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艺术。
16世纪后期葡萄牙商人来往于澳门与日本之间的货易船。
古代中国有两条“丝绸之路”，一是从长安，经西域，把中国出产的货物─特别是丝绸─贸易至西方。另一条是“海上丝绸之路”，商船从广州、扬州、泉州等古代大港口出海，与南洋和西方国家贸易。海上丝绸之路输往外邦的，主要并非丝绸，而是古代中国另一项令世界风靡的产品─陶瓷。
中国陶瓷发展至元、明两代，已经不单是中国人自己享用的器皿，在阿拉伯国家和更远的欧洲也已经很受欢迎。到了什么程度呢？早期的情况是，中国人自己做陶瓷给自己用，外国商人觉得漂亮，进货的时候就带一点回去，结果很赚了一笔。这个时期中国人制造什么他们就用什么。后来规模大了，老外就觉得，可以高价买来的中国陶瓷好是好，但总有点和自己生活品味不搭配的地方，那就自己做点儿装饰吧，比如青花瓷主要是蓝白两色，素雅，但老外可能欣赏不来，觉得口味太淡，于是壶盖换成纯金的，或者给盘子套层金边什么的。
总不能你们给什么我们吃什么。
这也难怪，比如中国人的酒壶和外国人的水壶风格不一定相同，你总不能强迫别人只要是“中国制造”就一定喜欢吧。中国人吃馒头，外国人吃面包，你把馒头做成面包的形状人家也不喜欢，这是拗不过来的。
所以后来就有了外国客户的陶瓷订单，特别是阿拉伯人，已经不满足纯进口的中国风格，不要你的福禄寿，人家自己描好式样花纹，你就照这样描，照这样烧。就像肯德基在中国开店，还得学习中国口味卖烧饼卷大葱。这既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又是地方化，localization，合起来就成了glocalization。
早在古代中外陶瓷贸易时，就已经是glocalization了。
到了明朝，大航海时代，比以前更热闹了，阿拉伯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都开船来了。葡萄牙人最牛，觉得每次跑一趟太累，干脆把澳门骗了去，有了个落脚点，在中国家门口做起了陶瓷生意。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从2001年起就一直作系列研究。他们还给这个研究取了个很有意思的题目：陶瓷下西洋。
他们最近的一个研究就是明代末年到清代初年葡萄牙人在上川岛和中国做陶瓷买卖的事。比如就发现了世界各地收藏、出土、出水的瓷器中，很多可以在澳门找到同类。
这段时间，澳门的陶瓷收藏者潘国雄就把他的收藏拿出一部分来，在城市大学做了个展览。展出的那些瓷器大多数都是他自己在澳门捡来的。
捡？没错。澳门这地方，比香港还不重视文化，特别是近几年只知道盖赌场了。今天这儿拓宽，明天那儿填海，以往的宁静变得乌烟瘴气。潘国雄就在那些准备开工的地方捡瓷器。他还给我说，“基本上是新马路附近的比较靓。”为什么会和地理有关，现在的新马路，明末清初时是个海关，船停在附近，用接驳艇把货品带入带出的时候，有些掉海里，或者过不了海关的，积压的，往海里一扔。
古今都一样。
他在展览现场带我看，告诉我说，藏品里最大宗的是青花彩瓷器，五彩的不多，因为过去五彩的比较昂贵，民间用的都是青花。
他还给我说，自己发现的主要是民窑烧出来的，官窑的发现过几片。区别民窑和官窑的一个标准是看花纹里的龙。如果是皇家用的，龙有五爪，官员用的龙是四爪，老百姓用的是三爪。因为经济发达，明朝时还不太讲究这种区分，到了清朝这标准就绝对不能僭越，要杀头的。
现场的资料图片，看得到西方油画里，用青花瓷盘装水果，水气淋漓。还有房间的天顶上镶满了瓷盘。后者令我奇怪，觉得不伦不类。他说：“外销瓷不是用来盛装的，而是装饰用的。只有大型的才会用来装水果等等。”
潘国雄个子不高，人很实在，不假斯文。他说自己捡那些瓷片的经历听教人惋惜。比如有条街扩建要填海，他在用来填海的碎片泥土里看到很多漂亮的瓷片，发掘了一次，但瓷片嵌在泥土里很难挖出来，之后再去，被警察当作偷渡客，差点抓起来，被赶走后就再没机会去重捡那些文物了。
“很多碎片长眠海底，成了赌场的垫脚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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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的“陶瓷之路”（下）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国血统。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西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群岛国家，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及亚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之间，自古以来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中国和印尼群岛之间的联系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开始。