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官窑瓷器鉴别方法。
青瓷菱花式盘是南宋官窑瓷器，这件青瓷菱花式盘宛若一朵盛开莲花般的青瓷盘，口沿有著如同花瓣般细緻的边缘。因为釉汁往下流的关系，口沿釉层较薄而呈现浅褐色泽。釉色清澈匀润，色调柔和。盘子的底部平坦，带有圈足，圈足内有七个细小的支钉痕迹。用泥钉支撑瓷器进行烧製，能使釉汁较完整的包覆器身，这种特殊的支烧技法，因同样也使用于汝窑，故从中显示出产烧于浙江的南宋官窑和产烧于河南的汝窑之间可能具有的传承关系。
南宋官窑的窑厂位于浙江地区，瓷器的釉色多为偏蓝色调的青色，和浙江传统偏黄、绿的釉色有所不同。这种于南宋时期忽然兴起的釉色，推测也很可能传承自北方的汝窑。不同的是，汝窑的胎土颜色较浅，而浙江地区产烧的瓷器胎土则多偏黑色。除此之外，这件盘子釉层间透出像冰裂纹般的开片，内有淡黄色线条分佈其中，称为「冰裂鳝血」，是鉴别南宋官窑瓷器的方法之一。taoci52.com扩展阅读
元代龙泉窑青釉暗花菱花形盘
龙泉窑是继越窑之后兴起的又一个重要青釉瓷窑场。形成于北宋早期，衰落于清中期。北宋时期龙泉窑青釉瓷尚保留着越窑、瓯窑和婺州窑的遗风，釉呈浅青或青黄色，釉层薄而透明。南宋为龙泉窑发展时期，产品形成独特的风格。元初龙泉窑无论制作工艺还是釉色、造型和装饰都是南宋的继续，没有多大的变化，随着内外销的发展，产量的增加，窑场数量和生产规模空前绝后，窑址群超过宋代几倍，从大窑、金村、溪口等地，扩展到邻近地区，形成了一个以龙泉窑为中心的龙泉窑系，呈现出“瓯江两岸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舶来往如织”的繁荣景象。元代中期龙泉窑器物造型多样，而且还出现了不少新的品种，如菱形盘、高足杯、蔗段洗、环耳瓶、凤耳尊、荷叶盖罐、动物形砚滴等。
元代龙泉窑在装饰风格上继承了南宋龙泉窑的装饰方法，同时又有自身的特色。在胎釉工艺上，胎料中掺入了更多的紫金土，提高了胎料中铁的含量，在二次氧化的作用后，器物的露胎部分，呈现铁锈红色。釉层从薄胎厚釉的多层施釉改变为一次施釉， 釉色呈豆青、青黄色，豆青滋润如玉。装饰主要有划、印、贴、堆等，题材内容较为广泛，有各种花果、花卉、鱼纹、人物和吉祥图案等。
此时无论大小器物几乎都有花纹装饰。印花是元代龙泉窑运用最广泛的装饰手法，印花可分阳纹和阴纹两类，大多印饰于盘碗内底。如盘是龙泉窑产量较多的品种之一，器型普遍较大，30多厘米到40多厘米的盘常见，盘内壁和内底一般均有纹饰，如印牡丹、荷花、鱼等。金坛城基下出土9件青釉暗花菱花形盘，有的釉色为豆青色，釉层薄，乳浊滋润，圈足底心无釉，呈铁锈红色。内底印牡丹、折枝花卉，纹饰清晰，釉色翠绿润泽。
北宋龙泉青瓷和南宋龙泉青瓷区别
南宋青瓷是在北宋龙泉青瓷发展起来的，但是南宋龙泉瓷和北宋龙泉青瓷还是有区别的，北宋龙泉青瓷胎厚釉色薄，多开片；而南宋龙泉青瓷胎薄釉厚无开片，釉色种类也多了，瓷器烧造工艺更精致了。下面介绍一下北宋和南宋龙泉青瓷瓷器区别。
一、北宋时施石灰釉，釉层薄而透明，光泽较强。北宋早期产品胎薄而较白，施淡青釉，器物以盘、碗、壶为主，盆、罐等少见。这一时期的新产品有多管瓶、盘口壶、多叶瓶。
其中多管瓶、盘口壶壶盖一般饰花苞钮、花蒂钮为主。多叶瓶盖顶以鸡、狗等动物作钮为主。在釉色上，早期施淡青色釉，有泛黄现象。 北宋中晚期是龙泉瓷器发展的重要时期，中期多采用含硅和含铁量较高的瓷石作坯，胎色灰或灰白，亦有泛黄现象，釉层薄，釉面有光泽。胎体较为厚重，但造型规整，釉色由淡青转为青黄，产品多以生活用具为主，在装饰工艺上有刻花、划花和篦纹，图案有花卉、飞鸟、鱼虫和婴戏纹等。制作工艺上，北宋晚期开始采用圈足内放垫饼垫烧。中期以后胎呈灰或浅灰色，釉色青黄；装饰普遍使用刻花，辅以篦点或篦划纹，此外还有团花、波浪、蕉叶纹等纹饰。盘、碗内常刻团花和波浪纹，内填篦纹，外壁常划篦纹和直条纹。瓶、执壶腹部常见刻牡丹纹。图案花纹一般对称。
二、南宋以后施石灰碱釉，釉层厚，柔和淡雅。 南宋龙泉青瓷改进了釉料的配方，由原来的石灰釉变成石灰碱釉，使釉色出现粉青、梅子青、豆青、米黄、蜜蜡、鹅皮黄、乌金等色，其中黑胎青瓷呈色较深，墨绿色是黑胎青瓷特有的颜色。
