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研究。
现代陶瓷史研究队伍可分众多流派，但有两个里程碑式的重要阶段或方法，则不得不提。一是陈万里先生为代表的陶瓷考古派，开创了陶瓷考古的先河，奠定了第一块里程碑，使陶瓷史研究步入科学考古的轨道。为什么说是以陈万里先生为代表的呢，因为陈万里先生是时代的产物，与他同时代的人，也有应用现代考古学研究陶瓷史的，但都不及陈万里先生成果辉煌，陈万里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１９２８年的《调查龙泉青瓷报告》，而张厚璜、李详耆合著的《钜鹿宋器丛录》初版于１９２３年，该书是１９２０年发掘钜鹿城的报告集，收录出土陶瓷文物资料，详加考证，注重科学考古，该书至今仍是研究磁州窑历史的重要参考书目。如果从时间上判断，张、李之书当是应用现代考古学研究陶瓷史的第一部专著。而陈万里先生则以他个人具有的艺术才华，又于１９３６年出版了《越器图录》，１９４６年出版了《瓷器与浙江》从而奠定了现代中国陶瓷之父的权威地位。陈万里先生解放后调入故宫博物院专门研究陶瓷史，如鱼得水，其成果令世人瞩目。陈万里先生多才多艺，他的个人摄影集，曾是中国摄影史上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摄影集，他的考古论文，旁征博引，文笔流畅，与其说学术论文，不如说文风清新的散文，读后令人赏心悦目，回味无穷。个人才华与时代机遇的结合，造就出第一个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第二个里程碑是以周仁先生为代表的科学家将科学化验引入陶瓷史的研究，从而使陶瓷史的研究沿着科学化验的道路进一步发展。１９５８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周仁等著的《景德镇瓷器的研究》，此后，沿着周仁开创的道路，科学工作者对耀州窑、钧窑、定窑、汝窑、龙泉窑及历代青花、色釉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化验。其学术成果成为陶瓷史研究的科学依据，被广泛地应用于陶瓷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之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周仁先生本人没有躲过十年浩劫，１９７６年以后才平反昭雪。
从陈万里到周仁，是陶瓷史研究道路上的两个里程碑。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新理论和新方法也开始被应用于陶瓷史的研究之中，并且也取得一些成果。但回顾学术发展史，我认为这两位大家的学术成就，应该让所有的陶瓷史研究者们景仰。
taoci52.com延伸阅读
近年中国瓷器史研究收获述评（下）
第五章装饰
中国瓷器不仅质地优良，而且在色泽、造型与纹饰诸方面尤具审美价值。但各报刊都很少发表论述陶瓷艺术的专门著作，因此这个范畴的研究仍然是极其薄弱的。就笔者阅读所及，有如下数篇值得介绍：
《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二期发表的陈文华《几何印纹陶与古越族的蛇图腾崇拜》一文，认为南方几何印纹陶上常见的云雷纹、S纹，棱纹、回纹、波状纹、曲折纹、叶脉纹、三角形纹、编织纹、篦点纹、圆点纹、方格纹等，都是蛇的形状、动态、斑纹的模拟或简化。南方几何印纹陶上出现这些纹饰是与这些陶器的主人——古越族对蛇图腾的崇拜密切相关。这类纹饰的兴衰(新石器时代后期至西汉初)，与古越族的兴衰大体上是一致的。这是近年来研究我国早期陶器花纹的一篇颇有新意的作品。
《文物》1979年2期、1977年2期、1972年3期发表了李知宴同志探讨三国魏晋至唐代瓷器分期的三文①，他对这一时期的瓷器进行分类排比，指出了各期瓷器在造型、装饰等方面的一些特征。该文虽属考古学研究，但给研究瓷器艺术的同志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资料。
《文物》1980年ll期《湖田窑各期典型碗类的造型特征及其特征成因考》一文，把景德镇地区从五代至明代的各种碗类进行了分期比较，指出它们在造型结构方面的特征，并从生产、生活与审美要求三个方面阐述了造型特征的形成原因。对于研究工艺品的造型艺术和辨别遗物的相对年代均有参考作用。
1981年《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第1期刊登的《元代窑事小考》一文，考证了元青花上常见的六瓣花为桅子花，对美国波普博士的定名——“射干”，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栀子纹样的风行是和当时统治阶级信奉喇嘛教有关，指出元代的一些陶瓷纹样与宗教意识的联系。同文又论证元王朝设置浮梁瓷局，大量烧造卵白釉瓷器，是出于“国俗尚白”的需要，在一定的程度上揭示了元代风行白瓷与蒙古民族的某种特有的爱好有关。
《文物》1979年第八期李纪贤《康熙五彩耕织图纹瓶》一文，考证了瓷瓶上的耕织图与焦秉贞的绘画非常近似，而焦秉贞的耕织图完成于康熙35年，指出具有同类纹饰的康熙瓷器当受焦图的影响，应制于康熙晚期。有力地证实了清初瓷器的部分纹样，很可能由宫廷画师设计,并对康熙瓷器的分期极富参考价值。
最近李泽厚同志在《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中顺及瓷器艺术时，谓:唐代瓷器有华贵的异国风，宋瓷则一色纯净。而明清瓷器则精细俗艳，它们与明代市民文艺相近，以另一种方式指向了近代资本主文。
1979年，南京博物院刻印了主志敏先生的《学瓷琐记》一书，该书约三十万言，叙述了商中期——晚清各期陶瓷器的胎釉、造型、花纹以及款式特征。作者特别重视景德明代民窑青花瓷器的断代，对于青花花纹的分类、排比作了大量的工作。其中虽然不无商榷之处，但资料丰富、分析细致，且富于创见。对我国文物考古界以及工艺美术界都有一定的影响。
另外，《硅酸盐学报》1978年第6卷4期和1979年第7卷1期连续登载的邓白同志《略谈我国古代陶瓷的装饰艺术》一文，也曾涉及这方面的问题。
第六章关于制瓷业经济形态与外贸外销瓷的研究
尽管瓷器生产在很早的年代(起码在隋唐)就是商品生产了，但人们对这个行业在唐以后各个时期的经济形态方面的特征很少考察。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史学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何时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时，才把注意力集中到景德镇和石湾陶瓷业。多数人认为景德镇明清之际的民营窑场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了。近二十年来虽有这方面的文章发表，但多数作者在观点与史料的搜集方面均无显著的进展。
唯潘群同志的《关于清代前期景德镇瓷业资本主义萌芽的考察》一文①则比以往的作者更重视御器厂的生产关系，重视行会作用的考察。作者认为：“清代前期景德镇瓷业‘官窑’仍占主导地位，还没有摆脱劳役经济的束缚，而受着劳役经济的支配。同时，就‘民窑’内部来看，还受着行会层层的束缚，使工匠不能自由出卖劳动力并使之成为商品。‘民窑’行业的众多，并非是建筑在商品经济发达基础上的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而是行会分裂的结果。这种行会手工业，不仅妨碍扩大再生产，而且墨守成规，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妨碍了资本主义萌芽成长”。不过，在文献史料十分缺乏的情况下，有关遗迹与遗物的考察似乎更重要。如果研究者能够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著名瓷区的窑业遗存的话，将有可能比单一的文献研究取得更大的收获。
关于外销瓷的研究，长沙窑是唐代的一所不见诸文献，但影响又比较大的窑场，它的贴有印花泥片与釉下褐、绿彩饰的瓷器，曾在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西亚一带都有发现。肖湘同志的《唐代长沙铜官窑址调查》一文(考古学报1980年第一期)介绍了带有纪年的窑具与器物。并认为该窑兴烧于唐，式微于五代，以唐元和——五代为其兴盛期。以上各地所出之瓷器，当为铜官窑在这一时期的产品。李德金等同志撰写的《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年2期)一文，将国内有相对年代可考的瓷器与沉船遗物进行比较，认为沉船中的瓷器为元中后期的产品；徐本章等同志《略谈德化窑的古外销瓷器》(《考古》1979年2期)结合窑址介绍了德化外销瓷在“宋元时代以青釉和青白釉为主，其中以青白釉为多。明代以白瓷为主”。并介绍了外销瓷的品种和品名。夏鼎先生的《瑞典所藏的中国外销瓷》一文(《文物》1981年5期)，征引了丰富的文献史料，介绍在18世纪的一百年间，我国瓷器输入欧洲六千万件以上，其题材则可分四类(纹章瓷、人物画瓷、船舶图、花卉)。并通过瑞典所藏中国瓷器；论证了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瓷器彩绘，采用了“泰西”画法，是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见证。
第七章三次学术讨论
近二十年，我国学术界围绕着陶瓷史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展开了三次讨论。一次是瓷器的出现年代问题，一是传世哥窑问题，一是青花起源问题。其中以瓷器的起源持续争论的时间最长。