古印度尼西亚人沿着两条路线从亚洲大陆南部南下：一是中国云南经缅甸、马来半岛到印尼列岛：一是中国东南部经台湾、菲律宾、爪哇到印尼各列岛，出土的青铜器等可以为证。印尼人对中国的瓷器十分重视，将其视之为“珍贵的文物和传家宝”。1963年据苏来曼的《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一文中说：“印尼全境都发现了青白瓷，它仅次于青瓷。”可见青瓷在印尼也有大量发现。考古证实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均出土过越窑青瓷，品种有青瓷钵、壶、水注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北部，是我国唐宋以来商舶到西亚地区的必经之地。早在19世纪这里就出土过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标本。
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Brahminabad），是7～11世纪印度河畔的商业中心，宋真宗天（1020年）毁于地震。出土有唐越窑青瓷残碗，也有五代、北宋时期的瓷器。卡拉奇东南的巴博，是13世纪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这里发现了9世纪的越窑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窑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
阿拉伯（中国史书上称为大食）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合处，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世界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阿拉伯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中国与阿拉伯民族的交往在公元前后就开始了公元前2世纪末，汉朝因张骞出使西域而得知条支，并谴使该地。到8~9世纪时达到高潮。中国的丝绸与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爱的奢侈品，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这条商路上，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还是“海上陶之路”上的舟舶，精明强悍的阿拉伯商人无不显示这个伊斯兰民族顽强的生命力，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阿曼：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邻近阿曼湾，是印度和中国商船进入波斯湾的通道。阿曼的苏哈尔是阿拉伯商人和印度、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著名港口，古有“通往中国之门户”之称。80年代在此地出土过越窑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的巴林，50、60年代也出土过唐越窑青瓷残片。
伊朗：
伊朗，古称“波斯”，位于中亚腹地，南靠波斯湾，是古代东西方海路交通的要道；中国与伊朗是世界上两个拥有悠远历史的文明古国，据史记载：两国的交往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就已开始，西汉的张骞奉命向西方“凿空”以后，汉朝使臣已到达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称）。唐代与外国的交通共有七条线路，其中一条便是“安息道”。中国的造纸，蚕丝、制瓷、指南针等对伊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伊朗的宗教、农作物、金银器等也传到中国。伊朗人民特别珍视中国瓷器，把中国瓷器称为“秦尼”，并且伊朗历代帝王都大量地订购中国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遗址，出土有越窑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遗址出土过越窑内侧划花钵残片；最著名的要数古代港口席拉夫，是近年来出土中国陶瓷的重要遗址。1956~1966年英国伊朗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唐代越窑系青瓷等。此外，在达卡奴斯、斯萨、拉线斯、内的沙里等遗址也发现有越窑瓷器残片。