一点文化因子，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这些传统的精美陶瓷，或许就是陶瓷文化的精髓。
但通过仔细而理性的觉察，就会发现，这个“陶瓷文化的精髓”，无一不指涉一种近在眼前的国家主义的观念。这个国家主义的观念并非什么延续过千年的文化传统，只不过是自晚清以来，老大中国对贫穷与落后的恐惧和抗争，以及由此恐惧与抗争，所演变成的文化观——一种构建在统治美学与财富价值的双重挤压下的财富文化观。
陶瓷文化，自宋以来，就形成了儒家系统全盘控制的局面，这恐怕与自秦以来的中央集权社会的构造有关。宋瓷开始重新以理学和礼器作为参照法度的制器观与审美观，既让宋瓷脱离了陶瓷的原始本能，与巫术隐喻(这里的问题在下文中将仔细说明)，也让宋瓷形成为自有陶瓷以来的一个独特的高峰，但这个高峰的落地点，是“文以载道”。而构成“文以载道”思想观念的，正是统治学在教化层面的技术显现。
从某种角度上看，不得不说正是陶瓷这一母语，被中国以儒家系统为根基的统治学所异化的过程起点。
如果将陶瓷本身重新作为艺术来看待的话，我认为并不需要其担当“文以载道”的重任。至少我个人更愿意将艺术，当做人类绝对精神性的彰显，这个绝对精神性是内在而个体的，而非统治学链条中的“文化”构成部分，这个“文化”在统治学链条中对应的另一端，则是“武伐”。(这一点，在我的《统治美学批判》中，有详尽的议论)
原始人类自发现过火硬土的造物属性时，其实并没有马上即赋予其教化性，反而更多的是实用性，这应该是个常识。也就是说，陶瓷从一开始既不是文化的，也不是艺术的，而只是适用的。
随后，因其难能，而象征了人类的灵性，又由人类对自身灵性的观照，衍变出的原始巫术和对他世界的想象，让陶瓷逐渐具有了人类对他世界沟通的某种媒介特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陶瓷发展的历史节点上看出来，从仰韶文化的原始陶饰纹样，到兵马俑，再到三国时期的陶瓷冥器，直至唐三彩，在这些历史跨度中，最顶级的陶瓷样式无一不是指涉人类对他世界的沟通需求。这一沟通需求，应该更接近诗性或者抽象性。也就是说，陶瓷自宋开始因绝对尊崇“文以载道”的儒家理想，而成为统治美学的标的物之一，其实是脱离了纯粹精神性和艺术的，最终只能演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财富象征物。所以，以此看有清以来的陶瓷工艺纹样中所出现的福禄象征，以及各种涉及荣华富贵的象征符号，则已经更接近民俗，而非庙堂，这已经离开陶瓷自原始制器以来发展出的精神性(诗性与抽象性)十万八千里了。
回到上文谈及的自晚清以来，因贫穷与落后而最终形成的国家主义观念这个问题上，我们就会发现，正是陶瓷走上了象征物这一统治美学的异化物上去，让我们观看陶瓷的潜意识中，具有了财富文化观。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一种实际上应该看做精神抚慰的变异文化观。
从时间上来看，自宋真宗赐昌南景德年号的1004年至今，陶瓷作为统治美学的异化物的文化传统确实根深蒂固。而对于陶瓷本身来看，这一千年，并非陶瓷的全部，也非中国文化的全部，而只是一个跨度宏大的章节，一个构建在儒家统治学基础上的旧的陶瓷美学本体性“成住坏空”的一千年。
由坏而空的阶段，正是晚清的国力羸弱开始，最后皇权的历史性断裂，让以官窑体系为代表的陶瓷统治美学，开始了漫无边际的弥漫状态。历经“无法无天”的民国，诞生了诸如“珠山八友”一类型文人画瓷。名义上是艺术创造，实际上是沿袭了陶瓷的统治美学的朴素象征手法，以一种貌似艺术的手段，对器用与装饰象征进行了改头换面，最终发展为今日的所谓“大师瓷”，其实依旧没有脱离民俗，而回归陶瓷的原始精神性——一种泥性的具象造物性中的精神抽象性。
因而今日的景德镇，并非陶瓷的文化之水有多深，而只是一千年陶瓷精神异化所冲击下来，形成了一个文化沼泽地现象。也肥沃，种什么都长；也危险，一脚下去，想拔出来很难。
