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墙面。
文献中的霍州窑山西拥有丰富的制瓷原料和燃料，是中国北方重要的产瓷区之一。目前山西已发现古瓷窑址约70余处，始烧于唐而衰落于明清，以金元时期最盛。山西古窑由于地处冀、豫、陕、蒙等省区诸多著名大窑场之间，因此在制瓷工艺上大量吸收各地的精华，并与自身传统相结合，形成了既兼容并蓄，又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陶瓷文化。
宋元时期的山西各窑口所烧瓷器品种丰富，白瓷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类。说到山西烧造的白瓷，就不能不提及霍州窑。霍州窑是宋元时期山西地区的一处重要窑口，又名陈村窑、霍窑、西窑、彭窑等，是山西众多窑口中见诸于文献记载最多的一处。
有趣的是，文献中凡提到霍州窑必与定窑相联系。明人曹昭《格古要论》记述较为详细：“霍器出山西平阳府霍州……元朝戗金匠彭均宝效古定器，制折腰样者甚整齐，故名日彭窑。土脉细白者，与定器相似，唯欠滋润，极脆，不甚值钱，卖古董者称为新定器，好事者以重价购之……”彭窑应当属霍州窑中较大的一个窑场。明人屠隆的《文房清玩》、谷应泰的《博物要览》和清人程哲的《蓉槎蠡说》等书对霍州窑均有述及。其他如《陶说》《留青日札》《砚山斋杂记》《文房肆考》等书也有记述。古董商多把霍州窑瓷作为定窑瓷器来卖，以获取超额利润。霍州窑的白釉瓷确有近似定窑的地方，部分精细品与定窑器相比毫不逊色，但作为一个大窑口，霍州窑自身特点也是十分明显的。比如《格古要论》中记述的“折腰样”，以及明人高廉在《燕闲清赏笺》中提到的“凡口皆滑”(即无“芒口”)等等。
窑址概况
霍州窑遗址位于霍州市西南白龙镇陈村以南的汾河西岸台地上。经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多次调查，其文化内涵日臻清晰，2006年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3米。地表尚保存有较完整的晚期馒头形窑炉，以及用于阴干器坯的砖券窑洞等遗迹。断面文化层清晰可辨，内含有丰富的瓷片和窑具。该窑所制瓷器有白釉、黑釉等，以白釉最具特色。装饰手法有印花、刻花、划花、酱褐彩画花等。器型多见碗、盘、罐、高足杯等。所见器物口沿均施釉，不同于定窑由于覆烧而形成的“芒口”。窑具可见有支钉等。器物烧造方式有叠烧和支烧，叠烧即多件器物摞在一起入窑烧制，为防止上一件器物底足与下一件器物内壁粘连，往往将器内底部刮出一周涩圈并施化妆土；支烧即在上一件器物底足附以数量不等的细小支钉，使之与下一件器物相隔离，以防粘连，因此盘、碟类器物往往内底留有支钉痕迹。霍州窑的支钉一般有3～6个，以5支钉居多。
白釉瓷又有细瓷与粗瓷之分。粗瓷属于低档瓷，数量最多，胎厚，多施半截釉，且施釉不匀，釉色普遍偏黄或偏灰。多为素面，有的有酱褐彩画花，图案有植物、动物纹及文字等。细白瓷可以说代表了霍州窑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其胎土淘制精细，胎色极白，体轻薄，叩之声清脆，施釉薄而均匀，釉色白度较高。其造型轻巧，工艺精湛，显得颇高贵。碗类器物内壁近底心处多有涩圈一周。装饰手法以印花为主，极为纤细的线条组成各种图案。有相当一部分霍窑细白瓷运用了类似定窑的印花和刻花等装饰，内容主要有海水、花草、大雁、鱼、鹿等，内底有涩圈的器物，在中心往往印有细密的轮花，地方特色鲜明。北京元大都居址和杭州元代瓷器窖藏出土的大量珍贵遗物中就伴出有霍州窑瓷器，可见它并不像书中所说的那么“不甚值钱”，而同样是专供上层社会使用的一种高档瓷。
霍州窑细白瓷的鉴定特征
通过对以上几件典型器物的描述，我们认为霍州窑细白瓷中有一部分无论胎釉还是装饰，与定窑白瓷都有相似之处，应当是仿造定窑的产品。但霍州窑比定窑胎薄体轻，小巧玲珑；烧造工艺则采用涩圈叠烧和支钉叠烧，因此器物没有“芒口”，出现涩圈和支钉痕。定窑则采用支圈覆烧，为防止器物粘连，口沿部分不施釉而形成“芒口”；在施釉方式上，往往外壁施釉不到底，圈足内也无釉。釉色有的极白，有的白中泛黄或泛青，釉面光亮者乃是上品。再有，霍州窑印花图案极纤细的线条构成也为一大特色。
霍州窑遗址发现虽然已近30年，但还没有进行正式的科学发掘，仅从采集到的标本不可能全面地认识整个瓷窑的时代特点。相信通过科学发掘，会对霍州窑的研究带来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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崧泽文化陶器浅识
崧泽文化是上承马家浜文化，下接良渚文化的一种江南地区文化，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江浙一带，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约6000 5100年之间，因首次发现于上海青浦崧泽而命名。
崧泽文化时期的制陶，在我国新石器诸文化中，可谓是进入了一个划时代成就的时期。首先开创了轮制陶器。其前期，已采用泥条盘迭再加慢轮整修的制陶方法。陶器的器壁比较匀称，可见到不很挺直的轮旋纹。从中期开始，已运用陶轮快速旋轮、捏泥坯成型的制造技术，使器型规整，器壁匀薄，往往在内壁和内底遗留坯的旋痕。其次是使用还原焰烧制陶器，由于陶器中的铁元素是在充分供给空气的环境下氧化烧成，而使陶器变红。所以以红陶为主是崧泽文化早期陶器的特色。而崧泽文化陶器，除炊器（夹砂陶）仍为红陶，其他器物多以灰陶为主，红陶偶见。灰陶的烧成，是陶器在窑中将要烧成时，将陶窑封闭，使窑内形成高温和缺氧，迫使陶土中的铁元素还原，因而出现灰陶。伴随灰陶的烧制，还出现了一种灰胎黑衣陶，其制法是在窑中陶器即将烧成时，不但封窑，还塞入浸水的湿柴，使之在窑内闷烧冒烟，让黑烟渗入陶器的器表。这类黑陶，由于器表微小的孔隙为黑烟所渗填，因此具有不渗水的特点。以往只知道乌黑发亮的泥质黑衣灰胎陶为良渚文化陶器的一大特色，现根据考古资料得知，这类陶器在崧泽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
崧泽文化陶器不仅制造技术方法较前有很大的提高，而且十分讲究造型和装饰。使器物具有浓厚的艺术气质和神韵。在造型上，充分运用弧线、折线的适当处理，器型繁多，各不相同，成为崧泽文化陶器的显著特征之一。如器型有圆球形、扁圆形或葫芦形、塔式型和动物型等等。仅鼎足就有扁凿形、圆锥形、扁方形、三角形、凹弧形、扁铲形和角尺形等等，有的在足根上捺两个凹眼，作兽脸形，有的足根外拐，人跨立，有的将边侧捏成波浪形，也有在外向的足面中间，加一条锯齿堆纹；豆类的把手亦多种多样，有的作喇叭形，有的似灯台的支座，有的呈迭珠形，弧曲多变。崧泽陶器的圈足很有特点，往往剔刻成花瓣形，或分割成三块扁足；器盖的捉手顶端也作艺术处理，多有弧线或三角形类似小兽的凸起装饰；器耳则制成各式鸡冠形，有的甚至是鸟首形。器表的装饰方法，有的刻划、镂孔，附加堆纹和彩绘（主要是珠砂红）等多种。刻划的纹样，最常见弧线（多双线）往来穿插的几何图案，形似藤竹编织，优美规整。总之，崧泽文化陶器不仅器型种类多，尤其讲究造型和装饰艺术。器型有釜、鼎、罐、豆、壶、瓶、觚、杯、盆、匜等。鼎的形制多样，有釜形、深钵形和盘形等等。器表装饰盛行堆纹、压划纹、彩绘和镂孔等技法。少数彩绘陶也比较突出，是在烧成的陶器上用红褐和淡黄色彩描绘。特别是近年在浙江嘉兴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批特殊造型的陶塑，已引起考古界的关注，继1990年嘉兴大坟遗址出土人首陶瓶之后，近年来在嘉兴雀幕桥遗址、南河浜遗址出土了一批以往从未面世的陶器，如塔形壶、鹰头壶、鸟型三足盉、六足陶龟、兽面钟形壶及形制各异的器盖和器座等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嘉兴南河浜遗址的发掘，还首次发现了崧泽文化的“祭台”，并较好地揭示了这“祭台”的形成过程。结合这些特殊陶器的出现，这对进一步认识崧泽文化陶器的内涵提供了难得的信息。
识瓷有感
瓷器玩家大抵会有同感，古瓷上某些现象，有时心里明白，嘴上却难以表达，故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说。这“意会”，实际上讲的是“悟性”。
悟性在鉴识上无处不在处处在，所以，有人觉得识瓷难，有人觉得不难。比如面对一真一假两件器物，入门三个月的人只凭一、二个基本要点便判定了真假，学三年的人，虽然可以讲出三条、五条理由，则不见得真正能抓住要领，这就见出了悟性高下。笔者不是拿“悟性”唬人，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许多人的眼力和心力本是来够用的，只因在许多时候失去了平常心，便迷失了悟性。
因此，在古陶瓷鉴定上，“悟性”未必一定就同智商、同懂得相关历史知识成正比，有时还可能成反比。例如有位高学历的事业有成者，以较高的价位，拥有了一件外底署“永乐年制”篆款的青花龙纹盘，说是国宝级文物。其知识面极广，从我国首见的三国时期于腹部处刻纪年款的越窑青釉虎子，到元代署“后至元戊寅五月二十三日”青花款的釉里红楼阁式瓷仓；从明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镇建御窑厂时官窑瓷上不落款，至永乐朝偶尔在圆器的器内署上四字年号款，以及终永乐一朝没有出现一件带底款官窑器的年款情况和历史，无所不详，无所不晓。惟有一点欠思索，倘若外底部带款的此件永乐盘系真的，当时这位写款人，会就此犯下对圣上不恭之死罪他根本没想到。官窑瓷器上冠以帝王年号的做法始自永乐朝，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明成祖朱棣只是在自己所用的一些碗、杯、盘的内底内壁处，留下了帝王尊号。这些署款器，尽管烧造数量极为有限，因前无古人，已堪为壮举。朱棣没敢把自己的年号倒扣于外底，是基于传统思维和皇帝的尊严。试想，至高无上的帝号岂能随处张扬！又系张扬于器皿底部，将给文武百官及天下黎民作如何感想！所以，永乐款采用了深奥又不易懂的篆书、且字体显得十分模糊，这系受时代发展的限制所致。因此，瓷器的早期落款形式，便带有了时代印痕。而此件于外底大大咧咧署上了永乐年号的青花龙纹盘，由于超越了历史进程，无疑为假冒品。