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这片土地曾被东方学家普拉丝塔命名为“肥沃的新月行地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既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自1910年以来法国人贝奥雷就在此地进行发掘，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拉遗址因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萨马拉位于低格里斯河畔，公元836~892年，这里曾作为首都，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据专家分析，与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到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如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尔瓦岛也出土唐末到宋初青瓷，据统计，该国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有46处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有9~10世纪的青瓷。
古代陶瓷壶的造型分类（下）
凤首壶流行于唐代的一种壶式。又称龙凤壶。源于波斯萨珊朝金银器的造型，用龙凤纹作装饰，明显地融合了中国传统风格。北京故宫博物馆藏有青瓷凤首龙柄壶，壶盖塑造成一个扁状高冠、大眼、尖嘴的凤头，与壶口恰相吻合，由口沿至底部装置一条螭龙形壶柄，龙头伸向壶口，前肢攀壶肩，后肢连底座，瘦长的壶身上堆贴着层层繁缛瑰丽的纹饰。唐三彩凤首壶造型更接近于萨珊朝金银器，凤冠作圆环状，有直口、撇口造型，中空。作为壶流的凤嘴有的张开，有的尖喙合并，两侧可向外流水。凤首后部恰似一束长羽披落在壶体肩部，巧妙地形成曲柄。广东广州瑞南路出土的唐青瓷凤首壶、印度尼西亚出土的唐白瓷凤首壶在器形上有较大的变化，凤冠做成花冠状，凤首成为一种装饰而不再充作壶流，壶体呈球状，肩部有管状流，凤首后部与壶肩部有曲柄相接。唐代以后凤首壶基本上消失，元代偶有出现。1974年北京旧鼓楼大街元代窑藏中出土了一件青花凤首壶，小口，直颈，扁圆形壶体，椭圆圈足。仰首曲颈的凤首作流，凤尾卷曲作壶柄。壶腹绘展翅飞翔的凤纹。明宣德时期亦有一种以凤首作流、龙首为柄的执壶。元、明时期的凤首壶造型与唐代的凤首壶虽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受异域风格的影响应该是它们之间的共性。
清康熙青花五彩描金凤首壶
龙凤壶见“凤首壶”
龙首壶壶式之一，因壶流装饰成龙首形而得名，始于唐代，有陶、瓷制品。扬州博物馆收藏唐三彩龙首壶，用龙首作流，壶柄也塑成龙形。北宋定窑烧造的龙首壶，直颈，长圆瓜棱形腹，圈足，肩一侧贴附扁形曲柄，另一侧有直立龙首，龙颈雕琢细腻的鳞纹，龙口含有弯曲的短流，壶的形体秀丽。
双鱼壶唐至五代时期流行的壶式之一。整体作并联的双鱼形，双鱼嘴为壶口，鱼体作壶身，鱼尾为假圈足，鱼背脊间各有凹槽，槽上下两端贴有桥形系，可系绳，故又名双鱼穿带壶。陶、瓷质双鱼壶是受金银器影响后出现的新品种。唐代越窑青瓷和三彩陶制品较多。1983年广东梅县出土唐代水车窑青釉双鱼壶，壶口外敞，鱼形腹，圈足仿鱼尾，肩部一侧装管形短流，双鱼之间有一凹槽，上下各设一系，足上部有穿孔，制作简练。1964年河北井陉县出土五代时期的白釉双鱼穿带壶，虽然双鱼的基本特征均有细致的刻画，但与唐代相比，缺少了简练、生动的效果。
鹦鹉形壶唐代出现的一种壶式，低温釉陶制品。1960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墓葬出土。壶的外形是一只鹦鹉，立于喇叭形座上，后颈有一盘口，直颈，柄的一端依附壶颈弯曲于背部，鹦鹉腹部中空，喙为流，全身羽毛刻划细腻，生动而实用。
执壶隋代出现的酒器之一，又称注子、注壶。据唐李匡义《资暇集》“注子偏提”条云：“元和初，酌酒犹用樽杓。……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罂，而盖、嘴、柄皆具。”唐前期注子有盘口，短颈，鼓腹，圆筒形或六角形短直流，曲柄。唐晚期仅越窑烧造的注子样式就有5种之多。腹部多作瓜棱形，有短流、长流、曲柄、直柄等数种。五代至北宋，器身渐高，通体多压4至6条瓜棱，流渐趋细长微曲，曲柄高于壶口，平底变为圈足。器形修长秀美，并多有注碗相配，注碗稍大于注腹，因内盛热水用以温酒，又称“温碗”。习惯上对宋代的注子称为执壶。宋代壶式有10余种，腹部多作瓜棱形，器身趋于瘦长，流和柄上端高度相等，此外尚有兽流壶、提梁壶、葫芦式壶等。元代壶身多为玉壶春瓶式，弯流与壶颈之间以S形饰件相连。明、清之后，执壶造型增多，并多作茶具。
提梁壶始于北宋，流行于明、清时期的一种壶式。北宋时期有耀州窑刻飞凤穿花纹龙流提梁壶，小口内敛，丰肩鼓腹，下部贴有三足，仰首张口的龙头为壶流，拱形提梁装于肩部，靠壶流一侧的提梁上骑一小猴。壶体设计精巧，构思新颖。定窑烧造的瓜形提梁壶比较多，壶口内凹，壶体作瓜棱形，提梁有缠绕的瓜藤式、藤编式等。提梁前部一般分为三股，每股附有模印花饰与壶体相连接。这种壶式在北方辽墓中出土比较多。重庆市博物馆收藏元代青白釉龙柄壶，造型别致，六棱形壶体上趴伏一曲体龙，龙首外伸作流，拱起的龙身为提梁，生动而神奇。明代提梁壶以万历时期的为代表，壶体有瓜形、球形、六棱形等式样，提梁有高、低之别；少数为窗柜式，或在壶肩部有双竖系，双系之间穿半环形金属提梁。