于是至今，所谓的陶瓷艺术，依然在这个旧的美学本体性中，依然始终在“器于道之用”的形而下论中打转转，依然以工艺的控制为手段，沦为一种器用对文化的承载补充。
如何打破陶瓷文化千年形成的美学僵局，让陶瓷最终回归到泥性的具象造物性中的精神抽象性上去，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主要问题之一。而精神抽象，正是中华文明，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的基本起始点，也正是陶瓷精神的基本起始点。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书，给了我一个大胆的设想：徐复观从孔子的礼乐精神开始论中国的艺术精神，或许正是从中国文化的自身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案。
何况宋明理学对儒家思想的发展，与孔子最初的儒家理想，是有很大的异化的，我们可以从孔子论《诗经》曰“思无邪”，发展到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化，就可以看出来。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陶瓷的具象造物性中的精神抽象性，与音乐中具有的抽象性表象下的具象造物性的镜像同构特征上，进行一次跨界的反思与启迪呢？
“乐由中出，故静；礼由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这让我想起国际音乐界的寂静主义大师瞿小松的一部寂静主义音乐代表作《行草》，其通过音乐去对书法的精神表达尝试，让我惊喜，并最终促成了这次《跨界的启迪》——从传统想象未来·音乐与陶瓷的对话暨新锐陶瓷艺术家提名展。
我希望通过对隐藏在景德镇所谓主流陶瓷艺术背后的力量展现，以及一次高级别的学术交流，启发自己也启发大家，重新看待中国陶瓷艺术的未来可能。佛家说“未来心不可得”，正可以启示陶瓷艺术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令人鼓舞的一切皆有可能。无论如何，全新的陶瓷美学的本体性，终将终结旧的陶瓷美学本体性，虽然期间经历了一个不短也不长的“从珠山八友到大师瓷”的历史过渡阶段。
一切仅仅是一个开始，让我们静候一个尚未莅临也即将莅临的时代！
(癸巳年四月初一于昌南寄舍 随堂)
世界陶艺家在景德镇切磋陶艺技艺
在中国景德镇的陶瓷可谓是家喻户晓，凡是到景德镇的人都看陶瓷买陶瓷，连一些外国人也慕名前来。据央视国际网站报道，近日，60多位从美国，英国，西班牙，法国等16个国家的陶艺家就来到景德镇，跟景德镇的陶艺家们交流经验。一到景德镇，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们首先参观了这个展览，这些都是景德镇的陶艺家们最新的作品。在这个古代制作陶瓷的窑房里，外国陶艺家们迫不及待的一展身手，边做还边和景德镇的艺人切磋技艺。陶瓷文化的交往古以有之，早在汉代，中国的陶瓷技术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到国外，唐宋时期中国的陶瓷制作技术更是位居世界前列，日韩的陶瓷家都纷纷来中国学习陶瓷制作技术。虽说这陶瓷技术是咱老祖宗的长项，不过现代陶艺的发源地却不是在咱们中国，而是从国外传回来的。近年来，中外艺术家们围绕陶艺进行了多次交流，这次由联合国教科文国际陶艺协会组织的陶艺交流活动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一次，目的就在于通过在瓷的故乡景德镇寻根溯源，进一步寻求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陶艺技术的有机结合，研究出陶艺新理念和新的流行趋势。
