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黄釉瓷器。
黄釉带盖鸡冠壶
辽代 黄釉带盖鸡冠壶
规格:高21厘米
收藏地:辽宁省朝阳市博物馆
契丹人的仿皮囊酒壶
此壶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地区辽代墓中，褐胎黄釉，由于釉层较薄且长期使用，釉层多已脱落。筒状小口，鼓腹下垂，小平底略内凹。上部两侧缓收合为鸡冠状，冠上中部有一凹槽，凹槽处加饰仿缝合皮囊的榫状物，凹槽两侧各有一圆形穿孔。腹中部有两条凸弦纹曲弧向上，共承起一火焰状物。在边缘处还加饰一条上窄下宽的带状边饰，似仿皮囊为防止泄露而加饰的边饰一样。上加复层台状小盖，盖上有螺旋状小钮。
游牧生活的产物
契丹族原是北方骑马民族，四处游牧是其主要生活方式，因此扁体弧底、适于悬挂在马鞍上的皮囊壶成了他们必备的生活用具。后契丹族入关建立辽国，生活方式与以前有所变化，皮囊壶也开始被陶瓷鸡冠壶所取代。这种鸡冠壶的造型就是完全模仿皮囊壶，连皮革的接缝和细密的针脚都模仿得惟妙惟肖，似乎用真的皮囊翻模一般。
鸡冠壶的演化
考古发现的鸡冠壶很多，形制变化也较为明显，越早与皮囊壶越相像，带有契丹民族传统的装饰风格；越晚期的鸡冠壶则越脱离皮囊的原形，如1954年辽宁赤峰辽附马墓出土的白釉鸡冠壶和辽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白釉刻花提梁壶，就只有皮囊壶的某些特征，而渐失其原有韵味。
taoci52.com延伸阅读
唐代青釉瓜棱形穿带盖罐
衡阳，位于湖南省的中南部；因其地处南岳衡山之南，且山南水北为“阳”，故名。而坐落于衡阳市珠晖区东阳渡镇蒋家祠、高山村一带，以烧造青瓷为主的窑口——衡州窑，其始烧于晚唐，盛烧于五代，终烧于宋。由于该窑在2004年于瓷片堆积层中出土了一件浮雕莲纹青瓷钵，其钵上有“衡州白竹窑中坊”的褐彩书款，因此名为“衡州窑”。该窑所施的青釉，主要有青黄、青绿这两种。胎色以灰白、浅灰、灰、铁灰，以及褐红、砖红、黑灰最为常见。胎体较薄，胎质较致密。器型有壶、瓶、罐、坛、钵、碗、碟、杯、盘、唾壶，及粉盒、洗、水盂、香炉、油灯盏、砚台、军持、茶碾等，极为丰富多彩。
这是一件衡州窑烧造的唐代青釉瓜棱形穿带盖罐（见图），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它通高24.5、口径8.8、底径11.5厘米，是1957年7月，于笔者所在的单位——湖南长沙烈士公园出土的。此盖罐罐身为直口，短斜颈，溜肩，长筒形腹；瓶腹作四瓣瓜棱形、上下安装对称四系以便穿带。胫部下收，大平底。覆碗形的罐盖，罐盖两侧有对称双系。铁灰的胎色，胎体较重。上化妆土，施不到底的青釉，釉色青黄，另有较易剥落的细小开片。
衡州窑以青釉光素无纹为主，辅以刻、划花和印花。仰莲瓣纹是常见的刻、划花纹样，有的莲瓣瓣尖具有浅浮雕效果。印花装饰的时代稍晚于刻、划花，纹样有蝴碟、菊花等，另外极少数的青瓷上还有褐彩装饰。而本文介绍的这件唐代青釉瓜棱形穿带盖罐，虽青釉光素无纹，无任何刻、划花和印花的纹样，观之却朴实无华、沉稳大气。
衡州窑是我国民窑中最具特色的窑口之一，而衡州（今衡阳）是茶的故乡。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的陆羽，在其所著《茶经》中还三次提到了衡州茶“山南衡州茶，生衡山、茶陵二县山谷”“钦州茶生婺源山谷，与衡州同”“盛唐县生霍山者，与衡州同”。且唐代诗歌名家杜荀鹤、李繁，宋代著名诗人杨万里、梅尧臣、郑谷等，皆有赞咏衡州茶之诗句。故笔者大胆推测，此件衡州窑烧造的“唐代青釉瓜棱形穿带盖罐”，当时应作茶具之用。
鸡冠壶——契丹族的历史
鸡冠壶是辽代的典型壶式之一，摹仿契丹族使用的各种皮囊容器而烧造的，亦称皮囊壶。因壶的上部有鸡冠状的穿孔，故称鸡冠壶。又因形似马蹬，俗称马蹬壶。鸡冠壶的烧制，体现了辽代统治者不忘自己是马背上的民族，以此来提醒自己不能忘本。