一、关于瓷器起源问题
我国考古工作者很早就在西周遗址中发现了器胎灰青、坚硬致密、挂有一层透明青釉的窑器，人们都把它叫作“釉陶”。以后，郑州二里岗等早商遗址中又有这类遗物出土(近年来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又发现了类似的遗物)。1960年，安金槐同志即撰文阐述这类遗物就是瓷器①，其理由为：其器胎是由高岭土制作的并且有釉。其他的同志则以现代瓷器的器胎必须具有半透明感为依据，仍认为这类器物应该是釉陶或硬质釉陶器。第三种意见认为是半瓷半陶器，于是争论就展开了。
我们知道，在国外，窑器一般按其胎质大约可分如下三类：器胎疏松而吸水的称陶器，器胎致密而不透光者称炻器；器胎吸水率小于0.5%，在厚八毫米的情况下仍然有透光感的称瓷器②。如果按今天助习惯，把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釉器和商周时代的同类器物归入炻器类，就可不必争论了。但是我国历史上只有陶和瓷的两分法，而没有炻器这个概念。尤其重要的是，如果在古陶瓷研究领城引进西方的分类法，除景德镇十世纪前半期以后的产品外，极负盛名的越窑、龙泉窑、汝官窑、吉州窑以及在历史上都称瓷器并久享盛名的北方诸窑产品，就只能算作炻器了。这是我国人民不习惯接受、也是难以接受的。然而新石器时代、殷周时代的青釉器与无釉的陶器乃至施有低温铅釉的陶器有质的不同，但是它又毕竟不能与魏晋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青瓷和白瓷相提并论。如果把前者说成瓷器，那么我国陶瓷史上的极为辉煌的时代唐宋——特别是宋代的窑业成就有何进展之可言呢?结果考古学上的争论，实质上就变成了窑器分类标准的争论了。后来几经商榷，学术界使用了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概念——即60年代以后出现在考古界的所谓“原始瓷”。由于这个概念经常被考古界使用，甚至外国学术界也有了相应的译名，习惯成自然，既然多数人都习惯了，争论也渐渐地平熄。
新石器时代以至殷周的青釉器是陶还是瓷的争论是有意义的，但在争论过程中把硅酸盐化学与工学家吸引到考古界来，他们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对该类窑器以至历代瓷器作了测试,取得了很多数据，这一工作远比瓷器概念本身的辩论更有意义。在这次争论中，各界发表了不少的论文，其中我们以为刘秉诚先生《我国陶瓷的起源及其发展》③、《略论我国魏晋以来习称为瓷的胎釉》④两文比较能够为大家所接受。作者以大量的分析数据为依据，结合出土遗物与文献，论证我国瓷器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飞跃。一次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即人类为了实用的要求发明了带釉的窑器；一次是魏晋之际，有意追求釉的光洁润泽的似玉效果，在釉的组成和厚度上均有所改进和飞跃，其“赋与人们的印象也近似于近代瓷器的观感”。同时潘岳的《赋笙》已有明确的瓷字。把瓷器的出现定为三国魏晋之际，和文献、遗物的外观与胎釉的化学组成(其胎釉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近代国际上较为通用的瓷器胎釉组成范围)都十分吻合；第三个时期是唐五代时期，自景德镇的透光度良好的瓷胎的出现，至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陶埏·白瓷》中谓：“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为标志，我国瓷器完成了第三个飞跃，即进入到追求瓷器的胎质美了。他的这些论点以古人(起码是明以前的人)论瓷“重釉不重胎”最有说服力，因为宋代最著名的汝窑——古今人都极备推崇的名窑的遗物就是以肥美的釉层唤起人们的美感。人们欣赏汝瓷之美，从不嫌它不具透光感的器胎，而只有在明以后，人们谈论窑器时才追求胎的玉质感。这些看法是接近历史真实的。1978年人们测试浙江上虞小仙坛窑的东汉青釉窑器残片时，发现其器胎有微弱的透光感(0.8毫米)，烧成温度1310十20℃，并以此为标志说成熟的瓷器出现于东汉①。鉴于该残片釉中的CaO高达18％以上，胎中的Al2O3仅17．47％，而Fe2O3、TiO2、K2O、Na2O等熔剂共约6．5%，胎、釉的正烧温度似乎不高,而测试其原烧成温度却高到1310度左右，似有可能是一件倒窑过烧的废品。即使器胎的薄片有微弱的透光感，但并不一定能够说明当时的成品所具备的共同特征，其时人们的审美趣味还未发展到追求器胎的透光感。因而把瓷器的出现暂定为三国魏晋，似与文献和遗物联系得更为紧密。
二、传世哥窑问题
现今世界各大博物均收藏一批米色或粉青釉的通体开片并有紫口铁足的瓷器，据说这就是明代人所说的宋时五大名窑之一的由章生一在琉田烧造的哥窑器。1960年，浙江省博物馆发掘龙泉窑时，虽然获得了一些黑胎纹片残器，但却没有在窑址上发现一片与传世哥窑相似的瓷器，他们大胆地提出了传世哥窑很可能不是龙泉窑的产品③。于是周仁等同志把传世哥窑器与龙泉黑胎纹片器作了对比测试，结论谓其化学组成分与龙泉器不同而与景德镇雍正仿哥窑器近似④。近年来陈显求等同志发表的测试报告又谓“瓷釉中晶相的定性结果表明哥窑与(龙泉)青瓷是相同的”⑤。究竟相近不相近呢?学术界尚难定论。有不少的同志纷纷查检文献，但谁都没有在宋代文献中找到哥窑这个词汇⑥。既然哥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何以宋人无只字提及?而既非大窑又非名窑的景德镇青白瓷则屡见于宋人著述。这一切表明，明代人的记述是不甚可靠的，所谓五大名窑说很可能是明代古董界的臆造。尽管传世哥窑器窑口不明，时代存疑,但浙江省博物馆敢于怀疑的精神是可贵的。
三、关于青花瓷器发明问题
自50年代美国学者波普(L.A.Pope)以大卫德收藏的一件书有至正十一年铭文的瓷瓶为标准,从伊朗、土耳其传世的的青花瓷中提取出一批具有类似风格的瓷器为元代青花瓷器。以后,世界古陶瓷研究界卷入了元瓷研究的热流中。元代的青花瓷器是精美的,但是它是怎样出现的呢?由于长沙铜官窑在唐代生产了釉下彩瓷,毛文奇先生曾介绍香港冯平山博物馆藏有唐代北方窑的带兰斑的白瓷三足鳆①,扬州唐城遗址又有带兰彩的瓷枕残片②出土,浙江龙泉宋初金沙塔出土了兰彩碗的残片,唐昌朴同志还称在吉州窑发现了可以确定为宋代的青花小碟③。于是有些人认为景德镇的元青花来源于吉州,吉州来源于浙江,浙江兰彩则是来源于铜官窑。于是我国青花瓷器则是从唐而宋而元,源远流长、延绵不断了。《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第三卷第一期发表的《元青花特异纹饰和将作院所属浮梁瓷局与画局》以文,论述了销往伊朗、土耳其的大件青花瓷的造型和纹饰为画局设计，浮梁磁局烧造，其青料与使用青料的技法均来自将作院，因为该院拥有许多波斯工匠并储存着各式各样的从西亚进口的矿物颜料。该文认为：元青花和所谓唐、宋兰彩没有直接联系，它主要是元廷或帝室为了下蕃牟利而生产的外销瓷。文中观点积引用的材料与以上各说均不相同，它的发表将酝酿着一场热烈的学术讨论。
第八章小结
综观近廿年发表的有关报告和论文，我国陶瓷史研究领城内取得的成绩是极为可观的，但又是不平衡的。其中以古窑址的考察与古工艺和古文献方面的研究收获较大，而以陶瓷美术与制瓷业经济形态和外贸外销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不过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得到如下的一些印象：
带青釉的硬质窑器延续烧造时间最长。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到唐以前，在胎釉方面没有质的差别，只有量的变化而已。一般来说，东汉以前产量并不大，东汉以后始成为当时社会较为普遍的产品。
白瓷自公元575年(范粹墓)出现以后，至唐代始有影响，无论是从文献还是从考古资料来看，唐代青、白并存，唐人是邢、越并重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睡后茶兴亿杨同州》一诗谓：“白瓷瓯甚洁”，说明了白瓷在以后的岁月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在于它最适合制作饮食器皿。
宋代南北名窑林立，各窑的烧造水平在11世纪后半期至l2世纪前半期都有明显提高，工艺技术丰富、精湛，可谓各有千秋。其时皇室所用窑器兼收并蓄，并不专宠一窑，应该说这一时代是一个没有烧造中心的时代，也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真正“百花齐放”的极为辉煌的时代。
综观我国已发现的数以千计的古瓷窑遗址，可以看到以宋王朝的民间窑场的窑业垃圾最为丰厚，这显然是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产物。看来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同志如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宋代民营窑业的遗迹(尤其是作坊遗迹)研究，似有可能取得新的收获。
从元代开始，以“浮梁瓷局”的设置和青花白瓷的出现为标志，景德镇瓷器一直都是元、明、清三代技艺水平最高的产品。我国唐宋以来的优秀的制瓷技术在这个地区得到了保存和发展；国外的一些有用的材料与工艺（如元代用波斯青料彩绘青花瓷器，清代从瓷胎画珐琅到粉彩瓷器的生产）被这几的陶工所吸取和发扬，景德镇这个江南偏远山区的“没有城墙的”小镇，。也就变成世界上最著名的瓷城了。如果说我国宋代窑业是一个没有中心的窑业，那么，宋以后的窑业则是以景德镇为中心的窑业了。探讨这个中心的形成是十分有趣的，其原因虽然复杂，但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审美情趣的变化以及“瓷局”和“御窑”的设置当不无关联罢！
