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不单行。
闻长庆：上林湖窑系不单是“青瓷”更是“母亲瓷”
慈溪新闻网讯 2006年上林湖越窑遗址作为中国古瓷窑遗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专业研究，热度更高，以此相对应，我市民营企业家闻长庆依托上林湖文化，把民间研究引向新高度，吸引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及国内外文博家、专家、学者和收藏家的眼球。2007年、2008年两次举行了上林湖窑系传统发展学术研讨会，最近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等新闻媒体也纷纷进行了采访报道。最能体现闻长庆研究价值的是其创办的浙江省级古陶瓷博物馆和即将出版的《不该遗忘浙江制瓷史》一书。用古老的瓷片提取文化信息，在古陶瓷博物馆内，陈列着闻长庆十多年来收集的4—5吨跨越上下8000年的古陶瓷标本，涉及到瓷器、陶器品种和窑形等，分别达40多种和20多种。作为对这些古陶瓷片研究的文明成果，此书充满“历史上无记载，现代文博学家未涉足”的特色，填补了浙江古陶瓷制造史研究的空白。与专家“熟读万卷书”研究相比，闻长庆“行走万里路”的民间研究更具独创性、实践性和说服力，他敢于打破常规，以开阔的视野，运用古瓷片解读历史，丰富了古陶瓷研究的内涵，不断探究中华古文明历史。闻长庆是我市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典型代表，致力于制冷专业的研究和制冷产品的生产，曾获得25项国家专利。如今，为何弃商从文，致力于古陶瓷的研究？引领上林湖文化的民间研究，他有何新的突破？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目前还在哪些领域进行着新的探索和尝试？宁波中立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中立古陶瓷博物馆董事长闻长庆接受了采访。问：隔行如隔山，专业制冷与古陶瓷研究风马牛不相及，你为何弃商从文，在古陶瓷领域不断探索实践？当前，此种研究有何新的机遇？答：首先，我办实业为古陶瓷的专业研究奠定了基础，每年研究所花的上百万元资金就来自于实业的积累，研究是赔本买卖，只有投入，没有经济效益产生，而社会价值不可用金钱衡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是，复原历史文化，弘扬古文明，以此来体现人生的价值，回报社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古文明。开始我只是对陶器、瓷器以及字画收藏有兴趣，边办厂，边收藏，乐在其中。由收藏转向研究是近十年来的事情，以后，索性将企业交给儿女经营，自己一心用在古陶瓷研究上。我认为，两者在专业钻研的精神上是相通的。人生的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在办实业和古陶瓷研究的比较中，我对古陶瓷研究更有兴趣，社会价值更大。事实证明，我的选择对弘扬中华文明有更大的意义。中华民族是世界文明之邦，而古陶瓷是中华灿烂文化重要之根之源之精髓，在对古陶瓷片的解读中，我深切地体会到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专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先进的工艺技术，超前的国际贸易举措，中华文明为人类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前，古陶瓷研究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遇，这是由于大规模的铁路、公路等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和以旧城改造为主体的城市化快速推进引发的挖掘热，使大批埋藏在地下的文化碎片重见天日；还有大量流失在海外的中国文化宝藏回流集聚等等。问：上林湖越窑遗址是慈溪的，也是中国和全人类的，以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为开端，正在走向世界。敢于与专业研究的权威叫板，你的民间研究如何运用碎瓷片标本进行大胆突破？对填补浙江制瓷史有何意义？答：对一般专家认为的“上林湖窑系是青瓷”的理念有所突破拓展，我认为上林湖窑系是“母亲瓷”，是个兄弟姐妹都很多的“瓷大家族”，并不是青瓷独生子，还有黑瓷、青花瓷、官窑瓷等等都有烧制。上林湖窑系是我国历史上生产最早、延续传承发展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瓷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瓷窑。从制瓷历史看，上林湖窑系经过商周战国原始瓷的生产，从汉至宋的发展，又从青釉色进化为秘色瓷为代表的精品，后又演变成汝窑、官窑、耀州窑、高丽瓷窑型、龙泉窑以及景德镇窑等多种窑系的发展地，前后经历3500年兴衰。中国五大瓷窑都源于上林湖窑系，并孕育其工艺技术之精华；杭州官窑也由上林湖直接传承而去，其“母亲”也在上林湖，在上林湖低岭头及开刀山官窑遗址收集到的官窑瓷片标本经高科技手段测定，是五代至北宋年限的，领先杭州南宋官窑数百年之久。从文化内涵看，我在上林湖收集到的汉代窑具标本上就有道教、易经、八卦中“金木水火土”五行的铭文字，这是在汉代已有窑祭文化的信息，隐含着中国古代朴素的哲学思想。