契丹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关于契丹族的起源，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有男子乘白马自湟河（今西拉木伦河）而来，女子乘青牛自土河（今老哈河）而来，二者相遇，结为配偶，生八子。他们的子孙繁衍成为八个部落，逐渐发展成为以后的契丹族。目前所知的契丹族的历史，原是东部鲜卑的一支。344年，由鲜卑慕容部建立的前燕攻破宇文部，契丹遂从鲜卑族中分裂出来。后游牧与潢河与土河一带。契丹在北朝时分为八部，隋唐时期分十部。在唐朝初年，契丹人中形成了统一的大贺氏联盟。当时北方草原突厥称雄，契丹酋长就辗转臣服于唐朝和突厥之间。唐太宗贞观以后，酋长窟哥率部内属，唐置松漠都督府，其各部分置十州，授窟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赐姓李。大贺氏联盟瓦解后，契丹人又建立了遥辇氏部落联盟，首领称可汗，依附于后突厥汗国。745年，后突厥汗国为回纥所灭，此后百年间，契丹人一直为回纥汗国所统治。
唐末，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日渐强大，于907年即可汗位，916年称皇帝，年号神册，国号契丹，民间或称大蕃。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改国号为大辽，984年又改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复号大辽。人们习惯上把契丹人建立的王朝统称为辽朝。
1115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称帝，建立金朝。在金军的进攻下，辽朝于1125年灭亡。在辽朝即将灭亡之际，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领一部分人向北进入漠北地区，后向西发展，征服了今天中亚的广大地区。1132年，耶律大石称帝，史称“西辽”，又称“哈喇契丹”，成为当时中亚地区的强国。西辽在1218年为蒙古所灭。后契丹人多同化于汉人、蒙古人中。“契丹”民族从此消逝。
唐长沙窑黄釉褐斑纽绳鋬执壶
楼钢说古陶瓷之十四
本栏目摘选自著名古陶瓷鉴赏家楼钢的著作《中国古陶瓷鉴赏手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阅读古陶瓷的方式。
小洗口、短颈、圆腹、平底，肩与口之间以纽绳鋬相连，六角型短流，通体施青釉，釉色泛黄，口沿与流下饰有褐彩斑。底足无釉，显露灰白色胎。类似的标本在窑址也有出土，称为A型II式瓶。
长沙窑是中国陶瓷史上一座名窑，有悠久的历史，也有其独特的贡献。汉代时湖南境内就出现岳州窑，烧制青瓷，主产地在今湘阴境内的湘江边上。随着陶瓷制品越来越被民间所接受，岳州窑产区也逐步沿湘江向上游发展扩张，至隋唐间抵达现在长沙窑窑址铜官镇，并开始烧制新的陶瓷品种如釉下彩瓷器，这就是长沙窑。事实上湘阴岳州窑与长沙窑产区直线相距不足40公里，而湘阴与长沙分属不同州郡的历史很短（南朝至唐），同属一州郡的时间则很长（汉、晋、两宋及元明清），因此将岳州窑和长沙窑视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生产不同产品的同一窑系是正确的。
唐代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一个时代，也是中国与海外诸国交流达到高峰的一个时代。唐朝政府鼓励发展对外贸易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而对外贸易的执行主要集中在北线的陆路和南线的海路。北线陆路依旧沿袭汉代的丝绸之路，而南线海路则主要以广州港为最大的外贸港始发港。《旧唐书.李勉传》称李勉在广州任官时，“（初）西域舶海至者，岁才四五。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末年至者四千余”。美国人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样写到：“671年（唐高宗咸亨二年），首批穆斯林来到广州后……在此定居下来。地方当局允许他们自治，于是，他们选举出自己的首领，负责维持其居住区的秩序。到758年（唐肃宗乾元元年），穆斯林人数众多，足以进攻广州，结果中国人关闭了对外通商的港口。792年（唐德宗贞元八年），港口重新开放，广州继续成为穆斯林人经商的中心，直到878（唐僖宗乾符五年）年他们被中国的造反民众所杀（案：广州被黄巢起义军攻占为879年八月）”。由此可见，几乎终唐一朝，穆斯林商人都依托广州港进行商业贸易。安史之乱起，北方陆地交通阻塞，致使北方生产的陶瓷不能顺利南运，而此时湖南和广东境内大抵无战事，因此长沙窑承担了主要的陶瓷出口生产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沙窑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专业出口陶瓷生产基地。1998年~2002年在广州城市建设中出土了大量唐长沙窑标本（原唐代海运码头，现广州北京南路），许多标本带有明显的西亚伊斯兰风格，这就是很好的证明。
