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形窑白釉瓷器鉴别。
笔者近期赴浙江金华市铁店村古窑址和金华地区其他几座烧制乳浊釉的铁店窑系窑址进行了数次考察，并造访了金华地区铁店窑系的一些研究者和爱好者。由于该窑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可能挖掘瓷片标本，只能对照有关考古资料，从作为古出海口的杭州、扬州两地收集到一些铁店村窑的实物标本，作为论述铁店窑系的参照物。铁店窑是一个以婺州窑为基础发展起来又独立于婺州窑系的新窑系，烧造历史从唐至元，它是以金华琅琊镇铁店村窑为代表的以生产乳浊釉瓷为主的窑系。此窑口古代一直向海外出口贸易瓷，尤其以1976年和1977年新安海底遗物打捞出144件类钧铁店窑乳浊釉瓷器最为轰动陶瓷考古界。
一、地理环境
铁店村窑位于金华琅琊镇铁店村，该村前面有通钱塘江的白沙溪。窑群均处在丘陵坡地上，非常适宜建造龙窑，周边地区树木众多给窑口提供了充足的柴薪，又紧傍钱塘江上游溪流，产品经水运输出口极为便利，远可经钱塘江直接出口或通过京杭运河从扬州出海运往高丽、日本，在风向、气候合适的良好季节，从铁店窑到日本海仅需十余天。
铁店村还拥有丰富的浅表层含铁量较高的土壤，进村道路两旁触目可见，它与黄土互伴相依，这就决定了铁店村窑胎色较深。
现在该村有少数民族雷氏畲族农民30多户，窑址南面的村中间有片树林被当地畲族村民称为祖宗林，林前设有石香炉。
二、窑址遗迹
铁店村窑共有三个窑烧制乳浊釉瓷(还有六座属于婺州窑系，是烧青瓷的)，三窑连在一起从南到北按序编号为一号窑、二号窑、三号窑。一号窑长50米，二、三号窑长40米左右。南北依山势走向，形状为龙窑，窑头在北，窑尾在南，窑床均建在山背偏西一侧，周边有瓷片堆积层。窑址东侧有个3亩之余的池塘，是过去挖掘瓷土形成的。
三、生产品种
铁店村三座乳浊釉瓷窑产品有花盆、三足鼓钉洗、鬲式炉、盂、尊、盉、灯台和灯盏、罐、瓶、壶、碗、盘等日用器皿，器皿有压印和简单刻铭两种。
窑具有喇叭形和柱形两种垫具。
四、胎和釉
铁店村窑产品胎有厚薄，烧制大件器物为了放置稳妥采用厚胎，而烧制尊、盉和家庭小型摆设则采用薄胎。胎色由于含铁量较高呈紫色、深灰色、深褐色、紫红色、暗红色等多种，胎质坚硬如钢，敲击如磬。
也有经过特殊淘洗的极为精细的白色瓷土胎，它的供应群体有待研究，也是目前考古学界感兴趣的研究课题。
铁店村窑乳浊釉瓷窑烧乳浊釉、褐色釉、天青色釉、月白色釉四种。乳浊釉采取二次施釉，第一次施釉作为装饰土晾干后，第二次浸乳浊釉后一次烧制成功。釉面流动极强，釉层很薄，色彩具有莹光一般变幻多彩，颜色为黑褐和黄色、蓝色、白色四种混合，泛白处如卵汁，釉色明如镜子。褐色釉不属于乳浊釉，仅施一次釉，烧成品釉面比较灰暗无光。天青色和月白色釉是只施一次乳浊釉成功烧制而成的。
二次施釉法是对婺州窑在汉代青瓷使用化妆土后的一种彻底创造革新。
铁店村其他六座婺州窑也兼烧青瓷、褐色瓷。
铁店村窑也有运用化妆土来掩饰胎质含铁量过高而无法施淡色釉的现象，这种方法是铁店窑系继承了婺州窑青瓷最早运用化妆土的做法。化妆土一般为黄色土，与铁店村当地土质完全不同。
五、工艺
铁店村窑乳浊釉瓷装饰手法有捏压、模印、划花等，在花盆口沿采用木耳边纹捏压，划花在碗及花盆下腹部采用，模印在鼓钉洗上得到运用。器具都是通过拉坯轮制，烧造方法采用垫具或各种垫圈将产品叠烧而成。
六、时代特色
东汉开始中原就兴起了道教，传说有黄大仙在婺州赤松山修道成仙，这种文化势必影响到婺州地方，道教“无为胜有为”的思想深深地在婺州瓷艺术作品上留下烙印。铁店窑乳浊釉一反越、婺窑同期的刻花、剔花、镂花、堆花等手法，也一反同期钧窑乳浊釉那种釉厚雍华富贵方式，全力追求悠然自得，淡洁为美，是用美学眼光对自然的欣赏、审势、赞美、讴歌。开创了一种“无为胜有为”的新境界。
七、结语
1．铁店村窑没有发现唐、五代产品遗物出土。
2．铁店村窑因胎质含铁量高于其他窑口，烧成品多为深色。
3．铁店村窑因胎质含铁量高，为了不影响淡色釉的呈色，继承了铁店窑系在唐早期就使用化妆土的工艺。
4．铁店村窑尤其以烧制花盆而著名，至今仍旧在制作陶花盆。
5．铁店村窑受道教思想影响，在瓷器产品上深刻地反映了道教审美观。
6．铁店村窑乳浊釉与钧窑同时代出现乳浊釉窑变，并能成熟地运用自如。越是接近后期釉越厚越类似于钧釉特征，应该说铁店村窑系、钧窑系、鲁山窑系、清溪窑堪称我国古代瓷业应用乳浊釉的四朵灿烂奇葩。
taoci52.com扩展阅读
元代卵白釉瓷探讨
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时间短暂，但在中国陶瓷史上却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当时有许多优秀陶瓷品种，元卵白釉瓷、青花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元青花瓷在上世纪前期还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在中后期已逐渐被世人重视，成为古陶瓷学术界议论的热点。目前已陆续有不少研究成果和介绍材料问世。但是，卵白釉瓷（枢府瓷）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马未都先生说：“近些年来似乎有些失宠”，确是如此。笔者有缘，多次采集到卵白釉瓷标本，并收藏了少量卵白釉器物，对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经长期欣赏、揣摸并学习了一些文献、资料，深感对元卵白釉瓷有进一探讨的必要，也盼望我国古陶瓷学术界像对待元青花瓷一样对它更多的关心，使这一国之瑰宝得到世人应有的认识和评价。不久前李知宴先生在《中国陶瓷研究》上发表了《论枢府釉瓷器》一文，对元卵白釉瓷作了较全面的论述，拜读后获益匪浅。受李先生的启发，笔者将前几年所写有关粗陋文字，进一步整理，在学刊发表，以求教于李先生和有关方家。
一、卵白釉瓷的正名
元代文献中尚未见到有关卵白釉瓷的称谓，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论》中提到“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成书于明嘉靖年，吕震等编撰的《宣得鼎彝谱》卷八赐内府道扬及天下名山宫观法盏炉条有：“仿元朝枢府窑款式。”其后一条又称“仿枢府瓷款式。”可见明代已有枢府窑、枢府瓷的说法。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一书，明确指出：“长期以来把元代的卵白釉瓷统称为枢府器是不恰当的。但为了照顾历史上的习惯称呼，仍认为以称这类卵白釉瓷为枢府瓷比较妥当。”我们认为在当时出土及传世卵白釉瓷器、标本有限的情况下，这样实事求是地暂时定名是无可非议的。但时至今日，景德镇已正式进行了窑址发掘，许多元卵白釉器物及标本问世，特别是某些新发现的署款卵白釉瓷标本的发现，似乎已绝对难以维系那种历史上以偏概全的称呼了。笔者赞同上博陆明华先生的意见：“对这样的称谓，……值得予以纠正。”这里就本人所接触到的一些新标本及有关瓷器就枢府瓷正名为元卵白釉瓷作如下论正、补充：
1.元代景德镇所出名瓷除枢府瓷外尚有青花、釉里红、红釉、兰釉、孔雀兰釉、彩釉等，它们均以装饰、釉色的特征而定名，正名为卵白釉瓷与它们可以谐调统一。
2.枢府瓷带有一定的官窑瓷或官办瓷意味，实际上大部分卵白釉瓷都是民用瓷。卵白釉瓷能涵盖枢府款瓷，而枢府款瓷决难涵盖全部卵白釉瓷。估计将来还会有卵白釉官窑瓷及卵白釉民用瓷之分。“枢府官窑瓷”已不恰当（它仅是一部分官府用瓷）；“枢府民用瓷”更是自相矛盾的笑话。
3.从新出土和已知的传世卵白釉器物来看已远远超出“枢府”款，除已问世的“太禧”、“昌江”、“东府”等外，江西省文物考古所1999年在景德镇湖田发掘卵白釉瓷窑址时，出土了带“玉”字署款的卵白釉高足杯残器。在扬州发现了“宪台公用”青花款卵白釉碗底。笔者1989年出差安徽宣城时也曾采集到“玉”字款双龙卵白釉高足杯，残留碗的大部及柄的全部。不久后（1990年）张浦生、李广宁两位先生来寒舍时曾亲自目睹过此标本，当时他们对其造型及釉质颇为赞赏，但因过目瓷片较多，笔者未及详加介绍署款，故那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次年又在宣城采集到署有“宪台公×”久完整的字款碗底，后来见王晓莲女士文章，才知另一字为“用”字，则款意自明。元宪台即御史台，为元中央政权三大机构之一。问题是其他用器物何以会在扬州、宣城出现。元代除中央机构设御史台外，在江南、陕西诸道还设有行御史台。京都御史台称内台，行御史台称外台，其官品秩与内台相同。扬州曾为江南行御史台驻地；宣城为江南道宁国路驻地，设有行御史台隶属的肃政廉访司，宣城之器当为廉访司公用器物。该标本采自宣城梅文鼎纪念馆工地，该处恰为历代官衙所在。除上述标本外笔者还采集到署釉里红“李”卵白釉碗底瓷片一枚，其书法为“松雪体”，工艺为元无疑。
4.从新的发掘报导看，卵白釉器并非一处窑址专烧，据景德镇镇古陶瓷研究部门提供的资料：刘家坞、南河北岸、市区落马桥、珠山附近均有卵白釉瓷发现。
有的地方器物有枢府款，而大部分没有枢府款，有枢府款的窑址也未必可以称为枢府窑。刘家坞烧枢府款瓷，但它大量的还是烧影青瓷及青花瓷，甚至黑釉粗瓷，如果把刘家坞窑址称为枢府窑也是不恰当的。既然尚没有一处专烧枢府瓷的窑口，因此也就不存在枢府窑，刘家坞有枢府款的卵白釉瓷只是湖田窑在元代兼烧的器物，按道理仍属湖田窑。所以我们不必专称枢府窑或枢府釉而应并入卵白釉瓷一类，称它为“卵白釉瓷”。如果将来能够确认卵白釉瓷中有地道的供宫廷使用的官窑瓷，可以称那一部分为卵白釉官窑烧，但枢府尚不能称官窑瓷。
5.历史上的命名，今人未必要与之强行一致。如宣德红釉器，明清时曾称宝石红、祭红、积红等多种名称现在已统称之为宣德红釉。随着时间的推进，面世文物的增多和人们视野的扩大，以新的认识为依据，实事求是地予以适当命名，才是比较科学的。
二、元卵白釉瓷的胎、釉特征
人们常说：“元卵白釉瓷（枢府瓷）胎体厚重，釉呈失透”，事实不尽然。笔者观察了大量元卵白釉瓷器及其标本，恰恰认为这样地卵白釉瓷胎釉的评价是不公正、不准确的。
（一）元卵白釉瓷的胎质
元卵白釉瓷的胎体较宋影青瓷确普遍厚一些，但与元影青瓷则较接近，与其它一些窑口的瓷器，如与唐、五代越窑、宋五大名窑的哥窑、钧窑以及宋元龙泉窑瓷等相比其胎并不算厚重。不少的卵白釉瓷器，如高足杯，其杯壁都比较细薄，笔者采集的高足杯壁上部薄得透亮。即使是凤纹、芦雁纹一类大碗和一部分折腰碗的上部也较精细，薄厚适当。只是有些民用粗瓷胎较厚，但它不是存世卵白釉器的主流。1980年江西高安出土的窖藏元瓷中的九件卵白釉印花五爪龙高足杯也是“胎骨极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以前常见的枢府款或无款的类似盘盏可能多为军事部门人员使用，较其他铭文及类型的器物略厚实，过去见到的此种器物较多，曾将其视为整个卵白釉瓷器的代表胎质，实际上也有一部份较精细的。不论那种都较越器、龙泉、哥窑器、钧窑器薄得多。所以笔者意见，评价卵白釉瓷胎质对不宜用厚重的字眼，可否用“胎质坚白，较为致密，”最多指出其胎一般较宋影青瓷厚，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望是卵白釉瓷胎质较一般元代瓷器的胎质细纯，几乎没有多少杂质，故鉴定元瓷常依据的胎中有类似“芝麻点”的杂质和裂隙，对卵白釉瓷基本上不适用。这可能是卵白釉瓷特别讲究追求“白”的效果而注意胎质的缘故。
（二）卵白釉瓷的釉质。