内管壶始于宋、辽时期，流行于清代的壶式之一。因壶底中心有一通心管而得名。由于向壶内倒水需从底心管口倒入，又称倒灌壶、倒流壶、倒装壶。1986年陕西省彬县出土的耀州窑青釉剔花内管壶，是这种壶式的典型器，壶虽然有流、柄、腹体及圈足，但无口、无盖。壶上半部作双蒂式象形壶盖，顶端和一侧腹部有飞凤式提梁，另一侧贴塑母子狮，母狮张口作流，子狮在母狮腹部吸吮，壶底有一梅花形注水孔。清代内管壶多作桃形。
人首鱼龙壶辽代的一种壶式，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器形为人首鱼身，腹部两侧有翼，背上壶口作莲瓣形，鱼尾上翘。胸前有一龙首为流，人首脑后与鱼尾之间相连的曲柄作提梁，造型奇特，构思巧妙。
鸳鸯形壶辽代三彩陶壶形式之一，1977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王家店辽墓。壶体作浮水鸳鸯形，鸳鸯背负敞口花瓣形壶口，壶口与鸳鸯尾部连有弧形花梗作柄，鸳鸯嘴部为流，腹下有假圈足。
鸡冠壶辽代典型壶式之一，是摹仿契丹族使用的各种皮囊容器而烧造的，亦称皮囊壶。因壶的上部有鸡冠状的穿孔，故称鸡冠壶。又因形似马蹬，俗称马蹬壶。依据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经过排比研究，可知鸡冠壶大体分为5种形式，即扁身单孔及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横梁式，辨别鸡冠壶年代的早晚，通常采用的办法是以壶身保留的皮囊形象多少来区分。扁身单孔式，是辽代早期形式，壶体上扁下圆，肥身，上有竖直的管状口和鸡冠状单孔系，器身似两片皮页，下加圆底上加管口缝合而成。内蒙古赤峰大营子庆历九年（959年）墓出土的鸡冠壶就是这种类型的代表。扁身双孔式除自身保留着仿皮囊形象以外，在造型与装饰艺术方面更加精美，如在双系的部位贴塑攀附的猴等动物。有的壶底出现划刻“官”字款。鸡冠壶唐代就已经出现，陕西西安、河南新安等唐墓中均曾出土。
多穆壶元代创新壶式之一，由蒙藏民族贮放奶液的金属或木质器皿演变而来。器形为筒式，上收下敞。口部靠柄一侧有花冠形装饰，柄两端各有卷曲花饰，方式壶流，矮足，足脊宽平无釉。壶体上有仿金属箍和铆钉状装饰。1963年北京市崇文区元铁可墓出土的一件是国内仅存的完整器。
僧帽壶一种壶式，因壶口形似僧帽而得名。壶口沿上翘，前低后高，鸭嘴形流，壶盖卧于口沿内，束颈，鼓腹，圈足，曲柄。最早的僧帽壶为元代景德镇青白釉器，明永乐、宣德红釉及甜白制品最为珍贵，清康熙年间仍有仿制。元代僧帽壶形体敦实，壶颈较粗，壶流略短。明代造型秀美，各部位比例匀称，壶流比元代略长。清代壶颈略高，腹部略瘦，壶流略短于明代，没有明代优美，也不如元代制品敦实稳重。
梨式壶壶式之一，始于元代，流行于明，因形状似梨而得名。伞形盖，盖顶有宝珠钮，短颈，其下渐丰成下垂的圆腹，矮圈足，弯流，曲柄。从北京元代遗址中出土的青花梨式壶看，其特点是颈部较细，腹部硕圆，平底；北京丰台区出土的洪武时期梨式壶腹部略瘦，腹下部明显内收，圈足外撇，足边垂直，足内较深。江西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永乐壶颈较粗，圆腹，圈足向外侈，整体造型端庄。宣德时期，壶腹略短，圈足增高。颈与盖上的宝珠顶比永乐略大。成化时期除继续沿用传统形式外，在壶盖顶部出现微小变化，增添平盖形式。此式影响到正德时期，清康熙时期亦有摹拟之作，其器挺拔肥硕，唯柄曲线欠流畅。
大扁壶壶式之一，明永乐时期创烧。小直口，颈部凸起一棱，并有一小系，有盖。壶身为立扁圆形，正面微鼓，中心有圆形凸脐；背面平坦，中有相应的圆形凹脐。底部为弧面。左右肩部各有一活环系。均为青花制品。正面凸脐上多绘八角星纹，外围有的绘缠枝莲，边缘为海水纹，侧壁一周绘缠枝莲纹。背面无纹饰。器形仿西亚金属器皿，其用途有待考证。
莲瓣壶壶式之一，流行于明代宣德时期。器形为直口，溜肩，圆腹，前有直流，后有曲柄，腹部有4层凸起的仰莲瓣纹。器表施有祭红釉，红色鲜丽匀润，造型宛如一朵怒放的莲花。
字划壶亦称字形壶，清代康熙时期出现的一种壶式。壶体为立体的汉字形，多做成福、禄、寿三字，笔划间雕镂透空。
茄式壶清康熙时期景德镇窑烧制的壶式之一。小口，颈部细长向一侧弯曲，腹呈长圆球状，似长茄形，圆底施釉，故放置不稳。据此分析，茄式壶可能是陈设品。
鼻烟壶又称烟壶，盛放鼻烟的器皿。鼻烟壶于明晚期由西方传入我国，清朝英文音译称拿乎薄土或士拿乎巴突卢。明代晚期，中国尚无专用鼻烟壶，只用废弃的药瓶代替。鼻烟壶始于清康熙朝，由宫廷造办处设计试制。专用鼻烟壶的特征是，壶口较小，使烟的气味不易外泄。腹部扁圆，容积加大，盖带一小勺，伸入壶内。乾隆朝以后所制瓷质鼻烟壶形式繁多。
香壶乾隆时期景德镇窑烧制仿青铜器形状的一种壶式。直口，圆腹，直流，曲柄，腹下承四柱状足。据《乾隆记事档》载，乾隆三年（1738年）命唐英烧造仿宣德窑青花高四足茶壶，即为此壶式，后世延续制作至道光年间。
