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泡到底能不能鉴别瓷器。
红瓷初始于晚唐，元朝景德镇发展并创新了前朝以来的釉里红技术，开始了批量生产釉里红的历史。雍正年间所制红瓷在工艺上达到历史最高峰，其红瓷成品红艳，尤其是青花釉里红在色彩、设计上皆有前期未有的新意，青花色调浓淡不但很鲜亮，且时有晕散。但仍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红瓷器。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近50年后，才在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下研制出了真正的大红瓷器，因此这种瓷器被成为中国红瓷。
1998年，中国科学家攻克了陶瓷大红色釉不耐高温的世界性难题，烧出了色泽鲜艳、表面纯净的大红色瓷器，失传近百年的中国红瓷在20世纪末得以重生。这一技术实现了中外陶瓷艺人百年的大红梦，填补了世界陶瓷史上的空白。
红色象征着太阳、生命、丰收、吉祥、如意等一切美好的事物。高贵、热烈，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淄博盛世瓷业研制出来的高温陶瓷大红色命名为“中国红”。
现今“中国红”陶瓷已被正式定为赠送国际友人的国家级礼品，也备受收藏者的关注.陶瓷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人用智慧的双手创造了精湛绝妙、光致茂美的中国瓷器，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延伸阅读
陶瓷文化：温州：瓯瓷“点睛”旅游
日前，温州市在永嘉三江街道龙下村唐代瓯窑遗址边上的瓯窑陶瓷艺术研究所举行新瓯窑点火仪式。停息了一千多年的瓯窑薪火今天重新点燃，这意味着为温州旅游文化名城建设增添了精彩一笔。在新瓯窑点火仪式上，与会客人参观了瓯窑器制造全过程。
温州是瓯窑的发祥地。西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东瓯王驺摇以此为都城，东瓯先民擅长陶瓷制造。据考古发现，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汉3000多年的时间里，东瓯先民已逐步掌握制作陶器和原始瓷技术。东汉是瓯窑瓷器的形成时期，晋代开始成熟并进入繁盛期，唐宋继续有所发展，它和越窑一样在全国享有盛誉。
瓯窑作为温州文化的重要载体，已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重视。为了深入挖掘利用温州文化旅游资源，做精做靓温州文化旅游产品，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筹办，瓯窑薪火重新点燃，意义深远。
作为承担复兴瓯窑有关工作和任务的温州市旅游局，主动开展了瓯瓷研发调研，举办瓯窑青瓷精品展，设计瓯瓷产品样品，以及瓯窑复兴选址等工作。
温州市旅游局负责人表示，要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走市场化运作之路，切实做好瓯窑开发基地建设，将瓯窑发扬广大。今后要进一步论证与完善瓯瓷产品样品设计。大批量开发瓯瓷酒瓶、香薰组合、瓯瓷瓷盘纪念品。计划用瓯瓷塑造温州历史文化名人，展现温州名人书画作品与温州山水风光，将楠溪江、雁荡山、江心屿等风景名胜以瓯瓷作品来展现。建立专门的瓯瓷开发基金，用于瓯瓷文化的挖掘、瓯瓷产品的研发、瓯瓷人才的培养与瓯瓷技术的传承。
锔瓷,从中国到海外
锔,南朝梁顾野王《玉篇》释云:“以铁缚物。”锔的方法是:先将金属条两头敲尖,弯曲成钉脚,做成锔钉,再用来钩合物件,使其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锔合工艺在古代广泛运用于器物制作、建筑、造船等多种行业。锔的技术最早产生于何时,已难考证,但至少已有1500年以上的历史。
最早提及锔瓷技术的要数李时珍
锔瓷出现得比较晚,应该是工匠受到古老锔合工艺的启发而发明。所谓锔瓷,就是用金属钉(即锔钉)将破裂的瓷器进行加固和修复,以便继续使用。其方法是:先用金刚钻在瓷面裂缝两侧等距离相对应处各钻一个浅眼,然后将预先做好的近似订书针那样的锔钉的两脚分别敲进两个眼中,把碎裂部分钩住拉紧;视破损情况决定锔几个钉,锔好后再在锔钉空隙处抹上用糯米汁与石灰粉(或用鸡蛋清与白瓷粉)调制成的白泥,等干透后即可使用。锔好的瓷器无论装冷水还是热汤,都可以做到滴水不漏。
