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瓷器鉴别。
款识又称铭文，东汉班固《汉书》（卷二五下，志第五下《郊祀》条）载：“今此鼎细小，又有款识，不宜荐见于宗庙。”其中的款识是说：“款，刻也；识，记也。”
款识对陶瓷器的断代和辨伪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瓷器上真正的正式的帝王款是从明永乐官窑器开始的。到宣德一朝时已十分普遍，此后，款式的形式和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常见的有帝王年号本款，帝王年号寄托款、伪款，王府款，干支年款，斋、堂、轩、居名款，人名款，赞颂语款，吉言款，题画款，花押款，窗棂款等。
明清一些瓷器中不题写本朝代的年款或堂名款而题写的前朝或前几朝的款识，称之寄托款。寄托款有两种：一种为用在仿古瓷上，字体、写法乃至用料完全模仿古代的瓷器，也称后仿款；另一种则为随意题写。明代以天启为多，至清代极为盛行。寄托款内容中最早见到的洪武，以后各朝皆有，由于明代宣德瓷器所取的卓越成就，因此后朝历代官民窑中多有书写宣德款的寄托款！
笔者曾见到过一块书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青花梵文碗标本（图1），通过对标本的研究发现，此标本的款识值得推敲。梵文原为古印度的书面语言文字，梵文在唐开元初年随密宗佛教传入中国，瓷器上梵文主要是密宗的种子字和咒语。种子字即为佛的代称，咒语为佛经中的颂词。佛教徒们认为，以这种种子字和咒语装饰器物，即可直接得到佛的保佑。梵文装饰在明代宣德官窑瓷器中就已出现，后在明代中晚期十分流行，一直沿用于清代。可见梵文装饰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碗内外壁均为梵文装饰，内底处两层莲瓣纹，莲瓣纹内也用梵文装饰，底心双圈内绘有大字梵文。底书有“大明宣德年制”双圈六字楷书款。此标本发色深蓝微带青灰色，发色符合平等青的特点。碗体整体施釉肥厚较均匀，近底处有集釉现象，绘画精细。圈足光滑圆润，露胎处可见胎体洁白致密，近底部的胎釉结合处有一丝火石红。碗底收缩下凹，这些特征都比较符合明代弘治时期官窑瓷器的特征。对于明清瓷器的断代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同类的带有纪年款的瓷器或标本作对比。瓷器上的纪年款对瓷器断代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明代主要的官窑瓷器都有纪年款，而且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前人总结的明代瓷器款识规律是：“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于是，笔者找到了一块带有弘治官窑纪年款的同类标本。
此碗底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圈楷书款。宣德本朝官款有着晋唐笔意，浑厚拙朴，遒劲，而此标本，所书写的款识字体清秀、笔画纤细、笔力瘦劲、顿捺明显。在布局上此款的“宣”字低于左边的“制”字，款外的双圈也十分归整。然而其与宣德本朝官款风格迥异，而又与成化瓷器“款肥”的风格不同。正德官窑款识中的某些部分与宣德较接近，制字写法几乎一致；中锋用笔，字体要比弘治大；许多正德款中“德”字心上的一横也是没有的；“制”字的写法和宣德一样，“衣”中的横少跃刀；“年”字的接笔痕也和宣成款一样比较明显，显得粗犷泼辣，而从此标本的款上却看不出此特点。到正德晚期官窑青花瓷器所采用回青，发色蓝中带紫，此标本的青花发色明显不同此类。而与平等青的发色又截然不同，也排除了其为嘉靖、万历时期的可能性。通过以上的排除类比，此件标本暂定为弘治时期。
图2中的标本是一块带有弘治官窑款识的青花瓷器，与图1中的标本非常相似。同样的梵文装饰、布局皆一致，发色几乎相同，修足同样归整，胎体掏洗精细，胎质洁白细腻，釉色偏灰青，底也有下凹现象，踏底是弘治官窑中常见的现象。不同的是一个是“大明宣德年制”款，一个是“大明弘治年制”款。而近观两款，虽有两字不同，但无论在字体风格和用笔，还有布局上都有相同之处，字体都显得俊秀，笔画比较纤细，“大”字的横画较短，结体瘦长，“制”字下面的“衣”部的横画常常超过上面的“制”部。
图3中也是弘治官窑的底款，和图1图2两个标本的款识风格也一致；图4为正德官款；图5为宣德官款。经过比对，此标本上的“大明宣德年制”款应为弘治时期官窑寄托款。同时也证明了明代弘治时期也曾烧造过“大明宣德年制”寄托款的官窑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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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寄托款瓷器鉴定重点在款识
在瓷器制作中，有一类比较特殊的瓷器。这些瓷器虽然是当朝烧造的，但是在款识上却并不写本朝的年号款，而是署上前朝前代的款识。这种瓷器，就是寄托款瓷器中的一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仿古瓷，也称后仿款。寄托款瓷器，实际上表达的是对前朝曾达到工艺水平的一种崇敬和缅怀，在后仿款之外，还有一种叫“古瓷新款”，即后人在未署名的前朝古瓷器上题款，书写随意，不拘字体。
清代制瓷业的复古仿古之风尤为盛行，因此出现了一大批寄托款瓷器。在当时，寄托款瓷器应当属于官窑行为范畴，因此少见民窑有烧寄托款瓷器的，到清末才勉强可见。清代官窑寄托款瓷器以后仿款为主，康雍乾三代最多见，道光以后则常见寄托清三代的器物。
那么吗，在收藏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分辨它是清代哪一朝的寄托款瓷器呢？笔者认为，重点还是在款识。这个 问题，也应当分为以乾隆为界的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清早朝，期寄托款对象主要是明代宣德、成化及嘉靖三朝。
