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的彩。
在我国制瓷历史长河中，彩瓷的出现，结束了漫长的“南青北白”的一统局面，瓷苑百花盛开，绚丽多姿。千百年来，彩瓷超卓而被世人公认者，举凡有三：元、早明、清初青花及釉里红分享釉下彩极品之殊荣；明成化斗彩矗一峰巅；清三代珐琅彩为一绝唱。另外，各个历史时期各窑口的其他一些具有特色的彩瓷，也受到人们的赞誉。然而，还有一个独树一帜的彩瓷品种，却不公平地长期被遗忘，甚至几乎被湮没，这就是晚清至民国初年名噪遐迩的浅绛彩瓷器。清代康雍乾盛世之后，处于全国制瓷中心地位的景德镇，瓷业生产开始滑坡，御窑的瓷器工艺水平也无更多创新，呈逐渐衰退趋势，至今人们谈到清代瓷器，总把“清三代”作为口头禅，虽然有失偏颇，但也并非毫无道理。到了道光咸丰时期，一批极富文化素养的绘瓷艺人，突破传统束缚，锐意创新，借鉴元代以黄公望为代表的山水写意中国画的风格，开历史先河地把诗书画印移植到瓷器之上。他们大胆运用水墨勾画轮廓并略加皴擦，以淡赭和水绿、草绿、淡蓝、淡紫等色彩渲染，兼工带写，所画瓷器的画面淡雅柔丽，素静空灵。由于这种技法在中国画的术语中被称作“浅绛”，所以瓷界把以这种技法绘制的瓷器称作浅绛彩瓷器。
浅绛彩在绘瓷技艺上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首先，它大规模运用诗书画印相结合的中国画风格，促进艺人对书法、文学的理解，使瓷画面貌焕然一新，丰富了文化内涵，提高了艺术品位，是景德镇近现代彩瓷风格的开创者。其次，它打破了以前瓷绘分工过细繁复的套路，从师法宋院的工致转而师法元人的淡雅，与御窑纹饰的繁缛工整比较，更显得疏朗活放。再者，与御器由宫中发样，工匠按样照描照填，画面呆板缺乏个性相比，浅绛彩艺人则从图稿设计、勾画渲染、书法题咏直至署款印章等，皆由一人完成，画面极富灵气，个性张扬。
晚清至民国初年，有一大批绘画浅绛彩的艺人，仅从资料记载以及一些藏家已有的传世作品来看，比较知名的已不下五六十人，其中张熊、程门、金品卿、汪晓棠等为其中的佼佼者。清代大鉴藏家赵汝珍所著《古玩指南》赞述程门的作品：“有得一杯一盅者，皆球璧视之”。民国时期在景德镇瓷界翘楚出众的珠山八友中，有些人在早年也都曾绘制过浅绛彩瓷器。遗憾的是，由于浅绛彩瓷器为低温（650至700℃）焙烧，料色容易衰褪脱落，作品的保存难度大，到了民国中后期，逐渐被高温彩料所取代，因而浅绛彩从兴起到消亡只有短短的七八十年时间。尽管如此，它毕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景德镇瓷器最富创新精神、最具代表性的制品，在我国陶瓷史上，当之无愧应占一席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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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绛彩邓碧珊
安徽宣城重工机械厂的唐根旺先生，晚年迷上了古陶瓷。前几天他又背了些瓶瓶罐罐到南京来和众瓷友交流。其中有茶具一套，那是浅绛彩钟式壶一把、三套头盖杯两件。白瓷上彩绘鱼藻图，笔法生动流畅，看来绘者非等闲之辈。一看底款有阴文印章“碧珊”二字，大家顿时眼睛一亮，邓碧珊，“珠山八友”的瓷绘大家今天瓷友雅集的中心议题就变成了“珠山八友”、浅绛彩、邓碧珊 瓷友中秋峰先生对浅绛彩瓷有研究和收藏，他向大家介绍了浅绛彩瓷产生的背景和过程。太平军进入景德镇后，于咸丰五年 1855年 ，一把火将御窑厂烧了。厂里的“库存瓷样”及资料均散失一空。御窑厂的官员、画师、工匠等各自逃命，避难一方。太平军在景德镇前后管辖达7年之久。下岗的御窑厂画师们生活非常艰辛，他们既失去了工作的场所，还要四处藏匿，又要另谋生计。在景德镇这个小城里，不管环境如何变化，主要仍得靠烧制瓷器来维生。早已在御窑厂画瓷出名的一批画师也只好重操画笔。画青花、粉彩费工、费料，烧造的难度大，售价自然要高，这在战乱的环境里是较难行得通的。他们选择了既省工又省料的浅绛彩瓷，只需在烧成的白釉瓷上，用浓、淡不同的墨彩勾出画的轮廓线条，再在线内填上浓淡相宜的褐彩、绿彩等，用低温烧造即成。他们着手于一般的生活日用瓷，如锅品锅 、碗、盘、盆等，画上几笔浅绛彩，落上自己的大名，投放市场，这种低价位的销售，自然会受到市场的欢迎。这就是清代晚期画浅绛瓷的开始。“浅绛”原是借用中国画的概念，指以水墨勾画轮廓并略加皴擦，以淡赭、花青为主渲染而成的山水画，起源于元代。而浅绛彩瓷中的“浅绛”，系特指晚清至民国初流行的一种以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在瓷胎上绘出花纹，再染以淡赭和水绿、草绿、淡蓝及紫色等，经低温 650—700℃ 烧成的一种特有的低温彩釉。
清末民初，浅绛彩逐渐进入全盛时期。其先驱是汪晓棠和潘宇，继之而起的是以王琦为首的“月圆会”，人称“珠山八友”。据八友中最年轻的艺人刘雨岑回忆，当年参加月圆会经常一起论画的艺人有：王琦、王大凡、汪野亭、邓碧珊、程意亭、徐仲南、田鹤仙、刘雨岑。而“珠山八友”之一王大凡回忆的是王琦、王大凡、毕伯涛、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邓碧珊、何许人八位，而无徐仲南、田鹤仙。事实上，“珠山八友”只是指一个画家群体。他们主张画必有意，画风与书法款识多追求清中期“扬州八怪”的风格。
邓碧珊 1874—1930年 ，字辟寰，号铁肩子，江西余干人，清末秀才。据说邓在景德镇是最早使用九宫格画瓷像者，此类传世之作仍时有所见。邓氏擅长粉彩鱼藻，有“鱼王”的美称，其技法受日本画风的影响。邓在书法方面亦有一定修养，到景德镇后颇受绘瓷艺人的尊敬，王琦亦曾执弟子礼向邓学习书法。王琦早期绘瓷像的技法即由邓碧珊传授。
这套茶具是邓碧珊绘于民国九年 1920年 的作品，正是其画技炉火纯青的时候，此套茶具历经80多年，品相如此完好，应属难能可贵。唐先生告诉我们，6年前他们家乡的一个小古玩店开业，他一眼看中这套茶具。店主看这是第一笔生意，就给他打了八折。瓷友们都说，价钱打折，东西可是不打折的呵。
