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釉瓷器的鉴别。
红釉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北宋初年，但真正纯正、稳定的红釉是明初创烧的鲜红；到嘉靖时，又创烧了以铁为呈色剂的矾红。鲜红为高温色釉，矾红为低温色釉。
红釉的种类很多，除鲜红外，由已浓淡而严变为各种不同的品种。深者有宝石红，朱红、鸡血红、积红、抹红等。抹红带黄色的又叫杏子衫，微黄的又叫珊瑚釉，此外还有桔红和枣红。淡的一般称粉红，带灰色的叫豇豆红，灰而又暗的叫乳鼠皮；胭脂红也是粉红的一种。粉红中最艳丽的叫作美人醉。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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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釉的介绍
绿釉 含氧化铜的石灰釉，在还原气氛中呈红色，在氧化气氛中则呈绿色。我国传统的绿釉和绿彩都是以铜作着色剂，属于铜绿釉。
我国在汉代就已用铜作着色剂烧铅绿釉，宋时瓷器上的绿釉已较普遍。但是，在明代孔雀绿烧成熟以前，所有的绿釉都呈深暗青绿色，没有达到亮翠的程度。所以，成功的绿釉都是明清时期的产品。如高温绿釉中的郎窑绿，苹果绿，低温绿釉中的孔雀绿、瓜皮绿和秋葵绿等等。
孔雀绿 孔雀绿亦称“法翠”，也叫翡翠釉或吉翠釉。釉色有深浅二种；深者色葱翠，釉内有细碎片纹，而且衬有酱白釉底，釉色鲜明艳丽；前者主要在彩釉中配合使用，如茄皮紫等釉器，常加上孔雀绿。若将孔雀绿敷盖于青花上，则青花色调变黑，颇有宋代磁州窑孔雀绿黑花的效果。
孔雀绿是一种以铜为着色剂的低温色釉，宋、元时期的民窑创烧，最早见于宋代磁州窑。明成化时，景德镇开始在瓷器上摩烧单一的孔雀绿釉。其烧造方法有两种：一是以素胎直接挂釉烧制，釉面易开片剥落；一是在白釉器上罩釉烧成，釉面剥落者少。
松石绿 松石绿又叫秋葵绿，是清雍正时期创烧的绿釉新品种。现代配方系用硫酸钡、碳酸钙、硼酸等配制而成。其呈色为淡黄色中微微发绿，与绿松石色泽相似，故名“松石绿”。
霁红釉、宝石红釉、积红釉、醉红釉都是它，这红真漂亮 ...
清乾隆 霁红釉水丞
霁红釉，以铜为主要呈色剂，釉色红艳，有永宣鲜红釉和康熙红釉风韵，釉凝厚均匀，颜色纯正，青出于蓝而青于蓝。釉面密布细小的棕眼，色调深红，似暴风雨后晴空中的红霞，故称“霁红”。霁红釉盛于康、雍、干三代。康熙霁红色泽厚重，不甚均匀，釉边不齐。到雍、干时，呈色稳定，釉面有桔皮纹和棕眼；边釉整齐，呈失透状。
成熟的铜红釉烧成于明代永乐时期，因为色泽纯正鲜艳，被称为“鲜红”，改变了过去红色极不稳定的局面。宣德时期，又在永乐鲜红的基础上创烧出著名的祭红釉，因常作祭祀用品而得名。据文献记载，祭红“釉色以西红宝石为末，烧成之后，殷红灼烁，宝光耀目”，又称宝石红或霁红（雨过天晴之霞霁）。铜红釉瓷器到明代嘉靖时期失传，改用低温矾红彩，呈砖红色。直至清初康熙年间，郎廷极督烧官窑时，复烧成功，世称“郎窑红”。
清乾隆 霁红釉瓶
说明：直口，长颈，溜肩，圆腹，圈足，外壁施霁红釉，釉色均匀浓丽，内壁施白釉。
器形端正典雅，线条优美起伏。底足内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清乾隆·霁红釉玉壶春瓶
说明：玉壶春瓶创烧于北宋时期，原为酒器，后因其线条优美，适于陈设欣赏，而受世人偏爱。
瓶型承宋代式样，敞口，束颈，圆鼓腹下垂，高圈足外撇，造型秀美典雅。器口、内壁及外底满施白釉，釉汁洁白润泽，外壁尽施霁红釉，釉色红艳亮丽，有永宣鲜红釉和康熙红釉风韵，而施釉之均匀，颜色之纯正，超过前朝。底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整器烧造精良，素肌玉骨，浑然天成，为乾隆霁红釉玉壶春瓶之难得精品。
清雍正 霁红釉蒜头瓶
说明：瓶口内敛呈蒜头状，细长颈，垂鼓圆腹，高圈足外撇。外壁通体施高温铜红釉，釉色匀净滋润，明艳动人，有细致的橘皮纹，足内施白釉，略泛青，明润透亮，青花书双圈六字双行楷书「大清雍正年制」，字体端正瘦硬。
蒜头瓶器形来自秦汉青铜器，明代嘉、万历年间青花、五彩瓷器喜此造型，雍正朝御窑师古以开新，所制蒜头瓶器形最为秀逸合宜。此红釉蒜头瓶釉色鲜红，宝光尽现，与乾隆后色彩的祭红釉不同，故是在康熙豇豆红、郎窑红的成功烧制基础上，成熟掌握稳定的铜红釉烧成技术之时期的代表作。
