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古代瓷器。
近日，丹麦皇家艺术学院师生一行三人来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察访问。该校工艺“玻璃与陶瓷”项目负责人Nina Erichsen女士及两名陶瓷专业学生先后参观了国际陶艺工作室、国际学院学生工作室和艺术家公寓，观摩了景德镇陶瓷大学陶瓷专业学生的课堂教学，考察了景德镇陶瓷大学相关教学及配套设施。
11月16日下午，丹麦皇家艺术学院师生与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院负责人张婧婧就两校合作进行会谈，并达成初步意向，双方计划于2018年秋季各选派一名专业老师及两名学生来景德镇陶瓷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交换学习。张婧婧在会谈中介绍了景德镇陶瓷大学陶瓷本科专业的相关课程内容，并表示两校师生的交换学习可以开拓双方学员的国际视野，取长补短，有效加强学生个人的专业素质。同时，此次两校师生交换项目的成功落地也必将带动其它多种不同方式的合作，如开展双方师生的夏季班项目、合作展览等。tAOci52.CoM
Nina表示，会尽快将此次考察访问的成果向丹麦皇家艺术学院相关领导汇报，细化两校师生交换的具体内容，并将明年双方师生交换作为一个试点项目来落实开展。扩展阅读
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发展
陶器为全人类共有，瓷器则是中国的创造。中国是文明古国，陶瓷源远流长。中国瓷器烧成，经历了由陶到瓷的继承与发展的历程，构成了中国陶瓷绵延不断的进步与发达的历史特点，在八千年陶瓷生产的历史长河中，从陶到瓷，到陶、瓷齐驱是中国陶瓷发展的基本脉络。
景德镇制瓷集中国历代陶瓷科学、工艺、艺术之大成，在继承我国铁、铜、钴三大釉系的丰富基础之上，发展创造出了成体系的硬质瓷系列高温颜色釉和低温颜色釉。景德镇瓷器在官窑和民窑并蓄五百年的相互促进发展中形成的瓷器艺术传统，被海内外誉为国瓷的象征，在世界陶瓷史上闪烁着灿烂夺目的光辉。这期间以进步完善的景德镇中国硬质瓷体系和瓷艺装饰艺术，对世界各国陶瓷业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处于多事之秋，晚清至民国期间陶瓷业每况日下，几乎濒临人亡艺绝的境地。新中国建立，国家对传统陶瓷艺术和陶瓷产业进行了恢复和发展，使中国陶瓷获得了新生。50年代初期，为保障百姓生活用瓷的基本需求，国家对陶瓷业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生产方式则从手工业过渡到了机械工业。中国陶瓷工业生产自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经历了恢复、改造与发展的过程。与此同时，国家主管单位和有关部门对中国传统陶瓷技艺和艺术，按照政府对工艺美术传统文化提出的“保护、发展、提高”方针和“适用、经济、美观”的生产原则，在以景德镇为代表的中国南北传统产区，实施了一系列恢复、发展工作。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责成文化部、轻工业部组织承制“建国瓷”，并由周恩来总理审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庆典用瓷。“建国瓷”是由中央美术学院承担并完成设计方案，由轻工业部主管设在景德镇的建国瓷制作委员会，组织数十个手工作坊同步完成制作的大型工程。建国瓷是新中国第一代专家和名艺人结合的成果，是20世纪50 年代以来中国传统陶瓷恢复的里程碑。景德镇瓷器传统手工技艺与艺术的恢复正是在此基础上开始的。1954 年，文化部与地方政府组织中央美院师生与景德镇名艺人百余人，历时一年，烧制名瓷数百件，参加“首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艺美术展”，分别赴印度、前苏联、东欧等国进行文化交流。与此同时文化部调拨了故宫博物院典藏的近干件景德镇历史名瓷，为恢复瓷艺参照，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景德镇陶瓷馆和景德镇陶瓷研究所。
