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秘色瓷，一直是考古界的千年之谜。
最早记录秘色瓷的当属唐代诗人陆龟蒙。在他的《秘色越器》中，这样说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首次向世人介绍了秘色瓷的存在。
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发现的秘色瓷，证实了诗歌文献所提及的“秘色瓷”的真实存在，但这些瓷器产地在哪、如何烧制却成了谜案。
法门寺出土秘色瓷，秘色瓷位于地宫中室的银香炉之下
而今，这个千古谜题解开了。日前，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发掘项目，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批出土的瓷器给了我们答案。
何为秘色瓷?
它是越窑青瓷精品之一。秘色瓷是进贡朝廷的一种特制的瓷器精品，因其制作工艺秘而不宣得名。所谓“秘色瓷”，实为唐、五代之际越窑青瓷中的上乘之作。而秘色瓷之所以被抬到一个神秘的地位，主要是技术上难度极高。青瓷的釉色如何，除了釉料配方，几乎全靠窑炉火候的把握。不同的火候、气氛，釉色可以相去很远。
五瓣葵口凹底斜腹秘色瓷碟，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最新考古发现
2015年10月-2017年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对后司岙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2016年11月至12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包括后司岙在内的上林湖水域开展了水下考古调查。
房址遗迹
资料显示，后司岙窑址的发掘面积近1100平方米。揭露包括龙窑炉、房址、贮泥池、釉料缸、挡墙、排水沟等在内的丰富的作坊遗迹，清理了厚达5米多的废次品堆积。此次考古有三个重大收获，首次摸清以后司岙窑址为代表的唐宋时期最高质量越窑青瓷窑场的基本格局；首次确认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基本面貌；首次确认秘色瓷的生产工艺与兴盛过程。
秘色瓷与瓷质匣钵的出土
意义
“首次确定秘色窑的种类，大概有20多种。”参与此次考古发掘的浙江省考古研究所郑建明博士没想到在他有生之年，解开了秘色瓷之谜，这意义重大。“窑址出土的秘色瓷产品，与唐代法门寺地宫以及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中出土的秘色瓷不仅在器型、胎釉特征上十分接近，装烧方法几乎完全相同。窑址发现多个‘官’字款的匣钵，这些证据可以确认秘色瓷的生产基地就在上林湖畔。”
秘色瓷净瓶与装烧匣钵
“秘色瓷的烧制比我们想像得要复杂得多，比如我们普通的瓷器烧制是装在可以反复使用的陶质匣钵里，秘色瓷却奢侈地躺在一次性的瓷质匣钵里烧，也就是说烧一只秘色瓷可能要费自身好几倍的原料来做匣钵。瓷质匣钵的密度高。”在郑建明看来，“秘色瓷”的烧制体现了古代制瓷的最高工艺，展现了唐代“大国工匠”精神，影响深远，之后的汝窑、南宋官窑、龙泉窑乃至高丽青瓷等一大批名窑的生产，都有秘色瓷传承的影子。
五月，这批发掘的文物将在故宫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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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中国陶瓷史上的千年悬案--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吗？