景德镇瓷业的千年脆弱
景德镇从业人士都表示，陶瓷产业是个微利行业。然而与此相对照的是，福建德兴地区的瓷业目前年产值达到几十亿元，广东佛山和潮州的陶瓷经济也早已将景德镇远远地抛在身后。如果说陶瓷业本身已经江河日下，那么如何解释全国多处陶瓷产业的日益兴旺？如果说景德镇瓷经济日益脆弱，那么脆弱之处又在哪里？上世纪６０年代郭沫若来景德镇考察，写下“中华相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瓷都”的句子。２００４年，景德镇迎来建镇千年庆典，而在此前后，天南地北的陶瓷产区却掀起了为争“都”、筑“城”大做文章的风潮。近期有唐山挂起“中国北方瓷都”牌子德化获得“中国瓷都·德化”称号潮州成立申报“南国瓷都”办公室夹江高喊“西部瓷都”法库打造“北国瓷都”佛山则早已是中国的“陶瓷城”，这都让景德镇颇为尴尬。如今，千年瓷都景德镇瓷业规模不断萎缩，市场份额持续下降。和广东佛山相比，景德镇的瓷器产业规模仅有佛山的５％，而景德镇的陶瓷产业在本市的经济产值也仅占８％的份额，远远落后于房地产业。景德镇各大国营瓷厂几乎全部由于经营不善而被迫改制。市场：日用瓷失去半壁江山原景德镇红旗瓷厂高工孙同鑫认为“让景德镇生存下去的不是陈设瓷，而是日用瓷，养大多数人的是日用瓷，景德镇的半壁江山没有搞好，失去了大部分市场。”“和明清鼎盛时期相比，景德镇艺术瓷的水平早已经超过了前人。”景德镇市陶瓷研究所所长赖德全表示，现今的设备和科技远远超过古代，艺术瓷也已经从过去的工艺品上升到艺术品，从讲究器型和色泽的完美进而上升到对瓷绘的追求。身为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的赖德全最初正是从学徒制坯开始他的艺术生涯，在瓷厂先后担任过技术员、高工、厂长之职。在记者采访赖德全所长时碰巧有人请他在玉风杯上作画，他回答来人说，玉风杯目前已经没有一级品了。玉风杯乃是玉风瓷厂前几年开发的名牌产品，曾经畅销国内市场。但景德镇私营作坊老板迅速对“玉风杯”改头换面，使不伦不类的“玉风杯”充斥市场，该产品仅红火半年后迅速萎缩。据《瓷都晚报》报道，粗略统计，景德镇市的陶瓷作坊最多时超过４０００个。这些作坊资金不足，生产经营行为完全由“小市场”（国内市场）而左右。而景德镇原有的国营大瓷厂改制后，许多过去的名牌产品基本都退出了市场。名牌产品容易被仿制，导致敢于创新的企业无法做大。人才：墙内开花墙外看景德镇过去在瓷土质量方面拥有优势，但这一优势如今也已并不明显。赖德全说“景德镇的问题是要在工程技术上加强。日用瓷的产业化在于不同材料的运用和严格的分工协作。中国惟一一所陶瓷学院就在景德镇。潮州、广州那些瓷厂的技术人才多是陶瓷学院的学生。现在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他们为什么不留在景德镇？是因为在这里发挥不了作用。工程技术要大兵团作战，景德镇的日用瓷生产却还停留在小作坊时代。艺术瓷从业人员为什么不走？是因为离开了景德镇这块招牌就不是正统的了，出去了不吃香。”不过目前在景德镇，对于艺术瓷的理解也存在着一个误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非公有制企业高级工艺美术师对记者说，目前的艺术瓷主体是以轻工部、江西省和景德镇三级研究所所属的专家们为主流。“拥有公家高级职称的人垄断了艺术瓷的一级市场，”他说，“因为他们的官方背景拥有优势，来了外宾，政府不会把他们带到我们这里来，自有大师们去表演。当然，我们这些人散落在民间，政府也找不到我们。”这位非公有制的高级工艺师甚至对景德镇的大师们也颇有微词。“景德镇有１２个工艺美术大师，他们养活了多少人？解决了多少就业问题？如果你是皮尔·卡丹，创立出一个名牌，会有很多人因你受益。