由于古代文献向来忽视对于手工技艺的记载,有关锔瓷的文献记录更少,故我们很难考证锔瓷最早起源于何时。事实上,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现过宋元锔瓷的实物。
国内文献最早提及锔瓷技术的要数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于明万历六年(1578年)编写完成的《本草纲目》。该书在介绍“金刚石”时说:“其砂可以钻玉补瓷,故谓之钻。”李时珍说的补瓷应即锔瓷无疑。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金刚钻头是锔瓷工具上不可缺少的关键部件。
海外最早接触到中国锔瓷实物的应是日本人。根据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年)著名儒学家伊藤东涯在1727年(相当于清雍正五年)所著的《蚂蝗绊茶瓯记》中记载:日本室町时代(1336～1573年)的足利义政收藏有一件南宋龙泉瓷碗,不小心摔碎了,就请人拿着这个碗到中国来,想找一只相似的,却没有买到,于是只能请中国锔瓷匠用铁钉将那只破碗锔好后带回日本。由于锔钉排列的形状近似一条弯曲的蚂蝗牢牢吸附在碗上,所以日本人称锔瓷工艺为“蚂蝗绊”。足利义政的生活年代相当于我国明代正统至成化年间,也即明代早期,而国内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锔瓷实物也是明代早期的瓷器,因此,将锔瓷技术发明的时间锁定在明初较为合理。此项技术诞生后,便很快在中国民间广为流行,世代传承,被称为360行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从明初算起,锔艺流传了500多年。
损坏瓷器不舍丢弃,锔补应运而生
锔瓷的产生,应与景德镇高岭土瓷器在中国民间的普及有关。早期的民间日用瓷器由众多地方窑口烧造,一般在当地销售,成本相对较低,价格便宜,故损坏后丢弃也不觉可惜;而朝廷、官僚以及富户使用的精细瓷器,如果损坏了,又不屑于做修补。到了明代,采用高岭土烧制的瓷器胎白釉润,行销全国,广受百姓喜爱。因其材料成本加上运输成本比一般地方窑口的瓷器价格要贵不少,老百姓比较节俭,不小心损坏了,不舍得丢弃,自然会产生修补的念头。于是锔补便应运而生。
17世纪初,欧洲人才了解到锔瓷这项技艺。这要归功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在《中国见闻札记》中对锔瓷有这样的记载:“锔补修复后的瓷器还可以耐受热食的热度而不开裂,而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如果破了,再用铜丝熔合起来,就是盛汤水也不会漏。”按,利玛窦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到达中国,后定居下来,直到万历三十八年去世。他的《中国见闻札记》应该成书于17世纪初。文中“用铜丝熔合”一语如果不是翻译不准确,那就是利玛窦对锔瓷工艺不太了解而致误。锔瓷是用锔钉咬合碎瓷,而非“熔合”。
欧洲锔瓷修复技术至少延续了300年
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掌握着锔瓷技艺。起初我也这么认为,但后来改变了看法。近些年来,我在收藏外销瓷时意外发现,一些从海外回流的伤残外销瓷器上竟然也有锔钉,其形状明显不同于我以前所见国内瓷器上的锔钉。于是我思索:如果这些外销瓷在中国已受损,就不可能锔好后再出口;如果是卖到欧洲后再受损,也不太可能再漂洋过海拿回中国锔补,因为那时海运的成本太高了。经过反复观察和研究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伤残的外销瓷应该是由欧洲工匠锔补的。
据我了解,由欧洲匠人锔补的年代最早的中国外销瓷是明万历中期(17世纪初)中国出口欧洲的克拉克瓷。而同时期,利玛窦还在自己的书里惊叹中国锔瓷技术之高超,显然当时欧洲还不知道中国有锔瓷术,上述克拉克瓷自然是后世锔补的。那么,欧洲是什么时候引进中国锔瓷技术的呢?