清乾隆·霁红釉高足盘
说明：此盘敞口，高足，足身有凸起弦纹。全器光素无纹，盘内壁施白釉，光洁莹润，底足内亦施白釉，内以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单行篆书款。盘外口沿留白，外壁施以红釉，其釉水肥厚，发色艳丽。整器庄重典雅。
清雍正·霁红釉对碗
说明：此对碗造型饱满规整，周正大方，所敷施红釉釉水腴润，匀净莹亮，宝光四射，釉面见有橘皮纹。圈足所见胎骨致密，足端滚圆如泥鳅背，内里与底部均施白釉，温润微泛淡青之色。底部以青花书写双圈六字年号楷款，笔道精练有神，彰显出一份雍正御瓷独特细腻的艺术风格。
清雍正·霁红釉画缸
说明：此缸圆口内敛，鼓腹，圈足。内壁及足底施白釉，釉色润白。外壁施红釉，色如宝石，鲜艳亮泽。底落“大清雍正年制”六字 三行楷书青花款，为文房案头之雅器。
本品即为同时期唐窑霁红之代表，造型尊贵典雅，曲线优美怡人，霁红一色宝光内蕴，纯正妍丽，为雍正霁红水平之典范。
清乾隆·霁红釉敞口杯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说明：此杯撇口、斜弧腹、圈足、器型规正，胎薄质坚。造型端庄大方，凝重中见灵巧，体积、轻重适度，稳贴合手。釉色鲜红，明丽娇美，玲珑俏雅，毫无祭红釉容易出现暗红发黑之色，为祭红釉中的绝美之品。
清·霁红釉小水丞
说明：此件水丞造型别致，呈鱼篓形，小巧可人，适宜携带。外壁施祭红釉，釉色腴润艳丽，红莹浓丽。内施青白釉，足际无釉，底部楷书“大清康熙年制”三行六字款，品相良好，值得收藏。
清乾隆 霁红釉小扁吉瓶 （一对）
釉里红和青花釉里红
清雍正青花釉里红云龙天球瓶
“大清雍正年制”楷书款 口伤
尺寸: 高51cm
估价: RMB 280-380（万元）
成交价: RMB 1045.00（万元）
在近年香港佳士得、苏富比瓷器玉器古董珍玩拍卖会上，釉里红瓷器拍卖价格不断攀升，精品釉里红瓷器往往超过百万元，2000年上海国拍秋季拍卖会及2001年北京翰海春季拍卖会上，两件不同的清雍正青花釉里红云龙天球瓶更是以662万元人民币和1045万元人民币，分别刷新了国内瓷器拍卖的最高价，其升值速度让国内外瓷器藏家瞠目。今年秋季拍卖会北京翰海拍卖公司又推出一件清雍正青花釉里红穿花龙玉壶春瓶，估价在600-800万元人民币。究竟釉里红瓷器有何独特之处，让众多藏家竞相追捧？
釉里红，瓷器釉下彩品种之一，以铜红料为着色剂在瓷胎上绘画纹饰，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铜只有在还原气氛中才呈现红色，因此釉里红瓷器的烧制对窑室中气氛要求十分严格，烧成难度大，成品率低。元代景德镇窑开始烧制釉里红瓷器，色彩不够纯正，发色偏黑，花纹晕散，模糊不清，说明当时对铜彩料的烧成气氛不能有效控制。因此元代的釉里红器产量低，流传至今的数量不多。明初洪武时期，釉里红瓷器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元代特征，红色晕散，不太鲜艳。永乐时期，鲜红釉声名显赫，然釉里红器则极为鲜见。本世纪80年代，景德镇中华路、公馆岭地段在永乐前期与后期的地层中出土了一些釉里红标本，其中有永乐元年、四年款识，从这些标本的外观看，铜红料烧失的情况比较严重，可见烧制釉里红比铜红釉难度更大。宣德时期，釉里红烧制很成功，能依据画面的需要自如描绘。这时期还有以白釉剔花填红料作纹饰，烧成后图案凸出白色釉面的方法，呈色鲜红。清乾隆年唐英编《陶冶图编次》称这种方法为“宝烧”。可知宣德时期对釉下铜红烧制掌握得比较纯熟，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宣德以后，釉里红数量锐减，但是成化时期的产品呈色浓艳鲜亮。弘治时期，釉里红泛灰黄色；正德则过于灰暗。嘉靖时虽亦有传世品，但红色烧失的现象比较严重。清康熙朝恢复釉里红的烧制，釉里红发色比明代有所提高。雍正时是烧制釉里红最为成功的时期，呈色稳定，色调红艳。特别是青花和釉里红施在同一器上的“青花釉里红”更为突出。因二者烧成气氛不一致，能达到两色都鲜艳的，只有雍正一朝。典型器如北京博物院藏桃果高足碗，青叶和红桃两种色泽都十分鲜艳。乾隆时的釉里红有深浅不同的层次，除白地外，尚有豆青地、天蓝地、黄地、浅绿地等。
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故宫博物院藏，通高41cm，口径15.5cm，足径18.5cm。罐直口，短颈，溜肩，鼓腹，圈足，砂底无釉。胎体上薄下厚，胎质细腻，青花色彩浓艳，釉里红略暗。附狮钮盖。此罐1965年出土于河北省保定市元代窖藏，为近似的两件之一，是元瓷中的珍品。