在中国陶瓷史上，把年号书于器物外底部的第一位帝王是明宣宗。宣德的年款，不但字体以堂堂正正的晋唐小楷居多，还多数带上国号（大明），且书写部位遍器身：从器内底到外底，从内腰部到内口边、外口边，乃至颈部、肩部、外腹部、折沿下、柄或流上及盖内等，均属落款处。带款的官器数量之多，以及如此无定规的落款本身，充分显示宣德帝对署年号款有浓烈的兴趣，同时，亦反映出其不知往哪儿落的无奈。然而，凭借朱瞻基不落俗套爱玩蟋蟀及喜欢挥杖击丸的个性，最终把神圣的帝号一举定格于器物的外底部，开创了标准年号款的先河。此河一开，使宫廷瓷器的整体艺术趋向完美，亦让官窑瓷器愈添皇家气派。此后，帝王年号款定位于外底部的格式，不惟为明清两代官窑器物在署款上的主要模式，还成了官窑器物的重要标志。
如今，瓷器上司空见惯了的底部年号款，已天经地义得不会让人回头去思考古人在五百七十年前的想法。诸如永乐瓷，为什么要把款识写在花心里，写在狮球内；为何四字篆款的字迹，几乎都显得模糊、若隐若现；为什么器物带款的数量十分稀少，又都局限于一些明显为御用品的杯、碗、盘内。这些同后世宣德朝有极大反差的写款情景，究竟意味着什么？而能在心底让时空倒转，并透过历史长河中一些有意味的迹象，例如洪武朝官窑的无款、至宣德时官窑瓷的款多，感悟明皇朝最初几位皇帝在署款上的心态，这一灵感，即为悟性。
与此相反，日常鉴定中，时有发生的所谓犯低级性错误与常识性错误的“吃药”、“走眼”，则为缺乏悟性的表现。换句话说，人们的很多失败，其实都不是发生在未知的世界里，而是跌倒在常识里。因为越是浅显的道理，就越容易被忽视、被忘记。若能将历史常识、书本知识、鉴定技能，应用得灵活，并时时保持一颗平常心，善于总结与比较，悟性也就常在了。因而，古瓷鉴定说难不难，说不难似乎又非常的难。扬州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元代祭蓝釉浅刻白龙纹梅瓶，在入藏之前，当文物商店专职人员错定成雍正瓷之后，出人意外地让上海一位名叫沈胜利的鉴玉专家从龙纹上认出庐山真面目，堪为难与不难的典型一例。
精品收藏与“捡漏”
收藏是一项高雅的文化话动，毋庸讳言，它又属艺术品上的一种投资行为。翻翻各家拍卖图录可发现，许多拍品让人眼熟。这些古瓷，不是异地间的拍来拍去，便是数年或数十年投资的索回。由此说明“古董不传三代”，不仅仅因为世事难料、人生苦短，不仅仅因为个人的志向，不时要越迁、不时会有新的定位，还因为收藏者对生活的追求或者是继承人对古瓷认知的程度，都可能出现不可预见的逆转。所以，即便一些珍品今天被收藏者秘藏，很难确保若干年以后不被用来换成钞票，甚至被其后代当作普通品贱卖出去。于是，在以往的十、二十年里，许多收藏爱好者至江浙一带的中小城市淘古董或在北京、上海、南京等一些大城市的古玩市场捡漏，每每会有值得炫耀的收获。近年来，一些行家常常光顾欧洲一些古玩店，并不时买回以前被搜刮去的中国古董，还有的则通过浏览海外的拍卖网站，从网上“捡漏”颇多成果，他们循着的亦正是这条思路。因而，收藏活动永远会扑朔迷离，永远有演绎不完的故事。
仇炎之于上世纪50年代初，以1000元价格从香港同行手中购得成化斗彩鸡缸杯一事，时至今日仍被收藏界视为“捡漏”的范例。笔者从中看到的却属另一面：收藏不分先后，关键看藏品的品质，以及收藏者的综合实力。1980年，该鸡缸杯在苏富比拍卖行的易主价为480万港币。1999年时，同样在苏富比，此杯成交价已高达2917万港币。仇炎之慧眼识宝，不愧为赢家。可第三位得主，扣除投资的本金，19年增值2437万港元，当属大赢家。扼腕的是第一位卖主，他的所作所为似乎在印证古董业上一句俗话：“卖者不发财，藏者可发财”，并让人们由此懂得，精品的收藏，比起即时的买进卖出，甚至比起惊心动魄的“捡漏”，更具爆发力。
当然，笔者还有一层意思。得以流传下来的古代器物，乃是先民与上苍对今人的馈赠，有缘者当竭力呵护与珍藏。如果非要变现的话，拥有者至少该读懂这些可遇不可求之物的身世、来历，最好还能搞懂其历史上的地位同现在应有的价位。这些，对圈外人士来说，同样也是极为重要的。
识瓷感悟
瓷器玩家大抵会有同感，古瓷上某些现象，有时心里明白，嘴上却难以表达，故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说。这“意会”，实际上讲的是“悟性”。
悟性在鉴识上无处不在处处在，所以，有人觉得识瓷难，有人觉得不难。比如面对一真一假两件器物，入门三个月的人只凭一、二个基本要点便判定了真假，学三年的人，虽然可以讲出三条、五条理由，则不见得真正能抓住要领，这就见出了悟性高下。笔者不是拿“悟性”唬人，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许多人的眼力和心力本是来够用的，只因在许多时候失去了平常心，便迷失了悟性。
因此，在古陶瓷鉴定上，“悟性”未必一定就同智商、同懂得相关历史知识成正比，有时还可能成反比。例如有位高学历的事业有成者，以较高的价位，拥有了一件外底署“永乐年制”篆款的青花龙纹盘，说是国宝级文物。其知识面极广，从我国首见的三国时期于腹部处刻纪年款的越窑青釉虎子，到元代署“后至元戊寅五月二十三日”青花款的釉里红楼阁式瓷仓；从明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镇建御窑厂时官窑瓷上不落款，至永乐朝偶尔在圆器的器内署上四字年号款，以及终永乐一朝没有出现一件带底款官窑器的年款情况和历史，无所不详，无所不晓。惟有一点欠思索，倘若外底部带款的此件永乐盘系真的，当时这位写款人，会就此犯下对圣上不恭之死罪他根本没想到。官窑瓷器上冠以帝王年号的做法始自永乐朝，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明成祖朱棣只是在自己所用的一些碗、杯、盘的内底内壁处，留下了帝王尊号。这些署款器，尽管烧造数量极为有限，因前无古人，已堪为壮举。朱棣没敢把自己的年号倒扣于外底，是基于传统思维和皇帝的尊严。试想，至高无上的帝号岂能随处张扬！又系张扬于器皿底部，将给文武百官及天下黎民作如何感想！所以，永乐款采用了深奥又不易懂的篆书、且字体显得十分模糊，这系受时代发展的限制所致。因此，瓷器的早期落款形式，便带有了时代印痕。而此件于外底大大咧咧署上了永乐年号的青花龙纹盘，由于超越了历史进程，无疑为假冒品。
闻名识陶瓷
在距今大约1700年的东晋时期，著名医药学家葛洪在所著《神仙传》一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浙江省金华的黄初平15岁那年牧羊时被一个道士带到山里修行，40多天未曾回家。有一天，他的哥哥皇初起在别人的指点下进山找到了他，一番悲喜后，便问那些羊在哪里。
“很近，就在东面的山坡上。”皇初平答道。
黄初起于是走过去看，但除了遍山的白色石头外，一只羊也没有看见。他返身对弟弟说：“东面山坡上没有羊。”
“羊都在，只是你看不见而已。”黄初平说完，便拉着哥哥一道又走回去，然后对着山坡上的白色石头喝道：“羊儿，站起来！”
结果漫山的白色石头立刻变成了数万头白羊。
到17世纪的清康熙时期，这个神话故事被江西景德镇窑厂画成了一种茶杯的图案———杯子上，一面是皇氏兄弟二人久别重逢的话旧情景，而转过来的另一面则是卧在草丛中的4只山羊。
这只杯子本月初出现在北京诚轩拍卖有限公司的秋季拍卖会上，名为“清康熙青花叱石成羊图杯”，并最终以28．6万元人民币（约合3．53万美元）成交，几乎相当于预估价的2倍。
所有这一切并不只是说包括这只杯子在内的中国古代陶瓷有多么珍贵和蕴涵着多么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还说明了其长长的名称已经能够使没见过它的人在脑海中大致勾勒出它的形象，比如生产年代、色彩、纹饰和造型等。
不过“清康熙青花叱石成羊图杯”这个名称还不算长，更拗口的还多得是，比如“清乾隆粉青釉描金镂空开光粉彩荷莲童子转心瓶”和上个月在苏富比（香港）有限公司的拍卖会上以1．15亿港元成交的“清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花石锦鸡图双耳瓶”之类，不仅交代了生产年代、色彩、纹饰和造型，还指出了产地、质地和使用性质。
中国陶瓷拥有举世无匹的8000甚至1万年制作历史，可以想像历史的长河遗留下多少烙刻着时代印记的精美产品。然而今天，可以说就像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种族和不同于别人的名字一样，几乎每一类陶器或者瓷器中的每一件也都被赋予了自己独特的名称。
这意味着瓶和瓶不一样、罐和罐不一样、壶和壶也不一样。这些名称与人的姓名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传达出来的信息的丰富程度是使你如见其面。
然而除了瓶与瓶、罐与罐之间的不同，问题还在于瓶、罐、壶、尊等器皿相互之间的造型差别是什么。正是从这个问题出发，本刊从浩瀚的拍卖市场和文物市场里遴选出将近200件陶瓷制品信息，或许它们能使一些朦胧之处变得清晰起来。
当然，本刊所载信息远不能淘尽中国陶瓷艺术的千古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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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炉
盛行于汉、晋，因炉盖高耸，象征海上蓬莱三山，故名。使用时，燃香料于炉中，香烟从盖上镂孔冒出，有如云雾缭绕。
汉绿釉高足博山炉，2004年6月在中国嘉德以7480元人民币成交。
鬲式炉
圆口、三空心足，宋代龙泉窑开始烧制，明永乐器多作虎耳，体较扁，足呈垂乳状。
宋龙泉窑鬲式炉，2003年7月在华辰拍卖以7．7万元人民币成交。
熏炉
又名“香熏”，功用与博山炉相同。六朝前多有托盘，唐以后摒弃托盘，炉底被改为三足或五足，也有花瓣喇叭座。
清乾隆仿石釉开光花卉香熏，2004年11月在北京翰海以27．5万元人民币成交。
马蹄尊
肇始于清代康熙朝，似马蹄，唇口、溜肩、斜腹渐放、浅圈足，足背窄细，有的敛口溜肩、器腹略高、浅圈足。多用于文房，故又称“马蹄水盂”。
清康熙加彩月季玫瑰纹马蹄尊，2000年4月在佳士得（香港）以169．5万港元成交。
石榴尊
始见于明宣德时期，流行于清代，形似石榴果实，通体由纵向凹曲线分为六瓣形，口部外卷、短颈鼓腹、圈足台阶式外撇、台阶式底。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制品水平尤高。