我想这与中国瓷器大量销往海外,在欧洲民间普及有关。最初中国瓷器是欧洲各国皇室和贵族购买,他们一般不会将已经损坏了的盘碗等实用器皿修复后再继续使用。18世纪前期,清政府允许英、法、荷兰、瑞典、丹麦等国在广州设置贸易机构,大量欧洲商船源源不断地将中国瓷器运往欧洲,使得欧洲的中国瓷器数量猛增,价格随之大大降低,在欧洲越来越平民化。到了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中国外销瓷已基本普及于欧洲平民家庭。而平民家庭购买了相对昂贵的中国瓷器,不小心碰坏了不舍得丢弃,必然会想到修补。因为有需求,故促使欧洲匠人引进中国锔瓷的技艺。我推测,锔瓷技术传入欧洲应在18世纪晚期,相当于乾隆末年。锔瓷技艺后来也被用来修补欧洲制造的瓷器。欧洲的锔瓷修复技术至少延续了300年,大约在20世纪上半叶消逝。或许因为欧洲锔瓷在当时习以为常,消失后又无人再提及,故这段历史竟渐渐被遗忘了。
我见过的欧洲锔补瓷多为康熙、乾隆、嘉庆、道光的外销瓷。仔细观察这些瓷器后,我感叹外国工匠锔艺之高超丝毫不亚于中国锔瓷匠,甚至有些锔补技术的美观程度还超过中国民间某些普通锔补瓷。稍稍不足的是,欧洲锔补瓷往往锔钉脚敲进钻孔后,尚留有部分空隙,需用白泥填塞。而中国锔补瓷的钉脚因上宽下尖,故敲入钻孔后,大多与钉孔严丝合缝,几乎找不出空隙,以致锔钉一旦敲进去,就再也拔不出来,硬拔的话要么钉脚折断,要么造成钉孔周围的瓷面碎裂。
根据锔钉形状判断它曾经在哪里修复
欧洲锔补瓷与中国锔补瓷的区别主要在于锔钉的材料和形状。中国锔钉材料主要为铁和铜,民间以用铁居多。而欧洲锔钉的材料则主要为铜。同样是铜锔钉,两者所含的金属成分有异,表现在中国铜锔钉锈蚀较严重,而欧洲锔钉锈蚀很轻微。至于锔钉的形状,两者差异更明显,中国锔钉均被敲扁,大致呈菱形,由中间向两端逐渐变窄变细,且有两钉合并形成一组一组的钉法;欧洲锔钉则多用铜丝,微微敲扁或不敲扁,铜丝形状仍在,外露的锔钉基本一样粗细,也未见有两个锔钉合并在一起的钉法。之所以造成锔钉形状的差异,应与制作锔钉的工艺不同有关。中国的锔瓷匠都挑着炉子,当场对锔钉进行热加工,容易敲得很扁,从而使锔钉紧贴瓷面;而欧洲锔钉可能采用的是冷加工,铜丝基本保持原形。另外,所见不少欧洲锔补瓷的锔钉部分都涂有白漆,可能是为了美观;而中国锔补瓷的锔钉是不做任何修饰的。
如果掌握了以上所述洋锔瓷的特点,就能从某件瓷器上的锔钉形状来判断它曾经是在哪里修复的。比如北京中汉拍卖公司于2011年秋季曾拍卖过一件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摩羯鱼耳大罐,此件拍品原藏家购自伊朗,罐体残裂严重,浑身布满锔钉,锔艺高超。根据锔钉的形状,大致可以推断此罐曾经在欧洲锔补修复。
从陶器到原始瓷再到瓷器的演变
从陶瓷学上界定，原始瓷应该是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一个时期。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中国陶器是20世纪后半叶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出土的距今约12500年的夹粗砂红陶。浙江也是中国较早制造陶器的地区。迄今发现浙江最早的制陶实物，距今约11000-9000年的浦江上山遗址。这些陶器的特征是火候低、陶色不纯、厚薄不均、内壁凹凸不平，制陶技术相当原始。
中国古代史籍中多有关于制陶的记载。《太平御览》卷78引《逸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史记·五帝本纪》里有“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神农为何人？神农即神农氏，也即炎帝，是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太阳神。传说炎帝神农，人身牛首，三岁知稼穑，长成后，身高八尺七寸,龙颜大唇。神农氏本为姜水流域姜姓部落首领，后发明农具以木制耒，教民稼穑饲养、制陶纺织及使用火，功绩显赫，以火得王，故为炎帝，世号“神农”。
2001年5至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区博物馆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其中陶器复原器近150余件，器物形态及其组合迥异于余姚河姆渡、罗家角等附近地区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存，可明确为一个新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而且在出土的小陶釜中发现了盛有煎煮过的草药，印证了史前“神农尝百草”的美丽传说。