釉里红缠枝牡丹纹执壶，故宫博物院藏，高32cm，口径7.3cm，足径11cm。明洪武时期的釉里红瓷器多为大盘、大碗、大罐、玉壶春瓶、梅瓶、执壶等大件器物，纹饰以各种缠枝、折枝和串枝花卉为主，此外还有松竹梅、庭院芭蕉及龙凤等纹饰。此时期的釉里红发色不甚鲜艳，多为红中偏灰黑的色调，此壶发色较为鲜艳纯正，是一件难得的珍品。
釉里红松竹梅纹玉壶春瓶 故宫博物院藏，高33cm，口径8.8cm，足径11.3cm。此件玉壶春瓶继承元代釉里红的烧制技术，红呈色较纯正，纹饰清晰，是明初景德镇釉里红之佳作。
青花釉里红
青花釉里红，瓷器釉下彩品种之一，是青花、釉里红两色同施于一器的装饰方法。由于青花着色剂是钴，釉里红着色剂是铜，二者性质不同，烧成温度以及对窑室气氛的要求也有差异，因此两者施于一器，而且红、蓝呈色均恰到好处并非易事。青花釉时红始于元代。河北保定曾发现过元代的青花釉里红瓷器，这是我国最早的青花和釉里红相结合的品种。明代景德镇御器厂遗址曾出土永乐时期的青花海水红龙纹把盏，并有宣德时期的青花这次里红器标本。成化时期的青花釉里红器极为罕见，但偶有佳作。正德以后青花釉里红器比较少见，清代康熙时又发展起来，传世品中有康熙十年、十一年、十二年“中和堂”款器物，多以青花绘亭台、树干，以釉里红绘花朵，两种色调特别是釉里红呈色稳定，色泽比较浅淡。雍正时期的青花釉里红是真正的的成功之作。唐英《陶成纪事碑》载，“釉里红器皿，有通用红釉绘画者，有青叶红花者”，即指青花画叶，釉里红绘花（果）的青花釉里红品种。乾隆时期的青花釉里红调同样稳定鲜艳，釉里红有深浅不同的层次。除白地外，尚有豆青地、天蓝地、黄地、浅绿地等品种。如浅绿地青花云波釉里红龙纹双耳扁壶，下部绘青花海水波涛，腹部绘釉里红正面龙戏宝珠和青花云纹。此外还有青花加紫，即在青花器上点缀少量釉里红，这也是青花釉红品种之一。
清 青花釉里红海水云龙纹天球瓶(一对)
尺寸: 高45cm
估价: RMB 12-18万元
云南文化艺术品拍卖中心 2001年11月
清雍正青花釉里红穿花龙玉壶春 “大清雍正年制”楷书款
尺寸: 高35.3cm
估价: RMB 600-800万元
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
2001年12月
清乾隆青花釉里红海水祥云纹九龙梅瓶
《大清乾隆年制》款
尺寸: 34.4cm
估价: HK$ 500-600万元
成交价:HK$ 444.48万元
苏富比国际有限公司
2001年5月
窑醉瓷红 红釉瓷器介绍
窑醉瓷红 红釉瓷器介绍
红色象征喜庆、欢乐和吉祥，它是中华民族最喜爱的一种颜色，如果将瓷器与红色融合到一起，那便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内涵的最好诠释。青瓷、白瓷、粉彩、青花，中国的瓷器种类繁多。不同朝代的帝王对瓷器的喜好也有所不同,而有一种瓷器却一直被历代皇家贵族所推崇和关注,那就是红瓷。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有一件豇豆红釉太白尊，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小口微撇，红釉中散发着嫩绿斑点，腹部暗刻有三团螭纹。这件太白尊造型轻灵秀美，色调淡雅宜人，因釉面上点缀着深红色斑点，就象刚采摘的红豇豆的颜色，所以得名“豇豆红”。
中国人对红色的偏爱的民族心理十分久远，其渊源可追朔到古代对太阳神的崇拜。中国的太阳神为鸟形，它的形象是红色的太阳中有一只三足的鸟，古人相信火是“日之气”，太阳和火对人类的生存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们不仅带来光明和温暖，太阳促使万物生长，火能烧熟食物和驱避猛兽，而太阳与火的色彩都是红色，因此崇日，拜火必然与红色相关联，，春秋战国时的楚人，他们认为自己是炎帝的远裔，火神祝融的嫡系子孙，他们崇日、拜火，因此尚赤。《墨子.公孟》记载：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治其国，其国治。绛衣博袍就是红色的宽袖大袍。不仅在史书上，从出土的楚地漆器、丝绸和服饰都可以看出楚人尚红的特点。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知宴说：“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的物质文化和古代的艺术品上用红色是比较早的，我们这个民族，我发现很早以来对红就深深的热爱着，西汉时期战士穿的战袍，还有穿的荷衣，另外作为礼器和高贵的生活用器——漆器，漆器上面很多很富有想象力，很有活力的彩色图案，也用红色，所以在中国历代的瓷器里边，红釉瓷器的声誉都是比较好的，人们都是以很赞扬的心情来欣赏红釉瓷器。