中国陶瓷史上,最能引起陶瓷研究者兴趣的课题,莫过于北宋官窑的存在。此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大面积发掘汝州张公巷窑,能破解中国陶瓷史上的千年悬案--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吗?宋代“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一般以地名命名,唯有北宋官窑,没地点没出处,也没有传世品,文献记载仅有区区14个字“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再加上存在时间太短、制作产品太少、宫廷之外极其罕见等原因,对于其是否存在尚有诸多争议,一直无法确认。2004年,河南汝州张公巷窑考古发现宋元时期有别于汝窑的全新青瓷器,发掘单位邀请国内外陶瓷专家举行“中外专家学术研讨会”,鉴于出土青瓷的精美,与会专家对其官窑性质达成共识,但对其年代看法不一。“由于发掘面积太小,目前学术界对于张公巷窑年代和性质的认识主要有三种学说,多数学者认为是北宋官窑,也有学者认为是金代官窑,个别学者认为是元代官窑。”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院长孙新民介绍说。他说,过去发掘面积太小,从考古学的地层上来确定其年代,尤其是绝对年代,确实比较困难,所以张公巷窑的年代定得比较宽泛--北宋末年至元代初年,学术争议也由此而起。时任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现已故)力主“张公巷窑就是北宋官窑”,他直言不讳地说,张公巷窑就是他寻找了几十年的北宋官窑。出席“中外专家学术研讨会”之后,日本东亚陶瓷学会会长伊藤郁太郎申请到日本文部省的一个科研基金,课题研究目标就是“汝州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为此,他连续5年到河南调查,认为张公巷窑瓷器的釉色、造型、制作工艺等,与宋徽宗皇帝的审美品位是合拍的,他撰写论文力挺张公巷窑为北宋官窑。因为张公巷窑发掘面积太少,窑炉、作坊等没有发现,一些主张“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的专家持谨慎态度。现任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说,张公巷窑出土的折腰碗等器物造型继承了晚唐风格,这在北宋很风行,我判断它应是北宋时期的,但进一步弄清是否北宋官窑还要进一步发掘。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莉英认为,张公巷窑是一个专门烧制御用青瓷的窑址,对研究北宋官窑非常重要。但因为窑炉没有发现,烧造工艺流程没有被揭示出来,现在说它就是北宋官窑还为时过早。一些专家对张公巷是北宋官窑的说法提出质疑:文献上记载官窑是“京师自置窑烧造”,而张公巷距当时的京师开封200公里之遥。另外,出土器物和北京故宫、台北故宫里收藏的清代宫廷传世北宋官窑瓷器对不上号,张公巷窑有可能是金代或元代官窑。亲手发掘汝窑和张公巷窑两个遗址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郭木森认为,汝窑被南宋官窑继承的脉胳很清楚,张公巷窑距汝窑烧造区仅20公里,近在咫尺,但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却不如南宋官窑。特别是从考古学上的地层关系上来看,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的可能性不大,有可能是金代官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说,尽管我站出来反对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感到孤立,但根据考古的文化层和有关文献考证,我还是要坚持张公巷窑是金元时期窑址。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辉柄认为北宋官窑并不存在,官窑就是汝窑,因为汝窑的年代也在北宋晚期,皇家没有必要设两个窑址,再说开封没有瓷土和釉料,不具备烧造瓷器的基本条件。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应尊重文献记载,北宋官窑在开封,只是北宋开封被泥沙淤积,当时的地面在如今地表7米以下,无法发现线索。专家相信,随着张公巷窑的大面积考古发掘的进行,这些问题和争议将迎刃而解。