贲巴壶壶式之一，流行于清代，由藏族金属制品演变而来。器形为洗口，束颈，球形腹，高足外撇，腹部有龙首形流弯曲向上，无柄，是一种祭祀用品。
解说陶瓷上下五千年文化（下）
独领风骚的元代瓷器
元代制瓷业是宋，金制瓷业的继续和发展。元瓷夹在宋和明清两个制瓷业高峰之间，过渡性十分明显。一方面，宋、金时期的一些名窑，如磁州窑、钧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的传统产品仍在继续烧造，特别是龙泉，青白系诸窑，由于外销的需要，大件器型增多，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另一方面，元代中晚期景德镇又正式烧出了青花，釉里红，钴蓝釉，铜红釉，卵白釉等新品种，为它日后成为瓷都奠定了基础。
元朝统治时期，北方定窑、耀州窑巳经走向衰落，钧窑和磁州窑则继续发展。
元代景德镇成功地烧造出青花瓷和釉里红瓷，这是两种极具特色和名贵的品类。青花着色力强，呈色稳定，纹饰永不褪脱，且风格幽靓典雅，素净秀丽。光润透亮的青花釉与素雅明净的白胎巧妙配合，互相衬托，颇具中国水墨画之特色，并且标志着由素瓷转为彩瓷的新时代的到来；元青花以其多层次，满画面，主次分明的装饰特征和以彩绘为主兼刻、划、印花的装饰技法，为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青花凤穿花执壶 高23.5cm，口径4.7cm，足径7.3cm，腹径13cm壶直口，口下渐展，粗颈，垂腹，腹下内敛，圈足微外撇。腹一侧安有上细下粗的长弯流，另一侧有如意形把柄，柄上端安小系。平顶盖，圆珠钮。底白釉，无款识。流绘以火云纹，柄有银锭、宝钗等纹饰，盖绘菊瓣纹。器身于青白釉下满饰青花纹样，腹两面均绘凤穿缠枝花卉图案，并间以火珠云及竹石纹。
青花麟凤纹盘 高7.9cm，口径46.1cm，足径26.1cm盘折沿，菱花式口，盘心坦平，圈足。器身施青白釉，底素胎无釉。盘内外绘青花纹饰多层。口沿上饰一圈卷草纹，里壁青花网纹地上突出白色的缠枝牡丹6朵，盘心边缘环以卷草纹一周，中央青花地烘托麒麟、翔凤各一，空间衬以白色的莲花及朵云纹。盘外壁为缠枝莲花6朵。
花海水白龙纹八方梅瓶 高46.1cm，口径6.2cm，足径13.4cm梅瓶胎骨厚重，小口平沿，颈细短。瓶身修长，有八棱。肩饰斜格锦纹，锦纹下一周大如意云头纹，内绘凤或麒麟穿牡丹图样，瓶身中部一周绘4条白龙，衬以青花海水和火焰纹，近足处饰一周如意云头纹，内绘牡丹花叶。
青花鸳鸯莲花纹盘 高7.3cm，口径46.4cm，足径29.8cm盘折沿，16瓣菱花口，盘心坦平，圈足。盘内、外施亮青釉，底素胎无釉。盘内外绘青花纹饰。内沿面环绕锦纹。内壁饰串枝花一周，6朵仰覆牡丹相间缀于曲折的枝茎上。盘心绘鸳鸯戏莲主题纹饰，并蒂莲竖向环置，一对鸳鸯戏于其间。盘外壁亦以串枝牡丹环绕，与内壁纹样相对应。
景德镇窑青花牡丹纹罐 元，高27.5cm，口径20.4cm，足径19cm罐直口，短颈，圆肩，敛腹，浅圈足，砂底。内外施白釉，外壁以青花为饰。口沿为缠枝花，肩部为缠枝莲花，腹部通景绘缠枝牡丹，近足处为仰莲瓣纹。
釉里红高足杯 高9.1cm，口径7.5cm，足径3.8cm杯撇口，深腹，瘦底，下承中空竹节式高足。通体施青白釉。杯身涂抹3块釉里红斑，并置一小圆系，杯底和高足以子母榫相衔接，可以自由转动而不脱开
釉里红刻兔纹玉壶春瓶 高20.5cm，口径6.3cm，足径6.8cm瓶撇口，细颈，圆腹，圈足。俗称“玉壶春瓶”。通体施青白釉，肩部及腹径最大处各有暗刻弦纹四道，上腹部暗刻一只野兔奔跑于花草间，刻花技法娴熟，刀锋犀利洒脱，线条流畅自然。小兔作回首观望状，以釉里红点睛，形象栩栩如生。花纹空白处随意涂抹釉里红，形成红地白花，增强了图案的艺术效果。瓶内口部施釉里红。
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碗 高10cm，口径20.6cm，足径9.1cm碗墩式，口微外撇，圈足。通体白地红花，内外口沿各绘回纹一周，碗内壁为缠枝菊纹，碗心双圈内饰折枝花卉纹，外壁绘缠枝牡丹纹，足外墙绘回纹一周。
此碗纹饰活泼明快，红色较艳，无论造型或纹饰构图都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为元代釉里红瓷器的代表作品。
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 通高41cm，口径15.5cm，足径18.5cm罐直口，短颈，溜肩，鼓腹，圈足，砂底无釉。胎体上薄下厚，胎质细腻，青花色彩浓艳，釉里红略暗。附狮钮盖。
绚丽多姿的明代瓷器
明时的景德镇官民竞市，“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景德镇真正成了“天下窑器之所聚”之地。除了在继承前代技术并发扬光大的种类烧造方面外，明代景德镇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场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大胆创新，创造了许多新的品种、新的造型、新的装饰，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而所有这些创新，不仅造就了明代景德镇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而且光照千秋，辉映千古。