虽然瓷器的发现时间很早，但红釉瓷器的出现却比较晚。人们一直想把这美丽的颜色呈现在瓷器上，可就是这一抹火红的色彩，曾经是陶瓷史上的一个难题，它的演变呈现出中国制瓷人一千多年的探寻之路。北宋晚期河南禹县的钧窑窑工在1300摄氏度的高温下终于烧出了举世著名的钧红，钧红的呈色虽属红釉范畴，但它只是在青色釉面上表现出块状或放射状的红色与紫红色，并非通体纯一的红色。纯正的高温红釉瓷器是在元代景德镇烧制成功的，红釉瓷器以颜色鲜红为上品，然而这种瓷器对烧制温度要求非常严格，当时没有温度计，窑工只能凭眼睛来判断窑火的温度，严格的温度限制，这使得红釉瓷器的烧制非常困难，所以在元代烧制成功的红釉瓷器数量十分稀少。古陶瓷专家叶喆民“红釉难烧，有时烧不好它就没有颜色了，就烧飞了，没有颜色了，有的颜色变成酱色了，咖啡色的那种。主要是烧窑的时候，一定要很好地还原焰才成了，，还原焰有很强的，也有一般的，还有弱的。它的难度就在这里。
红釉瓷在明代初期有了较快的发展，烧制出的红釉瓷器的比元代有所增加，专家认为这一时期，红釉瓷器之所以发展迅速，主要与明太祖朱元璋有关，首先红色在五行学中指南方，朱元璋是在南方发迹的，其次朱元璋姓朱，而朱就是红色，洪武的年号又跟红谐音，再加上朱元璋曾经参加反元的红巾军，所以导致他对红色乃至红色瓷器都非常喜爱，而他的这种喜好也一直延续到了明朝后来的几位皇帝身上。
据记载，公元1430年左右,宣德皇帝上任不久，就下令景德镇御窑场烧制红瓷，几个月里景德镇彻夜通明，但烧出来的红瓷都没有达到皇帝的要求，为此宣德皇帝龙颜大怒，严厉的惩治了当地的督窑官，不少窑工也为此赔上了性命。后来一位窑工的女儿，为救自己的父亲，竟跳入窑中，以身祭窑，终于烧出一种犹如鲜血般的红色瓷器。人们说是窑工女儿的鲜血染红了陶胚，因此就把这种鲜红的釉色叫做“祭红”。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却从侧面说明了祭红釉瓷器的珍贵。
这件鲜红釉描金云龙纹碗便是宣德时期祭红瓷的代表，它通体施红釉，口沿一周呈白色，内外壁均以金彩，描绘二龙戏珠纹。可以想象当初金彩与鲜红釉交相辉映的不凡气度。
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这件红釉盘，高4.2cm，口径20cm。它通体施红釉，盘撇口，弧壁，圈足，圈足内施青白釉，外底署青花楷体“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款，外围青花双线圈，此盘造型规整，胎薄体轻，釉色纯正，也是宣德红釉瓷中的精品。
明宣德皇帝去世后，祭红瓷器就停止生产了，由于这种瓷器烧制成本高，又不容易控制，一旦技术失传，就很难复烧，直到200多年后的清康熙年间，景德镇御窑场才开始大规模仿制宣德祭红釉瓷器，而就在仿制的过程中，以外的诞生出了另一种红釉瓷器。
公元1705年，十分喜欢精美瓷器的清康熙皇帝，对宫廷收藏缺少祭红很不满意，下令御窑仿制宣德祭红。这个任务落到了江西巡抚郎廷极头上，他亲自到景德镇督窑，每天看着窑工配制釉料，点火烧窑。在郎廷极主场下，釉料进行了无数次调配实验，加进各种金属元素，甚至加入了黄金、宝石，虽然试验了上百窑，仍没有得到祭红，但是却意外地得到了另一种红色釉瓷器。由于当时郎廷极监管整个景德镇瓷器业，所以烧制出的新的红色釉瓷器，就被称为郞窑红。这种郞窑红釉是仿制宣德祭红烧制的成功品种，它比祭红更加鲜丽，光泽强烈，由于这种红釉的烧制难度很大，需要严密的工艺技术，成本十分巨大，所以景德镇流传着，若要穷烧郞红的谚语。
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这件郎窑红釉观音尊是康熙郞窑红瓷器的典型作品，它撇口短颈，外施红釉，里口和底部施苹果绿釉，由于这种瓷器的釉汁很厚，在高温下会产生流釉现象，因此制成品往往在口沿处露出白胎，呈现出旋状白线，俗称灯草边，而在瓷器底部边缘，由汁垂凝聚，呈现出黑红色，为了让流下的釉汁不堆积到瓷器底部，工匠常常会用刮刀在圈足外侧刮出一个二层台，已阻挡釉汁流淌下来，这是郞窑红瓷器烧制过程中一个独特的技法，叫着“脱口垂足郞不流”。