陶瓷文化：欲解千年柴窑谜
在中国，有一种瓷器是“诸窑之冠”，却始终不能确定它的窑址。
有一种瓷器身世迷离，但文献中只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记录。
这便是柴窑，一个困扰中国陶瓷史的千古之谜。
从三十年前见到第一件瓷瓶开始，河南收藏家邰振春踏遍全国各地，四处搜寻柴瓷踪迹，三十年来，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想让柴瓷的身世大白于天下，同时揭开柴窑尘封千年的神秘面纱。
迷上柴瓷
邰振春称，收藏柴瓷，纯属偶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邰振春在郑州街头闲逛，见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蹲在街边，破纸箱内放了几个瓷瓶。“第一次见到这些东西时眼前就是一亮，首先它不是现代的东西，新东西没有那种历史沧桑感。直觉告诉我，它不是五大窑口中任何一个窑口的东西，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只是觉得它是好东西。”
邰振春回忆当时的情形，他告诉笔者：“老头称不识字，是在盖房挖地基时从地下挖出来的，一共几十件，都在一起。”当邰问有没有其它东西时，老头称，都是这个东西，没有其它的。“买这批东西共花了两万块钱，而当时市场上一件宋代的钧瓷不过几百块钱。”邰说，“那时只顾看东西，没考虑价格，老头看我喜欢这东西，漫天要价。”邰振春说，在今天看来，是值了，但在当时，有人称他是“疯子”，“有钱没地儿花”。
瓷器买回来后，兴奋得晚上睡不着，拿在手中看了又看，如此激动了好几个月。从那时起，邰振春便开始四处查数据，到全国各地搜寻类似的瓷器，然而遗憾的是，不管到西安、南京、香港还是在北京，三十年来，邰振春未在其它地方发现过一件类似瓷器。
在经过三十年的深入研究之后，邰振春认定自己手中的这批瓷器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柴瓷。
为了研究柴瓷，同时给自己手中的瓷瓶验明正身，邰振春卖掉了南阳的房子，定居郑州。“说是定居郑州，其实我在四处流浪，今年我都六十一了，到我这个年龄还背井离乡，只有一个目的，为柴窑正身，为柴瓷正名，而后将这批东西捐给国家，这是我唯一的心愿。”邰振春说，“之所以来郑州，因为柴窑就在郑州。”
深入研究欲解谜
《事物绀珠》曾这样盛赞柴窑：“诸窑之冠，五大官窑之首。”世称柴、汝、官、哥、定。由于连年战乱，柴窑器物传世稀少，世有“片柴值千金”之说，加之世人对柴瓷不认识，认可度不高，到宋代便演变成了汝、官、哥、定、钧。柴瓷在人们心中慢慢淡化，便造成柴窑瓷器沉冤千年，与世人隔绝。邰振春说：“要研究柴瓷就必须与历史相结合”。
“柴荣年轻时是大瓷商，以经营瓷器、茶叶为生，柴家的财势可上追到唐初，因为柴荣家族势力庞大，加之瓷器作为当时民间主要生活器物，柴家有瓷窑是肯定的。”邰振春称，种种迹象表明，柴窑址就在河南新密市牛店镇的柴窑村。
从邰振春的研究来看，柴窑品种繁多，纹饰特别丰富。礼器是柴窑的重器，有马、牛、骆驼、鼎、香熏、净瓶、长颈玄纹瓶、出戟尊、凤首瓶、花瓣口瓶、蒜头口瓶、盘、壶、酒具等。纹饰主要是仿商代青铜器式。有饕餮纹、人面纹、动物、连珠纹、龙纹、堆塑、划花、贴花、刻花等纹饰。此外，柴瓷的堆贴花工艺在五代也有了新的发展，改变了六朝时期粗糙的堆砌现象。
三十年来，邰振春总结柴瓷的种种特征，提起柴瓷，他总是滔滔不绝。
在制造工艺上，柴窑借鉴前朝方法，采用胚模合成法，它使器物比前朝的手拉胚要薄三分之二。“唐三彩在制胚时使用的是陶范压胚法，柴瓷借鉴了这一工艺，采用胚模合成法，这一方法的使用让器物造型规整、大方、精致、美观。所以柴窑瓷器的器物上都有明显的对接线。”邰振春称，这便有了世人形容柴窑瓷器“薄如纸”的原因。柴瓷在原料加工十分讲究，瓷土经过很好的粉碎和淘洗，胚泥在成形前经过揉练，所以瓷胎细腻，胎体白而坚硬，轻重适度，胎壁较薄。
