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陶瓷器。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国血统。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西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群岛国家，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及亚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之间，自古以来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中国和印尼群岛之间的联系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开始。古印度尼西亚人沿着两条路线从亚洲大陆南部南下：一是中国云南经缅甸、马来半岛到印尼列岛：一是中国东南部经台湾、菲律宾、爪哇到印尼各列岛，出土的青铜器等可以为证。印尼人对中国的瓷器十分重视，将其视之为“珍贵的文物和传家宝”。1963年据苏来曼的《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一文中说：“印尼全境都发现了青白瓷，它仅次于青瓷。”可见青瓷在印尼也有大量发现。考古证实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均出土过越窑青瓷，品种有青瓷钵、壶、水注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北部，是我国唐宋以来商舶到西亚地区的必经之地。早在19世纪这里就出土过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标本。
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Brahminabad），是7～11世纪印度河畔的商业中心，宋真宗天（1020年）毁于地震。出土有唐越窑青瓷残碗，也有五代、北宋时期的瓷器。卡拉奇东南的巴博，是13世纪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这里发现了9世纪的越窑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窑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
阿拉伯（中国史书上称为大食）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合处，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世界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阿拉伯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中国与阿拉伯民族的交往在公元前后就开始了公元前2世纪末，汉朝因张骞出使西域而得知条支，并谴使该地。到8~9世纪时达到高潮。中国的丝绸与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爱的奢侈品，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这条商路上，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还是“海上陶之路”上的舟舶，精明强悍的阿拉伯商人无不显示这个伊斯兰民族顽强的生命力，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阿曼：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邻近阿曼湾，是印度和中国商船进入波斯湾的通道。阿曼的苏哈尔是阿拉伯商人和印度、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著名港口，古有“通往中国之门户”之称。80年代在此地出土过越窑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的巴林，50、60年代也出土过唐越窑青瓷残片。
伊朗：
伊朗，古称“波斯”，位于中亚腹地，南靠波斯湾，是古代东西方海路交通的要道；中国与伊朗是世界上两个拥有悠远历史的文明古国，据史记载：两国的交往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就已开始，西汉的张骞奉命向西方“凿空”以后，汉朝使臣已到达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称）。唐代与外国的交通共有七条线路，其中一条便是“安息道”。中国的造纸，蚕丝、制瓷、指南针等对伊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伊朗的宗教、农作物、金银器等也传到中国。伊朗人民特别珍视中国瓷器，把中国瓷器称为“秦尼”，并且伊朗历代帝王都大量地订购中国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遗址，出土有越窑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遗址出土过越窑内侧划花钵残片；最著名的要数古代港口席拉夫，是近年来出土中国陶瓷的重要遗址。1956~1966年英国伊朗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唐代越窑系青瓷等。此外，在达卡奴斯、斯萨、拉线斯、内的沙里等遗址也发现有越窑瓷器残片。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这片土地曾被东方学家普拉丝塔命名为“肥沃的新月行地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既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自1910年以来法国人贝奥雷就在此地进行发掘，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拉遗址因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萨马拉位于低格里斯河畔，公元836~892年，这里曾作为首都，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据专家分析，与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到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如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尔瓦岛也出土唐末到宋初青瓷，据统计，该国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有46处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有9~10世纪的青瓷。
延伸阅读
中国陶瓷复兴之路任重道远
正值深圳文博会，展会上荟萃了各地的陶瓷制品，其中，作为中国最具知名度的，其文化符号是如何形成的？前天，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陈雨前做客市民文化大讲堂，讲述的文化内涵。
陈雨前介绍了景德镇作为“千年瓷都”的形成以及发展历史。“文化的特点可以用‘博大精深、体系完整、风采独具、魅力无穷、影响深远’来概括。”他说。
何为陶瓷文化？陈雨前认为，这是指在陶瓷的泥做火烧与销售、消费的过程中和各个环节中所呈现的材质文化、工艺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形态和情感、心理、观念、习俗等精神文化的面貌。
“中国的陶瓷文化曾在世界上领先近千年，但自从制瓷工艺传入欧洲，已经被迅速赶超，现在，世界一流的陶瓷品牌都诞生于欧洲或日本等地区，中国还没有一个能在全球叫得响的品牌。”陈雨前说：“复兴中国的陶瓷文化，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此，陈雨前希望能在学术上为陶瓷文化的推广做出努力。作为“景德镇学”的提出者，陈雨前在讲座上向大家介绍了“景德镇学”，这是一门以文化为缘由和主要研究对象，以文化遗产理论对文化进行系统综合研究的学科。他说，提出“景德镇学”，正是为了更好地弘扬文化。