从经营管理理念和制作工艺技术看，正像现在的ISO9000标识管理一样，我收集到从唐到五代的上林湖瓷片上有清晰的“寄烧坊”标本，表明当时已有明确分工，远远领先于西方。我从收集到的瓷片标本研究中发现，上林湖窑在晋代已有珍珠地工艺技术、唐代已有芒口工艺、汉代至北宋已有划刻印模工艺等多项最早的制瓷工艺技术，填补了中国制瓷史研究的空白。上林湖窑工匠发明的先进工艺技术，对宋代以后多窑系制瓷艺术的发展具有引领和传承作用，在唐朝时期，上林湖秘色瓷作为唯一的瓷器已成为进入宫廷受宠神器，其制作工艺技术达到无与伦比的精美。以上林湖“母亲瓷窑”为引领，浙江是多种瓷器的首创地；“丝绸之路”应改为“瓷绸之路”较为正确，她源在勾章港。春秋战国时期的首航地，新的发现上林湖唐代墓志铭中记载有勾章乡鸣鹤府，遗憾的是现代人遗忘了勾章乡在慈溪，当时钱塘江流域在海外贸易中，瓷器在海外传播着文明和友谊，瓷器china因此而得名，慈溪出瓷器。问：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取之不尽的文化宝藏。最近，钱塘江流域的陶骨文、瓷骨文、甲骨文研究有何新的发现？答：从上林湖窑系、杭州窑系到钱塘江流域的古陶瓷碎片，我的研究收集领域在拓宽、层次在加深，不断有新的发现。近年来，我收集到一批涉及到钱塘江流域有不同古陶瓷象形文字标本，近200个文字，上至7000年，下至1800年，与甲骨文等文字相对应，我把它们称作为陶骨文、瓷骨文。解读这些标本，我有新的发现：从历史渊源看，海外学者确认中华文明只有殷墟文化3500年，我的新发现表明，该流域早在7000年时的“河姆渡文化”、“田螺文化”、“童家文化”、“良渚文化”等多种象形文字，是一条传承有序的文化发展链，从陶骨瓷等载体上刻有的刻绘图象形文字中发现，她已发展繁衍形成鸟虫文字体、甲骨文字体、大篆文字体、越简文字体为当代人们确认的多种文字体，是汉字母字体，从钱塘江流域收集到上至7000年，下至1800年的实物标本为依据，并不是西方学者所说的中国文字是从希腊、埃及进入。钱江上流的浦江早在1万年已烧制出陶器，以告别了如狼如虎的饮食生活为鲜明特征，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文明的曙光从此开始，在河姆渡已有成熟的鸟虫文，或许还有比此更早的文字在此地区发现，所以有文字的草根文化源远流长，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它传承发展至今。从建筑住房看，钱塘江流域的以木结构为特色的建筑设计全球独一无二。从农耕文化到工业文明进程看，运用训象耕地培植稻谷、养桑蚕纺织、制衣冠造车舟、精细的雕刻为模具奠定基础等等，这些表明钱江流域在丝绸、纺织、陶瓷器、冶金、雕刻、模具制作等方面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浙江制造史被赋予新的内涵，不但“瓷绸之路”面向全球，还有华夏名剑浙江造，青铜模具浙江造。（鲁企望 岑弘婕 张漪 黄勇）www.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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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窑与德化瓷
德化窑与德化瓷
在今福建省德化县，故名。其中该县境内的碗坪仑、屈斗宫、南窑岭等都是著名的烧造白瓷窑址。宋代创烧，至明代所产白瓷在全国制瓷业中成为代表性的品种，清代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德化白瓷，瓷质致密，透光度极好，釉面为纯白色，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脂，近光透视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色，故有“猪油白”、“象牙白”、“鹅绒白”、“中国白”之称。
寂园叟在《陶雅》中评：“德化所出白瓷花盆，瓷质雪白，价廉而式样不俗”，“有彩画者，有坐像、立像者┅┅”。
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评价德化窑，自明烧造，本泉州府德化县┅┅称白瓷，颇滋润，但体极厚，间有薄者，惟佛像殊佳。
民国时的许之衡《饮流斋说瓷》“后制者出德化，色甚白，而颇莹亮，亦名福窑┅┅白者颇似定窑，惟无开片，佳者瓷质颇厚，而青里能映见指影，以白中闪红者为贵。”
清代干隆朝《泉州府志》和道光年间《福建通志》中，在记载德化著名瓷雕艺术家何朝宗时，有如下记载：“何朝宗，不知何许人，或云祖籍德化，寓郡城，若陶磁像，为僧迦大士，天下共宝之”；“何朝宗，泉州人，或云籍德化寓居泉州，若陶瓷象，有僧迦大士，天下共宝之”。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这样向世人介绍德化窑以及德化瓷器的制造过程：“在这条支流与主流道分叉的地方，屹立着廷基（德化）城。这里除了制造瓷杯或瓷碗、碟，别无其它值得注意的地方。
这种瓷器的制作工艺程序如下：他们从地下挖取一种泥土，将它垒成一个大堆，任凭风吹、雨打、日晒，从不翻动，历时三、四十年。泥土经过这种处理，质地变得更加纯化精炼，适合制造上述各种器皿，然后抹上认为颜色合宜的釉，再将瓷器放入窑内或炉里烧制而成。因此，人们挖泥堆土，目的是替自已的儿孙贮备制造瓷器的材料而已，大量的瓷器是在城中出售， 一个威尼斯银印能买到八个瓷杯“。马可波罗的介绍，引起了西方人的强烈兴趣。
德化窑种类繁多，有爵杯、梅花杯、香炉、瓶、壶、碗、洗及瓷塑等，尤以瓷塑最负盛名。