元卵白釉瓷的釉质并不尽是失透状的，据笔者观察，除一部分印花小盘盏（含有枢府款者）及某些大碗呈半失透状外，大量的印花大盘、折腰碗、高足杯等都比较莹润，有的甚至接近汝瓷、宋官窑瓷的莹润度，估计都是为了追求“玉”的效果，失透者（木光）达不到此效果。傅振伦先生对故宫所藏太禧盘的赞誉是：“胎质细腻，洁白坚实，釉色莹润，如羊胎美玉。”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它代表了所有精细的，甚至存世大部分元卵白釉瓷的客观情况。但是人们长期以来却总是把“失透”概括为卵白釉质的描述，这是非常片面的。有时还把卵白釉瓷所固有的莹润特征说成是过度性的，特殊性的，或介于卵白与影青瓷间模棱两可的。似乎只有失透状者才是标准器，这不成了“取粗弃精”，把事物的主要本质颠倒了么。1999年江西考古所在湖田窑址发掘出的一批“玉”字款卵白釉高足杯介绍说：“无论在装饰题材与制作工艺上都比内有枢府款字者要讲究、精致。”上述在宣城所采集的元卵白釉印花双龙纹“玉”款式高足杯也是釉质莹润、制作精良。笔者采集的云凤纹卵白釉无款碗残片；在湖田窑区公路边沟拾到的枢府款类中号盘底；在合肥三考口工地采集的高足杯残柄釉质均细致莹亮。在《中国陶瓷全集》元中所介绍的38例卵白釉器物，其中对28件作了釉质评价。莹润、柔润、亮润者达17件之多。实际上有的评为失透者可能受习惯影响，从图像看仍较莹润。笔者采集了数十片卵白釉瓷片，失透者尚不足三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上博所藏任氏墓出土的元卵白釉龙纹高足杯则釉失透较重，已无莹润可言。那是一个特例，可能是长期处于潮湿的墓内，光泽已退，但其造型、纹饰仍保持了精品的原貌。
三、官窑卵白釉瓷问题
官窑概念看去似较清楚，如明清官窑（实指宫廷用瓷），但又不甚明了。人们常把明以前器物上有“官”字或有官府款者都视之为官窑，这样容易造成标准的混乱。笔者意见，官窑瓷应该有一个统一概念，官窑的范畴定得不宜太宽，笔者曾收集到景德镇产“官用供器”款元釉里红瓷片一枚，但瓷质粗糙，据说可能是最低级的烧陶“官”，供窑神所用之器，难道这种器物也能称“官窑器”吗？所以还是像明清瓷的标准那样，朝廷专用窑场生产的御用瓷才能称为“官窑瓷”。
如按上述标准，目前在元卵白釉瓷中尚难确定那里是卵白釉瓷官窑窑场，那些是卵白釉官窑瓷器。元卵白釉“太禧”款盘为元内廷太禧宗禋院祭器，应是官窑器，但尚不知景德镇何处窑口所烧。其他署款均为元政府机构或个人定烧之物，尚难称为真正意义的官窑器（包括枢府款器），“五爪龙”纹饰者有可能是宫廷用具，但从高安窖藏、青浦任氏墓、杭州储运公司窖藏来看，不排除消退时有时尚未有“臣民不得用双角五爪龙”纹饰的规定，或对皇帝的禁令贯彻不力，因而有可能仍属民用瓷。据观察“五爪龙”器较同类大小的器物未必精细，说明使用者身份无多大区别。就笔者所见器物，如任氏墓高足杯，笔者收藏之高足杯残器，前者五爪龙，后者四爪龙，从釉色、胎体厚薄看，似乎后者还优于前者。但是上述“太禧”款盘和《元史》祭器篇有“中统以来，杂金宋祭器而用之，至始初，始造新器于浙江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的记载（浮梁州隶属江浙行省），可知元廷在景德镇设官窑烧祭器是可能的。笔者曾采集到卵白釉瓷大碗残底一枚，其工艺之规整在同类瓷中历来罕见。外壁下为划花仰莲纹，内壁为印花龙纹（龙爪不全，但能看出为五爪型），令人惊奇的是其内底有流畅的划花大风带如意纹。此纹饰在教材中列为洪武瓷特征，该器的整体纹饰与上博展示的永乐甜白釉大碗纹饰如出一辙。笔者尚收藏有相同的永乐碗底残片标本，相同纹饰的永乐釉里红碗底残片标本，只是元器另有自己的特征，如碗底厚实，外底面有旋纹，底足外端整齐地斜削一周，足根有火石红斑及少量砂粒。其底足厚达1厘米之多，底径达9厘米，恰为笔者所藏元卵白釉飞凤纹大碗底的两倍。其碗壁与凤纹碗相似，估计口径达35厘米以上。且釉色润亮匀净，胎白坚密。如此之大的碗具（像飞碗一样呈浅平斜坡状）及其造型特点当为祭器无疑。因永乐官窑甜白，釉里红器在纹饰上、风格上都与其一脉相承，该大碗应与明早期官窑同一窑场或同类窑场，为官窑卵白釉瓷的可能性很大。上述飞凤纹大碗制作亦十分精良，当为同一窑场之产品。笔者由此揣测景德镇一定有元官窑窑场，而且与明官窑窑址相近或一处，明官窑就是在元官窑窑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景德镇的古窑址发掘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元官窑窑址的面纱终将被揭开。
四、元卵白釉瓷与元青花瓷、红釉瓷、彩瓷
元卵白釉瓷由于色白而匀，器外多无纹饰，犹如白纸一张，故适宜“作画”，为青花、色釉、五彩提供了“用武”之地，促进了我国青花瓷、色釉瓷的发展和五彩瓷的出现。
内蒙窖藏出土的“青花龙纹高足杯”，鲜艳的青花色调和勇猛的行龙，令人惊叹，而更令笔者注意的是内壁的卵白釉印花龙纹。笔者见到的是橱内的展品，无法仔细观察。恰巧不久收集到了完全相同质量和造型的瓷片标本，经不断观察，把玩，确为高质量的卵白釉无疑。前述“宪台台×”青花瓷片，其内底亦为卵白釉印花纹饰。英·哈里加纳所著《东方青花瓷器》（叶文程等译）一书在第一章《青花瓷的起源》中认为：“高足杯也是属于最早的一类青花瓷器”。并列举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所收藏的模印纹中刻有“玉”字的青花高足杯，那恰是笔者所收藏的前述“玉”款卵白釉高足杯之发展物。笔者尚收集到元红釉高足杯瓷片标本，其外壁通体红釉（色调已较成熟），内壁为卵白釉印花龙纹。耿宝昌先生曾在《中国文物报》介绍他到的卵白釉五彩戗金龙纹玉壶春瓶，为“梦寐以求”的元五色花、戗金器，但因特殊原因，却“失之交臂”。笔者有幸在友人处见到有类似纹饰和制作工艺的五色戗金龙纹瓷片一方，其龙纹及云朵纹均立粉打底，龙身鳞纹戗金并绕以桔红绶带。云朵为白粉上填以殷红、正蓝、翠绿色，留出云朵的白色轮廓，呈层层叠叠，相互勾连之生动形态。龙纹及云朵均具有元代纹饰特征，唯底釉较一般卵白釉亮纯。其色调像一泓平静的春水，又像明净淡青的晴空。画面不大，约8厘米见方，但美不胜收，如为完整器物（可能为中型彩罐），将是何等的富丽堂皇。更可喜的是不久前上博斥巨瓷从香港购回了六件器物，据介绍也是在卵白釉上施以类似“立粉”工艺，实乃卵白釉瓷族中的奇珍！我赞成耿老的高见：“它的被发现将景德镇烧成五彩瓷的历史提前了约半个世纪之多，并首开珐琅彩之先河。”
综上所述，可见元卵白釉瓷所作之贡献之大矣！值得在中国陶瓷史上大书特书，值得古陶瓷学术界认真加以研究。但这不是说元卵白釉瓷是元青花、红釉瓷、彩瓷的惟一底釉之源，其他白釉瓷可能在某方面或早或迟也做出过贡献。如早期的一部分民用元青花，民用红绿彩瓷就不是以卵白釉为底制作的，成熟期至正型元青花器那微青色，细润的底釉与鲜艳的进口蓝料相结合把元青花瓷堆向了顶峰。
龙泉窑三大窑系：金村窑、大窑、溪口窑
龙泉窑源于三国两晋，宋朝鼎盛，结束于清代，是中国制瓷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有着“质如玉、亮如镜、声如磬”的美誉。龙泉窑烧制的瓷器不仅是皇宫的贡品，而且是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世界性商品。龙泉窑在漫长的一千六百多年的制瓷历史中，可以分为开创、发展、鼎盛和衰落几个阶段。魏晋至五代十国是开创时期，瓷窑少，生产时断时续。北宋至南宋前期是发展期，这期间瓷窑发展快，已经形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南宋中期开始龙泉窑进入了鼎盛时期，开始烧制两种精美瓷器：白胎厚釉青瓷和黑胎厚釉青瓷。元朝建立，元政府重视对外贸易，内需外销的迅速增加，龙泉窑瓷业更是得到了蓬勃发展。但品质和工艺均已不如南宋时期。明代早期龙泉窑青瓷质量较高，并出现了洪武和永乐官窑，这个在史书上都有明确记载。到清代，龙泉窑走向了衰落。龙泉窑烧制精品瓷器的主要瓷窑都集中在龙泉市南边，其中最出名，烧制的瓷器最精美的三大窑系就是金村窑，大窑，溪口窑。金村篇：在北宋早期，瓷业主要集中在龙泉市金村和庆元县两县交界处的溪流两旁的山坡上，共发现生产淡青釉瓷器的窑址近八处。到了北宋中晚期，在龙泉大窑、金村、大白岸、庆元县上垟、丽水市石牛等地发现窑址二、三十处，瓷窑数量显著增加，分布范围广阔，为南宋瓷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此阶段，尤以龙泉金村窑系烧制的瓷器质量为最佳。金村是一个村，地处龙泉市小梅镇东南边陲，村庄所在地海拔400公尺，距离市区50公里，是个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好地方。一遇雨天，雾气常于半山中缭绕，开晴后，即变幻成彩虹，美如仙境。在北宋时期金村窑烧制的刻划花工艺瓷器是龙泉窑这阶段最精美的器物，刻划工艺精深，纹饰引人醒目，这时期的刻划花常常用刻刀刻出各种花的轮廓线，刻时刀面倾斜，刻线一面浅一面深，为俗称的半刀泥工艺，并且很多瓷器内外壁都有刻划工艺，俗称双面工。釉色已淡青釉为主，釉面大多呈现玻璃玉质感，精美绝伦。是龙泉窑北宋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精品瓷器。南宋前期金村窑仍有在烧制，而且器物更加精美。至南宋中期，龙泉金村窑基本断烧，而此时的龙泉窑，也已经进入最光辉灿烂的时代。龙泉金村村北宋龙泉金村窑刻花盘大窑篇：南宋中期始，在皇室、官僚的支持下，龙泉窑的制瓷匠师学习吸收南宋官窑先进的制瓷工艺，从胎釉配方、造型设计、上釉方法、装饰艺术到装窑烧成都有了重大的改变和提高，生产黑胎厚釉和白胎厚釉两类高级瓷器，供皇室和官僚使用。以后，这种精湛的制瓷工艺，不断得传播到金村、溪口、八都、安福、安仁口、周垟和庆元县、云和县等地的许多瓷窑，产品畅销国内外，龙泉窑名闻中外。此阶段，龙泉窑瓷器已经没有了北宋时期精美的刻划花工艺，而以釉色取胜，这种转变是跟当时南宋的文化、审美观息息相关，瓷器变的更加内敛和素雅，而龙泉窑也进入了鼎盛时期，其中最著名的产区就是大窑，大窑是一个地名，也是一个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位于龙泉市南约50公里的琉华山下，明代以前称“琉田”，因山而得名，今称大窑村，相距金村约5公里。在大窑村附近，西起高际头村，北迄坳头村，在沿溪10里的山坡上，共发现窑址53处，大窑生产的产品工艺精湛，质量高，为同时期龙泉窑其他瓷窑所不及，是当时龙泉窑的中心，一直到明代末期，大窑都是龙泉窑的代表性瓷业中心。大窑在南宋晚期也曾烧制过黑胎精品瓷器，俗称“铁骨”或“铁胎”，更出现了枫洞岩等高级瓷窑，专门生产宫廷和官府用瓷。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南宋龙泉大窑官款折腰洗溪口篇：而在南宋中晚期，距离龙泉市以南也是约40公里，距离大窑约5公里处，有一个村落叫溪口村，就是宋五大名窑之一哥窑的窑址所在地，溪口村四周群山环抱，风景秀丽，同是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溪口窑系窑址不多，不足5处，其中最著名的瓷窑是溪口瓦窑垟，在南宋后期溪口窑系烧制了顶级的黑胎哥窑瓷器，俗称“铁骨”或“铁胎”，当地人谓曰“夹心饼干”，釉色以粉青为主，有的似碧波，有的如翠玉。其特征为“紫口铁足”和自然开片，产品流溢着一种古朴而奇特的审美意趣。