在施釉方面，柴瓷实行的是刷釉法而非蘸釉，所谓刷釉就是器物成型后，将釉刷上去，而非将器物放入调好的釉中，然后取去。正因为此，柴瓷釉色薄、刻花清晰可见、立体感强。柴窑瓷器颜色丰富，在唐三彩配色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把各种色料在瓷器上使用，有天青、天蓝、豆绿、黑色、红色、祭兰等色。
在落款方面，柴瓷多落“易定”款。据邰振春考证，五代时期，周世宗柴荣把河北保定一带的易定节度使管辖下的部队，作为自己的嫡系部队，以“易定”为后周部队的番号，涵义有两层：一是容易平定天下之意；二是以周文王的周易为治国之道。柴荣皇帝为了纪念“易定”军，下令把“易定”字样刻到了柴窑的瓷器上，示意他博大的胸怀和帝王的霸气。这就是柴窑瓷器上“易定”款的由来。“因为当时瓷器刚从民间走向宫廷，所以并不注重『品牌』，官柴的落款除了『易定』外，还有一字、官字、御字等落款。”邰振春称。
经多年对柴窑的考察与研究，邰振春大胆提出：柴窑器身细纹刻片，口沿与足底有黑色垫痕，因为器足底部大部分是沙底，不施釉，用粗黄土作垫烧制，口沿、足底留下黄土窑变后的黑色垫痕。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邰振春引用的《夷门广牍》中记载，“柴窑出北地，天青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近世少见。”“汝瓷是支钉烧，钉便成了汝瓷的一个特点，像汝瓷一样，足底呈黑色便是柴瓷的一个明显标志。”邰振春说。
经过近三十年的研究，邰振春还认为，青瓷加铜元素的历史是从柴窑开始，而非瓷器史所说的从宋代开始的历史。他告诉笔者：“柴荣皇帝是创烧瓷器的先驱者，他运用新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优势，釉里加铜红和本地所产的密玉硅酸盐玉石粉，在烧造的过程中，经过窑变，釉的流动变化，器烧成后，器物外面出现透明的玻璃釉，器物足底和下垂之处有玻璃珠。由于釉里面有多种矿物质，窑温很难控制，造成了铜红色流动大，施釉不均，与宋代钧窑相比，釉色的稳定性有差异，胎质有差异，柴青瓷是白胎，宋钧瓷是灰胎，这是两个朝代不同的区别。”
邰振春说，柴瓷器皿多礼器，并非自己凭空想象。五代后，由于连年战乱，金属多用于兵器或钱币铸造，官方不得不改金属器而用陶瓷，而皇家所用又不能与平民一般，为显尊贵便有了官窑，柴窑便是中国官窑的先河。柴荣命柴窑烧造仿商代青铜器式的各种器皿，保留传统礼器的造型，以瓷代铜，为宋代的繁荣昌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柴窑之所以存世以礼器为主，是因为礼器是国之重器，没有皇家御订，任何民窑不能烧造。五代以后，礼器开始用瓷器代替金属器，一为节约金属，二来向民间表明，皇帝对宗教的重视。“五代时，佛教盛行，柴荣本身就信佛、道，八仙就成形于五代，八仙中的张国老是河北隆尧后山上的一个道士，与柴荣关系甚好，经常给柴荣讲道。”邰振春说。
二○○九年年底，一件有着雨过天晴后天空般青色的千年古瓷器─“青百合花瓶”，在日本露面，这件被日本文物专家认定为已经失传数百年的中国柴窑，引起日本社会各界的关注，有专家将其估价三亿元人民币。得到此消息邰振春颇感震惊：柴瓷千年的神秘面纱将必被揭开，他的数十件藏品与三十年的研究也该有个定论。他期待这一天，相信这一天为期不远。
瓷城 一运岂千年
醴陵城区风貌
本刊记者郭佳封锐实习生甘博
中国瓷，醴陵彩。
因始创“釉下五彩”工艺，“瓷城”醴陵在近现代陶瓷业中，占据无可替代的位置，并被捧为“红官窑”。
从工坊到工厂
百世传承衍变
醴陵是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在两千年前的东汉王朝，就有大规模立窑设坊烧制陶瓷的痕迹。
当年那些带着共同目的聚集起来，从事陶瓷制作的大批作坊工匠们，大概不会想到，他们的事业居然会在这里百世流传，从两千年前的夹沙灰陶工坊，到一千年前的青瓷、白瓷、黑瓷产业，再到近代享誉世界的釉下五彩瓷，无数代后继者将醴陵陶瓷发扬光大。