清康熙釉里红加彩花卉纹石榴尊，2000年4月在佳士得（香港）以136．5万港元成交。
鱼篓尊
明初与清初均有烧制，前者作盛储器，后者作高档陈设品。明永乐器直口、溜肩、鼓腹、弧形圆底，宣德器敞口、斜肩、圆腹下收、圈足；清雍正、乾隆年间制品着意仿竹编鱼篓，盘口、束颈、扁鼓腹、平底。
清乾隆冬青釉描金鱼篓尊，2005年10月在无锡文物以258．5万元人民币成交。
筒式炉
宋代始烧，炉身作筒状，上下部各饰暗弦纹数道，小足呈三角形。明成化时炉身发展为鼓形并饰以鼓钉纹。
青花山水筒式炉，2004年11月在北京翰海以880元人民币成交。
初见于宋，多仿商、周铜鼎样式：立耳、直腹、柱足；元代青花器造型新颖，纹饰华美，比例适度；至明嘉靖时，炉耳有小孔，腹部饰以火馅纹。
清乾隆珍珠地粉彩开光鼎式炉，2005年10月在无锡文物以3．3万元人民币成交。
渣斗
专门用来盛放兽骨鱼刺等渣滓的日常用具，撇口、鼓腹、圈足外撇。
明正德矾红彩鱼藻波浪纹渣斗，2002年10月在佳士得（香港）以77．68万港元成交。
压手杯
明代永乐朝景德镇御窑厂创制，口平外撇、腹壁较直，自腹壁处内收，腹壁渐厚，圈足，手持时器口恰合于拇指指节，握于手中有凝重之感，稳妥合手。
后世仿品甚多，传世真品寥寥。
明万历青花云龙赶珠纹压手杯，2004年11月在上海嘉泰以16．5万元人民币成交。
耳杯
椭圆形，浅腹、平底，口缘两侧对称置新月形板耳，为战国晚期创制的饮酒器。陶制品多见于汉、晋，有的彩绘陶与绿釉品种为冥器。常与托盘配套。
清雍正青花灵芝纹双耳杯，2003年11月在中国嘉德以18．7万元人民币成交。
鸽形杯
西晋青瓷杯，圆形，一侧贴塑昂首、展翅飞翔的鸽子，另一侧有宽而上翘的柄，形状酷似鸽尾。
三国青瓷鸽形杯。
双联杯
流行于唐代，敞口、收腹、圆底，双杯并联，腹下部有孔相通，联接处有羊首纹饰，一侧附柄。
战国时期凤鸟形双联杯。
公道杯
又称“平心杯”，始见于辽代，元青花中亦有，流行于明、清时代，多撇口、垂腹、圈足，杯中立一人形，体内空心瓷管通于杯底小孔，瓷管口端与杯沿等高；人足与杯衔接处有一暗孔。当杯中酒位高于管口，酒即随杯底的漏水孔一泄而出。
清乾隆豆青公道杯，2003年1月在北京翰海以900元人民币成交。
马蹄杯
明、清时期流行，敞口、斜削腹，内凹小平底，倒置似马蹄。明器有洒蓝、回青、孔雀蓝、白釉等品种，清器多斗彩。
清道光粉彩海水红鱼马蹄杯（两件），2000年1月在北京翰海以44万元人民币成交。
鸡缸杯
明代成化朝御窑厂创制的酒具，撇口、敛腹、卧足，外壁以斗彩绘雌、雄鸡相伴护雏觅食图，间以山石、兰草、牡丹，色泽鲜亮、柔和。明成化器十分名贵，清代各朝都有仿造，其中康熙、雍正时所仿几可乱真。
清雍正斗彩鸡缸杯，2005年5月在苏富比（香港）以303．2万港元成交。
海棠式盆
北宋钧窑产品，侈口、折沿、圈足，自口沿至腹部呈规律性的海棠式曲线，造型优美。
清嘉庆粉彩花卉纹海棠盆（一对），2003年7月在上海国拍以5万元人民币成交。
铃铛杯
亦称“仰钟杯”、“金钟杯”、“磬式杯”，流行于明、清时期，口外撇、深腹、圈足，倒置似铃铛。明成化、嘉靖、万历时有白釉、斗彩、青花等品种，清康熙、雍正时则有青花、五彩等。
清康熙五彩流水游鱼纹铃铛杯，2000年5月在佳士得（香港）以35．25万港元成交。
方斗杯
流行于明代嘉靖时期，形似方斗。嘉靖时期器多不规整；清康熙时期，出现了提梁式器，杯内有一横梁，将两侧内壁连接起来，由此加强了器物在烧制过程中的强度，使器形十分规整。
清雍正粉彩人物纹方斗杯，2001年12月在上海国拍以8500元人民币成交。
卧足杯
明、清时期流行，杯底无圈足，呈内凹的卧足。
清雍正斗彩桃花彩蝶纹卧足杯，2001年10月在苏富比（香港）以96万港元成交。
平底碗
又称“实足碗”，东汉时器的平底微向内凹，碗形有半球形和口沿内敛两种，腹上部鼓、下部内收；三国时期器内有叠烧支钉痕；西晋器碗口较大、腹浅、小平底；东晋器碗底出现足台，平底宽大；南朝和唐器足台明显。
清乾隆斗彩团花纹撇口平底碗，1993年10月在佳士得（香港）拍卖，估价为6万－8万港元，流拍。
孔明碗
始见于北宋龙泉窑，敛口、弧腹、圈足，由两只碗粘合而成，两碗间中空，夹层内能灌热水保温，俗称“温碗”。因外碗底心有一孔而得名，亦称“诸葛碗”。
明万历青花孔明碗，2004年5月在云南仁恒以4．95万元人民币成交。
卧足碗
浅腹，碗底心内凹，以碗壁充当圈足。
明成化青花海石榴纹卧足碗，2004年11月在北京翰海以682万元人民币成交。
斗笠碗
五代、宋以后流行，广口、腹壁斜呈45度角、小圈足，倒置过来形似斗笠。清康熙时期器宽口沿外撇、圆腹、圈足较大。
明宣德青花缠枝花卉暗花斗笠碗，2005年5月在苏富比（香港）以572万港元成交。
鸡心碗
深腹、小圈足，碗底心有鸡心状突起。
明宣德梵红海水青花九龙鸡心碗，1999年7月在北京翰海以330万元人民币成交。
葵口碗
北宋以后较为常见，口沿有4、6或8瓣葵花。宋代葵口一般为6瓣，敞口，腹部略有弧度，小圈足；明永乐甜白釉印花碗口作六瓣式，敞口、小足；清乾隆仿官器为八瓣形。
清康熙青花饮中八仙葵口碗，2005年10月在江苏爱涛以30．8万元人民币成交。
碗
亦称“合碗”，明宣德时景德镇窑已有烧制，撇口、直壁、折腹，下腹部有两道凸起的弦纹，上覆圆顶盖，盖内与碗心有青花对铭款，字体有楷书、篆书两种。清代器盖纽多为蹲兽。
清雍正蓝地白花鱼莲纹碗（一对），1995年10月在中国嘉德以209万元人民币成交。
盖碗
带盖的小碗，是茶具，流行于清代。清康熙时期器形有撇口折沿式和敞口式两种，腹均下收、圈足，盖径多小于碗口径，少数盖大于碗口，俗称“天盖地式”。有瓷胎和宜兴紫砂陶胎两种。
清雍正斗彩花卉纹盖碗，2000年4月在佳士得（香港）以224．5万港元成交。
宫碗
口沿外撇，腹部宽深丰圆，多为皇宫用器。明正德时所烧最为著名，有“正德碗”之称。
明成化青花隐居雅爱图宫碗，2004年11月在上海嘉泰拍卖，估价为40万－50万元人民币，流拍。
套杯
多见于清代雍正至道光时期，撇口、敛腹、浅足，器倒置如同马蹄，大小10个为一组，依次套叠合成一体。
清嘉庆墨彩描金人物套杯，1995年4月在北京翰海以6．05万元人民币成交。
八方碗
流行于清代，八方形，有敞口、敛口两式，碗腹多内收。雍正时期有直腹内收式。
清嘉庆粉彩人物八方碗，2005年9月在北京翰海以2万元人民币成交。
扎古扎雅木碗
仿西藏喇嘛教木质碗形制烧造，侈口、弧腹、器壁较浅、拱壁足底、内外施木釉，为清代乾隆朝的独特造型。
清乾隆仿木纹釉扎古扎雅碗（一对），2004年11月在华辰拍卖以3．08万元人民币成交。
盒
唐代已出现，主要用于盛装药品、香料和妇女化妆用品。
清乾隆青花云暗花龙纹大圆盒，2004年11月在佳士得（香港）以174．38万港元成交。
攒盘
始于明代万历朝、延续至清末的成套餐具，以分割成数件的盘或碗组合为一个整体，用以盛装不同的小菜或果点，又名“攒碗”、“全盘”、“全碗”。按件数区别，称为“五子”、“七巧”、“八仙”、“九子”、“十成”，外部多以各种质地的套盒相盛。
清咸丰粉彩无双谱攒盘，2005年7月在北京翰海以9．02万元人民币成交。
花浇
浇花用具，明永乐、宣德时景德镇烧制的器物大口、粗颈、圆腹，一侧有曲柄；清雍正器口部作窄流，细颈、浅圈足。
清雍正青花花浇，2005年8月在景鸿堂以22万元人民币成交。
盘
食具，造型丰富，除圆形、敞口、浅腹、平底外，也有撇口、敛口、弧腹、折腹、圈足深浅等不同形状。
清雍正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2002年10月在佳士得（香港）以3252．41万港元成交。
折沿盘
元代开始流行，折沿、圈足、砂底，多为景德镇青花器。
清乾隆黄地赭绿彩八吉祥《五蝠捧寿》图折沿盘，2005年10月在苏富比（香港）以460万港元成交。
笔掭
文房用具，具有砚台外形，但无砚池、砚膛，又称“笔觇”、“笔舐”，用于验墨浓淡或理顺笔毫，常制成片状树叶形，大约出现于宋代，而“笔觇”一词最早出现于明代后期。到了清代，造型由花色浅碟状演变成不事雕琢、打磨细腻的几何形状，且以长方形居多，亦有花状与祥云形等，均为光滑素面。
清乾隆豆青釉叶形笔掭，1999年4月在佳士得（香港）以8．63万港元成交。
洗
文房用具，是置于书案盛水洗刷毛笔的器皿，有敞口、撇口、折沿、浅腹、圆形、葵花形、莲花形、桃形、荷叶形等多种形状，宋代哥窑、汝窑、龙泉窑、官窑、钧窑等均有传世品；明代首创十棱洗；清代创烧竹节洗、八棱洗、腰圆洗、扇式洗等。
明永乐青花内外底龙戏珠纹棱口洗，2004年4月在佳士得（香港）以4094．38万港元成交。
骰子碗
俗称“骰盔子”，因与旧时赌博用具相似而得名。明宣德时期景德镇烧制，平沿敞口、浅弧腹、圈足、胎体厚重，器内素白，器外多为青花或洒蓝釉装饰，署款位置或于外口沿下，或于器内底。
明宣德青花折枝瑞果纹骰子碗，2002年12月在上海敬华拍卖，估价为120万－150万元人民币，流拍。
海棠式长盘
辽瓷典型器，若海棠花形，盘面扁长，折沿、浅腹、平底，多以三彩印花装饰。
辽三彩花卉海棠盘，2003年10月在中国嘉德以1760元人民币成交。
烛台
三国、两晋时期青瓷烛台已出现，且有各种不同造型：三国时有羊形烛台，两晋则盛行狮形烛台。
南朝器物造型渐趋复杂，其形制特殊的底座呈倒立的莲蓬状，外刻覆莲花饰，上置横条隔板，板上置4个大小相同的竹节状杯，可同时插入数根烛；隋、唐器物底座刻花精美；明正德流行八方烛台，上置蜡烛形插柱；嘉靖器用宽把豆托底；万历器采用镂空与雕塑的工艺手法，制作精美。
明永乐青花折枝花卉八方烛台，2005年6月在北京翰海以2035万元人民币成交。
臂搁
文房用具，为书写绘画时垫臂肘的用器，也叫“搁臂”、“腕枕”、“秘阁”，其中的瓷制品是清康熙以后才烧造的。清代末年，景德镇烧造出了一种仿竹瓷制品，竹黄色釉，上刻品花纹，但传世不多。
清乾隆御制粉青釉竹节臂搁，2002年12月在北京翰海以65万元人民币成交。
虎子
东汉开始出现，为六朝时期的青瓷随葬品，其用途有两说：一是溺器，也就是便壶，另一是水器。东汉器口部饰张牙露齿的虎首，常成90度角折向左侧；背部有扁平式提梁，下有四足，腹部划出一条条虎纹。
三国时期器虎身仍是圆筒体，口部基本上不见虎头装饰，只是提梁作奔虎状，腹下有四肢；西晋时有一种圆球腹、平底、没有虎形装饰的器物；东晋、南朝时圆形器盛行，虎形少见。
西晋青釉虎子，2001年11月在太平洋拍卖，估价为2万－3万元人民币，流拍。
帽筒
大约出现于清代嘉庆、道光时期，为官员放官帽的器物，种类繁多，画面精美，色彩浓郁强烈，造型有圆形、四方形、六棱形，常见纹饰为人物、山水、动物、水果、花鸟鱼虫等。同治器画面浓艳、明快，口沿和底部有花草变形莲瓣等纹饰；光绪器纹饰施彩较薄，含粉质较少；民国器清秀淡雅。