浅绛彩与民国新粉彩的区别？
浅 绛
陶瓷界所说“浅绛”，指晚清流行的一种浅淡相间的墨色釉上彩料，在白瓷上绘制花纹，再染上淡赭和极少的水绿、草绿、淡蓝等彩，经低温烧成，使瓷上纹饰效果与纸绢本上浅绛画效果近似。题材有山水、人物、花鸟等。陶瓷界比较认可的说法，称浅绛彩的开创者是程门。
目前，很多收藏者分不清浅绛彩与民国新粉彩的区别。
关于浅绛彩瓷的断代通常有以下几种提法：
1、部分学者认为浅绛彩瓷画创烧于清嘉庆、道光年间，盛行于清末的同治、光绪时期和民国初年。
2、也有的学者认为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清康、雍年间的墨彩瓷绘，认为“在清代彩瓷大家族中，有墨彩这个谱系，这个谱系发展到清代晚期，出现了水墨五彩这个分支，为了突出水墨五彩的时代风格……称之为‘浅绛彩’”。
以上仅见于著述并无实物资料佐证。
3、近年来众多的浅绛爱好者通过数理统计、实物考证，凭借最早年份的实物认为浅绛始于同治1867（1866）年。（比如：胡夔的浅绛墨彩尊）
4、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刘新园先生在安徽省黟县文管所看到的咸丰五年程门及其子程盈创作的浅绛山水人物螭耳扁瓶为目前发现的最早纪年的浅绛彩瓷。这一说法已为曙光和昌水渔者考察证实为“乙卯（1855）”与“己卯（1879）”纪年之差。
5、昌水渔者熊中荣老师认为浅绛始于1860年或者说始于咸丰晚期至同治早期。“浅绛彩绘瓷自清咸丰、同治时期兴起，于同治、光绪时期盛行，至民国二十年后消退。”
好在大家都认为浅绛彩瓷盛行于清末的同治、光绪时期和民国初年的。
6、七十年间，大量的传世实物是同、光和民初时期的产品。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是有着其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和诱因的。浅绛彩绘不会凭空突兀出现在清末，事物的发展是应该有其产生的历史、文化渊源的。浅绛彩绘是传承有序的。
根据近来的考证，笔者认为：浅绛彩创烧于乾隆，流行于清末、民初。“乾隆是将中国绘画最典型的诗、书、画相结合的所谓“文人画”艺术形式移植到瓷器上的创意和倡导者，而唐英则是创烧者无疑。”
其特点：可以简述为“中国画入中国瓷”
（1） 用彩料直接在釉面上作画，经低温烧成。其瓷上纹饰与纸绢上之水墨设色国画近似。其色调淡雅清新，色彩浅淡柔和；其画风飘逸，笔法细腻。与传统的粉彩相比，具有浓郁的书卷气。
（2） 开创在瓷画上题写诗词、干支年款和作者姓名的先河，有的还加绘红色印章。将中国绘画最典型的诗、书、画相结合的所谓“文人画”艺术形式移植到瓷器上。
从以上两大特点即“中国画入中国瓷”的角度出发，我认为：
浅绛彩绘的创烧始于乾隆皇帝和其督陶官唐英。流行于清末、民初，其诱因是由于咸丰、同治年间御窑厂被毁、没落，解除御窑厂的清规戒律的御厂画师为求生计对唐英创烧的承继和发展而为。
唐英自雍正六年至乾隆二十一年，任和兼任清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历时二十七年，史称“唐窑”。乾隆继位后，要求唐英将诗、书、画、印搬上御用瓷，供其玩赏。
历史上唐英不仅仅是一般的为皇帝督陶的官员，从相关史料和传世实物我们得出唐英还是一位能诗善画、多才多艺，富有艺术修养的一代工艺美术大师。才能秉乾隆旨意将“诗、书、画、印结合的文人绘瓷”创烧出来。
作为壹代陶瓷工艺美术大师，除了遵旨烧造御用瓷器之余，每每以“陶人”自喻的唐英，还为世间留下了相当数量的有椐可考的“唐窑”精品，某些有唐英自书款铭的瓷器，更属可贵。为我们研究“文人绘瓷”的产生提供了绝好的实证资料，这些作品多是其自娱自乐之逸品。
世人对唐英的诗文了解较少。其实，在《陶人心语》和《陶人心语续编》里收有他的全部作品，不仅能诗文，而且有相当造诣。唐英自制瓷器上大都题写五言或七言诗，其内容常与所绘纹饰题材相呼应。久历官场的唐英写出来的诗大多朴素无华，恬淡自然，例如：
“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亦文章。”
“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
“天际晴云舒复卷，庭中风絮去还来。人生自在常如此，何事能妨笑口开。”
“懒视门前长者车，有山堪采水堪渔。是非不入东风耳，花落花开只读书。”
在这几首短短的小诗中，诗人选择了最富于表现力的自然景色和庭院风光，充分利用七言律诗的对仗，交织成一幅清新动人、恬淡雅致的图画。唐英这种超脱淡定，宠辱不惊的朴素文字特别适合现代人“久居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心境。
清乾隆 唐英诗文粉彩笔筒
成交价：RMB 550,000
笔筒呈正方形，承以四足。四边框及内里施木纹釉，古朴自然。两侧诗文一是：“天际晴云舒复卷，庭中风絮去还来；人生自在常如此，何事能妨笑口开。琴川铭制。”“铭”“御章”印。一是：“懒视门前长者车，有山堪采水堪渔；是非不入东风耳，花落花开只读书。甲戌（即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仲冬。沐斋书。”“陶”“铸”印。另两侧绘粉彩山水图，高山流水，苍松古柏，茅屋小桥，高士漫步其间。笔筒形制规整，诗书画印，文人雅趣，跃然案头。有小修。
如唐英粉彩山水诗文方笔筒，其山水画技高超、诗书苍劲有力、画面淡雅深邃，题款用印，文人气息十足。将中国“文人画”诗书画印的特点一丝不苟的再现于光滑瓷釉上。
唐英不仅在粉彩作品上题款，且在其创烧的天蓝釉、仿哥釉、仿官釉墨彩、仿汝釉的瓷器上题诗作画，并在诗尾属款“蜗居唐英制”、“蜗居”、“权陶使者唐英制”加画“蜗居”、“陶”、“权”等印章。
