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瓷砖。
10月23日周末阳光明媚，下午2时，思明区环岛路名仕御园12号别墅内的德瀚堂艺术品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开业，现场布置了鲜花与美酒迎接尊贵宾客，气氛轻松而活跃。
德瀚堂艺术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秦峰先生首先在酒会上致辞，之后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及秘书长、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叶文程教授发言表示祝贺。在礼炮声中，德瀚堂正式宣布开业，来宾举杯共贺。光临德瀚堂开业酒会的嘉宾还有厦门知名收藏家蔡铭超，万达集团福建公司杨俊，光大银行厦门分行曾华茹，福建省收藏家协会，厦门市收藏家协会。来宾一边品享香槟香茗，一边在收藏顾问杨午蒸先生的带领下参观会所内的精美古董藏品。会所内布置展出上百件珍奇古董瓷器，其中一件元代蓝地白龙暗刻梅瓶尤为引人注目。这件蓝地白龙暗刻梅瓶高40.6厘米，口径5.1厘米，底径13.6厘米。平口斜唇，短颈圆肩，腹修长内敛，近底处束腰，足向外撇，挖底无上釉。全器施蓝釉，腹部正面饰一条在蓝天翱翔的白龙，龙张口瞪眼，口吐长舌，两角后昂，龙髻后冲，龙身细长，脊背似锯齿，脚为三爪，彰显帝王之意志与风范。目前有据可查的另三件蓝地白龙梅瓶分别收藏于扬州博物馆、北京颐和园管理处以及法国巴黎吉美艺术馆。可见该藏品的稀有与珍贵。
德瀚堂
德瀚堂作为厦门市一家专业古董艺术品投资管理机构，将通过构建顶级古董艺术收藏交流、交易的高资产圈层人脉圈，打造高端古董艺术品收藏顾问式精准服务平台。同时，除了自身收藏供会员交流鉴赏之外，德瀚堂还聘请权威的古董艺术品鉴定专家、市场专家，专业服务于高端商务人士与社会精英，高端古董艺术品收藏家与投资者，创建国内首个星级投资收藏家与高资产人群人脉圈。德瀚堂实行会员私享的服务制度，为高端投资收藏人士提供专业化的收藏顾问服务，为企业与私人提供顾问式投资收藏咨询与艺术品投资管理服务，并通过古董艺术收藏为企业与个人提供古董艺术品金融化综合解决方案。同时德瀚堂将定期举办周末主题鉴赏沙龙、城市会员交流沙龙、收藏级名庄葡萄酒品鉴、大师级茶品雅赏等专业活动，借助德瀚堂私密的私人空间，为高端人群提供私人接待与艺术鉴赏的星级服务。目前，德瀚堂公开向私人和企业招募创始会员与白金会员，以尊享专家团队专业化的顾问式投资收藏服务。
明成化青花花卉纹碗
明嘉靖青花注浆丹凤朝阳玉壶春瓶
明天顺丁丑年青花诗棋纹瓶
明宣德款青花黄地龙纹大盘
宋磁州窑红绿彩花卉纹酒壶
明永乐青花花卉纹花口洗
元红地暗刻白龙盖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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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玺宏2010秋拍崇光异彩—顶级藏品频频亮相
导读：中国陶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隋唐五代精美的越窖青瓷到宋代的五大名窑瓷器以及元代的青花彩瓷系列，都成为世界瓷器史上的耀眼之星。我国解放初期及“文革”期间，由于国民收入较低，加上人们对流散在民间的这些物品不大了解，因此，古瓷器的市场价值不高。但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随着收藏投资市场的活跃，瓷器价格一路上涨。与此同时，无论是古瓷或是新生出炉的陶瓷，都有人在收藏，瓷器收藏队伍正在不断壮大。
东方玺宏瓷器拍卖专场推出多件精品购藏艺术珍品众藏家期待已久
近日，记者走访了北京东方玺宏国际拍卖公司，通过东方玺宏官方网站记者与相关负责人取得了联系，据东方玺宏征集部的李先生介绍，瓷器拍卖一直是东方玺宏特色明显、亮点频出的专场。每一季推出的诸多瓷器精品都引起市场的广泛关注，东方玺宏本次的瓷器专场拍卖也不例外。据笔者了解，像“粉彩描金花卉开光双狮戏球多穆壶”、“官窑贯耳瓶”、“青花岁寒三友大盘”等；拍品出处可靠，价格合理趋中，所以会有很多收藏家期待。
高35CM的粉彩描金花卉开光双狮戏球多穆壶
据东方玺宏征集部的李先生介绍：“多穆壶为元代流行壶式之一，为藏、蒙少数民族盛放乳液的器皿。明清时期，由于皇室对西藏及藏传佛教的重视，许多具有西藏民族特色的器物开始进入宫廷，多穆壶即是一例。清代大量的册封和法事需要大量精美的法器和摆设配合，造办处因此生产了许多这类器物，同时也供清帝赐高僧之用，故多穆壶更是流行，各种材质均有制作，有金属也有瓷质，且以金属器为多，主要为各种金属胎珐琅器，存世常有所见，但瓷质多穆壶比较罕见”。
壶呈截筒式，上部有僧帽状围边，龙形把手。“多穆”本为藏语，是蒙藏族人民的生活用具，原意为盛酥油的桶，亦有用作盛载奶及酒。最早期的多穆壶是以木或其他物料制成，需用皮带或金属带箍起来，然后用金属钉固牢，本件虽为瓷质，但仍保留了这一特征，将其演变为一种装饰，在壶身塑有三圈瓷箍，将一件实用的奶茶通幻化为华美璀璨的法器。通体施黄釉并描金装饰，釉色莹翠，格外可人，上以粉彩绘缠枝花卉开光内绘双狮戏球纹饰，描绘精细，布局繁复，又错落有致，极为富丽。底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青花篆书款，款识规整。
官瓷重楷模，精华四海粹
自古有“官瓷重楷模，精华四海粹”的说法，这是《饮流斋说瓷》中对宋代官窑瓷器的赞美。官窑属于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址有南北之分。北宋官窑兴盛于宋徽宗时期，据文献记载，窑场设在汴京。南宋官窑的窑址在杭州乌龟山一带，考古人员进行了多次发掘，获得了比较多的实物资料宋代官窑瓷器主要为素面，既无华美的雕饰，又无艳彩涂绘，最多使用凹凸直棱和弦纹为饰。釉面纹片粼粼，愈显高洁古雅。釉色以粉青为主。釉面开片本因釉与胎的收缩率不一致，冷却时形成一种釉裂胎不裂的现象，古代工匠巧妙地利用错落有致的开片，顺其自然，形成一种妙趣天成的装饰釉。这种装饰主要出现在宋代官窑、哥窑、汝窑青瓷表面。或称“开片”、“龟裂”。