在醴陵，考古发现有远至商、周的青铜时代的陶片，新阳乡还有东汉古陶窑群遗址。据考证，近两千年前的东汉时期的县城（板杉古城村）近郊已有较大规模的制陶作坊，生产的日用陶器为夹沙灰陶，火候高，质地坚韧，没有上釉，纹样清晰，品种包括砖、釜、壶、缸、碗、罐等十多种。
一千年过去，到宋、元时期，醴陵的青瓷、白瓷生产呈现发达景象。黄獭嘴镇、枫林市乡、东堡乡，均发现多处青瓷窑遗址，甚至出现五十座瓷窑集中连片生产，堪称古代的规模产业。
又几百年过去，到明、清时期，醴陵瓷器制造业持续兴盛。新阳乡的明朝砖窑遗址上仍有完整砖窑留存，证明这里曾参与明朝首都南京的城砖烧制。清朝雍正年间，广东人到东堡乡开设瓷厂，规模化生产粗瓷器，碗、碟、壶、酒器、调羹、罐、坛、钵、油灯等不一而足。
醴陵的陶瓷生产始于汉，兴于宋，盛于清，古作坊、古窑遗址遍布。直到清末民初，在仁人志士的推动下，醴陵终于诞生了“釉下五彩瓷”，并一举夺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被世界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新中国成立后，被首选为国家领导人生活用瓷和国家礼品瓷，俗称“国瓷”、“红色官窑”。
实业救国
催生“釉下五彩”
1904年，晚清官员熊希龄考察醴陵瓷业，提出“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四项办法，改良发展醴陵瓷业，为清政府采纳。
次年，熊希龄与醴陵籍举人文俊铎在城北姜湾创办“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并在学堂附近的姜岭下筹建“湖南瓷业公司”，从日本、江西景德镇引进部分技术人员和制瓷机械。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湖南瓷业学堂创制出五种高火性釉下颜料，1908年，在传统青花装饰的基础上，生产出釉下五彩瓷器，成为醴陵瓷器独有产品。
釉下五彩瓷，突破了一直以来陶瓷釉上粉彩和釉下单彩的局限，光洁的釉面下，颜色清新多样。甫一面世，“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醴陵釉下五彩瓷就受到热捧，其精美绝伦程度令世界震撼，也让中华陶瓷文化焕发新的生机。接连荣获“武汉劝业奖进会”一等金奖、“南洋劝业会”一等金奖、“意大利都朗博览会”最优奖、“巴拿马太平洋(601099,股吧)万国博览会”金奖，醴陵釉下五彩瓷被推上了“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
醴陵陶瓷风靡于世，各路商贩往来贩运者络绎不绝，一批批私营醴陵瓷制造公司相继兴起，城北姜湾、中和一带成为集中产区，上百家瓷厂欣欣向荣。后因饱经战火，醴陵釉下五彩瓷的生产一度中断。
新中国成立后，原湖南瓷业学堂毕业、擅长釉下彩瓷工艺的古稀老艺人吴寿祺被请出山，传授技艺，培训学徒，并按照国务院的批复组建“湖南省瓷器工业公司”，釉下彩瓷器重新恢复生产。2007年，醴陵瓷器成功申报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08年，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醴陵釉下五彩瓷的代表作“扁豆双禽瓶”，被国家文化部列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
一个现代瓷城
400亿陶瓷产业
人类历史上，瓷器文化曾伴随海船和驼队，满载着财富，从中国流向世界各地。现代，运输方式变了，不变的是日益丰富和拓展的陶瓷需求。
中华陶瓷文化博大精深，醴陵是湘东门户，也是一座至少有两千年大规模陶瓷烧制历史的著名“瓷城”，是陶瓷文化的重要源流地，品质淡雅精美的“釉下五彩瓷”风靡全球。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醴陵的日用陶瓷、工业陶瓷当年产量分别达到59.25亿件、80.6万吨，产值401.6亿元。