丰富而又精美的中国古陶瓷，既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工业品”，又是当时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喜爱的日用品和观赏品。只要研究者把目光从鉴赏家的多宝格转向古代社会，在上一个世纪还无人问津的古瓷窑遗址上的那些残缺不全的遗迹与遗物，就会变成记录古代社会生产技术与经济形态演变过程的档案簿；而古陶瓷上的那些特有的造型、色泽与纹饰除了唤起人们的美感之外，还倾诉着人类特定时代的生活习惯与审美趣味的变迁。三上次男先生曾沿着中国陶瓷碎片发现了一条古代东、西文明交往的道路；我国的探索者也将有可能在另—条崎岖的道路——历史与科学的道路上，发现中国古代陶工们的智慧与血汗，苦难与幻想，找到产生中国陶瓷之美源泉和动力。我们期待着一部和古代社会特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的陶瓷史、一部活生生的陶瓷史。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初稿
一九八二年五月修改
附记：
本文仅对近二十年来我国有关古瓷的论著作了些粗浅的介绍，除与古瓷关系密切的问题，如釉与陶轮的产生外，一般不涉及研究早期陶器的著作。
本文为应轻工出版社之约，给该社即将出版的《中国的瓷器》(修订版)一书而撰写的专文。由于完成于车船旅舍，资料也仅限于平日的读书卡片与札记，再加上笔者学识浅薄、阅读面狭窄，文中错误与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望读者给予指教。
(此次发表稿仅在个别字句上作了些调整和补充)
近年中国瓷器史研究收获述评（上）
第一章、前言
1963年8月——即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编写的《中国的瓷器》一书问世以来，我国瓷器史的研究工作有了明显的变化：在此之前，人们多以明清时代的几本陶书为依据，参照完整的传世遗物，编写一般性的陶瓷史；在此之后近廿年里，我国虽没有出版类似的著作，但《文物》、《考古》、《考古学报》、《硅酸盐学报》、《中国陶瓷》、《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以及湖南、景德镇、河北、山东等地的陶瓷刊物和一些博物馆的馆刊与通讯均有古陶瓷的研究与瓷器史方面的报告和论文发表。这表明：人们已不满足于对陶瓷史的一般的了解，而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实物史料的搜集与考核和专题研究上面去了。其研究队伍也由鉴赏家、文物考古工作者，扩大到历史学家、硅酸盐化学家、陶瓷生产工作者、陶瓷美术工作者乃至地质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这一切标志着：我国陶瓷史的研究已向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发展，已出现一种多学科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研究局面。这个新局面，显然是随着对陶瓷史这个特殊的研究课题的深刻理解而出现的。这是因为要辨别古窑址和古陶瓷的相对年代，必须采用考古学中的地层学与标型学手段进行研究;要复原古陶瓷的制作过程，则涉及陶瓷工艺学与硅酸盐化学；而阐述造型与装饰的演变规律，又与艺术有关；要了解古代制瓷业的生产关系与瓷器外贸外销，则属经济学与中外交通史的范畴。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研究队伍的扩大，因而收获是可观的。
现就笔者阅读所及，仅把近廿年来瓷器史研究方面的一些较为重要的收获和有影响的著作,择要述评如下。
第二章实物史料的发掘与研究
史料，有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两大类，它们都是史学工作者的研究依据。由于我国古代文人不重视生产实践，因而古文献中描述瓷器直接生产过程的著作就十分稀少。即使有少量的几种，多疏陋不全，精确程度就很有限了。那么，要揭示中国瓷器的发展历程，自然就需使用考古学手段来研究古瓷窑遗址与古墓葬和居住遗址中出土的瓷器。
古瓷窑遗址中的瓷器是古代手工业垃圾，可以说万难碰上一件完整的器皿，而只有残缺不全的废品。但由于这些废品能反映当时的产品品种且和窑具等生产工具堆积在一起，和作坊、窑炉的遗迹紧密相联，因而研究古瓷窑遗址，就比研究传世或出土的那些完整、精美而又脱离了生产场所的“孤独”的瓷器，更能揭示它的烧造全貌。
古墓葬、古窖藏以及古居住遗址中的瓷器尤其是纪年塞中出土的瓷器，虽有以上所述的一些局限，但它们却又可以作为比较窑址残器的时代标尺,帮助我们确定窑址层位的相对年代，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瓷器的销售与使用方面的一些情况。因此我国文物与考古工作者大都把瓷窑遗址中的遗物与古墓葬、古居住遗址中出土的瓷器结合起来研究。
据冯先铭同志在《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1期)一文统计，我国已发现的古瓷窑遗址约千“处”，遍布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由于各地的计“处”的方式不同，如浙江上虞以废品堆计“处”，景德镇则以自然村落区域计“处”，因而还有待作出统一规定，以便精确计量)。而古墓葬中出土的瓷器，据上海博物馆丁义忠、许勇翔等同志统计，自西汉以至清初，有纪年文字或在纪年墓中出土的瓷器已近二千件之多了。这些显然是陶瓷史研究工作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资料。为了避免与冯文重复，这里仅就一些较为重要的发现略作介绍：
浙江是我国青瓷的著名产地。五十年代以来，发现了重要的六朝青瓷窑址，1972～77年，又在上虞发现了三十余处更早的青瓷窑。由于窑址中的青瓷与东汉纪年墓出土的遗物相近，因而确定它们都属东汉中后期的窑业遗存。这些遗存又以小仙坛窑最为典型，考古界多认为它的产品已是“成熟的瓷器”。
隋代是一个短促的朝代，隋代窑址在我国河北、河南、四川、江西、湖南等地都有发现。但以湖南湘阴窑最为先进，除制品制作规整、釉色滋润外，还使用了匣钵装烧，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使用匣钵的窑场。
唐代窑址发现较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河南巩县窑、江西丰城窑。1976年对巩县大、小黄冶村窑灶进行了调查与试掘，出土了大量盛唐时期的三彩生活器皿、小件雕塑和隋末唐初的白瓷④。近年，江西省博物馆在丰城罗湖发现了大型青瓷窑遗址,其唐代的堆积层极为丰厚。由于丰城在庸代属洪州，随着罗湖窑的发现，我们看到了陆羽在《茶经》中所述的洪州窑的面貌⑤。特别重要的是，1980年在河北临城的祁村、双井一带发现了唐代的窑业遗存，碗类的圈足多作玉壁形，瓷胎洁白致密，制作极为精致。我国陶瓷界、考古界均认为临城的唐代白瓷窑址就是著名的邢窑或邢窑的一个部分，揭开了长期不解的邢窑之谜⑥。
耀州窑、定窑、龙泉窑、钧窑、景德镇湖田窑等古窑址的清理与发掘，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这些著名窑场烧造的上、下限以及各期产品的主要特征。四川省陶瓷史编写组陈丽琼、张俊等同志在1977年对宋代彭县窑进行了试掘，出土了极优的仿定白瓷和印花模。但奇怪的是,这么精细的瓷器竟然采用重合叠烧。尤其重要的是还发现了宋代的石质陶轮，轮的台面上有一用于拨转的小洞，这是我国所发现的较早的保存最为完好的一件手摇快轮。1976年，山西陶瓷史编写组发现了北宋交城窑，该窑出土了不少铜红釉残碗(详山西省陶瓷史编写组水既生同志《山西古窑址资料》)。1978年，在北京门头沟发现了辽代窑址，1977年，又对辽代规模最大、产品丰富的昭乌达盟赤峰缸瓦窑进行了调查②。窑址和辽墓中有不少白瓷出土，器型主要为碗、盘、注子、革囊壶等生活用品，亦有三彩器的烧造，似比宋代中原诸窑场更多地保留了唐代窑器的遗风。1976年，在银川缸瓷井发现了西夏窑址③。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刻有西夏文字的黑釉瓷罐，很可能就是这个窑场的产品。该罐肩部的去釉露胎处，残留着另一件器皿的少许器胎，这表明西夏窑场装烧瓶、罐等制品时也采用了重叠法(详文物出旅社《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图六)这在中原和江南的同期瓷窑似不曾见过。西长治八义镇和河北、河南、山东的磁州窑系的金代窑场出土了不少釉上红绿彩绘瓷器④，证实了过去传世的某些所谓“宋加彩”瓷器，应属金代遗物。尤其是八义镇的红彩，鲜艳得令人惊奇。也许由于宋、金对峙，这类技法对南宋窑场没有影响，但在元代传入景德镇后，至明代中期就变成景德镇极重要装饰方法。景德镇后来生产的“明五彩”、“康熙彩”就是对金代釉上彩绘技术的直接继承与发展。福建、广东等地发现了宋元时代生产青白瓷和青釉器的瓷窑群，这些窑址的产品在东南亚等地大量出土，是研究陶瓷外贸外销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①。据《阳羡茗陶录》载，宜兴紫砂器起于明正德时的龚(供)春，1976年，南京大学蒋赞初先生和有关同志在该地的一处南宋窑址中发现了紫砂器皿，揭示出著名的紫砂陶器早在南宋就有烧造(《关于宜兴陶瓷发展史中的几个问题》，南京大学《史学论丛》1979年第二辑)。