高17.5CM的官窑贯耳瓶
官窑贯耳瓶有瓶直口、长颈、扁圆腹和圈足的特征，口沿两侧对称置贯耳。通体施青釉，釉面开细碎片纹。此瓶在造型上摹仿西周青铜礼器。口耳相连的曲线增加了口部力度，与扁圆形腹部上下呼应，构成视觉上的均衡，给人以稳重之感。通身细碎开片，静穆、优美。
青辉一抹盛世繁花
永乐、宣德两朝是我国青花瓷器史上的黄金时代，其青花瓷之胎质、底釉、绘画，无一不精。此盘使用由西洋进口的“苏泥勃青”料，浓重艳丽，渗入胎骨，并有自然晕散形成的“铁锈斑”，手抚之有凹凸不平之感。
青花岁寒三友大盘 径33CM
盘敞口，弧腹，圈足。器形端庄，修削工整，大方中绣着灵秀。内心以松、竹、梅岁寒三友为主题纹饰，口沿内外饰缠枝花卉。松、竹、梅又称岁寒三友，是明清时期瓷器常见纹饰之一。松象征常青不老，竹象征君子，梅象征坚贞的气节，这三种植物都以不畏严寒而著称，故名岁寒三友，组合起来寓意君子有高尚的道德。
此盘造型线条优美流畅，胎质纯净细腻，纹饰清晰生动。画面一改元青花繁缛的装饰风格，构图疏朗有致，青花色泽浓艳亮丽，深浅不一，富于层次感和立体感。画面中的黑色斑点似水墨画中晕散的效果，为永乐青花的显著特征，这种自然形成的色泽特点极难模仿，为后世仿品所不及。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皆有仿永乐青花器，但器物造型不及永乐器柔美秀丽而略显臃肿笨重，画面中的黑斑不是天然烧成，系人为重笔点染而成，与原物相差甚远。
北京东方玺宏拍卖公司本次所推出得多件瓷器精品，不仅有助于推进这一时期经典艺术品回归应有价值地位，而且也是中国藏家拓宽收藏视野、购藏艺术珍品的美好机遇。
民国瓷器鉴定——堂名款
堂名款系指瓷器上书写或刻划私人住所或书房名称，作为私家用瓷或收藏标志的款识，内容包括堂名、斋名、轩名、室名、书房名、楼名，阁名等。堂名款最早出现于宋代，明代后期形成风尚，清代则更为流行，民国时期继续出现，但已不及清代丰富。民国堂名款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是一些达官贵人用瓷多有堂名，如袁世凯的“居仁堂制”、徐世昌的“静远堂制”、曹锟的“延庆楼制”等。这些瓷器均为当时名家所造，史载，1923年军阀曹锟曾出重金聘潘旬宇彩绘文具，但是否所有署“廷庆楼制”款识的皆为曹锟用瓷，或皆为潘氏所绘尚需考证。这部分堂名款均以印章形式出现在作品的底部。其次是文人雅士多有堂名，尤其是彩瓷名家， 如潘甸宇之“古欢”、王琦之“甸甸斋”、程意亭之“佩古斋”等。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类款识应称为艺人画室款识为妥。这部分款识见有印章形式，书写在器物的外底，亦有与书法款识相结合书在器物的外壁，而以后者居多。更为常见的是以书法形式的综合性堂名款识，如张志汤的“星江张志汤写于珠山亦陶斋西窗”。既有籍贯、姓名，也有斋名。由于这类款识已在人名款中加以介绍，故不再赘述。民国时期瓷器上署以堂名的器物较为多见，情况亦较为复杂，最为关键的是不能以款识中是否有“斋”、“轩”等字样便定性为堂名款。因民国时期瓷器生产厂商号之名亦多见“轩”、“堂”、“斋”等字样。貌似堂名，实则为商号，与主人的关系不大。如活跃于1920-1937年的彩瓷名家梁兑石，民国初年毕业于饶州窑业学堂，回南昌后开丽泽轩瓷店，请艺人按顾客要求绘制瓷器，由于忙于经营，无暇自己彩绘。当时的南昌名家刘希任作品多被丽泽轩购买，而邹文侯、万云岩均曾受聘于丽泽轩瓷店彩绘。
民国时期的堂名款见有大德堂、古松斋，古月轩、乐陶斋、乐古堂、乐善堂、如意馆、竹清山房、竹萧山房、怀仁堂、廷庆楼、居仁堂、昭德堂、退思堂、惟一斋、慎德堂、静远堂、碧云山房、澄怀园、觯斋、藏经山房等。除居仁堂为袁世凯所用堂号、静远堂为徐世昌所用堂号、延庆楼为曹锟所用堂号、觯斋为郭葆昌所用堂号外多不可考。常见的艺人斋堂画室之名有甸甸斋(王琦)、希平草庐(王大凡)、愿闻吾过之斋(王步)、古石斋(田鹤仙)、平山草堂(汪野亭)、彤云山房(汪晓棠)、晴窗读书楼(邓碧珊)、饮冰斋、觉庵(刘雨岑)、再思轩、永华堂(刘希任)、石庐(梁兑石)、栖碧山馆(徐仲南)等。为使读者查阅方便，将目前所见私人堂名及艺人斋室名款识，按笔画加以介绍，由于艺人的书法款已在人名款中加以介绍，故此仅为印章款。
骨瓷杯的优雅
公司有下午茶时间，大家喝杯咖啡继续忙碌。盛在一次性杯子里的咖啡，哪怕是苏门答腊岛出产的KopiLuwah，都变得没有身价了。良驹要配最华贵的鞍，上品的杯中物要配最高档的瓷种——骨瓷杯。 这纤纤巧巧的一握，才品咂出下午茶的雍容来。瓷器的上品有骨瓷(bonechina)、贝瓷和珍珠瓷（pearlchina)等。贝瓷和珍珠瓷当然是珍品，但是成本太高几乎没有工业化生产，所以骨瓷是世界上公认的最高档瓷种。其实骨瓷原称骨灰瓷，也许是人们觉得“灰”字或多或少地破坏了骨瓷的雅致之感，于是改称骨瓷。所谓骨瓷，就是骨粉加上石英混合而成的瓷土。