近年来，醴陵陶瓷产业被确定为湖南省十大标志性产业之一。一个现代化的瓷城内，6个技术创新平台，23家研发中心，还有多家企业与科研院校共同组建的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近三年，醴陵陶瓷企业专利申请量超过1500件，80%实现产业化。轻质陶瓷填料、抗菌陶瓷、陶瓷手机面板、陶瓷光纤插芯和套管、核电机用进出线绝缘端子等一批自主研发的新型陶瓷产品产业化，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使醴陵陶瓷在能源、电子、航空航天、生物等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现在，醴陵已有陶瓷企业503家，配套企业205家，形成了集陶瓷材料、陶瓷制造、陶瓷机械、陶瓷颜料、配送物流等于一体的产业链，拥有产业工人12.8万人，产品涵盖日用瓷、电瓷、工艺瓷、工业陶瓷、新型陶瓷五大系列4000多个品种。这里的海关和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是湖南全省唯一的县级海关口岸，每年为醴陵数量庞大的陶瓷产品出口，提供了快捷通道。
传承两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醴陵将东方陶瓷艺术在现代商业背景下焕发出新的光彩。坚持自主创新，推动陶瓷产品产业化运作，瓷城一直追求着穿越时空的永恒之美。醴陵陶瓷产业的价值远不止四百亿，他们的长远目标是—千亿产业。
陶瓷文化鉴赏-千年风流磁州窑
站在漳河西岸，对面是嵯峨峥嵘高入云天的太行峰峦，眼下是奔腾东去的漳河之水，峭壁如斧劈刀削，河床深不可测。人们脚踩着无数瓦砾和陶瓷碎片，用心感受着历史沧桑和磁州窑往日的繁华，情不自禁地叹慨万千。月岁如歌，时光如水，尽管昔日的炉火熊熊，车水马龙的窑场变成了长满蒿草的废墟，但透过已被打碎的陶瓷碎片，穿越浩渺的时光隧道，仍能依稀感觉到当年的繁荣景象。
磁州窑，源于南北朝时期，到了唐代，磁州窑声名远播，中国瓷器生产呈现出南青北白的分布格局，磁州窑变成了北方窑系的代表。宋金时代，磁州发展到它的鼎盛时期。1987年，北大考古系和我省及邯郸文保所，联合对观台窑进行考古发掘，历时四个月，在48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九座瓷窑和作坊，以及碾槽等重要遗址，出土各种完整式可复原的瓷器两千多件，瓷片数万片，基本弄清了观台窑在宋金元时期的发展脉络。
磁州窑是中国北方最庞大的民窑体系，深深影响着中国陶瓷生产的发展。从南北朝时期起，历经隋唐、宋元、明清至今，千年风流，绵延不断，其支脉分布到西起宁夏灵武，东至山东淄博、枣庄，北至内蒙古辽上京，南到安徽的白土窑、江西的古州窑，均属磁州窑系。
磁州窑扎根于民间，具有独特的乡土特色，她以崇尚自然、率真朴实、豪放粗犷、潇洒典雅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创造了中国古代民间瓷艺的最高成就。
在磁县文保所的一座古庙的大殿内，堆满了各个时期各具特色的瓷器，有碗、钵、壶、罐、缸、瓷枕、砚和高足盘等民用瓷器，也有为皇家烧造的瓶、罐、坛等大型酒器和祭器。《大明会典》记载：“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盖共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可见磁州窑在朝廷中的位置。年迈的老所长不无自豪地说：“我这里的每件瓷器都比进口的皇冠、尼桑要贵上几倍。”
大殿的一角，堆放的是一些瓷器精品，有价值连城的元代白地黑花葵花纹大坛，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国宝———金代三彩伽枝频迦脊饰，有宋代的白地篦划花牡丹纹叶形枕。文献记载：在辽宁绥中沉船、磁县南开河沉船、元大都遗址、朝鲜新安沉船，以及日本出土的众多白地黑花龙凤罐、鱼藻盆等器物都表明，宋元时代磁州窑生产的器物已经作为走俏的商品，远销海外，并成为皇家贡品。