“千年窑火铸就了景德镇深厚的文化底蕴，陶瓷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化精粹的集中载体，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陈雨前表示：“景德镇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景德镇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景德镇学’必将为传承和弘扬陶瓷文化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范本，为保护陶瓷文化遗产作出积极的贡献。”
丝绸之路上的中国陶瓷
到“瓷器”，国人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幅亲切的关于瓷器的图景。光滑？精美？细腻？剔透？我们似乎很难用几个简单的词来述说瓷器，虽然瓷器对我们来说太亲切了。在景德镇的某所作坊里，窑工千年如一日地守望着一窑熊熊的烈火；在闭塞的乡村农家，也依然有青花瓷掸瓶矗立在红油漆躺柜上。即使抛开“China”这个英文单词的中文释义不说，瓷器对世界而言，依然意味着中国。
陶瓷从唐朝以来便作为特产随丝绸输往国外，而随着东方新航路的发现，又于明代远渡重洋到达西方，并在清代达到极盛。陶瓷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曾经征服世界，如今，欧洲各国的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家都藏有大量精美的中国瓷器。它们不但延续着中国传统的古韵，也带着几分传奇色彩和当地风情，等待着国人的揭示。正如北京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馆长马未都所说：“对寻访而言，不仅是看到了数量巨大而精美的文物，更在海外发现了一个‘新’的中国，同时也有机会通过外国人的眼睛理解了中国文物的真正价值。”
法国著名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也是中国瓷器的拥趸，凡尔赛宫里的托里阿诺宫正是以陈列路易十四珍藏的中国青花瓷器而著名。同时，该宫在建筑上又借鉴了“南京瓷塔”的手法，覆盖以彩釉陶砖，又称“托里阿诺瓷器宫”，很有特色。而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内还专门设有中国瓷器展览，其展出的元代青花件件都堪称极品，令众多中国陶瓷学家和陶瓷爱好者趋之若鹜。据介绍，目前，全世界有已200多万人来到托普卡帕宫参观这批精美的中国元代青花瓷。
虽然大众市场并不看好陶瓷主题的旅行，但针对陶瓷爱好者开发的线路却非常受欢迎。2008年中国首个考古探索之旅“大家之旅——景德镇瓷器之旅”，开辟了陶瓷爱好者与名家共同交流鉴赏的先河。2010年初又推出了“马未都日本博物馆之旅”，带领收藏爱好者深入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奈良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出光美术馆等日本知名博物馆，该线路受到了业内人士及爱好者的大力赞赏。
土耳其人的热情好客也是出了名的。他们会用生硬的中文高声与我们打招呼，喊出，“中国，我爱你，长城。”当然他们也愿意教我们几句土耳其语，告诉我们，在今天的土耳其语里“中国”和“瓷器”是同一个词——cini。
据记载，历史上中国的丝绸除了通过横贯欧亚大陆的陆上交通线大量输往中亚、西亚和非洲、欧洲国家以外，还有一条海上交通线在源源不断地把中国的商品运往世界各国。这条交通线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它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海上贸易的重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始于西汉时期、繁盛于唐朝中后期，它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商队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西方各地。因为这条通道是以瓷器为主要贸易产品的，所以也被称作“瓷器之路”。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像颗颗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和阿拉伯世界。而伊斯坦布尔就是这条“瓷器之路”的终点站之一。
走进伊斯坦布尔著名的托普卡帕宫，“瓷器之路”当年的繁忙与热闹的景象便不难想象。据介绍，托普卡帕宫收藏的瓷器达一万二千多件，是继中国和德国之后世界上第三大瓷器收藏馆，这里所藏的中国瓷器多产自元、明、清时期。“研究中国陶瓷不去看托普卡帕宫收藏的中国瓷器，对一名陶瓷学家来讲是一件死不瞑目的事。”这是中国瓷器研究领域流行的一句话。更让人惊叹的是，在这庞大的瓷器收藏中有大量非常稀有的元代青花瓷。据了解，托普卡帕宫内的元代青花瓷，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世界第一。对此，中国的瓷器专家认为，和西方博物馆中中国瓷器大多是掠夺而来的不同，位于欧亚大陆交界处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则用丝绸之路贸易而来的、馆藏数量世界第一的元代青花瓷诠释了土耳其人对于中国陶瓷的珍爱。
“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吐分明。可参造物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并无慧眼可辨其中奥妙，只是单纯地欣赏着儿时记忆中外婆家檀木梳妆台上釉里红的朴实敦厚和粉彩的俊雅柔和。也没有料想到偶尔的一次随访，能从一位素昧平生的长者身上收获人生的感悟。陶瓷，以及陶瓷人，用其特有的风骨，感动着与之擦肩的历史和时空。
“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
丝绸与陶瓷是中国人民奉献给世界的两件宝物，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所用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伊斯兰民族用中国的大青花瓷盘盛饭装菜，然后很多人围着一圈共同席地享用；菲律宾等民族将中国陶瓷作为神物顶礼膜拜；非洲人将中国瓷器装饰于清真寺、宫殿等建筑上。古罗马人将中国的丝绸奉为上流社会和贵妇的奢侈品，并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引发了一场丝绸与道德之间的争论。丝绸与陶瓷作为物质产品出现，其意义不仅只此作为可用、可穿之物，由此而延伸出来的两条大道，彻底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丝绸之路”（TheSilkRoad）肇始于西汉，从当时的首府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楼兰古城，过阿拉山口，出中亚、西亚抵安息、大秦等地，当然这是“丝绸之路”最主要的一条通道；此外在中国的西南、东南沿南也存在。故“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域风貌有：沙漠、草原、高原、高山、平原、海洋等，蕴含着说不尽的艰辛和酸楚。“丝绸之路”因丝绸而发，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文化之路，现代将其命名为“亚欧大陆桥”，使之成为世界上诸多文化的母胎。在这条路上，传播得最为成功的是宗教。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这公元前60年的历史时刻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闪烁光辉。其后的岁月，“春风度过玉门关”，也有了“劝君少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的新型外交关系。是这条路，让中国人认识了波斯人、阿拉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本人、朝鲜人、印度人和地道的欧洲人……