景德镇湖田窑与景德镇市内的几处元代遗址的清理与试掘，出土了许多枢府与青花瓷器②，由于这些瓷器与窑炉、窑具堆积在一起，有助于我们研究元代的枢府与青花瓷器特征的形成原因。景德镇珠山明代御厂遗址的钻探,取得了洪武至嘉靖的—些官窑残器。这些残器一般都不和窑具堆积在一起,很可能是落选后被砸毁的遗物③，它们一方面是鉴别明代官窑瓷器的极可靠的标本,另一方面又是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腐朽奢侈，把劳动人民的血汗当作泥沙挥霍的见证。有趣的是,1973年再次发掘耀州窑时，在北宋地层中发现了景德镇烧造的影青瓷器①，河南省博物馆发掘著名的钧窑时也有类似的发现②。从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来看,西北黄土高原上的耀州瓷器，居然被当时人称作“越器”③，而南国的广东西村窑、广西永福窑则有仿耀青瓷的制作(奇怪的是它居然用氧化铜着色来模仿耀瓷的色泽)④;定窑白瓷上的双蛾纹与五代越窑青瓷上的刻花纹样一致；景德镇等南方南宋窑场使用的支圈组合式窑具与印花纹样又酷似定窑；湖田窑的元代灰坑中青花瓷器和磁州窑黑彩残片一道出土⑤；最近，江西省博物馆发掘吉州窑时，又在元代的遗存中发现景德镇烧造的枢府、釉里红瓷器。从这些瓷窑遗址的出土遗物来看，在北宋初期，南方窑场的先进技术曾影响过北方；在“靖康”以后，北方的先进技术又影响了南方窑场。这种南北影响和相互交流，使我国宋元瓷器既有不同的地方特点，又有极为一致的共同的时代风格。
从居住遗址和古墓葬出土的瓷器来看，浙江绍兴缪家桥南宋水井的发掘，证明南宋景德镇影青芒口瓷比龙泉青瓷在国内有更大的商业市场⑥，元大都居住遗址的发掘则表明大都居民主要是使用北方白瓷、龙泉青瓷，景德镇烧造的枢府与青花瓷器可能仅供贵族使用而居第三位⑦。江苏金团坛元代窑藏中，元青花大罐与有回历纪年的银盘一道出土⑧;国新疆伊犁地区霍城县元代窑藏既出土了刻有阿拉伯文的波斯嵌银铜碗．又出土了景德镇烧造的青花凤纹高足钵⑨。这一方面表明窖藏主人很可能是元末动乱中受到冲击的色目人,另一方面还意味着,景德镇早期青花瓷器可能是为了满足国内色目人的需要和销往伊斯兰国家而生产的。
江苏、湖北、浙江、江西等省的六朝墓葬中多有成组成队的青瓷出土,“几乎代替了陶器”⑩。“天堂的生活也是人世生活的反映”，从这一时期开始，青瓷己成为我国社会最普遍的日用品。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出土的白釉瓶、杯，虽被视为我国最早的“白瓷”○,但胎骨松疏，瓷化程度很差。临安晚唐钱宽墓、水邱氏墓＠中的刻有“官”字款并有金银釦的白瓷则使我们的眼界大为开阔，它一方面标志着我国生产的白瓷在晚唐已完全成熟,另一方面还反映当时贵族们根本就没有茶人陆羽的“贵青贱白”、“贵越贱邢”的审美偏见。江西九江元·延祐六年墓与景德镇后至元四年墓出土的青花瓷器都不甚成熟,看来那种器型硕大、构图严谨、用笔酣畅的元青花的烧造年代似有可能在这以后。①《文物》1977年第9期发表的李蔚然同志《试论南京地区明初墓葬出土青花瓷器的年代》文，征引了许多明初文赋，认为在国际上号称“天下第一元青花”的明初功臣沐英墓出土的“肖何月下追韩信梅瓶”，是洪武年间的制品，而不制于元代。边对于十四世纪青花瓷的分期，提出了值得重视的新问题。②景德镇景泰三年、七年墓出土的瓷器②则展示出所谓空白时期民窖青花的真面貌。
第三章文献史料的搜集与考订
在六十年代以前，我国古陶瓷究研者多以现存的几本清代陶书(如《陶说》、《陶录》、《陶雅》等)作为研究对象。近十年，人们开始注意更早一些的文献。不少的同志对明代或明代以前的文献作过许多考证，为瓷器史的研究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我们知道：今天的瓷字，虽见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但《说文》中的瓷字为宋初人徐铉奉救补入，起码在许慎的时代是没有瓷字的。1972年，湖南省博物馆在长沙发掘了举世闻名的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中有不少胎质较为坚致挂有青釉的陶罐，罐中装有笋、梅等食品。已故的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研究遣策时，考释竹简上的资字即指这类硬质釉陶罐,“资”即今天瓷器的瓷字③。诚如唐兰先生所述，这“确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而且也被多数陶瓷工作者所接受。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青釉硬质窑器不仅在西汉墓中出土，而且也在东汉、三国时代的墓葬中大量发现。既然西汉初年的贵族已把这类窑器标作瓷，已经有“瓷”这个概念了，何以在司马迁的《史记》以及班固的《汉书》和两汉以至三国时代的著述中竞没有相应的反映哩?再联系简一五九“瓦资一”和简二二○“瓦替(费)”④,我们以为“资”在这里很可能只指陶罐的形状，而“瓦”，则是质地的说明。比马王堆遣策稍早的文献《楚辞·卜居》：“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中的“瓦釜”，就是这类构词的形式。
1981年，《景德镇陶瓷》(总第十期)发表了关于蒋祈《陶记》的一组研究论文。其中《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一文，先从版本上考证把这一文献定为元代著作始于乾隆七年。嗣从“胎釉的制备”、“装烧与装饰特征”、“内销市场”、“并存竞争的瓷窑”、“瓷窑税制”、“职官”等各个角度把蒋祈的记述与宋元两代的有关文献、考古资料进行比较，发现蒋祈所述与元代不符而与南朱史实吻合。尤其是文中出现的“统制”与“经总”等职官只在南宋设置过，因而论证了我国历史上第一篇记述瓷器生产的专著不是元人著作，而是南宋嘉定七年至端平元年(1214～1234)之间的作品。在瓷器史的研究中提出了新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同刊与《湖南陶瓷》(1979年l期)分别发表了白焜同志与傅振伦先生对《陶记》所作的注释。傅文以为《陶记》为元人之作，注释简洁明晰；白文则从《考辨》以为南宋作品，注释繁征博引，校文则综合历代版本择善而从，谨慎地订正误字，增补脱字。两文观点截然不同，对于《陶记》的研究均值得一读。
明初人曹昭的《格古要论·古窑器》记述了吉州窑善制碎器的舒翁，尤其难能可贵的还记述了有名于当时的女陶艺家舒娇的名字。但是舒娇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人呢?由于具体的时代不甚明确，人们很难继续深入研究。一九八○年，陈柏泉同志查检文献，在南宋人欧阳铁的《杂著》中找到了比曹昭早两个世纪的有关舒娇的记载，证实了舒娇的生活时代是南宋乾道间。这条文献的发现，有利于我们了解早期纹片瓷器的生产和女陶艺家的烧造活动。
长期以来，我国古陶瓷界以明吉州太守吴炳的《游记》为依据，多认为吉州窑在南宋末年就毁灭了。近年来南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与国内的许多元代居住遗址和窑藏都曾有吉州窑黑彩器出土,那么,这些遗物究竟是元代还是南宋吉州的产品呢?于是吉州窑在元代是否烧造就成为极待研究的课题。1981年《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总第1期)《元代窑事小考》第四节征引元人吴澄《文正公集·赠东昌陶人郑氏序》与《元典章》中有关永和镇(吉州窑所在地)的税额、收税官资品等文献，论证吉州窑在元代不但没有毁灭,其烧造量还相当可观(仅次于景德镇窑)。否定了明人的记述。可以认为近年来元代遗存中出土的吉州黑釉和黑彩器，绝大多数是元代吉州窑的产品。
《天工开物》是我国十七世纪初期的技术百科全书，也是世界科技史上的名著。该书《陶埏》篇《白瓷》条中关于青料一段的句读，却长期存在混乱。如日本学者中尾万三先生读为“又回青,乃西域大青美者，亦名佛头青上料。无名异出火似之非。大青能入洪炉存本色也”①显然中尾是把大青当作了青花料，文义与语法都极为不妥。《瓷器》1978年第3期发表了《“天工开物”中的“无名异”和“回青”试释》一文，作者刘秉诚先生首先对回青(大青)的一般概念进行了考证，以为指以下四种实物：1．染料(一年生或越年生草本植物，属十字花科)；2．铜兰(兰铜矿——绘画颜料)；3．群青(佛青，阿富汗出产的天然青金石)；4．钴玻璃的着色剂(按：前三种经高温焙烧后都不能保持其固有的兰色)。联系“非大青能入洪炉存本色也”，他认为宋应星在这里使用的“大青、佛头青、回青(西域大青)”可能是指上述的第三种(ultramarine)。因而断句为：“又回青乃西域大青，美者亦名佛头青，上料无名异出火似,非大青能入洪炉存本色也。”逻辑与文章都较中尾先生的断句更为合理。《试释》又第一次征引正德十年(1515年)刊刻的《瑞州府志》中我国关于青花料的最古老、最明确的记载,再从矿物学和陶瓷工艺学上作了阐述和考证，不仅澄清了混乱，有助于理解宋应星的原意,而且还为我们研究青花的起源与明代中后期青花瓷器提供了极为科学而又丰富的资料。
《瓷器》1979年第3期发表的陈星同志《中国青花文化的创造和古代青花料的来源》一文，亦对宋应星关于青花料的一般记载进行了考证，并认为宋所说的回青、西域大青、佛头青均指青花料的“色标”，与刘秉诚先生的意见大致相同。同文又引用了云中尾万三《支那陶瓷的青料考》，《陶瓷讲座》，第九卷第35页。雄山阁昭和11年收版。南省志》、《明实录》和英、美等国的许多文献，对研究国产青料均富参考价值。