1938年9月，中国古陶瓷先驱陈万里第二次赴溪口调查，认为此处系古代龙泉烧瓷精华所集。他在笔记中指出：“溪口大麻之有窑，原为典籍所不载，我于民国二十三年发现以后，曾将所获碎片与同好者商讨，并于浙江文献展览会上陈列之，于是湖滨骨董贾客，始知大麻二字，其黠者因此遂能道及溪口大麻，历历如数家珍。”陈万里认为：此地“颇多仿自铜器之式样，其为沿袭两宋官窑之作风，昭然可见，此实为龙泉造瓷中之黄金时代。”从陈万里的笔记中，我们看得出溪口窑在龙泉具有崇高的地位。陈万里甚至一度认为这里就是哥窑的产地，但最终因证据不足而放弃。陈万里当年无法确定哥窑产地的原因，是上世纪30年代来自各地的古董商发现龙泉窑址后，使遗址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据一些老农回忆，当时中外古董商纷至沓来，云集溪口一带，雇用当地农民对窑址进行大肆挖掘，并廉价收购所掘遗物，遗址已被翻了几遍，其破坏程度之严重可想而知。在此烧造宫廷用瓷是毫无疑问的，这里出土的陈设品许多是仿商周秦汉青铜器及玉器造型，受到赵氏帝王倡导的复古风气的影响。在2012年11月9日,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20多位专家经过两天的分析论证，正式确认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哥窑的窑址就在龙泉市溪口窑。大家都传“哥窑无整器”，原因其一是哥窑烧制的时间不长，其二当时检验标准及其苛刻，少数好的直接进贡，一点缺陷都是直接砸碎，并传有官兵把守监烧，导致存世完整器极其稀少，如有发现也是国宝级重器。另此处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据我对龙泉窑的了解，个人认为目前所记载的“传世哥窑”并非龙泉溪口的宋哥窑，事实上，对于“传世哥窑”是否属于龙泉宋哥窑，争议一直存在。早在1943年，中国田野考古先驱陈万里先生就曾对“传世哥窑”的命名提出怀疑。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辉炳也曾认为当年登记造册的故宫博物院瓷器专门委员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导致了一些错定。这“传世哥窑”指的是流传有序的而非出土的“哥窑”器。1932年，民国政府在接收清宫遗存的文物清点造册时，发现了一批前所未有且缺乏任何产地、烧造时间等记录的瓷器，便以“传世哥窑”称之。据了解，“传世哥窑”与“龙泉宋哥窑”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异，釉质，釉色，开片等特征都差异明显。可以说“传世哥窑”与“龙泉宋哥窑”毫无关系，且有可能并非宋代烧制。 云南珍俊堂陶瓷博物馆 郑峰华
明清乳足炉的演变
几千年来，香炉作为礼器用于祭祀、拜佛、尊仙、焚香之用，时至今日仍是宗教界及民间不可缺少的五供之一。制作香炉的材料丰富、样式繁多，有三足、四足、五足、葱管足、鱼耳、鼓钉、莲瓣、奁形、八卦、钵式、筒式及仿青铜鬲、鼎等式样，不胜枚举。
作为香炉家族中的一员，乳足炉的出现，最早在明代中期，以景德镇及德化窑所产为大宗，器型为唇口外侈、束颈、扁圆腹，下承三乳足，明代乳足多为实心短粗敦实。清代乳足中空呈半球状，内侧下端有透气孔，各时期乳足炉的形制变化主要体现在炉的口沿及腹部。早期为唇口外侈、束颈、扁圆腹、底承三乳足。到了万历天启时，变为敛口扁圆腹，下承实心三乳足，此器型一直延续到明末。到了康熙时，乳足炉的形制基本与早期乳足炉相近，但腹部更显丰圆饱满，器型显得敦重浑厚，到了雍正乾隆以后多呈敛口、圆弧腹、底呈三乳足，此器型一直延续到清末。在烧造工艺上，明代采用垫烧底圈内施釉，足端无釉。清代器底圈内无釉，显洁白胎骨，多有细密同心圆旋文，三足满釉采用裹足托烧。
下面介绍的是笔者家藏康熙及雍正时期的乳足炉，它们形制大体相同，其制作精细，釉色鲜明，气度非凡，从中可以找到不同时期乳足炉形制上的变化。
追溯香炉的发展历史和演变过程，是漫长而悠久的，从中可以充分说明，香炉是适应我国古代人们日常生活或者结合传统的节令风俗和婚嫁喜庆，以达到美化生活和寄托自己理想的目的。
扒村窑古瓷标本与绘画装饰
扒村窑是黄河南岸宋代著名的民间瓷窑之一，它位于禹州市浅井乡。该窑以烧制白地绘黑花瓷为代表，产品大多是当时民间常用物品。纹饰内容取自民间流行的历史故事以及人们喜闻乐见的花卉、禽鸟、文字、风景、人物等。因此被人们誉为是北方古代瓷窑的一个典型代表。过去很少见有文献对该窑产瓷记载，但是在民间发现的传世品很多，大都是宋、金、元时期的产品，它以白地绘黑花纹饰为主，其次是白地划花，翠青地绘黑花或印花，白地绘褐黑花，白釉、黑釉、绿釉、宋三彩、宋加彩等。过去人们往往把该窑的产品与河北磁州窑产品混为一谈，因此，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对扒村窑进行调查。扒村窑的规模十分可观，西起虎头山，南起花果岗，北起扒村。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 800米，总面积约百万平方米。据我们在扒村窑遗址调查发现的标本资料看，该窑产品种类繁多。全是民间实用器，碗、盘、盆最多，其次为瓶、罐、枕、炉、缸、杯等。白地黑花瓷是扒村窑匠师们在当时烧造的非常受民间欢迎的一个瓷种。在它的影响下，这个品种很快发展到邻近的老砦、边家坟、五家坟、瓦窑沟、猫儿朵等地瓷窑，在黄河以南形成了一个大型民间北方瓷窑体系。受其影响烧制白地黑花瓷的还有郏县黄道窑、登封曲河窑、密县窑沟窑等。扒村窑在烧制白地黑花瓷的同时，又创绘了一种白釉绘褐黑彩瓷器，使原本单一的白地黑花瓷又增加了多种釉彩品种。
扒村窑的产品比较注重装饰，瓷器上的纹饰不但题材广泛，而且内容丰富。装饰技法有：绘画刻花、划花、剔花、印花、凸线纹、塑贴、镂孔和加彩等。其花纹的种类有：牡丹、莲花、菊花等。
牡丹花纹象征繁荣昌盛，美好幸福，这类花卉常见于盆底或碗心，前者为白地绘黑花，后者为划花。
莲花纹：象征清廉洁白，出污泥而不染。莲花曾在佛教艺术中为“圣花”，后来逐渐成为工艺品上的常见装饰。在扒村窑宋、金瓷器的表面，如白釉黑彩盆、白釉刻花碗、白釉印花盘等，常以莲花、荷叶、水波装饰相映衬。有的在器盖上画—个舒展的荷叶及两朵盛开的莲花，空白地绘上水波纹以烘托，表现了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高雅风貌。
菊花纹：有的在白釉釉下彩器盖上绘一朵盛开的菊花，修长的花瓣向四周展开，给人以清秀不俗之感。有的在白釉酱彩盘心，分别绘以折枝菊花或缠枝菊花，手法相似，姿态互异，构成了别出新意的各式图案，极大地丰富了花卉内容的装饰艺术。这种花卉图案线条流畅，生动逼真，充分体现出了民间绘画艺术的特色。
动物纹有龙、虎、狮、鹿、兔、鹅、雁、鹤，还有风景、人物等。
金元时期，扒村窑的生产主要以碗、盘、盆、瓶为主，碗、盘不仅产量大，而且式样多。有敞口、弧腹、小圈足，多数内外皆施白釉。有的在器里刻上花卉图案，有的在碗中写上一个单体字，有郭、净、清、雪、花、忍等。盆：全是敞口，浅腹，平底。瓶：主要为生活用品，但由于造型秀丽，式样美观，有些成为美化生活的陈设品。其造型可分为梅瓶、鹅颈瓶、荷叶口瓶等多种。梅瓶为小口，翻沿，宽肩，弧腹，下有小圈足，瓶身体长、秀美。这时期的盆和瓶器表多数为白釉绘黑花，很多在器身写有“招财利市”、“风花雪月”、“道德清静”、“春夏秋冬”等。字体显得遒劲豪放，既注重实用，美观大方，又有民间的艺术特色，颇受民众喜爱，故得以广泛流传。
安阳相州窑瓷器的特征和探讨
河南省北部的安阳，隋唐时称相州。历史上生产瓷器的情况，文献记载甚少。自1929年在安阳小屯村殷墟遗址中，发现隋仁寿三年（603年）卜仁墓，墓中出土了几件瓷器，这里的瓷器才初步为人所知。建国前在安阳小屯的考古发掘中，共发现了隋唐墓175座，其中大多数为隋墓，出土了一批瓷器，这批墓葬的完整资料至今未发表，这给安阳隋代瓷器的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对该地区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从古墓葬中获得了大量的隋代瓷器。特别是1974年2月在安阳市北郊安阳桥南洹河之滨发现的瓷窑址，为解决以安阳为中心的关东地区出土隋瓷产地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第二次发掘为2006年8月——11月，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对该窑址面临较为严重破坏而采取的抢救性发掘，以期解决中国陶瓷史上白瓷的起源问题。第三次发掘据《大河报》报道始于2008年10月4，至2009年5月底。本文就安阳相州窑的发现及当地隋墓出土的瓷器作一综合介绍，并对该窑的产品特征、烧造年代、渊源等相关的问题试作探析，以期得到进一步的认识。
一、安阳相州窑发掘
1、名称由来
史载：“河亶甲居相。”《通典·州郡》：“相州，殷王河亶甲居相，即其地也。”张之先生考证“殷商时的‘相’即今之小屯村”。据《安阳县志》载：“北魏天兴四年（401年）始置相州于邺城。580年杨坚废邺城，将相州南迁至今安阳城。”曹魏时营建的邺都，在今安阳市北20公里处。北周以邺为相州、魏郡、邺县治所。公元580年，杨坚将安阳改称相州。窑以地名，故安阳市发现的隋代瓷窑址，又称“相州窑”。
曹村窑位置图
青瓷碗残片
2、窑址发掘
安阳相州窑是北方早期的一处重要窑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有三次。
第一次为1974年2月，在安阳桥南洹河之滨进行基建工程时发现窑址。河南省博物馆、安阳地区文化局联合进行了清理。窑址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260米，面积达9万平方米。堆积层一般厚1米，最厚达1.5米。可见当时这里为一处有相当规模的瓷窑遗址。在调查与试掘中，发现一个残窑炉。窑体略呈圆形，内径约1米，窑壁厚0.15米，窑壁系用耐火土筑成。窑残高1.1米，上大底小。另外，还发现了两个不规则的小灰坑。坑壁的土质极为坚硬，在坑内发现有红烧土、瓷片、窑具堆积层。除出土有大量的青瓷，绿釉瓷片外，还出土有素烧莲瓣形装饰品，素烧平底碗等。共出土窑具、瓷器、装饰品、明器等残损和完整的器物400余件。还发现有瓷土和釉药等原材料。器物有碗、盘、盆、钵、瓮、四系罐、高足盘、高足杯、刻花瓶、刻花壶、器盖等。有如意云形装饰品。有房屋、碓等明器，还有男侍俑头、武士俑、文吏俑、青瓷骆驼等。出土的窑具有齿形支烧具，三岔形支具、托杯、支棒、垫饼、圈状支具等九种，其中以三岔形支具与圆形垫环数量最多，并发现有与河北磁县贾壁村窑产品相近的瓷器和窑具。
青瓷碗残片
第二次发掘为2006年8月——11月，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对该窑址面临较为严重破坏而采取的抢救性发掘，以期解决中国陶瓷史上白瓷的起源问题。考古发掘地址是在安阳电池厂生产区进行的。共发掘探方7个，面积383平方米。灰坑或窖藏坑39个，灰沟4条，水井1眼。可复原瓷器900余件，以及大量的瓷器标本和部分窑具。瓷器主要器形有碗、罐、瓶、钵、盂、高足盘、高足杯、器盖及瓷塑等。釉色以青釉为主，白釉、褐釉次之。器物的胎壁较厚，胎质较为细腻，胎色灰白，说明瓷泥是经过淘洗的。器里外施釉，器外施釉不到底。青釉呈玻璃质，光泽较强，透过釉层可以窥见胎面。釉厚处色浓，釉薄处色淡。常见的有青中带绿，青中带黄以及青灰、青褐等色。施釉一般薄而均匀，流釉现象不甚显著。因系叠烧，器物里面都留有较大的支烧痕迹。