1794年英国人在制作骨瓷的时候，也许为了让瓷器更轻巧，便尝试加入动物的骨粉和骨灰。当第一件骨瓷出品的时候，它在灯光下的光泽不是散射，而是透射的。于是，全世界赞叹之后都开始将牛、羊、猪骨磨成粉，将骨粉加入到瓷器里。这其中，牛骨粉因为能使骨瓷最坚韧，因而最有价值。对于精华之作，总要有些度量衡，国际公认骨粉含量高于40%才能称其为优质骨瓷。加入了骨粉的瓷器，宛若注入了灵性，骨瓷的硬度与透光度都非一般瓷器可以比拟。虽然骨瓷看起来是纤瘦之躯，但以极薄的身架承载着比一般瓷器高得多的强度。1988年9月，韦奇伍德(Wedgwood)的4只骨瓷咖啡杯平稳地承托起了1辆重达15吨的运土车，杯子却安然无恙。不同的骨瓷，由于骨瓷含量有异，骨质也不同，身价也是高下有别。骨质含量越高的骨瓷，在制作过程中要面临的风险越大。当一批富含骨质的骨瓷开始烧制时，让人心痛的烧裂声稀松平常。物以稀为贵，能够千锤百炼出正果的骨瓷成品价格自然是不菲的。骨瓷质地十分轻盈，一般底色呈天然骨粉都有的乳白色。如果将骨瓷器置放在灯光下，可以看到骨瓷隐隐地透着通亮的光。骨瓷成品质地轻巧，细密而坚硬，适度的透光性赋予了骨瓷美感，而上佳的保温性则让骨瓷成为杯中物最好的呵护。如果是更考究一点的骨瓷，那还要在上等的骨瓷底子上加上漂亮的手绘。倘若一个骨瓷杯的手绘出自名家之笔，那恐怕就要当一个价值连城的艺术品来赏玩了，注入任何杯中物都恐怕残留的一丝水渍破坏了骨瓷的完美。典雅之至的骨瓷从18世纪的启蒙时代起，就在欧洲的王室大放异彩，成为贵族餐桌上的娇骨。英国韦奇伍德的骨瓷器被英皇室御用近250年，俄国的凯莎琳女王也是该品牌骨瓷的忠实拥戴者，曾一气订全套952件骨瓷，每件器皿上全部由韦奇伍德亲自工笔绘制不同的英国风光。女皇们的欢心让韦奇伍德成为当仁不让的“Queen"s W are”。从1902 年罗斯福总统白宫之宴，到1935年玛丽皇后号豪华邮轮首航，到1953年伊丽莎白女皇加冕典礼，载入史册的盛宴中，韦奇伍德的骨瓷餐具总以精致的身姿傲然在列。当韦奇伍德的骨瓷褪去皇室的华贵，在寻常巷陌一样别有风情。在欧陆注重生活品质的普通人家，我也曾见到优雅的女主人，坚持用韦奇伍德缀着碎花的骨瓷器冲泡花茶。那温婉的金色镶边，俨然勾勒出完美生活的细节来。受到王室垂青而铸就芳名的骨瓷器不少。皇家道尔顿(ROYALDOULTON)最关注女性情怀，乡村阳光系列是戴安娜王妃的心仪之物；皇家哥本哈根(R O Y A L C O P E N H A G E N)是丹麦皇室童话的元素之一，最能表现皇室尊荣的丹麦之花系列(Flora D a n ic a)更贵为国宝；麦森(M e isse n)在欧洲贵族中享有“白色金子”的美誉，白色底盘上那弧度优美的两把蓝剑交错，暗喻麦森每一件骨瓷都因为举世无双而成为经典。温莎城堡里保存的骨瓷是皇室故事的道具。当手捧起骨瓷杯，看光线穿透那柔和的奶白，不妨将对生活的一丝不苟，融入手中的尤物，成就的又是一段流传百年的故事。
藏品中的寓意
收藏可以陶冶心灵、增长才智。在我的藏品中，一些藏品形象逼真、妙趣横生，它们中所包含的古趣、雅趣、奇趣和乐趣可谓妙不可言。现供二组民国瓷塑像和一尊当代木、根雕藏品与大家共赏。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件瓷塑人物像，造型准确、比例恰当，不仅人物形象逼真，而且神气活现。有钱者的讪笑，透出一种得意的内心满足，瘦骨如柴为利驱使的小鬼，又有不堪重负的无奈。为了钱，又有多少人能摆脱它的诱惑？
童趣：这组瓷塑人物像，一览无余地构造出两个童子在玩牌过程中的串通手法，就是以桌子和帽子作遮掩，把对方所需要的牌用脚趾夹过去，而玩牌的第三方童子却茫然不知，这一情景却被站在旁边的童子发现了。这件作品妙在瓷塑大师把这一瞬间定格下来，表现出串通方童子的心机和巧妙。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也有不少人在演绎着类似的作弊手法吗？
愚公移山：这尊“根抱石”的根艺作品，表现了雕刻艺术家巧妙地利用根与石的结构，加上独特的构思、夸张的手法和细腻的刀法，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愚公移山”艰苦创业的精神。体现了雕刻家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创造性和天人合一的神韵。寓意深长、令人感叹，催人上进！
其实在不少的收藏品中，如玉器、瓷器等，都有纹饰图案，其图必有意，寓意隐含，或吉祥，或辟邪，或镇宅等等。只要认真学习、请教和揣摩，就能从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吸取其精华，也会在怡情雅趣中增长知识、增添乐趣。
藏品的真相
藏品的真相
关于故宫商业化的质疑之声还没有消退，由瓷器受损开始的一系列网友爆料，再次让故宫成为焦点。新一轮的故宫“黑幕”，全部与藏品相关。刚退休的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看了网上的一些质疑，惊讶于外界对故宫藏品的了解如此贫乏，也反思，“故宫的确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小系统，不怎么跟外界打交道”。
梁金生一家与故宫有据可查的就有五代渊源。清咸丰年间，他的曾曾祖父就在内务府如意馆就职，担任咸丰皇帝的宫廷画师，曾祖父后来担任宫廷画院如意馆的掌管。爷爷梁廷炜本来承袭祖业为宫廷作画，1925“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后，担任组长，负责清点清宫的公私物品。1931年为躲避战乱，故宫选择了一批珍贵文物南迁，梁廷炜和年仅14岁的儿子梁匡忠开始了长达18年的南迁生活。1949年梁廷炜接到密令，跟随国宝去了台湾，1972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去世。梁匡忠则留在南京故宫博物院，1953年返回北京故宫，梁金生是梁匡忠的第三个儿子，金生，就是生在金陵的意思。
梁金生在内蒙古插队11年，进入故宫已经31岁。“1979年国家刚刚拨了一笔款项用于故宫大修，故宫就从社会上招了50多名维修工，统一招考。”梁金生在工程队干了5年，参与库房维修建设，然后被调到保管部织绣组，后来再到总保管组，跟父亲成了同事。那时候故宫还没有地下库房，都是利用现有的地面宫殿、库房来存放文物。“先天密封条件非常差，门窗不严，风沙一过，满屋子尘土，天天打扫都没用。而那些‘原状陈列’、小范围开放的地方，就算走‘太空步’，脚一落，特别细的尘土就飞起来。”梁金生回忆，“地面不防潮，湿度大的时候地面都长毛。”故宫古器物部金石组的资深库房管理员方斌描述：“库房里后来配了专门的吸湿器，有半张桌子那么大，机器运转1个小时，300平方米的空间，能吸出两到三大桶水来。”