否则再多一些大师固然好，但是还是解决不了景德镇的根本问题，哪怕是艺术瓷的市场扩大问题。”贡品文化：由优雅滑向衰败作为世界上惟一一座依靠一种产业维系生存十个世纪而没有中断的城市，景德镇曾经达到了农业文明中的城市形态的高峰。１８世纪，一个法国传教士在一封发往欧洲的信中表达他对景德镇的惊诧，“白天从火焰和烟气的形状，就能看出它的轮廓而夜晚，这里被火光包围，仿佛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神秘而美丽”。然而，这样的景德镇却缺乏内在的活力，不计成本的“贡品文化”成就了它的历史，也使得这座城市在工业时代迅速由优雅滑向衰败。瓷曾经是景德镇的图腾，但现在，超过４０００家的瓷器作坊每年只能给地方政府少得可怜的利税收入，它们统共甚至及不上一家原先生产直升机的昌飞集团提供利润的１／１０，这家本地企业生产的“昌河北斗星”被当作出租车每天不分日夜拖着尾气奔跑在景德镇的大街小巷，成为一个工业化标签。很少有人愿意相信出售瓷器的赢利如今能拯救这个古城，一名地方官员对记者说，景德镇复兴的希望，是“千年瓷都”的品牌和这里成千上万亩尚未开发的土地，“它们是更现实的资金来源”。据说，除了正在升温的房产项目，从前年开始，几个规模过亿、主题相同的陶瓷交易城已经在景德镇落地生根。“用土地换发展，这的确是更为实用主义的决策选择”，白发苍苍的景瓷专家欧阳世斌说，“但对景德镇来说，它是一次危险的救赎”。
景德镇市陶瓷学院有望升格为大学
我国唯一一所经国务院批准的陶瓷高等学府，原为轻工业部属院校的学院，目前已进入江西省支持今年申报设置大学的名单，拟改称“中国陶瓷大学”。
景陶院历经４０多年的发展，已由过去单一的陶瓷专业转向以工科为主体，充分体现大陶瓷优势的文学、艺术、经济、管理兼备的多学科领域，并首次赴香港招收６０名学生。
中国农业银行江西分行刘菊喜行长、景陶院秦锡麟院长分别代表双方于本月２日在“银校合作协议”上签字，农行江西分行将对景陶院新校区建设贷款１．５亿元，还通过资金结算、资金融通、银行卡、保险代理、师生理财等业务，给该院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及信息咨询，更为该院升格中国陶瓷大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目前正在建设中的新校区占地１６００多亩，规划总建筑面积５０多万平方米，预计明年底全面建成。
有业内人士预言，二十一世纪是陶瓷材料的世纪。创办于１９５８年的景陶院，在２００２年被教育部批准为有资格接收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来华留学生的９４所高校之一。若升格为“中国陶瓷大学”，景陶院将成为“立足国内，走向世界”的外向型大学。
景德镇吸引佛山陶企前往投资扩产
江西景德镇市委副书记陈兴超带领经贸代表团一行在佛山市南庄镇与陶瓷企业代表会面，他们借鉴佛山建设建陶产业的经验，开出优厚条件，其中以“一块钱地租”，希望吸引佛山建陶企业前往景德镇投资扩产。
佛山和景德镇同为陶瓷名都，两地的陶瓷业发展有悠久的历史。相比于实力雄厚的佛山建陶产业，景德镇借鉴佛山建设工业园区的经验，在昌江区鱼山镇规划了１２平方公里的建陶工业园，以每年每平方米一块钱的租金吸引投资者。同时取消市级的行政收费，并允诺按３０％比例为投资方融资。其中“五免三减半”政策也吸引了不少与会企业，也就是进园投资１０００万元以上，５年内的所得税税款将会分成受益财政奖励给企业，第６年到第８年，则按５０％奖励给企业。
景德镇市委副书记陈兴超说，他们借鉴佛山市政府产业兴则城市兴的理念，希望大力发展建陶产业。对于佛山和景德镇两地的竞争，陈兴超认为，竞争是必然的，企业以利益为先导，佛山和景德镇可以优势互补，实现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