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灰色瓷砖。
十年间，武汉地区浅绛彩瓷器的价格涨了十倍，但仍有不少藏家热衷浅绛彩瓷的收藏，因为这一题材仍有潜力可挖。
昨日，记者在徐东古玩城看到一件“汪藩绘浅绛彩山水人物图铺首衔环耳四方瓶”，该四方瓶肩宽底窄，撇口束颈；瓶身一面绘山水，对面画人物，两侧则写诗文，其上部附铺首衔环耳；其山水图远山近舍，画意淡雅，人物图为一高士，携两童子立于树下，形态各异；书法则随意挥洒，收放自如。
据此瓶收藏者杨先生称，这件四方瓶是花了数万元从朋友手中购得，虽瓶口处有一小伤，但如此完整的浅绛彩名家瓷也是很难觅到的。
省馆藏文物鉴定定级小组成员朱军介绍，这是清同治光绪年间浅绛名家汪藩的作品，属浅绛彩名家精品，这类瓷器的价格十年间涨了十倍。比如，10年前5000元左右能买到另一名家俞子明的作品，现在要花5万元以上。
浅绛彩瓷器，是指晚清至民国初年，将中国书画艺术的诗、书、画“三绝”以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在瓷器上表现，再染以淡赭和水绿、草绿、淡蓝及紫色等，经低温烧成的彩釉。
据了解，浅绛彩瓷出现之前，瓷器主要为工匠瓷，其画作皆为工匠所为，虽然在清三代达到精致细密的高峰，但仍难摆脱匠气。而浅绛彩器的出现，是中国画与瓷器的首度结合，其艺术水准空间提高。
从清晚期创烧，到民国珠山八友的发展，浅绛彩瓷一直被中国文人的特质深深影响，不少浅绛彩名家诗、书、画样样精通。正因如此，浅绛彩瓷的文化内涵丰富，其文人情怀、笔墨情趣成为吸引高端藏家的利器。
不过，记者走访获悉，因大多藏友对其缺乏认知，目前浅绛彩瓷器在武汉藏市并不活跃，更多是在行家间的私下交易。而在北京、上海等文化氛围浓的城市，浅绛彩瓷器身价几乎是一年一个样。民国初期“珠山八友”的精品浅绛彩瓷，身价也已突破百万元。
虽然武汉市场浅绛彩的价格也在上涨，但一些收藏行家仍坚信，这些上涨仅是预热前奏而已，旺市应在这几年出现。对于这一趋势，鉴定专家朱军也相当认同。他表示，与当年的文房瓷一样，浅绛会因些独特的文人气质而走向高端收藏，价格提升空间仍非常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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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画与浅绛瓷绘艺术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瓷器制作发展到晚清民国阶段，在工艺上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也难怪，经过漫长的探索和积累，瓷器制作工艺已经趋于成熟，再也没有多少创新的空间了，所以中国瓷器史写到清晚期、民国，于制作工艺上乏善可陈，也是历史的必然。
工艺上乏善可陈，艺术上却是异军突起。晚清民国瓷器的最大亮点应该说是文人画入瓷，这也已经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公认。文人画入瓷，从浅绛开始，一直到后来的新粉彩，开辟了中国瓷器绘画的新篇章。从这个时候开始，以王少维、金品卿为代表的一批御窑厂画师，借鉴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精神内涵和表现技法，大胆地运用于瓷画创作，把中国瓷器纹饰绘制从工艺性的描绘提升到艺术创作的殿堂。
那么什么是中国传统文人画，它和浅绛文人画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必然是浅绛爱好者关心的一个有趣的话题。
陈衡恪曾经对文人画有一个定义：“何为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情趣，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工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这一结论相当精辟。它说明，文人画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对客观事物的描绘，而着重于画家主观感受的表达，而这种主观感受又是中国文人画的一种感受，是淡泊趣远的文人意趣，是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文人操守，是豁达大度、自持自矜的文人品性的浓缩。文人画的形成，是一种试图从客观物象的描绘中获得最大的创作自由和最充分的自我表达的成功尝试。当文人画家最终确立了包括题材、笔墨表现、艺术境界、风格等切合于己的艺术表现形态后，文人的性质、思想、情趣也被这种特殊的艺术形态物化了。如浅绛画师所高度尊崇的倪瓒所言：“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很形象地表达了文人画的艺术追求和创作心态。
赵孟黻与钱选关于“如何是士大夫画”的讨论，钱选曾答以“隶家画也”。隶家本指非行家的外行，但在这里起码要表示：一、文人画家在于强调与职业画家的区别；二、其绘画表现也始终强调不以形似为工。另外，对文人画的解释还有书画同源说、寄乐于书画的游戏说、作画贵有古意说，以及用诗文题跋直接表达创作意图、艺术构思说等等，也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人画区别于院体画和画师画的主要特征。
关于文人画的起始，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以北宋苏轼诸人倡导文人画运动为起点，即在北宋熙宁、元丰年间；二是以文人士大夫参与绘画创作的时间为起点，根据史籍记载，上溯到东汉的中后期。这两种观点应该说各有道理。前者以文人画的成熟为起点，后者以文人参与绘画创作为起点。如果我们把文人画比做胎儿，那么第一种观点是以胎儿的孕育为起点，而第二种观点则是以胎儿的出生为起点。自文人登上画坛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了文人欲借绘画载体来表现自己的愿望，只是这种愿望与其现实条件相差甚远，有待于绘画表现能力的高度发展。至北宋时具备了这种可能，文人画的概念也开始出现。如苏轼所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欧阳修也指出，“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由以形写神向以形写意过渡。为此，两宋文人画家曾进行过不懈的努力，涌现出一些杰出的文人画家和经典作品。中国古代绘画经历了唐宋阶段的高度发展，以形写神式的艺术表现已具很高水平。到了元代文人画已经成为时代风尚的主流，元四家的绘画不仅最终解决了“如何是士大夫画”的问题，也形成了一套被认定的典型图式以及笔墨表现形式，为后来者提供了可资摹习的范本，构成了与画师画、院体画并列的文人画系统。所以后来的浅绛画师多是以元代的文人画作为学习的主要蓝本。