做库房维修的时候，梁金生就算能接触文物，也是“搬搬抬抬的事情”，“把要维修的库房搬空，东西挪到别处，修好了再搬回来”。到了保管组，他才有机会真正地跟文物打交道，第一次接触的，就是毓庆宫里成箱的织锦和布匹。“半人多高的大锡箱子，站在旁边手伸不到底，底下的布匹，要爬到箱子里，举着递出来一卷卷地打开，查验清楚是一段还是一匹，再封好放回去。”算起来，这其实是1949年之后的第二次藏品清理，梁金生身体力行地感受到了这项工作需要的无比耐心和细致。到了总保管组之后，梁金生定下了心思：“以我的年纪，再从事专项研究太难了，不如在这里踏踏实实地下笨工夫。”
藏品清理就是要摸清故宫的家底，这项浩繁的工程，从故宫博物院成立开始，一直在继续。郑欣淼到任之前，历史上的6次清点，3次在1949年之前，分别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接收点查，文物南迁之后的点查，以及北平沦陷期间的点查。1949年之后的3次，分别是1954至1965年，1978年至80年代末，和1991至2001年。每一次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历时10年左右。从皇宫变成博物院的故宫，不仅有历代帝王的珍藏，也是一个“家”，一个庞大的生活起居场所，有一应俱全的宫廷物资，和帝王后妃们的生活痕迹。这些东西如何归类？算文物还是非文物？观念一直在变。从2004到2010年底的第七次藏品清理，在文物概念上，有了最大的拓展，把故宫98万余件藏品的记录，提升到了最新的180万余件。
郑欣淼研究过故宫的历史，他带的第一个“故宫学”研究方向的博士，毕业论文就是故宫博物院的院史。他发现，“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一直在处理非文物的东西”。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清理，也就是1954年开始的那一轮，主旨是“清理文物，处理非文物，紧缩库房，建立专库”，从1954到1959年，主要是清理历史积压物品和建立文物库房，成立了处理非文物物资审查小组，政务院批示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以及北京故宫共同组成故宫博物院非文物物资处理委员会，先后共处理各种非文物物资“70万件又34万斤”。不同时期被当成非文物处理的种类各异，茶叶、皮件、貂皮，乾隆收藏的“假次画、宗教画”，乃至士兵甲胄都有。“前几年，周海婴先生还拍卖过鲁迅先生买的清宫茶叶。”现在看来，这是对待清宫藏品问题上走过的弯路，但回到特定的情境，这种“甩包袱”的做法，“不是个人问题，是时代民族问题”。
文物的观念在变化，历代故宫人对于故宫藏品的认知也在变化，但守护藏品的态度和原则始终如一，这种传承，梁金生最清楚。从1984年开始，他在“文物总管”的岗位上已经27年，成了故宫内部公认最熟悉所有藏品的人。梁金生说，故宫的藏品有两套账，一套是总保管组的总账，另一套是与总账相对应的各个库房的分类账。账目里，一种是“故”字号，这是1962年吴仲超院长任期那次文物清理建立下的故宫藏品账目；还有一种是“新”字号，这是1954年之后给新增文物建立的账目，最乱的是1949到1954年之间的文物，后来专门固定了一个“新”字号的字段。各个时期的账目都传承下来，梁金生特意搬出了60年代总账中的一本，16开大小的蓝布皮账本，全部是手写记录，蝇头小字，一行行清晰工整。这些账目是最原始的依据，每一次清查，新发现的文物新增号段，而原有的文物必须总账与分账、账目与物品逐一对应。
故宫的家底，就是靠这样必不可少的笨拙方法清点、记录并传承下来，直到引入电子化的信息记录系统。梁金生说，“每一套总账，国家文物局都是备案的，故宫不可能自己私自改动”，而且，任何的文物转移和调拨，账目上都必须记录，就算是因为人员交接问题，某个时期的分账出现偏差，“对比总账也一定能发现问题”。《故宫博物院藏品管理规定》的草稿，就是梁金生根据工作心得总结出来的。
让梁金生觉得最可笑的是关于那五件宋人书札的指控。网友爆料说，由故宫拍下的这五件文物后来重现拍卖场。故宫的文物征集，刚好也属于总保管组的权责范围，收纳新的藏品，是故宫博物院自我丰富的一种方式，通过藏品呈现出不断代的历史和文化。梁金生有写工作日志的习惯，他翻查出了当年的记录：“当时是徐邦达先生给院领导写信，希望故宫能够拍下这五件宋人书札，它们很有价值。院里讨论以后也决定参加拍卖会，但申请经费的时候，却因为数目太高没有得到批准，全部过程都有文件存档。”这件没有完成的拍卖之所以写进了年度工作总结报告里，属于工作失误，然后，被无限放大了。
失之交臂的这五件宋人书札，梁金生很惋惜。他回忆，从解放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故宫的文物征集一直很容易，“尤其是解放初期，物价稳定，博物馆也少，文物商店把整车整车的文物拉来故宫，送货上门，任由故宫挑选。‘文革’故宫关门期间，也还有好多东西送进来，1966年底，在北展搞的‘红卫兵成果展览’，展出之后全部送到了故宫，当然，这部分后来落实政策的时候全部退还回去了。可是‘文革’结束之后，落实政策的80年代，可能是大家都心有余悸吧，又是一个文物进入故宫的高潮”。转折在90年代中期，“拍卖公司出现之后，局面就变了。80年代我刚负责文物征集的时候，故宫每年给我的征集费用是1万元，到了90年代初期，是每年10万元，到了1995年，征集费预算已经到了1000万元，都是拍卖公司抬起来的”。
故宫是拍卖公司喜欢的客户，故宫的名气就是提升拍品价值的最好宣传，但他们却并不会因此给故宫最公道的价格，遇到不厚道的拍卖公司，还会故意设局找人假扮买家抬价。梁金生记得，有一次拍卖，他进场后故意没有跟拍卖公司的人打招呼，坐在角落里，举牌几次之后，就再不动声色，看着价格被一路抬上去。到最后，场面上是神秘电话竞拍者胜出，但现实里，是拍卖公司不停地给故宫的领导打电话，追问故宫的竞拍者到底去了没有。最后，拍卖公司的把戏被戳穿，梁金生不仅用事先协议的价格拿走了拍品，还成功砍掉了交易的佣金。只不过，这些风光的故事只是少数，故宫的财务预算制度和文物价格的直线提升，已经让这条收集文物的路径越来越困难。“按故宫的规定，今年必须做出明年的征集预算，但是文物可遇不可求，我怎么知道明年会出现什么东西？”