洪武
釉里红松竹梅纹玉壶春瓶 高33cm，口径8.8cm，足径11.3cm瓶撇口，细颈，圆腹，平底，圈足。通体釉里红纹饰：里口沿绘卷枝纹一周，颈部绘蕉叶纹，颈、腹之间绘变形海水、卷枝纹各一周，腹部主题纹饰为松竹梅，衬以山石、芭蕉、灵芝纹。近足处绘莲瓣纹一周，圈足上亦绘卷枝纹。
釉里红缠枝牡丹纹执壶 高32cm，口径7.3cm，足径11cm壶唇口，细颈，斜肩，硕腹，圈足。壶身作玉壶春瓶式，壶体一侧置弯曲细长的壶流，并以一云板形饰件与壶身相连，另一侧置曲柄，连接于颈腹之间，柄上端置一小系。壶通体绘釉里红纹饰，唇口绘回纹一周，颈部分层绘焦叶纹、回纹、缠枝灵芝纹各一周，腹部满绘缠枝牡丹纹，壶流亦满饰缠枝花卉，壶柄绘有缠枝栀子花等纹饰，近足处为一周变形莲瓣纹，足外墙绘卷草纹。足内满施白釉，无款。
鲜红釉高足碗 高9.9cm，口径15.8cm，足径4.2cm。 碗撇口，弧腹，高圈足微外撇。碗外壁及足满施鲜艳的宝石红釉，内壁为白釉，有暗云龙纹装饰。碗心暗刻篆书“永乐年制”四字款。 此碗造型秀美，鲜红釉纯净无瑕，亮丽匀净，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唯一带有永乐官窑年款的红釉器。甜白釉划花缠枝莲纹梅瓶 高24.8cm，口径4.5cm 瓶小口，肩下渐敛，足胫处略外撇，圈足，砂底无釉。通体施甜白釉，釉面暗划3组纹饰，依次为卷草纹、缠枝莲花纹、折枝花卉纹，以弦纹间隔。 甜白,明永乐时期景德镇御窑厂创烧的一个白釉品种，其特点是白如凝脂，素若积雪。之所以称“甜”，是因其洁白的釉色给人一种甜美之感。又有人称其为“填白”，是指在此白瓷上可填彩绘画。青花压手杯 高4.9cm，口径9.2cm，足径3.9cm 压手杯是明代永乐时期景德镇御窑厂创制的新型瓷杯。杯体如小碗状，口微撇，直壁，丰底，圈足。此杯制作精细，形体古朴敦厚。内外均绘青花纹饰，青花色调深翠。杯心有葵花一朵，花中心青花篆书“永乐年制”四字款。外壁口沿下绘朵梅一周，腹部饰缠枝莲纹。压手杯的特点为胎厚体重，重心在杯的底部，口沿微微外撇，手握杯时，正压合于手的虎口处，给人以稳重贴合之感，故有“压手杯”之称。青花折枝花果纹梅瓶 高28.5cm，口径4.8cm，足径11.3cm
瓶小口圆唇，短颈，丰肩，宽圈足。通体青花装饰。肩部绘变形莲瓣纹，纹内绘朵花。瓶身绘折枝花果，大小各3枝，分别为石榴、枇杷、樱桃、葡萄、荔枝，近足处绘上仰蕉叶纹一周，素底无釉。此瓶是明永乐时期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宫廷用器，这种梅瓶的传世完整器物不多，十分名贵。
明永乐年间，青花瓷器经过洪武朝短暂的低潮后又迅猛发展，出现了自元末青花瓷成熟以来的第二个高峰。这一时期，青花瓷器无论产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被称为青花瓷器的“黄金时期”。它一改元青花繁密、雄健的格调，呈现出浓艳、凝重、古朴、典雅的艺术风采。由于此时烧制青花使用进口的“苏麻离青”钴料，产品呈现出浓艳明亮的蓝宝石般色彩，纹饰线条间往往会出现晕散现象，宛如水墨画在宣纸上所形成的墨晕，错落有致的黑色斑点与艳丽的青花相映成趣，产生了非凡的艺术效果。
宣德
鲜红釉菱花式洗 高3.8cm，口径15.9cm，足径13cm洗通体作十瓣菱花式，敞口，浅身，腹壁近直，平底。通体施鲜红釉，釉面匀净，色鲜艳。口沿与腹壁花瓣出筋处显露洁白的胎色，与器身的红釉相映生辉。底施白釉，无款。
蓝釉白花鱼莲纹盘 高4cm 口径19.2cm 足径12.7cm盘敞口，弧壁，圈足。内外均以宝石蓝釉为地，并饰白釉鱼莲纹装饰。盘心在白色圈栏内绘莲池游鱼图，两尾游鱼潜游于飘浮的水草与盛开的莲花之间，外壁亦绘莲池游鱼纹，荷莲与游鱼规则地相间排列。足内施白釉，青花双圈内楷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
青花梵文出戟盖罐 高28.7cm，口径19.1cm罐直口，平肩，硕腹，下部微向内收，平底，口上有槽，肩部凸起8个长方平面扳手，附圆盖。胎体厚重，釉色青白，青花浓艳并有黑疵，以渲染手法描绘纹饰。罐身分层饰海水纹、八宝、蓝查体梵文及莲瓣纹。罐盖面饰4朵云纹，间以五个蓝查体梵文，是佛种子字，盖之外壁饰海水纹；盖内顶面莲瓣纹环围，九瓣之上各书一蓝查体文字，中央双线圈内从左至右篆书“大德吉祥场”五字，与罐内底面同样的五字相对应。
青花缠枝莲纹瓶高19.8cm，口径3.8cm，足径7.1cm瓶直口，圆唇，细长颈，扁腹，圈足。通体青花纹饰。口沿下饰朵梅纹，身部饰缠枝花卉，足墙外饰卷枝纹。口沿下从右至左楷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
明宣德朝的青花瓷，以其胎釉精细、色泽浓艳、造型多样和纹饰优美而著称，被认为是明代的素花瓷器之冠。宣德青花所用青料为“苏泥勃青”，烧成后在青花部分出现黑疵斑点，与浓艳的青色相映成趣。宣德青花的图案装饰，继承、融合了元代青花的笔绘画风，并渐趋典雅、秀丽。其纹饰以花果纹为主，很少描绘人物。