除此之外，刘汝醴先生从两宋人诗、词中辑录了大量的有关紫砂器的记载，给研究紫砂早期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①。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从故宫收藏的浩如烟海的明清档案中辑抄了清造办处的档案，对研究清初景德镇御厂制度和珐琅彩的烧造以及唐英等人的督陶活动均有重大价值。冯先铭、李纪贤二同志查阅了各地的方志，摘录了一些志书中关于陶窑的记载，为日后开展古窑址的调查从文献学角度提供了线索②。
第四章古陶瓷工艺方面的研究
关于早期制陶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两项重要的资料：
在这以前，论述我国古代早期制陶术时，都把主要焦点集中在仰韶文化的彩陶和龙山文化的黑陶上。1973年浙江省博物馆第一次发掘河姆渡遗址时于第四层出土了许多灰胎陶器，经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约7000年。李家治等同志对该类陶片进行显微观察，发现陶胎中有不少炭化的植物茎叶和稻壳，他们认为是将植物茎叶燃烧炭化后再拌入泥料成型③。而我们则以为直接把细碎的植物茎叶拌入泥料成型的可能性更大(否则将难以在焙烧后的陶胎中辨认它炭化前的形态)。植物纤维的掺入，一方面可以使泥料减粘，便于成型，另一方面还可以使制品在干燥收缩和低温焙烧时减少坼裂。这一发现，大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早期陶器成型工艺的认识。因为如果把单一的粘土涂抹在编制的容器外壁，干燥收缩时极易坼裂，难以烧成理想的器皿。
1977年，河姆渡二期发掘时又于西南角探方第三层(约六千年前)出土了木质的圆形器，其上端台面的木纹与一些出土陶器底部的痕迹相近．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鸿勋先生鉴定为制陶的转盘④。过去人们对原始制陶器具只知道从慢轮到快轮的一个演变程序，随着该类器具的发现，使我们了解到在有轴的慢轮出现之前，还使用过一种无轴、无固定圆心的转盘。盘的下端内收，便于旋转。它的应用，一方面表明先民们在盘筑陶坯时已不需时时变换位置，另一方面又揭示了陶轮发展——即慢轮出现之前的重要一环。
六十年代以来，我国硅酸盐化学工作者对历代的陶瓷器的胎釉组成与烧成温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与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收获。他们在测试郑州商代前期遗址出土的硬质青釉器时，发现釉内CaO的含量高达20％，—判断是“石灰釉”。但由于除石灰石外，尚有含钙的粘土，国外有些学者认为仅凭瓷釉中氧化钙的含量就断定为石灰釉,显证据不足。1977年，黄石麟先生和已故的学者李锡经先生及山西的有关同志在发掘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晚期遗址时，也发现了类似商城的硬质青釉器①，并在该遗址的住房中发现了“白灰面”。经对白灰地面进行测试，确定为石灰②。笔者认为：原始青瓷和石灰地面的发现,一方面说明了石灰作为釉的助熔剂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还为釉的起源和发明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史料。因为沾有石灰的粘土掉入火坑容易变成钙玻璃体。也许是由于这一现象的启示，先民们才懂得应用这些物质配成了最早的青釉。石灰的发明与应用不仅与建筑史关系密切，而且对于瓷釉的发明尤具重大意义。
对钧窑瓷釉的研究，是近年来的另一重要获。1976年，山东淄博市硅酸盐研究所刘凯明等同志对宋、元钧釉进行了测试，认为它是一种液—液分相釉，其美丽的乳光和兰色是釉中的分相液滴引起的光散射效应③。此后，上海硅所又进一步作了测试，亦认为钧釉中Fe2O3，特别是P20s对釉的二液相分离起着特殊的作用④。联系河南省博物馆发掘钧台窑时，在宋代地层中曾发现不少牛骨，进一步证实了当时人配制这类特殊的瓷釉是靠掺入动物骨灰引入P2O5的。
1960年,周仁等同志测试景德镇古代瓷器时，发现其五代白瓷胎的化学组分与景德镇地区瓷石的平均化学组分较为一致，唯A12O3含量稍高一些，因此他推测这类白瓷可能是用瓷石一种原料或瓷石掺入少量的高岭土制作而成⑥。1981年发表的《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证：甫宋文献《陶记》记宋代景德镇陶工制备瓷胎仅使用“石泥”一种原料;文中所列瓷用原料产地，均为瓷石矿区，而仅瓷石一种原料又完全可以制成瓷器。因此确定：在宋代或宋以前的景德镇陶工仅使用单一的瓷石制造瓷器。由此可知，景德镇最早出现的洁白而透光度极为良好的符合现代瓷器标准的白瓷，是由瓷石制作，而和高岭土尚无联系。又，1981年刘新园、白焜同志在全国粘土学术会议上宣读的《景德镇高岭土应用史考》一文，考证高岭土在元代始引进瓷胎，确立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景德镇瓷器在这时才有了质的飞跃——由软质瓷逐步过渡到硬质瓷。该文还考证元代文献中的“御土”和明代文献中的“麻仓土”就是高岭土。而国际通用的Kaolin的命名地——高岭山的高岭土则开采于明万历间。1712年法国神甫殷宏绪著文把它的名称、形态与用途介绍到西欧，乾隆后期在国内始成为专门术语。
除以上陶瓷胎釉原料的研究之外，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还对我国著名的几种釉下彩和釉上彩料进行过测试。《中国陶瓷》1981年2期发表了陈尧成、张志刚、郭演仪《景德镇元明青花的着色和显微结构特征》一文，认为元代及宣德时采用的是低锰、低铝、高铁、高钴的青花料；明中期以后使用的则是经过精选煅烧的高锰、高铝、低铁、低钴的国产青料。作者注意到青料中铝氧的含量，比过去的测试更为细致。又，张志刚、陈其兰、张福康同志测试清代釉上彩绘瓷器，发现康熙珐琅彩的助熔剂为硼、铅，其黄彩的着色剂为锑、红彩为金，并采用氧化砷作乳浊剂。在化学组成上和我国传统的以铅作熔剂的明五彩和康熙硬彩差别很大，联系清造办处档案，应是从西方国家引入的珐琅彩料①。
在六十年代以后，我国学术界除了以古陶瓷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之外，还注重古代窑炉遗迹的发掘和窑具方面的研究。
在窑炉方面，继五十年代发现东周战国时代的后壁带有烟囱的馒头窑以来②；1977年在浙江上虞发现了东汉烧造青釉器的龙窑③；近年来又在龙泉发掘了宋元时代的龙窑④；广东潮州、惠阳北宋窑址发现了我国最早的阶级窑⑤；湖田窑发掘的元代折腰窑是今天镇窑(蛋壳窑)的前身，其明中叶的马蹄窑与明王宗沐《江西大志·陶书》中记述的“青窑”的形制一致，而葫芦窑则与《天工开物·陶埏》中的插图吻合⑥。如果从窑的形制这一角度观察，似以景德镇的变化得最快，而以浙江最为保守。
在窑具方面，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隋代湖南湘阴窑是我国最早使用匣钵的一个窑场。我们知道，匣钵，是陶工们为了提高产品的烧成质量，充分利用窑室高空装烧制品的一种极为重要的辅助工具。它的出现，无疑是陶瓷工艺史上的大事，又是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最明确的标志。但令人费解的是，浙江境内的同期窑场为什么不见这类窑具呢?《考古》1974年第6期发表了《景德镇宋元芒口瓷器与覆烧工艺初步研究》一文，作者在文中根据遗物复原出一种“支圈组合式的覆烧窑具”，这种窑具具有匣钵与垫饼的双重作用，使用它装置制品，比使用匣钵提高窑室竖向堆叠密度约4．6倍，节约燃料四分之三，它的出现是我国窑具史上最大的—次改革。由于景德镇的这类窑具师法北宋定窑，因此该文对于我们了解定窑的装烧技术以及定窑与景德镇窑的关系都有一定的意义。
1980年，刘新园、白焜同志在景德镇湖田窑发现粘连而密封的北宋多级覆烧垫钵的垫阶与瓷器的芒口间撒有一层针状粉末，怀疑为谷壳灰，他们提请轻工部陶研所赵达峰等同志进行化学分析与显微观察，证实了这一推断。谷壳灰的应用标志着我国勤劳勇敢的陶工们竟然在最易燃烧的有机物中找到了一种十分有效而又别致的耐火材料⑦。
同年，景德镇匣钵厂吴长济、胡冰淑同志分析湖田窑元代匣钵时，发现匣钵的化学组分中有3．67％的MgO⑧，其岩相中有—定量的堇青石，这样的匣钵要较以往不含镁的半硅质匣钵膨胀系数为低，热稳定性提高，延长了使用寿命。而国外人工合成堇青石材料却要晚到1883年。
新里程陶瓷教你如何成功打孔瓷砖不爆裂？
居家生活中，当我们遇到一些不便利的事，都会想方设法去解决，比如平时利用率较高的功能空间，厨房、卫浴间零零碎碎的物件比较多，即便我们备出充足的储物空间，到真正地使用时却又是另一回事，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想在墙上用电钻钻几个孔，设置个置物架、隔板之类的，但是，因为瓷砖本身的物理性能坚硬，在钻孔时很容易沿着孔隙裂开，同时除了瓷砖本身，还要考虑瓷砖依附的墙体，那么，怎样才能成功打孔不爆裂呢？今天新里程小编就把这个小窍门传授给大家。
一、检查并选定打孔位置
轻敲检查瓷砖是否存在空鼓现象→选定一块铺贴较实的瓷砖→尽量选择在一块瓷砖的中心处打孔→用记号笔标记位置
二、用胶带封锁打孔处边缘
选定位置后，用透明的宽胶带以十字交叉的方式将打孔点封实，且尽量不留气泡。
三、用钉子锁定位置
用水泥钉在钻孔处凿一个小眼，防止在打孔时钻头打滑。
四、打孔环节
选择一块没用的瓷砖片，在上面打个孔，然后套在钻孔机上打眼。
先将电锤调到平钻模式，轻按开关，慢速将瓷砖打穿；再处理墙体部分钻孔，将电锤调到锤钻模式，按紧开关，加速打入。
最后，将螺丝涨塞塞到孔中，上紧螺丝，打孔任务就大功告成啦！
需要注意的是：
1，事先预备好一个矿泉水瓶，并在瓶盖上钻眼，之后将瓶中灌满水，打孔时要同时把水滋到钻头和瓷砖接触部位。
2，当需要打的两孔距离很近时，打完第一个孔后要塞紧塑料螺帽再打第二个孔。