文人参与绘画创作是有历史必然性的。文人属古代的士阶层，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中人向以不治恒产治恒心为誉，所谓恒心，指“士志于道”，“以天下为己任”，游离于社会各阶级、阶层间。上可拜卿相，下可为庶民，以体道、持道者自居、自尊。而志于道的古代士，也有“游于艺”的传统，但孔子时的艺，是诗、书、礼、乐、射、御的技艺中事，谓之“六艺”。由技艺而艺术，发生于魏晋时的文的自觉时代，游于艺以体道不仅更明确，而且被深刻化，于是艺术被崇高化了，此后就有了文人画与工匠画区别的历史基因。文人登上画坛，赋予绘画以写人的性质，其所欲写之人，则是文人自己，而且产生了通过绘画作品以期不朽的理想。这不仅促进了绘画的发展，也是最终形成文人画艺术表现特征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人画的产生，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特定的历史背景，但从本质上讲它体现的是人的主观意识的觉醒。这在中国书画的发展历程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但是，瓷器制作和书画创作，由于它们的创造者属于工匠和文人士大夫两个阵营，所以一直固守着技艺和艺术的分野。加之瓷器绘制多以描摹前代纹样为能事，瓷画创新的脚步就显得异常缓慢。到了明清之际，以帝王为代表的最高统治集团，对瓷器的艺术性要求越来越高，一批具有很高艺术修养的画师加入到瓷器督造或者绘制的队伍中来。但是，官窑森严的管理体制和瓷画绘制长期以来形成的贯制，画师的主观意识依然不能在瓷画创作中得到尽情发挥。所以，只有在官窑突然衰落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形势下，并借助御窑厂重建的契机，画师的主观意识才得以在自己的创作中喷薄而出。
瓷画绘制由简而繁，由粗到精，由技而艺，这应该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到清末时期，特别是御窑厂重建后汇集的一批画师，不仅绘技超群，而且大多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他们许多人被朝廷授予一定的官衔，而且交游的层次也非常之高，在士大夫阶层里有很多知音。所以，这些画师已经可以属于“士”阶层的范畴。因而他们瓷画创作中浓厚的士大夫气（也就是文人气），不仅是他们细心汲取前辈大师的艺术精华的结果，也是他们对自我表达的一种本能需要。
我们品读浅绛大师的作品，首先我们感受到一种对平淡天真、高远超逸之境的追求。欧阳修曾经把萧条淡泊、闲和严静、趣远之心，作为文人气的重要特征。王、金、程以及其他浅绛大师的山水，无不空灵清澈，如入化境，临之仿佛可以洗心怡意，去除杂念。人物，则无论林间高士，还是江湖渔樵，都是气度闲雅，超然物外。在花鸟画中巧妙地吸收宋时已经出现的水墨花卉画法，以及没骨设色法，表现出淡雅的风致，一花一鸟，一草一石，都表现得孤高气傲，凌峭有姿。这同一般庸俗的画匠所体现的艳俗、刻板，绝对不可同日而语。早期浅绛画师对古代绘画大师的学习借鉴，不但把他们那高妙绝伦的境界融入自己的作品中，而且直接汲取了他们高超的表现方法。他们的浅绛作品，不但勾勒皴擦极有法度，而且具体的石法、树法、人物、禽鸟等等，也是古意盎然，颇有踪迹可寻。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王少维和黄子久，金品卿和崔白、任熏，程门和沈周、倪瓒等等，不难发现他们与前辈文人画大师以及同时代的文人画大家之间的神合之处。
文人画之区别于工匠画，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以书入画，把书法的笔法作为表现客观物象的基础。文人画家普遍强调书画同源、同法，强调书画的融合，既适应了绘画向写意阶段的发展，也为写意绘画奠定了一种基本的表现形式。张彦远指出：书画用笔同矣，工画者多善书。由于文人画借鉴了书法的笔法，因而在绘画创作上越是表现近乎纯粹的笔墨运用，越能简洁、充沛地写出象外之意。优秀的浅绛瓷画大师，不仅是优秀的画家，往往同时是优秀的书法家。这不但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诗书画印相互映衬，同时表现在他们把对笔锋的自如驾御应用到对客观物象的描绘上。他们对书法中的骨法用笔以及对偏锋、侧锋的灵活运用，提升了他们在浅绛创作中的笔法、墨法，以似不经意的飞动笔触，描绘出清劲质朴的枯木竹石，山水人物，趣味盎然，别开生面，不仅客观生动地再现了事物的客观面貌，更将胸中逸气、画中意思形态化了。我们欣赏王、金、程作品中的勾勒、皴擦，不但非常准确洗练，而且自如酣畅，有交响诗一般的抒情意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象外之象吧。
文人画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把诗意融入画境之中，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如果说，绘画在表达象外之象的艺术形象时，是依据阴阳之道的理性内容和书法艺术的形式特征，那么在表现象外之意的创作环节中，则又成功借鉴了诗歌艺术的表现特征与艺术成果。书法的笔墨可以应用于绘画，但书法的笔墨却不能独立地存在于绘画造型，而必须将其托之于客观事物。如何在客观事物的选择、取舍和根据画家的主观需要对客观物象进行重新塑造，画家们便借鉴诗歌的特征，把诗歌的“离形得似”、“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等艺术手法，用来启迪绘画的创作。诗贵乎淡，是中唐以后的重要的文艺思潮，画以平淡天真为归，也是这股文艺思潮的滥觞。诗情画意的沟通、融合，这首先是文人们努力的结果，其结果也便在绘画的表现中体化了文人的本色。在浅绛大师的作品中，诗画的融合非常紧密，他们的一幅画往往就是一首诗，是被诗意化了的客观物象的表达，而不是对大自然的简单的模仿。一些画作本来就是按照诗境的描述而创作的，比如汪藩的山水对板。而一些作品则由作者按照画面的意境直接赋诗，诗画双绝，相映成趣，更体现了作者对胸中逸气的自由抒发。如程门、王丹臣、万子铭的一些作品。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从部分顶级浅绛画师的个人素质看，他们完全具备文人画创作所要求的较高的思想文化修养以及对书法、诗歌艺术的领悟和驾御。他们不但有表达自己主观感受的心理需要，也具备实现这种需要的自身条件和客观环境。所以，他们自觉地把文人画的独特形态引用到瓷画创作中来，有意识地同工匠绘画区别开来，应该是瓷画发展的一种顺理成章的结果。
把文人画引用到瓷器纹饰中来，对于瓷器的发展应该是一个革命性的贡献。这不是一个一般化的挪移，而是把瓷器的工艺性和纹饰的艺术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瓷器的欣赏价值。瓷器特有的质感、形制，一旦和书画艺术结合起来，就为人们的欣赏洞开了一方崭新的天地。我们欣赏书画作品，一般来讲只有展读的愉悦，而一旦书画和瓷器结合起来，瓷器的温润、典雅、高贵，是纸绢所不可比拟的，我们不但可以悉心观瞻，还可以尽享触摸、把玩之乐趣。瓷器的特殊形制，也可以把瓷画的欣赏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火炼而成的浅绛瓷画较之画于纸绢上的设色水墨画另有异趣。如果说悬挂或者是嵌镶的瓷板画是一幅展开的水墨画，那么圆器和琢器上的画作则可从不同的角度来观赏。以胡夔“一百二十有零图尊”为例，“一柏”分为两大主枝，两枝都笔墨浓重，刻画精细，两枝的末梢处延伸到尊体的另一面，几乎相接，形成合抱尊体之势，这样柏树的空间形态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平面，而是一个三维立体的树；“二石”分别安排在尊下部的两侧，笔墨比较浅淡；落款环绕在尊的颈部。这样，从尊的任何一个侧面看去，都是一幅有主体、有陪衬、有落款、构图完美的图画。这种一步一景、变化无穷的效果，是纸绢画所不可能具备的。