这件郞窑红釉观音尊，器形秀美，风格朴实，造型端庄规整，釉色红艳光亮，彰显出康熙御用瓷器的精美与大气，不过由于成本过高，郞红瓷器烧制仅数十年，后来也停止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知宴“红釉瓷器烧出来，它品味比较高，跟我们民族文化结合得非常紧密，所以现在看来红釉瓷器也是我们陶瓷文化当中一个非常有亮点有光彩的品种。康熙的红釉瓷器甚至超过了明朝，它更均匀更柔润，更不显露那种红釉张扬的色彩，它显示着一种内涵，很有儒雅，很有大气，感觉精神上的一种很大的收获。”
从元代到清代，虽然大红色的瓷器一直没有被烧造出来，但人们探寻红瓷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直到20世纪末，中国科学家攻克了陶瓷大红釉不耐高温的难题烧制出了色泽鲜艳，表面纯净的大红色陶瓷——中国红，中国红釉色鲜红均匀，色泽鲜艳沉稳，光泽内敛而不失华丽，气度雍容华贵，堪称瓷器中珍品。
什么是红釉？ 红釉有哪些种类？
什么是红釉？红釉有哪些种类？
釉里红
瓷器釉色之一，属高温颜色釉器种，首创于元代。因以铜为呈色剂的釉（含铜0.3％0.5％）施于坯体，在高温还原气氛下烧制而成，故又称“铜红釉”，是我国颜色釉中的名贵品种。由于铜在高温下易挥发，对窑室烧成气氛非常敏感，烧成技术不易掌握，故而初创阶段红釉呈色不够纯正，发色暗红。明初烧成永乐“鲜红”与宣德“宝石红”名贵品种，质料细腻、红而深沉、釉汁莹厚，器口一周洁白宛如玉带，为后人所重，有“以鲜红为宝”的评价。嘉、万时期，鲜红器多以矾红代之，这是由于铜红釉难以烧成所致。
钧红
宋代钧窑利用铜的氧化物为着色剂，是最早的陶瓷红色釉。当时的釉料配置不够精细、准确，除了铜以外，还混杂着其他金属氧化物。因此钧红釉具有红里泛紫的色调，近乎玫瑰花、海棠花的紫红色，义被称为“玫瑰紫”和“海棠红”。钧红制品中，还常出现红、蓝、紫三色互相交错、如火如霞的绚丽画面。明代的宝石红、霁红，清代的郎窑红、桃花片及一些窑变釉的出现，都与钧红有关。
霁红
铜红釉的一种，创烧于康熙后期，盛于康、雍、乾三代。是一种纯粹的深红釉，特点是：釉汁凝厚，釉面密布细小的棕眼，如同桔皮；色调深红，似暴风雨后晴空中的红霞，所以得到了“霁红”这一得意的名称。
抹红
抹红属于低温红釉，为珊瑚红的一种。它不是采用吹釉法上釉，而是刷抹釉，故称“抹红”。抹红釉层不均匀，并有刷痕，但色泽清丽、温润。抹红出现于明代，而以清康熙时的成就最为突出。
豇豆红釉
豇豆红是清康熙时的铜红品种之一，品种名贵。釉色浅红，釉面多绿苔点。这种绿色苔点本是烧成技术上的缺陷，但在浑然一体的淡红中，掺杂点点绿斑，反而显得幽雅清淡、柔和悦目。由于铜在各部分的密度不同，烧成后呈色各异：有的在匀净的粉红色中泛着深红斑点或红点密集成片，有的则在浅红色中映露着绿斑或色晕。
鲜红釉
成书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的王世懋撰《窥天外乘》载：“永乐、宣德年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贵。”但明末以来的谈瓷之书在谈及永、宣高温铜红釉瓷时，名称比较混乱，计有“宝石红”、“祭红”、“霁红”、“宣烧”、“宣德宝烧”、“积红”、“济红”、“鸡红”、“极红”、“醉红”、“大红”、“牛（鸡）血红”等，名目繁多，实为一物，现在统称为“红釉”。曰“宝石红”，是因这种红釉闪闪发光，具有天然红宝石般美丽的色泽；曰“祭红”，是因从明代典章制度看，红釉、蓝釉、黄釉、白釉瓷器等均可派作祭祀用；曰“霁红”，盖因其釉色颇似雨过天晴之霞霁；曰“宣烧”或“宣德宝烧”，是由于宣德年间这种产品尤为突出，或因以红宝石人釉烧造。
郎窑红釉
清康熙时期仿明宣德宝石红釉所烧的一种红釉。因康熙时郎廷极督理景德镇窑务时仿烧成功，故以其姓氏命名，又称郎红。它以铜为着色剂，用1300℃以下的高温还原焰烧成，在烧造过程中对烧成的气氛、温度等技术指数要求很高，烧制一件成功的产品非常困难，所以郎窑红器价格在当时就很昂贵，民谚有“若要穷，烧郎红”的说法。郎窑红器的特点是色泽浓艳，犹如初凝的牛血一般猩红，又称牛血红。而红釉过薄，则会出现色如鸡血一般的鲜红器。郎窑红釉泡小而闪闪发亮，釉色极润，常有小白点，釉面开裂纹片，釉清澈、透亮有垂流现象，底足内呈透明的米黄或浅绿色，俗称米汤底或苹果底，也有较少的本色红釉底。口部因釉层较薄，铜分在高温下容易挥发和氧化，多露胎骨，呈现粉白、淡青或浅红色的“灯草边”。越往器体下部，红色越浓艳，这是由于釉在高温下自然流淌，集聚器下之故，但底足旋削工艺高超，流釉不过足，不会出现粘釉的缺陷，有“脱口垂失郎不流”之称。郎窑红釉色鲜艳夺目，釉面有大片裂纹，并有不规则的牛毛纹。