看到本文前，已经把瓷砖孔打裂该如何补救？
1、用玻璃胶来填缝，但技术性要求较高，建议找专业人士执行。
2、我们每天都要使用的牙膏，也是补救瓷砖裂缝的一大法宝：轻轻地挤出一些牙膏，用手指把牙膏均匀涂抹在裂缝处，把周围多余的牙膏用纸巾轻轻擦掉，等到干透了，瓷砖墙面就像新的一样了。在此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彩色的瓷砖，可以买对应颜色的牙膏或在白色牙膏中掺入相应颜色的颜料。
温馨提示：千万不要小看了牙膏的作用，家里的瓷砖出现划痕或是裂缝，也可以用白色牙膏来修补，多涂抹几次，可能奇迹就出现啦！
怎样研究古陶瓷
对古陶瓷，通常是研究其编年，即什么年代烧制;造型，即什么器形;工艺，即用什么方法烧;成分，即为什么会产生各种胎釉特征等。上世纪20年代开始，古陶瓷专家陈万里率先将考古方法用于陶瓷研究，这种采用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方法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今，科技方法的介入为古陶瓷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比如，由于各地的瓷土资源不同，其化学成分亦不同，使用科技手段对胎釉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把已有定论的瓷器的成分数据作为参照，通过比对，可以推测甚至确定产地、窑口。
分析方法分为有损和无损两种。沈岳明介绍，对于数量较多的，比如南宋官窑出土大量碎片，可以采用取样分析方法在标本不显眼的地方钻取或刮取一定量的粉末进行检测，对文物本身是有损伤的;而对于存量少、器物完整的珍贵文物，就应采用无损的方式如红外线探伤、光谱仪分析文物矿物成分等。
传世哥窑总数不过百余件，比元青花存世量还低，目前主要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基本是宫廷旧藏。由于宋以后历朝历代均有仿哥窑制品，因此，宫廷收藏品中亦可能有后代仿品。这些仿品做工极为精致，仅用肉眼无法完全甄别。鉴于此，结合先进的科技手段，对文物逐一进行无损分析，成为目前通行的研究手段。
瓷器研究的典范
瓷器研究的典范
——评《中国磁州窑》一书
《中国磁州窑》（上、下卷）
主编：叶喆民
副主编：马忠理
出版社：河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12月
《中国磁州窑》一书，由磁州窑研究专家、考古学家、工艺实践家通力合作，历时四年，终于出版。这是陶瓷考古界的大事，它表明磁州窑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本书在系统性、深刻性和科学性方面，成就十分突出。
第一，资料全面，基础扎实。
磁州窑中心窑场考古发掘的全部资料都用上了，当年河北省邯郸市文物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系联合发掘时，马忠理先生就主持发掘，编写报告、写有关论文，他付出很大精力。其后，又对观台周围窑址作系统的调查，对北方各省磁州窑系开展了系统的资料收集工作。王兴、马小青先生对文献汇编、国内外各大博物馆收藏品收集很细致，有许多新资料很难得。
第二，历史脉络清晰。
由于有考古发掘资料作依据，正确运用考古学的层位学、标型学的原理进行分期研究。将磁州窑的历史分为五期，每一期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典型器物的比例，造型特征，花纹内容进行排比研究，分期比较科学，符合磁州窑历史发展的实际。
第三，全新的内容。
任双合先生的《磁州窑传统生产工艺及制作》一章是磁州窑研究的全新的内容。以往的研究对它原料的性质和开采、粉碎、拣选、淘洗、提炼、成型、装饰、窑炉烧制等认识不深，多是一知半解。有些是用现代陶瓷工艺学去套，对各道工艺程序的特殊性，个性化操作也了解不够。很希望陶瓷工艺实践家现身说法，把他们一生积累的经验、绝技披露出来，使我们对磁州窑工艺上的独特风格有深刻的认识。任双合先生的文章相当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文图并茂，科学阐述，还有现场表演，这是全新的，为陶瓷窑系的研究树立了一个典范。
第四，艺术地再现了磁州窑历史的真实面貌。
本书除收集资料全面以外，编辑、印刷上也值得称赞。朴实无华，详细真实，着重表现磁州窑瓷器的质感。器形的线型结构、胎体质地，制作的工艺过程安排周到，各方面的特征印刷比较逼真。色彩鲜明但毫不华丽夸张，真实又有层次感，翻阅图录就像看到实物一样，让人情不自禁地要把它拿起来研究和欣赏，愉悦之情油然而生，得到很大的精神享受。
浙江历代陶瓷名窑工艺的研究
一、 关于河姆渡陶器所用的原料和窑型
河姆渡第四文化层出土的陶器，距今已有七千年左右的历史了，是全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陶器之一。而且四个文化层迭压关系非常清楚，每层出土的陶器，各有特色，第四文化层为夹炭黑（只有少量夹砂灰陶），第三文化层虽仍以夹炭黑陶醉为主，但已出现较多的夹砂灰陶，而第二和第一文化层已不见夹炭黑陶，而以夹砂灰、红陶为主。这四个文化层，前后互相联系，逐步发展，渊源流长竟达一千多年，说明我们祖先从很早的时候起，不仅在黄河流域，而且也在长江流域劳动和生息，创造了灿烂的原始文化。余姚河姆渡文化的刻纹陶和彩陶上的图案是原始社会人们意识形态的一个反映。刻纹上的图案符号也是我国文字的起源。 原始社会，我们先人采用田泥、地表等表面易熔粘土作原料，来制造陶器，这种表面泥土的特点是含杂质多，含铁量高，烧结温度低。但余姚河姆渡陶器的化学分析表明，第四文化层（也即下层）陶器所采用的原料，是属于烧结温度低的瓷土（或瓷石）原料，其特点是含二氧化硅量达60~74%，含三氧化二铝量为17~20%，含氧化铁量为1.4~1.8%,显然,氧化硅、氧化铝的含量较高，氧化铁含量很低。它与第一文化层（也即最上层）陶器所用的原料截然不同。第一文化层的泥质灰陶含氧化硅量在58%以下，而氧化铁含量达10%。显然，这是用地表易熔粘土或田泥等陶土为原料。 河姆渡遗址是一个洼地，背靠四明山，面对沼泽，由于山上瓷土的风化、冲刷和流水的搬运，沉积在河姆渡表土上，而我们的先人系就地取材，利用沉积在河姆渡地表表面的粘土作原料来制造陶器，所以，下层陶器所用原料为瓷石一类瓷土原料，而上层陶器所用原料，乃是河姆渡真正的田泥、地表等表面易熔粘土。 余姚河姆渡夹炭黑陶的刻纹陶和彩陶的岩相，在偏光显微镜观察下，可以看出含有谷壳和稻杆或植物种子，说明陶器是继原始农业出现之后而发明的，也说明河姆渡的夹炭黑陶比夹砂灰陶更原始。 从第四文化层夹炭黑陶的烧成温度一般在850~800℃之间，最高达900℃，以及陶器内含有4~5%的碳，由这二方面可推知，远在七千年前左右，我们先人在长江流域已采用类似近代云南西双版纳曼斗塞等傣族烧制陶器所采用的薄壳窑体一类临时性的草上抹泥的原始窑炉来烧制陶器了。这类窑在烧窑过程中虽窑体开裂，大量冷空气易进入窑内，但如在烧制时不断在外部添加柴草，使大量柴草灰复盖在制品表面，是可以烧制出夹炭黑陶的。所以，可以说，远在七千年前，我们先人烧制陶器，已采用原始窑型，即每次烧陶器时于平地上建立一个临时性窑,采用在草上抹泥的办法来建立一个薄壳窑体，以罩住热量和起到均热保温的作用，这是我国由无窑向有窑的过渡阶段。
二、 关于我国青瓷的起源
青瓷在中国瓷器史上出现的时间最早，发展的历史悠久，所以，对青瓷起源的研究也是对我国瓷器起源的研究。 为了探讨我国青瓷的起源，我们在浙江省文物研究工作者朱伯谦、任世龙和朱瑞钱同志以及考古学者冯先铭、宁伯胤、蒋赞初等同志协助下，对我国自商代以来有代表性的青釉陶瓷器标本进行外貌观察、吸红试验，并选取一部分有典型的标本进行吸水率测定，在此基础上，选取东汉、三国和西晋的H1、H2、H3、W1、J1、J2等标本，送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进行了理化性能测定。 H1、H2和H3（上虞小仙坛地区东汉青釉瓷片）等标本胎质均较坚硬细腻，有瓷质光泽，呈淡灰白色，不吸水，不吸红，断面均匀光滑不见气孔；釉呈青色，透明光亮，厚薄较均匀，釉层厚度在0.1毫米以上,有晶莹如玉的美感,胎釉结合良好,无剥落现象,无纹片;瓷片击之有铿锵声,瓷胎0.5毫米薄片有透光性,符合现代瓷的外观标准。 从胎的化学组成分析可看出，H1、H2和H3胎内所含氧化硅量为75~76%，氧化铝含量为16~18%，氧化铁含量仅1.5~1.8%,碱金属氧化物含量为3~4%，可见胎内氧化铝和铁的氧化物含量较低，其所用原料系采用瓷石为主的烧结温度较低的瓷土。由于胎内含有0.8~1.0%的氧化钛，在钛和铁共同着色的影响下，胎呈淡灰白色，并降低了透明性。 釉的化学组成表明，东汉越窑青瓷（H1）含氧化钙量达18~20%，较德清西周釉陶的氧化钙含量约高一倍，显然是属于石灰釉的。由于石灰釉透明度高，硬度大，光泽好，有利于青釉呈现青的色调和增强抵抗釉面磨损的能力，所以，采用松柴作燃料时，采用石灰釉作为青瓷的釉料还是比较合适的。 东汉时由于采用龙窑烧成青瓷制品，烧成温度高达1260℃至1310℃±20℃，所以吸水率分别为0.28%、0.16%和0.22%,瓷胎已完全烧结，不吸红达到现代瓷的标准要求。对H1的抗弯强度测试也可看出，指标竟高达710公斤/厘米2，甚至超过康熙厚胎五彩花觚（700公斤/厘米2）的抗弯强度，比德清县西周青灰釉陶抗弯强度仅200公斤/厘米2,增强三倍多。从这方面也可证明，东汉上虞小仙坛地区烧造的青釉器，已达到瓷器的要求。 对H1和H2的岩相观察，可见残留石英颗粒较细，分布也均匀。石英周围有明显的熔蚀边，棱角均已圆钝，说明烧成温度较高。长石残骸中发育较好的莫来石到处可见，偶而亦见玻璃中的二次莫来石。玻璃态物质也较多。还有少量闭口气孔。在瓷胎的显微结构中也还可以观察到少量云母残骸。瓷釉的显微照相可见釉内已无残留石英，其他结晶亦不多见，釉泡大而少，这就造成这种釉特别透明的原因。胎釉交界处可见多量的斜长石晶体自胎向釉生长而形成一个反应层，使得胎釉结合较好，无剥釉现象。结合扫描电子显微镜的形貌观察和物性测定发现东汉晚期越窑青瓷的胎釉质量不比唐和五代时期的差，从而可以肯定，东汉晚期浙江上虞县小仙坛一带所烧造的青瓷，已达到现代瓷的标准要求。中国瓷器的创制时代应为公元一到二世纪的东汉，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它比西方创造瓷器要早15个世纪。最先创造瓷器的地方是在浙江绍兴地区，从而使浙江成为我国青瓷的著名发源地。东汉青瓷实物，有上虞县出土的青瓷四系罐，它是我们目前看到的真正瓷器之一，是一件成功的早期瓷器代表作。 唐朝以来，越窑青瓷开始远销世界各国，被当成珍贵的工艺品，制瓷技术也影响到许多国家，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闪耀着祖国优秀文化的光彩，为人类文化的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关于我国黑釉瓷的起源