清中期李裕成制绿釉雕瓷鹿鹤遐龄图帽筒，2003年11月在华辰拍卖以6．6万元人民币成交。
油灯
始于东汉，由承盘及盏两部分组成；唐器多呈筒状，灯柱多圆管形；明器在盆式座上立一带盖小壶以代盏，灯芯由壶嘴插入壶中。
清乾隆青花缠枝莲托梵文酥油灯，2005年11月在北京诚轩以24．2万元人民币成交。
净水碗
佛教供器，明末清初常见，口微侈、圆腹下收、假圈足，常配有瓷座，座呈洗口、长颈、溜肩、收腹、下部外撇、平砂底，侧置对称兽耳。瓶与座相配，俗称“海灯”。
散存器座多据器形称为“号筒尊”或“洗口兽耳瓶”。
上：清嘉庆金地粉彩仙山琼阁图净水碗，2003年8月在云南仁恒以17．6万元人民币成交。
下：清顺治青花云龙洗口兽耳瓶，2002年4月在中国嘉德拍卖，估价为2．5万－3．5万元人民币，流拍。
玉璧底碗
流行于唐代中、晚期，足部为璧形，中心内凹，足圈较宽。足中心内凹处有不施釉和施釉之分。
五代越窑玉璧底碗，2005年8月在景鸿堂以6600元人民币成交。
折腰碗
撇口、圈足，碗下腹部硬折。
清雍正青花云鹤折腰碗（两件），2000年12月在北京翰海以19．8万元人民币成交。
（le i，音“雷”）
商、周至汉代的盛酒或盛水器，小口、短颈、丰肩、深腹、平底，肩部两侧有双鼻，西周后期器多无鼻。
商代原始青瓷器多敛口、深腹、圜底，至西周起演变为低领折肩，下附圈足。
战国印纹双耳活环陶，佳士得（香港）1999年11月拍卖，估价为2万－3万港元，流拍。
花觚
仿青铜觚的瓷质花瓶，流行于元、明、清时代，敞口细身，圈足。明代器身直下，清康熙以后腰部凸出。
另有一种器物器身较粗壮、长颈、高圈足，鼓出的小圆腹四周凸起4道棱戟。清乾隆、嘉庆年间还有一种细身器物，腰际堆塑一条蟠螭，施素三彩釉。
明万历五彩龙纹出戟花觚，2002年10月在佳士得（香港）以447．41万港元成交。
方口觚
流行于明万历、天启时期，口、腹、足均作方形。
清雍正描金矾红龙纹六方花觚，2004年11月在佳士得（香港）以174．38万港元成交。
长颈瓶
瓶口微撇、长颈、圆腹、圈足，因带有喇叭状长颈而得名。
清乾隆松绿地粉彩赶珠云龙纹长颈瓶，2005年5月在苏富比（香港）以1916万港元成交。
（h e，音“何”）
酒器，一般为圆口、深腹，早期口部有流，后期流置于腹上，有的附柄，三足。
商代器为敛口、圆肩、管状短流、带□，有三袋足；原始青瓷器始于西周，有兽头形流和提梁，有的器腹不通，多为陪葬冥器。
清嘉庆青花折枝莲八吉祥纹，2005年5月在苏富比（香港）以86．4万港元成交。
卣
酒器，流行于商代晚期，敛口、长颈、带鼻、深腹、圈足，也有的是直口、长颈、鼓腹、圈足，颈部有两竖耳附盖。
西晋青釉印花双鹿卣，2004年11月在浙江佳宝拍卖，估价为60万元人民币，流拍。
传瓶
流行于隋、唐时期的单口、双腹并联双螭尊，目前仅发现2件，分别收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
1957年西安市李静训墓出土的隋代白瓷双腹龙柄传瓶。
高足盘
首见于隋代，盘心平坦且多团形小印花及阴刻圈文，留有3个、5个或7个支烧痕迹，圈足大而高，盘壁较直浅，均为青瓷；清代中晚期器盘壁弧，多花口，高足成喇叭状柱，足径较小，与隋器没有渊源。
清乾隆青花海水龙纹高足盘，2005年9月在辽宁国拍以38．5万元人民币成交。
高足杯
酒器，也称“马上杯”、“把杯”，同于高足碗，上为杯形、碗形，下有高柄，盛行于元代，景德镇现仍烧造。
上：清雍正斗彩如日方中寿字纹高足杯，1999年4月在佳士得（香港）以343万港元成交。
下：明成化青花夔龙纹高足碗，2005年8月在中拍国际以418万元人民币成交。
琮式瓶
圆口、短颈、方柱形长身、圈足，口、足大小相若，有的器身四面有凸起的横线装饰。入清以后，器身横线装饰演变为八卦纹，故又称“八卦瓶”。
宋官窑琮式瓶，2001年11月在云南仁恒以1100万元人民币成交。
贯耳瓶
流行于宋代，直径较长，腹部扁圆，圈足，颈部两侧对称贴竖直的管状贯耳，哥窑、官窑、龙泉窑等多有烧制，清代亦有仿制。
清雍正仿哥釉六方贯耳瓶，2003年7月在华辰拍卖以181．5万元人民币成交。
瓜棱瓶
流行于宋、辽时期，腹部均匀分布的纵贯凸凹弧线将瓶体分成瓜棱形，撇口、直颈、长圆瓜棱形腹，圈足作外撇花瓣式。
清锦地粉彩花卉诗文瓜棱瓶，2004年5月在云南仁恒以90．2万元人民币成交。
多角瓶
唐代至五代时期流行，由三国、两晋时的古仓罐演变而来，造型上小下大，器身为弧形台阶的多重塔式，每级装饰多个垂直或斜直的圆锥角。吴地方言中“角”、“谷”音近，故“多角”寓意“多谷”，江浙一带民间取其“五谷丰登”的吉祥之意。
1976年浙江省马仁西山出土的唐代贴花龟纹多角瓶。
花口瓶
瓶口似开放的花朵，流行于宋、金时期，唐代已有烧制，基本形式为花口、细颈微撇、圆腹、撇足。宋代产品撇足较矮，金代产品撇足高度几乎与瓶颈相等。
清乾隆青釉刻花缠枝莲纹花口瓶，2004年11月在北京翰海以198万元人民币成交。
皈依瓶
俗称“魂瓶”，冥器，瓶体修长，颈部堆塑日、月、云、龙、虎、龟、蛇、鸟、鸡、犬、鹿、马、人物等，盖钮为立鸟状。
宋影青龙虎人物皈依瓶（一对），2004年2月在中国嘉德拍卖，估价为6000－9000元人民币，流拍。
盘口长颈瓶
辽代典型器，浅盘口、细长颈、溜肩、敛腹、底足外展，有的器底划有“官”字款。同样器身下，肩、腹饰贯耳者称为“盘口穿带耳背壶”，肩侧有注流者称为“盘口长颈注壶”。
清雍正五彩渔家乐盘口长颈瓶，2002年10月在上海崇源以13．2万元人民币成交。
如意尊
清雍正时流行，上部呈钵式，颈部较细，有凸起弦纹；下部丰满浑圆，两侧有对称的如意式双耳。
清雍正仿哥窑釉绶带耳如意尊，2004年4月在苏富比（香港）以230．24万港元成交。
葫芦瓶
形似葫芦，自唐代以来因谐音“福禄”而为民间所喜爱，至明嘉靖时尤为盛行。除传统器形外，还有上圆下方式。清康熙时成为外销瓷品种之一，器形比明代高大，并出现三节或四节式瓶。雍正以后创制一孔葫芦瓶，变化多端，其中口内敛、卧足、饰对称如意绶带耳者演化为“如意尊”。
清乾隆粉彩万花纹葫芦瓶（一对），2004年4月在苏富比（香港）以566．24万港元成交。
尖底瓶
新石器时代陶器，小直口、细颈、长圆腹、尖底，肩部或腹部有对称的双系用以穿绳。仰韶文化庙底沟遗存中发现的瓶为双唇、小口、器身瘦长，肩腹部无系。
内蒙古清水河县喇嘛湾乡白泥窑子村出土的红陶尖底瓶。
凤首瓶
辽代瓶式，是受中亚金银器影响而创制的独特形制，凤首张目，曲喙衔珠，首顶荷叶状花口为冠，细长颈多饰弦纹，丰肩、腹修长、平底或假圈足外展。器身光素、刻花或堆塑图案。
北宋青白釉凤首瓶，2002年10月在佳士得（香港）以47．8万港元成交。
转心瓶
流行于清乾隆时期，由内瓶、外瓶、底座分别烧制组成：内瓶上部是外露的瓶口，瓶身似筒，有装饰绘画，瓶底有内凹的轴碗；外瓶一般镂空，状似灯笼；内、外瓶套合后放在瓶座上，座上的立轴嵌入轴碗，手持瓶口转动，内瓶可随之旋转，瓶体上的图案如走马灯般可通过外瓶镂空处看到。
清乾隆粉青釉描金镂空开光粉彩荷莲童子转心瓶，1997年12月在北京翰海以264万元人民币成交。
棒槌瓶
因似旧时洗衣用的木棒槌而得名，多为清康熙朝所烧，分圆、方、软棒槌。
圆棒槌又称“硬棒槌”，盘口、直颈较短、圆折肩、筒形长腹，底部多为平切式二层台，器形大者高达70厘米，小的不足10厘米；方棒槌瓶又称“方瓶”，撇口、短颈、平肩微折、方形长腹，腹部略为上宽下窄，方形宽足、凹底施釉；软棒槌瓶特指雍正初期烧制的器形，口外侈、束颈、溜肩、直筒形腹、腹下略收，造型不及硬棒槌挺拔。
清康熙青花山水人物纹棒槌瓶，2004年12月在上海信仁以94．6万元人民币成交。
枕
始创于隋朝，流行于唐、宋、元各代。景德镇的宋影青各式瓷枕光洁无瑕，被宋代词人称为“玉枕”。
宋三彩银锭枕，2002年11月在华辰拍卖以85．8万元人民币成交。
筒瓶
侈口、短颈、溜肩、长腹、平底，形若直筒，始见于明万历朝，在清顺治、康熙两朝被赋予“大清天下一统”的寓意，从而成为民窑中最流行的器物。
明末清初青花人物故事尧访许由图筒瓶，2005年5月在佳士得（香港）以48万港元成交。
柳叶瓶
清代康熙官窑独特器形，侈口、细颈、敛腹修长、足内凹，器形曲折多姿、隽秀典雅，若悬垂的柳叶，又似亭亭玉立的美人，故又有“美人肩”之称。
清康熙豇豆红柳叶瓶，2005年5月在佳士得（香港）以96万港元成交。
四方倭角瓶
明宣德时期景德镇御器厂创制的磨器形，唇式口微侈，直颈两侧贴塑兽耳，方形腹的每个直角均斜削45度使之变为八棱锤形，圈足外撇。清雍正御窑厂仿品瓶体较大，乾隆朝仿品底足较矮，兽耳小。
清乾隆仿汝倭角瓶，2001年6月在天津文物以7．7万元人民币成交。
扁腹绶带葫芦瓶
器形似扁葫芦，颈部有对称双系，腹圆若满月，又称“抱月瓶”或“宝月瓶”。始见于明洪武年间，盛行于永乐、宣德两朝，此后不复出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窑有仿制品，改称“马挂瓶”，为皇亲国戚骑马出行时随身携带的用具。
明永乐青花轮花扁腹绶带葫芦瓶，1995年4月在北京翰海以1210万元人民币成交。
鸡腿瓶
又称“鸡腿坛”、“象腿瓶”，辽、金时期陶瓷典型器，侈口外卷、溜肩、腹部修长如鸡腿，多为游牧民族所用。
上：明代德化窑暗刻花卉双耳鸡腿瓶，1999年7月在北京翰海5．5万元人民币成交。
下：明崇祯青花山水人物象腿瓶，2003年4月在上海
崇源以39．6万元人民币成交。
冬瓜罐
敛口、丰肩、长圆腹、假圈足、宝珠纽平盖，形如冬瓜，晚清时极为流行。道光、咸丰时盖纽似宝珠，同治以后则似烛焰。
清康熙青花四美图冬瓜罐，1995年5月在中国嘉德以2．64万元成交。
蟋蟀罐
专门畜养、斗弄蟋蟀的罐。明宣德时期制品为鼓式，盖下凹，上有钱形气孔，盖内竖写六字单行青花款，器底有六字双圈年款；万历时期器有圆、方、梅花、瓜棱、扇面、八方等形式；清代仍有烧制。
明万历五彩群猫纹花瓣式蟋蟀罐，1998年11月在佳士得（香港）以73．5万港元成交。
茧形壶
亦称“鸭蛋壶”，唇口、短颈、圈足，腹呈横向长椭圆状，既似蚕茧，又若鸭蛋。初为战国时期秦国所产，后盛行于西汉，壶腹多彩绘流云、几何图案，也有光素者。
汉灰陶大茧形壶，2004年6月在中国嘉德以9900元人民币成交。
荷叶盖罐
多见于元代龙泉器，盖作荷叶形，腹多压印竖条状纹，盖沿的荷叶边曲线起伏平缓，钮较低；明宣德时，盖沿起伏较大，盖钮隆起。
元龙泉窑青釉刻花荷叶盖罐，2004年6月在中贸圣佳以28．6万元人民币成交。
鸟食罐