1. 南宋龙泉青瓷改进了胎土配方，在瓷石中掺入适量紫金土，使氧化铝和氧化铁的含量增加，提高了抗弯度，高温下不易变形，使胎坯变薄，克服了"笨重粗厚"的缺点，使器物造型轻盈秀美。坯料仍用含铁量较高的瓷石作坯，胎壁普遍比北宋中晚期厚重。胎质不够致密，有较多的气孔。胎色呈灰或浅灰色。
2.纹饰以刻花为主，划花、蓖花少见。碗类出现葵口，有图章式的文字，如“河滨遗范”、“金玉满堂”等。
3.釉仍为石灰釉，薄而透明，有玻璃质感。
南宋梅子青瓷器鉴赏
梅子青是唐宋瓷器比较受青睐的釉色，而南宋梅子青瓷器工艺发展到鼎盛时期，后人对南宋梅子青瓷器鉴赏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总结一下瓷器收藏家对南宋梅子青特点的共识。南宋官窑梅子青釉与粉青釉同被誉为“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的顶峰”。
梅子青，在南宋时期是龙泉窑创造的杰出青釉品种，梅子青瓷器采用多次施釉法，釉层比粉青更厚，入窑后经高温强还原焰烧成，釉色莹润青翠，犹如青梅，故得名。北宋以及北宋之前的青瓷，施釉以薄挂为主，釉层多在1毫米以下，故釉色较淡，青、黄不一。南宋龙泉窑推广了薄胎厚釉技术，具有胎薄质坚、玲珑端巧、美观适用等特点的青瓷作品纷纷涌现，而梅子青则更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类。
南宋官窑梅子青特点南宋官窑梅子青瓷器特点是瓷器厚釉、大冰裂纹、白胎、色绿如脂，这是宋龙泉（官窑）梅子青的最基本特点，也是南宋梅子青瓷器鉴赏的基本方法。
烧制梅子青釉时对瓷胎的要求较高，釉料采用高温下不易流动的石灰碱釉，以便于数次施釉以增加釉层的厚度。在1250至1280摄氏度高温和较强的还原气氛下烧造，釉层厚而透明，釉质莹润，苍翠欲滴，色调可与翡翠媲美。因梅子青仅在南宋一朝烧造，存世较少，器形丰富多样，亦有仿古铜器和玉器造型的古雅之品，弥足珍贵，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价值，可以说梅子青的出现，为南宋官窑的制瓷技术与青瓷创造艺术，画上了不可磨灭的惊艳一笔。
南宋官窑之郊坛官窑的鉴别
郊坛官窑，即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但是由于后人对《坦斋笔衡》关于官窑记载的误解，陶瓷研究者一般把“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划分成含有3个窑口的广义概念，即指“忭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长期以来，不少中外学者对此种划分的科学性颇有质疑。因为此种分法是与宫中藏品相矛盾，无法与实物相印证。如“汴京官窑”窑址已为黄水淹没，成为历史悬案，故何为汴京官窑器也就无从探究，至于修内司官窑又因缺少窑址印证，对其存在与否，尚且争议颇烈，更谈不上对其器物之研究。而郊坛窑址，尽管发现多年，但学者们所持观点各异。三分法长期以来，既无理论基础，又无实物印证。不过人云亦云，莫明究竟。
宫中传世官窑瓷器，经研究均属于浙江青瓷系统，无法区分南北。曾有试从烧造方法上进行划分，认为北宋的“汴京官窑”瓷器多系支烧，南宋的郊坛官窑系多为垫烧。其实，这两种烧法，均为郊坛官窑所采用，从其遗址发掘情况分析，厚胎薄釉者为支烧，而薄胎厚釉者，则采用垫烧。或曰，以支烧为早，垫烧为晚，此说也不能成立。因为不同的烧造方法是根据不同的器物而定的。底径大而薄者，往往还采用支、垫结合的办法。所以，两种方法绝没有时间的早晚之分，更不能以此划分南北官窑。据文献及考古得知，宫藏传世官窑瓷器中，除官窑瓷器外，“汴京官窑”是不存在的，它实为官汝窑;而所谓“传世哥窑”实为修内司官窑。而只有郊坛官窑的发掘物与宫藏官窑器相符。由此证实，所谓的“五大名窑”之中的“官窑”就只能是南宋的郊坛官窑，别无它属。
郊坛官窑是继修内司窑以后设立的第二座官窑，其窑址在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就已经被发现，50年代浙江省文管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198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迹及窑炉一座，取得有较丰富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发掘物与故宫博物院藏官窑瓷器相符。