传统的说法是御窑厂的画工是完全秉承“由宫中发样，工匠按样照描，描完后交填色工填色（即清人唐英所谓‘一其手而不分其心也’），故很难表现艺人的个性。” 而恰恰唐英是个例外，如前所述，唐英自雍正至乾隆督陶总领御窑厂二十七年，且深得皇帝的赏识，瓷画可“亦酌量烧造”。唐英的督陶官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可以利用御窑厂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瓷上一展绘画的才华。其他的御窑厂画匠即便画技高超也不能随心所欲的进行瓷画创作，因此历代的绘瓷高手难有唐英的成就。
同是督陶官有清以来历任督陶官均总领御窑厂虽亦可“酌量烧造”，诸如熊窑、郎窑等其他的督陶官尽管得到皇帝的支持，也在陶瓷烧造上有所成就，如“郎窑红”、“康熙五彩”、“康熙珠明料青花”等等。可是为什麽没有能将中国绘画最典型的诗、书、画相结合的所谓“文人画”艺术形式移植到瓷器上，创烧出极具书卷气的瓷画？如前所述，是因为唐英的绘画、诗书造诣和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使然。其他的督陶官不具备这样的艺术造诣。他们自以为是，对地位低下的工匠的雕虫小技不屑一顾，因此不可能有唐英取得的成就。况且乾隆的后代嘉庆、道光甚至咸丰皇帝远没有乾隆的文采和艺术造诣，没有在瓷上吟诗作画的情趣。因此，嘉道以降，即便是官窑粉彩器也多是传统的缠枝、龙凤、宝相花、寿桃、蝙蝠一类的图案化作品。没有文人瓷画再深化发展的条件和土壤。只是到了咸、同时期，官窑的衰败、御窑画师被束缚的艺术情愫得以解脱，这些画师以自身高超的文化艺术修养和高超的绘瓷技能承继唐英“文人绘瓷”的创意，为同、光时期浅绛彩瓷盛极一时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
所以说从浅绛“中国画入中国瓷”的特点，说乾隆是将中国绘画最典型的诗、书、画相结合的所谓“文人画”艺术形式移植到瓷器上的创意和倡导，而唐英则是创烧者无疑。”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说清末御窑厂画师们的浅绛彩瓷绘“文人画”风格是对唐英创烧的承继和发展。从唐英的粉彩山水到清末浅绛山水用料工艺上粉彩和浅绛彩并无实质的差别，只是在瓷上敷彩的方法之间的区别而已。
因此，我们说浅绛彩的文人绘瓷传承有序，创烧于乾隆，流行于清末、民初的提法，似更有道理。
解读浅绛彩与新粉彩
笔者漫步于浅绛彩的主要集散地——南昌腾王阁古玩市场，发现许多店铺把浅绛彩瓷器摆在显眼位置，吸引买家。目前，大批浅绛彩瓷赝品涌入收藏市场。如何区分浅绛彩和民国新粉彩，它们的价位又如何?笔者作为此类瓷品的收藏者，谈谈一己之见。
陶瓷界所说“浅绛”，借国画术语，指晚清流行的一种浅淡相间的墨色釉上彩料，在白瓷上绘制花纹，再染上淡赭和极少的水绿、草绿、淡蓝等彩，经低温烧成，使瓷上纹饰效果与纸绢本上浅绛画效果近似．题材有山水、人物、花鸟等。陶瓷界比较认可的说法，称浅绛彩的开创者是程门。它以深厚的文人绘画风格，深受时人喜爱，此时景德镇诞生了一批绘画浅绛彩的名家。此类作品冲破了以往官窑的陈规束缚，解放了绘瓷者的创作思路，开辟了在瓷品上题诗、落款、纪年等风气之先河。
目前，很多收藏者分不清浅绛彩与民国新粉彩的区别。民国初年至抗战前，景德镇民窑彩绘业有所发展。由于大多数浅绛彩瓷品，色域较窄，表现力不丰富，年久易褪色；而粉彩色域丰富，色彩艳丽，不易脱落，随着瓷器生产的复兴和市场对瓷版画的需求，20世纪20年代后，色彩浓丽的粉彩取代了浅绛彩瓷，”珠山八友”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应运而生。
1928年前后瓷版画风行，著名绘瓷家王琦提出由八人共同绘制八块瓷版画套屏的艺术构想。组织“月圆会”，邀请艺人每月十五聚会，配画、研讨画艺。时人便称他们为”珠山八友”。他们虽为新粉彩绘瓷家，但其技法均沿袭纸绢本绘画，并与浅绛彩渊源很深。
新粉彩和浅绛彩画派的不同之处是：浅绛彩产生于咸丰、同治年间，是由程门等一批文人画家把纸绢上的中国画移植到瓷版上的绘瓷艺术，蕴含着深邃的文化意境；而新粉彩是艺匠模仿文人画家的艺术风格在瓷器上绘画，运用工笔重彩，追求赏心悦目的效果，迎合大众的审美取向，使瓷器艺术品走向广阔市场，符合近代商品经济要求。
目前浅绛彩和民国新粉彩成为投资新热点，笔者根据自己的收藏经验及对市场行情的了解，对其提出一些认识：
一、对浅绛彩与民国新粉彩价值的合理定位。尽管”珠山八友”等名家精品，价值会达到一定价位，但其多数瓷品，升值潜力有限。笔者初略统计，绘制此类瓷器的艺人在千人以上，且作品遗存较多。因而除较有特色的精品和名家作品外，其他瓷品不值得高价收藏。
二、浅绛彩与民国新粉彩瓷品，距今时间较近，极易仿造，真赝纷杂，目前有作坊专门成批绘制此类瓷器，有的已达较高水平。笔者曾亲见一组四块署汪野亭名款的山水人物瓷板，名款由电脑制作，惟妙惟肖，唯胎体湿腻、手头过重，虽难逃行家法眼，但仍被一浙江商人以16万元买走。目前新仿浅绛彩壶、瓶、文具之类，所用题款多为名不见经传的小名头或臆造人名，色彩作旧处理后，颇具迷惑力。
三、浅绛彩瓷与新粉彩瓷的价格应准确定位。成熟的收藏家，不仅要有眼力，对藏品价位也应准确掌握。价位最优者是“珠山八友”、程门、金品卿等人的作品；然后是余子明、汪友棠、程焕之等名家精品；再次是鄢如珍、许尚礼等数百小名家的作品。就器型而言，首推瓷板画，最好是四块以上套屏；其次是各类陈设器、文房用具等立件，其中名家绘制的壶具有较高升值潜力；最后是日用瓷，凡品相完整，画工精致、胎质细腻，尤其是有“浮梁陶校”、”江西瓷业公司”等名款者，都有收藏价值。就纹饰而言，大体是一人物、二山水，三花鸟，人物纹饰中，又以仕女为上。
笔者认为，从投资角度看，该瓷类第一级精品，应在10—20万元以内；第二级特别精美者，也在三万元以内：一般作品在千元之内。画意好的小名头精品，可超过万元，即便器身残损，也可果断入藏。笔者一好友，以千余元购得高心田绘浅绛彩瓶，满工绘就山水人物，画意极为洒脱，虽口有残，也算捡大漏了。
浅绛彩和新粉彩瓷收藏要点
目前，浅绛彩和民国新粉彩已成为投资新热点。那么，浅绛彩和新粉彩瓷收藏要点有哪些呢?