盛放鸟食的小罐，传世品中偶有唐、宋时期遗物。明宣德时期景德镇烧制的种类有钵式、瓜式、横向竹节式、筒式、罐式、水盂式等，一侧均有固定用的环状系。
明宣德青花灵芝纹鸟食罐，2005年11月在北京诚轩以49．5万元人民币成交。
鸳鸯形壶
辽代三彩陶壶，壶体为浮水鸳鸯形，鸳鸯背负敞口花瓣形壶口，壶口与鸳鸯尾部连有弧形花梗作柄，鸳鸯嘴部为流，腹下有假圈足。
辽三彩鸳鸯壶，2005年6月在上海长城拍卖，估价为4万－5万元人民币，流拍。
西瓜罐
敛口、圆腹，形如西瓜，又似宝珠，又称为“西瓜坛”、“一颗珠罐”，创始于清代乾隆朝，平盖，盖纽早期若宝珠，晚期形如烛焰。
清道光豆青青花五子夺魁纹西瓜坛，2004年5月在上海国拍以2000元人民币成交。
鼓腹小罐
西周时南方流行，口较大，鼓腹平底，肩和腹壁无分界，颈敛，与口、腹相接成锐角；器体小，器身多饰曲折纹。
明永乐青花缠枝瓜瓞纹小罐，2005年10月在江苏爱涛以660万元人民币成交。
人首鱼龙壶
辽代壶式，人首鱼身，腹部两侧有翼，背上壶口为莲瓣形，鱼尾上翘，胸前有一龙首为流，人首脑后与鱼尾之间相连的曲柄作提梁。
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的辽代定窑人首鱼龙壶。
粥罐
流行于清代，康熙时始创，直口、圆肩、深腹、底微敛、圈足，肩部有对称双孔，可系绳索或配金属环以便提携。同治以后使用广泛，产量猛增。
清康熙五彩人物粥罐，2005年3月在中国嘉德以4．4万元人民币成交。
提梁壶
小口、细流鼓腹、平底、有盖，肩部两端连以半月形提梁。
明崇祯青花绘人物故事提梁
壶，2005年11月在华辰拍卖以68．2万元人民币成交。
莲花尊
南北朝时期的青瓷器，是顺应佛教盛行而产生的器形，侈口、长颈、溜肩、鼓腹、外撇高圈足，肩部均匀分布6个直系，器身布满堆塑的上覆下仰层层莲花瓣，莲瓣丰硕而高凸，其间还贴塑飞天与宝珠纹。
唐三彩四系莲花尊，2005年9月在上海大众拍卖，估价为3万－4万元人民币，流拍。
凤尾瓶
喇叭状口、长颈，鼓腹下敛，至底又广，形状略似凤尾。
清雍正粉彩蝶恋花凤尾瓶，2005年1月在云南仁恒以29．7万元人民币成交。
连座瓶
因瓶体与瓶座连为一体而得名，宋代始见，流行于元代，口沿平折、高束颈、鼓腹、喇叭足连接瓶座。
民国粉彩花卉纹双耳连座瓶，2002年11月在中国嘉德以6．6万元人民币成交。
六方瓶
又称“六棱瓶”，流行于明代中晚期，因瓶体作六棱柱形而得名。
清乾隆黄地青花跃龙捧寿纹六方瓶，1999年11月在佳士得（香港）以706万港元成交。
蒜头瓶
瓶口似蒜头，瓷质器宋代始烧，流行于明、清，基本形状为口部作蒜头形，长颈、圆腹、圈足。
清雍正青花缠枝花卉纹蒜头瓶，2005年10月在苏富比（香港）以460万港元成交。
洗口瓶
瓶口似浅洗，流行于宋代，一种为洗口、直颈、折肩、筒式腹、浅圈足，另一种是洗口、长颈、扁圆腹、圈足。
清雍正炉钧釉弦纹洗口瓶，2004年11月在佳士得（香港）以59．75万港元成交。
多管瓶
又称“牛角罐”，冥器，流行于宋代，因肩部各面分布着直立的多棱形或圆形管而得名。瓶直口，上有花纽盖，瓶身有圆管式和多级塔式，有五管、六管之分，管中空，多与瓶不通。
南宋龙泉窑翠青五管瓶。
弦纹瓶
又称“起弦瓶”，因瓶体环绕一道道凸弦纹作装饰而得名，宋代定窑、官窑、哥窑、龙泉窑等多有烧制。
清雍正仿汝釉弦纹瓶，2004年5月在中国嘉德以45．1万元人民币成交。
玉壶春瓶
北宋时创烧，撇口、细颈、垂腹、圈足，宋代主要由北方各窑口烧制，入元以后形制遍及南、北方诸窑，并且出现了八方形与器身镂雕装饰。明、清两代，器身普遍比宋、元器矮粗。
清雍正青花竹石芭蕉玉壶春瓶，2005年5月在苏富比（香港）以460万港元成交。
胆式瓶
长颈、溜肩、垂腹，形若悬垂的动物胆囊，造型近似锥把瓶，不同之处在于颈部较为短粗。始见于明万历朝，流行于清代。
清康熙郎窑红釉胆瓶，2005年5月在苏富比（香港）以236万港元成交。
壁瓶
专为悬于壁上或挂于轿中而设计的瓶式，又称“挂瓶”或“轿瓶”，始见于明宣德朝，瓶体均为整体的半剖，背面平整有穿，可系绳悬挂。明万历朝大兴，有莲花、葫芦、瓜棱、胆式等多种形制；清代乾隆官窑多有生产，造型规整、工艺精巧、品种丰富。
清乾隆粉地粉彩开光群仙祝寿图壁瓶，2001年11月在中国嘉德以55万元人民币成交。
活环瓶
因双耳上套有可活动的环而得名。装饰活环是明嘉靖以来流行的造型，造型为唇沿外撇、束颈、长腹下垂、足部较高且外撇、平底、颈部贴塑双兽耳。
清乾隆斗彩描金花卉纹双耳活环瓶。
橄榄瓶
又称“橄榄尊”，北宋始烧，小撇口、束颈，腹部长圆微鼓似橄榄，底与口大小相近；清康熙、雍正时期流行另一种器，鼓腹、口足内敛、平底或圈足，形似橄榄，有素身与瓜棱式之分。
清雍正粉彩蝠桃福寿纹橄榄瓶，2002年5月在苏富比（香港）以4150万港元成交。
荸荠扁瓶
流行于清代，直颈较粗，有撇口与直口之分，器腹均扁圆如荸荠，圈足。清康熙朝首创，多为直颈；晚清同治、光绪朝器均为粗短锥颈、荸荠形扁圆腹、圈足。
清雍正粉青釉弦纹穿带荸荠扁瓶，2005年5月在苏富比（香港）以818．4万港元成交。
锥把瓶
形如锥把，小口、长颈上细下粗、溜肩、鼓腹、浅圈足，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颇为流行。
清乾隆霁蓝釉描金云蝠纹锥把瓶，2001年4月在中国嘉德以53．9万元人民币成交。
油锤瓶
小口、细长颈、鼓腹、平底，形似旧时油坊匏制之油锤，造形与锥把瓶或胆式瓶相近，不同之处为颈部更细长且上下粗细基本一致。仅流行于清康熙时期。
清豆青青花堆粉油锤瓶，2004年5月在北京翰海以9900元人民币成交。
双耳瓶
隋代创制，宋代大量烧造，颈部两侧附贴形式多样的双耳。明代器撇口、溜肩、扁腹，肩有对称戟耳或双活环；清代器多为扇形，有耳孔安在腹部。
清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花石锦鸡图双耳瓶，2005年10月在苏富比（香港）以1．15亿港元成交。
赏瓶
清雍正朝所创，撇口、长颈、圆腹、圈足，多以青花缠枝莲为饰，取“清廉”谐音，专用于皇帝赏赐臣下。同治朝以后增添粉彩与单色釉描金等品种，并改称“玉堂春瓶”。
清嘉庆青花粉彩灵仙祝寿赏瓶，2005年4月在上海信仁以225．5万元人民币成交。
灯笼瓶
形似长圆形灯笼，流行于清雍正、乾隆时期，直口、短颈、丰肩、筒腹、圈足。
清乾隆苹果绿釉凸雕海水云龙灯笼瓶，2004年11月在佳士得（香港）以902．38万港元成交。
鼓罐
流行于清代康熙至道光年间，器形似鼓，一般无盖，罐身上下部各饰一周凸起的鼓钉，腹部塑一对铺首衔环。雍正朝的开蓝釉鼓罐器口配盖。
清乾隆粉青釉兽耳鼓钉罐，2005年9月在中国嘉德以22万元人民币成交。
日月罐
敛口、溜肩、长圆腹渐收、圈足，弧形圆盖若太阳，腹侧贴双耳若月牙，故称“日月罐”或“月牙耳罐”。始见于清康熙朝，为雍正至道光时期官窑独特器形。
清乾隆豆青釉日月罐，2005年7月在北京翰海以15．4万元人民币成交。
小口折肩罐
南方商代遗址中的一种典型器物，小口、肩广而溜折、凹底，通体施薄而匀润的青黄釉，釉下拍印方格纹。
出土于新干商墓的折肩罐。
瓜棱罐
明代较为流行，罐身呈瓜棱形。嘉靖、万历时烧制量较大。
明洪武釉里红串枝花卉纹瓜棱罐，1999年4月在佳士得（香港）以387万港元成交。
四灵塔式罐
带有宗教含义的罐式，出现于元代，平口、短颈、溜肩、腹部下收、平底，腹部贴塑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帽形盖覆于罐口，盖顶呈喇嘛塔形，塔基为六棱形须弥座，塔龛内有一尊佛像，塔刹的根部有仰莲瓣纹。
1974年在江西景德镇元代墓出土的景德镇窑青花釉里红堆塑四灵塔式盖罐。
双联瓶
流行于清代，两瓶联成一体，通常是腹部粘连或自口至底通体相连。
清粉彩开光婴戏双联瓶，2005年8月在中拍国际以253万元人民币成交。
交泰瓶
清代流行，腹中段镂雕成如意头形，套钩回纹或倒、正T形，瓶体上下于纹饰间相互钩套、连为一体，可以活动却不能分开，寓意“天地交泰”，为清代乾隆早期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刻意制作专供皇帝玩赏的佳器。
清乾隆粉青釉暗花夔纹交泰瓶。
天字罐
明成化景德镇窑创制的斗彩器，系宫廷用瓷，口大、短颈、圆肩、鼓腹略收、浅圈足、附盖，因底部有青花楷书“天”字得名。
清康熙朝仿品胎体厚重，雍正、乾隆朝胎薄质细，釉下可见明显的旋纹。
清康熙青花天字罐，2001年6月在上海敬华以2．86万元人民币成交。
撇口瓶
明宣德朝制品，撇口、长颈、溜肩、长腹、足部外撇，腹部绘有青花海水、松、竹、梅，颈部绘莲瓣，腹以下至底沿绘莲瓣和缠枝宝相花纹。
清嘉庆胭脂红地粉彩通景牡丹花卉撇口瓶，2004年4月在佳士得（香港）以196．78万港元成交。
观音瓶
又称“观音尊”，流行于清康熙至乾隆时期，侈口、颈部较短、丰肩，肩下弧线内收，至胫部以下外撇，浅圈足，瓶体修长，若观音菩萨亭亭玉立。
清嘉庆粉彩包袱纹观音瓶（一对），1995年4月在北京翰海以121万元人民币成交。
将军罐
因宝珠顶钮盖似将军盔帽而得名，初见于明嘉靖、万历时期，至清顺治时基本定型，到康熙年间大量涌现。造型挺拔，古拙大方，圆口、短颈、丰肩、鼓腹下收、平底或浅圈足，具有雄壮、刚健的阳刚之美。
清雍正粉彩描金引福祝寿图将军罐（一对），2004年6月在广州艺拍以319万元人民币成交。
□（yan，音“眼”）
炊具，由甑与鬲（li，音“利”）合成，下半部为鬲，用以盛水和加热，上半部为甑，可蒸食物。
清雍正斗彩缠枝花卉□，2004年4月在中国嘉德拍卖，估价为2．5万－3．5万元人民币，流拍。
唾壶
又称“唾盂”，为吐唾液的容器，洗口、短颈、鼓腹、平底，晋初越窑已大量烧造，宋代器上部洗口增大，为浅圈足。
清粉彩人物唾盂，2003年8月在温州汇丰以500元人民币成交。
匏壶
流行于战国至汉代，小口、倒喇叭颈、大腹，形似匏瓜，是盛酒或水的容器，有的由上小下大的两个球体联接而成，有的颈部较长，或直或弯曲，腹部作椭圆形；壶盖多为凤首形状。
弦纹硬陶匏壶
莲瓣壶
流行于明代宣德时期，直口、溜肩、圆腹，前有直流、后有曲柄，腹部有4层凸起的仰莲瓣纹，器表施有祭红釉，红色鲜丽匀润，造型宛如一朵怒放的莲花。
宋仿定窑莲瓣壶，2005年11月在北京翰海拍卖，估价为1000元人民币，流拍。
谷仓
随葬冥器，始见于战国，汉武帝前后盛行。秦时器身较矮，呈圆身束腰式，与圆形仓顶相连，通体间隔绳纹装饰，正面开扁方形门洞；西汉早期器为圆口、折肩、筒腹、平底，口上置覆钵式平顶盖；西汉中期器的折肩渐变成圆弧形，并于平底下沿装三足，足形多为立熊或神兽；东汉时，下身渐收，去掉三足，复为上大下小的平底形。