明嘉靖青花四爱图带盖梅瓶
提起四爱图梅瓶，藏友们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那件元青花重器——“四爱图”梅瓶，它是元代青花瓷器中少量以人物纹饰为主题纹饰的代表作品，很好地体现了“君子风度，高士情怀”。
实际上，“四爱图”自元代以来就成为青花瓷上经常使用的题材。这里我们要介绍的这件明嘉靖青花带盖梅瓶（见图），即是如此。其高45.3、口径5.8、足径13.3厘米，小口、短颈、丰肩、敛腹、平底，带覆斗形盖。器盖带莲苞纹，盖面及盖壁分饰四杂宝及十字纹等；梅瓶器身分五段装饰，器肩青花横书“大明嘉靖年制”楷书一圈；其下六个如意云头开光内画折枝花卉纹，间饰银锭、艾叶等杂宝纹。腹部主要纹饰为四组山水人物画——“王羲之爱兰”“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林和靖爱梅”等明贤高士隐逸故事，其间并绘有童子随伺，或携琴、或持壶、或折花。下腹及底边分别装饰五瓣花及变形莲瓣纹各一道，纹饰上下均以青线二道分隔。硕长形带盖梅瓶以及环肩书款形制，流行于明晚期嘉靖万历年间，梅瓶肩底之间微敛直下，弧线差距较小，颇具时代风格。
本品青花笔意简拙，青料匀浓带紫色调，但无深浅层次，反映出明晚期嘉靖回青色料的效果。回青料是进口石青颜料的一种，内含钴的金属氧化物。清代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记载：“嗣有大珰镇云南，得外国回青，价倍黄金，知其可烧窑器，命用之……回青以重色为贵……色惟回青盛作，幽菁可爱，故嘉器青花亦着。”而嘉靖时江西布政使司王宗沐在《江西大志·陶书》中详细记载了回青来源及用法等内容，“陶用回青，本外国贡也……回青行，石子遂废……按验青法：回青淳则色散而不收，石青加多则色沈而不亮。每两加石青一钱，谓之上青，四六分谓之中青……中青用以设色，则笔路分明。上青用以混水，则颜身青亮。”
由此可见，回青料于明代价值连城，是一种高级色料，其特点为发色鲜亮，其于青料中所占比例愈高，则青花发色愈为浓烈。观本品青花发色蓝中偏紫，且纹饰略有晕散，推测其所施回青料纯度之高。
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瓷器均具特色，发展到明代更是区别鲜明。洪、永、宣、成、嘉、万等诸窑器，在中国陶瓷史上均占有相应地位，但嘉靖瓷器往往处在较为尴尬的境地。不过，纵使瓷品难入“一流”，嘉靖瓷器确仍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无论烧造量还是品种，均让人印象深刻。
黄釉托杯(清)
清 黄釉托杯
规格:高3.9cm
这是一组康熙朝的黄釉杯和托。杯外壁刻双龙抢珠，口沿为波浪纹，盘外壁为龙四条，穿于火云之间。这种黄色调的釉是在850℃—900℃的低温氧化气氛下烧成的低温釉。中国传统的低温黄釉，从汉代开始历朝都有制造，古代陶工从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含有少量铁的石灰釉在氧化气氛下能产生黄色的经验，汉代还知道以铅为助熔剂，烧造铁黄铅釉。但明代以前的低温黄釉的色调并不是真正意义的黄色，多数是不怎么纯正的黄褐、深黄等。真正的黄色是在弘治、正德时期才烧造成功的。这种黄色色调纯正、娇嫩、均匀，釉面光滑平整，人称娇黄或鸡油黄，又称浇黄，这一时期生产的黄釉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烧釉是施釉的一种，方法是把待上釉的器物置于木架板上，陶工手执盛器舀取釉浆浇泼于胎体上，次数一般为两次。方法虽简单，但要使釉层均匀却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术。有时候陶工们还在瓷胎上刻划美丽的花纹图案，然后再浇上黄釉，烧成后图案在黄釉层下若隐若现，含蓄朦胧，高雅精细，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感。
康熙黄釉以仿弘治娇黄为主，但黄色稍深，是以铁为着色剂的低温釉。从清代来看，纯正的黄色与五爪龙一样，是皇家专有的标志。这一时期的黄釉器型多为盘、碗，也有一些盏托或杯。装饰图案较少，多为素面，有少量的装饰也只是采用刻划的手法。