青釉钵残片
窑具主要有单个支珠、三岔支钉、托杯、支圈、垫环等。从出土器物看，均为裸烧，没有使用匣钵。也没有发现匣钵残片。
镇墓兽残片
第三次发掘是2008年10月至2009年5月底。
1995年安阳县辛店乡灵芝村，发现一处早期青瓷窑址。出土器形有盒、罐、瓶和钵形器等，器壁一般较厚，胎质细腻，胎色灰白。器里满釉，器表半釉，有垂釉现象。釉色青中闪黄、光泽较强，透过釉层可窥见胎面，与相州窑产品相同。窑具有支烧、垫饼和器托，未见匣钵，当系叠烧。这个窑址资料至今也还未整理发表。
第二、三次发掘出土标本：
Ⅰ式瓶
Ⅱ式瓶
三系罐
四系瓶
矮足盘
高足盘
乳钉纹高足杯
乳钉纹高足杯
第二、三次发掘出土窑具
灵芝村窑址位置图
3、磁县、临漳县、峰峰相关窑址
需要提一下与相州窑相关的河北省磁县、临漳县、峰峰北朝至隋代瓷窑情况：
（1）贾壁村窑
1959年冯先铭先生发现并进行了调查。采集标本有：碗4式，高足盘、钵、盂、12足砚、壶、罐及少量支烧具。胎质分粗细两种：一种胎质细腻，瓷化良好，颜色灰白，青绿色釉。另一种是粗质，胎色青灰，颗粒较粗，多有黑色斑点，远未烧结，胎面施以青绿色透明釉。两种瓷质器物的内部均满施釉，器外半截釉，器外青绿色半截釉的轮廓清晰，青褐色釉轮廓不规整且多有垂釉。
贾壁村窑、临水窑位置图
青瓷碗
盘口三系壶
支具
（2）、临水窑：
由峰峰矿区响堂寺文管所、邯郸陶瓷公司文物爱好者、《邯郸陶瓷史》编写组的部分同志共同发现的。2002年5月，由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和峰峰矿区文保所联合发掘。其第一期遗存北朝至隋唐，二期为宋末金初。出土青釉器最多，青釉器中以碗最多，其次为高足盘、钵。黑釉器（包括黒釉、酱釉、酱黑釉等）有碗、双系钵、盆、长颈瓶、研磨器等。白釉器：有碗、短流盂。三彩器有钵、炉等，胎质疏松，颜色发白。窑具多为三叉形支具。
高润墓出土瓷器
鸡首壶
碗
（3)、曹村窑
2009年春夏之交，中国防卫科技学院王建保副教授、郑州大学李国霞教授等人在河北省临漳县习文乡曹村附近的漳河河床考察时，发现了一处北朝瓷窑遗址。在300密度半径范围内，发现北朝时期的器物残片、窑具等。器物有碗、盘、杯、高足杯、瓶、钵等；釉色可分为酱油、青釉、青黄釉等；胎色有灰白色及红色陶胎。窑具有三叉形支钉、空心支柱等。2009年12月河北省磁县文物保管所、临漳县文物保管所对此遗址进行了初步勘探和小面积试掘，出土有窑炉、陶片、青釉陶瓷片、三叉形支具和钱币，初步推定是一处东魏至北齐时期的陶瓷窑址，其下限至隋代。这一次重大发现对研究北朝瓷器的产地问题大大推进了一步。
曹村窑位置图
曹村窑采集瓷器：
与范粹墓瓷器比对
与范粹墓瓷器比对
白釉、黄釉碗
青釉、白釉瓷碗
支柱
三岔支具
黄绿彩四系罐
白釉四系罐
酱釉陶残片
二、安阳北朝、隋墓出土瓷器
安阳一带，北朝、隋墓中已发现大量瓷器，且有不少出自纪年墓中，这为我们研究这个时期瓷器提供了可靠的资料。相州窑的发现又进一步解决了这些墓葬出土瓷器的产地问题。所以探讨安阳相州窑瓷器应该与当地墓葬出土的北朝、隋代瓷器资料结合起来研究。
1.北朝墓出土瓷器
建国后的豫北地区，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北朝瓷器不断有重大发现。在安阳发现武平六年（576年）北齐凉州刺史范粹墓，出土瓷器13件（一说15件），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北朝白瓷，有白釉四系罐2件、白釉带绿彩三系罐2件、白釉壶1件、白釉碗2件（一大一小）。濮阳北齐武平七年（576年）李云墓、武平七年李亨墓沁阳县北朝墓、南乐县北朝墓、安阳县北齐和绍隆夫妇合葬墓，也出土有青瓷。在鹤壁二矿俱乐部东出土1件北朝青瓷莲花八系尊。2002年内黄县发现北齐天保元年（550年）的王谟及其家族墓三座，也有青瓷发现。
2005年至2009年在河南安阳县固安的南水北调总干渠中线工程的考古发掘中，发现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处北朝墓葬群，发掘面积25000余平方米。已经清理出和正在清理的墓葬333座，据不完全统计，已发掘出的墓葬有战国32座、秦汉68座、魏晋6座(曹魏3座)、十六国3座、北朝144座(东魏50座、北齐92座、北周2座)、隋3座、唐3座、宋1座和清6座。其他正在发掘时代尚待判定的墓葬60余座。出土文物2201件。据已报道的编号M2的北齐墓内随葬瓷器13件，器形有豆、罐、碗、盏等，其中出土的1件标本M2：罐，通体施白釉，釉色偏青。高20厘米，口径8厘米，腹径17厘米，底径9厘米,罐施白釉，形状为侈口，圆唇，束颈，圆肩，小底，最大径在肩部。虽然胎体呈白色，但是质地较粗不纯，仍然保持了早期青瓷的某些特性，表面釉层很薄，与胎体结合不牢。釉色虽白，但是白中泛青，应该是处于从青瓷向成熟白瓷过渡阶段。另在M72中也出土一件带绿彩的双桥形耳系的白瓷壶。
范粹墓出土瓷器：
李云墓出土瓷器：
黄釉绿彩四系罐
青釉刻花六系罐
青釉四系罐（李亨墓）
固安出土瓷器：
2、隋墓出土瓷器
建国前在安阳小屯的发掘中，共发现了隋唐墓175座，其中大多数为隋墓，出土了一大批隋代青瓷。此批墓葬的完整资料至今未发表，现根据有关书刊发表的一些零星资料初步加以归纳，出土青瓷器有盘、碗、罐、高足盘、瓶、鼎、俑等。
张盛墓出土瓷器：
武士俑
武士俑
镇墓兽
象首壶
围棋盘
韩邕墓出土瓷器：
六杯高足盘
三、安阳相州窑瓷器的造型及装饰特点
1、造型特点
相州窑器物的胎壁较厚，胎质较为细腻，胎色灰白，说明瓷泥是经过淘洗的。器里外施釉，器外施釉不到底。青釉呈玻璃质，光泽较强，透过釉层可以窥见胎面。釉厚处色浓，釉薄处色淡。常见的有青中带绿、青中带黄以及青灰、青褐等色。施釉一般薄而均匀，流釉现象不甚显著，因系叠烧，器物里面都留有支烧痕迹。也由于是裸烧（不用匣钵）有的口沿外部多有互相粘连的残迹。
从三次考古发掘出土器物及安阳地区北齐—隋代墓葬出土器物并结合有关文献资料分析证实，隋代张盛墓等出土的瓷器应为安阳相州窑所烧。据出土器物地层的排比并结合墓葬出土器物，安阳相州窑烧造年代可早到北朝晚期。经隋朝达到鼎盛时期，并一直延续到唐朝。这和文献所记载的：相州北齐时在邺城，隋朝南迁安阳城的历史发展过程相吻合。烧造品种主要以青瓷为主，其次为白瓷和褐瓷。而安阳北齐范粹墓出土的瓷器应是河北临漳县曹村窑的产品。
由于相州窑产品质量优良，深受当时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喜爱。从目前考古发掘得知，北齐著名的范粹墓、李云墓和李亨墓出土的青瓷和白瓷与临漳县曹村窑相关。但有些器物与相州窑也有关联，如窑址出土的一件长颈瓶与范粹墓造型一样，腹部的彩斑装饰相同，唯呈现褐绿色，当与窑变失败有关。隋代张盛墓出土的60余件瓷器都是相州窑所烧。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自1966年至1975年间在安阳殷墟发掘了29座隋墓，除少数为平民墓外，多数为有身份有地位的官僚阶层的墓葬。说明相州窑的产品不仅被普通百姓所喜爱，并且也为上流社会所青睐。
两系盖罐
四系罐
（1）罐
北朝、隋代瓷器以罐为大宗，一般为二系、三系、四系不等。在罐的下腹部有一道较粗的弦纹将罐分为两部分，北朝时期的罐一般较宽矮，腹径和通高的比例相当，多为1:1，上腹通常做成莲瓣形。隋朝时期的罐类器形比较秀气，造型自然流畅，实用性强。通常为短颈直口，腹部圆鼓，腹的中部有一周粗壮的突棱，使腹部明显地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较下部瘦长。腹径的通高比例一般为1：1.5左右，少数为1：1。颈肩之间安复式双耳或桥形耳，或者两种耳相间排列，耳的高度与口沿的高度一致或略高于口沿。施半截釉。
长颈瓶
(2）瓶
隋代形制可分四种，一种是喇叭口，细长颈，丰肩，圆鼓腹，实足，瓶外部施半截釉。这种形制的瓶明显带有北齐同类器物的痕迹，与北齐范粹墓出土的白釉绿彩长颈瓶极其相近。另一种为盘口，细颈，颈部呈竹节状，斜肩，弧腹，实足，施半釉。北朝时期同类器形的口沿比较直，盘口比较深，沿唇比较尖，有的器物的颈部呈竹节状，腹部圆鼓。隋朝时期这类器物的口部多做成盘状或浅杯状，口微侈。颈部较长，肩部较斜。饼状实足，足的边棱用刀削去，部分器物出现浅圆足。初唐时期盘口变成浅盘状，侈口，颈一般都变长，瓶的腹部成橄榄状。另外两种瓶分别是三系或四系瓶，三系瓶口小，瓶身胖或矮。四系瓶口大，瓶身瘦或长。底部有平底，平底实足和浅圈足3种。
（3）龙柄双身壶
隋代典型器物。北朝时期目前没有发现，唐代也有双身的造型，但双龙柄单身的器形则很多。瓶的特征是盘口，细长颈，斜肩，有的腹部较圆鼓。
（4）壶的造型很多，有象首螭把，肩有八系，盘口有盖；有喇叭形座，扁腹长颈带盖的；还有带盖的腹部有四个环及口部似流尾装饰。
（5）天鸡壶（鸡首壶）一类器物北朝时期，壶的腹部较宽矮，底部也比较宽，鸡头小，鸡颈像管状。隋朝造型比较修长，上腹较圆鼓，下腹瘦长。鸡头雄健，鸡颈粗肥，像一只矫健的雄鸡。唐代初期天鸡壶较少见，个别造型类似茶壶（注子）。
（6）罈的上部为多级状的盖，器身侈口，束颈，身似圆桶，下有座。
（7）盘的形制可分为3式：Ⅰ式圆形，圈足低矮，盘心稍鼓起，内有凹弦纹；Ⅱ式上作浅盘形，口沿微外侈，圆唇，下为喇叭形高圈足；Ⅲ式为浅沿平底，盘底用泥条做成三个环足支撑盘体。
（8）高足盘一类器物盘较浅，口沿微外侈，圆唇，平底，多数盘内心有阴线弦纹二周，靠近盘心或周边。并在盘内心有3或5个支钉的痕迹。足有高或矮之分，高的为束腰形，矮的为喇叭形。北朝时期盘的边沿很直，沿唇较尖，喇叭形高足比较高而窄。隋朝的口沿比较宽，口微侈，喇叭形高足，比较宽矮。
（9）碗大多数碗的口微敛，腹部微鼓，腹壁较浅，浅实足，足心微凹，施半截釉，碗内心有3个支钉痕。少数碗是直口，腹部斜直，腹壁较深。可分为四式：Ⅰ式口微敛，曲腹平底；Ⅱ式直口或微敞，腹较浅直，碗里有三个支烧痕；Ⅲ式直口微敞，深腹；Ⅳ式为敞口外侈。与北齐的深曲腹，高实足外撇，有明显区别。
（10）平底杯可分为三式：Ⅰ式口微敞，曲腹平底，杯心有三个支烧痕；Ⅱ式敛口深腹，腹部圆鼓；Ⅲ式直口或微敞，深腹，腹壁较直，在盘心有一圆柱。
（11）枕的特点是枕面凹下，两端翘起。
（12）砚为圆形，直领，砚面隆起，周围凹槽，下有间隔不等的15-22个蹄足。
（13）隋代器物底部一般为小平底，底下安一圆饼状实足，足的边棱用刀削去，部分器物出现浅圈足。北朝时期通常没有圈足，而初唐时期逐渐多起来，圈足也逐渐加高。
2、装饰特点
相州窑烧制的器物不仅釉面光亮，而且往往还有花卉纹饰。装饰方法有刻花、划花、印花和贴花等多种方法。器物的纹饰简单、质朴。花卉类的莲花瓣纹样仍是装饰的主流，有仰莲、覆莲，有的装饰的瓶的颈部，有的刻在盘子的内底。出土大量瓷片标本中，有相当数量的器物是利用覆莲瓣的形状巧妙地做成器座，这在隋墓出土器物中经常见到，在相州窑标本中也有相当数量带有莲瓣图案的残片。这些莲瓣装饰的大量使用，是受北朝佛教装饰艺术的影响。属于花卉类的还有卷草纹、花叶纹、宝相花纹等。另外，在相州窑瓷器的装饰题材中，也有不少几何纹，有阴刻或凸线纹，还有乳钉纹。相州窑出土器物中几件高足杯，杯身施满大小不一的乳钉纹、新颖别致，在同期隋墓中很少见到。
相州窑隋代青瓷器里处施釉，但外部施釉不到底。釉为青色玻璃质，光质较强，透过釉层，可以窥见胎面。釉厚处色浓，釉薄处色淡。常见的有青中带绿，青中带黄以及青灰、青褐等色。施釉薄而均匀，流釉现象较少。因系叠烧，器物里面往往留有支烧痕迹。