20世纪50年代，景德镇陶瓷工业首先得到恢复和发展，一方面依靠以八大名家为代表的名艺人、老工人总结传统的制瓷技术和宝贵经验，另一方面组织有关科学研究单位的技术力量合作，致力于传统名瓷的研究、恢复和发展，从科技角度对传统名瓷系统进行了科学总结。在此基础之上，景德镇陶瓷研究所老一代名师，陶瓷美术家王大凡、王步、刘雨岑、陆云山、王锡良、张松茂、汪桂英、戴荣华、李雨苍等陶艺家设计并制作了外交部、钓鱼台国宾馆等首批用瓷以及国家礼品瓷和中国驻外使馆用瓷。这一时期的作品代表了景德镇陶瓷恢复发展中的高峰期。
改革开放为景德镇传统陶瓷艺术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新的环境空间。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景德镇陶瓷馆建立了实验研究室，率先展开了对元、明、清青花瓷工艺的研究和恢复工作，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上世纪90年代，景德镇陶瓷艺术和科研事业有了长足发展，相继设立了省、市级研究所，在深入探索元明制瓷工艺及传统绘画艺术的基础上，拓宽了景德镇现代瓷艺的表现形式，在艺术风格和工艺模式等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出现了多种瓷艺材质和装饰工艺相互交融，从传统程式化装饰模式向个性化风格转变的趋势。
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商品经济日益活跃及企业改制，景德镇的手工制瓷传统得到恢复，并向纵深发展。众多小型企业和作坊在参与陶瓷制造过程中，在传统成型和烧制方面有突破性的创举。例如，澳大利亚间歇式气体化窑炉的推广和普及，使景德镇艺术瓷生产从固定温度、升温曲线、窑炉气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景德镇还组建了部属陶瓷职工大学，为景德镇乃至全国各产瓷区培养了大批陶瓷工艺和艺术创研人才，成为陶瓷战线上不可忽视的生力军。随着近年来中国陶瓷产业经济的兴旺发展，景德镇陶瓷学院办学规模迅速扩大，正朝着多学科、国际化大学的方向发展。自上世纪60 年代起，景德镇陶瓷学院向各大陶瓷产区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已经成为学术、科研、创作中的中坚力量，在中国现代陶艺发展中起着主力的作用。
50年来，景德镇陶瓷艺术在继承和发展中所走过的路，大体上也概括了中国其他传统陶瓷产区经历的状况，中国陶瓷艺术从上世纪50年代恢复开始，确实得到了发展，在发展中也经历了曲折，有经验也有教训，这一切确实需要我们反思与展望。
景德镇的陶瓷雕塑艺术
“雕塑瓷"顾名思义就是通过雕塑而烧制成立体陶瓷的艺术品，简称瓷雕。它的制作需经模印、锒嵌和镂、堆、塑、雕刻等多道手工工艺操作，再经高温烧制才能完成。
万历寿星瓷雕
紫金釉达摩瓷雕
青花布袋罗汉雕塑
瓷塑杜甫像
景德镇陶瓷雕塑艺术历史悠久，据记载，隋代就已开始了陶瓷雕塑的制作。宋代，瓷塑的品种日益增多，而且工艺水平大有提高，所出成品灵巧、典雅、秀丽。元代工艺水平大有提高，风格雄健、豪放、凝重。明代景德镇发明了适合于陶瓷雕塑加彩的五彩颜色，因此雕塑技巧也随之由简朴进入精致，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陶瓷雕塑，其中以佛像最为著名。清代至民国时期，景德镇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瓷雕产区之一，所产的瓷雕题材丰富，品种多样，技法娴熟，形式新颖，塑彩结合，塑釉烘托，开创了瓷雕艺术的新天地。