瓷塑胎质优异，别有情趣，所塑人物性格鲜明，造型优美，神态逼真，风格洗练，有一种单纯的雕塑美和原材料的质地美。其中，以何朝宗所塑最佳。《福建通志》和《泉州府志》都称其为“善塑瓷像，为僧伽、大士，天下共宝之”。
德化窑所制箫笛，明末清初人周亮工在《闽山记》中所称“色莹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枝，无一二合调者，合则声凄朗，远出竹上。”
清代德化白瓷的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清代的白瓷生产，已经改变了明代瓷雕以仙佛和供器为主的局面，而以生产日用器物为主，如八枝四足酒杯、瓶、壶、碗、洗等等，釉由明代的象牙变为白中泛青。
德化白瓷产品是我国历代外销瓷的重要品种之一，在海外很有影响，享有“东方艺术”之誉。
陶瓷浅析：龙泉窑青瓷器如何从四个方面辨伪
龙泉窑青瓷器如何从四个方面辨伪
说起我国老窑瓷器，人们往往首推宋时五大名窑，即汝官钧定哥。起始于北宋的龙泉青瓷，似乎品级要低一等。其实，优质的龙泉古瓷，从古至今，历来受到收藏家的青睐。龙泉窑位于浙江南部龙泉地区，与福建毗邻。汉代开始，已经有瓷窑，但真正让世人认可的是北宋时的青瓷。龙泉瓷是以地域而命名，以后便相沿袭。龙泉窑自宋至清800余年的烧造历史中，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着鲜明的时代风格，南宋的龙泉窑更以其莹润如玉的粉青和梅子青称绝一时，深受海内外人士的喜爱。此后根据市场的需求和人们的喜好，商家纷纷对龙泉窑的产品进行仿烧。在国内，景德镇仿烧龙泉窑产品延续的时间最长，从元代开始到清代，凭借着雄厚的烧瓷技艺，仿烧器物品种丰富。其最大的特点不是对龙泉窑产品机械地模仿，而是在注重釉色的基础上，对器物的品种和造型加以创新。清末民初之时，日本、德国、美国先后有人来龙泉搜集青瓷，其后国内大批古董商纷至沓来，由此引发了龙泉挖掘古窑址和盗掘古墓之风。与此同时，龙泉当地研制仿古青瓷之风大盛，一批民间制瓷艺人纷纷加入此行。清光绪、宣统年间，孙坑范祖绐、祖裘兄弟制仿古青瓷名噪一时，至民国初期，县城廖献忠(清秀才)仿古制品几可乱真。1956年，龙泉瓷厂恢复生产。浙江博物馆收藏了一批解放后烧制仿龙泉窑的产品，主要是根据南宋龙泉窑器物形制，如:双鱼洗、鬲式炉、牡丹纹大瓶等器物，但仿制得不刻意。20世纪80年代始，一些龙泉大型瓷厂以仿古工艺品的形式大批量生产龙泉窑青瓷。近年来，随着文物收藏热的兴起，为获取高额利润，各种文物作假应运而生。龙泉窑青瓷的作伪，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辨识:1.器型仿烧往往选每个时代龙泉窑的典型产品，如北宋的执壶、五管瓶，南宋的莲瓣碗、凤耳瓶、鬲式炉、元代的牡丹纹大瓶、刻花大盘、各式香炉等器物。仿品很少是对照真品的实物进行仿烧，因此造型上线条呆板，缺乏神韵，颈肩部的转折十分生硬，足端部过于整齐，器型比例失调，器物形制的规格和尺寸也不够规范。2.胎釉龙泉窑的釉和胎每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成分及相应的烧造工艺。龙泉窑不同时代胎色的呈色、质地的粗疏和细腻、釉的色泽和质地，都不尽相同。对粉青、梅子青釉的仿烧，一般釉料不用化学配方，而沿用传统配方，即在瓷土中有选择地加入植物草木灰，尽管釉的质感非常像，但缺乏内敛的厚实感，往往浮光隐现。明代龙泉窑豆青和深绿釉色的瓷器，胎壁厚重，器底粗糙，是现代仿制较容易掌握的，这类产品需仔细辨别。作伪器物一个重要工序，就是对器物釉表面进行去光处理，主要采用强酸溶液腐蚀、土埋及一些工业技术上的打磨。近年来，专家学者对经过作旧处理的器表损伤，在高倍显微镜下表现出的不同显像，作了归纳和总结，提高了对古陶瓷辨伪的科学水平。3.纹饰龙泉窑产品的伪品的刻划纹样，不如真品线条的婉转流畅。贴花工艺的纹饰，不像真品的生动自然。露胎是元代龙泉窑最具特色的装饰工艺，元代龙泉窑特有的葱绿釉色和露胎赭红色的相衬，伪品对这类产品的仿烧，提供了识别点。4.装烧方法装烧技术在龙泉窑的每个发展时期都是不相同的。在垫烧的工具上，归结起来不外乎垫圈和垫饼两类，但不同时代在圈足上所垫的部位是不同的，留下各时代不同的烧造痕迹。特别是南宋时期的龙泉窑产品的“铁足”、“朱砂足”往往是不规则的。元代垫圈痕迹、明代器物的圈足露胎部，显露出“火石红”。龙泉窑早期的产品，十分完整的少见，多少留有些残疵，主要在圈足部分。因此作伪者往往采用“更于底部或边缘略碎米许”或沾粘窑渣的手法来蒙人。【精】战国青瓷研究
战国青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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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提到战国青瓷，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它归入商周以来的原始瓷系列。所谓“原始”，就是制作工艺不成熟的代名词。从目前国内外发表过的相关资料看，其中的绝大部分也确实如此。它们除了在器型和纹饰上与商代和西周的原始青瓷有所区别外，在制作工艺水平上似乎没有多少发展。就拿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的战国龙形提梁壶来说，那象征龙首的壶嘴，就如同幼儿捏塑的橡皮泥作品，其形态似犬非犬，似羊非羊。壶嘴与壶身的连接处，用一根环状泥条做按压粘接，不进行任何修饰，壶盖已明显变形，壶身上只是粗劣地刻划了一些象征意义的弦纹和锥刺纹。尽管人们常用“古朴”二字来形容它，也难以掩饰其粗糙的做工。 我最近看到了几件战国青瓷，它们彻底改变了我对战国青瓷的原有认识。