纹饰以莲瓣为多，常见于器盖的顶部，碗芯的中央，瓶的肩部和器座的表面。莲花纹样的出现，看来是与佛教有密切的关联。邺都在东魏、北齐时期佛教盛行，出现了竺佛图澄、道安、法上、僧稠、僧凭、慧光、僧达等高僧，曾劝说隋文帝恢复佛教的名僧昙迁也曾隐居过邺西林虑山净国寺。由于佛教广泛流传，象征清静高洁的莲花作为图案标志就反映在某些生活器皿里。瓷器的装饰艺术也就有的经过艺术提炼的莲瓣图案，并渐扩展。与佛教有关的纹饰还有卷草纹，又称忍冬纹，主体呈二方连续的横向S形，在S形的不同区域可随意添加不同内容的花草纹饰，构成变化多端面又延绵不断的绳枝形图案，象征着动物息息相生，永无止境的强盛生命力。其它装饰题材有草叶纹、三角形纹和水波纹等。以少量的模印或刻划在器表上面简单朴素纹饰为绿黄色的薄釉笼罩，使器物表面显得分外美丽，这些均为相州窑青瓷的显著特点。
四、相州窑的烧造年代
有关相州窑的烧造年代，古文献中并无记载。从窑址试掘材料看：出土的大、小碗、高足盘、矮圈足盘、四耳罐与隋仁寿三年卜仁墓同类瓷器相似；小碗、矮圈足盘、四耳罐与隋开皇九年宋循所出器物相同；武士俑及莲瓣装饰和开皇十五年张盛墓器物相似；云形饰物与西安郭家滩隋大业六年（610年）姬威墓出土的方形玉饰也相同。另窑址内还出土隋代五铢钱。据此，有关学者已推出该窑的烧造年代为公元七世纪的隋代。
由于该窑址只是发掘面积有限，出土遗物欠丰富，不能在整体上揭示该窑的内涵。窑址的上限还不清楚。但从相州窑址内发现了贾壁村窑早期产品相近的青瓷罐器形、莲花纹饰、耳系装饰等。都在相州窑同类器中有承袭关系，所以李云、范粹等北朝墓中出土的部分瓷器也应属相州窑的早期产品。因此，相州窑烧造瓷器的最早年代，可以上溯到北齐时期。
自东魏天平元年，（534年）元善迁都邺城以后，政治中心转移，豫北冀南的漳河沿岸一带，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北齐时，这一带出现短暂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的局面，所以陶瓷手工业才得以较快的发展。隋王朝统一中国，封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各种的窑口迅速兴起，开创了制瓷手工业的新纪元。仅从安阳市西南部的洹河两岸密布的唐、宋、元各代古瓷窑址，相州窑给后代瓷业发展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五、相州窑青瓷的渊源与发展
有关青瓷的起源问题，当代许多学者已作过很多研究。随着我国陶瓷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改变和深入，那么安阳相州窑的青瓷究竟起源于何时，也是需要我们深入广泛进行调查研究，才能得到解决。
青瓷的产生主要由瓷土作胎，高温窑炉创制成功，以及釉的发明这三个条件所决定的。三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1977年底至1987年发掘的汤阴白营龙山文化聚落遗址中，出土了夹砂白陶鬶把、器盖、器盖纽及细砂黄白陶鬶各一件。白营遗址早期年代距今4110±80年，晚期距今3700±100年。属于先商文化。这种白陶到殷商时期进一步得到发展，胎色更加洁白。在殷墟发现的白陶有：30年代在侯家庄西北岗墓中出土完整和可复原的容器有10多件，陶埙一件，残片663片。1950年武官大墓内出土卣，缶、尊、盘、皿等残器10件，残片数10片。1978年，在侯家庄北一号墓出土白陶片820片。1984年，在武官北地一甲字形大墓（传出司母戊大鼎的墓）出土90余片。商代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发展时期。商代先后在安阳一带建都的有“亳”（今内黄亳城，）“殷”（今安阳小屯村）。由于都城的建立，不仅使这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有了新的发展。而且农业和各种手工业生产，也较前代有了很大的提高，手工业中的青铜冶炼创制了高温窑炉。高温技术的出现为烧造白陶提高烧造度进一步创造了条件，高温下的器物表面局部出现了一层极薄的“光亮面”。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受到这种“光亮面”现象的启发，反复试验，于是发明釉。殷代釉陶上面的石灰釉是后世青瓷的鼻祖。当人们有意识地把配制的釉料涂在用瓷土制成胚上，放入高温窑中锻烧，这就是青瓷的开始。这些原始青瓷大多见于殷墟第四期居住遗址和墓内，器形有豆、瓿形器、罐、壶、器盖等。西周时的青瓷，是1932-1933年间在浚县辛村西周墓出土的瓷器，器形有豆、瓿形器、瓮、尊连底器和器盖。1982年鹤壁博物馆征集到一件西周时期青瓷豆。
战国时期的赵国，自三家分晋后，先都晋阳（今太原），后徙中牟，中牟城在今鹤壁市境内（据近年考古新材料和文献研究，赵都中牟应在林州境内）。东汉末年，曹操破邺城，营建邺都。接着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冉魏、前燕，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也相继在此建都。都城在此相继建立，使这一地区相继成为当时的政治、文化和商业中心，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发达，商业繁荣，为瓷器等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2009年至2010年考古界最为轰动事件就是安阳曹操墓的发掘，墓中出土了3件青瓷罐。1974年，在安阳孝民屯晋墓出土褐釉瓷罐。北齐李云墓和范粹墓出土的精美瓷器正是当时青瓷发展的一个缩景。北朝的青瓷工艺，为隋、唐青瓷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时期带彩瓷器的出现，证明了北朝晚期安阳地区的制瓷工艺，具有自己的地方特色。从而使中原地区的制瓷工艺技术达到了新的水平。
隋统一中国后，封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从而为各种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安阳一带墓葬出土的隋代青瓷及相州窑青瓷的发现，反映了这个地区在隋代制瓷工艺技术的成就，特别是唐代及其以后陶瓷业的蓬勃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
综上所述，相州窑青瓷应起源于四千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即先商时期的白陶阶段，经过殷商时期的发展，出现了原始青瓷。到北朝渐趋成熟，形成自己独特制瓷技术的浓厚地方特征。到了隋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北方隋代青瓷重要产地之一，为唐代瓷器业的蓬勃发展作了技术上的准备。也为宋及以后中原地带制瓷业出现的“官窑林立，民窑四起”的繁荣局面开创了先河。由龙山文化出土的白陶器，殷商时期的原始青瓷到北齐、隋唐的青瓷器，它们之间有直接的渊源承袭关系。在不同时期，可能受到各个窑场的窑系的影响，互相进行过交流，但又确实扎根在予北冀南这个肥沃的艺术土地上，并形成自己雄建的艺术风格和农郁的地方特色，成为我国古代青瓷生产的重要地区之一。
六．安阳相州窑考古发掘工作的主要收获
1.解决早期北方地区部分出土青瓷的产地问题
曾有一种“南青北白”的定论，尽管被多年来北方地区出土的大批青瓷所推翻，但是“北方青瓷”窑址到底在哪里，长期没有得到解决。近年来，河南安阳相州窑、灵芝村窑，巩义铁匠炉村窑、白河窑，河北临漳县曹村窑、磁县贾壁村、临水窑先后发现了北朝至隋代青瓷窑址。这些窑址成为探索我国早期北方地区生产青瓷的主要地方。
2.解决了中国陶瓷史上白瓷的创烧年代问题
过去认为白瓷出现在隋朝，通过对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等墓葬及相州窑址的考古发掘，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北方地区（黄河以北地区）白瓷产生的年代最晚应该在北朝晚期。白瓷和青瓷的唯一区别，仅在于原料中含铁的含量逐渐减少，经过长期反复实践，终于诞生了白瓷。（2009年巩义市白河窑出土了北魏时期的白瓷杯。）
3.解决了安阳及周边地区墓葬出土瓷器的窑口问题
相州窑位于隋代相州城北的洹河之滨，卜仁墓位于相州城西北7里定延乡（据墓志），张盛墓位于相州城北5里白素乡（据墓志），两墓皆距相州窑很近，而墓葬中出土瓷器相同。由此可知相州窑的产品不仅是相州一带居民日常生活用瓷，而且洹滨隋墓出土的明器也多出产于此窑。尽管河北磁县的贾壁村窑也生产隋代青瓷器，但毕竟距安阳相州的路途较远，所产瓷器品种也较为简单（碗、高足盘、钵类器），窑的规模也不及相州窑大。多年来，人们对安阳地区出土的大批青瓷的烧造地点猜测不一，如今相州窑的发掘确凿证实了这处窑口的地点，这是我国北方青瓷史上的一个重要收获。
七．安阳相州窑的历史地位
1.是目前发现的我国北方地区生产早期青瓷的一处重要窑址
过去，北朝烧造青瓷的窑址除山东外，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省一直没有发现。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北齐和绍隆夫妇合葬墓、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李亨墓等，出土的精美瓷器一直确定不了窑口。这次相州窑的考古发掘，确立了由过去普遍认为相州窑的年代为隋朝而改为创烧于北朝晚期，隋朝达到鼎盛时期，一直延续到唐朝。
2.是目前发现的我国北方白瓷的诞生地之一
隋代虽已经成功地烧制出接近标准的白瓷，但青瓷是生产的主流，相州窑出土的瓷器也证明了这个史实，无论是墓内随葬和窑址所见，当时青瓷的制作具有较高的水平，为唐、宋时代的瓷业勃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国早期瓷器，属于青釉系统。安阳相州窑白瓷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史上的里程碑，它是后来各种彩绘瓷器的基础。没有白瓷，就不会有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粉彩等各种美丽的彩瓷。
3.最早采用白色护胎釉工艺
瓷器上釉前，在胎体上先施一层白净细腻含铁量特别少或根本不含铁的瓷土作为护胎釉，这样既可克服瓷器表面粗糙或凸凹不平的缺点，又可掩盖胎料中因杂质未除净而泛出的杂色或黑点。具有玻璃质特点的釉层有白色护胎釉衬底，能提高釉色的明亮、莹润和玻璃质感的程度。过去有人认为瓷胎上施白色护胎釉这项新工艺开始采用于唐代的邢窑白瓷，根据实物观察，隋代已采用，这是隋代制瓷工艺上的一个新成就。
与磁州窑相似的扒村窑，它有什么特点？
在今河南省禹县扒村，故称扒村窑。扒村窑创烧于唐代，终止于元代。是我国北方有特色的一座民窑主要品种有白地黑花、白釉、黄釉、黑釉和青釉，器型有碗、瓷盘、枕、花瓶、罐等等。但以烧白地黑花瓷器为主。
宋代扒村窑的釉下黑褐彩器在器表题写书画诗句作装饰，在碗、盆中心画一枝花叶或书写大字，如“风花雪月”、“花”、“书”、“张”、“道”、“忍”等字。