“丝绸之路”一词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来的，他曾七次沿着这条商路来到中国，著有三卷本的《中国》一书，其后的“文化使者”——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也曾踩着同行者的足迹，窥视中国文化的神秘。为此，许多无价之宝至今散落在世界各地。一个世纪以前，一个无知的看守佛教寺窟的中国道士——王圆箓，区区几个铜板，拱手奉送了敦煌几乎一半的文化财富，所幸这些文物现已都得到妥善的保存和传播，我想现世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好好看看西方人如何对待文化、对待传统，在这些文物面前难道真的若无所思吗？可喜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8年开始实施了“丝绸之路考察”的十年规划，其主题是“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的综合考察”，进一步奠定了这条商路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陶瓷之路”（TheChinaRoad）发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纪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因瓷器的性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故择海路，这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传播，如茶叶、香料、金银器……。之所以命名为“陶瓷之路”，主要是因为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性质，也有人将这条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的崛起等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开始削弱。“陶瓷之路”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或从东南沿海直通日本和朝鲜。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象闪闪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大地和阿拉伯世界。唐代史书记载，唐代与外国的交通有七条路，主要是两条：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唐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从长安体现出来，在东南的扬州也更是如此，扬州时有“雄富甲天下”之美名，否则就不会有李白之“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为殖民掠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16、17世纪以后的“陶瓷之路”，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了殖民掠夺之路。
“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为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重要成员，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的考古发掘，彻底启开了这位对中国陶瓷有迷恋情结的人的心扉。于是他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对中国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陶瓷之道》这本影响世界的陶瓷著作，其意义深远。他在日本和世界陶瓷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陶瓷之路》同时也让世人再一次了解和认识了这个与中国同名的“china”。
陶瓷与丝绸作为中国两大物宝，也为中国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然而这两条路的命名都为西方学者所为，的确值得国人好好思索一番。
日本：
日本与我国东部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山海经·海内北经》记：“倭属燕”。）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余姚河姆渡的水稻、宁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艺、浙东的绘画等都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２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近2500多个点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cm、口径13.6cm、底径10.1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朝鲜：
中国与朝鲜交往历史悠久。《尚书大传》、《史记》、《三国逸事》等中朝两国文献中记有箕子“走之朝鲜”的传说。考古也证实：中国与朝鲜的交往在汉代以前就已开始。（参照《朝鲜古艺术与中国的关系》载《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2期）由汉到唐，中国文化对朝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朝鲜相继经历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汉字、佛教、建筑以及制瓷技术等都传入朝鲜。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泰国：
泰国，古称暹罗，位于中南半岛中部，是一个由泰族为主体的民族组成的国家；泰族是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至迟在公元初已定居于泰国北部。早在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我国的青铜器就已从云南传入泰国。（《东南亚》1984年第四期）汉代开始我国丝绸和陶瓷开始传入泰国。考古发现在泰国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长沙窑器。近年来也出土了一些越窑瓷器，如在马来半岛苏叻他尼州的柴亚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残片，其中有越窑钵、水注及壶等。
印度：
印度，古称天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就象嵌在印度洋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印度河与恒河流经境内，孕育着这古老的文明；印度与中国一样同是既有优秀古老的文化传统而又始终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早在汉代，印度的佛教、文学、艺术、天文、医药等就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尤其是佛教对中国产生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造纸、养蚕缫丝、制瓷技术等也相继传入印度。中国瓷器对印度的影响较大，20世纪以后在印度的迈索尔邦、詹德拉维利等地均出土有越窑青瓷。印度科罗德海岸的阿里曼陀古遗址本地不冶里以南三公里，是罗马时代南印度的对外贸易港口，1945年在英国、1947~1948年在法国政府先后在此进行挖掘，出土有唐末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在南方的迈索尔帮也出土过越窑青瓷瓷片。我国瓷器销往印度，在《诸蕃志》、《岛夷志略》中均有著录。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与印度仅一水之隔，古称“锡兰”，是区分印度洋上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湾的重要区域。斯里兰卡在印度洋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基地和中国陶瓷的出土地，古代中国人也称它为“狮子国”。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它是联系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枢纽，从东西两方驶来的船舶，都在这里停泊。考古证实：在迪迪伽马遗址的佛塔处发现了越窑青瓷残片；在马霍城塞出土有越窑青瓷狮子头；在马纳尔州满泰地区的古港遗址，发现有9~10世纪的越窑青瓷。