①康熙朝寄托款：康熙朝本朝瓷器一般无款识，因为康熙皇帝认为带款的瓷器打碎了，寓意不吉祥。但是在寄托款上，康熙一朝要松泛一些，大量书写。以宣德寄托款为例，康熙时期多用楷书，有的方正敦厚，有的偏瘦长，有的在德字中的“心”上加一横。款识内容基本都是“大明XX年制”，外框不论方形或圆形，均为双圈。但是寄托明万历时比较例外，款名外不加圈栏也没有花式。
②雍正朝寄托款：雍正朝寄托明代款识，字体特别规矩，也很敦重，但是缺乏原款的活泼和浑厚。款识内容有的仅为“大明XX”四字款，六字款则多采用竖排三行构图方式，两者以外加双圈的居多。乾隆年间寄托款变动不是特别大，但是出现了直接署“大清乾隆仿古”款识的寄托瓷器。
③清乾隆以后，尤其是道光和光绪两朝，仿古瓷的主要寄托对象由明代变为清三代，寄托明代的瓷器数量减少。但是寄托款中无框或单框的情形较多，很多书写都不规整。清末寄托清三代瓷器的款识，官窑瓷通常是“大清XX年制”青花篆书六字双行款，也有“XX年制”四字双行款，彩瓷也常用红釉料书写。
在收藏上，一般本朝瓷器的价值要高于寄托款瓷器，但是也有个别寄托款作得非常好，甚至足够以假乱真的，价值也很高。相对来说，清末寄托清三代瓷器中不乏民窑器物，如果是工艺粗糙者，则一般价值不大。
寄托款藏品的价值该如何判断
自明清伊始，出现了这样一种藏品，它们在题款识时不题当朝年号或堂名款，而是题写前朝的年号或堂名款，以此表达对前朝该项工艺所达到高度的一种尊崇和敬佩。寄托款，以最主要的对象瓷器为例，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完全模仿制造，另一种是古器新制。以瓷器为例，完全模仿制造的一般称为仿古瓷，这类瓷器的用料、纹饰、乃至款识等，均完全模仿、复刻古代器物，即所谓后仿款。而古器新制的瓷器，即所谓古瓷新款，是后来者在未署名的古瓷器上另题款而成，这种题款一般书写较为随意，风格、布局、字体等一般不拘于古法，较有题款人及其时代的某种特征。
1.瓷胎画珐琅彩鼻烟壶<贝叶草虫>寄托款,成交价格RMB21,200。高度5.3cm，绘珐琅彩由康熙年间传入中国，乾隆后就鲜有绘制而后失传；建国后，为创外汇，江西省花巨资将古月轩鼻烟壶复烧出；底款一般落“雍正年制”、“乾隆年制”四字红印款。此时珐琅彩已完全失传，这时的所谓珐琅彩是将“洋彩”、“粉彩”经过多次调试改良“的类珐琅彩”，原料配方工艺都和当年皇宫里烧制的珐琅彩瓷不一样。但订制人优雅的品味加上匠人其精湛的工艺完全可媲美真正的清宫珐琅彩瓷。
寄托款最早在明武宗正德年间出现，是仿明成化年间瓷器。在此之后，各类寄托款也就日益增多。明代寄托款最多的当属熹宗天启年作品，主要的有寄托宣德款制品。清代康熙年间，出于皇帝意愿早期瓷器写明款识的很少，但是寄托款不论是官窑还是民窑都出的比较多。这些寄托款大量寄托明宣德、成化、嘉靖等年号款识。道光及以后年间，也有不少寄托雍正款，但是总体量比不上寄托明代款和康熙款。从光绪到民国这个历史阶段，青花瓷和彩瓷普遍仿康熙款，既有大量仿古瓷问世，也有很多的古瓷新款，总体种类是比较多的，只不过由于制瓷技法的衰退，大部分仿品不论是字体的题写还是款识的颜色等，都与真品有较为明显的差异。
2.清代康熙寄托款青花五彩人物盌，成交价格RMB29,665。高16.8cm，康熙五彩冠绝一时，为世人所重。究其原因，固然与彩料精研、出色绚丽有关，更胜在其画法独特，风格一绝，均令后世难以企及。五彩瓷最早见于明宣德年间，嘉靖、万历时普遍应用，至清代康熙时最负盛名，雍正后期至乾隆年间逐渐为粉彩所代替，直至光绪才有仿康熙五彩出现。
寄托款的瓷器一般出自官窑窑口，也有少部分民窑出产。总体来说其收藏价值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普遍情况下一定没有它所寄托年代的瓷器价值高。寄托款的收藏价值要想升高，一般来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个是它的仿制工艺十分精美，甚至可以到几乎以假乱真的地步，使得仿古瓷能够与真品媲美，第二种情况是这个寄托款本身“出身不凡”，比如古瓷新款的题款人是当时的名人大家，或者这件器物时年为某位显赫人物所用，也就是说在流通过程中产生了名人效应，那么这件寄托款的身价也就随之涨高了。第三个需要考证的是寄托款和原品的存世量如何，这自然是遵循“物以稀为贵”的原则，器型、题材等越少见，价值也就相对越大。此外寄托款的年代是否久远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最后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要点是寄托款是否具有特殊的宗教、流派等意义，一般具有此类意义的，价格会相对增长一些。寄托款藏品目前的价格波动范围相对不大，多数在几千到数万元，如2016年5月由宝港国际拍卖公司（香港）排出的一件清康熙寄托款青花五彩人物盌，最后拍出价为3.54万元。同时也少有爆冷的制品价值可达十几万左右，如2018年1月由劳伦斯国际拍卖公司（海外）拍出的一尊寄托款大明宣德年制款观音像，最终成交价高达19.8万元。所以寄托款的价值到底大还是小，是需要藏家根据各种因素综合来判断的。
3.大明宣德年制款观音像（寄托款），成交价格RMB966,834。高21.7cm。
根据以上几点，我们现在来看这件民国时大彬款紫砂提梁壶。它的做工整体比较良好，色泽也比较温润，由此可以体现它在砂料上还是有一定可取之处的。器型偏于硕大，因此在造型上处于工艺下风，有呆板之感。款识上，上款时大彬款，下款宜兴紫砂名壶，均为印章制作，而真品是楷书刻款，这点上仿制并不用心，有所减分。这件寄托款的市场估价为6千，是相对不高的价位。究其本因，一是工艺落了下风，二是非名家所出，三是并非稀贵之类，四是制造年代比较近。综合起来，就不难理解它的价值相对不高的原因了。所以在进行寄托款藏品收藏时，一定要多方面考量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几个因素，以便确保藏品有较大的收藏价值与升值空间。
4.清代哥釉青花明成化寄托款刀马人纹铁锈贴塑梅花耳观音瓶，估价CAD3,000-6,000。高:45.5cm，胎体坚硬厚重，收颈鼓腹，釉质肥厚开金丝碎片纹，棕眼细微内凹深至胎骨，器腹部见接胎痕旋纹，芒口酱釉，颈部铁锈花贴塑冬梅于两侧，青花汾水达四层色阶发翠毛蓝色，画工精细五刀马人物栩栩如生，器底微外撇，内斜削足修胎完整，足底施釉隐见火石红斑，底酱釉刻写四字行书寄托款成化年制款。
5.清雍正 成化寄托款 青花壶盏 （一套五件），估价RMB15,000-26,000。此件为雍正仿明代成化年间的一壶两杯青花瓷器，通体白釉，青花发色优美雅丽，主要以花卉人物为题材。