1、要认清浅绛彩与新粉彩瓷的价值。尽管“珠山八友”等名家精品价值较高，但其多数瓷品升值潜力有限。笔者初略统计，绘制浅绛和新粉彩瓷的艺人在千人以上，且作品遗存较多，因而，除较有特色的精品和名家作品外，其他瓷品不值得高价收藏。
2、赝品作伪水平高。浅绛彩与民国新粉彩瓷品，距今时间较近，极易仿造，真赝纷杂，目前有作坊专门成批绘制此类瓷器，有的已达较高水平。笔者曾亲见一组4块署汪野亭名款的山水人物瓷板，名款由电脑制作，惟妙惟肖，唯胎体湿腻、手头过重，虽难逃行家法眼，但仍被一浙江商人以高价买走。目前新仿浅绛彩壶、瓶、文具之类，所用题款多为名不见经传的小名头或臆造人名，色彩作旧处理后，颇具迷惑力。
3、要“买对”也不能“买贵”。下手前，要了解浅绛彩瓷与新粉彩瓷的市场价格。成熟的收藏家，不仅有眼力，对藏品价位也能准确掌握。目前的市场价位最高的是“珠山八友”、程门、金品卿等人的作品，然后是余子明、汪友棠、程焕之等名家精品，再次是鄢如珍、许尚礼等数百小名家的作品。就器型而言，首推瓷板画，最好是4块以上套屏;其次是各类陈设器、文房用具等立件，其中名家绘制的壶具有较高升值潜力;再次是日用瓷，凡品相完整、画工精致、胎质细腻，尤其是有“浮梁陶校”“江西瓷业公司”等名款者，都有收藏价值。就纹饰而言，大体是一人物、二山水、三花鸟，人物纹饰中，又以仕女为上。
放逸的浅绛彩瓷
古瓷中的彩绘瓷有许多名号，五彩、三彩是以使用彩料的多与少来称呼，硬彩、软彩是以彩料的质感来分别，而“浅绛彩”则是以绘瓷的彩料颜色来定名，浅绛就是淡赭色。关于“浅绛彩”一名，以笔者之陋尚未见于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瓷书录载中，已知最早著述此名的是景德镇陶瓷馆在l958年编纂的《瓷都陶瓷艺术家》一书，书中《老当益壮的名画家王大凡》一文说到王“早期作浅绛(瓷)画”。
关于浅绛彩瓷的肇始年代问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清代嘉庆、道光时期，水墨与淡赭并用的绘瓷技法已经开始流行。但持此论者并无提出实证，其列举的有关名家的时序也错倒了，如其中的王少维是字廷佐，却被当成王少维和王廷佐两个人。据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刘新园先生十年前的调查结果，可知见诸著录的浅绛派艺人之首程门有绘于咸丰五年(1855年)的作品。这是刘先生所见纪年最早的一件浅绛彩瓷。我们现在看到比较多的都是些光绪年间的纪年，如乙亥(光绪元年)、甲申(光绪十年)、乙酉(光绪十一年)、己丑(光绪十五年)、丁酉(光绪二十三年)、戊戌(光绪二十四年)。有一种似乎是很肯定的说法，光绪年间，瓷器生产出现了“水墨五彩”这样一个“创新品种”，它“是受同时代水墨画名家风格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新工艺。色彩浅淡柔和，笔法细腻，浓施淡抹，弥永深邃，描绘出的山水人物等都很独特” (《明清瓷器鉴定》耿宝昌著)。有持同样观点者更明确地指出：“水墨五彩色调淡雅，清新明丽。摹拟八大山人、新罗山人等笔意的人物花鸟和浅绛山水等画面，一般多写有题句，并署有干支年款及作画人姓名”(《江西陶瓷史》余家栋著)。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知道，水墨五彩和我们所说的浅绛彩瓷应该是同一个瓷品。但认为这个瓷种只是在光绪年间才出现的看法，从前述中已知是不确的。可能因为水墨五彩的制作在光绪年间出现了一个繁盛期，因而就导致有这种观点也不奇怪。
在一些浅降彩技法比较明显的作品中出现的干支纪年让我们有一些想法，如“乙酉”，不单是光绪十一年也是道光五年(1825年)的干支年，又如“丙辰”、“戊午”，其作品又明显不是民国风格，那么就应该分别为咸丰六年(1856年)和八年(1858年)了。遗憾的是这些作者只留下了姓名，除此以外任何资料也没有，无法帮助我们有更多的思考，但还是有一些佐证作用。刘新园先生在安徽省黟县文管所看到的那件咸丰五年的浅绛彩瓷是螭耳扁瓶，瓶腹一面是程门(程是黟县人)绘山水，另一面是其次子程荣(盈)绘人物。由此可推算，程门此时起码已经是四十岁上下的人了。因此，也就很有可能在道光年间他已经绘画浅绛彩瓷。
从实物来看，浅绛彩瓷是以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在白瓷上勾描出画样，然后以红、赭、黄、绿、蓝等色进行晕染烘烧而成。这种瓷器上的墨彩画艺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早，始见于康熙中期，康、雍、乾三朝官窑也都有墨彩瓷器的生产，由于墨彩和其他彩色互为主辅，所以也被称为“彩水墨画”。从清初的墨彩瓷到晚清的水墨五彩瓷所用的彩料并无本质的不同，黑彩料都是由钴土矿和铜花片配制而成，矾红和浅绛都是氧化铁的呈色，同时也都会使用多种彩料，装饰题材和画风都是深受前代或当代绘画的影响，瓷画的效果也都与纸本水墨画相近。由于数百年间人们的审美情趣变化不同，工艺技法也就会各有不同，比如在黑彩的使用上，就有在白瓷上用黑料绘画后再罩以“雪白”(一种透明的铅质料)的，有在玻璃白(一种含砷、不透明的白色料)上用黑料进行晕染的，而浅绛彩瓷上用的黑料称“粉料”(在钴料中加入铅粉配制而成)，这种粉料画出的纹样色淡而涩，色层也薄。基于此，我们是否可以说，在清代彩瓷大家族中，有墨彩这个谱系，这个谱系发展到 清代晚期，出现了水墨五彩这个分支，为了突现水墨五彩的时代风格，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浅绛彩”(也有称之为“矾红墨彩”的)。结合以上对程门等人作品的分析，在找不到更为翔实的资料之前，依我所见，说浅绛彩瓷在道光年间已出现也无妨。
若要认真考究起来，“浅绛彩”的词义其实很狭窄。在中国绘画史上，山水画在元代最风行，其画法一改唐、宋的青绿勾勒而水墨没骨法渐多。“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取古人神髓而能自具面貌，吴、倪两家尚重墨法，黄、王两家则好以浅绛著色。黄公望所作的山水画山头多矾石，千丘万壑、气势雄伟，世推为四家之首。元四家对后代山水画的影响绝大，清代山水画坛就竭力推崇之，对黄公望尤为倾倒，几乎是家家“一峰”、人人“大痴”(一峰和大痴均为黄公望名号)。这种时风当然会在瓷艺上有所反映，从早期墨彩瓷上的山水画法就可看到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浅绛主要是对山水画而言，至于绘画别的题材纹样如人物、花卉、翎毛、走兽、鱼虫等，则会使用多种彩料。但现在我们所说的浅绛彩却是包容所有，相对而言，我认为“水墨五彩”的称名应是更为合理，不过作为一般俗称，“浅绛彩”之名也非不可。