扒村窑器的构图严谨，一般装饰多用花草、莲瓣、水藻、鱼、人物、鸟兽、荷花等。纹样线条流畅，生意盎然，富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格调朴拙粗犷，取材来源于生活。扒村窑瓷器以富有乡土气息与民间色彩而见称，在宋代瓷中别具一格。特别是画面装饰多取材于当时人们喜闻乐见的生活小景，极富有生活意趣与幽默感。
扒村瓷的风格有点像磁州窑系的产品。装饰品种有白地黑花、黄地黑花、白釉划花、红绿彩、三彩、白釉、黑釉、黄釉器等，但是它的陶瓷纹饰笔调比磁州窑更加粗放凝练，黑彩也更加浓厚，它的装饰技法主要采用绘画和划花，分为釉下和釉上两种彩绘。 扒村瓷胎质坚硬；但略微显得粗糙，胎有深灰和米黄两种，釉面没有光泽，白釉通常泛乳黄色。白地黑花瓷虽与磁州窑相似，但也有明显的区别：一是黑彩浓厚；二是纹笔粗犷；三是支烧痕不同。磁州窑支烧痕为长条形，该窑支烧痕为不规则形。在扒村窑的产品中，折沿花卉大盆最具代表性，盆内用黑彩绘莲花，纹饰布局层次繁多，这是扒村瓷器装饰的一个重要特征。
明代民窑颜色釉瓷之哥釉瓷
哥釉瓷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哥窑产品。它的重要特征是釉面开片，这是瓷器釉面的一种自然开裂现象。开裂的原因有两种：一是成型时坯泥沿一定方向延伸，影响了分子的排列；二是坯、釉膨胀系数不同，在焙烧过程中，釉面产生较大的张应力，使釉面形成许多裂纹。开裂原是瓷器烧制中的窑病，但人们掌握了开裂的规律，有意识地控制并强调开片，造成了一种缺陷美，从而打破了单釉瓷的均衡与单调，化腐朽为神奇，令历史文人骚客大加赞赏。由于历史上的哥窑窑址至今尚未找到，加之它的年代确实存疑，因而，成为目前学术界的一大悬案。
翻阅古文献，最早记载与哥窑有关的是成书于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刊刻的孔齐所著《静斋至正直记》“窑器不足珍”里：史行素说：“……乙未（即至正十五年〈1355年〉）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辩也……’”这段话说明“哥哥洞窑”至元末仍在烧造，而且“绝类古官窑”。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成书的曹昭《格古要论》“哥哥窑”中：“旧哥哥窑出……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成群队者，是元末新烧，土脉粗糙，色亦不好。”这里提到“元未新烧”，那么究竟哪类品种属哥哥洞窑或哥哥窑？
笔者有幸参加了1992年10月上海博物馆建馆四十周年而举办的“哥哥瓷器学术座谈会”，会上，海内外诸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讨论热烈。其间参观了北京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单位带来的出土实物资料。从实物资料的时代排序上，南京市博物馆1970年10月清理的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东胜侯汪兴祖墓葬出土的青灰釉葵瓣口盘，较引人注目。该盘釉质肥厚，釉面开大片，圈足露出紫酱色胎骨。这是否是“元末新烧”的哥哥窑，诸专家各执一词，意见难以统一。况且，窑口问题尚难以确定。因而，以上所见所闻，似乎与本文所述的景德镇仿哥釉瓷器，相距甚远。
2000年5月，笔者参观了南京博物馆隆重推出的全新陈列展“明都南京”。展柜中有一件仿哥釉贯耳小瓶，令人为之一振。该瓶造型清秀古朴，颈修长，呈圆柱形，瓶口下沿饰一对小巧贯耳，腹部呈球形状，留有一道明显接痕。瓶外壁通体施釉，釉面匀净滋润，呈灰白色，开有细密片纹，纹路微微闪黑，口沿、底足露胎处呈酱褐色，即所谓“紫口铁足”。此瓶1959年春，出土于江宁县东善人民公社印堂村东观音山龙埂之西的沐英墓。“沐英（公元1345年～1392年），字文英，定远人。少孤，从母避兵，母死，太祖与孝慈皇后怜之，托为子，从朱姓，年十八，授帐前都尉……”作为洪武帝的义子，这件仿哥釉贯耳小瓶，应是沐英生前所好之物。笔者就此，查阅了上海市青浦县元代任氏墓葬出土的官窑贯耳瓶、杭州元代鲜于枢墓出土的青瓷贯耳瓶等资料，并与之器物进行比较，发现三者墓葬中的贯耳瓶，从器型上比较，各有特色，并具有承上启下的关系。
其一，上海市青浦县元代任氏墓的南宋官窑贯耳瓶，直口，颈长度适中，两侧贯耳较大与瓶口平齐，丰肩，腹扁圆形若荸荠状，圈足，器身纵横细纹开片，施灰青釉。器口、耳釉薄处略呈紫色，即“紫口铁足”。杭州元代鲜于枢墓出土的青瓷贯耳瓶，直口方唇，两侧饰贯耳略小，但低于瓶口，斜肩鼓腹，矮圈足。圈足底无釉，呈现二次氧化的朱砂底。三者之间同样是贯耳瓶，由于时代不同其器型的局部演变，呈现出各自时代和窑口的特征，因而具有较明显的差异。其二，沐英死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其墓葬出土的仿哥釉贯耳瓶，在时间上应为其下限。笔者认为，成书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的曹昭《格古要论》中所述哥哥窑器，应指此类器物。其三，仿哥釉贯耳瓶出土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填补了古文献中明洪武年间无仿哥釉窑器记载的空白，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弥足珍贵。其四，笔者经过认真仔细的研究，以及与其相关的资料进行比较认为：这件仿哥釉贯耳瓶，应为江西景德镇仿哥釉产品。
目前，许多出版物中，都认为明代仿哥釉瓷始烧于永乐末年，其依据是明皇甫录《皇明纪略》中，记载了明仁宗在太子时，喜爱哥窑并仿制成功的史实：“都太仆言，仁宗监国问谕德扬士奇曰：哥哥器可复陶否？士奇恐其玩好心，答云：此窑之变，不可陶。他日以问赞善王汝玉，汝玉曰：殿下陶之则玄成，何不可之有？仁宗善，命陶之，果成。”然而，笔者在扬州市缺口基建工地，与洪武地层叠压的永乐土层中采集到民窑仿哥釉碗的残件，其造型均为撇口，分厚胎、薄胎两种。其碗腹部丰满，器面光素，内外均施哥釉，釉面光润肥厚，无橘皮纹，呈灰青和灰白色。开有细密片纹，纹路均微微闪黑。无“金丝铁线”，厚胎碗外壁有旋坯痕，圈足小。呈外敛内坡式，足端外侧斜刮削，足端平切，足内为细砂底，有旋痕。由于厚胎碗胎土中掺和含铁量较高的紫金土，故底足露胎处为酱褐色，胎釉结合处有火石红痕，而釉面的青灰色也应是受此影响所致。由于薄胎碗胎土中掺和紫金土较适度，因而釉面呈灰白色。
宣德时期，御窑厂仿宋五大名窑产品之风颇盛，仿哥釉瓷器也在情理之中，所见仿哥釉瓷的造型有菊瓣盘、菊瓣碗、鸡心碗、菱花式洗、执壶、三足旋纹炉等，釉色多为细密片纹，纹路微微闪黑闪黄，不像传世典型哥釉开片纹大小兼有，错落有致，也没有所谓的“金丝铁线”、“紫口铁足”的特征，仅在器的底面上用青花双圈署六字双行楷书年号款。
而此时民窑受官窑仿哥釉瓷器的影响，生产了许多日用器皿。在上述扬州市同一地点，永乐地层上方土层中，笔者采集到仿哥釉碗、盘、洗。其碗为撇口，造型古拙凝重，碗壁厚度自上而下均等，碗心为确保烧结，减少厚度，旋削后，留下隐起的台阶痕。碗内外施哥釉，釉滋润肥厚，有油腻的酥光，釉面均匀，有橘皮纹和缩釉点，釉色呈灰白色，釉面开细密片纹，纹路微闪黑，圈足与碗整体相比较稍大，呈外直内斜坡式，足内施哥釉，足际较圆，足露胎处为浅褐色。而盘为收口式，微敛口，浅弧形壁，盘壁上薄下厚，盘心内留有修坯后的台阶式旋纹，盘心微下塌，器内外均施哥釉，釉肥厚匀净。有橘皮纹和缩釉点，釉色呈灰青色，釉面同样开细密片纹，纹路闪黑，圈足大而与口沿较近，呈外敛浅足。
足内施青灰釉，釉面有缩釉点，却无开片纹，足端平切。足露胎处和盘底漏釉处呈酱褐色。还有文房用具洗，其造型为花口式，矮壁，广平底，底心微下塌，为外敛浅足。器内外施哥釉，开细密片纹，釉色呈灰青色。足内施白釉，足部露胎处为浅褐色，胎釉结合处有铁锈褐色痕。与官窑别致华贵的菱花式洗相比，民窑仿哥釉花口洗，工艺虽相对简略，但仍不失古拙典雅之风范，甚为罕见。另外，笔者在工作中还发现一些仿哥釉水盂，由于器型较小，制作粗糙，往往不引起人们重视。其造型为矮直口，圆唇，丰肩，腹部丰满而有接痕，器内留有明显涡状旋削痕迹，内外施哥釉，釉肥厚滋润，釉色呈灰青或灰白色。足呈内外斜削式，足端较尖，底面旋削较粗，砂底，足端与底面露胎处为浅褐色。
与宣德时期相比，成化官窑仿哥釉瓷器无论是数量、品种，还是制瓷质量，都高于明代同类品种的水平。造型有贯耳瓜棱小瓶、撇口瓶、梅瓶、菊瓣碗、卧足碗、盘、凉帽式小碗、小杯、八方高足杯、钵式三足炉等。其特点是釉质肥润，匀净光亮。釉色有粉青、月白。釉面开有大小片纹，纹路呈黑色，器口与足端涂酱黄釉或酱褐釉，以达到摹仿传世宋哥窑“紫口铁足”的效果。足内施哥釉，暑青花楷书六字双行，外围双圈或双方框款，也有不暑款的。
而成化民窑仿哥釉器，直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这方面的报道和实物资料。
嘉靖、万历时期仿哥釉瓷器的生产仍在继续，所见的传世品有碗、盘、文房用品、梅瓶、胆瓶、葫芦瓶、鱼耳炉等。其胎体厚重，质地粗松，器身欠规整。釉质凝厚，釉色呈月白、米黄，不光亮。釉面开片较细碎无规则，片纹呈深灰或黑色，器口沿仍涂酱色釉，以示“紫口”。其中，不乏有佼佼者在仿传世哥窑中达到逼真的程度。
万历时期还出现一种哥釉青花器，显而易见是在仿哥釉器的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新品种。所见传世品中有瓶、罐、洗、炉等，器物大多胎体粗松厚重，有明显接痕，釉面肥厚，闪米黄色，开片纹路有深灰、粉红色，青花色调蓝中泛黑或发灰。常见用白花、赭花堆出简单图案装饰。如：花蝶、松鹤、鹿等。堆出的白花、赭花不开片纹，底足处理不规整。此外，在江西省南城县天启四年（1624年）墓中出土的哥釉青花松鹿梅瓶、江西省南城县崇祯元年（1628年）墓中出土的哥釉青花折枝蝶胆瓶，也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笔者通过研究认为，明仿哥釉器，从明初至明末，基本上是延续不断的，只是“空白期”较有证据的实例较少，而明末数量则不多，因此需要多做调查，以求得更多的了解。
德化窑青花瓷器几个问题的探讨
德化位于福建省中部，地近东南沿海，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瓷业生产区和外销瓷的重要产地之一。从1954年华东文物工作队调查德化青花窑址开始至今，经过各级文博单位的调查，在全县的15个乡41个村发现青花瓷窑址达130处，散布于德化城乡。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对德化青花瓷器的研究重视程度不够，至多也多是偏重于美术史方面，对德化青花瓷器发展史研究不够。本文拟对德化青花瓷的烧造时间、生产方式、烧造技术、重要地位、外销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 关于青花瓷器的烧造时间