矾红釉
矾红釉是以青矾煅烧后得到的氧化铁加入铅粉和牛胶配合，在氧化气氛中烧制而成的低温红釉，色泽略显橙红。清蓝浦的《景德镇陶录》卷三载：“矾红釉，用青矾炼红加铅粉、广胶合成”，因此称“矾红”。矾红是一种以氧化铁为着色剂，在氧化气氛中以900℃左右温度烧制而成的低温红釉，故又称“铁红”。矾红釉虽没鲜红釉呈色浓重艳丽，但其最大特点是呈色稳定，容易烧造。
火焰釉
清雍正年间景德镇烧出的一种仿钧釉。仿钧釉中的窑变花釉，是用多种不同色釉施于一器之上，经高温焙烧后，呈现出火焰状的色彩和图案。火焰红的出现，说明花釉的颜色发展到了十分丰富的程度。故宫博物院陶瓷展出的一件雍正窑变耳瓶，就是一件杰出的成功之作。釉里散着闪红的紫斑。瓶颈至圈足，都是以火红颜色为基本釉色，其间闪青、闪黄、青白、青蓝等颜色呈针状由上向下放射，整个瓶子就像燃烧得极为旺盛的火焰一样瑰丽。
胭脂水
雍正时创烧，胎体极其薄、里釉极白，因外釉映照能发出一种美丽的粉红色，娇嫩欲滴，状如胭脂水，故名。
郎红釉是什么釉？
郎红釉是什么釉？郎红釉又名“牛血红”，创始于十八世纪景德镇窑，它是我国传统名贵铜红釉中色彩最鲜艳的一种。郎红釉以铜为着色剂，在平焰窑中，用松柴还原焰高火度（1300℃以上）烧成。传统的郎红釉对烧成的气氛、温度要求很严，烧制一件成功的产品非常困难，史上有“若要穷，烧郎红”之谚。
清康熙时期仿明宣德宝石红釉所烧的一种红釉。因康熙时郎廷极督理景德镇窑务时仿烧成功，故以其姓氏命名，又称郎红。而红釉过薄，则会出现色如鸡血一般的鲜红器。郎窑红釉泡小而闪闪发亮，釉色极润，常有小白点，釉面开裂纹片，釉清澈、透亮有垂流现象，底足内呈透明的米黄或浅绿色，俗称米汤或苹果绿，也有较少的本色红釉底。口部因釉层较薄，铜分在高温下容易挥发和氧化，多露胎骨，呈现粉白、淡青或浅红色“灯草边”，即“脱口”。越往器体下部，红色越浓艳，这是由于釉在高温下自然流淌，集聚器下之故，但底足旋削工艺高超，流釉不过足，不会出现粘釉的缺陷，有“脱口垂失郎不流”或“垂不流”之称。郎窑红釉色彩鲜艳夺目，釉面有大片裂纹，并有不规则的牛毛纹。郎红釉器以尊、瓶等大件陈设器居多，偶见小件器物。
郎窑红器的造型以瓶、碗、盘、盂为多见，其中笠式碗、观音尊等等，都是康熙朝的典型器。
由于康熙郎窑红器被视为珍品，物罕而价昂。因此，后世者仿者甚多，仿品首先仿其米汤底或苹果绿底，但往往碍于红釉色泽的深艳程度或器物里外开片的条件而无法仿得完美，而且在底部可能有流釉的现象，这是在鉴定上要着重注意的。
清末、民国初年，为迎合欧美市场的需要，出现了大批所谓“郎窑绿”的器物。铜在氧化气氛中能呈现绿色，这是郎窑红器果绿底的形成原因，这在郎窑中属于一种偶然现象。目前国内外传世的大量“郎窑绿”器， 绝大多数并非康熙朝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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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釉里红的鉴定
釉里红的工艺方法和青花完全相同，都是在胎上绘画后罩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区别在于青花用钴料为呈色剂，而釉里红用铜料为呈色剂。
元代釉里红和青花相仿，都在14世纪的20、30年代出现。釉里红工艺要求高，品质难以控制，发展缓慢，产量远远少于元青花，故珍贵异常。目前发现的元代釉里红完整器不过数十件，收藏价值和经济价值不亚于明清官窑瓷，因而为之奔走寻觅的大有人在，即使是残片标本也会被收藏家奉为全物而秘藏于室。
元代釉里红完整器被发现并见诸报端的不过数十件，其中大体可确定制年代的有两次：一次是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上发现的釉里红诗文碟，烧制时间不晚于1331年；另一次是江西发现的带元至元戊寅（1338年）款的青花釉里红塔式四灵盖罐和青花釉里红楼阁式谷仓。此外，江西高安发现的青花釉里红开光大罐、江苏吴县发现的元釉里红云龙纹大罐等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近20年来，景德镇窑间有元釉里红残片出土，为研究元代釉里红提供了依据。