东晋青釉谷仓罐，2005年1月在北京东正拍卖，估价为20万元人民币，流拍。
大扁壶
明永乐时期创烧，小直口，颈部凸起一棱并有一小系，有盖。壶身为立扁圆形，正面微鼓，中心有圆形凸脐；背面平坦，中有相应的圆形凹脐；底部为弧面，左右肩各有一活环系。均为青花制品，正面凸脐上多绘八角星纹，外围有的绘缠枝莲，边缘为海水纹，侧壁一周绘缠枝莲纹；背面无纹饰。
清乾隆青花春耕图双蝠耳大扁壶，2004年11月在佳士得（香港）以734．38万港元成交。
莲子罐
流行于明崇祯朝，直口、垂肩、长圆形鼓腹、圈足、附盖，盖面略鼓，整体造型似一颗莲子。
清顺治青花人物故事纹莲子罐，2004年8月在福建拍卖以28．6万元人民币成交。
壮罐
流行于明、清时期，直口、折肩、筒腹、腹下内折、带盖，罐口、足直径基本相同。明宣德时制品釉面肥润，清代乾隆年间仿制品釉层较薄。
明成化青花锦纹壮罐，2003年11月在华辰拍卖以137．5万元人民币成交。
甑
炊具，功能相当于现代的笼屉，似盆或罐，大口、腹壁斜直、平底，底部分布数目不等的小孔，有的近底部的器壁上就有孔洞。
1998年出土于昆山绰墩遗址的夹砂褐陶甑。
扁壶
又名“土甲”，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制容器，瓷制品最先流行于西晋，直口、溜肩、扁圆腹、外撇高圈足，器腹两侧有对称双系，便于系绳背挂。
清乾隆青花缠枝花卉龙凤争珠图双龙耳扁壶，2005年10月在苏富比（香港）以3428万港元成交。
背壶
唐、宋时期较为流行，壶式有扁圆等多种式样，有黄釉、黑釉、白釉、青釉、白釉绿彩等。
明宣德白釉暗花背壶瓶，2003年9月在北京翰海以150万元人民币成交。
字划壶
亦称“字形壶”，清代康熙时期出现，壶体为立体的汉字形，多做成福、禄、寿三字，笔划间雕镂透空。
民国松石绿釉寿字壶，1998年8月在北京翰海以1．76万元人民币成交。
多穆壶
元代创烧，器形为筒式，上收下敞，口部靠柄一侧有花冠形装饰，柄两端各有卷曲花饰，方式壶流，矮足，足脊宽平无釉，壶体上有仿金属箍和铆钉状装饰。完整器目前仅有1件。
清乾隆松石绿地粉彩花卉龙把多穆壶，2005年5月在佳士得（香港）以628万港元成交。
龙首壶
因壶流装饰成龙首形而得名，始于唐代。
唐代三彩贴花龙首壶。
羊首壶
流行于东晋时期，盘口、长颈、溜肩、椭圆形腹，口与肩部有一曲柄，羊首装饰在肩部与柄相对处，在历史上首开一侧有流、一侧安执手的型制，为壶这种器物最终定型。
晋青瓷羊首壶，2004年1月在北京传是以5500万元人民币成交。
象首盘口壶
盘口高而微撇，束颈、丰肩、椭圆形腹，腹部下收、足外撇，肩部有对称的4组条状系。壶流根部塑一象首，象耳向两侧展开附在壶体上，高昂的象鼻为壶流，对称的一侧是隋代流行的龙首形柄。
河南安阳出土的隋代白瓷象首壶。
茄式壶
清代康熙时期景德镇窑烧制，小口，颈部细长向一侧弯曲，腹呈长茄形，圆底施釉，放置不稳。
清中期犀皮漆茄壶，2005年6月在上海敬华拍卖，估价为2万－3万元人民币，流拍。
盘口壶
盘口、口沿上折、长颈、球腹、平底、四系或六系，东汉至唐盛行。
金代黑釉双系盘口壶，2004年11月在上海国拍以1．65万元人民币成交。
内管壶
始于宋、辽时期，流行于清代，壶底中心有一通心管。由于向壶内倒水需从底心管口倒入，故又称“倒灌壶”、“倒流壶”、“倒装壶”，虽然有流、柄、腹体及圈足，但无口、无盖。
1968年在陕西省彬县出土的耀州窑青釉提梁倒灌壶。
鸡冠壶
辽代典型壶式，是摹仿契丹族使用的各种皮囊容器烧造的，亦称“皮囊壶”、“马蹬壶”，因上部有鸡冠状的穿孔而得名。分为5种形式：扁身单孔及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横梁式。
辽白釉大鸡冠壶，2004年2月在中国嘉德以4．18万元人民币成交。
鼻烟壶
又称“烟壶”，为盛放鼻烟的器皿，始于清代康熙朝，口较小，腹部扁圆，盖带一小勺伸入壶内。
清乾隆古月轩烟壶，2000年5月在天津文物以242万元人民币成交。
鸡头壶
壶嘴似鸡首，始见于西晋，延续至唐代初期，浙江地区盛烧，品种为青釉和黑釉。
六朝青釉盘口鸡头壶，2004年11月在东方国际以4．95万元人民币成交。
执壶
隋代出现的酒器，又称“注子”、“注壶”。唐前期器有盘口，短颈、鼓腹，圆筒形或六角形短直流、曲柄，唐晚期器腹部多作瓜棱形，有短流、长流、曲柄、直柄等数种；五代至北宋器身渐高，通体多压4－6条瓜棱，流渐趋细长微曲，曲柄高于壶口，平底变为圈足并多有注碗相配；元器多为玉壶春瓶式，弯流与壶颈之间以S形饰件相连；明、清之后，造型增多，多作茶具。
明洪武／永乐甜白釉刻芙蓉灵芝纹执壶，2002年10月在佳士得（香港）以1162．41万港元成交。
双鱼壶
唐至五代时期流行，整体是并联的双鱼形，鱼嘴为壶口，鱼体为壶身，鱼尾为假圈足，鱼背脊间各有凹槽，槽上下两端贴有桥形系，可系绳，故又名“双鱼穿带壶”。
清中期青花双鱼瓶，2001年4月在太平洋拍卖，估价为4000－6000元人民币，流拍。
贲巴壶
磨盘口、细颈、弯曲的长流，球腹下承下喇叭形足，为清乾隆时创制的宫廷供器。
清乾隆金地粉彩八吉祥纹贲巴壶，2003年10月在苏富比（香港）以116万港元成交。
大口尊
流行于西周以前，商代中期器有敞口、凸圆肩、口部略大于肩部、深腹和大敞口、肩微凸或无肩、深腹几种。东汉以后瓷质大口尊少见。
清中期粉彩诗文鸡缸大口尊，2005年10月在苏州东方拍卖，估价为3万－4万元人民币，流拍。
盖尊
带盖的尊，附属于各种不同的尊式。
西晋越窑青釉猫头鹰形盖尊，1995年4月在佳士得（香港）拍卖，估价为30万－40万港元，流拍。
双牺尊
明弘治时期出现，敛口、短颈、溜肩、腹下部斜收、平底，肩部有对称兽耳。民国天蓝釉双牺尊，2003年12月在中国嘉德拍卖，估价为5500－8500元人民币，流拍。
摇铃尊
清康熙时流行，小口、细长颈、丰肩、弧形或筒式腹、浅圈足，有似长柄的铜铃。
清康熙釉里红团花锯齿纹摇铃尊，2005年10月在苏富比（香港）以1244万港元成交。
梨壶
始于元代，流行于明代，形状似梨。伞形盖，盖顶有宝珠纽，短颈，其下渐丰成下垂的圆腹，矮圈足、弯流、曲柄。
元青花凤纹梨式壶，2005年11月在东方国际以19．8万元人民币成交。
琵琶尊
流行于清代，似琵琶，洗口、束颈、弧腹，腹下部较大，圈足为宽窄不同的二层台式。有的颈部饰对称的兽面双耳。
清乾隆粉彩山水如意万代琵琶尊，2002年12月在中贸圣佳以1122万元人民币成交。
僧帽壶
始于元代，壶口形似僧帽，口沿上翘，前低后高，鸭嘴形流，壶盖卧于口沿内，束颈、鼓腹、圈足、曲柄。明永乐、宣德红釉及甜白制品最为珍贵。元器形体敦实、壶颈较粗、壶流略短，明器壶流略长，清器颈略高，腹部略瘦，壶流略短于明器，不如明器优美，也不如元器敦实稳重。
清乾隆窑变釉小僧帽壶，2003年7月在中国嘉德以5．5万元人民币成交。
凤首壶
流行于唐代，又称“龙凤壶”，用龙凤纹作装饰，三彩壶凤冠作圆环状，有直口、撇口，中空，作为壶流的凤嘴有的张开，有的尖喙合并，两侧可向外流水；凤首后部恰似一束长羽披落在壶体肩部，巧妙地形成曲柄。
唐代蓝三彩凤首壶，2002年10月在佳士得（香港）以28．68万港元成交。
络子尊
又称“网络尊”，清雍正、乾隆时流行，撇口、短颈、圆腹、假圈足，腹部贴凸起的网络纹。
清浅绿料络子尊，2004年4月在佳士得（香港）拍卖，估价为15万－20万港元，流拍。
鹿头尊
始见于清康熙朝，至乾隆朝盛行，收口、腹上敛下垂、夔耳，倒置器身若鹿头。当时粉彩器多以青绿山林为景，绘十鹿或百鹿奔跑、穿行于山林之中，故亦称“百鹿尊”。
清乾隆粉彩百鹿尊，2004年1月在北京翰海以561万元人民币成交。
出戟尊
又称“扉棱尊”、“出戟觚”，北宋始烧，流行于明代，敞口、颈部内收、折肩、鼓腹，下接喇叭形圈足，颈、腹、足四面有扉棱。元代景德镇烧制的器物仅腹部四面饰有扉棱，明正德朝以后有些器颈、腹、足四面饰对称扉棱，万历朝则有六面饰扉棱的。
明万历青花龙凤兽耳出戟尊，2004年1月在北京翰海以385万元人民币成交。
无档尊
流行于明永乐、宣德时期，平沿、圆口、筒腹上下通透，底沿扁平与平沿呼应，器形有异域风格，亦有人称之为“器座”。
明万历哥釉万字纹器座，2005年1月在云南仁恒以17．6万元人民币成交。
豆
食具，流行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多为浅盘或浅钵形，下附高圈足。足有喇叭形、镂孔喇叭形、竹节细把形、高柄把形等；质地有灰陶、黑陶、白陶、印纹硬陶及瓷。
清乾隆霁蓝釉仿铜器纹豆，2004年5月在华辰拍卖以30．8万元人民币成交。
牛头尊
大口，口以下渐放，垂腹、圈足，肩两侧有对称的蟠螭耳、戟耳或兽头耳，形似牛头。
清乾隆青花缠枝纹牛头尊（一对），2001年6月在上海敬华以187万元人民币成交。
爵杯
饮酒用具，似敞口杯，口沿一侧有流、一侧有尖尾———有的无尾。器身一侧有□、平底、三锥状足，也有的为粗腰、鼓腹、圜底，流两侧附加泥钉，还有敛口、折肩、细腰、袋状足或敞口、口沿有柱的式样。
清乾隆茄皮紫釉爵杯，2003年10月在上海崇源以52．8万元人民币成交。
（jia，音“甲”）
温酒器，似爵但无流，侈口、束颈、腹较深、圜底，下承三袋足，有的有双耳。
河南省郑州二里岗出土的商代饕餮纹陶。
苹果尊
侈口、底内凹、无颈、圆腹，器口颈若果蒂下凹于圆腹之中，形似苹果，为清代康熙朝独有器形。
清豇豆红苹果尊，2005年9月在中国嘉德以1100元人民币成交。
萝卜尊
又称“莱菔尊”，清康熙朝独特器形，侈口、细长颈下饰双弦纹、丰肩、长腹下敛、假圈足，足脊窄细若即萝卜。
清康熙豇豆红釉莱菔尊，2003年7月在佳士得（香港）以275．18万港元成交。
太白尊
又称“太白坛”，清康熙朝官窑典型器物，因摹仿诗人李太白的酒坛而名；又因形似圈鸡用的罩，还有“鸡罩尊”之称。造型为小口微侈、短颈、溜肩，腹部渐阔呈半球形，浅圈足旋削得窄小整齐，腹部多浅刻团螭图案。以豇豆红最著名。
清康熙豇豆红釉夔龙太白尊，2004年4月在苏富比（香港）以66万港元成交。
双螭尊
又称“双螭瓶”，创始于北朝，盛行于隋、唐，盘口、长颈、溜肩、长腹、平底，从口至肩置对称双螭柄。
清彩百花双螭瓶，2004年11月在北京翰海以15．4万元人民币成交。
盘口瓶
因瓶口似浅盘而得名，流行于唐、宋。
清乾隆豆青釉凸雕缠枝番莲纹盘口瓶，2004年4月在佳士得（香港）以174．38万港元成交。
净瓶
又称“甘露瓶”，佛教僧侣“十八物”之一，游方时可随身携带以储水或净手。渊源于印度，在中国流行于唐、宋、辽时期，造型为管状细长瓶，颈中部突出如圆盘，长圆腹、圈足、肩部上翘的短流多作瑞兽首形；元、明以后多称“军持”，器身多扁圆，颈较短、流肥硕；入清以后演变为直颈、丰肩、敛腹，高圈足外撇如盖展开且无流，成为朝廷赐给西藏高级僧侣的插草供佛之物，故又改称“藏草壶”。