发掘证明，郊坛官窑烧制器物可分两大类;一类属于生活用器，有碗、盘、碟、盒、盆、罐瓶等;另一类为陈设用瓷，主要是仿周汉的鼎、鬲、簋、奁等形式的香炉，琮式的瓶、觚、尊、贯耳壶、花口壶、花盆等。两类相比，以烧制生活用瓷为主。然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官窑瓷器中，却以陈设用瓷居多。这可能因为日用瓷损坏率较高，陈设用瓷损坏率较低的缘故。从瓷器胎与釉的厚薄对比而言，有厚胎薄胎厚釉两类。一般讲碗、盘、蝶杯等小型器皿薄胎者居多。觚、炉、瓶、花盆等较大较高的器物则以厚胎者居多，瓷胎的色泽以灰色为基本色调，其胎是以瓷石羼入少量紫金土配制而成。釉色以青为主，基本上可分为粉青、灰青、米黄三种色调，是以植物灰及石灰、长石、高岭土、石英等原材料配制的石灰碱釉，这种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温时粘度较大，即在高温下不易流釉，因而釉层可以施得厚些，使器物外观显得较饱满。薄釉一般施一次釉，施釉后以支烧具垫于器底，装入匣钵内烧制。器身全部满釉，仅留有支钉痕。厚釉瓷器大部分是垫饼烧，施釉在2次以上，多者达4次，装烧时往往将圈足底部釉层刮掉，在垫上垫饼，釉层不致粘连而报废。官窑瓷器开片纹形成是由于高温条件下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致。这说明，开片纹的产生是瓷器在窑中烧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一般讲，薄釉和厚釉产品开片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薄釉器开片纹细密者多，厚釉器的开片纹粗稀者多。
郊坛官窑，顾名可知是在建坛以后建窑的，上承修内司。《宋史.高宗本记》载：“(绍兴十三年)三月已亥，造卤簿仪仗。乙已，建社稷坛。丙午，筑圜丘。”那么，郊坛官窑始建年代当晚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但其下限年代尚缺文献与考古资料佐证，故其烧造史姑定在绍兴十三年稍后以至更晚的绍兴年间(1143年——1162年)。
南宋官窑青釉洗
洗是文房用品之一，而南宋官窑青釉洗都比较精致素雅，历来受到文人的喜爱，文人追求南宋官窑青釉洗的开片，小器开大片之美感。
南宋官窑青釉暗龙纹洗
青釉暗龙纹洗是南宋郊坛官窑的瓷器，高5.6厘米，口径19.5 厘米，足径12.3厘米。洗壁垂直微向外撇，平底，圈足宽而浅。通体灰青色釉，青翠如玉，釉汁肥厚凝重，釉面布满了自然天成、纵横交错的开片。洗口部镶铜口，圈足露胎呈褐色，紫口铁足的特征十分明显。
官窑青釉暗龙纹洗内底印有一条苍龙，其形象矫健勇猛，笔触细微，但由于釉汁太厚，只有高光下才能显现，更增添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之感。此洗釉色纯正，造型古朴、大方，为官窑典型器物，并且印有龙纹，较为罕见。南宋官窑青釉圆洗
官窑青釉圆洗，宋，高6.4cm，口径22.5cm，足径19cm。
洗敞口，器身近直，洗里坦平，圈足矮宽，底部边沿露胎无釉。造型端庄典雅。通体施青釉，釉呈粉青色，纯净莹澈。釉面上，金丝般的开片纵横交织，片纹间又闪现出条条冰裂纹，优美和谐。
这件宋代官窑圆洗是宋时宫廷御用器，在造型、工艺及装饰技巧方面都十分考究，尤以釉色及片纹突出。在釉层较薄的器口或未被釉层遮盖的器底部分，形成“紫口铁足”，使器物愈显古朴庄重。
清代乾隆皇帝尤为喜爱，曾为此洗拟诗一首，由皇家玉作匠师以楷书镌刻于洗之外底。诗曰：
修内遗来六百年， 喜他脆器尚完全。
况非髻垦不入市， 却足清真可设筵。
讵必古时无碗制， 由来君道重盂圆。
细纹如拟冰之裂， 在玉壶中可并肩。