德清窑以烧造黑釉瓷器而著名，并以首先在德清县效城山发现而得名。所以，以往人们多认为我国黑釉瓷器，系由德清窑开始创制。 德清位于浙江北部太湖水系的东苕溪西岸，天目山脉，横亘浙西北地区，源于东天目山麓的东苕溪由南而北汇入太湖。目前已发现的窑址，除县效城山外，沿溪的焦山、戴家山和丁山等窑址，都是具有较大规模的制瓷地点。近年来还在毗邻的余杭县大陆果园附近发现了二处窑址，烧造黑釉瓷器。 德清窑的烧造，大体起迄于东晋至南朝前期的二百余年间。从窑址的调查表明，德清窑同时合烧着青、黑釉两种瓷器，部分产品使用化妆土，常见的器型有壶、罐、盘、碗、钵、合鸡壶、熏炉、唾壶、耳杯、瓷砚和灯盏等等。造型及纹饰，和东晋时期越窑器物颇相协同,说明德清窑是深受越窑的影响。 近几年来，经浙江省文物工作者朱伯谦、朱瑞钱等同志调查，发现在东汉时，上虞县联江公社帐子山已开始烧制黑釉陶瓷器。为了研究黑釉瓷器的起源，我们请浙江省文管会提供有代表性的黑釉陶瓷标本五件（H4、H5、H6、J5、J6），并请国家建委建材研究院协助进行了理化性能测定。 东汉黑釉（H4、H5、H6）陶瓷器胎的化学组成中，二氧化硅和氧化钾的含量较德清窑（J5）和余杭窑（J6）高，而三氧化二铝和氧化铁的含量较德清窑和余杭窑低。但在数量上，两者相差很小，说明两者都是采用烧结温度低的瓷土原料。 同时，东汉上虞黑釉瓷器釉的氧化 铁含量较德清窑和余杭窑低而氧化钙含量较高，所以，表现在外貌产品釉色上，前者呈色较淡，后者呈色较深。 上虞东汉黑釉（H4、H5、H6）和德清（J6）、余杭东晋黑釉（J6）虽然都是在还原焰中烧成，但东汉上虞黑釉的烧成温度超过1200℃，而德清和余杭二个黑釉标本的桡成温度在1200℃以下，所以釉面的光泽度前者较后者好。胎和釉中间层处有少量条束状霓辉石，瓷胎的长石残骸上布满莫来石晶体。 由于东汉上虞黑釉的烧成温度为1240℃±20℃，吸水率为1%，只有轻微吸红现象，属于正烧，达到了成瓷的要求。可见我国早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东汉时期对于黑釉瓷的烧制已达到相当水平；我国黑釉瓷器的创制时期应在东汉，而不是东晋，烧造地点在浙江上虞县。 从德清窑青瓷和黑釉瓷兼烧并采用二种不同原料的垫饼来看，晋代德清窑所用的原料，最少有六种，经粉碎后分别堆放，合理使用的。这六种原料是：瓷土和含铁量很高的紫金土（这二种供配制瓷胎和瓷釉用），石灰石，普通陶土和耐火粘土（这二种原料仅作垫饼原料用），以及作化妆土用的含铁量很低的白瓷土，可见德清窑的制瓷工艺，也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上虞东汉黑釉瓷和德清窑、余杭窑黑釉瓷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青釉瓷和黑釉瓷在同一窑内混装兼烧。德清窑从晋代起，选用含铁量低于2.5%的原料用来制造青瓷,而含铁量在2.5%以上的原料则用来制造黑釉产品。所以德清窑的特点是灰白色胎制品多为青瓷，猪肝色胎制品多为黑釉产品。这一经验，为我国后来在同一窑内烧制几种不同颜色的高温釉和因地制宜合理地使用原料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四、 关于浙江釉陶、青瓷的工艺特点
1． 历代釉陶、青瓷胎的组成特点：
① 浙江历代釉陶、青瓷胎内，SiO2含量很高，由西周、东周、东汉、三国、两晋、南朝、唐、五代一直到宋，浙江越窑、德清窑、婺州窑、瓯窑的产品，胎内SiO2含量都在70~80%之间；南宋官窑和龙泉窑SiO2含量虽较低，但也在60~70%之间。
② 胎内Al2O3含量较低，除南宋官窑和龙泉窑Al2O3含量在21~29%，其它都在20%以下，最低的仅13~15%。
③ 胎内Fe2O3含量较高，都在1%以上，南宋官窑和龙泉哥窑在3.5%以上，除唐代瓯窑青瓷含Fe2O3为1.1%外，其他一般都在1.5~3%,就是1961年生产的龙泉朱砂底青瓷,含Fe2O3量也在2.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浙江历代青瓷胎的化学组成十分接近，并与浙江本省所产瓷石原料万分也十分接近。胎内含有较高的Fe2O3，是有意使胎着成灰白色，以便对青釉起衬托作用，使青釉显得更为幽雅光润。
④ 除龙泉窑和南宋官窑胎内含TiO2量较少外，其他历代名窑，胎内都含有0.7~1.5%左右的TiO2，但瓯窑产品比越窑产品的含TiO2量稍低。由于瓯窑产品胎内Fe2O3和TiO2的含量比越窑产品低，所以瓯窑产品胎色较白，釉呈淡青色，烧制出独具一格的"缥瓷"。越窑胎内铁和钛的含量较高，对促进瓷胎烧结、降低胎的烧成温度是有利的，但同时也显著降低瓷胎的白度和透明度，所以，现代白瓷产品，要求胎内铁和钛的含量越少越好，而青瓷产品的坯料配方中却有意识地要求瓷胎内含有一定量的铁，对钛的含量也无严格要求，由此可见，青瓷和白瓷的配制工艺，二者截然不同。
2． 历代釉陶、青瓷釉的组成特点：
①釉内SiO2含量都较低，除龙泉窑SiO2含量超过65%外，其他都在65%以下，一般波动在55~63%之间。
②釉内Al2O3含量，一般在11~14%之间,但南宋官窑和龙泉哥窑,含水量Al2O3量商达16%以上,达到现代硬质白瓷釉的含水量铝量水平.由于釉内Al2O3含量提高,提高了釉的始熔点,从而减少了釉面流釉、起泡等到毛病和减轻产品在烧成时变形的倾向，由此可知，南宋官窑和龙泉哥窑，釉料的配制技艺是很高的。这个经验对制造现代高级白瓷，也有参考价值。
③青釉的含铁量，除德清西周釉陶和象山窑唐代青瓷釉的Fe2O3含量超过3%外，其他青釉产品，釉内Fe2O3含量都在3%以下，一般在1~3%范围内。南宋官窑和龙泉哥窑、弟窑釉内Fe2O3含量较越窑、瓯窑和婺州窑产品少，前者在1%左右，后者在1.6~2.6%之间。但龙泉窑个别也有在2%左右的。黑釉产品釉内Fe2O3含量，以德清窑为最高，在8%以上，余杭窑次之，在6%以上，上虞东汉黑釉瓷，釉内Fe2O3含量在6%以下，所以釉的呈色较浅，釉薄处只呈现酱色，也即棕色，釉层厚度在1毫米以上时，才呈黑褐色。 德清窑黑釉瓷由于釉内Fe2O3含量在8%以上，在烧成后期冷却阶段部份产品因冷却速度慢，在釉内产生微结晶，形成结晶釉。它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期的结晶釉产品。所以，浙江德清窑栉目釉产品，和建窑的油滴天目釉、德化窑的曜变天目釉、江西吉州窑的木叶天目釉，均是我国早期的著名的结晶釉，一直被国内外视为珍品。
④ 釉内CaO含量，随着年代的不同而有起伏：西周釉陶的CaO含量在10%以下，但自东汉至五代，釉内CaO含量上升到15~20%，而宋代以后，釉内CaO含量又下降到15%以下，南宋龙泉弟窑釉内CaO含量下降到10%以下而K2O含量由宋代起都有明显的增高，达到3~5%。这说明东汉至五代是靠石灰引入作为熔剂性原料，可以说是石灰釉，而宋代以后引入了含K2O量比较高的原料，降低了釉中石灰的用量，形成了石灰碱釉。
⑤ 越窑产品釉内TiO2和MnO的含量较龙泉青瓷高，由于TiO2和MnO对青瓷釉呈现青的色调不利，所以，即使烧制工艺和烧成气氛相同，越窑青瓷釉的呈色，也不能象龙泉青瓷那样青翠如玉，更不能与龙泉青瓷粉青和梅子青釉色比美。
3． 浙江青瓷，无论是东汉、三国、两晋、南朝或唐、宋、元、明，都是采用一类或二类瓷土（瓷石）为原料，所以，原料的理化性能对青瓷制品的制造工艺和几何形状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瓷土原料中的氧化铁含量，决定着青瓷制品胎和釉的着色，也决定青瓷质量的优劣，如瓷胎氧化铁含量超过3%时，工艺上若不采取其他措施，想获得翠青色调，是很难实现的。还因所用瓷土原料的含铁量不同，浙江几个名窑，除了造型和装饰风格有区别外，胎和釉的呈色，各不相同。如上虞出土的东汉和三国、两晋的优秀青瓷产品，胎的含铁量多在2%以下，釉呈较纯的青色。晋代的越窑，一部分产品胎内含铁量在2.5~3.0%，釉的呈色，多青中带灰，反映出西晋的制瓷工艺较多地吸取了铜器和漆器的造型和装饰手法。晋代瓯窑，胎和釉的色调都较越窑和婺州窑淡。婺州窑因所用的大部分原料含铁量较高，胎内铁含量在3%以上，所以胎多呈猪肝色，这种胎色对青釉呈现翠青的色调影响很大。在晋代，婺州窑开始创用化妆土来美化制品，即采用氧化铁含量较高的粘土成型为坯体后，先在坯体上施以化妆土而后再挂釉。化妆土的原料，是采用精选后氧化铁含量较低的白色瓷土经过认真淘洗而成。婺州窑的这个方法，一直沿用到唐朝。德清窑部分制品，也采用化妆土。采用化妆土，有几个作用：
①使比较粗糙的坯体表面显得较为光滑；
②使坯体烧成后呈现猪肝色得到复盖；
③使青釉制品在观感上显得釉面较为饱满；
④使青釉制品的釉色显得较为青翠美观。但采用化妆土，不但增加了化妆土淘洗和施化妆土工序，而且烧成温度较低时，胎釉结合不好易产生剥釉现象，所以南朝以后，浙江青瓷就很少采用化妆土了。但婺州窑采用化妆土的经验，为宋代定窑采用化妆土和近代精陶以及瓷器采用釉下色泥装饰，提供了可贵的榜样。