起初，作为实用器的陶器，丰富了人们生活的内涵，改变了生活习惯，提高了生活质量。之后，陶器走向了实用和审美的结合，陶器由朴实、素雅变得华丽而富有文化、精神内涵，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升华。人类对美的追求确立了人类的价值规范。原始瓷在文明时代开始的商朝已经出现，从它的釉料使用和胎体结构看，比陶器是进了一步。这种进步，是经过了人类几千年的探索和发现。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科技进步都是经历了漫长的积淀，一代一代的叠加，丰富了深度和厚度。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文字便是刻在陶片上的文字———“刻契陶文”。由原始瓷到瓷器，人类也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思考、探索和实验。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说：“原始瓷(ProtoPorcetain即加釉硬陶)的烧造，当为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发明……后来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渐改善，终于在汉末出现了瓷器，成为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
从青瓷而黑瓷到白瓷
关于各地茶具的优劣，陆羽有一段著名的论断：“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次，洪州次……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唐代所崇尚的碾末烹煮的茶风，茶汤显“白红”（即淡红），青瓷色泽沉稳，“相映而成高雅之趣。邢州瓷虽然洁白莹亮，就未免稍嫌轻浮了。”（郑培凯，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序）给茶碗分等级，不是以瓷器的质地而是以瓷器的色调为标准，看它是否能和茶汤的色度调和出最大的美感。正因为如此，以越窑为代表的质朴大方、色泽沉稳的青瓷茶碗，就被陆羽和整个唐代奉为上品了。虽然以邢州瓷为代表的白瓷在当时也不乏拥戴者。
这样就很好理解，为何宋代的“最佳茶碗”从青瓷转为黑瓷了。宋代斗茶更盛，具体方法为：事先用茶末和开水调好茶膏，然后一边用沸水点泡，一边用茶筅回旋击拂，打出白色的沫饽（汤花），要求色泽纯白，汤花保持时间长（“咬盏”）者优，先出现水痕的就失败。这样，为了以黑衬白，更为了便于裁判孰优孰劣，黑瓷当然是最好的选择。蔡襄所谓“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茶录》），宋徽宗所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大观茶论》），说的都是一个道理。过去被奉为上品的青瓷、白瓷都不再适用，在重黑瓷这一点上，宋代做到了“从认识到行动上的高度一致”。
到了明代，人们对茶碗的色泽选择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在今日，纯白为佳”（许次纾《茶疏》）。因为到了明代，点茶已成往事，饮用散茶蔚为主流，洁白如玉的白瓷衬托绿色的茶汤，清新悦目。屠隆在《考槃余事》中说：“宣庙（指明宣宗）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蔡君谟取建盏，其色绀黑，似不宜用。”不但肯定了白瓷的绝对优越地位，而且质疑了蔡襄对黑瓷的看重。其实，这都是茶水惹的祸，蔡襄时代茶贵白，当然瓷贵黑，明代茶贵绿，当然瓷贵白。观点不同，其实其理则一，只是各为其茶。
“严格说来，茶碗的色泽与茶叶的品质是不相干的，然而，饮茶作为美感体验的艺术，茶碗的形制与色调，配合盛出的茶汤色度，就使人在特定的空间氛围中得到相应的感受，从而产生心灵的回响”（郑培凯，出处同上）。诚哉斯言。据此推去，唐代、宋代、明代的茶人们，都追求茶、盏一体的整体艺术美感，虽则时代不同、取舍各异，究其缘由，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趣的。