下署“乾隆御题”。官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有北宋官窑、南宋官窑之分。宋顾文荐《负喧杂录》记“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据此可知，北宋后期在汴京(今河南开封)设立官窑，现称“汴京官窑”，亦称“北宋官窑”，具体窑址至今尚未发现。宋高宗南渡后，在临安(今杭州)另立新窑，为南宋官窑。南宋官窑有二：一是“修内司官窑”，也称“内窑”，窑址在杭州市凤凰山下;二是“郊坛官窑”，位于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亦称“乌龟山官窑”。
官窑烧造工艺
官窑青瓷的烧造追求玉质感，先低温素烧坯，后施三至四道釉，釉厚如堆脂，再经高温烧成，制出薄胎厚釉青瓷，釉质如美玉一般光亮莹润，釉面上显露纵横交织的开片纹，有说不尽的奥妙。由于青瓷胎料中含铁量高达3.5％至5％，致使器物的口缘釉薄处呈露灰紫色，圈足底端刮釉露胎处亦呈黑褐或深灰色，形成“紫口铁足”的特点。这也是官窑器物的明显特征。官窑瓷器胎土呈黑灰至黑褐色，胎较薄，施釉较厚，釉有粉青、炒米黄等多种色泽；器型除盘、碗、碟、洗等外，仿商周秦汉古铜器及玉器者甚多。
老窑瓷：南宋官窑的鉴别
1、修内司
近年来，对宋代官窑的研究，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南宋的郊坛官窑遗址陆续发现而有了较大的进展。对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研究，因缺乏窑址印证与古文献核实而众说纷纭。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性质及产品特征的认识，也就含混不清了。
北宋的“汴京官窑”与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窑址虽然均未发现，但两者是不同的。关于修内司官窑的产地、时代、沿革及其器物的特征，在《坦斋笔衡》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此书还指出郊坛新窑与旧窑(修内司)相比，“大不侔矣”。
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北宋始置，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诏将作监并归工程，修内司兼统宫廷窑务烧造的瓷器。据文献可知，修内司窑早于郊坛窑，其烧瓷史是短暂的，又因官窑保密，弃窑时作掩迹处理，因此，其窑址至今未能发现。
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北宋亡于宣和末年(1126年)，其间高宗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至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才安居下来。其颠簸长达12年之久(靖康元年至绍兴七年)。绍兴十三年(1143年)置建郊坛，高宗作为天子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17年间的祭奠(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三年)在建坛前，特别是杂建坛后，宫中用瓷器出自何处?来自旧京是不可能的。北宋亡后宫廷珍宝重器均被金兵掠夺一空。高宗辗转逃亡中，不可能把官窑瓷器携至江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有详实记载。所以在这12年中，皇家需采取临时应急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应是这一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简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说明初建郊坛祭典时，由于缺少铜质礼器，只能以当地生产的青瓷器与竹木器取而代之。