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德瓷砖。
被尊称為『英国陶工之父』的乔寒亚.威基伍德『Josiah Wedgwood』，一七五九年在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设主窑厂。创业之后不久研发出硬质陶瓷，在当时被国王乔治四世『George IV』的王妃命名為『皇后瓷』。另外他还发表了当时陶工们所製作的黑陶器，取名為『埃及之黑』。一七七四年，他以新发明的浮雕玉石奠定了威基伍德的名声。往后数年，新式的陶瓷器经由他的研究陆续问世。
传到其子乔赛亚二世时，威基伍德窑在瓷土中混入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骨灰，成功烧製出纯白无暇，透光性高且质地坚硬的优质骨瓷『Fine Bone China』。再度為威基伍德的光荣歷史增添了一笔光彩。
从一八年左右开始推出至今的『哥伦比亚』系列，色泽艷丽的『亚思多巴利』和『佛罗伦斯-缘松石』系列，维多利亚风格的『野草莓』以及源自贝托力克斯.波特的著名童话故事-『彼得兔Peter rabbit』系列……。这些畅销作品均成功地融合了古老傅统所培育出的技术，以及新时代的设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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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瓷器：英国乔舒亚威基伍德古瓷浮雕
JosiahWedgwood(乔舒亚威基伍德)1730年出生于英国Burslem的陶工世家，世代都以制陶为生。JosiahWedgwood从小便在自家习陶，于1759年创立了Wedgwood陶瓷厂，开始生产以Wedgwood为名的瓷器。Josiah在品牌创立初期发明CreamWare，为Wedgwood带来丰厚的利润，美丽的外观与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促使Wedgwood乳白瓷器成为市场上的热销商品，也是英国瓷器史上的一大成就。
英国乔舒亚威基伍德古瓷浮雕
原始陶器欣赏
在世界所有文明的早期阶段，几乎都经历过一个陶器的时代，中华文明也是如此。早在距今大约七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原始陶器。最早的彩陶出现在黄河流域。
彩陶
彩陶即在坯体上以矿物质颜料绘画图案，然后焙烧的陶器，多属泥质红陶。因其图案经过烧制，故不易褪脱，这与先焙烧后画图案的彩绘陶不同。
网纹彩陶船形壶 造型似船，壶腹绘网纹。难免令人联想起先民驾船撒网捕鱼的场景。
鱼纹彩陶盆 半坡类型常见这种圆底，折腹部以黑彩绘出三条写实的鱼纹互相追逐。
同心圆圈波纹彩陶盆 马家窑类型彩陶的盆、钵、碗常内外彩绘。此盆装饰流畅而富韵律，绘画技艺高超。
旋纹彩陶壶 马家窑类型晚期彩陶常见壶。旋纹饱满流畅，网纹等直线又颇严谨，装饰颇富变化。
花瓣纹彩陶壶 沿海地区的创作往往灵秀。此壶造型小巧，装饰秀美，图案可见仰韶彩陶的影子。
三角纹彩陶大耳罐 齐家文化的彩陶数量有限，彩绘多用褐红色完成。此器的双耳上有镂刻的人面纹。
彩陶弦纹陶 文饰简洁明快，朴素大方，有很强的装饰性。此类弦纹是马家窑文化中马家窑类型彩陶常见的文饰。
黑陶
黑陶在强还原气氛的窑炉里烧成，烧成温度一般高于同时同地的红陶和灰陶。多数黑陶内外皆黑，少数则在灰陶或红陶外，施加黑色陶衣，即所谓熊皮陶、黑衣陶。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含有黑陶的文化不少，较著名的有大溪、屈家岭、大汶口、龙山、马家浜、崧泽等文化。而从艺术史的角度讲，更重要的是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
猪纹黑陶钵 刻划手法稚拙。这是中国艺术中最早的猪的形象，表现的应是家猪。