目前发现的元代釉里红，大体可以归出这些特征：胎骨一般比同期青花粗，前期龙纹白胎为多，元末有白胎。器物见明显的旋削痕和接胎痕。釉层早期的淡青白色或灰白色属影青釉，透明度高，有玻璃质感。元末见卵白釉浅红油状青白釉，不见同期大型青花瓷上的透明白釉。呈色不稳、浅红、红和深红的夹杂灰色，有不同程度的晕散。大多见于铜红料边缘。因烧制温度过高，大多有烧飞状况。
元代釉里红的装饰工艺远远落后于同期青花。早期的釉里红采用涂抹的方法，有些首先在胎上刻划纹饰后再在纹饰外填红，形成红地白花，也有的在刻划的纹饰上填红，形成白地红花。至于线描纹饰的釉里红，是后期作品，时间大约在元末。这些线描纹饰的釉里红，技法也很单一，基本上是勾勒加简单点染的方法。
随着元青花热的持久不衰，元釉里红更成为热中之热，仿品大量出现。据报刊上有些藏品介绍文章看，大多不可靠。这些仿品严格来讲无论哪一方面都和真品有别，但其中几个地方可特别注意。胎骨过于细腻；底面旋削痕不清或有人为做出窑红的情况；釉层青灰、粗糙、肮脏或干枯，没有透亮滋润感，釉里红呈色暗红或铁红，过于均匀，不见灰黑或苔绿，也无烧飞情况；有些仿品是用其他呈色剂，发色与釉里红不同；纹饰有些采用明清瓷画法，有些模仿至正型元青花画法。而目前为止可以不再定为元代釉里红的，并不见同类大型青花瓷的画法；有的题“大元某某年制”款，均属臆造。
元代釉里红特征性强，如能多看博物馆藏品或可靠的图录，尚易于识别。
高温铜红釉的源流
高温铜红釉的烧制工艺在陶瓷工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高温铜红釉为色釉，产生了钧窑、宣德祭红、郎窑红、豇豆红等名瓷；为装饰釉，则产生了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等彩绘艺术品。然而哪里才是高温铜红釉的源头呢？《中国陶瓷史》的说法是“宋代的钧窑首先创造性地烧造成功铜红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以此为前提推出了其他的论点，如“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瓷工重要发明之一”等等，对此大家都十分信服。忽然有一天，有人指着几件上世纪80年代出土的长沙窑瓷器说：“这高温铜红釉怎么在唐朝出现了呢？怎么还会有釉下铜红彩绘呢？”于是，高温铜红釉的源头需要我们重新去追溯寻觅了。
《中国陶瓷》关于高温铜红釉的创烧朝代和窑口的说法有两种。书中写道：“是因为钧窑的制瓷工匠破天荒地第一次在釉料之中掺用了少量的铜，在还原气氛下，烧成了多变的釉色，氧化铜的使用烧制成紫红釉……”但在其他章节中却说：“我国最早使用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产生红色的，是唐代的长沙窑。”，“目前已发现湖南长沙窑有通体高温红釉的制品”。这里出现了两个结论：一是宋朝的钧窑破天荒地第一次烧成高温铜红釉；二是唐朝的长沙窑最早烧成高温铜红釉，两个结论相差了300年左右，令人大惑不解。
《中国陶瓷》书上所提的两个窑口，其中宋朝的钧窑赫赫有名，凡瓷器爱好者无人不晓，本文就不赘述了。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铜官镇，因此也称“长沙铜官窑”。自上世纪50年代湖南省文物部门发现窑址后，冯先铭和李辉柄都到实地考察过，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与三上次男对长沙窑也有过评价。1983年，周世荣领队在窑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出土了一大批长沙窑的瓷器。从已发表的报告《长沙窑》中可以得知，长沙窑的烧造历史大约在唐朝中期至五代。那次就发掘了一批高温铜红釉瓷器，可是知道这个事实的人大都认为高温铜红釉是偶尔烧出来的，并非长沙窑的窑工已经完全掌握了烧制高温铜红釉的技术，因而并不予以重视。
沈从文在《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里多次强调，文史研究不仅要以文献作研究对象，更要注重研究实物。经过笔者多年努力，再加上藏友提供的藏品，基本上聚集了能够体现长沙窑创烧高温铜红釉的一批实物。研究这批实物，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长沙窑的窑工们创烧高温铜红釉的过程。