菲律宾：
菲律宾（古称吕宋）是太平洋西部的群岛国家，与我国隔海相望；菲律宾与我国的交往，最早见于宋赵汝适的《诸蕃志》，至迟在公元3世纪已经开始。陈荆和在《16世纪菲律宾的华侨社会》一书中谈到：公元3世纪中国人已到菲律宾进行开采金矿的活动。瓷器是中、菲交往七、八百年的历史见证。在菲律宾群岛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居东南亚地区之首。据统计，菲律宾在先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共出土大约四万件瓷器。以至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前任会长庄良有女士在《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一书中说：“菲律宾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岛屿都出土过中国古陶瓷。”
从巴武鄢——巴丹尼土岛到北吕宋、伊老多海岸、班丝兰、邦邦牙、中吕宋那福塔示、马尼拉、黎刹及内湖、宿务及苏禄岛等地均有出土，这些越窑青瓷分别是唐越窑青瓷钵、宋刻花青瓷钵、壶、水注及刻有花纹的瓷片；以及有刻花粗细条莲花纹瓣的宋代瓷罐及有浮雕纹小罐。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国血统。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西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群岛国家，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及亚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之间，自古以来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中国和印尼群岛之间的联系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开始。古印度尼西亚人沿着两条路线从亚洲大陆南部南下：一是中国云南经缅甸、马来半岛到印尼列岛：一是中国东南部经台湾、菲律宾、爪哇到印尼各列岛，出土的青铜器等可以为证。印尼人对中国的瓷器十分重视，将其视之为“珍贵的文物和传家宝”。1963年据苏来曼的《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一文中说：“印尼全境都发现了青白瓷，它仅次于青瓷。”可见青瓷在印尼也有大量发现。考古证实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均出土过越窑青瓷，品种有青瓷钵、壶、水注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北部，是我国唐宋以来商舶到西亚地区的必经之地。早在19世纪这里就出土过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标本。
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Brahminabad），是7～11世纪印度河畔的商业中心，宋真宗天（1020年）毁于地震。出土有唐越窑青瓷残碗，也有五代、北宋时期的瓷器。卡拉奇东南的巴博，是13世纪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这里发现了9世纪的越窑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窑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
阿拉伯（中国史书上称为大食）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合处，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世界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阿拉伯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中国与阿拉伯民族的交往在公元前后就开始了公元前2世纪末，汉朝因张骞出使西域而得知条支，并谴使该地。到8~9世纪时达到高潮。中国的丝绸与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爱的奢侈品，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这条商路上，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还是“海上陶之路”上的舟舶，精明强悍的阿拉伯商人无不显示这个伊斯兰民族顽强的生命力，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阿曼：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邻近阿曼湾，是印度和中国商船进入波斯湾的通道。阿曼的苏哈尔是阿拉伯商人和印度、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著名港口，古有“通往中国之门户”之称。80年代在此地出土过越窑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的巴林，50、60年代也出土过唐越窑青瓷残片。
伊朗：
伊朗，古称“波斯”，位于中亚腹地，南靠波斯湾，是古代东西方海路交通的要道；中国与伊朗是世界上两个拥有悠远历史的文明古国，据史记载：两国的交往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就已开始，西汉的张骞奉命向西方“凿空”以后，汉朝使臣已到达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称）。唐代与外国的交通共有七条线路，其中一条便是“安息道”。中国的造纸，蚕丝、制瓷、指南针等对伊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伊朗的宗教、农作物、金银器等也传到中国。伊朗人民特别珍视中国瓷器，把中国瓷器称为“秦尼”，并且伊朗历代帝王都大量地订购中国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遗址，出土有越窑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遗址出土过越窑内侧划花钵残片；最著名的要数古代港口席拉夫，是近年来出土中国陶瓷的重要遗址。1956~1966年英国伊朗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唐代越窑系青瓷等。此外，在达卡奴斯、斯萨、拉线斯、内的沙里等遗址也发现有越窑瓷器残片。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这片土地曾被东方学家普拉丝塔命名为“肥沃的新月行地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既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自1910年以来法国人贝奥雷就在此地进行发掘，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拉遗址因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萨马拉位于低格里斯河畔，公元836~892年，这里曾作为首都，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裾专家分析，与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如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尔瓦岛也出土唐末到宋初青瓷，据统计，该国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有46处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有9~10世纪的青瓷。