黑陶高柄杯 采用了轮制方法，器壁较薄，素面磨光，配以镂空等多种工艺手法，制作十分考究。
黑陶盖罐 器物挺拔向上，造型线优雅流畅。圈足上有三组镂空装饰，盖和身还绘红褐色宽带纹。
白陶
白陶以白色黏土或高岭土作胎，因其胎料所含氧化铁仅在1.6%左右，比一般黏土低了许多，故烧成后，表里皆白。浙江桐乡罗家角的马家浜文化早期遗址距今约7000年，从中出土了已知最早的白陶标本，其上还有刻纹。在晚期仰韶文化、大溪文化、广东石峡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也有白陶。部分作品虽带有刻划、印捺等装饰，但效果并不理想，反不如素面者耐看。
白陶鬶 鬶为炊煮器，中空的袋足可加大受火面积。根据《礼记》，有专家认为这类鬶应称为“鸡彝”。
白陶盉 胎质纯净细腻，器表刻有饕餮纹、夔纹、云雷纹等各种精美图案。
陶器的影响
原始社会陶器的发展不仅自身成就巨大，还对后世影响深远。简单概括为：功能和美观的统一、技术对艺术的制约、形式法则的创造、经济原则的发明。
举例说明：例如装饰与造型被承袭。许多鼎、釜等陶器造型被商周陶器延续，也为青铜器采用；陶鬻的袋足成了鬲的标志；陶盆、陶碗的尺度和比例在后世仍为经典；陶器以及由它载东汉演化出的瓷器，则始终是应用最多的容器类型。
中国还长期是制造陶瓷器的唯一国度。在古代，能与中华文明抗衡的文化出现在西方，而西方会造瓷器还需推后到18世纪。在其他国度不能制作和制造之初的时代，中国的瓷器曾长期是域外同类或类近制品的典范，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世界性影响。
凶悍威猛的汉代黑陶豹噬野猪鉴赏
汉代磨光黑陶豹噬野猪
大凡能让人过目不忘、传世不朽的藏世珍品，必定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提起汉代的雕塑品，人们常会盛赞陈设在抗击匈奴名将霍去病墓前的大型石雕，那些依随采自秦岭山区花岗岩巨石的原有轮廓，经能工巧匠精雕细琢成的“马踏匈奴”、“卧牛”、“猛虎”、“野猪”、“猛兽吞羊”等组雕，显露着时代的气息和豪壮、粗犷的艺术风格，散发着古朴美，给观赏者以强烈的心灵撞击和视觉震撼。如石雕“猛兽吞羊”，是工匠利用原石的形状，以极其夸张的手法，巧妙而形象地雕出一头凶猛的野兽，正在贪婪地吞食一只羔羊，将大自然动物世界中弱肉强食的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霍去病墓前的大型石雕，被世人称为“举世罕见”的中国早期雕刻艺术宝藏。
同样，这一时期的陶制品中，也不乏惊世之作。不久前，笔者在收藏家任虎成家里看到一件汉代磨光黑陶豹噬野猪，长21厘米，高9.5厘米。一只两眼怒睁的豹子，紧紧地伏于猪身，噬咬猪的颈部，而那突嘴、长鼻、獠牙呲于口外、形貌凶悍威猛的野猪被惊得目瞪口张，呼叫救命的嘶鸣声划破夜空，拼命地作最后无效的挣扎。工匠制作时，还有意将豹的双眼镂空，以增强其凶残性，更加深了恐怖的气氛，也预示着那最终的悲惨结局。这件小小的陶塑品，虽然没有霍去病墓前巨大石雕宏大的气魄，但依然闪现着生命与死亡、善良与邪恶、柔弱与强暴的剧烈矛盾冲突，生动形象，扣人心弦。
当我细细品鉴这件表现大自然动物之间生死博斗的陶制品时，思绪仿佛穿越了时空，揣摸起古代工匠创作的初衷：也许工匠在制作这件作品时，默默地倾注进对压迫者的仇恨，对受难者的同情！谁看到野猪那哀怨挣扎的凄惨情景会不动心呢？从这个意义看，此件陶制藏品向我们传递了那个时代的信息，因此也具有了跨时代的生命力。
陶器与瓷器诞生
陶器究竟是怎样发明的，历来就众说纷纭。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是古人在枝条编成的篮子里涂抹了一层泥土，本想用火将泥土烘干，不慎将篮子烧着，当篮子化成灰烬时，上面的泥土就变成了最初的陶器。笔者照此说法作了一个实验，但没有成功，篮子燃烧后的热量不足以将里面的泥土烧成陶器，看来此说不成立。