6.清康熙 青花矾红描金成化年寄托款出口盘，估价CAD2,000-3,000。直径：26cm。
7.瓷胎画珐琅彩鼻烟壶<绶带鸟牡丹>寄托款，估价RMB20,000-20,000。高度5.2cm。
识年款辨宣德
明代开始流行在瓷器上题写帝王年号款识，俗称“年款”。明代年款有楷书题写和篆书题写两种。篆书题写的自永乐开始，以后宣德、弘治、万历等朝代也有。用篆书题写的以刻划暗款为主，一般为“某某年制”四字。并且锥刻款多见于单色釉瓷器上。明宣德起开始出现以青花楷体题写，题于青花框或圈中的年款有“大明某某年制”、“大明某某年造”、“某某年制”等，成为以后明代历朝乃至清代题写年款的主要形式。除口沿、器肩、器腹等无圈框年款外，宣德官窑瓷器上以青花、红彩在器心、器底位置题写的年款，有单圈、双圈、单框、双框、椭圆、莲瓣等边饰。从文字排列看有直行和横书两种。总之，宣德年号款的款式种类之多，为明代历代款式之最。此种现象正说明宣德是“年款”起初阶段，尚没有固定的规范格式形成，所以才会给后人留下一个“宣德款遍器身”的说法。
宣德款的青花呈色特征
笔划粗细适中，颜色多不均，笔法遒劲有力。
青花呈色的主要着色剂是氧化钴。我国古代青花都是用含钴的天然矿石钴土矿作着色剂。钴土矿是一种含钴、锰、铁等较复杂的矿物。明代早期，采取水沉法获取青料的技术，在河中冲去浮土，再反复加以淘洗，用水磨沉淀、磁石去杂的方法获得青料。明代晚期开始向煅烧法选炼获取青料的技术发展改造。将选好的青料放在水中不断淘洗，装钵煅烧，逐粒精选出色泽润、比重大、拨动有金属声响的料，把它研得极细，作为用在瓷坯上画的青花色料，加水调和即可使用。色料的磨细程度不仅影响画工，特别是对青花的显色来说也很重要。色料愈细愈能使颜色均匀调和，且容易绘画。如果色料中有过粗的颗粒，在烧成时有被还原成金属而使瓷器表面形成黑点的可能。因此明清时期的敲青和淘青工艺方法，与现代取青工艺的球磨青料技术，以及化学合成氧化钴青料，是有着时代的明显区别。故在细目筛取青料的颗粒大小均匀度上，必然的留有时代的痕迹。
明代永乐、宣德年间制作青花瓷器所用的青料，许多文献记载都说是由南洋进口一种“苏泥勃青”。经过科学分析从成分上来看，其中氧化钴的含量与氧化锰的含量差不多，而氧化铁的含量特别高。由于这一时期所用的青花料成分中氧化铁的含量较高，所以在烧制过程中氧化铁被还原成铁锈斑式的黑色斑点。这些斑点实际上是色料中含有过粗的氧化铁颗粒被还原的缘故。说明了这时期青花料的炼制还不够精细，在工艺上是有很大缺点的。因此，宣德官窑楷书年款的主体特征总的说来，尽管笔划粗细适中，笔法遒劲有力，然青花款的笔划颜色却多不均。有的还泛出铁锈结晶斑。在落笔重的地方，或者积青料多的地方，会有黑色斑点出现。笔划周围在白釉的衬托下，像蒙上一层薄雾，仿品无此效果。这种与清代青花呈色过于淡雅均匀有着明显的区别。
明代弘治款官窑瓷器黄釉盘
明代弘治时期江西景德镇黄釉器最为著名，瓷器的釉色像鸡油脂般娇嫩鲜艳。明代弘治款官窑瓷器黄釉盘侈口，微弧壁，坦底，圈足。胎白坚致，内外壁施黄釉，底落青花双圈“大明弘治年制”楷书款。明代弘治款官窑瓷器黄釉盘高4.5厘米，口径21.7厘米，底径13.3厘米。
黄釉烧造最好的是明代弘治一朝，黄色如鸡油一般妖艳，习称为“娇黄”。其釉面匀净，呈色稳定。娇黄釉成化时已烧制成功，并有少量传世完整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近年出土过成化黄釉碎片，外底面常见烧成后加刻的“甜”字。清代黄釉都为皇家控制。黄釉是皇家控制最严格的一种釉色，金黄是至尊之色，“黄”与“皇”同音，明清两代黄釉只有皇家才能使用。明代私造黄釉者要杀头。
明宣德纪年款有何特点？如何识别明宣德官窑楷书纪年款？
宣德（1426-1435），为明宣宗朱瞻基的年号。以年号为官窑年款在宣德时期极为常见，并影响以后历代。宣德官窑年款以“大明宣德年制”和“宣德年制”两种为主。书写形式有双行竖写，单行横写、单行竖写等。边饰有双圈、单圈、双框、双框外加双圈、花形、锦纹及无边饰。书写材料有青花、矾红、模印、锥刻等。书款位置有“宣德年制遍器身”一说，即除书在器物底部、肩、腹、口沿等处外，也有内底、耳部、柄部、流部、盖里等。书写字体有楷体和篆体等，楷书书写工整，篆书风格与永乐相似。民窑年款器较为少见。其中明宣德官窑楷书纪年款较多，所以识别其真伪，也是鉴别瓷器的关键。
字体特征：
宣德官窑楷书款，好似出自一人之手，清秀端庄，深厚遒劲。“德”字沿袭汉碑中的古体，字的右半边“心”上没有以横，而成“德”字。而且双人字的靓撇，斜度较大。字体风格深受明初书法家沈度的影响。
款识色泽：
宣德官窑器载款的器底釉面，白中闪青，晶莹滋润并有橘皮纹。宣德官窑款，一般用进口的苏麻离青料，或在进口料中适当掺入一些国产青料写就。呈色多为浓重的纯蓝，深邃处有铁的结晶斑。但款铭色泽浓度不一，并痛覆盖款铭的透明白釉紧密结合，使得笔画的四周好像上了一层白雾。用八倍以上的放大镜在强光下审视，款色多雾暗而下沉，器身和口内、足内釉薄处，闪有明显的牙黄色；浓釉处微闪淡青色。
款识布局：
宣德款，落款位置变化多，或底足，或器内心，或口沿，或肩部，正如孙瀛洲先生所说“宣德款识遍器身”。第一，宣德官窑楷书“大明宣德年制”款，多为双行竖排，外围双圈。双圈是用毛笔借助旋转陶车在圈足上写就，显得工整规矩，但圈线的色料浓淡不一，圈线的粗细也不一致。如果落款位置在器壁上，则多采用单行横排，外面不加圈栏。第二，宣德官窑楷书“宣德年制”款，有的为双行竖排，外围双圈；有的单行横排，无圈栏。第三，宣德官窑款，以青花六字楷书“大明宣德年制”为常见，其次为青花四字“宣德年制”楷书款。
怎么通过年款鉴别宣德瓷器？
怎么通过年款鉴别宣德瓷器？明代开始流行在瓷器上题写帝王年号款识，俗称“年款”。明代年款有楷书题写和篆书题写两种。篆书题写的自永乐开始，以后宣德、弘治、万历等朝代也有。用篆书题写的以刻划暗款为主，一般为“某某年制”四字。并且锥刻款多见于单色釉瓷器上。明宣德起开始出现以青花楷体题写，题于青花框或圈中的年款有“大明某某年制”、“大明某某年造”、“某某年制”等，成为以后明代历朝乃至清代题写年款的主要形式。除口沿、器肩、器腹等无圈框年款外，宣德官窑瓷器上以青花、红彩在器心、器底位置题写的年款，有单圈、双圈、单框、双框、椭圆、莲瓣等边饰。从文字排列看有直行和横书两种。总之，宣德年号款的款式种类之多，为明代历代款式之最。此种现象正说明宣德是“年款”起初阶段，尚没有固定的规范格式形成，所以才会给后人留下一个“宣德款遍器身”的说法。
宣德款的外边装饰特征
釉显肥润，器底釉色泛青，框圈与字有朦胧感。