这批青瓷的制作工艺不但不“原始”，而且在其后的六朝青瓷发展史中，也很少能见到可以与之相媲美的杰作。它们代表了两千多年前中国先民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 在这批战国青瓷作品中，首推一件龙形提梁壶,又称为姨。高21.8厘米，小口低领，口上盖有平顶直壁带钮盖；宽肩，扁圆腹，圆底，三兽蹄形足；壶身上下满布云雷纹；中部和顶部各有一圈阳工弦纹。壶身前部有龙首形流，龙首上印有勾连云纹。与之相应的壶身后部塑有一只虎形兽，兽身上有谷纹作装饰。壶身上部有一象征龙体的六方拱形提梁。提梁前端有一对螺旋状龙角；上端为两组齿形脊棱；末端有一条蛇形龙尾。壶盖的装饰也非常别致，最外端为一圈斜线纹；紧接着是一圈较大的云雷纹；中间是一圈纽丝纹；里面又一圈小云雷纹；中心为一只捏塑的鸟形钮。器表满涂青绿色釉，系江浙地区早期越窑产品。有学者认为，该壶上的动物造型装饰应代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的早期雏形。壶嘴和提梁为青龙，虎形兽为白虎，鸟形钮为朱雀，扁圆形壶身为玄武。 与此壶一起拿来的还有四只造型各异的鼎和一只洗。其中一对大鼎，高22厘米，深腹，圆底，方唇，子母口，有盖。盖上分立三个双孔鸟形钮，中心置一桥形钮，上饰双勾S纹和鼓钉纹。鼓形盖面上有五道阳工弦纹，弦纹之间满布云雷纹。鼎口下沿有一圈阳工弦纹。两壁有长方形竖耳，下有三个外撇的方棱形高足。 与上述双鼎大小相似的还有一只釜形盘口鼎。鼎上虽然没有各种装饰性花纹，但造型也十分庄重。盘形敞口，折沿，沿上有一对称六棱环状双耳，径内收；扁圆腹、圆底，三个外撇的高足呈方形，鼎内外施满青绿釉。 此外还有一件小鼎和一只洗。一看这批青瓷就知道它们是出于同一窑口，甚至同一工匠之手。它们的造型和纹饰均仿造战国青铜器的式样，端庄古朴，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王者风范。它们最突出的共同特点就是工艺复杂，制作精良。以龙形提梁壶为例，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青瓷制作与装饰工艺的所有技法，它将盘、拉、粘、轹、刻、印、脱、修等技法集于一身。仅观察它们的轹坯工艺就与众不同。商、周至六朝的青瓷圆器，绝大部分在制坯过程中都只修外壁不修内壁，内壁上都留有盘压和拉坯时留下的螺旋状压痕或指纹。但是这批青瓷器不但修轹外壁，而且内壁也修轹得极其规整。从那些保留在器物内外的犀利刀痕，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在两千二百多年前的战国晚期，中国陶瓷的成型工艺已从慢轮制作转向快轮制作，与此同时，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极其娴熟的制瓷技法。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中国先民就开始了青瓷制作。现在人把商周时期的青瓷称为原始瓷。它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揭开了人类瓷器发展的序幕。从黄河和长江流域出土的商代原始青瓷的形制特征来看，基本是一致的。它们以尊、瓿、罐、瓮等盛器为主，并有一些豆、簋、钵等食器；胎质颜色以灰白色为主，并有少量青黄色、淡黄色和灰色；釉色多为青色和豆绿色，但也有少量酱色、淡黄色和绛紫色；器表拍印的纹饰，常见的有方格纹、云雷纹、锯齿纹、篮纹、水波纹、叶脉纹、S形纹、圆圈纹、弦纹等。 原始青瓷在西周与春秋时期得到了蓬勃发展。从全国各地的考古发掘资料上看，在北至北京，南达广东，东抵海滨，西到陕西、甘肃的广大地区内的西周和春秋遗址或墓葬中，都曾发现过多少不等的原始青瓷器或碎片。它说明原始青瓷的影响范围在这一时期已有了扩大，其中仍以长江以南与东南沿海地区出土数量较多。这一时期原始青瓷的胎质，都以坚硬而细腻的灰色或灰白色为主。品种有豆、簋、钵、碗、盘、盂、姨、瓿、罐、尊、瓮、坛、壶、瓶等十多种。常见的器表釉下纹饰有方格纹、蓝纹、席纹、云雷纹、锯齿纹、水波纹、叶脉纹、S形纹、圆圈纹、弦纹、划纹、人字纹、曲折纹、乳钉纹等。器表釉色仍以青绿色为主，兼有黄绿色和酱色。 战国是我国社会制度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型期，铁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已开始普遍使用。战国初期，由于地处江南的吴、越两国战争频繁， 致使青瓷制造手工业的主产地江浙地区的陶瓷生产出现萎缩。战国晚期，吴、越两国被楚国灭亡，主要战场也由南方转向北方。这一时期，江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都相对平稳，青瓷生产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开始由“原始”逐步走向成熟。从前面介绍过的几件青瓷作品上，我们可以明显地观察到有铁制工具加工过的痕迹，从整个器物的规整度和切削力度上分析，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据有关史料记载，自唐代越窑开始，中国瓷器才有“官窑”和“民窑”之分。如果你要是能亲眼见到这几件战国青瓷作品，就会对上述结论产生怀疑。它们具备了官窑器物的一切特征：一、象征王权的仿青铜器造型和纹饰，体现了战国最高统治者的嗜好和情趣。二、精湛的制作工艺代表了战国制瓷技术的最高水平。三、存世量极其稀少，与大量出土的普通民用器有着本质的区别。可惜的是：这批瓷器何时出土？又出自何人之墓？现已无证可考。它们是否为“官窑”瓷器的鼻祖，只有等到考古工作者们又取得了进一步的证据后才能揭开谜底。 