辨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人画，它也难以超越历史局限性。文人志于道，从来就抱着两种态度，所谓有道则显，无道则隐。前者从外向的角度追求、把握，后者从内心角度体悟、参究。唐末以来，整个封建社会江河日下，一些志士文人感到回天乏力，因此，文人画从一开始便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就有了内向的性格。当然，从文人画中我们可以不断地读到一种奋争的精神和凛凛的生气，但更多地流露得是萧然、孤寂、荒寒、淡漠的情调。在文人画超逸、冲和、简静的艺术境界背后，隐含着消极避世的思想和情绪。文人画的高度发展，被引到了不食人间烟火般的禅的意境中去，文人的性质、思想、情趣在高度净化的同时，也被凝固下来。一方面使文人画变成少数人手中的玩物，不被更多的人所理解；一方面也限制了文人画的内在生命力。如果说早期浅绛大师以自己独特的艺术见解、高超的艺术表现，为中国瓷画开辟了一个广阔的艺术天地，那么后来的一些模仿者则在陈陈相因中把文人画的消极因素愈积愈显。尤为严重的是，一些民间工匠缺乏深厚的绘画功底，不懂绘画的基本规律，只是简单地描摹文人画的外形，不但失去了文人画应有的空灵简远之气，连基本的物象的客观描绘也丧失了，把文人画搞成不伦不类的随意涂写。正如康有为所斥责的文人画末流，“涂墨忘偷古人粉本，谬写苦淡之山水及不类之人物花鸟”，形成了毫无生命力的粗制滥造，终于导致了浅绛文人画的衰落。这说明，艺术上的再创造，无论如何也不能从根本上割断与客观世界的血肉联系，否则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后来的珠山八友再次从大自然中汲取艺术营养，以鲜活、生动、逼真的艺术形象，焕发了瓷画的新的生命力，应该可以看作对文人画的一次新的扬弃。让人遗憾的是，后来的瓷绘艺术虽然继承了浅绛彩所开创的艺术风尚，而且在工艺水平的角度上讲还有所提高，但早期浅绛的那种超然、朴素、冲淡、率性的气息已经荡然无存，代之以世俗的精美华丽和令人厌倦的商业气息。可以说，从单纯的艺术水准的角度讲，经典的浅绛作品已经成为一个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峰。
文人画是绘画历史范畴内的一个特定的概念，即使今天的某些绘画创作仍然继承着文人画的优秀传统和表现特点，也已经和传统的文人画拉开了距离。因为就当代一般画家而言，其思想情感趣味与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画家有着很大的不同，这就从本质上决定了其作品不同于以往的文人画。从这个意义上讲，文人画包括文人瓷画，已经成为难以复制的历史痕迹。我们只能期待它卓而不群的精神内涵，常存于中国绘画创作的血脉之中。
文/图空谷
浅绛彩瓷器所反映的文人画元素
本文以文人画精神的视角审视浅绛彩瓷器， 分析浅绛彩瓷所体现的文人画元素。
一、浅绛彩瓷的概念及特征
浅绛彩瓷是清代晚期（ 道光到咸丰年间）景德镇出现的一种陶瓷绘画的特殊品种， 属于釉上彩绘。是瓷艺界借用“ 浅绛” 这一中国画术语来命名的一种区别于传统粉彩等工艺的一种新的釉上彩。浅绛彩瓷是以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在烧成瓷的白色瓷板或瓷瓶上进行勾勒绘画后，再用浅淡的赭石、水绿、草绿、淡蓝等颜色， 入低温窑， 经过6 5 0 ～ 7 0 0 ℃ 的低温烧制成的釉上彩瓷器。其绘画风格淡雅， 以浅绛（ 淡赭色） 为主要色调。这种釉上彩绘画创造之初， 被一些文人画师用来创作类似纸本、绢本的浅绛山水文人画， 所以被称之为“ 浅绛彩” 。一直发展到后来， 在清同治、光绪朝浅绛彩瓷色料变得日益丰富， 被画师用以创作花鸟、人物瓷画。不再单独以这种釉上彩绘制“ 浅绛山水” 。但因颜料、工艺依旧， 仍称之为浅绛彩瓷。浅绛彩瓷刚兴起的时候属于民窑瓷器的产品， 与官窑不同， 很少在上层社会与宫廷中流传。其创作者是民间的文人画师、工匠甚至是中国画领域的职业画家。
陶瓷绘画从最初出现直到清代不是以完全意义上的单独绘画形式呈现， 而是以装饰器型的辅助状态呈现的。所以说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瓷绘是作为装饰而非绘画。陶瓷绘画在清末浅绛彩瓷出现之前一直是一种工艺， 被称作“ 匠派艺术” ，瓷绘只是以纹样的形式来装饰陶瓷器皿， 如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缠枝纹、云纹、寿字纹、如意纹等纹样， 或开光装饰手法绘以版画性质的装饰图案如龙纹、山水纹等， 无论是青花、粉彩、五彩或斗彩。如《匋雅》中记载画瓷器的工匠被“ 画纸绢者（ 文人画家） 所不屑也” 。而自从清末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咸丰到同治朝御窑厂面临危机、管理松懈， 很多画师流落到民间， 正值此时海派绘画在艺术品市场正值高峰， 新安画派绘画也受到景德镇所临近的徽州的徽商大力支持， 景德镇瓷器画师与各中国画派的画家得到了交流的机会， 在那个文化碰撞的时代， 文人瓷画： 浅绛彩瓷诞生了。
二、浅绛彩瓷艺术与“ 匠派艺术”的区别
浅绛彩瓷区别于工匠所作的装饰性的陶瓷工艺品， 而是以中国文人画赋予到陶瓷这种载体的艺术表现， 它表现在三个方面： ① 作者不再是无名的匠人， 而是与中国画一样有着名家的社会地位及个人明显的风格， 如浅绛彩瓷画家程门、王少维、金品卿等。② 每件作品的创作过程由创作者从构思到起稿到绘制到落款独立完成， 而非像工匠一样根据不同的工序分工制作。③ 不再墨守成规， 而是有着明显的个人风格及画面的创新。向焯在《景德镇陶业纪事》中表述浅绛彩： 当时人们称这种在瓷器上绘画的新鲜事物为“ 新派艺术” 。相对而言青花与粉彩则是“ 旧派艺术” 或“ 匠派艺术” ， 并认为只有“ 新派” 艺人才能算是“ 美术家” 。正如刘新园先生所说： “ 毫无夸张的说， 晚清浅绛彩瓷艺人是景德镇现代彩瓷风格的开创者” 。
三、浅绛彩瓷料性所表现出的文人画笔墨元素
浅绛彩瓷与粉彩、古彩相比颜色质感半透不透， 在古彩与粉彩之间。因其在黑料系钴土矿中加入了大量的铅粉配置而成， 简化了绘制工艺， 不用像粉彩黑料在绘制后需要覆盖“ 雪白” （ 一种透明的铝质颜料） 。也不用像粉彩一样先以玻璃白（ 一种不透明的白色颜料） 进行打底然后在玻璃白上进行洗染填色， 由于浅绛彩瓷黑料中加入大量的铅粉从而使得浅绛彩瓷的黑色本身就变得浅淡， 恰好符合了文人画中“ 逸品” 的用墨特征， 如同倪云林的画一样清淡、透明， 而且浅绛彩瓷在设色上敷彩的色层也很薄， 这样就使得画面色彩变得很透明， 色调清新淡雅。从而体现出文人画精神中由“ 淡” 而展现出的一种“ 淡泊” 、“ 宁静” 、“ 致远” 的文人心态。不论是纸绢文人画还是浅绛彩瓷画都将淡、逸、清、幽、雅的艺术特征表现在画面上， 从而使主题个性结合客观物象并结合自我情感， 将人生境界与艺术境界融为一体， 体现出文人画精神， 展现文人的内心心境， 从而给人以怡情、畅神之美感。
浅绛彩与青花瓷相比， 浅绛彩瓷具有色彩多样与工艺便捷的两个优势。青花在绘制过程中， 在烧制前与烧制后， 色料的呈现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状态。需要极高的经验与大量的实践后才能逐步掌握料性。而且制作、烧造成本较高， 烧成率也较低， 并且颜色单一。但浅绛彩瓷则绘制工艺简便， 可以直接在瓷胎上进行艺术创作， 烧成前后变化不大， 适宜各地的文人画师来景德镇进行创作。而且成本较低， 烧成率较高， 色彩比起青花瓷多样， 完全可以达到纸本、绢本上的文人画效果。
浅绛彩瓷画家利用黑料来代替纸绢绘画的墨， 以浓淡不同的黑料在瓷面上的变化来表现不同的用墨层次变化， 用来展现或清新宁静的旷野或浑厚苍茫的山川， 敷以淡赭色为主的色调， 以单纯的色彩来概括描绘变化万千的自然。其文人画“ 写意” 的精髓被浅绛彩瓷画家很好地利用到了作品中。
四、浅绛彩瓷所展现的文人画精神