陶瓷
用陶土烧制的器皿叫陶器，用瓷土烧制的器皿叫瓷器。陶瓷，则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粘土为原料，经过配料、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都可以叫陶瓷。烧造陶器和瓷器的工业通称陶瓷工业。
早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发明并广泛使用陶器。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发掘的陶器，经科学测定，约为8800年前的遗物，是当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陶器。瓷器则发明于商周时代，到现在也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中国古代造瓷，在釉色方面，素有崇尚青色传统，以青为贵。以前的各朝所追求的色调，无非是浓淡不一，意境略异的青色瓷，而且，重色釉也不曾有过彩绘。景德镇窑在北宋时期，仿效了青白玉的色调和湿润的质感，创造性地烧造出了一种“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的青白瓷，使青瓷艺术达到了高峰。这种青白瓷大部分在坯体上刻暗花纹，薄剔而成为透明飞凤等花纹，内外均可映见，釉而隐现青色，故又称影青瓷。这种影青瓷当时则著行海内，天下均称为景德镇瓷器，从而使景德镇在南北各大窑之间，崭露头角，争得一席之地。
釉下彩是瓷器釉彩装饰的一种。又称“窑彩”。釉下彩是陶瓷器的一种主要装饰手段，是用色料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即半成品）上绘制各种纹饰，然后罩以白色透明釉或者其他浅色面釉，入窑高温（1200—1400℃）一次烧成。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覆盖在下边，表面光亮柔和、平滑不凸出，显得晶莹透亮。它的特点是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当代陶瓷艺术大师易武为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专家评委、湖南省陶瓷艺术大师。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易武陶瓷艺术作品集》，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永久馆藏，同时被中国美术馆存览；釉下彩瓷作品《荷韵》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永久馆藏；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会长·台湾佛光山享誉国际的星云大师珍藏了《荷韵》、《荷趣》二件艺术瓷作品，永久馆藏在台湾佛光缘美术馆，这对促进两岸文化艺术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其釉下彩瓷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醴陵瓷器地理标志，作品多次参加香港、日本、新加坡、南非陶艺展出。其作品造型雄健、釉色古朴，呈现出古香古色的釉下彩瓷艺术效果，深受海内外收藏家、国家级美术馆、国家级图书馆等珍藏。
责任编辑：小赖
陶瓷：远去的水上瓷器之路
景德镇与世界的纽带 探底鄱阳湖：远去的水上瓷器之路
千百年来，无论南方金银瓷器船只北上进入长江水道，或是北方船只自长江南下岭南，鄱阳湖都是必经之地。作为连接景德镇与世界的纽带之重要一环，鄱阳水运的兴衰，始终与景德镇这座瓷都生死与共。
远去的水上瓷器之路-景德镇古码头
自江西都昌县多宝乡西行，便进了一片土黄的沙岭间。每每觉得前行无路时，拐过一个弯，又会看见山道蜿蜒向山壁阻挡的极远处。如此兜兜转转三小时，才能到达鄱阳湖畔的“老爷庙”，一片只有两户人家和一个沙厂、一座千年古庙的湖畔荒地。
两年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国内“物探”专家，在这鄱阳湖东岸楔入湖心的最深处，进行了为期数月的水下考古勘测，打捞出了大量明清景德镇青花瓷碎片、仿龙泉窑青瓷，还有少许白瓷和黑釉瓷。
主持此次水下考古工作的肖发标研究员说，此前他们就曾预判这片水域考古价值极高，水下很可能有大量满载金银和瓷器的沉船，它们或分别来自江西省内的德兴金矿和老爷庙以东一百多公里的瓷城景德镇。
此前，江西古陶瓷研究泰斗余家栋说得很明确：由景德镇沿昌江西进，到鄱阳县姚公渡转道饶河，再转鄱阳湖入长江，然后沿江出海，到达明州（宁波）、泉州等大港，再装上远洋货船运往阿拉伯、东非、欧洲或是东南亚：这正是景德镇瓷器的主要外销通道。
这次水下的考古成果，再次佐证了鄱阳湖曾是水上瓷器通道这一事实。
瓷源高岭村
经过老爷庙、而将景德镇与世界连接的“古代水上瓷路”，起点并不在景德镇城区，而在45公里外、鄱阳湖源流支脉之一的昌江更上游处，一个名叫浮梁县高岭村的所在。
从古到今，高岭村遗留下了几十上百个元明清古高岭土矿坑及数百万吨尾矿，以至于被世人称为“青山浮白雪”。
然而，如果没有制瓷业以及最早在这里发现的专用优质原料高岭土，这个村庄或许会一直和千万个江南小山村一样籍籍无名。
1004年，对景德镇制瓷史而言是一个注定要被写入史册的重要年份：北宋朝廷从高岭村所在的浮梁县，设置新镇，名为“景德”。景德镇首创青白瓷，“光致茂美、天下咸称”。此后，景德镇日趋繁盛，渐成大邑，浮梁反而成了景德镇的一个郊区县。但很少人知道，设置景德镇的那一年，年号是景德。
大约是从元代开始，高岭村出产的一种白色粘土，因为煅烧后能大大提升瓷器的硬度和耐火度，而被作为制瓷原料大量引入瓷胎制作。这被称为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
在此之前，一直采用单一瓷石为原料的景德镇制瓷业，已经随着上层瓷石逐渐枯竭而面临危机。正是这种后来称为瓷土、或因地而名高岭土的白色粘土，不仅助景德镇安然渡过危机，更使它在元、明、清时期走向瓷都巅峰。
从这里出发，成批的高岭土、瓷石等，由景德镇人称为“船巴佬”的船民们装上小船。烧瓷必需的燃料如松柴等，则在被锯成一两米长的木头段子后，扎成木排沿昌江而下，或是劈成和瓷土一样的小块，用一种首尾较高、船身宽而设有桅杆的大鹜梢船，运往景德镇。
昌江：瓷器出山路
昌江自安徽祁门大洪岭深处沿山盘旋而下，直奔西南方的鄱阳湖而去。清浅狭窄只容竹筏的河道，到景德镇城区时已经宽达二百多米。
景德镇老城便沿着碧水涟漪的昌江呈长龙形延伸、展开，长达13里，两岸沿河建窑，沿窑成市，是谓“陶阳十三里”。
在这里，人们安装大水轮车，利用昌江中下游水位落差之力粉碎瓷石，淘洗瓷土。待瓷器出窑，又是“船巴佬”们将一批批青花瓷、青白瓷，装上河道上排列如蚁般的小型木船，或是沿河而下，或是逆流而上到达安徽祁门。
自昌江运往鄱阳湖的瓷器，常装在一种船头船尾尖而翘起、船身狭长，顺风张帆即可行驶的雕子船和罗荡船上。此间，直到上世纪70年代景德镇通汽车之前，当地瓷器都还是靠木帆船运送。
小船一路碧水清潭，亦有急流险滩，临近鄱阳湖滨平原，地势渐行渐低，江面渐行渐宽。过鄱阳县凰岗镇后，便进入了临鄱阳湖河段，此时天地一宽，河道阔处已达350米，15吨以下的大帆船和中小客轮曾可长年通航。
小船行程的终点，在凰岗镇25公里外的姚公渡。在这里，昌江与另一条源自江西婺源、安徽休宁交界处五龙山的乐安河汇合，便成为鄱阳湖五大主要源流之一的鄱江。而瓷器也被从雕子船和罗荡船上卸下，换到了体量庞大的木帆船上。
由于特殊的东高西低地形，鄱江竟然在此折向西北，在大约三十公里外的莲湖乡龙口村，出了窄窄的河口，顿时水天茫茫相接，浩淼无限——终于进到了南宽北狭形如一个大葫芦的鄱阳湖里。
其实，瓷器船进入鄱阳湖后，还有一条折向南方，出赣江南下广州的通道。甚至是根本不走鄱阳湖、自闽江上游下船运至福州、泉州，或是自瑞金走长汀入闽，转陆路自漳州去泉州等瓷器外销路线。
但这些路线无一例外都是水陆结合，需要肩挑和畜驮，人力成本极高，而且瓷器脆弱，很容易在沿路颠簸中损坏。因此，鄱阳水道始终是无可争议的瓷路首选。
瓷路多难