关于藏品的诸多爆料出处何在，郑欣淼和故宫内部很多人心知肚明，只是不愿说破。“利益之争哪里都有，故宫是个老单位，也是个有各种告状的地方，历史上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就被诬告盗宝，只是为什么出于私念，却要赔上整个故宫的名声？”
故宫的定位
郑欣淼就任之前，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职位已经空缺了11年。张忠培1991年卸任之后，一直没有任命新的院长。郑欣淼是陕西人，从地方干部做起，1992年调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继而担任青海省副省长，因为做眼睛手术必须离开高原，才到了文化系统，历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和文化部副部长，就此与文物结下渊源。2002年，故宫成为文化部直属单位，同年10月10日，郑欣淼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10米红墙里的天地，对时年55岁的郑欣淼来说，也是全新的开始。“故宫是个老单位，1925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从解放以来，总共16年没有院长(1952到1954年，1984到1987年，1992到2002年)，实在千头万绪，我很有压力。也有人说，不能拿历史问题当借口，但故宫确实是个有历史问题的老单位，牵涉到方方面面，这个不是我能抹掉的。”他说。
上一任院长张忠培也有同样的感触，他是故宫院长职位空缺4年后的继任者，1987年6月20日正式就任。这位北大考古系毕业的高材生，在吉林大学任教30年，一手开创建立吉大的考古学科，只想站在考古学术前沿搞学问，对于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任命，心中虽然并不情愿，但也决心有所作为。保卫处副处长王子宁对这位老院长印象深刻：“夏天穿着大裤衩坐在门边搓着脚跟警卫聊天，朴素得像个农民，但是只要一谈起学术，完全换了一个人，是位令人真心钦佩的学者。”张忠培用学者眼光对故宫做了一个初步评估：“四大优势只剩了一个半——学术研究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考古学术的发展，宫廷文物这一块没有地位，古建筑这一块好一点，优势领域就是保存的传世文物。”
这个院长该怎么当？故宫到底该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张忠培还记得，“全院开会讨论，说得最多的是管理传世文物的部门，古建部的人也发发言，宫廷部没人说话。专家们也有各种意见，提出故宫应该办成艺术博物馆。我的想法是，应该区分故宫和博物院，故宫有两块牌子，既是国宝，又是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那故宫的特色应该突出两方面，一个是传世藏品，一个是明清故宫，历代王朝缩影”。讨论没有结果，但张忠培想清楚了，“少说多做，先从规章制度建设开始，让各部处权责分明”。他从1988年开始故宫的奖金改革，希望“在不伤害任何人利益的前提下，实行按劳分配的竞争机制”。
张忠培还做了另一件硬碰硬的事情，重新做产权登记，收回故宫不同时期被划拨或者被其他单位使用的房屋。“我来的时候，故宫的房子有14个单位占着”，其中就包括端门地区。端门外1917年就被划拨给了历史博物馆，张忠培回忆：“在公安部门的主持下，1988年我跟当时的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坐下来谈，我们是北大考古系的同学，都是苏秉琦先生的弟子，我们达成了协议，端门地区的产权归故宫，但历史博物馆可以使用，继续租赁经营用以补贴开支，一直使用到他们盖好新馆。如果万一那时候福利还不行，也可以继续使用，但最终还是要归还给故宫的。”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后来合并成立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新馆2011年才竣工。张忠培定下的协议，终于在郑欣淼的任期得以实现，郑欣淼说：“今年4月30日签的字，11月端门所有的经营户必须退出，到时候天安门管委会将协助我们收回，具体怎么把端门利用起来，我们还在考虑，可以保证的是，游客再也不会看到那些闹心的历代太监宫女展了。”
郑欣淼比张忠培幸运得多，他赶上了故宫百年大修的历史机遇。工程计划长达20年，每年投资1个亿。上任之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与郑欣淼谈话，就特别指出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主持故宫大修。郑欣淼正式上任后不到一个月，故宫大修启动。作为初来乍到的“新故宫人”，他在千头万绪里开始了他的任期——维修方案怎样制定，招标工作如何进行，组织机构如何设定，任务如何计划分配，等等。除了古建修复本身的各种不确定性，还有社会上的各种争议之声。“背景也很复杂，当时不光故宫，颐和园、天坛都在修，一些国际组织在质疑中国的修复方法。其实，修的范围、进度都可以商量，争议关键是我们的方法和工艺对不对。”