青花矾红彩海水龙纹合碗高7.4cm，口径17.4cm，足径9.3cm碗敞口，折底，圈足。碗外青花红彩饰海水龙纹，以青花绘云及海水，红彩绘双行龙，下腹部饰凸起的弦纹两道。碗里光素无纹饰，中心青花双圈内楷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这种类型的合碗应有盖，此碗失盖。
宣德青花加彩器物比较少见，此碗造型秀美，为当时首创。所绘龙纹下辅以海浪纹饰，愈显生动。
鲜红釉描金云龙纹碗高8.8cm，口径20.9cm，足径9cm碗撇口，弧腹，瘦底，圈足。通体施红釉，口沿一周呈白色，称“灯草边”。内外壁均以金彩描绘二龙戏珠纹，外壁近底处以金彩绘变形莲瓣纹一周，金彩虽已脱落，但图案依稀可见，可以想见原初金彩与鲜红釉相辉映的富丽气度。足内施白釉，无款。
清乾隆帝曾于丁酉年作诗赞此宣德红釉碗：
“雨过脚云婪尾垂，夕阳孤鹜照飞时。沼澄铁旋丹砂染，此碗陶成色肖之。”
成化
斗彩婴戏图杯高4.8cm 口径6cm 足径2.7cm斗彩初创于明宣德年间，是一种以釉下青花勾线，再以釉上彩绘填彩的方法。斗彩工艺至成化年间趋于成熟，烧制的斗彩瓷也最为精美，因使用的是国产平等青料，具有呈色稳定、色泽淡雅的特点，再加艳丽的釉上色彩，使其形成主次分明、交相辉映的艺术格调。《博物要览》云：“若宣窑五彩，深厚堆垛，成窑用色浅深，颇有画意。”成化官窑制品常见高足杯、酒杯、盘、碗、罐等小型器物，造型玲珑奇秀，胎体细润，彩料精纯，绘画淡雅幽婉。此件斗彩婴戏图杯即其中的代表作之一。此杯造型轻盈秀雅，胎体洁白细腻，所绘婴戏纹饰为成化器中少见的题材，愈益珍贵。
成化彩鸡缸杯此杯是明成化朝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宫廷用器，明清文献多有所载，颇为名贵。明万历年间《神宗实录》载“神宗时尚食，御前有成化彩鸡缸杯一双，值钱十万”，由于鸡缸杯的名贵，引来仿制不息。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代无不仿烧。康熙时仿品最佳，从造型到纹样都贴近原作。
斗彩高士杯，高3.4cm，口径5.9cm，足径2.7cm杯敞口，口沿微撇，口下渐敛，浅圈足。足内双方栏内楷书“大明成化年制”双行六字款。杯外壁绘两组斗彩纹饰，一为“王羲之爱鹅”，一为“俞伯牙携琴访友”，故有“高士杯”之称。画面中王羲之着红衣，临池俯视水中游鹅，身后一绿衣童子手捧书卷，四周环以垂柳、野花，彩云轻飘。另一面俞伯牙服绿衣，头扎双髻，稳步前行，一红衣书童抱琴相随，四周松柏苍翠，野菊丛簇。
弘治
黄釉描金双耳罐高31.6cm，口径18.8cm，底径17cm。罐直口，溜肩，肩以下渐敛，平底，口、肩之间置对称曲带形双耳，口、底大小相若。罐内施白釉，外施黄釉。罐身上下共有描金弦纹7道，双耳上各有青花线2条，下腹部相对的两面以金彩绘二牛。底素胎无釉。
青花麒麟纹盘，高6.5cm，口径34.5cm，足径22.2cm。盘撇口，弧壁，圈足。砂底无釉，有褐色斑点，俗称“糊米底”。盘里口饰双弦纹，盘心青花双线圈内绘两只奔腾追逐的麒麟及朵云纹。盘外壁绘首尾相逐的麒麟，间以朵云纹。外口沿楷书“大明成化年制”横行六字款。
据文献记载，成化青料系用江西饶州乐平出产的“陂塘青”，又称“平等青”，这种青料含铁量低，没有了宣德青花那种黑斑，其柔和淡雅和透澈的蓝色与宣德青花浓重艳丽的效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黄釉描金双耳罐高31.6cm，口径18.8cm，底径17cm。罐直口，溜肩，肩以下渐敛，平底，口、肩之间置对称曲带形双耳，口、底大小相若。罐内施白釉，外施黄釉。罐身上下共有描金弦纹7道，双耳上各有青花线2条，下腹部相对的两面以金彩绘二牛。底素胎无釉。
嘉靖
霁蓝釉梅瓶高27.4cm，口径3.8cm 足径8.6cm瓶小口，短颈，丰肩，肩以下渐广至腹部内敛，圈足。通体施高温霁蓝釉，近底处由于积釉较厚呈紫黑色。足内无釉露胎。
此瓶造型端庄古朴，釉色浓重而匀净深沉，釉面莹润，是明嘉靖蓝釉瓷器的精品。
白釉塑贴红蟠螭纹蒜头瓶 明嘉靖，景德镇窑制品，高30cm，口径2.6cm，足径10cm。瓶口呈蒜头形，细长颈，溜肩，鼓腹，高圈足外撇。瓶通体施白釉，釉质洁白细润。口部刻细线蒜瓣纹，腹部有粘接痕一周。瓶颈至肩部塑贴一条红色螭龙，曲体上仰，口衔仙草，由肩部向颈部盘绕，卷尾与首相接，四肢平伏于瓶肩部。
万历
五彩镂空云凤纹瓶高49.5cm，口径15cm，足径17.2cm。
这件镂空云凤纹瓶不仅成功地运用了五彩装饰，而且以熟练的镂雕技艺，给人以巧夺天工之感。如此繁密的镂空与五彩装饰相结合的工艺，反映出当时瓷匠们高超的技能，是万历时期官窑五彩瓷中的稀世珍品。
西洋风格的少男少女珐琅彩瓷器
很多藏友肯定对这件珐琅彩瓷器记忆犹新，它不仅是一件绝世的藏品，更是一件绝世的艺术品。
这件珐琅彩瓷瓶高22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5厘米，薄胎，小盘口，釉色极其细腻光润，并绘有一对西洋风格的少男少女，颜色自然莹润。据鉴定专家介绍，珐琅彩吸取了景泰蓝制作的方法，在瓷质的胎上，用各种珐琅彩料描绘而成的一种釉上彩瓷，亦称“瓷胎画珐琅”。珐琅彩瓷的特点是瓷质细润，彩料凝重，色泽鲜艳明丽，画工精致。珐琅彩于清代康熙中期烧制成功，至雍正时，得到进一步发展。雍正六年以后采用宫廷自己配制的彩料，色彩更加丰富，但雍正时期的传世品多藏于故宫博物院内。乾隆时期的珐琅彩也很精致，除了白地珐琅彩之外，还流行色地开光，图案多绘有山水人物、花鸟纹、西洋妇女等，特别是人物像西洋油画一样富有立体感。后由于制作这种珐琅彩瓷器极度费工，因此乾隆以后就销声匿迹了。