浅绛彩瓷的生产盛期是在光绪朝，20世纪20年代以后衰退，但并非销声匿迹，其混合在别种彩瓷技法中还经常可见。浅绛彩的画面往往像是一幅颇堪玩味的纸本设色水墨画，意韵隽永，笔墨放逸，色彩淡雅，常常是画、诗、书合一，充分表现了文人画的风格。浅绛彩的绘画者的确有不少是文化素养较高的文士。制瓷人在过去向来被士大夫们视作百工贱业者流，为什么这些文士还要加入这个行列中? 像程门和他的两个儿子程言、程荣均工书善画，据《黟县四志·人物志》(民国十二年木刻本)记载，程门“画尤精妙绝伦。凡山水、人物、花卉，以至虫、鱼、鸟、兽兼擅其长……，咸、同时名噪大江南北，鉴赏家得其片幅零缣什(世)袭藏之”；其二子各秉庭训，程言“工山水，潇洒出尘”，程荣“工仕女，风神逸丽”。按理程氏父子完全能靠鬻画为生，为何“均在江西景德镇以画瓷资生”? 县志对他们称颂有加，实不免有过誉之嫌，县人争光邀荣于世的心态可以理解，可除此以外没有任何资料可供我们研究他们“以画瓷资生”的原因和肇始时间，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日趋动荡贫弱，程氏父子也得另谋生计，还是他们喜欢上了画瓷这一行，不得而知。见诸该《黟县四志》，也作瓷画的还有程氏的同乡人程士芬和汪棣，据《中国的瓷器》所记，与程门同时的还有程声和。在同治、光绪时期画浅绛彩瓷并享有声誉的有金品卿和王少维。金、王二人都曾在御窑厂供职，由于这种身份，当时他们应会有不少的作品问世。但据有关的调查显示，他们的作品尚未见有署官窑年款的。因此，有人认为，浅绛彩这种瓷品“只在文化较高的中小官僚阶层中流传，而未能进入宫廷成为皇家的赏玩对象”。这种看法无错但不全面，我觉得不会只是在“官僚阶层”中流传，只为这样一个阶层的需要而存在的生产不是太微弱了吗?若然，不就不好解释它的生产盛期了吗?要知道，社会的普遍需要才会成为生产动机。
目前见诸著录的仅有以上数人，其实我们在具体的作品上仍能看到不少的作者名号，按其绘画水平颇好的而言，就还有汪友棠、汪藩、汪章、许品衡、锺山、高心田、张云、余筱秋、葛景轩、江湖散人、清虚氏、介眉氏等，如果刻意去搜集，肯定还能找出更多。这些署名的作品，同时也多带有干支款，由之可知绝大部分是光绪朝的东西。所以一般来说，浅绛彩瓷的年代鉴别是不成为问题的。但也得要小心考证鉴定才行。例如：汪友棠，有人说即为汪晓棠，但无任何佐证，所见的作品上都只是直写汪友棠三字。在l990年香港艺术馆编印的《瓷艺与画艺—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瓷器》一书内，从刘新园先生撰写的《景德镇近代陶人录》文中“清末浅绛派艺人”一节的内客，我们知道黟县碧山村人汪棣效法程门也画浅绛彩，只此而已，别的一概付阙。而在同文的“民国初年的新粉彩艺人”一节内，又提到一位汪棣，他“又名汪棣华，字晓棠，号龙山樵子，江西婺源县叶村人。少时即在杭州以绘制纸绢团、摺扇为生。光绪、宣统之际，因妻投水自尽，避祸景德镇自学彩瓷”。“汪擅长粉彩人物，尤善仕女……，但享年不长(1885－l924年)”。这位汪棣的有关资料来自其儿媳刘树清和景德镇市政协所编的《文史资料》第一辑，前一位汪棣是出自黟县县志，都应该是无误的。因此，汪棣一名实有二人，他们籍贯不同、开始从事绘瓷的时间不同、使用的装饰手法和艺术风格也不同。那么，汪友棠和这两位汪棣有什么关联呢？汪友棠在辛丑年即l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时，曾画有一件浅绛彩的人物纹笔筒。如果这位汪友棠就是汪晓棠的话，那么这一年，他才l6岁，与画作功夫明显不称，虽知汪晓棠是在光绪、宣统之际才自学彩瓷的，按年数算，1901年时他应该还未学彩瓷，即便是学了，也绝对达不到这个水准；四年后的1905年，汪友棠的一件山水纹瓶，更能见其艺术水平。汪晓棠的作品善画仕女，常落印章款“晓棠”二字，而汪友棠的作品则不见此现象。因此，我认为汪友棠与汪晓棠亦即江西婺源县的汪棣并非一人。汪友棠和安徽黟县的汪棣是否是同一人? 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可寻，姑且存疑。此外，我还见过一件很好的浅绛彩人物纹盖盅，器底是红彩印章款“同治年制”，乍看之下令人有点高兴，因为有同治年款的东西不多见，但转而看器壁上，作者署了本名“余筱秋”和干支年“甲辰”，一查年表，才知道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作品，两者相差30年以上。器底的年款是直现的，如不细查对，也就出了错。绘者的干支纪年是不会错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一是可能白瓷胎是制于同治时期，二是光绪时的商家为迎合时尚所好而作。通观之下，我认为以后者的原因居多。
浅绛彩瓷的器型很丰富，有螭耳扁瓶和大瓶、象鼻耳鹿头尊、铺首大瓶和方瓶、出戟菱形瓶、圆形方形海棠形的瓷板、花盆、鱼浅、笔筒、圆的和方的帽筒、碗、盖碗、围碗、盖盅、温酒器、茶托、面盆、壶等，这都是些陈设瓷和日用瓷，可是却不曾见有盘碟类，可能是因为浅绛彩这种装饰手法与盘碟类的功能不谐调的关系。