晚清民国时期出现的浅绛彩瓷是陶瓷绘画史上的一个创举。它不同于以往景德镇传统的绘瓷工艺， 浅绛彩瓷集文人画艺术所主张的“ 诗、书、画、印” 于一身， 没有传统青花、粉彩、古彩的“ 匠气” ， 充分体现了文人画的精神。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浓郁的文化气息， 体现出了晚清民国时期瓷绘艺人的文化素养。彰显着中国传统文人画精神， 浅绛彩瓷作品首次融合了中国传统书画艺术中的诗、书、画、印等因素， 在瓷器上表现， 影响了后世的新粉彩及当代文人瓷画。使瓷画与传统中国画结合， 创造出瓷画的全新面貌。有着浓郁的书画气息和高雅的文人品格。
文人画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精髓， 中国文人画是以诗词设定画面的意境， 确定一种画面所要描绘的主题或一种文人的哲思、情怀、情感。其以诗文入画： 表现在其题诗和题款； 以书法入画： 表现在其绘画中书法的用笔； 以哲理入画： 表现在其文人画讲究阴阳开合、知黑守白、画面虚实的营造与天人合一。这一切正说明了文人画所具有的文学性、抒情性、哲学性。文人画的地域及文人画家的活动范围多聚集于江南地区， 浅绛彩瓷绘画师同样也来自于江南地带。晚清民国画坛的整体文人画风气带给了浅绛彩瓷艺人巨大的影响， 使他们不断向纸本、绢本文人画家学习， 借鉴和渗入到他们的浅绛彩瓷创作中。浅绛彩瓷所表现出的不同以往的瓷绘特征在中国陶瓷史与中国绘画史上的确是一种创举， 浅绛彩瓷艺术极大地提高了陶瓷绘画艺术的艺术价值与审美方向及文化品位， 开创了陶瓷器皿装饰到陶瓷绘画艺术的成功转型。并对陶瓷绘画艺术领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浅绛彩瓷首次将陶瓷绘画创作成如同纸本绢本上的文人画般的效果。
五、结语
浅绛彩瓷艺术是文人画精神在陶瓷材质上的直接显现，浅绛彩瓷艺术家具备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所有特征， 使得瓷画艺术从之前普普通通的装饰工艺转化为文人瓷画。使陶瓷绘画从此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提高了陶瓷艺术的文化内涵，浅绛彩瓷艺术家们的精湛作品使得瓷画艺术能与纸绢中国画艺术相媲美。从而在瓷上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文人画。浅绛彩瓷是文人画艺术在瓷器上很好的体现。
年画题材在陶瓷酒坛中的运用
年画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绘画体裁，也是中国民间美术中较大的一个艺术门类，同时在题材、设色、构图等多方面对陶瓷酒坛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举例说明年画艺术在陶瓷酒坛的运用及重要影响。
年画是中国的一种古老民间艺术。年画艺术与民俗密切相关。寄托了人们对风调雨顺、农事丰收、家宅安泰、人马平安和祈福迎新、驱灾避邪的愿望。古时没有电影电视，也没有报纸刊物，更没有网络等现代媒体，因此，年画作为唯一的发行量最大、覆盖面最广的传播媒体，以其通俗的反映了几乎所有民俗文化内容。年画取材内容极为广泛，尤以直接反映各个时期的时事风俗及历史故事等题材为特点。画面线条单纯、色彩鲜明、气氛热烈愉快，并有以历史故事、戏剧人物作题材的。不仅富有艺术欣赏性，而且具有珍贵的史料研究价值。其中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如《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人物故事为陶瓷酒坛提供了大量素材。年画构图对称、饱满，色彩绚丽，造型夸张，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同时承载着人民大众对未来美好的憧憬。画面中的元素通过双关、隐喻、谐音、象征等，使几乎每一件作品都有深刻的寓意蕴含其中。意象化的造型形式美更加提升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如桃花坞年画中的《和气吉祥》又名《一团和气》画面呈圆型。中央是头戴红花，扎羊角发髻，活泼天真，憨态可掬的稚童笑脸，身穿锦团服饰，颈佩“日月同春”银锁，手捧“和气吉祥”卷轴，给人喜洋洋、富足堂皇的感觉。在构图中和形象塑造上特意呈圆型，寓意“团圆”、“圆满”，表达了人们在新春佳节中盼望家庭和睦，生活幸福，诸事顺遂的良好愿望。
年画从开始就是和陶瓷的装饰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作为装饰的题材存在，只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年画不单作为某种装饰的题材存在，也形成了自己全面、系统的风格特点，并且与陶瓷艺术、剪纸艺术、皮影艺术、雕镌艺术等一些姐妹艺术共同组成中华民族优秀的民间艺术。年画和陶瓷所展示出的广泛性和通俗性，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美好的寓意，都给我们传递出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特别是当今资源丰富、技术发达，当两者相互借鉴、吸收的作品更能带来全新的活力。
陶瓷的装饰题材内容丰富，形式多种多样，有山水人物、花鸟图案及书法等等，各有其美，使得陶瓷艺术灿烂多彩。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变迁，人们的思想与审美观的改变，陶瓷酒坛的取材也在不断变化。其中很多是以年画中的古代寓言、成语典故、民间趣事作为题材装饰，在陶瓷史上有许多实例。年画具有质朴的语言风格，在取材、创作时流露出广大民众质朴、纯真的自然本质。
一、别致的构图
年画的构图讲究对称、完整、多样调和。构图饱满有利于营造出充实欢快的气氛，无论是神像、历史戏曲、风俗趣事都完整、充实地展现出来。这与人们追求圆满、完美的心理有一定的联系。人们喜欢把生活中的美好愿望艺术化、物象化到艺术创作中去。如桃花坞年画《富贵花开》整体构图充实丰满、基本不留白，而且配有花边和文字。主次有序、聚散有度，既富于变化又和谐统一。施于人的建国后作品，古彩《四季百花》瓷盘主题纹样都安排在器皿的主体，其余部分配有边锦图案纹饰，纹饰几乎布满了整个器皿，主题纹饰和边脚纹饰互相映衬，浑然一体，构成一件完美的艺术作品。画面大多集中、均衡，构图的完整性是达到装饰艺术效果的一种重要手段。
二、较强的装饰性
我国所有的民间艺术，在造型、装饰方面，无不绘有喜庆活泼的画面，极具精妙的幽默感，还善于运用夸张等手法，来丰富形象、丰富色彩。如年画《连年有余》，画面上的娃娃“童颜佛身，戏姿武架”，怀抱鲤鱼，手拿莲花，取其谐音，寓意生活富足，已成为年画中的经典，广为流传。施于人的古彩大盘师法传统而不泥于传统，吸收了年画中的质朴、率真、温馨的艺术营养，运用独特的陶瓷语言重新塑造，一切的绘画都离不开点、线、面。古彩瓷画则更是强调点、线、面之间的关系，点是一切形态的构成基础，任何物象都是由大小不同、疏密不同的点所组成的，体现了立体感和层次关系。物体的形象轮廓，纹饰形态，都要用线条来表现。古彩线条，雄健刚劲，刚中有柔。勾线时讲究中锋用笔，线条粗细均匀，注重顿挫转折的节奏感，粗细、长短、曲直、疏密的不同线条，表现出不同物象的质感。古彩的色块大小分明，色彩鲜艳。古彩瓷的绘画图案所表现的物象抽象、半抽象，写意传神，具有一定的程式化语言特征，更加突出其装饰性的味道。创作出既有朴质欢快的民间艺术意趣又激荡着的时代蕴涵的鲜活艺术风格，让人赏心悦目。