刻瓷艺术为淄博陶瓷增色
“淄博人对陶瓷的情感可以用"特殊"来形容，因为我刚调到淄博的时候，与淄博的各界人士谈起陶瓷的时候，大家特别兴奋。后来了解到，虽然它占淄博G D P的比重不是很大，却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是淄博的一张名片。”这是淄博市的一位领导在一次陶瓷会议上的一番话。“淄博陶瓷是淄博工业产业的根，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淄博陶瓷的文化内涵是任何一个产业所不能媲美的。当代国窑的标志是一些重要领域代表国家，除了日用陶瓷进入国宾馆等国家的一些场所，淄博的刻瓷大师的作品作为国家礼品赠送国际友人，所以，市委提出"淄博陶瓷 当代国窑"当之无愧！”被誉为“陶瓷书记”的淄博市原市委书记杜祥荣接受记者采访时，历数了在不同时期淄博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特别提到了淄博的刻瓷艺术在“当代国窑”中的地位。
刻瓷艺术最早发端于乾隆宫廷造办的技艺，在光滑坚硬的瓷面上绘刻人物、花鸟和书法，它凝聚了书法、绘画艺术，也展示艺人刀法之美，还展现陶瓷作为刻瓷载体的工艺水平。刻瓷这门综合艺术所传达的特有的审美属性也使宫廷的刻瓷匠师们乐此不疲。1982年，被誉为淄博刻瓷“第一刀”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明文先生把刻瓷技艺带到美国田纳西州的世博会上，同一年，李梓源在德国第34届慕尼黑手工艺品博览会获得金奖，淄博的刻瓷艺术从此走向世界，让世界通过刻瓷艺术了解了淄博，淄博也因刻瓷艺术名扬海内外。淄博刻瓷传承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技艺和价值。
张明文先生开创了淄博刻瓷艺术的先河，他的作品内容新颖，构思奇特，随物赋形，一瓶、一罐、一碟、一盏，在他手里由于被赋予新的生命而成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我国政府把淄博刻瓷大师的刻瓷作品作为国礼先后馈赠给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国内外许多艺术家、收藏爱好者也把刻瓷作为珍贵藏品收藏。
目前，淄博的国家级、省级刻瓷大师达到了100多位，其中国家级的大师20余位，这对淄博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淄博刻瓷大师已经成为“当代国窑”一朵奇葩。
喜庆中国“游龙红瓷” 见证红瓷当代发展
即将迎来的2012龙年，对中国人有着特殊的意义，每个龙的传人都希望在龙年，能得到龙的保佑。龙是中国古老传说中的神物，是权力和皇室的象征，将龙绘制在红瓷上，喜庆吉祥又尊贵；红瓷，是自元代以来一直烧制难度最大的陶瓷种类之一，是陶瓷界一直以来渴望被攀登的高峰。两者汇聚在一起，当仁不让的成为瓷中明星。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红瓷色泽鲜艳，纯净透亮，是最正统的红色。而在1998年以前，虽然中国人自元朝就开始研究和生产红瓷，但因为其科学技术的限制，并不能烧制真正意义上的红瓷。
中国早期的红瓷又称“釉里红”，以铜为呈色剂，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相继出现了锈红色、窑红、豇豆红、矾红等红色。简单说，它是闷着火烧成的。炉内温度要控制在1300度的高温，如果温度稍高一点，瓷器上的颜色就飞了，烧出来就是一个白色瓷瓶；如果温度稍低一点，颜色就变成黑的，非常不好看，温度高低之间允许的差额仅有10度。听着10度的温差，好像不是很少，但放在1300度的高温里，连1%都没有。当时没有温度计，所以所有的窑工都是凭经验来判断火的温度，困难非常大。这1%的误差就决定了红瓷的生死，工匠宁愿把火控制得低一点，所以早期的红瓷颜色偏黑。
雍正年间所制红瓷在工艺上达到历史最高峰，其红瓷成品红艳，但仍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红瓷器。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近50年后，才在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下研制出了真正的大红瓷器，因此这种瓷器被成为中国红瓷。1998年，中国科学家攻克了陶瓷大红色釉不耐高温的世界性难题，烧出了色泽鲜艳、表面纯净的大红色瓷器，失传近百年的中国红瓷在20世纪末得以重生。这一技术实现了中外陶瓷艺人百年的大红梦，填补了世界陶瓷史上的空白。