鄱阳湖是个大葫芦，而老爷庙-湖口水域就是葫芦颈。千百年来，无论南方金银瓷器船只北出鄱阳湖口进入长江水道，或是北方船只自长江南下岭南，这里都是必经之地。
然而， 鄱阳水道尤其是老爷庙水域，却并不是一个容易行船的地方。这缘于老爷庙水域一直是传闻已久的“神秘事件”频发地，如某船在岸上人的目送中忽然消失，以及某年某月某日一天沉没十几艘船等等。
传闻并非完全杜撰。当地谚语云：
船过老爷庙，犹趟鬼门关；十船经过九船翻，若要不翻难上难。
直到二十多年前，老爷庙水域仍一直频发人亡船沉事故。为了乞求行船安全，旧时这一带的水手、渔民行船经过段任柏家旁边、已延续了1200年香火的老爷庙门口时，必定停船上岸、进庙虔诚叩拜，乞求平安，还要进香、放铳、供上祭品，在庙门前斩杀雄鸡，以至于庙门外那对石狮上终日鸡血淋漓。
不过，肖发标与世居于此十一代的渔民段任柏，都断然否认沉船频发与所谓“神秘事件”有关。事实上，科学家们也早已给出了真相：这片葫芦颈水域长四十多公里、宽仅仅3-5公里，西北部是连绵起伏的庐山诸峰，东南部则是地形开阔、植被稀疏的沙丘，这就形成了“狭管效应”，风行至此风速猛增，比周围陆地要大出3-4级，这里全年8级以上大风平均达163天。
夏天时，两岸沙丘与湖面温差异常大，还常会形成破坏力极强的龙卷风、风暴雨，这正是导致1985年13艘船同日沉没的元凶：当天下午6时，有一股“水龙卷”急速扫过了湖面。
此外，赣江、抚河、信江、修河、饶河五河流水都在这里老爷庙水域交汇，流速变幻不定的湖水，不断形成漩涡暗流，即便无风时，也令行船面临极大凶险。
段任柏还解释了为何湖底不见沉船，乃是由于湖岸均是沙岭，大量沙土终年随风落入湖中，湖底沉船就被尽数掩埋了。他在行船时，就曾多次从湖底泥沙钩出木帆船的碎片。
历史上，鄱阳瓷路的另一大阻碍，是战争。
极具财富意义的水陆交通要冲，自然免不了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从军事角度看，这段葫芦颈水域控扼赣北，得之则可腰击大江、威胁江北，抑或南下九江平原、直入赣中，甚至西进湖南湖北，素被军事史家们称为“势重东南”。
于是，自西汉以降，鄱阳湖一带每每争战不休，两千多年间水战陆战不下百次。东晋桓玄篡立，大将刘裕、何无忌等起兵讨伐，大破其部于今鄱阳湖口八里江一带水面；公元1275年，元将伯颜率军至鄱阳湖，祷大孤山神，风息桥成，大军皆渡，江南遂成元域；抗战时期，日军又沿鄱阳湖西进，兵锋直指武昌…
而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则是1361年的朱元璋、陈友谅鄱阳湖口大战。战争打了37天，“飞火照耀百里之内，水色尽赤，焚溺死者动一二万”，最终是朱元璋赢得这场惨烈的决战，而大明王朝的近三百年基业，也由此战奠定。
然而，对于景德镇瓷业来说，纷飞的战火即是灾难的同义词。
以瓷器史上昙花一现的元至正青花为例，这种专供元朝宫廷或销往海外的精品青花大瓷，成熟期始于1340年代，但仅仅十年之后，便在世上销声匿迹。其原因正是鄱阳湖、景德镇一带自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开始的连年战争。
战争阻断交通，尤其是鄱阳湖这个南来北往必经之地，不仅导致景德镇瓷器外销之路被堵死，对于需要从海外进口青料的元至正青花而言，连制瓷原料都无法运抵。
等到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完全控制景德镇和鄱阳水道时，由于制作元至正青花所需苏青料长期匮乏，人们已经习惯掺入国产青料混合绘画烧瓷。加之烧瓷温度上的掌握也有所不同，于是元至正青花彻底终结，取而代之的，是色泽灰暗的明初洪武青花。
瓷路新起点：沿海四大港
船到湖口往北，就出了鄱阳湖的葫芦颈，进入长江、再出上海吴淞口转海路，到达交州、广州、泉州和扬州四大港。然后，趁着七八月份季风起时，商人们携带整船整船的景德镇瓷器，出海远行至日本、南洋群岛、阿拉伯一带商埠，这便是自新疆-波斯-叙利亚丝绸之路之外的“海上丝绸之路”，又名“海上瓷器之路”。
此前江西省文物考古所所长樊昌生曾推测：2007年轰动全国的“南海一号”沉船，出水过大量景德镇青花瓷、青白瓷，很可能就是从景德镇出发、经鄱阳湖水路外销的。在“南海一号”的时代，景德镇已是全国著名瓷窑，“青如天、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的青白瓷，正是它当时的主要产品。
实际上，早在“南海一号”出土之前的2005年6月，考古学家们已经从福建平潭县海域的清代康熙年间沉船“碗礁一号”上，大致弄清楚了水上瓷器之路的特征。那一年，在这片因渔民们捞起过大量瓷碗而命名的海域，中国水下考古队看到了满眼清前期景德镇青花瓷，还有一种在低温下烧出珍贵五彩绘瓷。而且，这艘船上竟没有一件景德镇以外的瓷器。
“碗礁一号”的年代，是景德镇青花瓷烧制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年代，青花瓷也是16、17世纪水上瓷器之路最重要的贸易品。
这期间，郑成功在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一度曾使景德镇瓷外销陷入困境。以致当时欧洲市场上的中国瓷非常稀有——欧洲传世瓷器中能确认为l66l-1682年的景德镇瓷器寥寥可数。直到l683年清廷收复台湾、重开通商口岸，景德镇陶瓷才恢复生产。
随即，渴望与东方贸易的欧洲人，先后在当时中国唯一的外贸港口广州设贸易机构，与华商直接签订瓷器贸易合同，广州商人还设立公行作为进出口贸易代理，收取瓷器售价的30%作为代理费。
一个世纪后，中国外销瓷器逐渐增多，在欧洲开始从宫廷珍藏品走向民间日用。“洋器，专售外洋者……贩去与鬼子互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景德镇陶录》）其中已有部分瓷器是按照国外订货合同所需式样生产的。最为普遍的便是餐具和咖啡具，其器形、尺寸和图案在订货合同中都有明确规定，瓷器图案则有静物画、人像画和圣经故事等。
人们无法统计由鄱阳水道外销出去了多少景德镇瓷器。但仅在1700年，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欧洲港口一天就卸下146748件中国瓷器；1729-1794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便运销瓷器达4300万件。整个18世纪的100年间，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数量达到6000万件以上。而鄱阳水道，便成了景德镇连接整个世界的枢纽之地。
远去的水上瓷器之路
鄱阳瓷路的兴盛，如今已然远去。
衰落从源头开始。史载，明嘉靖年间景德镇烧制陶瓷的柴窑数量有九百余座，“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此时，景德镇陶瓷形成了“利通十数省”“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天下窑器所聚”的局面。
然而，到了乾隆末年（1794年），由于认为有伤地脉，朝廷严禁开采瓷土之源高岭村的高岭土。优质制瓷原料来源被切断，景德镇便再难以像过去一样大量提供优质瓷器参与国际竞争了。巧合的是，欧洲诸东印度公司大量的瓷器订货也到乾隆末为止。
也正是在此时，原先受景德镇抑制的欧洲生产硬质瓷的工厂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嘉庆、道光年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继续增长，但景德镇的外销瓷所占比例却日渐缩小，这预示着，景德镇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唯一永恒的，是昌江至鄱阳湖间，水底那些一路散落的碎瓷——可能随便捡一块都是明代的，还有鄱阳湖底埋藏数百年的整船整船瓷器，在沙土和鹅卵石间静卧，等待着不知年岁、遥遥无期的重见天日之时。
颜色釉陶瓷的发展之路
陶瓷中最古老，亦是最能打动人的是颜色釉陶瓷。颜色釉瓷是指在釉中掺入不同金属氧化物和天然矿石为着色剂，施在瓷器的坯胎上，再将坯胎高温焙，烧成后呈现不同颜色的瓷器。由于窑变的不确定性，每件颜色釉瓷都是独一无二的孤品、绝品。
早在商代，颜色釉瓷就已经有了，可以说是陶瓷出现就出现颜色釉了。商代历史有六百多年。商代的陶器前后差别较大，陶瓷史家们往往把它分成三个时期来介绍：商代早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较夏代为多。商代中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最多，约占同期陶器总数的90%以上。商代晚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最多，另有少量的泥质红陶。像已经出土的商代黄釉瓷罐，侈口、折肩、深腹、弧壁下收，至底内凹。器表遍饰方格纹（麻布纹）。烧成温度在1200摄氏度左右，吸水性弱，叩之有金属声，已完全具备了瓷器的基本特征，口沿及肩部施淡黄色釉，釉面光亮、莹润。现收藏于安阳市博物馆，这就是最早的颜色釉。