笔者认为陶器的出现与古人保存火种有关，当他们还没有学会钻木取火时，为了保持火种既不会熄灭又不会蔓延，就要用土坑或泥土将其围住，时间一长，火种周围的泥土则变成又红又硬且不再怕水的物质——陶质材料。古人根据这一现象，试着把哄小孩用的泥塑玩偶仍到火里去烧，陶器就这样产生了。此论仅为笔者猜想，无论事实如何，陶器的出现是自人类诞生以来，最具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明，“水火既济而土和”。
到后来，中华民族先民们在制作陶器的过程中发现，烧制陶器时的温度越高，其制成品就越坚实，越耐用，于是就想尽办法提高烧成温度。把陶器烧成温度从1000℃以下，提高到1200℃左右的技术革命是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完成的。而能耐住这一高温的瓷土也同时被发现。
先民开始普遍使用瓷土来烧制硬陶。当时都采用“裸烧”工艺，即把坯体码放在一起，直接与窑火接触。经实践，他们发现烧窑用的木柴，经燃烧变成草木灰后如果能飘落到坯体表面，就会在上面形成一种玻璃状物质，它能大大提高制成品的表面硬度并降低吸水率，后人称其为釉。俗话说：“无灰不成釉”，早期的釉，就是这样形成的。它多出现在器物的朝上部位，又称天然釉。
不久，先民们又发现如果把草木灰与瓷土按一定比例掺和在一起，再施涂到坯体所需的部位上，烧后就可以形成釉面，原始瓷器就这样诞生了。
客省庄文化遗址出土制陶工具 古代瓷器知识
陶拍及袋足陶模客省庄文化，陶拍1953年陕西西安客省庄出土，是制陶用具，用于拍打陶坯外表，弥合缝隙，并使坯体更加结实。袋足陶模，1955年陕西西安斗门出土。
客省庄文化首先发现于西安市客省庄，是分布于渭河流域的一支地域性文化，时代与中原龙山文化相当，空三足类炊食具的发达是这一文化的典型特征。主要遗址有西安长安区客省庄、米家崖、临潼区姜寨等。
从客省庄遗迹和遗物分析，该遗址包括三期文化，第一期相当于客省庄文化早期，出土的大量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褐陶极少，几乎不见红陶，器物纹饰多为粗绳纹、麻点纹、篮纹、竖划纹，还有少量的三角纹和附加堆纹等，素面的器物比较少;第二期文化与客省庄文化中期相当，可修复的器形较少，主要有单把鬲、豆、盆等，与一期文化有较多的承袭演变关系;第三期遗存为汉代墓葬。这也表明在距今4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
古代陶器的修补材料
我国是陶瓷古国。在古代遗留下来的遗存中，以陶器为大宗，这在各地都是相同的。我们在文物修复技术保护工作中所接触到的各种文物标本之中，数陶器的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其次，古代陶器本身，又融汇着选料、造型、雕塑、翻模、刻绘、敷彩、施釉以及入窑烧制、控制火侯等等一系列技术的或艺术的因素在其中。同时，古代陶器在墓葬内外遭遇到的损坏、侵蚀、污染等等千差万别，情况最为复杂。因此，古代陶器的修复保护工作是至为重要的。它也是各类文物修复保护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值得给予足够重视。古代陶器修复保护工艺流程中，包括着环境分析、现状调查，原状评估、清理清洗、拼对粘接、修补缺损，加固表面彩绘和陶胎，仿色做旧等各种技术手段的选择和实施。本文限于条件，拟就古代陶器修复保护中对于缺损部位使用修补材料的情况及其相关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和经验，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谈起古代陶器的修补材料，首先应当提到石膏。石膏，即熟石膏(CaSO4·1/2H2O)，又称煅石膏、烧石膏，是由石膏矿石粉碎加热至150℃左右脱水而成。学名半水硫酸钙。形态为白色粉末。遇水吸湿发生水化，生成针状结晶的二水石膏(CaSO4·H2O)，硬化成块。熟石膏粉末与水混合形成流体，逐渐增稠直至变硬；其间有可塑性，但时间短暂。