郑欣淼选择的应对方式，与当年的张忠培很相似，埋头做事，不争辩。修复之后的武英殿和太和殿就是答卷。“武英殿我们经验还不够，更换琉璃瓦时新旧分开，所以新的那半看起来特别亮，批评我们的人也特别多，说故宫修得金碧辉煌像影视城，其实新的琉璃瓦都有火气，太亮，过两三年之后就好了。等到太和殿工程，我们就吸取了教训，8万多块琉璃瓦，全部拍照，每块瓦都编号记录，哪块需要换，哪块不需要，哪块只要上釉，哪块要连泥坯一起更换，一块块来处理。”关于故宫大修5年的阶段性成果，已经在2007年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得到了肯定。“22个国家的40多名专家，3个国际组织到太和殿现场考察，那些外国专家都明白了，东方的建筑是不一样的，材料不同，工艺不同，维修的方式肯定不同。”众口难调，关于故宫大修的争议当然还在，但郑欣淼和故宫的修复团队已经有了底气，“中国式的修复方法已经得到了国际的认同”。
郑欣淼和张忠培一直保持着联系，两位老人常常在电话里探讨，求同存异。张忠培的任期只有“2年1个月13天”，他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1989年8月被停职，1991年卸任，各种构想，空成遗憾。但他在郑欣淼身上，看到了诸多构想的实现。他对郑欣淼的评价是：“这个院长没有选错人。”郑欣淼也觉得，他们对故宫的思考有许多共通之处。回顾9年任期，郑欣淼的自我总结很简单，一只手就能数完：“故宫的百年大修，第七次藏品清理，提出‘故宫学’研究，两岸故宫交流和故宫的国际交流。”总的方向，是让故宫以开放的姿态，与外界有更多的互动，公开化，透明化。“比如我们正在编辑出版的500卷《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这是第一次透彻地向公众交代故宫的家底，让全社会来监督。”郑欣淼也希望藏品大系能够澄清一种误解，就是北京故宫只有皇宫，好东西都去了台北“故宫”。“台北‘故宫’的65万件文物，38万件是档案，近20万件是图书，真正的书画文物只有10万件。好多人喜欢拿台北‘故宫’跟北京故宫比，其实两者差异很大，台北‘故宫’是公务员建制，跟我们的很不一样。”
其实故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像“文物总管”梁金生形容的那样，就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开放管理处处长檀文亭回忆，故宫的游客从“假日经济”、“黄金周”的概念提出之后，才开始增多，游客暴增则是2008年奥运会之后，2009年10月2日，是故宫历史上游客最多的一天，14.8万人。“那是什么概念，外面，从午门排到端门外，全是排队的人和旅行社的各色小旗子，里面，高个的只能看到人头，矮个的只能看到别人的衣服。游客散后，一地垃圾。”这种压力还在持续，2011年的国庆，虽然故宫已经做出了每日限流8万人的方案，并且提前通知公众，但从国庆当天开始，游客压力就在持续增加，同样在10月2日、3日呈现井喷态势。就算没有之前一系列的是非和争议，这种旅游压力，也必然让故宫要越来越多地全方位接受公众检视，这是发展的必然，也是公众对博物馆文化需求的进步。
主管经营的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曾经是国家文物局第一任博物馆司司长，他一直在思考博物馆文化，他觉得：“欧美国家，博物馆已经成为公众日常文化消费的一个部分，但我们的博物馆意识，远没有深入人心。”“中国以文保单位为依托的博物馆占了1/3，到底应该以什么眼光和理念，来传播这种以藏品为主的博物馆文化？如果大家说起故宫，都是经济换算，动辄是里面的什么东西值多少钱，其实应该由故宫来反思，你给公众提供了什么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是问题。”72万平方米的故宫，开放区域已经将近1/2，蜂拥而至的游客们兴趣点究竟在哪里？除了拍着故宫的门钉，激动万分地说终于看到了皇上住的地方，还有什么？那些已经被磨得锃亮的门钉，都是附庸传说和走马观花的印记。
10月2日，国庆游客最多的那一天，本刊记者再次到访故宫，上午9点半，整个中轴线上，已经水泄不通。而故宫陈列部精心布展的三个主题展览，武英殿的书画展、文华殿的瓷器展，以及午门城楼的兰亭展，却游人稀疏。这三个展室都免费开放，有凝练的主题，展示着诸多传世文物，还配备了现代化的展览解说和演示系统，就算对这些主题从不了解，也可以通过现场电子设备的辅助，开始一段中国传统文化之旅。可惜，这些稀疏的游人里，愿意静下心来欣赏的人更加少，许多人只是匆匆绕场一圈，无视禁止拍照的警示，拿着相机或者手机，趁着工作人员不备，偷偷按下快门，闪光灯此起彼伏，闪过那些传承百年千年的传世文物。午门兰亭展里的工作人员们，一上午都在重复同样的话——“请不要拍照！”从最初的客气克制，慢慢变得不耐烦和生硬，但他们的努力，旋即就被更多的闪光灯淹没了。■
收藏品鉴赏
收藏已成为时下投资理财的一大热点。在古玩界有这样的说法，管收藏字画的为吃软片儿．管收藏瓷器的叫做硬片儿，管陶器叫做“瓦片”儿。收藏不但能陶冶性情，提高艺术修养，而且还能进行资产保值增值。面对市场各种收藏品，投资者应该不断提高收藏品鉴赏能力，才能成为投资赢家。本文以瓷器收藏为例，抛砖引玉。
一、收藏的原则
1．积累原则。一个人的修养来源于常年的知识积累，做收藏投资，不仅提高自己的鉴赏知识，还应尽量多读相关书籍，尽可能多地知晓历史、考古和社会知识。知识多了，修养深了，收藏的眼力才会逐步增强。
2．兴趣原则。有许多事物，初看没什么收藏价值，但当收藏达到一定规模，或经历一段较长时间后，却又显示出了极大的收藏价值。因此只要确有兴趣，什么藏品均可收藏，但要持之以恒。
3．熟知原则。商场上有句至理名言：“小熟不做。”对某一收藏品的品种、性质、特点、市场行情等有关情况不熟知，就难以准确判断各品种的真伪、价值及未来价格走势等，从而不能作出准确、及时的投资决策。
4．辨伪原则。拍卖会、古玩销售场所并不能保证拍品一定是真品，有很多赝品鱼目混珠。这时候，鉴别真伪就很要紧。辨伪，要听听专家的意见，没有把握的，多找几位进行求证，不要轻易出手。而一旦看准了，对自己十分满意的艺术品，该出手时就出手。
二、如何逢高投资古瓷
在中国传统收藏界，陶瓷、青铜、书画向来被视为三足鼎立的“三大项”。而陶瓷的投资更是备受收藏界的青睐，在艺术市场上高价频出。那么该如何投资古瓷呢?