德化青花瓷器始烧于何时？史书上并无记载，英国著名的东方陶瓷专家J．M．艾迪斯认为，福建在南宋开始烧造青花瓷器，纯属推测，不足为信。在德化青花窑址中所出土的带纪年款的青花瓷器很少见，主要发现有“成化年制”纪年款。在德化三班乡三班村的桐岭窑址、浔中乡良太村后所窑、浔中乡的石排格窑、宝寮格窑等均有发现。这种带纪年款的碗，碗的造型为直口、直腹、圈足，外壁饰船楼台纹、在纹饰的旁边题“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为（唐）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底款为“成化年制”。这种款识排列为两竖行，每排两字，字迹僚草，外面没有圈线，而真正的成化款多为双圆圈线及双方框线“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款为多见。人们普遍认为“成化年制”差不多全是伪款，根据与其同出的属于清代风格的青花瓷器而言，这种带“成化年制”四字款的青花碗属于清代。
那么德化青花瓷器生产始于何时呢？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比较保守地认为，约在明正德、嘉靖时期。1983年在德化的一座明墓中出土了郭真荫墓志铭。该墓志由瓷版制成，高14.2厘米、宽13厘米，中部稍凹，下端左右两角略残。铭文为：“德化县西隅上林，亡公郭真荫排行第四，生于甲戌年捌月拾贰日子时，没于辛末年柒月贰拾日丑时，享年伍拾捌岁。孝男郭祥祖奉祀，正德己卯年季春吉日书”。正德己卯年为正德十四年，即1519年。文字颜色呈铁锈，有人认为是含铁的泥浆写成，也有人认为是用土钴写成的。同一墓中出土了一件青花瓶，口径3.5厘米、高9厘米、底径3.5厘米，外壁饰菊花纹样。人们普遍认为，纹饰的颜料为土钴，即石墨。这件正德十四年墓葬出土的青花瓶，可以认为是德化目前发现的有纪年可考的最早的青花瓷器。不过，德化县所发现的一百多处青花瓷窑址中，从未发现有这类青花瓷。我们的看法是，在正德时期，德化偶尔用土钴作为颜料生产青花瓷器。但必须指出，整个时代，青花瓷器在德化根本就没有作为一个品种进行大量生产。
人们认为德化在明代开始大量生产青花瓷器，是依据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一件白瓷狮耳瓶而做出的揣度。该瓶青花书写“明朝天启肆年岁次甲子秋吉日赛谢”，造型属于明代，釉色白中泛黄，青花呈色暗淡，同样采取上述正德十四年郭真荫墓所出土的青花瓶所用的土钴。这种土钴的发色，同目前德化青花窑址中所采集的青花瓷标本截然不同。1973年在浔中乡高阳村后安岭出土了一座明万历十五年（1617年）的墓葬，同年在三班乡三班村也发现了一座“大明隆武元年”（即清顺治元年，1645年）的墓葬，这两座明末清初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白釉瓷器，但就是没有一件青花瓷器，这是德化在明代没有大量生产青花瓷器的考古学佐证。
我们认为，德化在整个明代的陶瓷生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其从宋元发展而来的闻名中外的白瓷。到了明代末期，白瓷质量下降，开始变得逊色。这在当时就有评论，如明末崇祯时的进士、后仕于清朝的周亮工在其《闽小记》中就说：“闽德化瓷茶瓯，式亦精好，类宣之填白。予初以泻茗，暗然无色，责童子不住茗事，更易他乎，色如故。谢君语予曰：‘以景德瓯，则嫩绿有加矣。’试之良然，乃知德化窑不重于时者，不独嫌其胎重，粉色亦足贱也”。类似的评论也见之于清朝郭柏苍的《闽产录异》一书。他说：“德化窑皆白瓷器，出德化县。顺治以前，老窑所制佛像、尊、罍、瓶、盘、盏皆精臻古雅，其色洁白中现出红色。至今价翔矣。然佛像不及荷台瓶，盘不及南北定，近胎地厚而粗，釉水莹而薄，渐不足贵。”这两部书所说大致相同，都指出明末清初时，德化白瓷开始走下坡路，而且就国际市场而言，白瓷地位开始下降，T．沸尔克（T．Volker）在其《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中，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写道：“从万历开始（1604年），销往欧州的瓷器差不多全是青花瓷器。我们认为，这也是清代德化青花瓷崛起的一个关键。”
二 关于青花瓷器的生产方式、烧造技术和原料
１、青花瓷器的生产方式
德化青花窑场的生产方式，史书并无记载。从窑址采集到写有商号的瓷器来看，有的瓷窑只有一个商号，如石坊垄窑、路尾窑、颠倒村窑、黄仔坂窑等就分别只有“成兴”、“上玉”、“荣胜”、和“万金”商号。但对德化青花窑址而言，大多数都发现有二个以上的商号，如石排格窑发现的款识有“丰盛”、“丰裕”、“胜玉”、“泉美”、“仁源”等，这些现象表明了当时德化青花瓷窑的生产，是一户的单独经营，或二至几户人联合经营的，其中联合经营的，可能是各户分开制造瓷坯，烧窑时合起来共同烧制，惟有这样，才会在同一窑地中的瓷器出现几种商号。德化发现的青花窑址，分布范围多在几百平方米之间，面积不大，这说明当时大部分烧瓷的生产规模都不大，是适用于这种个体或小型联合方式的。50年代，在德化浔中乡的宝美村，农瓷结合，农忙务农，农闲烧瓷，家家户户都有人烧瓷。但由于德化窑炉为阶级窑，故装烧一窑的花费很大，成本很高，因而出现了一种“各自制坯、合作烧窑”的办法，即每一家住户都在作瓷坯，每一家住户也就是一个作坊，他们各自作的“瓷货”多了，联合几家装烧一窑，据说这种办法是“自古有之”。所以我们根据这种情况，推测一个窑址出现二个以上商号的情形是一样的。福建的一些窑址相距几公里，甚至上百公里，都发现了相同商号的瓷器，这可能是因为某些商号作为吉言，为大家所乐于使用，但也可能当时用搭烧的方法烧制瓷器在福建的窑场中是存在的。特别是那种圈足底带“成化年制”款的装饰楼阁纹并题“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诗句的青花碗，在德化、永春、安溪的一些青花窑址中均有发现，这极可能是商人定货烧造的缘故，明显地反映出了资本主义萌芽和商业资本因素的痕迹。目前，一些国内学者研究民窑青花瓷器，多注重于其艺术特色，而忽视其他方面的研究，这是不全面的。
２、青花瓷器的烧造技术
德化烧制青花瓷器的窑炉，在汤头乡石公格、葛坑乡双溪口、霞碧乡朱地村、大铭乡联春瓷窑等地均有发现。从出土的青花瓷片看，这些窑炉都为清代，尚没有发现明代的窑炉。
由于没有发掘，窑内结构不详。从表面观察，可分为二种类型：第一种为龙窑，朱地村的龙窑，座北朝南，中部坍塌，首尾保存完好，龙窑约有20多目，石公格窑亦为龙窑；第二种为阶级窑，大铭乡联春瓷窑的阶级窑第二、三室保存完好，尤其是第三室几乎无损，左右各有一个窑门和观火孔，前后均有12个通火孔。
可见，德化烧造青花瓷器的窑炉主要为龙窑和阶级窑。龙窑倚山而建呈斜坡状，似一条火龙由山而下，故名“龙窑”。龙窑的特点是升温快，降温也快，可以快烧，能维持还原气氛，福建的阶级窑是从宋元时期的分室龙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谓“阶级窑”，从外形看，已经不像龙窑了，而是一个个像馒头状的窑室单独砌造，而又互相串联起来。日本人称之为“串窑”，比起龙窑来要高大些，一般高达3米左右，宽可达7米。每一室的隔墙上有通火孔，成为半倒焰式，对烧造胎釉含钾的瓷器（如青花瓷器）而言，尤为适合。
在德化的石坊窑等能见到许多顶部钻有圆孔的三角形试温标（火照），可见当时在烧造青花瓷器中，宋代以来使用试温标观察窑温和器物瓷化程度的做法还在使用。德化青花瓷器装饰方法均用匣钵装烧，避免了烟灰对瓷器的直接污染，匣钵因装烧器物大小、高矮而不同，但总的看来，有三种形状，即圆筒形平底、圆筒形圜底、漏斗状匣钵三种。圆筒形平底匣钵造型与宋代同类匣钵相同，形体较大，主要用于装烧器形较大的瓷器。圆筒形匣钵底部微呈弧形，器形较矮。漏斗状的匣钵外壁深于钵底，相叠时钵内空间较大，能装烧器壁较深的瓷器，对防止瓷器粘结在匣钵上有一定的作用。可见德化装烧青花瓷器的匣钵，已不再采用宋元时期所盛行的支圈匣钵。德化青花瓷器使用的匣钵多为一个匣钵烧一件瓷器，工艺往往比较工整。此外，在德化各青龙窑中特别盛行对口烧，尤其是青花小蝶和杯，大都采用口缘对口缘扣在一起的办法来烧，因而这类器物的口缘都不施釉，用手摸感到很涩。青花瓷器的垫烧材料，主要为垫饼。在德化青花瓷窑，不见福建其它青花瓷窑所经常使用的以细沙为垫烧材料的现象，用沙垫烧可缩小空间，增加装烧量，但采用细沙垫烧，器物底部经常粘有一圈沙粒，这就是所谓著名的沙足青花瓷器。
青花瓷的制造方法，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已经总结出一整套的制瓷工艺。瓷坯主要采用轮制成形，就是将挖出的瓷土捣碎后，用水碓舂细去除杂质，把细泥捏成团放在转轮上拉坯或捏制成各种器形。器物的厚薄要适度，最后入窑烧制。乾隆版的《永春州志》云：“泥产山中，穴而伐之，绠而出之，碓舂细滑，入水飞澄，淘净石渣，顿于石井，以漉其水，乃博植为器，烈火锻烧。厚则淀裂，薄则苦窳，饮食之器多粗拙，今其细者颇亚于饶，罄瓶罐瓿，洁白可爱出德化，永春间有之。”这种作法，直到现在德化的一些非机械化窑场中还在使用。
３、青花瓷器的原料
德化境内多山，群峰叠翠，高岭土极其丰富。德化各青花窑场均采用本地的原料，往往都是就地取土，如德化下涌乡的羊条窑，黄仔坂窑和玉窑、凤坑后碗窑等，紧挨着瓷窑的当时采瓷土矿的遗迹仍历历在目。正是这些丰富的瓷土和山上茂盛的树木，充足的水源，使得德化青花瓷器得到大规模发展。
瓷器釉药的制造，是将最坚硬的瓷土，磨碎成粉，再经淘洗沉淀等手法。去掉粗糙的成分。然后加水成浆，加入石灰。经火热，石灰与坚硬之瓷土化合，成为一种易溶之化合物。釉药即成。这是本世纪30年代做法。50年代，德化县国营瓷厂的釉药配方，主要原料有三种：却正长石、石灰石和稻壳灰，和100斤石灰石，450斤稻壳灰搅拌均匀，烧成灰，然后用这种灰去和长石配合：一成灰、三成长石，配成第一种釉药，适用于低温釉；一成灰，五成长石，配成第二种药，适用于高温釉。这对研究福建青花瓷器釉药提供了一个比较接近的资料。
瓷器的青花料，成份主要是钴。德化的青花瓷器呈色是不一致的，其中有一种青料呈色给人一种苍郁沉滞的感觉，稍为接近染料中土靛的颜色，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这极可能是使用石墨所致，石墨亦含钴。据说，自抗战发生后，海路被封锁，德化的一些青花瓷窑就是用石墨来代替进口青料，事实上，在历史上，福建不仅对外出口瓷器，而且还出口瓷器颜料，对此，《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中有颇多的记载。这些所谓的制瓷颜料，毫无疑问，应该一大部分为青料。清朝初年后，德化开始进口青料，改变了单纯利用土产钴料的状况。直至抗战前，福建制瓷颜料包括钴料，完全仰给于外货者，其中十分之九是从日本进口的。
三 德化青花瓷在福建民窑的地位
我们已在前面分析，德化是在清代才把青花瓷器作为一个新的品种来烧造，以前人们所认为的德化自明代大量烧造青花瓷器的看法，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从目前的发现看，福建青花窑地主要分布在三个区域：即闽江上游流域的闽西北地区、晋江流域的闽中地区、九龙江流域的闽南地区。根据瓷器的不同特征，可初步把福建青花瓷器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明代中晚期、明末清初、清代康熙至道光、清代末期。总而言之，闽南的青花瓷器属于前二个发展阶段，而闽中的青花瓷器多为后二个发展阶段，这当然不是绝对的，如安溪的青花瓷器从明中期一直延烧至清代末期。福建自明代中期以后，烧造青花瓷器突然兴盛，可考虑是外来因素影响所致。明代中晚期，青花瓷器从江西分两路影响福建青花瓷器，一路是江西广东的饶阳和大埔一带传到福建九龙江流域的闽南地区，再影响晋江流域；另一路是直接从江西传播到闽西北的闽江上游流域地区。但到清代，德化青花瓷器崛起，结合自身的传统，反而以强大的势力影响福建青瓷窑。德化窑生产的青花瓷器虽然品种繁多，但实用性强，主要为碗、蝶、盘、瓶、香炉等，雕塑类产品极为少见。