石膏制品用作室内装修材料，能够随着环境空气的湿度变化，吸收或释放水分，达到与外界平衡。现代工艺美术上将其用于制作模型，后又引入考古文物界用于文物修复、复制。历年来，因其成本低廉、原料易得、操作简便而在古代陶器修复中得到非常广泛的应用。随着时间的推移，石膏作为一种最常见的古代陶器修补材料，其弊病也日益暴露出来。一是质地脆弱，常与陶质不相匹配。古代陶器质地本身有脆弱的，也有坚固的；还有整体坚固而局部脆弱或整体脆弱而局部坚固的，情况各不相同。石膏以其脆弱之躯用来修补脆弱或坚固的古代陶器，实在难堪重任。二是结构疏松，吸附潮气，常比古代陶质更甚。古代陶器之陶质，有结构疏松的，也有相当致密的，还有非常致密的，例如用高岭土经高温烧成之唐三彩。石膏以其固有之疏松结构，用作干燥剂是好材料，而用于修补古代陶器，要想“放之四海而皆准”，显然是不相宜的。三是当其为粉末时，粘附力强，常污染陶器表面，特别是表面粗糙之夹砂陶，难以清理；而当其吸水结为硬块时，对于陶胎之粘接力微弱，仅是依靠粗糙的结合面附着在陶胎上，干燥后极易脱落。四是熟石膏在吸水硬化过程中有1—3％的膨胀率。这一点造就了其用于翻制模型时能够完全充盈型腔的良好复印性。但是用浇铸法修补古代陶器时有可能造成脆弱陶胎上新的裂纹或者整体变形。这一点常被人们所忽视，即使发现了也往往不得其解。在工作实际中，我们常可以看到，数年甚至数月前用石膏作修补材料修复好的古代陶器，无论其表面是否仿色作旧，都常发生酥粉、开裂、断块的现象。这正是熟石膏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当然，现在有一种加强石膏，据说性能很好。但因其稀缺，应用不广，这里不作讨论。笔者多年来，一直从事于古代陶器的修复保护，经手了大量曾用石膏修补过而又必须翻修的古代陶器，可以说是深受其害。
那么，对于古代陶器选用修补材料应当遵循什么原则呢?我们认为应当有这样几点：
①质地坚固的程度与所修补的“这一个”陶器基本匹配。脆弱质地的石膏不行，而相对于所修补的“这一个”陶器其质地过于坚硬、过于坚固也不适宜。②结构致密一些，以不从存放环境中吸附潮气为好。③使用胶粘剂为介质，使之能够与修补部位粘接牢固，稳固结合。④膨胀率、收缩率尽量低一些。⑤修补操作时有一个干固硬化过程。软的时候可以按需要填充捏塑，干硬以后可以雕琢刻划，表面可以打磨，适宜仿色做旧。应当说，基本符合以上几点要求的修补材料就是适用的。十多年来，我们受到其他行业工艺技术的启发，经过反复摸索，将现代高分子化学材料运用于文物修复传统技艺，使用“陶器修补腻子”修补古代陶器之缺损部位，特别是修复了大量汉唐陶俑，包括唐三彩文物，效果比较理想，也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陶器修补腻子”是一类新型修补材料的通称。它并没有一个唯一的、一成不变的配方。它的总的配方原则是由填充料和胶粘剂这两类基本组分构成，必要时可以增加辅助组分，也可以不加。下面简略介绍一下两类基本组分的概况，以及部分辅助组分。
第一类基本组分是填充料，或称骨料。主要有①粘土、②大白粉(建筑装修材料，成分为CaCO3、③陶粉(碎陶片经粉碎研磨制得)、④瓷粉、⑤石英粉、⑥水泥，另外，还有粗陶粉、粗瓷粉、石英砂等。以上首选粘土，因其本身即为制陶原料，质地色泽与多数陶胎十分接近。使用时应选择纯净的粘土，焙干研细过筛备用。以上各种填充料也可以选用两种配合起来调整硬度和色泽，例如在粘土中添加适量石英粉可以提高硬度。修补体量大或厚度大的古代陶器，可用粗陶粉，或加石英砂补内芯或底层，而用粘土或细陶粉补面层。