如今，磁州彭城已建成了磁州窑博物馆，众多文物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开发。磁州窑不但是历史重要的见证人，而且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交往的友好使者，它的文化内涵成为一门国际性的研究课题，产生了广泛影响。世界上各大著名的博物馆都收藏有磁州窑的产品，磁州窑不但是古赵邯郸的骄傲，也是河北乃至中国的骄傲。
磁州窑已由漳河流域转向了滏阳河流域。明清至今，彭城已成为令人瞩目的陶瓷圣地，如今这里依然炉火熊熊，千年古窑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揭开湖田窑的千年烧瓷历程
青白瓷又称“影青瓷”、“映青瓷”、“隐青瓷”、“罩青瓷”等，为宋代景德镇所创烧，是我国宋元时期主要瓷器品种。而景德镇烧制青白瓷最重要的窑址是湖田窑，其烧瓷的全盛时期长达700多年。在2004年景德镇庆祝建镇千年之际，湖田窑遗址群以一批重要的发现揭开其近千年的烧瓷历程。
考古资料显示，在景德镇所在的昌江及其支流东河和南河流域，晚唐五代及宋时期的窑业遗存十分丰富。晚唐五代的窑址主要有湖田、杨梅亭、黄泥头、社公庙、十八渡、新厂、湘湖、白虎湾、南市街等地。至宋代，东河及南河流域的窑址已发现136处（按《陶记》的记载则有300余处）。规模极其庞大，产量十分丰富。其中最具代表的遗址有湖田、银坑坞、小屋里、南市街、柳家湾、白虎湾等。“若夫渐之东西，器尚黄黑，出于湖田之窑者也；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蒋祈文中所说的“湖田”， 即今之湖田窑遗址。它位于景德镇市东南约4公里的竟成乡湖田村。遗址南面环山，北面临水。南河自东向西，环湖田村而过，在景德镇市区汇入昌江。遗址坐落在南山山脉缓坡地带及南河南岸一级台地的窄长地带，面积约40万平方米。遗址内窑包密布，窑渣堆积遍地，各个时期瓷片俯拾皆是。1982年，国务院将湖田窑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截至2003年底，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先后在湖田窑址进行过16个基建项目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了大量与窑业生产有关的制瓷作坊和窑炉遗迹，获得了陶器、原始青瓷器、青釉器、白釉器、青白釉器、酱釉器、黑釉器、卵白釉器、蓝釉器、青花器等各类文化遗物数十万件，时间涵盖五代、北宋、南宋、元、明各时期共七百余年。这些珍贵的文化遗迹和遗物，为湖田窑从晚唐五代到明代中晚期的窑业生产、销售；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青白瓷由于瓷胎洁白，釉料在高温下流动的原因，使瓷器釉薄处为白色，积釉处透青，故其总特征介于青白之间，可谓是白中闪青，青中泛白，青白淡雅，色质如玉。此 类瓷器“光致茂美”，有“饶玉”的美称。景德镇青白瓷一经出现，很快为世人接受并成为十分畅销的商品。同时，其烧造技术也很快传播到江西境内的十余个县市。福建、广东、广西、浙江、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等省区的一些窑场也相继仿烧，形成了一个以景德镇为代表的青白瓷烧造体系，产品风靡大半个中国。它不仅销往大江南北、漠北草原，还远销日本、高丽、东南亚各国和中东、非洲等地区。
景德镇古称“新平镇”，因其位于昌江之南，又称“昌南镇”。最新的考古成果显示，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景德镇就能烧制原始陶瓷器。文献记载至迟在东汉时期，景德镇就已开始了成熟的青瓷器制作，“新平冶陶，始于汉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景德镇开始引起世人注目。在陈朝至德元年，皇室命新平镇贡陶础，这是景德镇为朝廷所关注并生产“贡瓷”的最早记载。唐高祖武德年间，陶瓷名匠“陶玉”将自己制作的瓷器带入关中，并向朝廷进贡，被称为“假玉器”，受到皇室青睐，于是昌南瓷器名扬天下。宋景德年间，真宗皇帝在景德镇设置御窑，专门为皇室烧制瓷器，并在器底书“景德年制”款。