天青釉“伐木小憩”雕塑
无光白釉“白求恩”雕塑
豆青釉“乒乓传友谊”瓷雕
无光釉“四老奏乐”瓷雕
捏雕菊花霁蓝釉瓶
当代的景德镇陶瓷雕塑工艺精湛，工艺种类齐全，有圆雕、捏雕、镂雕、浮雕等；题材广泛，佛像尊神、花草鱼虫、亭台楼阁、动物玩具等等，千姿百态，无不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形式多样的装饰风格，丰富了雕塑的表现能力，使作品生动传神，具有非凡的艺术效果。
加彩捏雕“鹤鹿同春”
加彩“飞天”瓷雕
加彩“展翅”松鹰瓷雕
随着雕塑瓷的不断发展，景德镇诞生了一大批擅长瓷雕的陶瓷艺术大师。游长子、徐顺元、蔡寿生、杨海生、杨秦川、蔡金台、曾龙升、蔡敬标、何水根、曾山东、张育贤、唐自强、刘远长、周国桢、姚永康等都是各时期拔尖的艺术人才，他们为传承和弘扬景德镇的瓷雕艺术做出了巨大贡献。
论景德镇陶瓷艺术的传承
创新离不开传承，离开了传承的创新是荒谬的，景德镇的陶瓷艺术更是如此。但我们队传统的文化艺术也不能全盘吸收，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需要我们去甄别。当今景德镇陶瓷艺术多数是陶瓷绘画，本文就以陶瓷绘画为个案进行研究，以此抛砖引玉，希望能为陶瓷艺术家的创新提供启示和思路。
当今的景德镇陶瓷绘画风格往前追溯是民国时期、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新粉彩，而新粉彩再向前追溯就掉链子了。但跳过这个环节，继续往前追溯就是明清极为兴盛的粉彩、五彩和青花。所以，浅绛彩为何异军突起，一直是学界探究的话题。
学界关于浅绛彩瓷兴起的解释主要有四种：一是天平太国运动中御窑厂烧毁后画师流落民间；二是“新安画派”的影响；三是“海派绘画”的影响；四是黄公望浅绛彩画的影响。但这些解释多是泛泛之言，一笔带过，还没有哪种解释有根有据，让人信服。
先来分析第一种解释，御窑厂被烧后画师流落民间，他们不再受宫廷约束，为迎合民间创作出了简单易行的浅绛彩瓷，这种说话似是而非。御窑厂画工流落民间，为何偏要选择浅绛彩瓷？他们可以继续绘制工艺简单的青花和五彩，没必要一定绘制浅绛彩瓷。第二种解释是“、新安画派”的影响，虽然以程门、王少维、金品卿为代表的新安籍画师占浅绛彩瓷画师总数的三分之一，但事实上在有关“新安画派”的资料中，找不到任何浅绛彩瓷画家的记载，在浅绛彩瓷画作中也几乎不见模仿某“新安画派”的影响。第三种是“海上画派”影响说，仅从时间上来看此论就不成立，“海上画派”形成于上海开埠后的19世纪50年代，而梁基永通过考证提出浅绛彩瓷兴起于道光末年（1935--1850年前后）。可见，两个画派几乎同时兴起，还谈不上谁影响谁。
第四种解释，元代文人画家黄公望对浅绛彩画的影响，此说分析起来就比较复杂。浅绛彩瓷受黄公望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黄公望的浅绛彩画为何在明清景德镇陶瓷兴盛时期都没动静，偏要等到数百年之后才发生作用呢？显然黄公望的浅绛彩画并不是导致浅绛彩瓷兴起的直接原因。不过，间接影响还是有的。当我们顺着黄公望浅绛彩画的历史发展脉络，不期然地发现在五百年后还真的促使了景德镇浅绛彩瓷的兴起。只不过，在这五百年里黄公望浅绛彩画所代表的文人写意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为景德镇浅绛彩瓷的兴起提供了直接的动力和契机。
文人画兴起子唐宋时期，兴盛于元明清时期。文人画与文人这一集团密切相关。随着唐宋科举制的推行，大批掌握儒家经典的文人士子进入统治阶层的上层。他们有着儒家匡世济民的理想信念，渴望建功立业，造福天下，但由于现实的原因往往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使得他们心中积郁起难抒之气。所以，他们往往通过吟诗作画抒发出来。