现在海内外古董市场上的各类古陶瓷赝品比比皆是，其中也不乏有大量的仿战国青瓷器，如何辨别真伪是收藏者们最为关心的课题。我认为辨别战国青瓷的真伪，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胎质。真品的胎质一般不够纯净，质地较松散，胎色也多有变化。这些都是由于当时的制烧条件所限。战国青瓷在原料制备上还属于早期阶段，掏洗不够精细，更不存在机械粉碎和加工。烧制用窑炉不但体积小而且结构简单，很难严格控制温度和把握气氛。现代仿品的胎质较为纯净，质地也过于致密，胎色呆板缺少变化，这些都是难以掩饰的现代制瓷工艺造成的外表特点。有人采用听敲击声来辨别真伪，认为声音低沉者为真品，清脆者为仿品，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由于江浙地区生产青瓷所用原料含硅量较高，含铝量较低，所以很容易玻化，在1200℃左右就可以获得瓷化程度较高的产品，敲击声清脆悦耳。战国青瓷的瓷化程度往往要高于北方各窑口的宋、元瓷器。 二、釉色、釉质及施釉痕迹。战国青瓷的釉色、釉质及施釉痕迹都很有特点。首先谈釉色。战国青瓷的釉色虽然有青绿色、黄绿色和酱色等多种颜色，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要与胎体的颜色协调一致。造成瓷器颜色变化有两大因素：一是元素成分；二是烧成环境，也就是烧成的温度和气氛因素。现代仿品的釉色与胎色往往不够协调一致，造成这种差异的直接原因就是胎和釉的|>>>>|
经典文章：元代景德镇窑青花瓷
元代景德镇窑青花瓷
元·青花牡丹琛宝菱花口盘 元·青花仙鹿图玉壶春瓶 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
元代是景德镇瓷器生产最为繁荣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有四大成就在陶瓷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即青花瓷、釉里红瓷、卵白釉瓷及颜色釉瓷。当元代中后期，景德镇青白瓷走向衰落的时候，青花瓷器跃上瓷苑并最终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产品之一。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瓷器生产中的重要发明之一，虽与元青花的制作工序相同，但技术含量更高，较青花的烧成难度大，产量也更低，色彩纯正的器物传世不多。枢府瓷在元代景德镇窑也达到高峰。釉面呈失透状，色白微青恰似鹅蛋色泽，又名卵白釉。此外，蓝釉、红釉、青白釉以及釉上彩绘画也制作极佳，为以后明清两代景德镇窑一枝独放、并成为皇帝御用瓷器烧造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青花为瓷器釉下彩品种之一。其制作方法为用含有氧化钴的钴土矿为原料，在瓷器胎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透明釉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原料经高温烧造呈蓝色，故名“青花”或“青华”，又因花纹与地色蓝白相间，也称“青白花瓷”。青花瓷器，因其釉下彩绘，故色彩不会脱落，又因烧成率高，颜色鲜艳而极受欢迎。青花始烧于唐代。元青花除景德镇的官窑民窑以外，尚有云南的玉溪窑、建水窑。云南的青花瓷时代要晚一些，用当地的钴土料绘画，瓷胎用石英含量很高的瓷石作原料，釉是含钙较高的灰釉，经1 200℃高温烧成，釉质粗，白度不高，普遍发绿，与景德镇窑相比，青花不漂亮，水平不高。
青花瓷器的烧造至元代景德镇窑时极为成功，在中国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元代官府设置了督烧瓷器的机构——浮梁瓷局，据《元史·百官志·将作院》载：“浮梁瓷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1278)立。掌烧瓷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员。”此时的民间窑场亦有烧造瓷器，如“兴烧之际，按籍纳金”，“窑有尺籍，私立者刑”，这些都为当时的民间窑场而设立。在此情况下，官、民窑的烧造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元代的统治者并不是大量使用瓷器，如《马可·波罗游记》对于元朝宫廷生活用具描写道：“元代皇帝御用餐具是漂亮的镀金属制成品。”元朝著名学者苏天爵在《元朝名臣事略》卷五《杨忠肃公》中记载道：“元太祖使用的盛酒器皿是槽口镶金的金属制成品。”可见此时的蒙古贵族多使用金银器皿。而景德镇大量烧造的元代青花瓷器多用于外销。
此时的元代对外贸易极为繁荣，设立的船舶司管辖海外贸易，出口瓷器、丝绸和其他手工业品等。据《元史》记载，当时经海道和元朝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多达20余个，这其中有东南亚、西亚和南非等国。在这些国家出土的瓷器，既有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大盘、大碗，也有在东南亚出土的小罐等器。
元青花瓷器的造型大器粗壮，小器玲珑，如元青花的盘类既有制作硕大、口径多达40〜50厘米者，也有制作颇为精巧的小器。这些大盘分布较广，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如日本、美国、法国，尤其是伊朗、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更是数量较大，这些纹饰繁密、造型多样的大盘正是适应当地穆斯林生活而制作的外销瓷。这些瓷器多为平折沿，或花瓣形口，或圆形口，均具有成型规整、不变形的特点。