宣德年号款的青花框或圈，其青花粗细浓淡约显不一。单圈、双圈均有首尾笔锋搭界，青花笔触有色重线叠痕迹。圈中六字双行若以中心线上下左右分割，大明德年四字相比宣制两字挤在上半部，字迹下留圈内空白比上半部多，显得上紧凑下舒展。“年款”字极少靠框圈书写，并且框圈也不倚器足为靠而画。更不见成化朝才有的那种常见环书于高足杯、碗足内沿的六字或四字年号款的体式。资料记载有一白釉暗花高足把碗，在器内腰部印阳文四篆字暗款，款外围以莲瓣，属稀有之款，但不知该器今藏何处，仅仅作例一说而已。
宣德青花瓷器的施釉方法与清代吹釉方法不一样，故釉显得肥润，在器底部因釉积厚实，釉中含铁量增大，釉色泛青。釉中气泡较多，青花晕散，使得框圈与字有朦胧感。
宣德款的青花呈色特征
笔划粗细适中，颜色多不均，笔法遒劲有力。
青花呈色的主要着色剂是氧化钴。我国古代青花都是用含钴的天然矿石钴土矿作着色剂。钴土矿是一种含钴、锰、铁等较复杂的矿物。明代早期，采取水沉法获取青料的技术，在河中冲去浮土，再反复加以淘洗，用水磨沉淀、磁石去杂的方法获得青料。明代晚期开始向煅烧法选炼获取青料的技术发展改造。将选好的青料放在水中不断淘洗，装钵煅烧，逐粒精选出色泽润、比重大、拨动有金属声响的料，把它研得极细，作为用在瓷坯上画的青花色料，加水调和即可使用。色料的磨细程度不仅影响画工，特别是对青花的显色来说也很重要。色料愈细愈能使颜色均匀调和，且容易绘画。如果色料中有过粗的颗粒，在烧成时有被还原成金属而使瓷器表面形成黑点的可能。因此明清时期的敲青和淘青工艺方法，与现代取青工艺的球磨青料技术，以及化学合成氧化钴青料，是有着时代的明显区别。故在细目筛取青料的颗粒大小均匀度上，必然的留有时代的痕迹。
明代永乐、宣德年间制作青花瓷器所用的青料，许多文献记载都说是由南洋进口一种“苏泥勃青”。经过科学分析从成分上来看，其中氧化钴的含量与氧化锰的含量差不多，而氧化铁的含量特别高。由于这一时期所用的青花料成分中氧化铁的含量较高，所以在烧制过程中氧化铁被还原成铁锈斑式的黑色斑点。这些斑点实际上是色料中含有过粗的氧化铁颗粒被还原的缘故。说明了这时期青花料的炼制还不够精细，在工艺上是有很大缺点的。因此，宣德官窑楷书年款的主体特征总的说来，尽管笔划粗细适中，笔法遒劲有力，然青花款的笔划颜色却多不均。有的还泛出铁锈结晶斑。在落笔重的地方，或者积青料多的地方，会有黑色斑点出现。笔划周围在白釉的衬托下，像蒙上一层薄雾，仿品无此效果。这种与清代青花呈色过于淡雅均匀有着明显的区别。
宣德款的常见笔迹特征
字体写法不一，风格多变
宣德官窑楷书年款中，有一种风格尤其突出，其笔法工整、清秀、刚劲，自然大方，以前人们多认为这是仿晋唐小楷的笔法，近年有人提出宣德官窑年款的蓝本，出自当时功力深厚的大书法家沈度之手。沈度以长于“台阁体”书法而深受明成祖朱棣的赏识，名重一时。“台阁体”结构以方正为主，笔道粗细一致，各部停匀，属于楷体，适合皇家的欣赏口味和审美标准。书写一笔不苟，法度谨严，点画巧妙，转折分明，提按清楚，运笔便捷利落而沉实；线条轻重，粗细有变化，其收笔、落笔、撇捺、转折勾挑处，既有法度，又不刻意做作，字中牵丝搭笔，显得十分自然。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景德镇御窑厂临摹当时官方常用“台阁体”书写宣德款绝非一人。因此造成宣德官窑瓷器上年款字体的写法不一。
以“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为例，常见“大”字的撇画，下分割第一笔横划，有右边长的，也有左边长的，也有左、右相等的，且这一横还有长短之分的。但，由横划左侧三分之一处分割为常见，并且上方出头适中，过长者为清代仿笔特征。
“明”字的日部常低与月部，日与月的最下一横笔，其左右高低、倚斜之势基本保持一致，在一个基准线，而月部却绝无长勾现象。
“宣”字第一笔向右点，往往与第三笔横勾连接。第三笔横勾左高右低，带动整体横划有倚斜之势。
篆书“德”字心上有一横，而楷书“德”字心上无一横。“德”字双人旁与左边有支离不合之貌，“德”字“心”中三点在一个基本平直面上，最后一点无拖拉。
“年”字虽然有五种不同的写法，但第四笔用向右平斜点代替短竖，少有右短竖为常见特征。本朝款不见第四笔左斜是宣德款的重要特征。第五笔左高右低，倚斜之势能收得住，笔不下塌。最后一笔直画下端常见顿笔收尾色浓，极少见尖锐之锋。
“制”字下“衣”一点或有或无，有“衣”款将点和第三笔的撇一笔连成。“衣”字提笔和撇笔书写无连接，“衣”字提笔与捺笔分笔书写常不在一个对应线上。
寄托宣德款的时代特征
研究宣德款识的字体和书法也是对其他朝代所具有的时代书写款识个性和风格特征的研究。
仿宣德款自明代正德开始，字体不如宣德款遒劲，显得方正宽博。具有正德款写款特征。明正德仿宣德官窑制器，因为“年”字的书体是正德的特色(虽然不是绝对)，但“年”字的真款第四笔一小平右点，在正德瓷器上常书写成一小横。万历民窑青花仿款，笔画豪放跌宕，青花双圈紧靠圈足，线条无力松棉。“宣德年造”、“大明宣德年造”青花楷书款多为明正德、天启、崇祯等朝寄托款及后代仿制。“德”字“心”部加一横的，基本可以断定为后代仿制。至于部分仿宣德款较为成功，是字与字之间的空间处理，字体的特征、书法，都极忠于原器，所以鉴定时如不注意其制作、造型、纹饰及釉色等项，即易鱼目混珠，被蒙骗过去。而正德以后，至民国大肆仿造。其款识带康熙楷书款风格为最多见。从写法看，字大而工整，字间布白舒展。不象真器款识，字有大小的不同，倚斜之势的六字双行，常显高低错位之分。康熙楷书仿款，双圈青花粗细浓淡一致，首尾无明显的接笔痕迹。“大”字的撇画横笔以上出头过于长；“明”字月部第二笔横、竖、勾转折处，具有宋体的外拓性；“制”字下“衣”竖提后直接写捺，或者“衣”字提笔和撇笔书写连接一线；万历或者康熙有的仿款，楷书笔画不同真款横竖粗细大致相同，而显示出横细竖粗特征。在仿宣德青花款的发色上，康熙青花瓷器因施釉方法采用了吹釉工艺，釉面薄，青花发色浓艳明丽，不见了铁锈结晶斑。至于后贴款的鉴别方法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研究宣德款识的字体和书法，不仅仅是对一个朝代的写款特征作研究。而是因为历代对宣德瓷器的追捧，使的我们对它进行研究的同时，可以兼顾了解其他朝代所具有的时代书写款识个性和风格的特征。仿品的款识往往带着时代书写风格，不是显得字间结构软弱无力，就是体现不出宣德本朝的那种书法韵味。如果我们牢牢记住各个朝代款识最典型的书写青料(或彩料)的深浅、浮沉的呈色变化，和其习惯性写法以及款识的内容、排列格式、字体结构的演变规律，便可以结合器物本身的年代特征，来考虑是否后朝仿前朝，或正处于朝代交接之际，存在着专人延续写款的情况了。虽然说眼下仿制的风气非常猖獗，制作一件宣德瓷器似乎也并不那么难。但是假的总归是假的，它们总免不了有“过”或“不及”的毛病。只要我们仔细观察，深入研究，年款的书写真伪仍不难发现其间的差距，瓷器的“真”、“伪”鉴别也不出例外了。