强烈的平面装饰效果，古彩陶瓷酒坛的装饰注重上下左右的处理，不去刻意追求画面立体效果。因为被装饰对象本来就是两维空间的平面，尊重主体表面的平整感。与纯朴的民间木板年画艺术一样追求平面感。线条基本没有粗细上的变化，颜色也基本是平涂，这是服从平面装饰需要，虽然没有透视关系，但我们看上去却也很自然，这是装饰性绘画表现出来的美感，传递给我们较强的视觉冲击力。
三、对比强烈的色彩
色彩的运用源于人本能的色彩反映。民间年画的色彩，一方面，明显地呈现出人从本能出发选择色彩的表象，如在年画色彩中红色最为普遍，因为红色在可见光谱中波长最长、振动频率最慢，是人类视觉最先反应、最易感受的色彩，原始人类的色彩应用都是从红色开始，红色在中国人的心中似乎成了不能取缔、最受欢迎的颜色；另一方面，因为本能的色彩冲动，往往使年画制作突破社会性和地域性集体色彩的影响，时时表现出新的色彩面貌，如在年画制作中最广为流传的口诀，“画画无正经，新鲜就中”就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它所体现的是艺术的随意性和游戏性，体现人类本能对色彩的喜好和喜爱纯粹色彩的视觉刺激。因此，长期以来我国的民间年画均多用极色，以黑、白、红、绿等对比强烈、鲜明的色彩来组成画面，而且毫无顾虑地以艳红翠绿、明黄暗紫的色彩搭配，色彩运用几乎达到自由表现的程度。以粉、新彩的彩绘类型装饰亦是由冷暖色的对比搭配出强烈的视觉效果。特别是古彩、红绿彩这种强调色彩分明的装饰类型，更能突出其主观色彩的千变万化，丰富多样，色彩鲜艳而且形象突出。颜色釉的运用更是加强了色彩的主导地位。很多作品都是首先使用大面积的颜色釉，后绘画创作。颜色釉的色彩特性赋予了颜色釉色彩厚朴、鲜美纯正、质感丰富的美感。颜色釉变化无穷作为一种别致的装饰方法，呈现出的作品大都绚烂、强烈而又大胆，使人看了之后，轻快愉悦之情油然而生。
四、题材的创新利用
创新是永恒的主题。陶瓷酒坛的创作中既要吸收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善于发现、创作出新的内容。喜庆欢乐的婴戏图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题材，抽象、夸张的造型在杨家埠、桃花坞、朱仙镇都有众多不胜枚举的实例。作品中的娃娃或一人独自玩耍或三五成群嬉戏，为了配合画面更是选择寿桃、莲藕、鲤鱼、花瓶各种元素充实主题。可以说起源于民间的传统年画最不缺少的就是题材。而陶艺工作者对创作过程的重新认识以及对材料、工艺、技术审美认同，打破传统相对单一的创作观念，积极发现、挖掘、释放材料、技术等独特的审美语言。在陶瓷酒坛、造型多方面都有全新的诠释。
年画是中国的一种古老民间艺术，是千百年来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尊崇，是对传统观念的寄托。虽几经建构-解构-再建构，但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流传至今。当我们今天面临着随资讯发达的电子时代而如洪水般涌来的西方文化时，更应该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年画艺术不仅是民族文化的瑰宝，也是传承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一个有生气、有内涵的民族，必定是能体现自己文化精神的民族。于笔者一位学习陶瓷酒坛方向的学生而言，对年画及陶瓷相关知识的学习、吸收在创作中都有着重要作用。传统的民间艺术可以说是历史进程中的“活化石”，把年画艺术运用到陶瓷酒坛上，能够体现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艺术独特的风格和内涵。更是对陶瓷艺术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融合。
婴戏”题材古瓷器之艺术风格
我国古民窑烧制在瓷器上的“”题材画面，都好像是一幅幅风俗画，乡土气息非常浓郁，其线条圆润流畅、笔法飘逸娴熟，显示出古代民窑画师和工匠人员深厚的装饰技艺与功力。
婴戏图陶瓷枕
在我国古代民窑烧制的瓷器中，有一类题材特别引人注目，它就是“婴戏”题材的作品。将其说成是“婴戏”题材是缘其表现内容。这类题材的作品，反映的都是当时社会生活中儿童嬉、娱乐、游戏的内容，充满了生动感人的童贞、活泼和稚趣。有的是描绘了一个场面，有的是突出了一个或数个儿童形象，给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作品增添了许多动感和趣味性。这类作品集中体现了民间民俗意愿，与当时市并百姓的日常生活紧紧地贴一起。无论是所反映的内容，还是其艺术特色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古代民窑瓷器艺术的审美文化内涵。具有很高的赏析和研究价值。
一、古民窑瓷器中“婴戏”题材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特征
古民窑瓷器中的“婴戏”题材，或直接截取婴幼儿嬉戏的一个横断面，或直接取材于民俗生活场景。在保存至今的一些古民窑瓷器珍品中有一件“白地黑绘童子骑竹马腰圆形瓷枕”，整个画面绘制的就是一个执鞭男童骑竹马的场面。这一游戏是孩子们最常玩的，孩子只须将一根长棍或是竹杆当马骑即可，至今民间儿童仍保留着这一游戏，成语中也将两小无猜比喻成“青梅竹马”：而另一件珍品“白地黑绘双童戏鸟纹腰圆形瓷枕”上，则是截取了两个儿童捕捉小鸟的场面，也非常有意思。图面中一只小鸟落在了一个穿彩衣男童的头顶，这个男童又惊又喜。他耸着肩，缩着头，笑眯着眼睛，叉开两只小手，想抓鸟又怕鸟飞走，那神态逼真得让人喜不胜收。画面中的另一个全身只戴一个“兜肚”的男童，这个男童全神贯注小鸟，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去捉小鸟，好一副童戏童趣图，让欣赏者如临其境。值得注意的是男童身上戴得那个“兜肚”这是一种纯中华民俗的儿童服饰，现代的农村和山区还保留着这种儿童日常着装，这种着装中包含了浓厚的中华民俗或吉祥寓意，作为一种服饰文化保留并流传至今。此类作品在古民窑瓷器中有很多件，有孩童蹴鞠的、有孩童钓鱼的、有孩童逗鸭子玩的、有孩童酣睡的等等。这些作品，都集中反映了直接取材于民间民俗生活的一个真实场景。这样的特点，真实而生动地表现了我国古代民间儿童生活的一个侧面。
卉民窑瓷器上反映的“婴戏”题材，直接透视出重视喜爱男婴的民间世俗。在我国古民窑瓷器上出现的“婴戏”题材，大多是男婴的形象和游戏，女婴的内容也有但非常少见。从这一点我们不难看出在我国古代民窑兴盛的时期，虽然市场交易带来了经济的繁荣。社会意识的进步，但民间民俗中对重视和喜爱男孩的社会氛围是浓重的，这一文化现象和文人们对生男生女的“弄璋之喜”与“弄瓦之喜”表述，都是我国古代男性占主导地位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和体现。由此可见古民窑将反映男婴的画面烧制于瓷枕等器品之上，饱含了顺应“祝福人丁兴旺”、“喜悦吉祥”的民俗意愿。
二、古民窑瓷器中“婴戏”题材的装饰艺术风格
我国古民窑瓷器中“婴戏”题材的纹饰构图严谨，主题突出。画面简单，笔法娴熟，乡土气息浓郁，每件作品都显示了古民窑画师们的深厚功力和精湛的装饰技艺，其中不乏精品之作。
纵观古民窑瓷器中“婴戏”题材，普遍呈现出风俗画装饰艺术风格特征，我们将其总结为：
以人物为主题、纹饰构图严谨、主题鲜明突出。其画风之简捷可谓是到了惜笔如金的地步。每一幅图都是一幅完整的人物画。其主体画面直接反映的是人婴幼儿，在画面中，除了婴幼儿的行为有直接关系的客体以外。几乎没有多余的其它内容。例如在白地黑绘童子放风筝八角形瓷枕中，就只有一个放风筝的男婴和一只风筝，寥寥几笔却将其动态画面表现得栩栩如生。又如白地黑绘童子打陀螺纹腰圆瓷枕中，就只绘制了一个手拿小鞭的孩子。