元代碗的制作也是多样的，有大小之分。如土耳其所藏的青花杂宝纹大碗，碗口径为40.5厘米。碗为花口，腹下收，圈足较小，碗形如此硕大且口沿为花口，变化自如，可见元代青花瓷器的烧造技术之高。元代小碗的烧造亦极为秀美，或为撇口，或为折腰，或为高足。
元代青花罐的器型丰富，每种器型亦有数种变化，罐有大罐、小罐之别，大罐有高、矮、八棱等式。小罐有敛口四系方形、撇口双系瓜棱形、唇口双系鼓腹式、唇口溜肩圆腹双系式等。
元代壶式多样，有凤流壶、四系扁壶、八棱执壶、梨式壶、葫芦式壶、多穆壶、小执壶等。其他见有杯托、军持、鼎、罐、洗、船形水注、笔架式水盂、器座、瓷塑等。
元代青花的胎体洁白坚致，与当时的坯土细腻洁白有极大的关系，如元代孔齐《至正直记》载：“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贡余土作盘、盂、碗、碟、壶、注、杯、盏之类，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着油药处犹如白粉，甚雅薄，难爱护，世亦难得佳者。今货者皆别土也，虽白而垩□耳。”其圆器类胎体细腻洁白，当为元代御窑之佳品。此时景德镇的窑工们成功地创造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的方法，使瓷胎内氧化铝的含量增高，这样有利于提高烧成的温度同时还不至于变形。另外元青花中景德镇官窑产品烧成温度在1 280℃左右。很多大型器物没有烧透，胎体有生烧现象。
元青花琢器底部多露胎，砂底，呈现金属斑点或不等的宽旋痕，圆器底部多有乳钉突出。琢器的颈、腹、底与胎体均为横接，除官窑精品外，大多因为各个部分接合不是很紧密而露出接胎痕。这可以从高安市出土的六件元青花梅瓶几乎件件腹部均有断璺中得到证明。也正是元代青花存在的这种技术缺陷为我们鉴定元代青花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青花的色调与釉的化学组成和熔融温度有关，为了使青花产生良好的视觉效果，釉的熔融温度不能太高，但透明度要更好，因此釉灰的用量要多些，但过多的釉灰也会使釉色发青，甚至发灰。元青花釉呈色初期的釉面呈色青白，并有透明的玻璃质感。元代末期的釉面呈色较为浑浊，呈色乳白。
元代早中期的青花呈色蓝中暗灰，中晚期青花烧造技术完全成熟，青花发色浓艳，蓝色深沉与鲜艳均有。纹饰绘画清晰优美，釉色透明白中泛青，光润透亮。元青花使用的钴料有两种，一种是进口青料，另一种是国产的青料。
进口料来自中东一带，通过丝绸之路或海上运输而来，在矿物学上属于硫砷钴矿或辉砷钴矿。其化学组成是低锰，含铜、砷或硫，进口青料绘制的青花色泽浓艳，所绘纹饰较为繁密，常常出现黑色结晶现象，表现在瓷器上是有黑色斑点。
国产青料的化学组成是高锰、钴，不含铜、砷、硫，氧化钴含量为1%〜4%。经过挑选和淘洗后的钴土矿，氧化钴含量可提高到7%，呈色较淡，发暗，没有黑斑。
成功烧造出青花瓷器要具备三个要素：胎体极为洁白，釉面透明程度极高，钴料的绘画极为成熟，而尤以最后一点至关重要。此时景德镇的工匠明显具备这三个条件，这也是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大发展的原因所在。
元青花的装饰技法多样，有绘画、模印、堆塑、剔花以及镂空等多种技法。绘画有细腻与粗犷两种，或白地青花，或以青花为地留白纹饰。在具体的运用中，十分巧妙地将青花与刻花、印花、瓷塑、浅浮雕结合起来使用，表现了元代制瓷工匠的高超制瓷技巧。
元青花绘画大致呈两种风格，一种是极为繁密，纹饰流畅，常常将一件器物等分成若干个装饰区域，而每个装饰区域内绘有不同风格的纹饰，主题纹饰或龙纹，或渔藻，或缠枝花卉，或人物故事，而辅助纹饰则以蕉叶纹，海水纹来衬托主题纹饰。另外一种是较为疏朗的以主题纹饰为饰的器物，只在器物的口、颈、肩、胫等处饰以辅助纹饰，无论何种风格，均体现了密而不繁、疏而不稀、浑然天成的特征。
元青花的画面布局、内容和花纹内容都很丰富，花纹来源有以下几方面：中国历代瓷器传统的图案花纹，特别是磁州窑的白釉黑花花纹，吉州窑白釉黑花花纹；丝绸彩缎、缂丝刺绣花纹图案；金银器上的锤花纹图案；中亚、西亚地区优秀工艺品上的装饰图案。景德镇的工匠将外域工艺美术上的装饰图案，用中国传统的工艺技法作在青花瓷器上，表现出中国民族文化的风格和气派
陶瓷知识分享：钧窑瓷器的生产制作与钧窑瓷品的真伪鉴定
钧窑瓷器的生产制作与钧窑瓷品的真伪鉴定
均窑瓷器的生产制作自元末以后渐次衰败。明代万历年间，钧瓷的“钧”字因犯了神宗朱先生的名讳，窑场被官府封闭，此后钧瓷生产一蹶不振，陷于濒临绝境的地步，尤其是钧瓷烧制过程中自然窑变的奥秘更是技艺失传，无人知晓。直到清光绪五年（1880年），禹州神垕镇钧瓷世家中的芦天恩、芦天福、芦天增兄弟三人，由于受古董商高价收买宋钧的诱引，在小型发掘中得到启发，立志恢复钧瓷，此后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钧瓷的烧制开始有了初步的成果，并由此展开了恢复生产，烧制出了色彩单调的孔雀绿和碧蓝相间的仿宋钧“雨过天晴”器，此后又在“天晴”器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抹红、飞红等新工艺，虽然这种彩斑红暗，较“宋钧”呆板，但毕竟大大前进了一步。
1907年，芦氏第二代艺人芦光东已成为一名优秀的钧瓷工匠，其作品“折沿盘”、“乳钉罐”等，被误为“宋钧”而被大英博物馆珍藏，“两个桃子”钧品青绿挂红，形象逼真，玉润晶莹，致使开封“群古斋”古玩铺以四百块银元重金买去，误作为出土宋钧珍藏。芦氏家族烧制的钧瓷精品与宋钧相比，几能乱真，因此有“芦钧”之称，在当时古董商中间还流传有“谨防芦瓷，小心上当”之说。