根据《宋史.高宗本记》可知，在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的5月、9月和11月也曾举行过3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亦是陶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三(1143年)以前，祭典用瓷以及定都后宫廷用瓷，都需置建官窑烧造，这个官窑应即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官汝窑、官钧窑遗址得以发掘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宫中的传世物为依据而取证的。在宫藏宋代官窑瓷器中，除官汝窑、官钧窑及郊坛下官窑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至今未能找到其窑口。其实它的窑口就是修内司官窑。
关于修内司官窑的记载以叶置的《坦斋笔衡》个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为最早，以明除草昭的《格故要论》最为明晰具体。其它明清典籍中说瓷者盖源于此。《坦斋笔衡》关于修内司窑产品的特征以及建窑始末的记载是明确的。《格古要论》承叶、顾之说，并作重要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段文字极为重要，它实际上道出了“传世哥窑”的本色。不言而喻，只有“传世哥窑”才具备曹昭上述所描述的修内司官窑的特点。“传世哥窑”接近粉红色釉者，如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葵瓣洗;淡如米黄者，故宫博物院所藏居多，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故宫博物院所藏双鱼耳最为典型。
《格古要论》在提及哥窑时云：“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因为哥窑与修内司窑为两个不同的窑口，故曹昭是分别描述的，它们貌虽相似，其实有别，所以其后的《遵生八签》据此有云：“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这是明确指出了两者不同的“官”、“私”性质。又早在50年代，龙泉大窑发掘结果表明，宫中“传世哥窑”非龙泉大窑所烧。换言之，它不是名副其实的“哥窑”。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的造型，是按宫廷需要设计的，如常见的三足炉、鱼耳炉、乳钉五足炉、双耳五足炉、觯式瓶、胆式瓶等陈设礼器之类，俨然宫廷式样。这充分说明，“传世哥窑 ”为烧制宫廷用瓷官办瓷窑，实物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印证相符。哥窑与龙泉哥窑，两者是有其区别的。
1995年4月10日《光明日报》登载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窑今何在》一文。该文以文献及遗址存实物为依据，有力地证实了修内司窑的的存在及其窑址所在地。文章作者据文献记载的南宋修内司遗址附近的杭州市内的古中河南段通江桥西侧，拣得两块瓷片，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双鱼耳炉完全一致。之后，又在古中河南段圣安桥(今上仓桥，此处属南宋皇城御街，与六部相邻)，拣得3个齿状的圆形支钉一件，其齿形支钉与垫饼系用1中泥料烧制而成。窑具的出土，揭示了该处是一窑址所在地或距窑址很近的所在。此处地在凤凰山下、万松岭东麓，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窑的地理位置一致。1993年9月，笔者又专程到杭，目睹了难得可贵的香炉残片和窑具，同时，又承蒙两位作者陪同在赶往现场调查，很荣幸又获得类似宫中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即修内司官窑器的残足一片，再一次证实了修内司窑的存在，这些发现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轻易否定。