4． 我国古陶瓷窑炉在火焰运动方式上的发展是由升焰式发展到半倒焰式（馒头窑）或平焰式（龙窑）。升焰式窑炉是烧陶器的，半倒焰式和平焰式窑炉不但能烧陶器，且可烧瓷器。窑炉由升焰式发展到半倒焰式或平焰式，由不能控制空气量到能靠竖立烟囱或坡度来控制空气量，这是一大飞跃。这样就可以从低温氧化气氛下烧陶器，进化到在高温还原气氛下烧瓷器。所以，战国时代浙江龙窑的发明为我国由陶向瓷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技术条件，也为东汉时代浙江发明瓷器成为我国青瓷的著名发源地提供了物质基础。东汉和三国时期，浙江由于采用龙窑烧成青瓷，烧成温度可高达1300℃，产品的吸水率仅0.16%,而且已能成功地掌握还原焰烧成操作.如东汉越窑胎内Fe2O3含量为0.30%,FeO含量为1.26%,还原比值为4.20,说明是在较强还原气氛中烧成的,所以釉呈青绿色.三国越窑胎内Fe2O3含量为0.45%、FeO含量为1.78%,它的还原比值为3.95,说明也是在较强的还原气氛中烧成的,所以釉呈豆青色。以上说明，远在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代，浙江陶瓷工匠已经创造成功高温窑和较好地掌握还原气氛烧制青瓷了。 从上虞东汉古窑址的遗址考察得知，当时在烧窑时是控制龙窑后部排烟孔的大小来调节窑内抽力大小，以控制窑内的烧成温度和火焰流速。 东汉时，随着原料的选择和精炼，釉料配制和施釉技术的不断改进，窑炉结构的逐步完善，烧成温度提高和烧成气氛的掌握，汉代便由原始青瓷逐渐向成熟瓷器发展，发明了瓷器使浙江成为我国青著名发源地，也使 我国成世界上首创瓷器的国家。
5.哥窑产品与窑产品的区别，主要取决于胎的化学组成，但釉的化学组成基本类似。所以，胎化学组成对龙泉青的色调和开片具有极密切的关系。 黑胎"紫口铁足"的官窑（或哥窑）青瓷，其特点是胎薄釉厚，釉如美玉，色似碧波，开有纹片，底足为黑色 ，上口边为灰紫色。根据其产品特点，我们认为黑胎青瓷的烧制工艺具备下列条件：
①胎泥中须含铁量高，Fe2O3 含量在3.5~6.0%左右，所以坯料配方中必须加入多量的紫金土。
②因为胎薄釉厚，而且胎骨中含有3.5~6.0%左右的Fe2O3 ，所以烧成温度在1300℃以下。
③紫金土原料内虽然Fe2O3 含量较高，但Al2O3 的含量也较高，，在1300℃以下，烧成时，小件制品加入较多的紫金土，不致产生变形。
④官窑和哥窑青瓷，釉料的含铁量，较弟窑青窑产品可稍低一此。
⑤坯体先经素烧以增强坯体的强度。
⑥多次施釉，以获得厚釉层。
⑦采用还原焰烧成，以形成铁足。
⑧官窑和哥窑产品的"紫口铁足"现象，系因烧成后期二次氧化使胎内含有 Fe2O3 而形成的。
⑨产品的釉层厚薄，对黑胎青瓷的色调和釉面纹片的大小，也即黑胎青瓷的观感，影响极大。釉层厚度，以1毫米左右为宜。
⑩产品不加装饰，而是以造型见长，以釉色取胜，以纹片著称。重型端庄，釉如美玉，纹片独特，幽雅光润。
6. 明代以前，我国古人对青瓷的质量评价，是重器不重质，也即偏重于强调青的色调、光泽、滋润感等，追求"类玉"的效果；而对青瓷胎的质量，要求不甚严格。所以，从东汉到宋代，我国青瓷釉色不断获得提高和发展，到南宋，龙泉青色得到高度发展，成为我国青釉之冠。但青瓷胎的质量，明代以前基本没有显著变化，甚至东汉浙江上虞小仙坛烧制的青瓷，部分标本胎的质量，不但比唐代青瓷好，也比宋代青瓷好。推其原因，主要是古人对青瓷"重器不重质"的缘故。明代起，瓷器胎的质量，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7. 晋代起，浙江上虞、德清窑系，已大量使用齿口圆形窑具，这种窑具，一般都是用耐火粘土制作而成。较大的齿口圆形窑具齿尖向下，放在龙窑的沙层中作垫坐，较小的作为小件器物在烧窑时叠装用。这种齿口圆形窑具逐步发展，到了唐代，齿口消失，圆形简体的高度增高，成匣钵。于是最迟在唐代起，浙江青瓷已由明火叠烧改为采用匣钵装烧。 石灰釉在商代创造成功，是我国陶瓷工业的一大飞跃。战国时期浙江龙窑初露头角，为我国由陶向瓷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技术条件，也为东汉时代浙江发明青瓷提供了物质基础。唐代由于使用了匣钵，把火焰和制品隔离起来，避免了落渣、粘釉、火刺、变形等缺陷，使青瓷的制品器型端正，器壁减薄，釉面晶莹光润，大大的提高了青瓷质量，所以唐代越窑有"类冰"、"似玉"、"千峰翠色"之誉，成为全国瓷器之冠。由于使用匣钵，解决了生坯的叠装时负重问题，可以码得高些，提高了窑炉利用率，窑可建得高些，这就为后来的大容积阶级窑和景德镇蛋形窑提供了条件。所以，匣钵创制成功，是浙江陶瓷工艺的另伟大成就。
考古研究表明富平银沟遗址陶瓷研究有望改写中国陶瓷史
12月16日召开的“富平银沟遗址陶瓷科学考古研究”成果学术研讨会透露：富平银沟遗址是中国古代陶瓷生产非常重要的遗址，该地区的窑业成就填补了陕西唐代制瓷史的认知空白，有望改写《中国陶瓷史》，还为解决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鼎州窑”及破解纷争不息的悬案“柴窑”提供了全新的线索和思路。
富平银沟遗址是一个没有文献记载，被历史埋藏了一千多年的重要遗址。2011年12月，陕西省文物局委托陕西省文物勘探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文物调查勘探工作。经过勘探，在该遗址范围内发现各类遗迹共1910处，其中窑炉遗址318座，灰土坑832处，矿物质遗迹（多种不同颜色的矿物质混合土）242处，古井145眼，采集各类器物标本984件。由于该遗址年代久远，地层复杂且多已被破坏。作进一步的田野考古发掘有一定的困难。2015年，陕西省文物局委托浙江大学和陕西省文物勘探公司合作研究，以课题组的形式组成研究团队，在前期考古调查和勘探的基础上，采用科技考古的先进技术手段，就银钩遗址古陶瓷科学考古项目开展合作研究，对遗物、遗存和遗迹进行了科技考证和科学定性研究。
《富平银沟遗址陶瓷科学考古研究》项目课题小组经过对该遗址多次实地考古调查，采集标本，寻找烧制各类瓷器的原料，窑炉遗存遗迹。运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和先进的技技术手段，从考古学、材学学、工艺学等不同角度，对银沟遗址当下发现的古陶瓷标本以及相关的遗物和遗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并对典型标本进行热释光年代测试，用以断源、断代的科学分析。同时，结合文献资料查考、探求遗址的性质。
研究成果表明：富平银沟遗址是中国古代陶瓷生产非常重要的遗址。该地区早在唐中晚期已形成了一个有相当规模、品种多样、技艺高超，产品质量领先的北方制瓷窑群体系。在中国陶瓷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该地区的窑业成就不但填补了陕西唐代制瓷史的认知空白，而且有望改写《中国陶瓷史》。银沟遗址的科学考古研究，还为解决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鼎州窑”及破解纷争不息的悬案“柴窑”提供了全新的线索和思路。
陶瓷型铸造技术的分析及研究
陶瓷型铸造是以耐火度高、热膨胀系数小的耐火材料为骨架，用经过水解的硅酸乙酯为粘结剂的陶瓷型浆料，在催化剂作用下，经灌浆、结胶、硬化、起模、喷烧和焙烧工序制成表面光洁、尺寸精度高的陶瓷铸型。现在还发展了一种无焙烧的陶瓷型工艺。基于rp技术的陶瓷型铸造技术，采用rp制作的零件原型，因此具有以下优点：
①不受零件复杂程度的限制。
②铸件表面光洁，尺寸精度高。
③模型的细微部分能被完整的刻划。
④不受铸造合金种类、铸件大小限制。
⑤模样由cad数据控制，修改方便。
石膏型铸造是以特定配方的石膏浆，依rp原型制作成石膏型铸造模样，其尺寸精度高、表面平整，适宜制造形状复杂的薄壁的铝合金铸件。由于石膏型透气性差、导热性差，故常用负压辅助浇注法铸造。
消失模铸造（epc）是用发泡聚苯乙烯材料制作铸件模样。在浇注时，模样气化而消失，实现铸造过程。这项50年代后期开发的工艺，在复杂形状铸件（如内燃机缸盖）制作中起了很大作用。国内也广有应用，它具有以下优点：
①近无余量，精确成形，不但改善加工过程，产品轻量化，甚至有利于本身工作性能。
②铸造过程容易实现清洁生产（无公害排放、低噪声、无粉尘排放）和自动化生产，生产线设备投资可减少30～50。
③为铸件结构设计提供充分的自由度（无须拔模斜度，孔、洞可直接铸出等）。
涂层转移精密铸造是通过涂层转移，将铸件模样上的细节完全均匀地复制在铸型上，改善铸件表面粗糙度和尺寸精度的铸造方法。与熔模铸造相比，没有蜡模变形引起的尺寸偏差。与陶瓷型铸造相比，尺寸精度高，铸件易清理。
精密铸造技术在汽车行业的应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领域。一个是直接铸造复杂形状及薄壁的零件，如铝合金的发动机缸盖、进气歧管和铸铁的曲轴、缸盖、变速箱壳体、排气管等。另一个则是制造各类模具，如压铸模、热锻模、冲压模等。
激光焊接与切割技术在连接与切割技术方面，重点发展了电子束焊接、水下焊接与切割、逆变焊接电源等。在热处理及表面改性方面，已基本掌握或推广应用了可控气氛热处理、真空热处理、低温化学热处理和激光表面合金化等。
由于激光器具能量集中，焊接和切割效率高，采用材料与工艺光纤可以方便地将能量传送到任意的指定部位，由机器人握持灵活且定位精确，柔性大，所以近年发展迅速，广泛用于切割下料、板料缝焊、冲压件修边切孔、点焊等工序，并能对其运动轨迹、姿态、速度及激光参数等进行离线规划和实时控制。
陶瓷知识频道为陶瓷网重要内容组成部分，我们精选的《陶瓷史研究的里程碑》内容由编辑撰写而成，希望您对我们的《陶瓷史研究的里程碑》一文感到满意，如需浏览更多专题请访问:古代瓷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