芦氏仿宋钧是近代最早、也是较为成功的仿伪之作，对恢复钧瓷的生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精品之作虽已达到了真假难分的程度，但还是有较为明显的破绽。如仿宋钧釉绝无“蚯蚓走泥纹”，窑变红斑发暗，且内外各半，自成片段，不及宋钧自然。这与当时人们受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对钧瓷窑变釉的呈色机理和烧制过程中釉面出现的各种复杂变化还不能充分认识有很大关系。
钧窑瓷器仿制品的大量出现应该是近几年来的事，这是受到收藏之风日甚于日、古董市场日趋活跃以及作伪者趋时牟利等多方面的影响。由于钧窑瓷器普遍不存在花纹装饰，故其作伪者主要是伪造真品的釉色和造型。
1、鉴定钧窑瓷器的真伪，目前主要采用两种方法：
(1)科学技术手段 如“热释光”和“火化种子分析”，这两种方法误差较小，测定古瓷的烧制年代准确率较高，但在测试时均需在器物上的钻孔，取出少量的样本，会对器物产生损害。
(2)凭借经验 这种方法虽然带有主观因素，但其简便易行，不受其它条件的限制，所以目前鉴定瓷器的真伪大多采用这种办法。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经验”，不仅指的是要了解钧瓷作伪的方法，更要了解钧窑瓷器在不同时期的造型、釉色的变化及烧制情况，有时还需要用“推理”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辨别真伪。例如，现在我们在古董市场及某些私人的藏品中时不时地可以看到北宋钧窑的“官钧”产品，有盆托、鼓钉洗之类的，其制作还说的过去，并且底部还刻有证实其官钧“身份”的数字号码，这对于一些连钧瓷真品都很少有机会上手的陶瓷收藏者来讲，无疑是个“机会”。
但买到手后，请专家一鉴定，才知又交了“学费”。其实鉴定北宋钧瓷官窑产品的真伪应该是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它只是一个常见问题：北宋朝廷设立官窑生产钧瓷是专供御用的，严禁民间使用，凡是烧坏的一律砸碎深埋。70年代禹州钧台窑全面发掘时，钧瓷官窑产品一件完整的都未得到，由此可知官钧的使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它不可能流散于民间。所以现在我们在市面上接触到的宋官钧瓷器基本上都是假的。
现代仿钧的产地一般还是源于禹州的神垕镇，这里不仅有烧制钧瓷的优良传统，而且还集中了一批当今最优秀的钧瓷制作高手。神垕镇的钧瓷制作近几年以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着，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还是釉色的变化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它也面临着产品的销路问题。
笔者所熟识的几位钧瓷艺人就曾抱怨：现在的收藏者不喜欢新货，有些厚古薄今。在这种情况下，神垕钧瓷也开始生产仿古瓷，如尊、瓶、炉、钵、碗、盘等，其造型一般是仿宋、金、元时期的民窑器形，制作工艺和斑彩装饰也力求与之相似。仿古瓷的制作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人为地将之做旧，充斥于古玩市场，不仅会对古钧瓷的形象有所损害，而且也容易使古玩市场产生混乱。
2、辨别钧窑瓷器的真伪，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看其制作工艺。钧窑瓷器从初创伊始的“唐钧”，历经宋、金、元，直至民国时期的仿钧都采用的是手拉坯工艺。这种工艺特征是器物的底部较厚，然后向上逐渐趋薄，器物的口沿处胎体最薄。在器物的圈足露釉处还可以看到细密的旋纹，器壁薄釉处有轮指痕。
现代仿钧瓷器有些是批量生产，它采用某种材料作成模具，然后用“注浆法”灌注成型。这种方法做出来的瓷器胎壁厚薄均匀，份量较轻，更有粗制滥造者，由于修坯不精细，在器物的两侧可以触摸到模具的接缝痕，这是作伪者最拙劣的一种作法，聪明一些的则在器物的内部，如瓶类的瓶体内，人们不易察觉的部位，人为地粘些其它物质（如水泥）以达到古钧瓷厚重的感觉。或者在“注浆法”成型的器物内壁故意做出轮指痕，但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与真正“手拉坯”均匀的指痕不同，仿造出的轮指痕不仅粗糙，而且每一圈与每一圈的轮指痕分布极不均匀。
其次，看其釉色和釉质。宋代钧窑瓷器的天青、天蓝、月白釉，匀净莹润，乳光内含，虽然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由于中原地区地下水含量较少，土壤中的含碱量适中，所以无论是墓葬，还是窑藏出土的钧瓷，都很少有大块土锈粘结的现象，其釉质往往产生出类拔萃的钧瓷，令人赏心悦目。现代仿钧器不管是仿宋钧的造型，还是仿金、元时期的钧瓷的特征，其釉色多为天蓝，很少有天青、月白釉。而且为了达到与出土钧瓷相近的釉质，刻意伪造土锈或作去浮光的处理，但其效果适得其反，给人的感觉是釉色发乌，不自然，看上去极不舒服。
其作旧及辨别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1)用兽皮等工具在钧瓷表面反复摩擦，以达到去其浮光的效果。虽然釉面平整光滑，但在放大镜下仔细观察，会看到无数平行的摩擦痕。
(2)将新仿的钧瓷放入含有酸性等带有腐蚀性的溶液中浸泡，虽然也可以使瓷器表面失去耀眼的浮光，达到做旧的效果，但是釉面往往显得十分呆板，在放大镜下可以看到伤痕。