说完了釉彩，再来谈谈画风。经书画专家鉴定，此瓶上所绘的西洋人物是仿清代著名的宫廷画家郎世宁的画风。郎世宁是清代的宫廷画家，其画风盛行于清代雍正后期至乾隆时期。经专家初步鉴定此瓶应属清上三代之物，品位很高，最难得的是它保存得很完整、没有损坏，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陶瓷史上第一抹“釉下彩妆”
名称：青釉褐彩羽人纹盘口壶
年代：东吴
尺寸：高32.1厘米，口径12.6厘米，底径13.6厘米
展览地点：南京市博物馆《玉堂佳器》展厅
国宝档案
中国古代的釉下彩绘瓷器是何时出现的？
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外陶瓷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认为是公元九世纪的唐代中晚期，以长沙窑为代表。然而，上世纪80年代，南京南郊出土的一件陪葬品，颠覆了这一论断，并将釉下彩绘瓷器出现的时间提前了近1000年。
这件在陶瓷研究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珍贵文物，就是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的青釉褐彩羽人纹盘口壶（如图）。
1983年，南京市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在南京雨花台区长岗村一带发掘了一座东吴晚期墓葬，出土的随葬器物中有一件青釉褐彩羽人纹盘口壶。盘口壶造型端庄，胎色灰白，青釉泛黄，厚薄均匀。盘口壶通体彩绘纹饰由上至下可分为盖、颈、肩、腹四个部分。器盖顶部以一个回首的鸾鸟作为盖纽，盖纽两旁各饰一柿蒂纹，盖面上还绘有两个人首鸟身的“神禽”，对着一株仙草翩翩起舞；颈部绘有7只异兽；肩部则装饰三组贴塑：四个等距分布的衔环铺首，两尊佛像，一对双首连体的比翼鸟；腹部绘两排持节羽人，上排11人，下排10人，空隙处还穿插点缀着飘忽欲动的仙草和云气纹。整组彩画中描绘了多种生动、奇异的艺术形象，呈现出一派飘渺虚幻的天界风光。
据市博陈列部副研究员张瑶介绍，这件盘口壶是用褐黑彩在瓷胎上作画，然后罩透明青釉，入窑经1300℃的高温烧成，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也是迄今所见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它的出土，证明我国早在三国时期就已具备了烧制釉下彩瓷器的先进工艺，打破了学术界传统的观念，将釉下彩绘工艺出现的时间提前了近1000年。这一工艺，也为以后唐代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釉里红等著名瓷器品种的出现开辟了道路，是陶瓷装饰艺术的一项重大变革。本报记者朱凯
唐代高温釉下彩瓷器
长沙窑:
中国的陶瓷技术和工艺到了唐朝已经达到第一个高度。以后各朝所创造的陶瓷新品种，在唐朝都可以寻找出渊源和雏形。过去人们总是认为唐朝炻器有唐三彩瓷器，北方有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南方有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秘色瓷。地方窑口有四川的邛窑，湖南的岳州窑，浙江的越州窑，安徽的寿州窑等等。
从唐代的历史发展看，其早期和中期，政治统一，经济繁荣，陶瓷业出现发展兴隆的局面，正所谓，南有青瓷，北有白瓷。陆羽《茶经·皿之器》：“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一作次，寿州，洪州次。”就说明当时各地瓷业兴旺。到了唐代晚期，政治腐败，战乱不止，特别是天宝间，“安史之乱”给中国特别是北方黄河流域的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活下来的人大批南迁，形成“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鞠为茂草”，又“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大批北方工匠的南迁也给长沙窑提供大量的人才。
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周围，是在岳州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长沙窑受唐三彩和波斯、大食、伊斯兰教、佛教艺术的影响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由于北方唐三彩工艺技术，随着人口、经济、文化的南移而带到长沙窑区，而唐三彩常见的流动浸润式彩釉和模印贴花装饰工艺到了长沙窑就以新的形式——高温釉下彩的面貌再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