这里有两个长沙窑的葫芦小瓶，一个完整无缺，一个上面半截是拼凑的，高度在9～10厘米之间。江苏镇江贾家湾也出土了一个一样的葫芦瓶，从里面装的辰石、金银合金、银铅合金等物品来看，显然是道家炼丹的用具。这种葫芦瓶在1983年的发掘中出土较多，各个地层里都有发现，说明长沙窑烧制该器型的年代很长，最早的葫芦瓶年代大体是中唐元和年间（806～820年）。这两个葫芦瓶的器型与最早的样品一样，也应是长沙窑初期的产品，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高温铜绿彩绘的几笔草叶的边缘上都出现了很淡薄的红色。根据现代化学分析资料来看，釉中的铜离子含量如果超过了2%，在弱还原气氛中只能烧出绿色，然而这些绿彩边缘铜离子稀薄，应该低于2%，在弱还原气氛中就还原成了红色，我们勤劳聪明的先辈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对高温铜红釉进行摸索、试烧。这里有两个试烧失败的样品，观其状可以感觉到试烧高温铜红釉的艰辛。其一是个水盏，它的器形与长沙窑早期地层所出水盂一样。水盂是古时文人磨墨盛水的器物，属于文房用品，装饰得美观市场效应就好，所以窑工在水盂上试烧高温铜红釉是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水盂面上大部分显现灰黑色，这是铜釉料因温度过高而挥发后的现象，仔细看水盂的釉上还有一片深红色，尚未挥发完的铜釉料已发出了红色，显然，这是一个试烧时温度过高而导致失败的实物。其二为一个粉盒盒盖，它的器形与唐元和年间地层的器形一样，属于闺房里不可或缺的器物。将粉盒装饰得华美无疑能讨得闺中人的欢心，长沙窑的窑工们希望自己的粉盒价高好卖，就用铜红釉装点盒盖，也把它列入试烧品，然而烧损了铜釉料而呈现的灰黑色与没有烧损的铜釉料显现的红色交结在一块，这种状况告诉我们这还是一个试烧失败的产品。
在1200多年前的技术环境下，试烧高温铜红釉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炉温、烧造气氛、釉料配制比例等等，所有的难关都只能靠经验，靠一次次失败积累的教训来攻克。
最能证明长沙窑已经完全掌握烧造高温铜红釉技术的实物是一把青釉下绿红彩绘壶。这把壶壶身矮胖，流下绘三朵君子兰状的花草，花草是用硬笔蘸铜绿釉勾勒轮廓和枝茎，用毛笔蘸铜红釉填色。这就要求烧制者必须考虑铜红的呈现条件，掌握在同一烧造条件下铜绿釉与铜红釉的区别，还要掌握烧成温度的高低及氧化还原气氛的强弱，从实物上可以看到，铜红釉发色鲜艳，不少元明清的釉里红都比不上，铜绿釉发色墨绿，作为衬托红花的绿枝是恰到好处的，罩在绿红彩上的青釉也正到火候。还有一件完整的釉下红绿彩葫芦小壶，它上面的红绿彩也是采用的同一技术，只是火候高了一点，将绿彩烧成了黑色。两件实物都显示出长沙窑的窑工不仅已经娴熟地掌握了铜红釉的烧制技术，而且还能够运用同一种金属在不同配方下发出不同颜色的原理烧制出色彩对比强烈的红绿彩。
长沙窑白釉红彩壶，唐朝时称为“茶瓶”，它不仅打破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在烧青釉的湖南也烧白釉，而且还将高温铜红釉做大色块来装饰白釉瓷器，白地红彩，宛如一条红绸带在白雾中飘动。青釉红斑酒壶，仿大食、安息（在今伊朗高原）等地的金属 器皿而作，酒壶的流很独特，出水口在壶的底部，弯曲而上至壶肩处再有一条起固定作用的小箍，与流相对的壶肩上还有两个铰链，完全是模仿金属制品的特征。当然，本文重视的是器皿上装饰了7块铜红釉的色斑，这些红斑色彩艳丽，仿佛酒壶上镶嵌着一片片玫瑰花瓣，乍一看，还以为是元钧，而实际上却早了400余年。上述两件长沙窑实物的装饰方法以及所使用的装饰釉料难道对宋代的钧窑没有一点影响吗？以前我们只晓得明朝的宣德才开始烧制全身通红的瓷器，现在发现了长沙窑全身高温铜红釉的壶以及带绿苔点的豇豆红，一下子将以高温铜红釉为色釉的历史提前了600余年。
黑彩釉里红芦雁壶，铜红釉容易晕散，用以勾勒芦雁的外形，体现羽毛的质感。黑彩细描芦雁的头、眼、翅膀、山丘和地平线。让不同的金属颜料在同一烧造条件下各自呈色，为后来烧造青花釉里红打下了技术基础，这也是长沙窑的一大贡献。
总之，长沙窑就是我们心路历程的目的地，就是高温铜红釉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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