中国红瓷，代表了中国独有的陶瓷文化，因此经常被用于高规格的商务赠送。胡锦涛主席与普京总统会晤中，向普京总统赠送了中国红瓷茶具；袁隆平院士80岁生日时，为答谢各界人士，以红瓷碗作为回礼答谢；2007年8月9日，在姚明和叶莉大喜日子里，男篮为姚明定制了“九龙方圆”中国红瓷，成为篮管中心送给姚明的神秘结婚礼物……由此可见，中国红瓷是高档商务礼品的首选。
龙年藏龙瓷，收藏的不仅是好运，更重要的是：当代红瓷的成就离不开古人的苦心钻研；当代红瓷实现了所有热爱红瓷人的梦想；当代红瓷是红瓷飞跃的又一大见证！如果您幸得“龙年生肖红瓷”（游龙红瓷）臻品，请一定要细心珍藏，也许您的这樽“龙年生肖红瓷”（游龙红瓷），将成为未来见证当代红瓷进步的重要历史依据！
盛世珍品康熙瓷器
在中国陶瓷的发展历史上，康熙时期可以说是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康熙时期的瓷器造型多样，品种丰富，大器浑厚奇伟，小器玲珑剔透。其中，釉下彩瓷独步清代；五彩瓷器华贵精美；斗彩瓷器在继承前代技艺的同时，又能烧造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创新器；素三彩瓷器空前绝后，令后仿者望尘莫及；郎窑红、豇豆红等颜色釉瓷器更是享誉海外；粉彩、珐琅彩瓷器的烧造虽处于初创阶段，但其蕴含的无限潜力以及带来的清新、华美之风却为世人所瞩目。
清康熙 釉里红团龙纹｜源于《紫禁城》
同时，外销瓷的贸易开始增多，官窑和民窑互相促进，品种不断创新，很多为国外所独有的器形开始出现，异域风格的纹饰也大量出现在定烧的民窑瓷器上。精雕细琢，追求卓越品质，人们可以从康熙瓷器身上感知一种特别的精神与气质—雄浑不乏精细，华贵且充满力量。
清康熙 黄地珐琅彩花卉纹碗｜源于《紫禁城》
康熙二十年以后，景德镇御用瓷器的烧造逐渐步入正轨，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瓷业生产臻达顶峰奠定了基础。「粉彩」之名最早出现于晚清文献中，康熙时期绝无「粉彩」之名。所谓康熙粉彩瓷器其实就是自雍正开始所称的「洋彩」。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从色彩搭配、纹饰布局到款识内容和样式均摹仿当时铜胎画珐琅效果。由于施彩较厚，致使纹样有堆凸感，且出现细小裂纹。白地素三彩瓷器直到清康熙时期才大量烧造，其特点是采用釉下锥拱花纹与釉上彩绘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装饰，釉下锥拱花纹若隐若现，釉上彩绘图案清晰明丽，二者相互映衬，耐人寻味。康熙素三彩瓷器中有一个特殊品种，俗称「虎皮三彩」。
清末民初时，这一品种曾被仿制，真、伪区别主要在于：真品釉薄而显坚致，斑纹亦自然；仿品则釉厚而显松软，斑纹浸润不自然。康熙朝景德镇瓷器在恢复明代几乎所有瓷器品种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显现出非凡的创造力，为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瓷器臻达顶峰的烧造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后人回望的永恒典范。
新京味旅游文化名片
有着300多年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琉璃厂在海内外都享有盛誉，这里的古玩字画、古旧书籍，还是文房四宝、碑帖拓片等艺术作品都吸引着中外游客。如今，更多传统文化品牌在这里得到继承和发展，绽放出绚烂的光芒。
宏宝堂：心有德画无穷
北京宏宝堂文化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其前身是孔膳堂饭庄，地处驰名中外的琉璃厂文化街。著名书法家刘炳森、欧阳中石、沈鹏、梁树年、王镛等先生为宏宝堂题写了牌匾。2002年被中国文联授予文明诚信“五星级画廊”；2001年至2006年被评为北京市宣武区精神文明单位；2005年被评为北京市商业优秀特色店；2007年被评为北京市精神文明单位。
程茂全现为北京宏宝堂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又是当代著名的书画家，多年来，他根据该店的实际情况，以“独、特、新、奇”为旨，“真、小、精、廉”为本的经营思想和方针，在他的创意和组织下，宏宝堂先后多次举办百扇展、精品展和四条屏展。这些展览创意袭人、影响深远。在文化、经济上都获得了很大成功，受到了社会广泛的欢迎和好评。