在汉末晋初，开创了青釉瓷器。所谓“青釉”，颜色并不是纯粹的青，有月白、天青、粉青、梅子青、豆青、豆绿、翠青等，但多少总能泛出一点青绿色。青釉特点为釉色古雅、沉稳，釉面均匀、滋润，釉质坚致、细腻。在刘子芬《竹园陶说》中有：“青色一种，常与蓝色相混。雨过天青，钧窑、元窑之青，皆近蓝色”。到了唐代，又创造了以黄、紫、绿为主的三彩。三彩瓷器在魏晋南北朝开始萌芽，在唐朝大展拳脚，亦称作“唐三彩”。三彩瓷种类繁多，主要有黄地三彩、绿地三彩、紫地三彩、墨地三彩、酱白地三彩、虎皮三彩。还有釉下三彩，即由青花、釉里红和豆青三种釉下的色彩组成，它是康熙时期一种特殊品种。继唐代之后，宋代仍继续生产三彩器，与唐三彩相比，宋三彩以生活用具为主，有枕、洗、盂、盆、盘、佛塔及一些玩具。
在宋代出现了天青釉、粉青釉、红宝釉、紫宝釉和黑釉。先说说天青釉吧，天青釉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它还有一个文艺的名字叫做“雨过天青”，天青釉之名出自五代后周柴世宗批语：“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是一种幽淡隽永的高温蓝色釉，我国古代陶书描写的青如天、明如镜，正是对这种釉色特点的形容。天青釉在宋代的名窑中就开始出现，嗣后各代都有仿制，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优美的传统色釉大放异彩，除装饰陈设瓷以外，还广泛地用它装饰茶具、餐具、陶瓷酒坛、糖缸等日用陶瓷。
颜色釉雕刻荷花陶瓷酒坛
受到广大人民的一致称赞。粉青釉，釉色青绿淡雅，釉面光泽柔和，达到类玉的效果，为青釉中最佳色调之一。南宋许多瓷窑均烧制粉青釉，郊坛下官窑亦烧成仿龙泉窑粉青。明、清时期的景德镇窑烧制的粉青釉，釉中除铁外，还有微量的钴元素，因此呈现浅湖绿中闪微蓝的颜色。其釉色发色略带乳浊性，乃龙泉窑首创，宋官窑和以后的景德镇窑均有成功作品。黑釉，发色为黑色或者黑褐色，就黑釉的品种而论，可以分为一般黑釉与花色黑釉两大类。油滴、兔毫、玳瑁、麻酱釉等，即属花色黑釉。黑釉瓷器出现于东汉中、晚期，但当时的釉色为深褐绿色乃至黑色，釉层也薄厚不均，常有蜡泪痕，并在器表的底凹处聚集着很厚的釉层。黑釉适用于工艺瓷、日用瓷、陶瓷酒具等装饰。黑釉广泛使用于强化瓷、骨质瓷、软质瓷、硬质瓷、日用瓷、建筑瓷等瓷种的釉上装饰。并且，适用于陶瓷烤花、玻璃装饰、马赛克。品种有大黑釉、孔雀绿、艳黄系列产品等等。
从元朝往后看，钧窑逐渐衰落，渐渐断烧。明清两朝，颜色釉发展到了极致，同时皇家对颜色釉陶瓷的生产和使用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明清两代官窑生产的颜色釉瓷器，民窑不许生产，如果违犯此规，严重者杀头。《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一记载，正统十一年（1446年）时下令：“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瓷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如此严酷的法律，保证了皇家对颜色釉瓷器的垄断，提高了官窑颜色釉瓷器的身价。
在明代，出现了钧红、祭红、郎窑红、胭脂红、美人醉等色釉，这些色釉极其名贵。均红的出现有着重大意义，钧红釉瓷器属我国最早出现的一个铜红釉品种，它的诞生，结束了当时青花瓷独占鳌头的局面，这在我国瓷业发展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其意义深远，不仅是钧瓷工艺的一大创举，而且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为元、明、清时期出现的釉里红、鲜红、郎窑红、豇豆红、霁红等名品奠定了基础。那它为何叫均釉呢？因它最初为宋时河南禹州钧窑（现河南禹州市）所烧造，故称“钧红”。祭红，它妖而不艳，红中微紫，色泽深沉而又安定，釉中无龟裂纹理，是颜色釉瓷中之珍品。它还有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有一烧瓷艺人，技艺超群，专为宫廷烧制御瓷。这位艺人育有一女，名叫继红，天生丽质，父女相依为命以烧瓷为生。一次因皇宫要烧制御品佳瓷，御窑连烧数十窑也未成功，眼看日期己到，再不烧成御瓷的窑工全将被杀害，继红为救其父和众窑工，便以自己鲜血做釉料烧制出一种稀世罕见的、色调安定肃穆的釉瓷。继红少女救了父亲和众窑工，自己却因失血过多而亡，为纪念这位舍身救众的女子，后人便将此瓷称之为“祭红”，改“继”字为“祭”。郎窑红色彩绚丽，红艳鲜明，且具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由于釉汁厚，在高温下产生流淌，所以成品的郎红往往于口沿露出白胎，呈现出旋状白线，俗称“灯草边”。郎红釉是以铜为着色剂，用1300℃高温烧成。由于对烧成的气氛、温度要求很严，烧制一件成功的产品非常困难。因此当时有民谚说：“若要穷，烧郎红。”所以郎红器在当时就很昂贵。胭脂红，俗称洋红，呈淡玫瑰色，光亮透明，主要用于花头或人物服装的洗染，彩烧温度范围很窄，对彩烧温度的要求，基本以它为标准。胭脂红釉创烧于清康熙末年，雍正、乾隆、嘉庆、光绪等朝均有烧造，其中以雍正朝产量最大，质量最精。胭脂红不同于以往御厂制瓷时所用的铜红和矾红，它是一种以金着色、带有紫色调的粉红色，由于釉中含金，因此也常被人称为“金红”。
随着时间渐渐流逝，颜色釉瓷在陶瓷发展的长河中渐渐失去主导地位，釉上粉彩和釉下青花，渐渐独领鳌头，还有一些新兴瓷种的出现，使颜色釉瓷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我认为，颜色釉瓷应该得到后世的传承与发展，它独特的文化魅力需要被世人所熟知。
醴陵釉下五彩瓷的百年世博之路（一）
由陵釉下五彩瓷，是世界陶瓷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刚一问世，就与世界博览会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15年参加美国旧金山博览会(即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到201O年的上海世博会，在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中，醴陵釉下五彩瓷历经几番风雨，见证几度沧桑，总是以至高品质和开放的姿态面向世人，接受世博会的检阅，为中华陶瓷文化的世博之路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一、世博情缘
瓷器历来是中国参加世界博览会的重要展品，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也许，世界人民认知中国，正是从瓷器开始。它为中国赢得了瓷之国度的美誉。以至于英文单词里把中国和瓷器都称为“china”。从1876年的美国费城世博会起，中国的陶瓷工艺品就一直深受西方人士的高度关注和喜爱。精美的瓷器工艺品在世博会上的争奇斗艳，赢得不同肤色的群体连连喝彩。
扁豆双禽巴拿马瓶
而真正让中国陶瓷大放异彩，是1915年的美国旧金山世博会(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由中国湖南醴陵生产的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瓶一举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金奖。该瓶是191 1年由湖南瓷业公司创作，瓶高46．8厘米，敞口直径20厘米，瓶体洁白如玉，造型宛如凤尾，线条流畅，其釉面晶莹润泽，色彩沉稳典雅，构图生动自然。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因而被誉为“醴陵的玫瑰”、 “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从此，醴陵瓷器载誉四海，名声极盛。“风潮所布，举国若狂，各埠商贩来醴贩运瓷器者络绎不绝”。其实，此前的1909年到1911年问，醴陵釉下五彩瓷分别参展武汉劝业会、南洋劝业会和意大利都朗国际赛会，就连续获得金牌奖。醴陵瓷器以“自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至高品质博得广泛的好评。由此可见，醴陵釉下五彩瓷从一开始就以高起点、高品质和很高的开放度出现在世人面前。
二、五彩窑梦
醴陵的釉下五彩瓷诞生才一百余年。它是如何在这短短的一个世纪里创造出如此的辉煌业绩呢?