线条流畅、笔法娴熟，整个画面无不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我国古民窑烧制在瓷器上的“婴戏”题材画面，都好像是一幅幅风俗画，乡土气息非常浓郁，其线条圆润流畅、笔法飘逸娴熟，显示出古代民窑画师和工匠人员深厚的装饰技艺与功力。例如在表现婴儿嬉戏的画面中，采用近似白描的手法进行描绘，是其在本类题材的瓷器中常用的笔法之一，其走笔如行云流水。表现人物身体行态传神逼真、动感强烈、笔触圆润有力；表现人物衣纹飘带，灵活多变、运笔飘逸潇洒。特别是采用宋红绿彩工艺技术所制作的“婴戏”瓷器器品，多以绿调子为主，以红彩为点缀，使构图产生强烈的对比，节奏感和跳跃感跃然于瓷器之上，这样用色突出了色泽的鲜艳和亮丽，同时又形成了强烈的喜庆装饰风格：我国古代民窑“宋博红绿彩”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的地位评价问题正在引起陶瓷史研究界高度注意。
粉彩山水画的表现题材装饰艺术及意境
陶瓷粉彩山水画艺术，博采了纸上中国画之长，融会贯通，具有独特技法和特殊的艺术效果。本文试从粉彩山水画的表现题材、装饰艺术、意境表达三个方面对其进行阐述。
一、粉彩山水画的表现题材
粉彩山水画以自然风光为表现题材，在山水作品中，既有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也有乡村田园渔、樵、耕、读的生活情趣，山居图、行旅图等画面。粉彩山水画色彩绚丽明快、线条刚劲有力、构图新颖别致、意境含蓄深远，精练地展现出壮丽山川的奇妙景致。
陶瓷粉彩山水画
山水画的特色之一是将人物与山水相融汇。历代山水画，虽然都是以自然山水为表现对象，但是，往往都在作品中以人物点缀，表现了人们在大自然中的生活情景，显示出乡村田园的劳动生活情趣。在山水画中如果只画山水，就会显得比较单调。虽然山峦重复，树林掩映中也有令人向往之处，但是，在画中再体现出人的形态，就会使画面增添生气活力，因此，山水瓷画中，常以“渔、樵、耕、读”的劳动生活入画，陶瓷艺术家运用精练的构图形式，把丰富的景物和人物组合在画面中，构思巧妙、意蕴深刻。在历代山水瓷画中，“渔、樵、耕、读”是常见题材，其装饰手法有两种，既有把渔樵耕读画在一起的，也有渔、樵、耕、读分开来画的作品。
在创作中，艺术家从大自然中来，再以恰当的绘画语言、完美的绘画手法展示于世人。由于艺术家们特有的来自于对自然与生活细腻、独特的感受，所以在进行创作时便可信手拈来。画家在每一幅作品的创作选材中，无不将其与之俱来的天性蕴含其中，使作品温润优美。为了更深刻地表现大自然的万千景象，陶瓷艺术工作者创作山水画，就要经常深入大自然，到名山大川中去观察写生，对景作画，收集创作素材。把自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在写生作画时，身心都沉浸到美妙的景色里，进入到“物我两相忘”的出神入化意境。
二、粉彩山水画的装饰艺术
粉彩山水画具有很好的装饰性，以色彩丰富、粉润柔和、秀丽雅致为特色。粉彩山水画在用颜料装饰绘画时，有鲜明的明暗、深浅、阴阳的层次对比，在绘制工艺上，传统粉彩山水以勾线、填彩、渲染、接色等技法敷彩，线条精细，色彩绚丽。在布局、技法上，粉彩山水吸收了国画工笔山水的风格。现代粉彩山水，在传统粉彩山水的基础上，发生了重要变化，在材料、装饰形式、工艺特点、表现形式上，都有新的特点。现代粉彩山水画要在继承基础上发展创新。
粉彩山水综合装饰有多种形式，一种是在瓶口、瓶足施以影青釉，并刻有边饰图案的瓷瓶上用粉彩加绘山水。还有在釉下用书法雕刻、图案雕刻，再在釉上配上粉彩山水主题绘画，形成现代粉彩山水综合装饰艺术。
粉彩综合装饰艺术吸收了现代艺术创作理念，突破了传统粉彩山水的装饰形式，表现形式丰富，装饰效果更好。雕刻与彩绘结合，雕刻与绘画浑然一体，书法与画面相衬托。色釉与绘画相结合，这种装饰形式既能体现高温颜色釉的天然肌理，又能体现彩绘技艺。其表现技法是，先用高温花釉或紫金釉在坯上渲染山坡、岩石块面，施釉烧成后再在釉上用粉彩、新彩颜料描绘树林、房屋、人物、动物。由于高温颜色釉在高温窑变时会显现丰富的色泽，用粉彩和色釉结合创作出来的山水瓷画斑斓绚丽，画面与色釉结合巧妙自然。
三、粉彩山水画的意境表达
粉彩山水画强调笔墨情趣，强调画面的意境。“意境”是我国传统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是构成艺术美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亦是粉彩山水画品格高低的重要评价标准。意境在粉彩山水瓷画中的内容较多，作品的主题、构图、形象、细节，往往都在“意”字上下功夫。山水画常采用夸张、变形、概括、简练的手法来表现对象。在描绘客观对象时，不以表现对象真实为目的，而是借助笔墨为手段，以达到画面的诗情画意为最高境界。因此，粉彩山水画的山水要比真山真水更美、更符合诗意、更符合人们的理想境界。
要创作出情景交融、意境深远的粉彩山水画作品，首先是要正确处理好“景、情、意”三者之间的关系；其次要借助特定的艺术表现手段和形式才能实现。在粉彩山水画的具体创作时，要营造什么样的意境，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精心地构思、立意，做到意在笔先，胸有成竹，才能有的放矢。不论何种意境的营造需经历一个以情观景、触景生情、寄情于景，最后达到情景交融、借景抒情的奇妙境界的过程。
在创作粉彩山水画作品时，要注意造意审美，注意气韵生动，注意宾主之位和远近态势，使画面有静有动，虚实对比，从而形成野旷山崖泉水的通畅和质感。在整个布局构图定型后，在瓷胎上将主、附景绘好，使整个图稿达到意在笔先，取景造型准确传神，立意形神兼备，具有引人入胜，令人回味无穷的效果。此外，通过在大自然中的观察、体验和写生作画，把对大自然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并从中产生意趣。
艺术追求无止境，粉彩山水画艺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取长补短。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具有时代特色的陶瓷粉彩山水画精品。
三彩苑
唐三彩的发现 彩在唐高宗时逐渐成熟，到武则天、中宗和玄宗时风行一特，以后即衰弱以至消失。唐三彩以其瑰丽斑斓的釉彩和精美高超的造型，在中国陶瓷史和雕塑史上都占重要一席。但唐三彩被世人所知，却还不到到一百年的时间。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在实行土葬的古代，留下的墓葬不计其数。厚葬之风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史上一直常盛不衰，用生前喜爱之物随葬，以死后安居之需人土，使古代墓葬中金玉珍宝、竹木陶瓷无不具备。人殉是中国远古葬俗的重要内容。因人性的省悟和社会生产的要求，逐渐以草木、以玉石、以金属、以陶瓷制成俑替代，尤以陶俑为多。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改善中国东西交通，开始修筑隋海铁路。
铁路西段开封至洛阳的汴洛铁路开经洛阳城北的邙山。邙山位于洛阳北面，横卧黄河之南，山上有道教发源地上清宫。邙山是汉唐以来的著名墓葬区，有[生在苏杭，死葬北邙] 的民谚，历 朝古墓交叉重叠，[几无卧牛之地]。铁路所经之处，发现大量唐墓，出土为数可观的各种随葬物品，包括唐三彩。唐三彩的发现惊动了世界考古界，风靡了各国艺术人士，木来弃舍不取的唐三彩被各公私收藏机构竟相搜求，高价收购。
唐三彩诞生的文化渊缘 唐代的厚葬之风 厚葬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现象.