2004年秋，宏宝堂画店重新装修，以崭新的面貌迎客。画店门面古朴典雅，店堂宽阔而高雅，名人书画琳琅满目。欧阳中石题贺“宏制丹青称圣手，宝章翰墨见文心”；范曾的墨宝“旷世藏家精巧以求朴茂，人间宝物散疏当卜齐全”；沈鹏撰联“淳心同仁心心有德，一画至万画画无穷”，更使画店熠熠生辉。
汲古阁：汲取文化之精华
地处东琉璃厂的汲古阁，于1956年开业，其字号是由原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根据明代常熟文人毛晋藏书楼名“汲古阁”所取，意为汲取古人之精华，用于仿制复制文物以及修复文物的店铺。汲古阁牌匾由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也是第一任院长吴仲超题写。1982年北京市政府对琉璃厂文化街进行大规模改造。由于市政府考虑汲古阁的经营特色及其在海内外的良好声誉，决定将汲古阁原200平方米的营业面积扩大到近2000平方米。
改造后的汲古阁从一家文物复制和文物修复商店演变成汇集古董瓷器、文房四宝、名人字画、旅游纪念品、文物鉴定、茶苑等集于一体的综合古玩艺术品商店。一层主营古董瓷器、文物复制品、文房四宝、手工艺品等，二层主营名家书画和茶苑。“汲古阁茶苑”由启功亲笔题写。
汲古阁字号沿用了明代常熟文人毛晋创办的用于珍藏和刻印古籍善本的工场——汲古阁。其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决定了其使命的不同。今天的汲古阁不仅继承了一家百年老店的名称，也汲取了先辈们传承古文化精髓的精神和执著的追求，并不断从5000年华夏文明和悠久历史中汲取养分，在青铜复制、古文物修复、碑帖拓片、古陶瓷仿制、生肖纪念品制作等方面达到了极高的造诣。
汲古阁建店初期，只是经营和修复瓷器、铜器、陶器文物，复制、仿制各个时期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等，此外还经营独有的汲古阁拓片。上世纪80年代，店面扩大和内部环境的改造，促使汲古阁经营业务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由原来的仿制、复制和修复文物扩大到经营古董瓷器、文房四宝、字画、新工艺品、仿古家具、旅游纪念品、文物鉴定、画廊等多种文化项目。1995年针对琉璃厂人流大、宾客休息地方缺失的情况，汲古阁在其二层辟出一块地方，开设了古色古香、幽静典雅的“汲古阁茶苑”，并由著名书法家启功亲笔题写名字，为来琉璃厂参观游览的中外宾客和业界书画家、收藏家等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休息、会友和交流的场所，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品牌效益。
发展创新：主营项目上推出创新点
不同的时期汲古阁均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变化做出自己相应的调整，并且在主营项目上推出创新点。青铜复制是汲古阁的传统优势主营项目，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的“四羊方尊”、被视为伟大创举的“秦铜马车一二号车、兵马俑”和“人面方鼎”、“长信宫灯”等，以及北京各大博物馆的许多顶级复制文物和展品，件件仿制绝品出自汲古阁，显示出汲古阁在青铜复制工艺上精湛的技术。
1997年农历虎年，汲古阁根据市场需求推出“生肖青铜文化”概念，此后每年均仿制中国传统有代表性的生肖珍贵文物，制成“生肖典藏品”限量发行，诸如虎噬鹿、马踏飞燕、兔觥、铜飞龙、猪尊等，都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2008年汲古阁又推出仿1963年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战国后期秦铜犀牛尊”供爱好者典藏。近年来，圆明园十二生肖国宝青铜头像被文物界关注和热议，汲古阁在尊重原物的基础上，结合清代宫廷画师的设计风格和当时人们审美习惯，不但成功仿制出原有的7件珍品，而且还原了其余5件下落不明的生肖头像，表达了企盼那些下落不明或流失在外的文物早日回家的民族情怀。
汲古阁拓片：申报非遗