从此，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取得了根本性的进步。元代，朝廷在景德镇设置“浮梁磁局”，专门管理官窑瓷务，烧制宫廷用瓷，同时对民窑实行课税等管理。这是元朝在全国唯一设置的专门管理陶瓷生产的机构，是景德镇设立官窑的开始。此时，瓷器的生产（主要是青白瓷）有新的提高和发展，而且创烧了卵白釉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青花釉里红和高温蓝釉瓷、绿釉瓷等。景德镇的瓷器逐渐占据了中国瓷器艺术的中心，也从此由宋代其他五大体系转向到了景德镇，并以此带动了明清景德镇窑场的繁荣。特别是明洪武二年朝廷在珠山设立御窑厂后，景德镇形成了“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之势。
湖田窑制瓷始于五代。考古发掘证实，五代时期，湖田窑的窑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刘家坞、龙头山以及今战备公路两侧的湖田窑中心区域，距现地表深约8米。采用马蹄形窑烧制白瓷和青瓷器。马蹄窑为土制，窑炉烧结面较薄，瓷器烧成温度相对较低。器物种类主要有碗、盘、壶等。因采用支钉叠烧，只见垫柱，没有使用匣具，故器内底及器足上往往留有椭圆形支钉痕。青瓷多数胎色灰褐、质地粗松、釉色青灰，除少数葵口及内壁出筋外，没有其他装饰。窑址内也出土了少量瓷胎致密、白度很高的白瓷或青瓷。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4）建镇后，景德镇瓷业生产获得重大进步。重要表现就是青白瓷的创烧。宋初的青白瓷，胎质较粗，色灰白；刷釉稀薄、透明，釉色青灰或米黄。器物种类较少，主要有碗、盘、罐、折肩钵、注碗、多管器等。器形普遍敦实、厚重。装饰较少，仅在碗外壁用利器刻画粗大牡丹或莲瓣纹样，纹饰粗犷古朴；或用梳齿状工具，在碗心画出简单水草。一些器物上有少量北方瓷器的贴花工艺及仿金属器造型。还发现一些酱黄釉器及褐彩青白釉器，器型类似青白瓷，有瓜棱罐、四系罐及八棱罐等。
北宋中晚期，湖田窑的青白瓷生产，除继续采用单件仰烧外，开始使用一种造价昂贵的瓷质覆烧匣具，大小不同的多件器物一匣覆烧，故出现了芒口器。此时的瓷胎细腻、致密、洁白；刷釉加厚，使釉色莹润青翠，青中闪白，白中透青，近似玻璃透明状。器物种类显著增多，造型趋于挺拔，装饰丰富多彩。日用品碗、盘、碟、盏类品种多样；盏托、注碗、瓶、炉、香熏、枕等形态各异，造型丰富；联子盒、鸟食罐、俑、动物塑像、围棋、象棋等文娱用品大量涌现。龙形碗、狮形枕、虎形枕、婴孩枕、仕女枕、荷叶形枕、元玉形枕层出不穷。早期的粗犷古朴的刻画法被成熟的“半刀泥”刻画所取代；刻画工艺娴熟、流畅，刻画题材广泛；构图集中在碗、盘内底及底壁交界处，早段多对称或单体图案，如植物类团菊、三束莲、折枝牡丹；动物类游鱼、龙凤、三团鸾等，稍晚纹饰布局趋于繁复、细密，如人物类婴儿戏水、婴孩攀枝，植物类缠枝菊花、缠枝牡丹等。
随着宋室南渡，一些北方的优秀技术和窑业工人纷纷南来。南宋初期，湖田窑窑业生产与北宋晚期相似。主要表现在碗、盘类器物的造型和装饰与北宋基本一致。但此时的碗、盘器壁更斜直，圈足更矮，仅毫米高；斗笠碗流行。特别是定窑组合式支圈覆烧具传入后，窑业生产出现很大变化。因支圈烧瓷密度加大，水气增多等原因，瓷器的胎质较前期粗松，釉色泛黄，几乎失透，器口普遍“芒口”。器物组合也发生较大变化。北宋流行的墩式碗、仰烧盘、注碗等基本消失，饮酒、斗茶之盏托及有座香炉等均明显减少，以至绝迹。装烧的变化还导致装饰的变化。北宋流行的刻画风格开始为印花装饰所代替。早期在碗、盘底心印各类题记，如“宋”、“詹”、“吉”、“酒”、“茶”，还印一些简单的单鱼、双鱼、芦雁、朵梅、折枝梅、荷莲纹等。此时，吉州窑、建窑的产品流入湖田，湖田窑开始试烧黑釉瓷。湖田窑的黑釉瓷胎质较粗，色灰黑，结构紧密；釉色漆黑，釉层厚。器类有高足杯和盏等，无论胎、釉、器型均与吉州窑、建窑产品有别。晚期的碗、盘印纹开始复杂、繁密。如狮舞绣球纹、开光盆景纹、凤穿牡丹纹、芦雁穿花纹等，器口沿多印有回纹、如意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