上：清乾隆红彩甘露瓶，2004年1月在北京翰海以24．2万元人民币成交。
下：南宋龙泉仿官净瓶，2005年8月在景鸿堂以9900元人民币成交。
天球瓶
受西亚文化影响的器形，口微侈、直颈、球腹、平底，始见于明永乐朝，宣德器较永乐器略显粗放，此后明代各朝未出现。清康熙朝多仿明初之器，雍正、乾隆时较为流行，多署本朝年款。
清雍正青花釉里红海水云龙纹天球瓶，2004年10月在苏富比（香港）以1518．24万港元成交。
菊瓣瓶
撇口、长颈、溜肩、敛腹、圈足，下腹部浮雕一周菊花瓣，为清康熙朝独特器形。
清康熙豆青釉菊瓣瓶，2004年4月在苏富比（香港）以431．84万港元成交。
□（gu i，音“归”）
炊具，商代以后演变为酒器，早期造型为圆腹、短颈、口部有扁流、带□、三实足；中期器腹渐扁，直颈前移，有鸟嘴形流口和三实足；晚期足部演变为袋足。
1960年出土于山东省潍坊市姚官庄遗址的黄陶□。
梅瓶
北宋时创烧，因口径之小仅能插梅枝而名。宋时以瓶体修长而称为“经瓶”，为盛酒用具。小口、短颈、丰肩、长腹、圈足。
磁州窑系白地黑花器腹部有“清沽美酒”与“醉乡酒海”字句；元以后各地窑场继续烧制，以景德镇窑青花器最为精美；明、清时期器体变肥矮，并由日用瓷转变为陈设瓷。
清乾隆胭脂红地轧道锦纹粉彩缠枝花卉纹梅瓶，2004年10月在苏富比（香港）以4150．24万港元成交。
□（y i，音“移”）
盥洗用具，陶器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均有制作，瓷器以唐代越窑、宋代钧窑尤其是元代龙泉窑和景德镇窑制品为多，基本器形为浅圆钵形器身，平底或圈足，亦有装有三足的；口沿一侧有较宽的流，有的在流下部有一圆环形小系。
清乾隆仿哥釉□，2002年12月在北京翰海以3．8万元人民币成交。
四系罐
直口、丰肩、鼓腹、平底，肩部有四耳，耳由两根泥条捏成或削成桥形。汉代至唐代大量生产。
民国粉彩人物四系罐（两件），2001年12月在北京翰海以7．92万元人民币成交。
卷口瓶
宋代北方磁州窑系瓶式之一，侈口卷沿、细长颈微撇，口颈呈开放的喇叭花状，圆腹、腹下内收、喇叭形足。
清乾隆松石绿地粉彩缠枝花卉卷口瓶，2005年10月在江苏爱涛以68．2万元人民币成交。
纸槌瓶
因形似纸槌而得名，多见于清康熙朝，小口、细长颈、丰肩、圆腹。
原始彩陶识真
黄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在距今六七千七年以前的母系氏族社会，先民就生活繁衍在黄河流域这片广袤的原野上。仰韶文化的彩陶是母系氏族社会最灿烂的原始物质文化之一。它是1921年最早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据碳14的测定，仰韶文化的彩陶距今8000年到5000年，主要分布在我国河南、陕西、青海等地，细分又有北首岭、半坡、庙底沟、秦王寨等若干类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彩陶。半坡彩陶的造型有钵、盆、壶、罐等，纹饰有丰富的几何纹和动物纹。从1955到1957年，半坡遗址一共出土7件类似的人面鱼纹盆，对盆内人面图案的寓意，有不同的理解，多数人认为是原始巫师在乞求渔猎丰收，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是某个原始部落的图腾崇拜。虽无法断定哪一种说法更贴近事实，但这无疑是当时人们原始渔猎生活的真实写照，彩陶盆上除了夸张的人面纹以外就是鲜活的鱼和用于织网的鱼梭。这些图形揭示了人与鱼的关系，它以早期绘画的形式告诉我们，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母系氏族社会，黄河岸边的先民已经能够依靠渔猎生存，并且会使用简练抽象的线条反映他们的现实生活。
仰韶文化的彩陶是我国原始时期的艺术珍品，现代人对彩陶艺术内涵丰厚的纯朴抽象之美有了初步认识以后，也开始收藏彩陶，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仿品。尤其有动物或人面图案的器物被作为仿品的首仿，此外还有不少绘植物、花卉、水纹、圈点纹的。一般说来，目前流通市场上所见到的比较完整的人面鱼纹盆全是假的，摊贩的彩陶是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出售的。彩陶的鉴定有相当的难度，没有多年的经验和积累不行。这种积累包括看真和看假，光看真的，不深入市场看假的，也不行，鉴定本身就是对比。目前交易市场上彩陶虽然比比皆是，但是真东西的比例越来越小，即使有也并不漂亮，大多彩绘剥落，器身修补。假货有两种情况：一是完全的新烧，二是粘补过的老胎后加彩绘。多数情况下，凡是泥色鲜亮，黑彩厚而漆黑，画法精致光滑完美者，多值得怀疑，因为五六千年是十分漫长的，泥土、空气中酸碱物质和微生物的侵袭不可能不留下一点痕迹，这些痕迹与人工的作旧是不一样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年陈列有重要遗址出土的彩陶器，是具有代表性的标准器。收藏彩陶丰富的还有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等地的博物馆和考古研究所，北京有一家私人专题收藏的古陶瓷文明博物馆，这些博物馆陈列的彩陶都是很好的正面教材。必须把真的彩陶完全掌握好，有了“感觉”以后，再到市场上“捡漏儿”，不然捡来的很可能不是“漏儿”，而是一堆现代垃圾。
彩陶的鉴定实际上已经没有秘诀，现代信息社会一切都是公开的，专业工作者的所有的经验都通过文章、媒体广泛传播，作假的人钻研的劲头要比业余爱好者强几倍，甚至比专家还要“专家”，没有什么人能阻止仿品的流通。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沿着黄河中上游地区仰韶文化彩陶的发源地一路考察下去，浏览所有收藏单位的出土物，数万件早期艺术真品过眼后，还有什么秘决需要去请教别人吗？
舞蹈纹饰陶盆
新石器时期晚期的马家窑文化因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而得名。马家窑文化距今5300年到4000年，是中国地区仰韶文化的地方分支。它东起陇东山地，西到河西走廊及青海北部，北达甘肃北部及宁夏南部，分布范围广。花纹瑰丽富于动感变化是马家窑彩陶主要装饰特征。胎泥为橙红色，以粗线条的黑彩绘出弧形的长短几何状线条，多见水波纹、旋涡纹、圈点纹，也有鸟纹、蛙纹、鱼纹、蝌蚪纹等，最著名的一件作品是1973年在青海省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马家窑人物舞蹈纹彩陶盆，此盆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我国目前最早描绘舞蹈图的古代陶器。盆大口微敛，卷唇翻沿，下腹微收，小平底。深红色陶胎，以黑彩于口沿画弧线圈足纹，内壁绘3组舞蹈人纹，每组5人，手拉手跳集体跨步舞，舞姿优美，场面热烈。
陶瓷文化：七小招教你识仿瓷
如今的生活当中，所常见的仿古瓷日具增多，识别仿瓷需要一定的知识和独到的“眼力”，如果你能从以下方面入手，便可以把仿古瓷和现代瓷区别开来。一是要注意器物的造型，一般说来老瓷古朴，形制自然并具有某个时代是风格特征。
二是要细看釉面光泽度，古瓷釉面往往湿润，无现代瓷器上的刺眼浮光，部分瓷器还有蛤蜊光。
三是要分析色料，古瓷用料与现代仿瓷不同，彩瓷更为明显。
四是要看画工是否精致，古瓷釉面富有层次感，花卉、飞禽栩栩如生，任务神态朴拙，带有时代的韵味。
五是要掌握底足的特点，古瓷底足往往露胎，其胎质坚硬，胎表面可见米黄色护釉胎，有自然磨损痕迹，底足相对规整，圈足圆滑。
六是套识别落款的方式，不用朝代的官窑底足有不同的款识。
七是要借用于高倍放大镜观察，釉面气泡，真品古瓷气泡大小不一，间距较疏朗，而仿瓷气泡一般为细密而极细小，无自然风化的斑点。更无疏朗之感。
重识北宋官窑
南宋人叶宀真的《垣斋笔衡》云：“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这条记载文字虽不多，但值得注意的问题却有不少。第一，北宋以前北方承烧御用白瓷的窑口有河北的邢窑、定窑及河南境内的窑场，其中，定窑的产量最多。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原吴越王钱弘亻叔还曾向宋太宗进贡了“金装定器二千事”。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增加每一窑的装烧量，降低生产成本，定窑于北宋中期开始采用覆烧法焙烧瓷器，故碗、盘类器物口沿的釉在入窑前刮去，烧成后即形成“芒口”。不过，朝廷不喜爱定窑瓷器，绝不是因为它“有芒”，道理很简单，只要朝廷需要，定窑必然是不惜工本地按要求烧造，岂会把为降低成本而影响美观的覆烧法用到御用瓷器上？第二，统治者偏爱青瓷由来已久，这种倾向是受人的自然审美意识支配的。而朝廷命汝州烧造青瓷之际，正是越窑“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时，这显然不是巧合。第三，汝州受命烧制宫廷用瓷的窑场，属于州府一级的官窑，与此同时，“河北、唐、邓、耀州”皆为向朝廷土贡青瓷的地方。第四，耀州窑是北方最早受越窑影响而发展起来的青瓷窑口，五代时就已烧造一定数量的宫廷用瓷，北宋时则以50件的数额承烧土贡青瓷。其产品的釉呈青绿色，类似越窑的“秘色瓷”，所以被称作“越器”。汝窑青瓷既然“为魁”，那肯定与之有较大的区别，这种区别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关键的差异在于釉色。汝窑创烧出以往未曾有过的天青釉，无疑会使统治者激赏不已，这不仅是因为它的颜色新奇而出类拔萃，更重要的是它把浩瀚、深邃、神秘的蓝天的颜色带到了以天子自居的皇帝的生活中。