高岭土史考1
高岭土史考——兼论瓷石、高岭与景德镇十至十九世纪的制瓷业
刘新园白焜(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
第一章：前言
第二章：景德镇五代至南宋白瓷瓷胎原料探索
第三章：高岭土应用之前的景德镇制瓷业
第四章：高岭土于元代引进瓷胎
第五章：高岭土的前身——麻仓土、御土
第六章：高岭山粘土矿床的开发
第七章：明、清高岭的质量与产量以及高岭成为国际通用的Kaolin和Kao1inite命名地的由来
第八章：高岭土与景德镇元明清制瓷业
第九章：结论
第一章前言
中国是瓷器的祖国，又是高岭土(Kao1in)的故乡。人们要研究中国古代陶瓷的辉煌成就，就自然而然地需要考察高岭土。这是因为高岭土是制造瓷胎的重要原料之一，它不仅与瓷器的质量，而且与瓷器制造业的命运都有密切的联系。然而，从矿物学角度来看，高岭土至今都还没有一个公认精确的定义。①现在要探索该类粘土在我国发现与应用的历程时，也就只能先从一些并不理想，但已广为流传的概念谈起。
从一般的辞书来看，高岭土似有广、狭两种含义：
广义的，泛指其化学组分中含有铝硅酸盐，矿物组成主要为高岭石的一种具有良好塑性的白土，或制瓷业通用的白色陶土。
狭义的，则特指我国最著名的瓷器产地——景德镇东五十公里以高岭山为中心的地区所出产的一种白色土状的瓷用原料。
据我国地质界和陶瓷界的考察，高岭山的这类粘土由白云母花岗岩、伟晶岩风化而成。②其矿物组成，既有埃洛石也有高蛤石；由其化学组分中三氧化二铝(AI203）在35％左右，铁、钛等着色物质极微(约0．6％)，烧结温度在1700·C以上．
景德镇制瓷业所用原料与辅助原料的命名，多用这四种方式：
1．按用途分；如瓷石、釉泥。
2．按产地分：如高岭、陈湾、南港、三宝蓬等。
3．按焙烧前的外貌分，如赤石；按焙烧后的外貌分：如白土。
4．按使用对象或所有者分：如御土、官土。
但以产地命名者居多，高岭土即是最著名的一例。
众所周知，景德镇是以出产白瓷而闻名世界的其白瓷瓷胎从很早的年代起就使用高岭土加瓷石两种原料制作（即陶瓷工艺界所说的“二元系统”）⑨
高岭土与瓷石，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虽无严格的定义，但若仔细体会那些忠实记述景德镇陶瓷工艺的文献，还是可以了解它们的差别的。
明·宋应星在1636年刊印的《天工开物》卷中《陶埏·白瓷》记述景德镇瓷器瓷胎制备工艺时说：
土出婺源、祁门二山：一名高粱（岭）山，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出糯米土，其性粢软。两土和合，瓷器方成。
清·无名氏《南窑笔记·合泥》又谓：
子（音den，景德镇俗字。笔者按：此处特指用瓷石舂制而成的块状泥料）性软，高岭性硬，用二种配合成泥。或子七分、高岭三分，或四、六分，各种搭配不同。……一切瓷器坯胎骨子俱用合泥做造。
以上文献谈到高岭土时所说的“其性坚硬”或“性硬”，均指该类粘土与狭义的瓷土（指粉碎瓷石所得之土⑩）在高温下成瓷时的性能而言。也就是说，狭义的瓷土在焙烧成瓷时极易瘫塌，而高岭土则不软化，故曰“性硬”。可知明清时代的景德镇陶工是把高岭土当作一种抗变形的原料掺进瓷胎的。
本文所说的“高岭土”，尽指景德镇在各历史时期内所使用的高岭山或与高岭山所产的那种形态和质量大致相近的粘土。由于这类粘土曾经对景德镇至全世界的瓷器制造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就打算围绕着与它有关的一些史实。对该镇10一19世纪的白瓷瓷胎原料与瓷业的相关问题作一初步考察。
第二章景德镇五代至南宋白瓷瓷胎原料探索
第一节学术界对早期白瓷、青白瓷瓷胎原料的推测
清*乾隆四十八年(1793年)《浮梁县志》卷十二《述旧》记景德镇早期白瓷谓：
(唐)武德四年(621年)，有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
南宋·蒋祈《陶记》：
景德陶，昔三百馀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于他处，皆有“饶玉”之称。
从这两条文献来看，景德镇远在初唐至南宋的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所制瓷器骨胎都洁白致密，并具有良好的半透明感，否则的话，当时人就不会把它称作“假玉器”或“饶玉”了。
建国后，我国陶瓷工体者与文物考古工作者都十分关注景德镇的陶瓷史料，对该地区的商瓷窑遗址进行过细致的考察。从取得的实物资料来看，初唐瓷器虽待发现，但五代、—南宋的这一阶段的窑业遗址都有白瓷或青白瓷出土，其瓷胎致密，白度高达70%，透光度十分良好，它们比我国同时代的其他窑场所生产的白瓷瓷胎更为优异。可见这个地区的产品，早在十世纪就已达到现代瓷器的标准了。⑩
景德镇早期白瓷瓷胎是使用什么原料制造的呢？这是研究中国陶瓷史尤其是研究景德镇陶瓷工艺发展史的人很感兴趣的事。但由于唐宋时代记述瓷器生产工艺的文献极为稀少，人们耍了解这些情况，就只能求诸遗物了。
从五十年代开始，周仁、李家治等先生就对该镇出土与传世的一些古陶瓷进行过理化测试。他们在1960年发表的《景德镇历代瓷器胎、釉和烧制工艺的研究》(《硅酸盐》1960年第四卷第二期)一文中，谈到该镇唐宋瓷器瓷胎原料时说：“唐宋时期的瓷器可能只用一种瓷石或者掺入极少量高岭作为制胎原料。”这两位先生作出的“可能只用一种瓷石制胎”的结论，显然是因为他们所测试的这一时期的标本中，有一部分含三氧化二铝(ALzO3)在17％左右，与今天还在继续使用的瓷石的化学组分相近。而“可能在瓷石中加入了少量的高岭土”的结论，则是因为还有一部分瓷器瓷胎中的三氧化二铝的含量要稍微高于瓷石。从化学组分这一角度得出这样的结论，显然是无可非议的。但后一推测影响巨大，致使不少著名的古陶瓷学者在研究景德镇早期(五代——宋)陶瓷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时，往往都把它归结于其境内出产的优质高岭土。