1．选择那些相对少、精、异形的古陶瓷器。大凡收藏者和买家都希望自己手头上拥有“人无我有”的器物。器物精美，历来都是受到人们追捧的，所以价值就会高。而异形瓷器，因工艺难度大、成本高，就算现在价高利低，但今后潜力会成倍增大。
2．选择那些尚未被人们认识的古代名窑作品。有些古瓷，无论当时还是眼下，都可算作高质量精品，但由于人们因时代、民俗、社会传统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可能一时难以认识其真正价值。此时的购藏绝对是潜力巨大的“绩优股”。
3．古瓷市场和其他市场一样有冷有热，有高有低，要正确把握其中的“度”。不仅要打时问差，还要学会打“地区差”。例如：南、北方由于审美观念的不同，使艺术品存量也不同，生活指数、购买力、消费能力和水平也不同，都有可能造成器物价格的地区差。
三、“一要，三不要”
古瓷器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很高的艺术收藏价值，爱好者甚多。可火爆的市场、高额的利润，致使大量的仿品流入市场。赝品越仿越真，档次越仿越高，做旧手法越做越到家，搞得一些专家们也真伪难辨。那么，怎样才能提高自身的鉴赏能力，避免收藏一些假古瓷呢?这就需要注意以下“一要，三不要”： “一要”长于陶瓷学问。我国的陈设艺术陶瓷，分陶和瓷两大类。陶主要产地有以紫砂壶和花盆著称的陶都江苏宜兴，有以陶塑人物和动物造型见长的广东石湾，还有生产唐三彩的河南洛阳，生产黑釉陶罐的山西浑源，生产刻花陶器的四川荣昌等；瓷主要产地有以生产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四大传统名瓷的瓷都江西景德镇，有以釉下五彩装饰美术瓷而闻名的湖南醴陵，有生产雨点釉和发展刻瓷艺术的山东淄博，生产花釉和象牙瓷的河北邯郸，生产白瓷的福建德化，生产青瓷的浙江龙泉，生产釉上彩花瓷的广东潮州，生产仿南宋官窑艺术瓷的浙江萧山等。
陈设艺术瓷作为商品，价格并非越高越好，这需要认真加以鉴别，比如釉下彩和青花，要看画功是否熟练、清晰，色泽是否莹润、透明，釉下装饰注重工笔式写意，必须是手工绘制，不是印花、贴花，而且颜色要光亮。对陈设艺术陶瓷的选购，既要看整体效果，也要仔细察看器形是否周正，有无变形，釉面是否光洁，色度有无异样。选购陈设艺术陶瓷要在白天光线好的地方，灯光往往会出误差，对瓷质可轻轻弹叩，听声音是否清脆响亮，沙哑声音有裂纹的，再好看也不值钱，而且有裂纹的陶器不易保存。
“一不要”总想从旧货古玩市场买到珍稀名瓷。珍贵古瓷相当少，很早以前便受到人们的珍视。如：官窑、汝窑、哥窑这些珍品瓷器，目前国内外的存世量几乎都有数可查，十分珍贵，即使是皇家也不易得之。元青花瓷在元代烧造较少，当时就很昂贵，民间能用得起这种高档瓷器的为数甚少，主要是祭祀用器，因此遗存及少。20世纪30年代被发现认识以来，更声名远播，人人皆知其珍稀名贵，即便地摊小贩亦知其贵重，若能轻易廉价买到元青花，实属可疑，当慎之又慎。
“二不要”受古瓷鉴定理论书的误导。收藏者往往依照古瓷鉴定理论书中的特征，按图索骥，往赝品上凑。目前，有些理论专著是研究我国瓷器艺术成就和历史的，书中的论述对象往往选择最能代表当时成就的名品。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多，仿伪者往往依据这些资料描述的特征和图片进行仿制。
在民间收藏活动中，一辈子也难碰上一件珍品，所以这些书籍只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上各时期的制瓷成就和代表名品，于实际收藏活动的指导意义并不太大。但是，市面上的仿品却有很多特征与书本上相符，如果按图索骥，便最容易上当。再有一种情形便是一些作者迎合兴起的收藏热，编辑出版一些指导购藏的图录，常常为了给书本增色，而不惜抄录一些根本不可能在民问流传或世上交易的珍品图片，随意地标上参考价格，使人产生这些珍品曾在市面上出现而被廉价购走的错觉。
“三不要”把收藏定位放得太高。对所处地区正常可能收藏的瓷器品种缺乏认识，不从实际出发确定收藏品位，这是许多爱好者的通病。对那些有收藏价值又有条件买到的古瓷不屑一顾，只想买那些没有可能出现的珍品瓷器，正好跌入制售赝品者的圈套。这种不切合实际的收藏定位观，主观上便拉开了接触珍品的距离。
总之，收藏者要多与同好收藏的人士交流切磋心得体会，优势互补，共同提高。还应该多看真品，从真品入手再结合书本知识，才能形成经验。只有在收藏中学习鉴赏，鉴赏中指导收藏，循序渐进，才能逐步提高。
四、瓷友禁忌
因为对古陶瓷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语言而结成的朋友，叫瓷友。过去收藏古陶瓷，为藏品的安全起见，往往是关起门来自己玩，密不示人，那是社会不安定造成的。如今盛世收藏，对于一般收藏者说来，应有开放的意识，打破封闭、广交朋友，变一人玩为众人一起玩，与友同乐，更有乐趣。然而结交瓷友，也应有所选择，有可交与不可交之别，有的可深交，有的只是“点头”之交罢了。
首先，瓷友应是雅友。收藏古陶瓷是一种高雅的活动。文人雅士，清茶一杯、观陶品瓷、谈古论今、互相启发。从陶瓷上看到历史的兴衰，看到土与火的创造，看到前人的智慧与技艺，看到古代的艺术与美学，通过鉴赏来与古人对话，从而进入一般人无法领略的高雅境界。
其次，瓷友应是诤友。正因为古陶瓷博大精深，所以才要瓷友之间经常雅集切磋、聚会研讨、帮助掌眼。这时特别需要收藏者有虚怀若谷的气度、瓷友问实话实说的爽气。悟性有快慢、知识有长短、经验有多少，意见自然也常会有分歧。不能碍于情面，不敢真话实陈；也不要固执己见，听不得不同意见。为求真理，面对实物，对照理论，可以争得面红耳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是真正的朋友。
第三，瓷友应是益友。瓷友之间的友谊应建立在诚实诚信的基础之上，以相互协助、相互有益为原则，且对人要宽容、友善、谦让、讲究信誉。因此，为瓷友鉴定，要信而有证；为瓷友提供信息，要占而有信。即使瓷友之间交流、交换藏品，也要本着共赢互利的宗旨。收到珍品精品，共学共赏；有了挫折，共同总结教训、互相开导、真诚沟通。但往往由于金钱利益的关系，陶瓷界经常上演令人痛心的一幕幕骗局。下面就提出三点禁忌来警示初学者。
一是忌“蒙骗”。为经济利益驱使，编故事，设圈套，以假充真，信誓旦旦，助友为名，行骗为实。这样只能毁誉于己，失信于人，失去朋友。当然更不能合伙去骗别人。
二是忌“贪争”。在共同的收藏活动中发现可藏之器，心中都想归为己有，于是不择手段争抢不休、不惜哄抬价格。这样只会翻脸失和气、贪心失友谊。