醴陵釉下五彩瓷的诞生与近代文化名人熊希龄密不可分。清政府官员熊希龄，湖南凤凰人，后任民国总理。1904年，他胸怀实业救国之志，为改变粗瓷生产的落后状况，抵制洋瓷倾销，决心振兴湖南瓷业。于是以清政府出洋考察政治大臣二等参赞官身份，会同醴陵籍举人文俊铎同赴日本考察，探索新的制瓷工艺。回国后便与文俊铎一起对醴陵瓷业进行实地考察。他们在分析了醴陵粗瓷生产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后，提出了“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四项主张。1905年呈书湖广总督端方，不久获得清政府批示和总督资助，并由慈禧太后御批十万两库银用于发展醴陵瓷业。1906年，熊希龄在醴陵城北姜湾创办了“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在姜岭下设立了“湖南瓷业制造公司”，自任公司总经理，文俊铎任学堂监督。公司聘请了日本技师和国内拥有先进技术的工人，引进了当时日本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开启了醴陵由粗瓷生产到细瓷开发的新纪元。独具特色的醴陵口下五彩瓷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研制出来的。
1907年至1908年，湖南瓷业学堂研制出草青、海碧、艳黑、赭色和玛瑙红等多种釉下颜料。湖南瓷业制造公司的绘画名师和瓷业学堂陶画班的毕业生，经过反复研制，采用自制釉下色料，运用国画双勾分水填色和“三烧制”技法，生产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釉下五彩瓷器。在色彩运用上，它突破釉下单彩的传统技艺，运用红、绿、蓝、黄、黑五种原色料(故谓五彩)，调配出丰富多彩的陶瓷绘画色料，讲究淡雅用色的表现手法，采用双勾分水的独特技法烧制而成。近于写真效果，水灵通透，清新雅丽，给人以身心愉悦之感。制作成功的釉下五彩瓷花纹透过釉导溢于瓷表，晶莹润泽，具有很高的洁白度、透明度和釉面硬度。釉下彩瓷使瓷器上的花纹有着看得见、摸不着、永不褪色，给人一种涤尽尘嚣、心旷神怡之感。而且还具有瓷化强度高、釉面玻璃化程度强、无铅镉之毒、耐酸碱、耐磨损、花面永不褪色、经久耐用等特点，能同时满足.人们对于审美和环保健康的双重要求，收藏和使用价值更高。
三、辉煌历史
至今，醴陵釉下五彩瓷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一百年来，它经历过许多风风雨雨，也遭受过几起几落。特别是建国前战乱频繁，国力衰弱，醴陵釉下五彩瓷的生产几度陷入低谷。建国以后也因“文革”动乱而遭受种种挫折。但最终还是以其过硬的品质而经受住了历史考验。其中，尤以“毛瓷”和国宾礼品瓷最负盛名。建国以后，醴陵釉下五彩瓷一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用瓷、国宴瓷，常出现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场合，同时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赠送给外国元首的国宾礼品瓷，因而有“国瓷”的美誉。醴陵为毛泽东主席特制的专用瓷器则被称为“毛瓷”。并赢得“红官窑”的美誉。
醴陵制作主席专用瓷始于1958年。从成功试制“蝴蝶蓝”胜利杯开始到1 974年，前后有五、六次生产经历。生产有各种规格、各种画面的餐具、茶具、文具，数量约1500多件(套)。主要的装饰画面有月季、芙蓉、菊花、梅花、山茶花等。由于制作技艺精湛，瓷质典雅清秀，品质卓越，意蕴深厚，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而深受主席喜爱。
昔日的主席用瓷，今日成为了收藏珍品。毛主席生前用过的醴陵制主席用瓷连同其他生活遗物都永久珍藏在韶山毛主席纪念馆。有少量流入社会的毛瓷则成为收藏极品，引发了毛瓷收藏热。就连市场上的仿毛瓷价格也不菲，倍受人们青睐。上世纪60年代以后，醴陵还先后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任弼时、王震、江泽民、胡锦涛等以及为全国人大、政协、外交部等国家机关制作专用瓷或礼品瓷。醴陵为人民大会堂特制的“国宴瓷”是由周恩来总理1964年亲自选定。长期以来，醴陵釉下五彩瓷一直是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纪念堂等场所的专用瓷。从1959年开始，醴陵还先后为中央民族文化宫、中国军事博物t宫、首都工人体育场生产了大量的陈设艺术瓷(俗称“三馆瓷”)，总计有釉下彩瓷器5万多件(套)。
几十年来，醴陵为国家特制的各种国宾礼品瓷主要有：周恩来总理出访礼品瓷“釉下五彩玉兰花奶杯、碟”、 “釉下五彩石榴花罗汉茶具”；王震赠外国友人礼品瓷“豆青釉雕刻菠萝纹天球瓶”；邓小平赠日本天皇“釉下五彩松鹤长春文具”，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釉下五彩潭鹅夜月挂盘”；江泽民赠美国总统克林顿“釉下五彩红花茶奖杯茶具”，赠法国总统希拉克“釉下五彩鸳鸯戏莲花乌挂盘”。醴陵金煌特制2004年雅典奥运会赠国际奥委会终身荣誉主席萨马兰奇和国际奥委会现任主席罗格的“釉下五彩扁豆花鸟纹世界和瓶”。此外，醴陵还先后为联合国特制了专用瓷，为亚非国家苏丹、刚果、扎伊尔、也门的总统府、人民宫制作专用瓷。这些国家礼品瓷，由于是特制品，其数量很少，而今都成为了稀世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