景德镇唐宋时代的陶工在制造瓷胎时到底是使用一种原料——瓷石，还是两种原料——瓷石加高岭土呢?这就成为我们探讨高岭土在景德镇地区的始用年代时所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了。
第二节南宋以前的瓷胎仅用瓷石制作
近十年，我们对景德镇一带的古瓷窑遗址、古矿区以及古文献作过许多调查与发掘，再以这些资料为依据验证周仁等先生的结论时，我们比较赞赏他的前一个推测——元以前的景德镇在制造白瓷瓷胎时所用的原料可能仅瓷石一种。而对后一推测却有不同看法。这是因为：
1．近年来，我们研究蒋祈《陶记》时，发现这一重要文献写于南宋中后期(13世纪前半期)。①文中记述景德镇当时瓷器的瓷胎原料时仅提到“石泥”(即将瓷石舂打成粉加水制成的泥料)一种，罗列出来的瓷用原料产地也只有瓷石产地。既没有记述除石泥之外还须掺入某种与石泥的形态或性质不同的粘土制胎，又没有记述出产高岭土的高岭、李黄与大洲三地。可见在蒋祈的时代——南宋中后期，景德镇尚未使用高岭土。
2．1972年一77年，我们在湖田窑宋代地层中发现了刻有“进坑”、“下项泥”、“郑家泥”的影青瓷碗残片。经景德镇陶研所对“进坑”等残片测试，遗物的化学组分与瓷石相近。⑩这些实物也表明当时仅用石泥一种原料制胎。
3．从景德镇古瓷石矿与高岭土矿的分布情况来看：高岭土矿较为稀少，在东河一带仅见高岭、李黄地区，而西河只有大洲一处，以上三处均末见元以前的开采遗迹与古瓷窑。而瓷石矿则遍布东、南、西河地区，尤以南河和小南河一带最为密集，凡有这类矿藏的地方几乎都有元代以前的瓷窑。显然这些瓷窑是因原料近便而设置的。
我们知道，景德镇一带所产的瓷石，一般为长英岩蚀变而成，其中之长石转变为绢云母、水云母和少量高岭石。由于含绢云母、高岭石等粘土矿物，故粉碎加水具有可塑性，如用上层瓷石(即烧结温度较高的所谓高温瓷石，景德镇又称硬质瓷石)作坯，在1200。C左右烧成，也不至于变形。所以清·同治十年(1871年)《余干县志·物产志》提到景德镇在其地采掘的这种“高温瓷石”时，就把它写作“碗石”(即用以制碗之石)。直至今天，赣南与广东的某些小型窑场，仍使用单一的瓷石制胎。可见仅瓷石一种即可以制出符合现代标准的瓷器，只是这类瓷器焙烧时易变形，成品的热稳定性差一些而已。如果把周仁等先生的后一推测和上述各方面的情况相印证，我们以为元以前的景德镇仅用瓷石一种原料制胎，而没有发现加入过高岭土(即使是少量的)的迹象。但是周仁先生研究这一时期的瓷器时，为什么会发现有一部分瓷胎的三氧化二铝高于18％，而钾钠物质又会低于现今使用的瓷石呢?
我们把周仁先生所测数据和景德镇陶研所近年来测试的一组宋代影青瓷的胎、釉数据⑩进行过比较，发现了这样一种趋势：
铝氧高于17％、钾钠低于现今使用的瓷石(尤其是Na2O低1．2％)的瓷胎多为五代北宋的遗物，而其化学组分与现今的瓷石相近的则以南宋制品为多。
鉴于这些实事，是不是五代——宋初的陶工们制备瓷胎时如周仁先生推测，在瓷石中加入了少量的高岭土，而南宋的则仅用瓷石一种原料制胎呢?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似乎存在。因为在瓷石中加入高岭土制胎有许多优点(详第四章)，其时的景德镇并不缺乏高岭土，如果五代——北宋人采用二元配方法制胎，到南宋时是不会被人们忘却的。而五代——北宋大部分的瓷胎铝氧偏高、钾钠物质偏低(与现今常用的瓷石比)这一事实，并不是掺入了少量高岭土的标志，而正是某些地质或历史原因的真实反映。
近年来，地质工作者郭邦相、张伯周等同志对景德镇一带的瓷石矿床作了许多调查与研究，从他们取得的大量资料来看，南河和小南河一带的古瓷石矿床可分为“蚀变”与“风化”两种类型：
蚀变型瓷石矿床可分两个层位：
1．接近地表的上层，三氧化二铝的含量一般高达18—19％，钾、钠氧化物的总量一般低于3％。由于铝氧含量较高，在1200。C左右烧成不易变形，故景德镇称它为“高温(或硬质)瓷石”。
2．下层瓷石的铝氧含量为15~17％，钾钠氧化物含量一般为4~6％，莫氏硬度5.5—6度，掺入高岭土为理想的制胎原料。
风化型瓷石矿床可分三层：
1．第一层为半松散之岩石，铝氧以及钾钠物质含量与蚀变型上层矿石相近。
2．第二层与蚀变型下层相近。
3．第三层的铝氧仅13—15％，钾钠氧化物高达5—7％，硬度为莫氏6～7度，焙烧时易变形，景德镇一带称“低温(软质)瓷石。”⑩
上述两型矿床的上层瓷石异于下层，是因接近地表的上层处于风化壳内，在风化过程中碱金属氧化物(尤其是Na2O)流失，铝氧相应富集而造成的。再把郭邦相等同志的结论与景德镇陶研所对安徽祁门瓷石矿⑩，李国帧、叶宏明同志对浙江龙泉瓷石矿所作的考察相证，也完全一致。
如果再把周仁先生等与景德镇陶研所测试景德镇五代——南宋瓷器瓷胎所得数据，和以上矿床不同层位的瓷石的化学组分相印证，我们马上会发现五代、北宋的瓷胎多与蚀变或风化型矿床的上层瓷石(高温瓷石)的化学组分接近，而南宋的则与蚀变型的中下层或风化型的中层相似。因此可以确定五代、北宋瓷胎多使用上层瓷石制传，而南宋瓷胎则多取材于中下层。
五代北宋人多用上层瓷石、南宋人多以中下层瓷石制胎，与人类采矿的规律一致，却与古居住遗址的堆积规律相反。这是因为人类的居住遗鞠址是从下往上层层堆积，而瓷石矿的开采则沿着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途径进行。五代北宋瓷胎的化学组分异于当今的常用瓷石，这一事实正说明了当时人使用的是表层风化程度大的所谓“高温瓷石”。可见周仁等先生对这一时期的瓷胎原料所作的第二个判断(即在瓷石中加入少量高岭土制胎的推测)与历史实事不符。那些把景德镇早期白瓷或青白瓷的成就归结于其境内所出之优质高岭土的观点，就与史实相差更远了。因为高岭土在其时还有待陶工发现。
第三章高岭土使用之前的景德镇制瓷业
第一节上层瓷石与景德镇五代北宋兴旺的制瓷业
1952年景德镇陶瓷馆吴良华老先生在南河地区的杨梅亭、白虎湾发现了采用支钉重合叠烧法烧制碗盘的两处瓷窑遗址。1953年，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先生鉴定为唐代遗存并著文报导。⑩1980年以后，我们又在黄泥头、南市街、湘湖、湖田等古瓷窑址相继发现了与杨梅亭、白虎湾窑烧法和型制一致的产品。通过对湖田窑的试掘与南唐二陵所出白瓷的比较，⑩我们认为以上瓷窑的废品均属五代遗物，它们证明早在10世纪前半期，今景德镇一带已经有许多窑场生产白瓷了，只是那时的装烧工艺比同期名窑(如邢窑、长沙窑)落后，⑩器物制作不精。但由于瓷釉洁白、瓷胎致密并具有良好的透光感，它在瓷质上似乎要比唐代极负盛名的邢窑产品更为优异。