(3）作伪者有时也意识到了上述方法给钧瓷釉面带来的损害，所以也采用含有油类的软布进行抛打，同样可以使釉面产生出柔润的效果，但是与真品釉面光滑细腻的手感明显不同，作伪处理过的钧瓷釉面触摸时有油质感。
(4)在酸性物中浸泡之后，马上以土覆之，作出人为的土锈，且这种土锈渗入釉中，很容易使收藏者蒙骗上当。其实根据近几年来北方出土的钧瓷，以及在钧台窑发掘所获得的大量钧瓷标本来看，钧窑瓷器面上的土锈很少，出现大块土锈粘结的现象更为少见，大都呈现出一种光洁细腻的效果。有些作伪者以粘合剂作出的土锈粘结假象，实为弄巧成拙、画蛇添足之举。
(5)人为剥釉现象。作伪者有时故意在钧瓷的底足部分剥去一部分釉层，露出胎质，以期达到给人以年代久远之感觉。由于现代仿钧与古代钧瓷真品的制胎原料源于同一产地，故其胎色十分接近。但是与真品的自然剥釉仔细对比就可以发现伪品的破绽：真品的剥釉断面基本上是直茬，伪品的剥釉断面|>>>>|
陶瓷浅析：深山蕴瓷史 浙江宝溪传承龙泉青瓷千年血脉
深山蕴瓷史 浙江宝溪传承龙泉青瓷千年血脉
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这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偏远乡镇，本该寂寂无名。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在龙泉青瓷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于式微中延续着青瓷的血脉，于断断续续中承载着传承的窑火，在近现代龙泉青瓷的发展史上，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宝溪也因自身所深蕴的历史内涵，一如镶嵌在大山中的一棵明珠，熠熠生辉。
山中乡镇传承龙泉青瓷千年“血脉”
宝溪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它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历史。
“宝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它不仅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填补了龙泉青瓷历史上的空白，还在龙泉瓷厂的恢复和当代青瓷发展的两个过渡时期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宝溪乡乡长周义泉在谈到宝溪的制瓷历史时这样告诉记者。
众所周知，龙泉窑是我国历史上的五大名窑之一，它始于三国两晋时期，发展于北宋，兴盛于宋元，而衰落于明末清初。尤其是清末民国时期，从宋元以来极盛数百年的龙泉青瓷几近断脉。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一批土生土长的宝溪青瓷艺人却一直在家乡传承着龙泉青瓷的窑火。
据《龙泉瓷厂厂志》记载，1825年间，宝溪乡溪头村李君义在当地建窑称“李生和号”，这是近代龙泉青瓷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私人窑厂。
1934年，当时的宝溪乡乡长陈佐汉邀本乡瓷工李怀德、张高岳、张高文、张照坤等组织成立了第一个仿古青瓷研究小组，青瓷生产技术和工艺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复承，仿制古青瓷的热情也在龙泉民间一度高涨。
“应该说，民国时期宝溪的仿古青瓷技艺已经很精湛了，否则，当时的宝溪乡乡长陈佐汉也不会挑选百余件精品送给政府。”据周义泉介绍，1945年，陈佐汉曾把仿宋弟窑制品牡丹瓶、凤耳瓶等100余件仿古青瓷精品寄送南京中央实业部请功，分送盟友，并被蒋介石题赠“艺精陶仿”予以勉励。而这在宝溪的历史上也有明确记载。
至于宝溪在现代龙泉青瓷史上的地位更是毋庸置疑。
据张高岳老人的回忆录记载，1955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恢复面临绝迹的“龙泉青瓷”生产。当时，浙江省政府按照总理批示成立了11人的仿古小组，由他牵头，连他在内，包括李怀德、李怀荣、李怀川、张照坤、龚庆平、张高文等共有七位宝溪青瓷艺人参与其中。当时，仿古小组把地址也设在了宝溪，即当时的宝溪张二昌小厂内，取名“宝溪仿古瓷厂”。可以说，现代龙泉青瓷的第一窑火就是在宝溪点燃的。
不过，由于历史原因，宝溪仿古青瓷的发展也并非是一帆风顺。据周义泉回忆，1967年，从张家菜园里挖出300多件仿古青瓷没收，八十年代中期，仿古青瓷被禁，很多仿古艺人也不得不放下了这门手艺。但时隔不久，80年代后期随着浙江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90年代初仿古瓷又再一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龙泉瓷厂、艺术瓷厂等国营企业先后破产，龙泉青瓷又一次走向困境，一大批宝溪青瓷艺人下岗回到了家乡。而正是这批下岗工人，重新拿起瓷土，做起了仿古瓷。
对此，宝溪青瓷艺人曾轶星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在大批国营瓷厂倒闭的时候，龙泉青瓷行业几乎是奄奄一息，但是一大批宝溪工人却回到宝溪做瓷，形成了一个仿古青瓷的文化市场，延续着青瓷的血脉。 “在关键时刻，宝溪总是成为青瓷文化延续的最后一块净土，把宝溪称为近现代龙泉仿古青瓷中心一点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