正如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一文中所言： ”尝试论之：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土，依仁游艺，探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郭若虚提出绘画只不过是文人雅士寄情寓意的载体而已。到了元代，由于文人阶层普遍被排除在统治上层之外，这使得他们更是牢骚满腹，胸中积郁不平之气更多。元代文人画之所以盛行与他们心中的积郁不平之气太多有关。元代倪瓒说他的绘画是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所以，文人画不过是文人画家抒情写意的载体而已，不求形似的笔墨表现 形式也只是为抒情写意服务的。
但宋元文人画的艺术精神到了明清时期则发生了变化。明清时期的封建专制和八股取士，使得明清文人们普遍缺乏匡世济民的理想信念， 在绘画中也普遍缺乏寄兴寓意的艺术追求。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文人画家不再以画为寄，而是以画为乐。董其昌虽然推崇元代的倪瓒、黄公望等文人画家，并摹仿他们的绘画，但他只是把绘画当作消遣玩乐的工具而已。他把这些元代画家的笔墨加以提炼，形成一套程式化的笔墨表现形式，从而使得笔墨自身的表现形式成了绘画的重点。董其昌注重笔墨自身，自然主张引入书法的笔法 笔意入画。他说： “善书必能善画，善画必能善书，其实一事耳。”董其昌提出书法和绘画其实是一回事。这样一来，引书入画成了文人画的关键。
但这一嬗变并没有结束，经过清中后金石学风的影响，更进一步将明清文人画家所倡导的引书入画嬗变成为以书作画。乾隆年间的翁方纲、邓石如，嘉道年间的阮元、包世臣的金石学风直接影响了当时画家的创作，如邓石如的金石书风影响了“扬州画派”中的郑板桥、高凤翰及金农等人。清末金石书画家王学浩说： “有人问如何是士大夫画?曰：只一‘写’字尽之。”
他清楚明白地提出只要运用书法的笔法笔意作画就是文人画了。至此，高深的文人画变得简单易行，能书会写的画家都可以创作文人画了。清末许多画工出身的画家引书入画，俨然咸了文人画家，如画工出身的海派画家任伯年。至此，文人画和画工画(包括工艺美术)在创作理念上已经没有区别了，即在画工画中引入书法即可被看作是文人画了。这使得本是工艺美术家的陶瓷创作者可以凭借诗书画印的功底创作陶瓷文入画了。在这样的艺术氛围中，浅绛彩瓷兴起了。浅绛彩瓷在技法、线条、色彩、构图等方面深受清末以书作画的影响，在画中融入了书法的笔法、金石的笔意、深远的意境。多数浅绛彩瓷画家有着深厚的文化修养和浓郁的书卷气，他们不仅书法功底深厚，而且诗文造诣颇高。他们还经常以画会友，诗文唱和。他们所创作的浅绛彩瓷有着强烈的文人意味。浅绛彩瓷彰显了陶瓷的艺术性和文化性，而淡化了陶瓷的装饰性和工艺性。余继明说： “(浅绛彩瓷)人称文人瓷画。文人画的写意笔法一览无余。”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们深入研究黄公望的浅绛彩画后，竟发现它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五百年后还真的促使了景德镇浅绛彩瓷的产生。看似简单的浅绛彩瓷，它的艺术化渊源原来是如此的博大精深。可见，传承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我们认真地探究。我们只有将所传承的内容弄清楚了，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经过以上梳理，浅绛彩瓷中所存在的精华和糟粕也就清楚了。浅绛彩瓷吸取了明清文人画中的引书入画和金石气，但舍弃了宋元文人画中的抒情写意和终极关怀。这一状况传至民国的新粉彩，再传至当今的陶瓷绘画，都没有引起警觉和调整。所以，当代陶瓷艺术家在进行创新之前，一定要弄清楚自己所从事的陶瓷艺术的渊源流衡量自己能够创新到何种程度。我们不能革掉历史和文化的传统进行艺术的创新。我们只能在这一传承的潮流中添砖加瓦，方有可能在艺术历史的长河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