第二类基本组分是胶粘剂。主要有①热固性树脂胶粘剂，常用的如环氧树脂胶粘剂。经常用于或质地坚固、或结构致密、或体量较大之古代陶器的受力部位，例如唐三彩之马腿的修补。采用环氧树脂胶粘剂作为基本组分修补古代陶器，用捏塑法难度较大，而用模型填充法或单面模块衬垫填充法容易操作，效果较好。或直接用其做马腿之内芯。陶胎之内层，干固后将表面刻划粗糙，再补表层，效果也不错。②乳液型胶粘剂，常见的有聚醋酸乙烯乳液胶粘剂，俗称白乳胶，各地都有生产。耐水防潮性能好的有上海合成树脂研究所生产的SJ—1胶。白乳胶在古代陶器修复中用途非常广泛，加水稀释后可用于酥松陶胎的渗透加固，不加水可直接用于陶片的粘接。用作修补腻子的基本组分时，不可加水，否则收缩率将会增大。白乳胶与粘土或陶粉配合，可以调配出非常细腻的修补腻子，用于修补面层或细小的缝隙。若再添加少量溶解后的羟甲基纤维素，修补后可作压光处理，使修补表面光洁细腻。修补底层时，例如大型陶马之踏板，白乳胶可提高水泥的强度。当然还可以加入石英砂防止开裂，加入陶粉、粘土或大白粉以调整结构和颜色。对于古代陶器特别是陶俑已经缺失的部位，以白乳胶与粘土调配成软硬适中，最好偏硬一些的修补腻子，用模型填充法可做俑头等有复杂表面或纹饰的部件。这时要用皂液作脱模剂。也可以用捏塑法制作马尾、猪耳、犬足等，干固后加以雕刻修磨再粘接到俑体上即可。
③热塑性树脂胶粘剂，首选聚乙烯醇缩丁醛胶粘剂。可购买天津有机化工实验厂的成品胶，也可按需自行配制。配制时将胶粉与无水乙醇充分混合完全溶解，即可得到基本无色透明的胶液。此胶粘接力适中，适用于大部分古代陶器碎片的粘接，而且具有良好的防潮耐水性能。用于修补腻子时，若修补部位较厚，注意底层所用腻子尽量干硬一些，而面层可以稍软以利修整，防止陶器修补腻子必要时可以采用的辅助组分主要有颜料，适当添加某种矿物颜料可使修补部分与原陶胎色泽一致。添加的量可经过试验确定。其他还有：采用环氧树脂胶粘剂作基本组分时使用偶联剂以提高胶接强度，使用增韧剂可以降低脆性。采用聚醋酸乙烯乳液作基本组分时可添加聚乙烯醇以提高粘度，添加适量熟石膏粉作为快干剂等等。诸如此类，可根据实际需要考虑是否采用。
在实际施工操作中，确定陶器修补腻子的具体配方时，究竟选用哪种填充料和哪种胶粘剂作为基本组分来配合，以及它们的用量，应当因时因地制宜，因“物”而异，针对你面前所要修补的“这一个”古代陶器的具体的实际的情况来作出判断。这里必须强调“个性原则”，即你所面对的“这一个”古代陶器的具体的特殊的情况。文物修复不是批量化生产，天下也没有两件质地、结构、强度以及损坏、侵蚀、污染完全相同的古代陶器等着你来用同样的材料同样的方法进行修复。同时也要强调“匹配原则”，即你所选择的胶粘剂、你所调配的修补腻子与你所修的古代陶器，在各方面是否相当，是否适宜，是否匹配。不要认为越结实就越好。笔者曾见过用环氧树脂胶粘剂粘接酥松陶质而茬口上陶胎被粘下一层的错误选择的实例。此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修补古代陶器之缺损部位时，应先用与修补腻子相同的胶液将待补的茬口浸润。以使将来补块与所补陶胎能够牢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
古代陶器的修复，是否仿色做旧，以及仿色做旧到什么程度，可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来研究确定。但是，以各种新型材料，逐步取代石膏在古代陶器修补材料中的位置，现今已在进行，并将是今后必然的趋势。
文物工作者对于古代陶器修补材料的慎用、改进和更新，首先在于观念的更新。如果认为古代陶器只是破砖烂瓦，因其材质普通就不能蕴涵珍贵价值，那就是一种陈腐而又错误的观念了。文物不是古董，今天的文物工作者当然不该以清末民初古董商的眼光来看待文物。作为文物，其教育的功能、研究的功能，必须是在使之延长寿命并通过展示才可能获得。而要使之延长寿命，能够展示，修复和技术保护是必不可少的手段。用哪些技术措施保护，是物理的，化学的，机械的，环境科学的还是综合的；如何修复，用什么材料修复，特别是用什么样的思想观念来指导修复，这些都是涉及多个学科的课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然而对于一个成熟的文物修复保护工作者，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诸如历史知识的积累、古代文化的陶冶、雕塑绘画的薰陶、艺术审美的修养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广博的知识、全面的修养，加上熟练的技能，以及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才能使你在工作中得心应手。同时，《文物保护法》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指导方针，“不改变原状”和“修旧如旧”的基本原则，也是应当时刻遵循的。