浅绛彩瓷流行了半个多世纪，它不像五彩、粉彩瓷那样向来为人们盛赞不衰，但它却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这个时代，中国陶瓷已从世界霸主之颠跌落，在多种桎梏中挣扎求存；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改变着人们等级森严的传统观念，艺画者不再以当幕僚门客为尚，流寓他乡鬻画为生者日多，入于瓷道的亦不乏其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开了一代瓷艺新风；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增多，绘瓷新技法新材料层出不穷，引发着新的审美情趣。陶瓷是昭示人类文明的物质载体。社会的发展往往会使某些曾经辉煌的事物走向衰退甚至消亡，是进步还是代价，这就要视乎具体而言。但只要这个事物还存在，闪光点就时会出现。我们玩赏浅绛彩瓷，正是源于其艺术魅力。火炼而成的水墨五彩瓷画较之画于纸绢上的设色水墨画另有异趣。悬挂或者是嵌镶的瓷板上是一幅展开的水墨画，而圆器和琢器上的则可从不同的角度来观赏。浅绛彩瓷的绘制者往往都是工画、善书、能诗的，他们本就有一定的绘画素养，再加上能借鉴名家手法，画工自然更佳。张子英的《大富贵亦寿考图》瓷板上写着“法倪高士笔”，这位倪高士就是倪田（1855－1919年），据载，倪“初学于王小某，人物、仕女及古佛像取境高逸，尤善画马。光绪中行商到沪，爱任颐画，遂弃其业而参用任法。水墨巨石，设色花卉，腴润遒劲，擅胜于时……今之学任颐者皆倪田别派”，张子英画的确有倪派风格；再有程次笠在光绪三十四年所绘方瓶上的一幅山石雄鸡图,其构图手法也和张熊（子祥）（1803－1886年）的相类；美人出行图上的水点桃花法（高心田作于己亥年即1899年，关于瓷绘上的水点桃花法，近人多说是由珠山八友之一的刘雨岑在民国初年所创，看来值得商榷）在任伯年作于光绪丙戌年（1886年）的花鸟画上不是可以看到其影吗? 所以说，看浅绛彩瓷画无异于欣赏晚清时期众多绘画名家的画作。当然，那些徒写着“仿云林笔法、仿新罗山人笔、拟八大山人法、仿宋人、元人法”而画工草草的固不在此例。如此看来，画浅绛彩瓷的艺人不单要画好写好，还要熟谙制色、烘烧之道，才可以心、手相善，烧制出雅致的作品来。由于他们是支接在瓷器上进行绘画创作，表现出我们习惯上称之为“文人派”的画意和笔墨情趣，这种有别于景德镇传统“红店”制作技法的彩瓷，在当时已被目为“新派艺术”，其作者们也因而被冠以“美术家”之名，这些新派艺术家“是景德镇近现代彩瓷风格的开创者”。这种流风其实何止披泽景德镇，1906年在湖南醴陵姜湾开设的“湖南瓷业公司”里的彩瓷艺人，就“多是湖南地区热爱工艺的书画名流”，如张晓耕、彭筱琴等人，他们以及在瓷业学堂速成班毕业的优秀学员“对于醴陵细瓷的发展和釉下五彩的创造作出了贡献”。以后在粤东一些瓷厂的产品中，依然可见其余绪。
浅绛彩瓷由于要表现水墨画的效果，在色料的调配和绘画技法上就有它的特点，在彩料中都先要加进铅粉，然后以之立接在瓷胎上绘画，描出的墨线和敷就的色彩都浅薄而带涩。因此时间一长色层就会蚀落，尤其是人物面目更是漫漶不清；由于晚清瓷业生产水平下降，白瓷胎的釉面经常有“浪荡”现象，往往也就影响了绘画效果；又因为不用盖上一层雪白，画面不光滑，也就容易藏纳污垢，此时它就变得不讨人喜欢了。这个不妨说是致命的缺点，决定了浅绛彩瓷不能像五彩、粉彩瓷那样长久延续下去的命运，但历史还是给了它一个公允的赞誉。最近，广州一个民间收藏者团体正在策划组织浅绛彩瓷的专题展览，可见它的艺术魅力仍在。
浅绛彩瓷管窥
清代晚期至民国早期，在景德镇出现了一种釉上彩绘瓷——浅绛彩瓷，其面目一新，品类齐全，粗细兼备，销量不菲，风行全国达半个多世纪。
事过一百多年的20世纪70——80年代，国内文物商店大量存有此类瓷器，被统称为“大路货”。当时，各级博物馆拒其于门外，民间收藏亦少之又少。“大路货”终成“积压货”，文物店只得按类、按规格成百上千的以“统货”低价外销或内销。经过20多年，“大路货”终于日渐稀少。以至今日，当人们重新开始研究、收藏、欣赏浅绛彩瓷时，它早已因物稀而身价百倍了。
笔者对浅绛彩瓷多有爱好，曾写《清御窑厂末代画师与浅绛彩瓷画》（载2001年5月6日《中国文物报》之《收藏鉴赏周刊》）。近两年，笔者仍在探索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从近几年来全国有关专家、同行们出版、发表的关于浅绛瓷的专著、文章之所附图录中，把凡有干支年款和名款的器物全部遴选出来，再汇集笔者另外收集的有关图片资料，总计300余件作品，按年进行分门别类、编号排比。由于这批资料的出处包括北京、广州、河北、浙江、江西等地，具有广泛地地域性和突出的代表性，笔者以此为基础，结合有关文史资料，研习经年。窃以为有所心得，乃不敢不公之于同好，以求共同探讨一些浅绛瓷在学术上仍存在的疑问，如：浅绛瓷画缘何兴起？始于何时又终于何时？谁为开创？浅绛瓷画上为什么会写有题记、干支年款和名款，并开创诗、书、画、印于一体之先河？“官窑内造”红印章款说明了什么？为什么宫廷不烧浅绛瓷？咸丰后期至光绪晚期各时期有哪些御窑厂画师？浅绛瓷又为什么会风行于全国？以及有关画师们的一些大概情况又是如何？
一、浅绛彩瓷产生的时代背景
道光20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最后以中国的的失败而告终，割地赔偿至使百姓贫困交加。
进入咸丰期，外扰内患有增无减，英法联军在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连皇帝也抱头逃出了京城。最后，再次割地赔偿，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各地纷纷揭竿而起。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上海的小刀会起义，广东的洪兵起义，贵州的苗民起义，云南的回民起义等，席卷大半个中国。其时，贪赃枉法朝纲崩坏，黎民百姓苦不堪言，大清王朝风雨交加摇摇欲坠。
二、浅绛彩瓷的突现
“咸丰3年（1853年）2月，太平军50万将士在洪秀全指挥下，攻入江西九江、湖口、彭泽等地，于3月19日占领南京，建立了政权。”。“咸丰5年——咸丰6年（1855年11月至1856年4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太平军攻占了江西的八个府、五十几个州县”（许怀林《江西史稿》，江西高校出版社）。
“太平天国是一个农民政权……。他们将皇帝、孔子等统统视为‘老妖’、‘魔鬼’，把他们作为革命对象，加以镇压和打击”。“在太平天国的法律中，视清朝咸丰皇帝是‘老妖’，是‘妖’的总头目。清朝大小官吏是‘妖’，地主豪绅也是‘妖’，‘妖’是太平天国的重点打击对象，规定‘迂妖必诛’，藏妖者与妖同罪”（刘仁坤、贾诚先《太平天国兴亡》，哈尔滨出版社）。在太平军攻下景德镇后，于咸丰5年（1855年）一把火将御窑厂烧了个精光，厂里的库存瓷样也因而散失，官员、画师、工匠人等或作为“妖”被杀，或侥幸逃脱，全作猢狲散尽。