修内司官窑的支钉制作精工规整，而郊坛制作粗糙，尽管它们都是模印而成的。郊坛官窑的圆饼厚度一般为0.06厘米，3个支钉间距往往不相等，又因圆饼较厚，为了脱模方便，故上小下大的坡度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支钉与圆饼是用两种泥料拼烧而成。修内司圆饼的厚度仅0.3厘米，因圆饼较薄，故几乎没有上下下大的坡度。
由文献可知，修内司窑为权宜只举，只为供应南宋建都前的祭典用瓷及宫中用瓷而设，其烧瓷史是短暂的。据宋史记载，绍兴二年置建修正局，主管土木营缮之事，修内司主观窑务当在此时。郊坛建于绍兴十三年，故郊坛窑的建立最早当在绍兴十三年以后，这也即是修内司窑之下限。据此推理，修内司窑时代，当在绍兴二年(1132年)至绍兴十三年(1143年)之间稍后的一段时期。
2、郊坛窑
郊坛官窑，即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但是由于后人对《坦斋笔衡》关于官窑记载的误解，陶瓷研究者一般把“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划分成含有3个窑口的广义概念，即指“忭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长期以来，不少中外学者对此种划分的科学性颇有质疑。因为此种分法是与宫中藏品相矛盾，无法与实物相印证。如“汴京官窑”窑址已为黄水淹没，成为历史悬案，故何为汴京官窑器也就无从探究，至于修内司官窑又因缺少窑址印证，对其存在与否，尚且争议颇烈，更谈不上对其器物之研究。而郊坛窑址，尽管发现多年，但学者们所持观点各异。三分法长期以来，既无理论基础，又无实物印证。不过人云亦云，莫明究竟。
宫中传世官窑瓷器，经研究均属于浙江青瓷系统，无法区分南北。曾有试从烧造方法上进行划分，认为北宋的“汴京官窑”瓷器多系支烧，南宋的郊坛官窑系多为垫烧。其实，这两种烧法，均为郊坛官窑所采用，从其遗址发掘情况分析，厚胎薄釉者为支烧，而薄胎厚釉者，则采用垫烧。或曰，以支烧为早，垫烧为晚，此说也不能成立。因为不同的烧造方法是根据不同的器物而定的。底径大而薄者，往往还采用支、垫结合的办法。所以，两种方法绝没有时间的早晚之分，更不能以此划分南北官窑。据文献及考古得知，宫藏传世官窑瓷器中，除官窑瓷器外，“汴京官窑”是不存在的，它实为官汝窑;而所谓“传世哥窑”实为修内司官窑。而只有郊坛官窑的发掘物与宫藏官窑器相符。由此证实，所谓的“五大名窑”之中的“官窑”就只能是南宋的郊坛官窑，别无它属。
郊坛官窑是继修内司窑以后设立的第二座官窑，其窑址在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就已经被发现，50年代浙江省文管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198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迹及窑炉一座，取得有较丰富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发掘物与故宫博物院藏官窑瓷器相符。
发掘证明，郊坛官窑烧制器物可分两大类;一类属于生活用器，有碗、盘、碟、盒、盆、罐瓶等;另一类为陈设用瓷，主要是仿周汉的鼎、鬲、簋、奁等形式的香炉，琮式的瓶、觚、尊、贯耳壶、花口壶、花盆等。两类相比，以烧制生活用瓷为主。然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官窑瓷器中，却以陈设用瓷居多。这可能因为日用瓷损坏率较高，陈设用瓷损坏率较低的缘故。从瓷器胎与釉的厚薄对比而言，有厚胎薄胎厚釉两类。一般讲碗、盘、蝶杯等小型器皿薄胎者居多。觚、炉、瓶、花盆等较大较高的器物则以厚胎者居多，瓷胎的色泽以灰色为基本色调，其胎是以瓷石羼入少量紫金土配制而成。