为了推动文物修复技术保护理论体系的研究和建立，众多专家学者以及同行进行了大量艰苦的探索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对于某些概念的提出，还有值得商榷之处。笔者不揣冒昧地提出来，希望能够引起更为深入的讨论。那么，这里就要提出所谓“商品修复”这一概念，是否属于文物修复技术保护这项工作的范畴，值得研究。商品是以利润为目标的，这和文物绝对不同。对于古董，或者进入流通的少量文物，为了获得较高的商业利润，以高超精湛的技艺，经过修复呈现出完好无损的视觉效果，来以假乱真。这在过去的古董界称之为“作伪”。现代收藏界如何对待此事，如何在交易中体现公平诚信的原则，是另外一回事情。在今天的理论研究中，是否有必要使之归纳到文物工作中文物修复保护这门学问里成为一个门类，应当慎重对待。
这里还要指出所谓“研究修复”的概念，也是十分模糊和牵强的。我们不知道这一概念的提出，其理论的依据是什么，其实践的基础又是什么。如果说是因为在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在某些考古发掘工地上或文物收藏单位里，经过那些仅受到短期培训的学员之手，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用不够成熟而又相沿已久的材料和技术，简略粗疏修复过的古代陶器，就以此为据，提出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再用这个理论来指导实践，使“简略修复”，甚至“粗劣修复”合理化，显然是不合适的。当时的国民经济实力，科学研究水平、工程技术力量，当然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时代在不断发展进步，考古文物工作越来越多地汲取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营养，也比以前得到了更为有力的资金保障。文物修复保护工作的条件日益改善，技术日趋成熟。在这样的情况下完全有必要精益求精，做得比以往更好。考古发掘工作队（站）和考古研究单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更有信心善待文物。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文物修复保护的理论，在文物的范围内，应当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指导意义。我们想象不出，对待古建筑、古玉器、青铜器、金银器等等，如何进行“研究修复”?再者，以是否仿色做旧，来从理论上区分两个门类是否必要?同时，即使同是“展览修复”，也存在一个操作者水平高下的问题。以修复技术水平的高低，来区分理论上的门类是否合适。此外，由于水平不高，或者责任心不强，受条件限制，“简略修复”甚至“粗劣修复”的现象，目前仍旧存在。这既是一个管理的问题，一个培训提高的问题，也是一个理论方向的问题。不能从理论上予以纠正、引导，只会适得其反。这些都值得我们三思。
总之一句话，无论是博物馆、文物研究单位、还是考古研究单位，其文物修复技术保护工作直接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延长文物寿命，使之能够长期保存和展示，以便达到教育和研究的目的。这一目标，当然也是古代陶器修复材料使用的基本原则。表面结膜而使内部很难干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