三是忌“背毁”。对于一件古代遗留下来的陶瓷器，其文化内涵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见仁见智，是由各人的实践经验和文化艺术素养决定的，瓷友之间有不同见解是很正常的。切忌看出问题来，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甚至面誉而背毁，有意抬高自己，却将朋友贬得一钱不值、一无是处。这绝非真正朋友所为。
任何收藏品，包括书画、金银、玉石、古董家具等均需要有相应的鉴赏能力，例如辨伪能力，价格判断能力等。收藏品鉴赏是一门学问，要认真研究，不断学习，才能在这个领域越走越远，收获更多
礼品收藏品
如今只要聊起收藏品，人们就会马上想到各种古董古玩，如瓷器收藏品、字画收藏品、家具收藏品、金银珠宝类藏品、邮票、古币、书籍善本等等，这些都是收藏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冷门收藏品，如昆虫标本、粮票、小人书、报纸杂志等，收藏品的种类可谓五花八门。这两年又出现了一种热门收藏品——礼品收藏品。
大师手绘作品封侯万事如意瓶-大师作品
礼品收藏品顾名思义，是具有收藏价值的礼品。中国的礼品文化源远流长，有关如何送礼，送什么礼，一直困扰着大部分送礼者。礼品种类大体可分为雅礼、俗礼两种。所谓的雅礼就是艺术或文化气息较浓的礼品，比如送书、送画等。而俗礼即为缺乏艺术或文化气息的礼品，如送现金、送珠宝等。礼品的选择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很直接的关系。早年人们送礼多以俗礼为主，现代人送礼则提倡送雅礼。礼品收藏品刚好介于雅俗之间，同时又具有收藏价值，因此备受送礼者青睐。这里简单介绍几类礼品收藏品。
1、特许纪念品。这里说的特许纪念品大部分都是某次重大事件或者重要节日衍生出来的礼品。特许纪念品具有纪念收藏价值，所以为送礼者所喜。例如世博期间的各类世博收藏品、亚运期间的亚运吉祥物等。
2、高档艺术品。高档艺术品类如名人字画、名家瓷等，艺术价值与收藏价值兼备，是高档礼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各类高档产品，如高档红酒、高档茶具、高档家具等。这类礼品部分因年限较久或者限量生产，市面少见，所以具有收藏价值，也归为礼品收藏品。
居仁堂款瓷器鉴别方法
民国瓷器中高品瓷器首要呈现在1911年到1938年间，（如果不算珠山八友的瓷器）它们与三种官窑（办）的为最佳——原清官窑环境的“官窑内造”款瓷器，江西等五省办的“江西瓷业公司”款瓷器，和民国袁世凯授意办的。“居仁堂制”款瓷器
这篇文章就“居仁堂制”款进行评论。
该盘的喜庆个性，釉面都与清官窑共同，为柴窑烧制，画工略短缺。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迸发，清廷不得不从头启用袁世凯，10月14日录用袁为湖广总督，统领北洋军打压革命。10月27日，又录用袁为钦差大臣，率水陆各军南下阻挠革命党人的北伐。11月1日，清廷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至此，袁世凯取得了清廷控制下的悉数权利。孙中山以清帝退位，袁拥护共和为条件辞去职务，荐袁接任暂时接任暂时大总统。民国元年（1912年）2月15日，南京参议院应孙中山的咨请，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暂时大总统，3月10日在北京就职。1913年头，袁密令总理赵秉钧派刺客将宋教仁暗算于上海火车站。7月，袁世凯在帝国方义的支持下，打压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10月6日，袁在北京派出军警围住国会，钳制议员推举他为民国正式大总统。11月4日，命令闭幕国民党。民国3年（1914年）1月，又命令闭幕国会。5月，废弃具有宪法性质的民国《暂时约法》。民国4年（1915年）5月9日，接受日本消亡我国的“二十一条”。12月中旬，袁公布帝位申令，命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预定1916年元旦举办登基大典。袁世凯做了83天的皇帝后，于3月22日宣告撤销民国政体。1916年6月6日早上窃国大盗袁世凯逝世。死后葬于彰德（安阳）。
居仁堂原名海宴楼（堂），是慈禧太后所建。后袁世凯称帝后将该殿作为寓所，并改名为居仁堂。“居仁堂制”款瓷，是正宗的“洪宪”瓷，是督陶宫郭葆昌邀请清朝御窑厂的高手，由闻名陶瓷家鄢儒珍负责，以雍正、乾隆朝最优异的瓷器为蓝本，精心拷贝，制作了一批共约（百件？）的高质量瓷器（为了敷衍大型活动与根本的日子需求，应当还有比较多有相当质量的平时日子用品瓷器），这即是所谓的“洪宪瓷”。
“洪宪瓷”民国后期至建国初期直到现在多有拷贝，真品款被公以为“居仁堂制”款（为何落堂款而没有按曾经写款习气落朝款还需求评论）。伪品落款为“洪宪御制”、“洪宪年制”或“居仁堂制”。各种居仁堂制款的物品现在存在的有一定数量。
由于“居仁堂制”款真品的制作数量本来就相当少，又袁世凯仅仅做了83天的皇帝，加上大众对袁世凯的无耻行动的轻视，以及袁世凯垮台后时局的一向动荡，所以，能够保留下来的真品的数量确是少之又少。
根本特征：，雍正、乾隆朝最优异的清官窑瓷器品质，首要画面应当是富贵喜庆，柴窑烧制，款为其时盛行的四方手书红圈款。
现在存在的疑问：一向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故宫都没有保藏到“居仁堂制”款的真品；景德镇瓷器博物馆的保藏的一件“居仁堂制”款盘子，在画风上与清朝品有显着区别，最要命的是画中的荷叶是残花败柳，显着不复合喜庆场合的需求；现在一些被（专家或许拍卖公司）以为真品的物件多多少少都有这么那样的疑问。所以，到现在连款的精确款式都没有一个公认的规范。
我注意到，种类数量最多的是一种很格外的红的红底粉彩器物（见图2，该物品主人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仅仅从网选取该图作为阐明），而且质地还不错。红与洪偕音，其时被选为首要色彩是合理的。后来，参加实践制作的工匠与看见过了解的人后来才许多仿照，或许是袁世凯政权本来是预备作为干流的色彩的毛胚在袁世凯垮台后被它人持续出产出来。
近期，“中山舰”上打捞出一件“居仁堂制”款的瓷花瓶，除画面不很喜庆外，质地相当好，由于中山舰是1939年沉现已离1916年有23年，且舰官级别不高，所以，究竟该瓶是不是“居仁堂制”款的真品或许后仿品还很难说。
辨别：许多物品是很容易被以为不真的，比方，个性不对，质量太次，款倾斜。对那些被某些人认可的真品也能够发现问题：由于真品数量很少，品质高，期间特殊，所以真品的报价应当相当可观，可是，即是那些拍卖品，只拍出几千元的低价，就阐明拍卖公司与买家对物品的真假自个心里也没有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