太平军在景德镇前后长达7年之久。这段时间里，原御窑厂的画师们倘能避过杀身之祸，却不得不还要面对生计之困，于是在战火暂时平息之后，仍需重操画笔，以画瓷谋生。此时画什么呢？青花、粉彩费工费料，成本高且不一定有销路，处于战争环境之中自然是行不通的。他们只有选择省工省料，依仗画技去打开市场的浅绛彩瓷，这样，一些生活必须的日用粗瓷（如锅、碗、盆、盘之类）成为首选，画上几笔浅绛彩，署上自己的名字，择价而沽。
咸丰5年（1855年）御窑厂画师程门与次子程荣合作画的浅绛彩“山水人物花耳扁壶”（现藏安徽省黟县文物管理所）便是一例。在上述300余件器物中，咸丰朝所画浅绛彩瓷只有两件。这是最早一件，也是程门画浅绛瓷已知最早的一件实例。另一件是张子祥（张熊）在咸丰6年（1856年）所画的《四清图》瓷板画。
是否可以这样说，稀少的咸丰朝浅绛瓷正是原御窑厂画师们在生活重迫下的一种艰辛尝试，但在客观上却是一个新艺术品种繁盛的开端。
三、浅绛彩瓷的盛兴
同治5年（1866年），太平军失败后，清政府军机大臣李鸿章筹措13万两银子，在原御窑厂旧址重建72间堂舍，恢复了御窑厂。
同治7年（1868年），御窑厂重建后，即为同治皇帝的婚礼烧瓷。但同治婚后两年（1874年）便去世了，时年19岁，在位13年。
虽然同治时期社会相对稳定，但皇室烧瓷却很少，新御窑厂亦家底全无，画师们只好以画浅绛瓷维持生活。如程门（字松生）、金浩（字品卿）、王廷佐（字少维）、王凤池（字丹臣）、周子善、汪藩（字介眉）、俞子明（字静山）、吴少萍、程言（次笠）等，此时他们都有作品出现，且均绘于同治元年至同治13年之间。有趣的是在同治5年至9年，却难觅其作品的踪影，也许当时他们正忙于重建御窑厂和为同治婚礼绘瓷吧。
同治朝画浅绛瓷的作者，除御窑厂那批画师外，少见其他画者。应该说，浅绛瓷在同治时还正处于兴起的阶段。兴起的带头人便是御窑厂以程门为首的画师们。
进入光绪期，浅绛彩瓷大放异彩。作者、作品非常之多，粗、细兼备。可以肯定的说，绝大多数的浅绛彩瓷都是在光绪时期生产的。光绪一朝34年中，大体可以看出画师们的更替关系。为此，笔者将其分为三个时间段，即光绪10年，中10年和后14年。
光绪前10年（1875——1844年）浅绛瓷画师有：
程门王少维王凤池金品卿
汪潘周子善俞子明程次笠
江永源 罗允夔罗畅谷李维翰
任焕章（字巍山） 汪章（字汉云）
黄士陵 潘福泰邵美之万子铭
蒋玉卿 周友松梁楚材
胡有农（字子耕） 李蕴辉余焕文
朱少泉 王岐山陈子常达山
范金镛 经生 联碧 吟香居士等。
光绪中期10年（1885——1894年）浅绛瓷画师有：
程门王少维王凤池金品卿
汪潘程次笠李友梅俞子明
江永源 任焕章汪章
蒋玉卿（字寿春） 余焕文朱少泉
王岐山 陈子常汪绰章江楼梧
周鼎（字筱松）许品衡李端山
方家珍 汪照藜（字筱青）方少溪
张云（字子英）李梦丹（字子乔）
许子成 徐善琴（字长庚）南樵子
梅峰樵 高心田万辅廷吴待秋
胡荣发 张舍云汪棣（字友棠）
黄铭光 李松如雷光亨雷桂泉
胡干许达生茂盛 清标
启明何明谷舒以氏喻春
锡泉氏 少卿 秀山氏江潮宗。
光绪后14年（1895——1908年）浅绛瓷画师有：
王少维 金品卿王凤池程次笠
俞子明 江永源任焕章汪章
蒋玉卿 王岐山陈子常周筱松
许品衡 方家珍汪照藜张子英
徐善琴 高心田汪友棠黄铭光
喻春许达生松石 周达和
王子卿 戴裕成何子林梅春茂
焦佩兰 高恒生敖少泉全廷
安少山 王琦 俞裕元钟德发
戴焕昭 吕尚文马庆云汪廷至
汪永泰 任逢端叶淮清刘芳谷
颜筱云 江春 程英 程宝珍
叶巽斋 余筱秋杨紫卿冯启顺
詹顺太 江祥发何明谷胡献瑞
江潮宗 子珍 洪发 顺发
宝文氏 昌山 吉人 子云
启明松竹轩义隆 义兴
鸿兴永兴氏孙玉卿。
为什在光绪一朝会涌现出如此多的浅绛瓷画师和浅绛瓷作品？笔者认为：首先，同治后期至光绪一朝，在景德镇大的战乱基本结束，人们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其二，由于战后百姓正常生活的恢复和家庭安稳，家家都需要添置些生活日用瓷。这样，价廉物美的浅绛瓷就有了一个广阔的市场。当时的日用瓷中，几乎无处不是浅绛瓷。第三，朝廷的腐败，国力的衰微，御窑厂长期无御窑可烧，画师们尽可多画浅绛瓷。第四，御窑厂的老画师在前朝所培养的“后学新手”，此时都已脱颖而出，涌现出了一批新秀。除御窑厂的新、老两代画师外，在市场的刺激下，景德镇的瓷器作坊与“红店”陡然也多起来了。此时浅绛瓷上署字号、轩氏的作品也多了，他们都还努力地培养第二代、第三代画工。御窑厂有老、中、青三代画师画浅绛瓷，一时精品纷呈。从器形上看，既有普通的日用瓷，又有大件的陈设瓷，还有不少精美的浅绛彩瓷板画。更有些作品直接标注有表明是绘于御窑厂内的落款，如“画于珠山官主廨”、“珠山官舍”、“珠山环翠亭”等。而“红店”的浅绛瓷作品其画技水平，相比之下就差距较大，具商品气息，而少艺术氛围。
四、浅绛彩瓷的衰落
光绪之后，宣统、民国初期，画浅绛瓷者急剧减少。宣统时（1909——1911）画浅绛瓷的仅有；
俞子明 袁恒兴许品衡方少溪
汪友棠 王子卿高恒生安少山
马庆云 杨紫卿。
民国前10年（1912——1921年）浅绛瓷画师有：
许品衡 方少溪汪友棠王子卿
高恒生 安少山马庆云杨紫卿
季春黄斐成胡全太瑾卿
金绍斋 肖靖初段生茂吴飞麟
胡仲贞 潘匋宇徐成城孙福昌
森顺江和丰子良 王琦
岳松氏。
民国10年之后（1922——1925年）浅绛瓷画师有：
潘匋宇 徐仲南仙槎罗子林
刘顺泰 王荣顺安少山 刘焕章。
1925年后，基本上没有画浅绛瓷的了。
宣统至民国初期，由于时代的变迁、市场的变化等，以及其他瓷业的兴起，大批浅绛瓷画师都改画粉彩瓷了。因为粉彩瓷比浅绛瓷的画面要鲜亮得多，色彩也要丰富得多；而早期的浅绛瓷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使用后，大都会脱色、掉彩，失去原有的风采，所以市场渐渐又重新青睐粉彩瓷了。浅绛瓷终于退出了自己的历史舞台。
从这些资料来看，第一件浅绛瓷出现于咸丰5年（1855），最后一件出现在民国14年（1925），因此，浅绛瓷在中国至少历经70年。
五、与浅绛彩瓷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在中国陶瓷史中，浅绛瓷画最早出现于何时？这在陶瓷学术界说法不一，在此暂时不探究。但晚清出现的这般浅绛瓷热，笔者认为是自咸丰5年（1855）御窑厂被毁，以程门为首的一批御窑厂画师绘售浅绛瓷而始的。