在国计充裕、天下富足的唐代，此风更炽。 唐人对丧葬诚惶诚恐，不惜破产倾资。唐十八陵气势雄伟，规模宏大，周围陪葬的王公大臣也营造的豪华壮丽，其他百姓也十分考究。上行下效，近年来出土的唐三彩的一些中小土墓，墓主都是平民百姓，有的连墓碑都没有，但随葬的三彩明器却数量不小。急剧增长的社会需求，使明器制作业空前发展。作为随葬品的俑大约起源于商周中期，它是人殉制服演变的产物。春秋战国时，用俑陪葬的习俗开始流行，但这是同见人殉。 秦始皇一统海内，用俑随葬的习俗得到空前发展，代表作便是气势磅礴、雄伟壮观的秦始皇陵兵马俑。 汉代以俑陪葬的习俗更为普遍，从俑的质料分，有土、石、金属及陶。魏晋南北朝时，随葬俑以有一定程式，分镇墓俑、依仗俑、侍仆俑、动物俑四组。宋以后，流行以纸质俑随葬，陶俑随葬的习俗才画上句号。
唐三彩对奈良三彩的影响
当人们谈到奈良三彩的时候，常认为奈良三彩是唐三彩的照搬照抄。这种观点，只看到了唐三彩的强烈影响，而忽略了日本人民在吸收唐文化的过程中的改造和创新，只重视唐三彩与奈良三彩的相似之处，而忽略了两种三彩的不同之处。虽然奈良三彩是仿唐三彩而制成，不仅在造型上与唐三彩极为相似，而且其鲜艳流淌的釉面、光灿美丽的色调也都十分接近唐三彩器物，但是，日本工匠们在模仿唐三彩的基础上也注入了日本的民族文化，渗透了自己的审美情趣，对唐三彩的形与色等方面加以选择和改造而制成带有日本味道的奈良三彩的。
1、使用功能与造型的比较
盛唐之时，唐三彩主要是用作殉葬的明器，这是历来的中日研究者们一致的认识。从唐三彩材料的化学性质来看，它作为盛装液体的容器，也具有比较大的实用性。李知宴对于唐三彩的使用用途曾做出过这样的论述：“唐三彩是高级艺术品，它除了作为生活用品之外，更主要的是用作陪葬品的。”因此，唐三彩的用途较为广泛，既有明器，也有数量众多的生活用具，因此器型种类繁多，造型较为复杂。不仅有器皿类、俑类、玩具类，还有一些大型的建筑构件等。
奈良三彩则不同。正仓院所藏的三彩除一件三彩塔和三彩鼓胴外，基本都是器皿类。其使用功能一般被认为是东大寺进行佛教仪式时使用的礼器，它们多供举行祭祀、佛事之用。由于奈良三彩使用功能的单一性，限制了其造型的多样化。奈良出土的奈良三彩器物种类，主要有钵、碗、盘、瓶、盅、壶、杯、罐、碟等。此外，遣唐僧对唐三彩特别感兴趣，因此奈良三彩还作为藏骨器、砖、瓦来使用。
2、胎质及化妆土的比较
唐三彩的胎质有两种，一种色泽呈淡红色，质地有粗有细；另一种胎土的含铁量较低，质地细腻光亮，色泽多呈白色。至于奈良三彩的胎质，以正仓院三彩的胎质为例，其胎土的含铁量较高，质地中不仅夹杂许多小砂砾，较为粗糙，且大多都是用氧化焰烧成的，色泽呈红蛋壳色。也有一些是用还原焰烧成的，其色泽呈灰白色。
唐三彩器一般在施釉之前，普遍先在器表施一层白色化妆土，也称“护胎釉”。 而这种白色化妆土在奈良三彩包括正仓院三彩的身上是看不到的。这说明它对于胎体表面的色泽和质感要求不高。奈良三彩中大多使用色泽浓厚的绿釉，现在看来，也有可能是为了掩盖坯体表面泛红这一不足。
3、色釉装饰的比较
唐三彩使用的釉色非常丰富，并不局限于黄、绿、褐三种，还有蓝色、白色、黑色、浅黄和茄紫等色，它以黄褐色为主色调，彰显了豪华灿烂的唐代贵族文化，明亮华丽没有丝毫的阴暗感。奈良三彩多以白色、绿色为主色调，从绚丽中回归清静，渗透了日本人内在的一种宗教情怀。
唐三彩在施釉时，为了不让器底、圈足部分的釉与杂物粘连造成次品或废品，所以常常不给器底和圈足部分施釉，使器物的底部露胎。通常，我们将这种施釉法叫做“施半身釉法”。此外，由于唐三彩器物上面部分的釉层较厚，烧成的过程中器物下部经常会出现色釉向下流淌的效果。而奈良三彩采用的却是“施全身釉法”，且上下部分的釉层厚度基本相同，所以从已出土的奈良三彩器来看，并不存在唐三彩那样露胎和淌釉的现象。
4、釉料的选用的比较
唐三彩所使用的釉料，一般都经过了精选和加工，所以成份比较细、比较纯，所得的釉料色泽透明感较强。而奈良三彩釉料的成份相对来说就比较粗、比较杂，尤其以氧化铜最为突出，正因为如此，它的釉料色泽就较浑浊，缺少透明感。
5、成型方法和装饰技法的比较
由于唐三彩品种丰富，造型多变，因而其成型方式也较为多样，其中器皿类品种除了手工拉坯成型外，还有模印、粘结等成型手段，且其拉坯成型的方向为逆时针，俑类等品种主要采用雕塑法成型。唐三彩的装饰技法也富于变化，普遍采用了堆塑、捏塑、刻花、印花、贴花、划花等技法。印花多饰于模印手制的器类，贴花多饰于轮制圆形的器物上。贴花是先将纹样雕塑成型再贴于器壁的装饰部位，纹饰突起，有浅浮雕的效果。而奈良三彩器皿类品种几乎全部都是手工拉坯成型，由于生产制作的陶工不同，所以拉坯成型的操作方法也不一样，日本陶工习惯以顺时针方向来进行操作。奈良三彩器物的表面装饰较为简单，几乎没有像唐三彩那样复杂的贴花、印花、堆塑等装饰技法，只有简单的阴刻或弦纹装饰。
6、纹饰图案的比较
唐三彩的纹饰丰富多彩，其中纹饰主要有柿蒂纹、蔓草纹、联珠纹、花草纹、阴刻纹、珍珠纹、飞雁纹、凤凰纹、荷叶纹、莲花纹、竖条纹、菱形纹、宝相花纹等，有些器物的纹饰还带有中亚特色。而日本奈良三彩的纹饰，比较单调。其色釉图案构成常见的纹饰基本分为两类，有黄、绿、白或者白、褐、绿相配的网状带斑点纹和绿、白相间的“W”或“M”纹。其中“W”或“M”纹在唐三彩器皿中也有运用，但纹样笔触较为整洁规整；网状纹在唐三彩中并不常见。
7、烧成工艺的比较
唐三彩绝大部分是通过两次焙烧。在未施釉以前，首先要经过一次素烧，然后再进行第二次釉烧，但也有少数小件俑类或小件生活器皿没有经过素烧阶段，直接在胎体上施釉进行一次烧制。而通过对胎釉的细致观察，奈良三彩几乎没有一件是一次烧成的，在釉烧之前，都必须进行第一次素烧，而且素烧的温度要高于釉烧温度50-100℃。
釉上彩工笔花鸟光与彩的结合
陶瓷的历史源远流长，经过一段漫长时间的发展，它的装饰手法和艺术特色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釉上彩工笔花鸟，是光与彩的完美结合。而它能够达到这种结合，来源于它精湛的制作技艺。釉上彩是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彩瓷。彩色纹饰呈现在瓷器表面釉的上面，它的特点在装饰上由简单龙凤彩瓷瓶到复杂、彩色由一种到多种，不但色彩鲜艳光亮，同时装饰艺术性更强。
釉上彩工笔花鸟的技法源于我国工笔花鸟画。我国工笔花鸟画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技法的画科。工笔花鸟画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远至新石器时期的陶器上，商、周的青铜器上，战国的帛画上都可以追溯到它的来龙去脉。它所表现的对象一般是大自然中的树木、花草、禽鸟、走兽、虫鱼等等，概括起来说工笔花鸟画始于唐代，成熟于五代，鼎盛于两宋时期。它的技法的进步，应用到陶瓷作品中，无不为陶瓷作品增添了新的光辉和魅力。