这一时期烧造的白瓷，也许是诞生不久，或者是制作不精吧；也许是由于群雄割据，战争频繁，而流布不广，以致不见于同期文献记载。
赵匡胤统一中国后，结束了五代的战乱局面，社会逐渐安定。在唐代以产茶出名的饶州浮梁，这时也开始以瓷名闻京师。从乐史《太平寰宇记》来看，饶州已在太平兴国时(976一984)列为向朝廷贡瓷的五州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记宋初饶州白瓷已是汴京皇家瓷、漆器仓库中的藏品了。随着装烧工艺的改进，成型技术的提高，过去质地精良制作粗劣的五代白瓷，至宋代己成为质地优异、制作精细的白瓷或青由瓷了。
1004年，饶州所贡白瓷居然得到了最高统治者——宋真宗的赏识，于是宋王朝就正式在这个瓷窑所在地设置了景德镇。⑩
从我们在景德镇进行考古调查所获得的资料来看，凡有白瓷生产的五代窑场，如湖田、杨梅亭、黄泥头、南市街等，在入宋以后都得到了新的发展，因为遗址上的宋代堆积比五代大为增厚，其产品量多而质优。浮梁南河与小南河一带的湖坑、三宝蓬、何家蓬、牛氏岭、月山下、小坞里、凤凰咀等出产瓷石的地方也相继兴起了中小型窑场。可见入宋以后，尤其是北宋中后期，这儿的窑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所以景德镇人程筠在崇宁四年(1105年)给河南修武当阳峪窑窑神庙撰写碑文回忆他的故乡时，很骄傲地说：
番君之国善陶冶，运以口口遍天下。⑩
建国三十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江西、江苏、辽宁、内蒙、湖北、安徽、四川等十二省区的辽、宋遗址和墓葬中大量发现了青白瓷⑩，这些遗物为我们描画出其时的饶州瓷器有着广阔的商业市场。而沉睡在今景德镇南河或小南河一带的一处紧连一处的由青白瓷片与匣钵片组成的北宋时代的“工业垃圾”，又为我们展示出一幅消逝已久的北宋浮梁“村村陶埏、处处窑火”图。
为什么质地最优的早期白瓷会出现在今景德镇南河一带呢?这一带的窑业为什么会在北宋时代得到蓬勃的发展呢?这里面当然有许多社会原因。但我们以为与其地拥有丰富的瓷石矿、尤其是与其时的矿床拥有丰富的上层瓷石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这层瓷石：
1．多裸露于地表或接近地表，容易被陶工们发现利用。
2．风化程度比中下层大，其硬度仅为莫氏4度，采掘十分方便，因而成本不高。
3。从其化学组分来看，三氧化二铝的含量较高(约17～19％)而钾钠等氧化物却比较低(约3％)，既能烧制出半透明感很强的瓷胎，在1200。C的高温下也不易变形。
4．其矿物组成中含有一定量的绢云母与高岭石，成型时可塑性较好。
第二节上层瓷石的枯竭与南宋时代的窑业危机
从有关史料来看，景德镇南宋窑业不但没有在北宋的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发展，却反而呈现出衰落的趋势。
1．从考古资料上观察：(1)南河一带在北宋曾经繁荣过的各窑场绝大多数没有南宋时代的遗物，象宁村、小坞里、月山下等数十处北宋窑址至此时多已停产，甚至包括规模巨大的南市街窑亦复如此。(2)能够持续烧造的仅见湖田窑与镇窑等少数几处，但其南宋堆积中，仰烧产品减少，覆烧器增多，大量生产的碗碟之类均为芒口。无论从其废品还是从江南南宋墓葬出土的景德镇瓷器来看，色泽不美的阴黄瓷器的比例都有增大的趋势,制品的适用与审美价值远逊北宋
2．从文献史料来看：蒋祈记其时景德镇瓷器的市场仅列举江、湖、川、广、福建、浙江等淮河、长江以南的几省，不记北方；北方金代遗址亦不见或极少见到景德镇南宋产品，可见其市场比以上北宋考古资料“描画”出来的范围大为缩小。南宋时代的政治形势与北宋时大不相同。“靖康”以后，宋王朝丧失了广大的北方领土，景德镇瓷器市场缩小自与政治原因密切。但此时的龙泉与吉州窑无论是烧制技术还是生产规模却较前大有发展，那么，景德镇南宋窑业为何低落呢?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因素所能解释。
清。康熙21年《浮梁县志·古迹》条：
监镇厅，宋设景德镇东南，后摧于水。嘉泰二年(1202年)，姚守谦徒镇西。
《宋史》卷三百九十《莫蒙传》谓：
莫蒙，字子蒙，湖州归安人……除户部员外郎。朝廷遣蒙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芦场，言者论其丈量失实，征及贫民。责监饶州景德镇。
清·嘉庆《河南强氏家谱》卷二《世系·子魁》条：
子魁，伯达公之子，……宋绍定戊子(1228年)以文学进，仕饶州通判，以监陶得至浮梁景德镇。
文献表明其时的景德镇仍有南宋政权设置的管理窑务的“监镇厅”，朝廷和饶州并直接委派官员榨取赋税。
《宋史·食货下七·香》：
嘉定十二年(1219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措。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绣、瓷、漆之属博易。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四：
(嘉定)十五年(1222年)十月十一日，臣僚言：国家置舶官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如瓷器、茗、醴之属，皆所愿得，故以吾无用之物易被有用之货,……。
又，《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三记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十月三日高宗谓：
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联所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
瓷器既是诸蕃所需之物，宋高宗又热衷于市舶之事，景德镇瓷器的内销情况虽因宋金对峙难以和北宋相比，但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记当时的瓷器外销15国，可见它仍有广阔的海外市场。
但是景德镇南河一带的北宋诸窑为什么会在这时停产呢?