釉色以青为主，基本上可分为粉青、灰青、米黄三种色调，是以植物灰及石灰、长石、高岭土、石英等原材料配制的石灰碱釉，这种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温时粘度较大，即在高温下不易流釉，因而釉层可以施得厚些，使器物外观显得较饱满。薄釉一般施一次釉，施釉后以支烧具垫于器底，装入匣钵内烧制。器身全部满釉，仅留有支钉痕。厚釉瓷器大部分是垫饼烧，施釉在2次以上，多者达4次，装烧时往往将圈足底部釉层刮掉，在垫上垫饼，釉层不致粘连而报废。官窑瓷器开片纹形成是由于高温条件下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致。这说明，开片纹的产生是瓷器在窑中烧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一般讲，薄釉和厚釉产品开片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薄釉器开片纹细密者多，厚釉器的开片纹粗稀者多。
郊坛官窑，顾名可知是在建坛以后建窑的，上承修内司。《宋史.高宗本记》载：“(绍兴十三年)三月已亥，造卤簿仪仗。乙已，建社稷坛。丙午，筑圜丘。”那么，郊坛官窑始建年代当晚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但其下限年代尚缺文献与考古资料佐证，故其烧造史姑定在绍兴十三年稍后以至更晚的绍兴年间(1143年——1162年)。
南宋龙泉窑青瓷凤耳瓶
这件青瓷凤耳瓶，颈部细长，腹部是直筒形，口沿如盘子般向外张开，两侧装饰凤形耳，器形端正大方，是南宋时期龙泉窑的作品。
南宋时，日常使用的陶瓷器有青瓷、白瓷、黑瓷等各种不同种类，龙泉窑瓷器可说是其中的主流。龙泉窑位于浙江南部，瓷场分佈广，产品种类多，在许多宋、元时期的墓葬以及窖藏中频繁出现，在海外的贸易遗址也常有发现，南宋之后，龙泉窑更成为供应海内外瓷器需求的重要窑场。
长颈盘口瓶在北宋汝窑、南宋官窑中相当常见，是官方喜爱的瓷器样式。龙泉窑则喜爱在长颈两侧加上鱼形耳或凤形耳。这件凤耳青瓷瓶的双耳表面装饰有印纹，纹路细緻，凤纹的头部以及翅膀羽毛清晰可见。釉色粉青，莹润光亮，匀淨无瑕，与两件典藏于日本，由天皇命名为「千声」和「万声」的青瓷凤耳瓶相同，都是龙泉窑中最精美绝伦，令人讚歎的作品。
南宋官窑指的是哪里的瓷器窑场
南宋官窑瓷器主要指的是青瓷，真正的官窑瓷器由北宋开始，南宋官窑开始于宋室南迁，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官窑瓷器有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的修内司窑，以及「比旧窑大不侔矣」的郊坛下窑，这两个窑口就是南宋官窑瓷器的代表。
南宋官窑遗址包括郊坛下窑和老虎洞窑两处，是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郊坛下窑南宋官窑瓷器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最早被发现的南宋官窑古窖址之一。1956年，浙江省文管会在窑址南部进行过局部发掘。1985—1986年，南宋临安城考古队对窖址进行了全面考古发掘，发掘出了作坊遗迹和一座龙窑，以及大量的瓷片、窑具等实物标本。龙窑又称为“长窑”，是我国南方比较常见的窑炉形式，最早出现于商代。龙窑一般依山而建，利用山的自然坡度砌筑，形体狭长。它按结构分为窑头、窑室和窑尾三段，由于头低尾高，当窑火点燃时，似一条俯冲的火龙，故称为“龙窑”。
这个龙窑斜长40.8米，宽约1.8米，头尾高差7.2米，窑体高度不超过两米，全部用砖坯砌筑。窑头为火膛，用来点火；窑室放置待烧的器物；窑尾为出烟口。窑的两侧筑有窑墙，墙中开了8个窑门，用于装窑、出窑。窑体两侧各开有一排投柴孔，有来分段添加燃料。
青瓷烧窑时，先在窑头点火烧窑，待第一段投柴孔下的坯体接近烧熟时，窑头停止烧火，改到投柴孔投柴烧窑。由此逐段往上烧，烧到窑尾结束。据说龙窑装烧量大，升温降温迅速，适宜烧制青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