要讲到陶瓷的装饰手法，釉上彩工笔花鸟，首先就得提到我国工笔花鸟画的历史了。我国工笔花鸟画有着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及丰富多彩的风格流派。花鸟画发展到唐代，由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艺术空前活跃，诗歌、书法都出现了一代高峰使花鸟画继山水之后也逐渐独立起来，成为专门的一种画科。伴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发展，花鸟画逐渐转变画风。从北宋中期开始一股水墨写意而以枯木，竹石，梅兰为题材的文人画涌起，后又加菊花合称“四君子”用笔劲健，俊雅文秀，以属文人画笔墨淡墨一路。开后世墨兰法门，注重书法结合。工笔花鸟画各种流派无论意境、构图、勾染都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发展至今受到新观念、新思潮及外来文化的影响推动了绘画的变革，使花鸟画家们在艺术思考表现方面有着很大的变化与发展，超越了传统，走向了新现代。花鸟的精神内涵、审美取向、技法特点正起着巨大变化。艺术在不断发展，中国绘画艺术将走向更高的艺术舞台。这些技法和思想的进步都为我国陶瓷装饰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使陶瓷的外衣越来越美，越来越动人。
其次，要知道釉上彩工笔花鸟的精湛技法，就得从我国工笔花鸟画的技法说起。我国工笔花鸟画是国画中的一朵奇葩，它在世界画坛上也是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的。花鸟画的表现题材非常广，它以大自然的花和鸟为主要题材。不论在画面内容与绘画形式上都有自己鲜明特色，即造型严谨，重视对象的自然生长规律。但是它的技法却妙不可言，在陶瓷作品上的应用可谓惟妙惟肖，为陶瓷作品增色不少。首先骨法用笔，白描勾线时要求所画对象准确，符合物理，物性。张彦远曾说过：“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对同一条线的感觉，它的从前和以后就有很大的不同，这就好像懂得了书法之后再来画或再来欣赏国画一样，这就是书画同源。可见用笔是花鸟画最重要的了。第二是色彩讲究，染色时注重花鸟自身的固有色以及制作工整细腻等等。当然我国历代花鸟画家也创造出许多杰出的花鸟画作品和多样的表现手法。如“折枝”花鸟画就是古代艺术家创造的一种独特艺术形式。这独特的艺术形式是把大自然中那最美丽，最诱人，最要长久观赏的一枝，从大自然的怀抱中抽离出来，给予特殊的审美关照，充分的精神投射，聚焦式的描绘，这种艺术样式具有简洁之美，典型之美，空灵之美。
俗话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确实说的很对。釉上彩工笔花鸟就犹如陶瓷的美容师，它精心装饰着千变万化的陶瓷器型，不仅给我们美的享受，而且还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绚丽的光彩。它是光与彩的结合，也是精湛技法的完美配合，使得我国陶瓷作品尽显其光辉，吸引着许许多多陶瓷爱好者的眼球。
秉承中国传统陶塑技艺特征的石湾公仔 风格独特题材鲜活
·石湾公仔
石湾公仔又称石湾艺术陶瓷，是一种特色传统陶瓷工艺品。产于中国陶瓷名镇的广东省佛山市石湾镇，是在日用陶高度发展，商业流通活跃繁荣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艺术创作植根于民间，每件作品充满着浑厚、粗犷、质朴、率真的审美情趣。石湾公仔上釉别具一格，釉色浑厚斑斓，造型生动传神。在技法上，塑造人物以不施釉的陶泥“胎骨”表现人体肌肤，取得了“比瓷雕更有温情和人性”的艺术效果。自明代以来，“石湾公仔”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兼收并蓄、善仿善创的发展进程中，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陶艺史上的一朵奇葩。是一种富有乡土气息的传统民间艺术。
·石湾公仔
石湾公仔是广东省佛山市石湾出产的陶瓷工艺品。 陶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青花瓷、唐三彩等名陶早已享誉海外，蜚声国际，而“石湾公仔” 以“石湾公仔”为代表的石湾陶艺品却是传统民间陶瓷艺术的一朵奇葩，早在明清时期就享有“石湾瓦，甲天下”的美誉。
石湾艺术陶器其产生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数百年来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被称之为“石湾公仔”。唐宋时期，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石湾公仔就开始远销日本、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明代以后石湾公仔的生产进入鼎盛期，产品种类繁多，逐步分支为人物、动物陶塑、器皿造型、园林陶艺及微塑五大类，成为独具岭南特色的工艺品。历经千百年的传承和锤炼，石湾陶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深受国内外人士喜爱和赞赏。2006年“石湾公仔”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石湾公仔
石湾的陶塑技艺秉承了中国艺术的传统特征，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最大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以及独特的地方性。石湾公仔是一种富有乡土气息的传统民间艺术，它的题材跟一般市民的生活有关，直到现在，石湾人的生活依然跟陶瓷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石湾逛一下市场，你就可以发现很多跟陶瓷有关的摊档。从日常所用的器皿，到一般家居摆设，都离不开陶瓷。这种传统的陶瓷文化世世代代影响着石湾，如今，不少年轻陶艺家对于陶艺创作都充满热情，希望能够掌握到这种传统的工艺。 石湾的陶艺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注入了不少现代的元素。为了开创新路，有一些陶艺家会创作一些新的题材，另外还会在传统石湾公仔的神髓中，加入一些新元素，希望让陶艺发展有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