青花题材取材丰富，有人物、自然景物、动物图案、植物图案，具体来讲，人物类中有高仕图，李白醉酒，题“志在书中”、“晨兴半柱香”文字的书斋攻读；植物类中有佛手、牵牛花、石榴、花篮、牡丹等；动物纹有亡龙纹（不只装饰在器内，而且延伸到外壁），还有城楼纹等，都是令人感到亲切的德化窑青花瓷器的典型装饰题材。德化窑也盛行文字装饰，如题“雪白山上高士卧，月明花下玉人来”；“月中丹桂连根拔，不许旁人折半枝”。“春色杏花香半里”；“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在德化窑中极为常见。
德化窑在装饰上注意青花纹样与白地之间的青白对比。德化窑产品质地洁白，以白见长。瓷工们在设计时注意使这一质地的特点得到充分的表露。因而以白底青花的数量居多，同时青花大都质朴洗炼，保留较大的白地空间，显示了白瓷魅力，这一点在福建青花瓷中非常突出。
德化窑的款识有双字作坊款、单字款、画形款、印章款、记年款等，但以双字作坊款最为常见，基本上都寄托美好的含义，因而大多为“玉”、“裕”、“珠”、“利”、“吉”、“玲”、“美”、“宝”等字，此外“月”也极为常见。
德化窑青花瓷器不但极大地影响晋江流域的青花瓷窑，如清代永春窑、安溪窑的青花瓷与德化青花瓷窑已趋同一致，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全福建的青花瓷窑，使得福建清代青花瓷器的风格一脉相承，造成这个原因关键在于信息传播以及陶工的互相往来。
闽北的民间窑场以烧制青花瓷器为主，以政和县的东平窑规模最为宏大。窑地分布在松溪河支系的碗厂溪、界溪两岸，东起安田村，西至平岩村，前后绵延15华里，现尚存窑炉3座，为简陋的阶级窑。特点是形体矮小，结构简单，节省材料与劳力，炉温易于掌握，瓷器装窑烧成周期短，即使是单家独户也能进行烧制与销售活动。瓷器以青花瓷居多，还有少量的白釉和酱釉器，胎骨呈白色，细腻坚致，釉水光滑明亮，白中微泛青灰，青花发色墨蓝、泉蓝、淡蓝、普蓝等。纹饰取材广泛，常见的有火珠云龙、海水云龙、花篮纹、绶带纹、飞凤、水竹、圈点纹和“百寿”、“兰色杏花香十里”字样。产品种类有碗、蝶、杯、匙等饮食器皿，风格是与德化窑完全一致的。事实上，据当地的《赖氏族谱》记载：东平窑系本省德化县赖氏、许氏工匠于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开创，衰于光绪年间。
东平窑而外。闽北建阳的大路后门、南山、小湖、浦城的珠塘、光泽等地烧造青花瓷器。其中大路后门窑的"晨兴半柱香"的书生课读纹盘、折枝纹、束莲重圈纹碗等制作的花色尤为明丽，与德化窑的制作风格如出一辙。据德化的《颜氏族谱》记载：有清一代颜氏家族不断有人前往建瓯、建阳等地筑窑制瓷。
1990年9月、1993年5月，我们二次到华安县下东溪头窑地调查，并有简报。有人认为下东溪窑址可能为“漳窑”遗址，在下东溪头窑地，漳瓷类标本少见，大部分为青花瓷器。装饰题材很多，其中有牵牛花、花篮纹，款识为作坊款在德化是最为常见的款识之一，而且溪头窑青花纹饰有断裂现象。这些产品可视为源于德化窑青花瓷。我们访问了当地老人，他们说，下东溪头窑的烧瓷师傅是来自德化姓苏的制瓷家族。
可见，德化窑青花瓷具有独特风格，窑地数量多，产量庞大，而且还影响全福建青花瓷器的生产，在中国民窑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值得研究。
四 关于青花瓷器的外销
１、文献记载的外销青花瓷器
德化所分布密集的青花瓷窑场，数百年间，生产了大量的青花瓷器，除供本地使用外，大都运销海外。关于中国青花瓷器的外销，首推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多数学者认为此书中记载“青白花瓷器”即是青花瓷器。到了明代早期，郑和下西洋的随行者费信所著的《星槎胜览》、马欢《瀛涯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等书都记载了中国青花瓷器在国外受到欢迎的事实。有外国学者认为，明代中晚期以后，中国外销瓷器差不多全是青花瓷器。
明清时期，福建地方志书对瓷器外销的记载微乎其微。道光十二年（1832年）刊行的《夏门志》卷五，洋船条云：“洋船，即南船之大者，船用三桅，桅用番木，其大者可载万余石，小者亦数千石，……其出洋货物，则漳之丝绸、纱绢，永春窑之瓷器，及各处所出之雨伞、木屐、布匹、纸创等物，但闽中所产茶铁，在所严禁。”德化旧志曾记载：“清康熙年间，青花瓷器畅销东南亚”。清代郑兼才在《窑工》一诗中写道：“……骈肩集市门，堆积群峰起，一朝海舶来，顺流价倍蓰，不怕生计穷，但愿通潮水。”说明当时瓷业在人民生活和发展对外贸易中的重要位置。但是此类记载多语焉不详。
欲明了福建青花瓷器外销，可参考《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by T. Volker），此书是根据1602年（万历三十年），至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荷兰统治爪哇时，在巴达维亚出版每日杂志（Dagh register）以及日本平户和出岛记录，采取关于瓷器的各种资料综合而成。荷兰占领台湾后，于1642年开辟了赤嵌港（Zea landia）。以台湾为据点，进行大规模的瓷器贩卖，在这种情况下，从福建各港口如福州、泉州、漳州、厦门出口的瓷器如潮水般地涌向台湾，再转运到世界各地。对这几个港口启航的船只数量、瓷器种类数量都有详细的记载。至于瓷器质量，一再强调有细瓷（Fine Porcelain）和粗瓷（Coarse Porcelain）之分，我们认为，所谓的粗瓷也就是德化等地民窑生产的青花瓷器。
我们知道17世纪70和8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不得不改销日瓷、东京瓷，甚至波斯陶器，这些陶瓷质量不如中国的瓷器，价钱也比中国瓷器高。这是因为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根据地在东南沿海地区坚持反清斗争。清顺治十二年，清廷严禁商民下海贸易。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九，刑考载“严商民之禁，奉谕，海逆未剿，必有奸民暗通线索，资以粮物。今后有犯者，不论官民，俱处斩，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赏告发之人，其地方文武官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不行与首，皆处死。”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特别是漳州地区的瓷器外销骤减。漳州地区的青花瓷器，年代大多属于明代中晚期，这可以相互佐证。自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驱荷兰人出台湾，至清军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收复台湾，福建瓷器的外销更是一落千丈。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解除海禁。福建自宋元以来就盛行的陶瓷贸易传统，经过一段衰败以后，又开始兴盛起来。这个时期德化的青花瓷窑发展很迅速，数量大增。不过，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日本瓷器已经崛起，并开始运销世界各地，福建已失去了传统的日本市场。尽管如此，福建青花瓷器的主要市场仍为传统的东南亚及非洲，这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
２、国外出土的德化青花瓷及有关问题探讨
德化的青花瓷窑群大多分布在河流两旁，如德化上涌乡的青花瓷群分布在大张溪及大张溪支流两岸，青花瓷器可通过河流直达安平港、福州港、然后出海，销往国外去。
德化青花瓷器，近年来在国外大量发现，表明产品深受海外人们的喜爱。根据有关资料证明，在东非的坦桑尼亚·坦噶尼喀，亚洲的叙利亚等出土了大量德化生产的青花瓷器，根据近几年来国外一些专家、学者到德化进行考察，看到德化窑出土的器物后提供资料，认为在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越南、柬埔寨、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地都有德化窑青花瓷产品的发现。如印度尼西亚发现的中国陶瓷数量无以伦比。1989年，前印度尼西亚陶瓷学会会长、著名的古陶瓷研究专家苏玛拉艾地亚文夫人（Mrs Sumarah Adhyatman）在访问夏门大学时指出，福建，特别是德化青花瓷器在印度尼西亚大量发现。在其所撰的《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古陶瓷》（Antigue Ceramics Found in Indonesia）一书中图引所示的半寿纹盘。圈点纹小碗、牵牛花碗、花篮纹盘、印“寿”字纹碗，都是德化青花瓷窑址中极为常见的出土物。
值得注意的是，1974年3至5月和1975年3月至4月，广东省博物馆先后两次组织了对西沙群岛的文物调查。发现了大量的德化青花瓷器，其中有牵牛花纹青花盘、碗、碟，云龙纹青花盘、碟，云龙纹火珠纹青花碗、城楼纹青花碗、佛手纹青花盘、寿字纹青花碗、半寿纹青花盘等。大量的德化青花瓷器在西沙群岛的发现。有的是当地人民的生活用具，但大部分应为德化外销瓷途经南海航线在西沙留下的遗物。
谈到德化青花瓷器的外销，有一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这就是关于克拉克瓷器的窑口问题，明代正德以后，欧洲列强直接来华进行瓷器贸易。当时我国输出的瓷器，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瓷器是专供出口的，即所谓的出口瓷器（export porcelain），同国内所使用的器物在造型上与纹饰都有很大的不同。克拉克瓷器是明万历时期典型的出土瓷器，但也不排除清代初期也有生产。克拉克瓷器在国外出土和传世也非常多，为典型的出口瓷已有定论。近几年在江西的南昌、会昌、广昌、鹰潭等地墓葬里均发现了一些。至于这类克拉克瓷器的窑口问题，国内学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瓷都说”、“广昌中转集散说”，还有“广昌说”。我们认为，克拉克瓷器的数量无与伦比，决非某一个窑口所能承担，德化陶瓷博物馆曾向民间征集到了一些典型的克拉克瓷标本（现存德化陶瓷博物馆），这些瓷器无疑就是德化本地生产的。我们也曾在福建平和县五寨乡青花瓷址、华安县下东溪头窑址采集到克拉克瓷器标本。因此福建应是生产青花克拉克瓷器的一个地方。
陶瓷知识频道为陶瓷网重要内容组成部分，我们精选的《铁店村窑乳浊釉瓷探讨》内容由编辑撰写而成，希望您对我们的《铁店村窑乳浊釉瓷探讨》一文感到满意，如需浏览更多专题请访问:唐朝形窑白釉瓷器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