曾从许多方面考虑，我们以为和制胎原料的关系更为密切。从上章的考察得知，兴起于北宋的诸窑都是采用容易采掘、质地优异的上层瓷石制胎。但是上层瓷石总是有限的，象三宝蓬之类的风化型的矿床，当表层瓷石采完之后，中下层的瓷石由于铝氧含量低(仅13—15％)，钾钠氧化物含量较高(约6～7％)，烧结温度偏低，不能单独制胎。蚀变型瓷石矿(如南港之类)的下层瓷石(铝氧含量约15～17％)，质量也不及上层，虽能制胎，但由于南河地区地下水位高，开采艰难，成本必然高昂。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依附于农业的、曾以其原料就近为之优势而兴起的小窑，必因采掘条件的变化或原料的质量变劣而不能持续烧造。
1980年，我们曾请轻工部陶研所测试湖田窑南宋时代的两件覆烧芒口碗，发现其胎中氧化铝的含量仅16％。印证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与国外对该地商宋瓷片的测试结果，其铝氧的含量多在17％以下。⑩这一趋势证实：在南宋时代持续烧造的镇窑与湖田窑所使用的制胎原料多为中下层瓷石。
蒋祈《陶记》谓：“进坑石泥，制之精巧，湖坑、岭背、界田之所产已为次矣。”
能够制造精巧瓷器的原料仅进坑一处!?其他产地的瓷石的质量已非北宋可比了。由于《陶记》写于嘉定七年至端平元年(1214—1234年)⑩，再把这一重要文献印证以上所述的遗存情况和测试其遗物化学组分时取得的数据，使我们确信，南宋时代的景德镇已面临严重的原料危机。
那么，景德镇陶工如何度过这一危机呢?
从湖田窑与镇窑遗址上大量堆积着的支圈组合式窑具来看，其时碗盘等日用瓷的烧造己采用覆烧方法了⑩。把用中下层瓷石制成的碗坯翻转过来覆放在支圈上去焙烧，坯体成穹窿状，当然会起到减少变形的作用。但在原料的配制方面没有新的突破，即使在装烧工艺上进行改革，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遗址上瘫塌变形的废品仍然不少。更何况采用覆烧法烧成的瓷器因工艺的局限，其色泽多阴黄(窑室含水量增多影响升温)，
其边口必然无釉。而这类边口无釉的所谓芒口瓷器，贵族们早在北宋时代就已经感到“不堪用”了。⑩南宋的景德镇出于不得已而持续生产，其售价可知。
其时的景德镇为了克服重重困难，除采用上述的覆烧方法之外，还设置过火房。
《陶记》谓：
至若冬泥冻脆不可以烧，坯陶既就不复易操，乃有“火房”。由于“火房”的设置，进行湿作业的工匠已不受季节的限制。把坯房变成暖室让工人操作，还不见诸明清记载，可见当时的市场对瓷器的需求何等迫切!
尽管采用覆烧方法能勉强利用软质瓷石并使窑室装载量高于北宋四倍，节省燃料四分之三⑩；尽管“山川脉络不能静于焚毁之余(《陶记》)”，湖田窑与镇窑的陶轮在滴水成冰的日子也不能停止旋转；但这些努力毕竟不能改变因原料的质量降低而造成的劣势。所以“镇之巨商不如意者十八九，官之利羡乃有倍蓰之亏”1(《陶记》)今之不可复古矣!
这是蒋祈在《陶记》中记述景德镇南宋窑事之后，顺及流行于当时的言论。就原料这一角度来说，的确如此。因为大自然赐给人类的资源——上层瓷石，既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无穷无尽的。当陶工们把容易开采的蕴藏量有限的“高温瓷石”用尽之后，景德镇往何处去呢?摆在当时人面前只有两条道路：一是听任自然界的摆布，象许多曾经模仿景德镇生产过青白瓷的窑场(如江西南丰、广西藤县中和窑等)一样，把优质原料用尽之后归于灭亡；一是寻找新的资源，并把中下层瓷石利用起来。很值得庆幸的是景德镇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因而迎来了元代的繁荣并使自己成为明清时代的瓷业中心。
永乐青花瓷与宣德朝青花瓷有哪些区别
永乐青花瓷与宣德朝青花瓷有哪些区别
元末明初连年战争，导致明初制瓷业萧条。但随着经济的恢复，永乐、宣德两朝，形成了明代瓷器制作上的第一个高峰。宣德朝的青花瓷和永乐朝的差别不大，有“永宣不分”的说法。但景德镇永乐、宣德官窑发现后，这个难点已基本解决。二者主要区别有如下几点：
第一，从款识看，永乐青花仅见压手杯一种四字篆书款，其他均无款识;宣德青花多有款，常见者为六字楷书款。
第二，永乐胎体轻巧，纹饰纤细，釉面无橘皮纹;宣德胎体厚重，釉面有橘皮纹，纹饰粗放。同一种造型，永乐轻、宣德重。
第三，永乐青花纹饰带有明显的元代遗风，宣德青花则完全摆脱了元代遗风，自成风格。如永乐龙纹身体瘦长，但比元代略肥，常见者为直披发和竖披发两种姿态，爪比元代肥实。宣德龙纹身体变肥有披发、竖发及前冲发等数种姿态。永乐凤纹较少，宣德则凤纹多见，或龙凤并用，或凤纹与番莲、云纹相配。
第四，永乐官窑做工精细，瓶罐等立体造型接痕修整细致，不像元代及明初那么明显，而宣德时则少有接痕。永乐大盘底足多细砂底，亦修整得十分细腻，仅泛出小块的铁红斑，一般器物以釉底为主，釉底白釉匀净，釉薄处泛黄色，厚处呈浆白色或闪青白色，有一部分底釉开有细片纹。宣德亦如此，但砂底比永乐略欠细腻，且火石红斑重于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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