黄釉描金双耳罐
收藏机构： 故宫博物院
大小尺寸： 高31.6cm，口径18.8cm，底径17cm
生产时代： 弘治
生产窑口或产地： 景德镇窑
品种： 黄釉
陶瓷造型： 罐
说 明： 明弘治
罐直口，溜肩，肩以下渐敛，平底，口、肩之间置对称曲带形双耳，口、底大小相若。罐内施白釉，外施黄釉。罐身上下共有描金弦纹7道，双耳上各有青花线2条，下腹部相对的两面以金彩绘二牛。底素胎无釉。
此罐以舒缓的曲线构成丰满匀称的形体，体虽硕大，却无笨拙之感，古朴中透出俊秀之美。罐上所施黄釉色泽淡雅，浑然一色，描金弦纹熠熠生辉，装饰效果高贵典雅。
我国传统低温黄釉瓷器以明弘治时产品最负盛誉。由于弘治黄釉瓷器一般用“浇釉”的方法施釉，故有“浇黄”之称，又因其黄色浅淡娇嫩，故亦称“娇黄”。明代黄釉瓷器以盘、碗居多，黄釉描金罐唯弘治朝有。此类黄釉描金罐除置曲带式耳者外，尚有置兽耳者，也有不置耳的，均属宫廷祭祀用器。其传世品多属清宫旧藏。
弘治娇黄釉鉴识
弘治娇黄釉品种多，数量大，价值甚高，后世都以其为楷模，清以后多有仿品。鉴定时需把握的重要特征是：
一，弘治造型规整，修坯细洁，底足白釉初期与成化白色一样，中期发灰，晚期泛青色，与正德的亮青色一致。
二、弘治盘底均有塌凹现象，后仿者多为平底。
三，弘治器物底足低矮，圈足光滑，后仿者底足稍高。
四，款识中“治”字中的三点水，一般真物均低于“台”字，后仿者三点水和“台”字相齐平.
五，弘治黄釉得鸡油黄色级难仿制。成化时偏黄白色，后仿者多发深黄色。弘治黄釉二次上釉均十分精细，边沿与白釉或白胎相接的部位整齐而自然，后仿者多显拘谨。弘治以后，历代都生产黄釉，正德朝继承弘治传统，但黄色偏重，给人以老成持重之感。嘉靖朝黄釉丛浅淡到深黄均有，釉面似有不平之感，可能是笔拓法上的釉，也有釉面匀润的，估计是用吹釉法上的釉。嘉靖时习惯在黄釉上绘红彩，在低温红釉上绘黄彩。个别黄釉器底足施黄釉，均为刻官款。万历黄釉器传世较少，多为碗类，黄色深沉，已无娇黄之感。
唐青釉双鱼穿带瓶赏析
唐黄堡窑青釉双鱼瓶
楼钢说古陶瓷之十二
本栏目摘选自著名古陶瓷鉴赏家楼钢的著作《中国古陶瓷鉴赏手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阅读古陶瓷的方式。
楼钢(古陶瓷收藏鉴赏家)
这是一件唐青釉双鱼瓶。瓶制作成双鱼合体型，鱼口即为瓶口，小口园唇，高圈足。通体施青釉，釉色泛黄；器表光素无纹，肩部饰对称鱼眼，腹部双侧有鱼鳍及鱼划，两侧有四只贯耳便于穿绳提携。
鱼与人类的关联由来已久，鱼恐怕是人类最早能够获得的非植物性食物之一。世界古人类的生发和繁衍，无一不是泮水而生，中华文明的两大源头，同样离不开黄河、长江两大水系，这与古人类捕鱼而食具有直接的关系。世界各地发现的远古岩画，狩猎、放牧、捕鱼等画面是出现得最多的。西藏任姆栋一号岩画，中心部分就是一条大鱼三条小鱼。而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之中，鱼纹和水波纹是最常见的纹饰，足见鱼在早期人类生活之中的重要性。有学者认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的鱼纹同时也是图腾崇拜的象征。“彩陶纹饰是一定的人们共同体的标志，它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作为氏族图腾或其他崇拜的标志而存在的。”，“如果彩陶花纹确是族的图腾标志，或者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分别属于以鱼和鸟为图腾的不同部落氏族，马家窑文化属于分别以鸟和蛙为图腾的两个氏族部落。”还有学者认为鱼乃阴阳的象征，“鱼跃于渊，通乎阴阳”，太极图的核心就是两条向抱的阴阳鱼。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画，最下方就是两条相交缠的鱼形图像，并以此支撑着现实世界。
历代出土陶瓷器中，以鱼纹做辅助纹饰的常见，但以鱼形为主体的并不多见。
南京博物院藏有一件唐三彩双鱼瓶，山东省博物馆也藏有一件唐三彩双鱼瓶，这两件均为陶器，贯耳装在在鱼鳍之上。而此件藏品贯耳装在鱼腹之下，使鱼的形象更加完整，构思可谓巧矣，同时，其双鱼合体的形制也与阴阳鱼的概念相吻合。
(本版所刊文章均为作者特约所撰，转载请注明作者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