汲古阁拓片是汲古阁几代人心血和智慧的结晶，也是其独一无二的经营项目。目前该传统的手工艺品正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汲古阁拓片的内容包含了很多历史故事和传说中的劳动场景，不仅体现了装饰美，还展现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社会风貌，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汲古阁拓片的制作也是一门独特的技艺。制作的时候，先将图形文字雕刻在石板上，再将宣纸覆上，经过数十道的手工工序才能完成。其题材主要来源于秦砖汉瓦、敦煌壁画及名碑等历史典故，每幅拓片都是在讲述故事，劳动的场景有耕种、丰收、种棉花、采棉花、纺线、织布；教学的场面有孔子讲学礼仪；运动的情景包括打马球、杂技表演等，以极其丰富的内容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5000年的灿烂文化。
对于未来的发展，汲古阁总经理李连祥表示，仍将坚持以不断变化来适应市场需求。琉璃厂文化产业发展协会将发挥桥梁和服务作用，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求变创新，抓住琉璃厂日益兴旺的文化旅游、观光购物特色，促进琉璃厂各店家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
郎窑红,郎窑红的历史,红釉瓷与郎窑红,郎窑红的特征
郎窑红，是我国名贵铜红釉中色彩最鲜艳的一种，它的特点是：色彩绚丽，红艳鲜明，且具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由于釉汁厚，在高温下产生流淌，所以成品的郎红往往于口沿露出白胎，呈现出旋状白线，俗称“灯草边”。而底部边缘釉汁流垂凝聚，近于黑红色。为了流釉不过底足，工匠用刮刀在圈足外侧刮出一个二层台，阻挡流釉淌下来，这是郎窑红瓷器制作过程中一个独特的技法，世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称。郎窑红的历史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经济比较繁荣，制瓷工艺达到我国历史高峰。凡是明代已有的品种不仅都能烧造，而且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由于有一个在位60年的乾隆皇帝酷爱艺术，在他的倡导下，郎红器比康熙更成熟和多有极精的产品问世。另有，乾隆时期郎红中的薄釉器，色如鸡血，称为“鸡血红”；釉层较厚，色彩深艳，犹如初凝的牛血，称为“牛血红”。郎红釉是以铜为着色剂，用1300℃高温烧成。由于对烧成的气氛、温度要求很严，烧制一件成功的产品非常困难。因此当时有民谚说：“若要穷，烧郎红。”所以郎红器在当时就很昂贵。红釉瓷与郎窑红中国清代景德镇窑红釉瓷。系因江西巡抚郎廷佐在景德镇监造瓷器而得名，另外还有豇豆红和霁红。郎廷佐是在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1705——1712)任职中烧制郎窑红的。郎窑一名最早见于刘廷玑《在园杂记》，书中载有"近复郎窑为贵，紫垣中丞公开府西江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比摹成、宣、黝水颜色，桔皮棕眼，款字酷肖，极难辨认"。紫垣为郎廷佐的别号，他在任期间监督匠师模仿宣德、成化时期瓷器，能达到乱真的程度。郎窑红的特征郎窑红是模仿明宣德时期宝石红釉特征烧制的。釉凝厚，玻璃感强，佳品呈鲜红色。传世品以瓶较多，常见的有观音瓶、棒棰瓶（棰口直颈者为硬棒棰，撇口圆肩者为软棒棰）、直颈扁腹瓶；盘碗也为数不少，有通体呈菊瓣形的。郎窑红器皿的口部多为白色，与宣德红釉瓷器的灯草口特征相似，器皿的底部有白色、米黄色者称为米汤底，浅绿色者称为苹果绿。郎窑红瓷器底部书写年款的有"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两种，但数量不多。为什么郎窑红会变成绿郎窑郎窑红在烧成过程中变成绿郎窑，古人视为奇事，故称窑变。现代科学研究表明，绿郎窑的形成机理大体上和苹果绿差不多。从工艺角度找原因，也是由于器物上局部地区铜的富集所致。虽然郎窑红不用喷釉法而是采用浸釉法施釉，但由于古代对釉浆的细度和均匀化处理一般都不太讲究，铜在釉浆中常会出现分布不均匀的情况，有些铜的粗颗粒会沉降于釉浆桶的底部，所以即使采用浸釉法施釉，仍有可能发生铜富集的情况，铜富集的结果便出现绿郎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