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的青瓷瓶、茶托等，釉呈透明的天青色，器身饰刻花纹，就是这类瓷器将汝窑推上了各窑之首的地位。从刻花艺术的角度看，这类汝瓷如跟耀州窑同类青瓷相比，是难出其右的，显而易见，天青釉才是它的优势所在。未几，汝窑天青釉瓷器的烧造量陡然增多，占了所有产品的99％以上，此期的制品以素面为主，突出了釉的天青色和乳浊似玉的特色，以前的青绿釉、天青釉刻花瓷器与之已完全没有可比性，换言之，这一阶段是汝窑的成熟期和繁荣期。宋人周火军的《清波杂志》记载：“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艰得。” 由瓷器的拣选、处理方式分析，此时的汝窑尚属汝州府监控的官窑。
《垣斋笔衡》云：“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条记载的问题既不是设窑时间，也不是窑名，而在于“京师”二字。因自古迄今“京师”一直是国都的代名词，故清人认为此窑设于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而当今亦有不少人持相同观点。但是，若把“京师”释为国都，“京师自置窑烧造”就等于“国都亲自设立窑场烧造”，这分明说不通。我在1989年发表的《论宋代官窑的形成》一文中就曾指出：“此句中的‘京师’是主语，即指代朝廷。从字面上看，并没有指出烧造地点。因为人们误将‘京师’理解为烧造地点，所以出现了‘汴京官窑’的提法，致使北宋官窑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面纱。”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很有必要对“京师”在古代汉语中的指代用法加以诠释。据《晋书》记载，前秦曾对东晋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时苻坚强盛，疆场多虞，诸将败退相继。……坚后率众，号百万，次于淮肥，京师震恐”。很明显，感到震惊恐慌的“京师”绝不是国都的代名词，而是指代朝廷。另据北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记载，北宋时“京师置杂物务，买内所须之物。而内东门复有字号，径下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铺供物之后，往往经岁不给其直，至于积钱至千万者。或云其直寻给，而勾当内门内臣故为稽滞，京师甚苦之”。在这里，“京师”的指代用法更灵活，前面的“京师”指代朝廷，而后面的“京师”则指代京城内被拖欠货款的各行铺的业主。所以，《垣斋笔衡》所说的在“政和间”亲自设窑烧瓷的“京师”，必指朝廷无疑。
那么，北宋朝廷所设的官窑位于何处呢？根据宋人陆游关于北宋朝廷“惟用汝器”的记载，我最初认为：“朝廷先是在汝州民窑中搭烧宫廷用瓷，随着宫廷用瓷需求量的增加，朝廷终于将这些民窑改为官办窑场，专烧宫廷用瓷，并可能再增设一些窑场，于是形成了北宋官窑。”1996年，我在《宋代官窑探索》一文中指出：“朝廷‘命汝州造青窑器’时，承烧御用瓷器的窑为民窑，生产性质属官搭民烧，由汝州地方官监管，后来朝廷‘自置窑烧造’，这个窑就是北宋官窑，地点在汝州。”从宝丰清凉寺窑址的发掘情况看，天青釉瓷器的年代确有早晚之分，而瓷器质量也存在明显的由粗到精的提高过程，这些都印证了我早年对汝窑和北宋官窑所作的判断。
清凉寺窑址的天青釉瓷器，据制作工艺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刻花为主要特征，这类瓷器约烧于“汝窑为魁”的北宋中期晚段；第二类以釉层乳浊者为上品，此类瓷器的生产时段在北宋中期以后至“政和间”之前；第三类以“芝麻花细小挣钉”支烧为标志，这些精美绝伦的瓷器应为朝廷设窑前不久至汝窑倒闭前所烧。过去，人们在判定汝窑的始末年代上存在较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汝州烧制宫廷用瓷的时间在元祐元年（1086年）至崇宁五年（1106年）的20年中。另一种观点是，“官汝窑的烧瓷历史大约始于政和元年，至北宋灭亡（宣和六年，即1124年），其间仅有十四年的时间”。也有人根据窑址出土的“元丰通宝”和“元符通宝”铜钱而判断御用汝瓷始烧于宋神宗元丰年间，停烧于宋徽宗前期。其实，这些观点均因证据不足而缺乏说服力。首先，朝廷命汝州烧造青瓷的时间古籍没有交代清楚，所能作出推断的依据只是定窑“芒口”瓷器出现的年代和越窑走向衰落的时间，但这却是大致的、不甚确切的时段。其次，朝廷开始掌窑烧瓷的时间是“政和间”，即政和年间，一说为“宣政间”，就是政和至宣和年间，不知所谓的“政和元年”以何为据？再者，在“元丰通宝”出现前，窑场可能已经设立，而铜钱从铸造到进入流通存在时间上的滞后，并且使用的时间较长，故难以作为判定窑址年代上下限的可靠尺度。必须指出，汝窑这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实际上是对汝州辖区内的烧造御用青瓷的窑口的统称，它包括汝州府监管的和朝廷掌控的两类窑场，后者就是狭义的北宋官窑。
2000年，正当人们因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的庐山真面目基本显露而踌躇满志时，汝州张公巷又发现了类似的窑址，于是激起了汝窑研究的新的浪花。张公巷窑址经过三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瓷片和窑具，实物资料表明，该窑的青瓷精品质量不亚于清凉寺汝窑的同类产品，而淡青绿釉、白胎等特征则使它别具一格。人们在对此窑究竟是否北宋官窑的判断上游移不定的同时，提出了其为金元时期仿“汝”或仿“官”的可能性。还有人因窑址未发现青瓷祭器而否定它的官窑属性。然而，在亲眼看到张公巷窑址的极品青瓷碎片后，我坚定地认为这处窑场就是“政和间”或“宣政间”朝廷设立的官窑，理由有四个：（１）北宋统治者喜好青瓷，是由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审美意识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女真族建立金和游牧民族建立元以后，中原地区的人文出现了时代性的巨变，所以此时仿“汝”或仿“官”，缺少风俗和理念的支撑；（２）金元时期北方制瓷业江河日下，器物质量多显粗陋，在汝窑故地突兀地冒出产品用“芝麻花细小挣钉”支烧、做工极精的青瓷窑场，那它的技术从何而来？服务对象又是谁？毫无疑问，只有才艺绝世、穷奢极侈的宋徽宗才会设窑烧制这类青瓷；（３）宋仁宗在祭神时已“器必全玉”了，到北宋晚期，极度奢靡的宋徽宗又怎么会用大量的次于金玉的瓷器去祭神呢？所以此窑即便不产青瓷祭器亦是符合情理的，这与疆土半丧、偏安江南、财力窘迫的南宋统治者不可同日而语；（４）北宋人徐兢于宣和六年（1124年）奉命出使高丽时，看到高丽窑在仿烧“汝州新窑器”，这类瓷器传世较多，除了支烧方法与汝窑相似外，其釉色不类以往所见的汝瓷的天青色，反而与张公巷窑址所出上品的淡雅的青绿色相仿，这有力地证明张公巷窑就是“汝州新窑”——北宋官窑。值得一提的是，朝廷设窑后，清凉寺窑并不会随即停烧，当依然在汝州府的监督下为土贡和补充宫廷之需而延续它那短暂却辉煌的窑业史。
文人瓷画识雨岑
此时，正当午后。电视台早已发出高温橙色预警。窗外碧空无云，窗下柳树荫荫，蝉声一片。我在书桌前鼓捣着自己的业余爱好，正被热得昏昏欲睡之际，想这知了真不愧是抗热高手，愈热还愈起劲。我的视线刚好触到一只蝉，一只呆在桌上瓷笔筒壁上的蝉，它在随风摇曳的柳条枝上默不作声。瓷筒壁上题有诗句：清吟晓露叶，愁噪夕阳枝。落款为“刘雨岑”，这使我想起了“珠山八友”。
刘雨岑（1904——1969）是“珠山八友”中年纪最轻的一位。原名玉成，后改雨诚，雨岑，斋署觉庵，别号澹湖渔。祖籍安徽太平，出生在江西鄱阳。刘氏擅长花鸟画，常以兼工带写的技法描绘花卉鸟禽草木。他继承古法，早年受华喦的绘画艺术影响，中年深得任伯年的绘画艺术精髓，在深究陶瓷与绘画的和谐、统一中，逐渐形成了自己清丽秀健、恬润华滋的画风。同时，他十分注重文学、诗词、书法等方面的修养，以传统的文人画技法绘饰瓷器，取得良好效果，改变了以往刻板求实的陶瓷绘饰风格。他的瓷画特色是：在“浅绛彩”的基础上，继承精华，革除弊端，创造性地将文人画应用到传统粉彩瓷画艺术中，把诗、书、画、印融为一体，追求诗情画意的品位和文化内涵。到晚年，他仍孜孜不倦地研究任伯年的笔墨技巧，他娴熟地运用粉彩颜料，掌握釉性特点，在坚硬光滑的瓷胎釉面上，表现出绘画艺术的韵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末，刘雨岑画风精进，他的釉上粉彩追求清新、典雅、空灵，使他的花鸟画境更高妙，意更深远，趣味更昂然，从而使他的绘画艺术在中国花鸟画中占有一席之地。唐云曾就刘雨岑的花鸟画与江寒汀、张大壮的作品进行了对比，认为刘雨岑的花鸟生动、自然，运笔及设色无不精到，尤其诗词、书法、文化学养，没有不及江、张等名家之处。
刘雨岑在瓷画艺术上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和创新，晚年因不断有所成功而自称巧翁。他以清代花鸟画家恽南田、任伯年的没骨法，最终创立了“水点桃花”画法。即用含有色料的水笔，依次点染在相应大小的“玻璃白”底色上，既有传统填色的粉润效果，又具画意生动的韵味。用这种彩绘新工艺创作出的艺术作品，以清新雅丽的艺术效果而深受人们赞扬，为陶瓷艺术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此种技法后被其子刘平运用在设计“7501”瓷中，获得成功后便作为中南海用瓷，人们称它为“最后的官窑”。“文革”时期的1969年，他被批斗中精神失常，突发脑溢血而去世。
窗外的蝉声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瓷笔筒上，刘氏在落款后画了两方印：一为白文的“竹”，另一是朱文的“人”。据说刘氏上世纪50、60年代的作品，好用“竹”字印，他自己曾云：吾好竹，竹字写成印章好看，仅此而已。别人对此不知，常错认为“雨”字，其实此印与他姓名、字号无关。善于捕捉自然界一刹那的永恒，把真、善、美凝结成画，给人们生活带来无穷乐趣，刘氏无疑是位高手。瓷笔筒上的知了栩栩如生，窗外的蝉鸣声声入耳，真是一出绝妙的双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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