（二）浅绛瓷的问世，在当时是受到人们欢迎的。首先，御窑厂的画师过去是专为皇室所御用，平民百姓乃至景德镇当地人对其作品都是无福消受的。而当他们所绘的浅绛瓷署名上销售后，自然令大家解囊趋之。其次，浅绛瓷画开创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先河，极类当时行销一时的海上画派画师们的纸绢中国水墨画，具有浓郁的中国文人画气息。当时有的官员、画家还会自己操笔在瓷器上画浅绛画，如张熊、吴待秋、黄士陵、范金镛等，都有浅绛瓷画作品传世。当时一件浅绛瓷比同类的青花瓷、粉彩瓷在价位上应该要便宜，而其艺术价值又不遑多让，自然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故在光绪年间，浅绛彩瓷臻于颠峰。
（三）浅绛瓷是御窑厂画师面向社会与民众开发出来的一个产品，与御用瓷无关，当然就不为皇室所用。实际上，当时皇室忙于外忧内患，也是顾不上烧瓷这类事情的。
光绪期间，有的浅绛瓷底部钤印有红阳文方楷书（有的为手书）“官窑内造”或“官窑监制”四字款印。通过排比，此印是同治5年新厂盖成后所为，以光绪期为多，且凡有此印者，画品都不俗。笔者认为：此印为真，它是御窑厂画师为区别“红店”之作，提高卖点而为之的。
（四）有部分浅绛瓷底部印有“大清同治年制”、“同治年制”或“同治”红篆阳文方章款，也有手书楷字红款“大清同治年制”，但查看画面上墨书的干支年号却又是光绪某某年的。笔者认为：这样的作品都是光绪时的，应以干支年款为准。为什么器物底部又有醒目的同治年款呢？因同治时浅绛瓷画多为御窑厂画师们的创作，“红店”还很少参与，因而画工、品味都相当脱俗。到光绪时，各私家窑厂、“红店”都跟风画浅绛，水平就良莠不齐了，所以购买者多好同治之物。根据市场需求，故在光绪的浅绛瓷上钤记“同治”的年款。但这与今天瓷器的作伪又是两回事，当时的干支款都明明白白的写在器物上。
（五）在这300余件作品70年的时间跨度里，共出现瓷画作者138人（有少数是店号名），按年号进行排比，惊喜的发现画师们可分三代或四代人。在无文字史料记载的情况下，遂将这100来位作者的活跃期进行时间分段。
第一代：
程门王少维金品卿王凤池
汪藩周子善俞子明吴少萍
江永源 罗允夔任焕章余焕文
万子铭 蒋玉卿
第二代：
朱少泉 王岐山陈子常汪章
许品衡 方家珍周筱松汪照藜
方少溪 张云 徐善琴高心田
汪友棠 黄铭光许达生。
第三代：
王子卿 松石 戴裕成梅春
高恒生 安少山胡献瑞仙槎。
第四代为进入民国时期的画浅绛瓷的作者，如：
段生茂 胡仲贞吴飞麟王琦
潘匋宇 徐仲南。
（六）画师们一些个人资料亦具史料价值。
光绪15年（1889年）以后，未出现过程门的作品，是否在光绪中期程门便去世了（有待证实）。
汪藩的下限作品是光绪16年（1890年）；
王少维的下限作品是光绪21年（1895年）；
王凤池的下限作品是光绪22年（1896年）；
金品卿的下限作品是光绪27年（1901年）；
程次笠的下限作品是光绪34年（1908年）；
可以说，上述画师均在光绪中、后期去世了。其中俞子明的活跃期最长，宣统二年仍见浅绛瓷作品，说明他是位高寿且多产的画师。
六、浅绛彩瓷的历史地位
浅绛瓷是在晚清处于半封建半殖民的地的悲惨境地，景德镇御窑厂的画师们在厂子被兵火烧毁后，为了生计而烧制的一个崭新的瓷艺品种。浅绛瓷投市以后，由于画面新颖，价格低廉而一时脍炙人口。历经70余年后，浅绛瓷又渐渐消失于我国灿烂的陶瓷史之中。
今天，当我们再次细细端详这支见证了晚清至民国初期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瓷苑奇葩时，更觉应还其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尤其是那些精美的官窑画师们的作品。它们既具当时皇家窑器的风骨，又有大方之家的风采，更具文人书画的风韵；既浓缩了馥郁的文化底蕴，又体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们当年创造了历史，今天又为我们还原了历史，极具史料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它们本应该就是瓷器中的精品，文物中的精华。
为什么浅绛彩瓷能被新彩瓷画取代？
为什么浅绛彩瓷能被新彩瓷画取代？
民国初年，洋彩颜料已基本代替了中国传统陶瓷绘画颜料，甚至出现了以进口花纸为装饰的贴花瓷。但文人绘瓷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其时仍有为数不多的文人画师以洋彩颜料在瓷上作文人画。
洋彩即“新彩"。因当初由德国、日本等国输入而被时人称作“洋彩"。
新彩料为熟料，是由人工合成的化学颜料，无需炼制，画师以油或水调和后即可使用。新彩料色泽明快鲜艳、流畅丰富，且原色与绘瓷烧炉后呈色基本一致，故易于掌握。正是由于新彩料使用方便、操作简单、成本低、效率高等诸多优点，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普及开来。这也是使得民国浅绛彩绘瓷淡出的原因之一。新彩绘瓷同浅绛彩无甚差异，绘瓷时无须勾线、打底，也无须洗染、罩白。当然，用新彩料所绘之瓷也有日久后出现料彩脱落、画面浅淡模糊之现象。民国时期，日用瓷画面较多用新彩料绘制，新彩瓷烧成后虽呈色鲜艳、色阶明快，但却单薄无力、色艳无华。
只有少数对色调把握恰到好处的文人绘瓷大师如陈松、程声和、钱仙槎、易海翁等，才能以新彩料绘出同浅绛彩瓷意韵几无差异的作品。在此值得提出的是，活跃在清末民初的陈松以新彩料在瓷上所作的文人山水画极具个性。
陈松，字雪岩、陶峻，号灵峰外史，江西新建人，生卒年不详，以山水、书法见长。
其新彩山水瓷画得“二米"、石谷山水技法之精髓，所作如米家山水者，只见烟云水气朦胧、矾头林石隐约；所作山水画面繁满者，又见有王石谷之风韵，山石矾头勾勒运笔纤细、疏密有致，整幅有山势盘旋、峰回路转之感陈松之书法则有王羲之行草风格。所作多在笔筒之半圆面绘青绿山水，另半圆面作洋洋洒洒之行草书法长题。不仅如此，陈松还能以水绿、玛瑙红等单色新彩料作清清逸逸之山水瓷画，较之传统艳黑之单色颜料所绘山水瓷画又别有一番韵味。
民国初期绘瓷所用颜料主要为新彩，但浅绛彩绘瓷、刻瓷有人为之，而瓷上人物肖像写真、新粉彩绘瓷也开始显现。有些瓷画还因作者技法水平及画面表现需要等因素，尚需将新彩和粉彩料兼而用之（俗称“洋夹粉”）。如花鸟画中的八哥、喜鹊等黑羽翅鸟类，人物画中的人物头脸部位等，大多数画师都以新彩料绘之，余则使用粉彩颜料表现。
新粉彩文人绘瓷之启蒙人物如汪晓棠、潘匋宇、张晓耕以及后来声名显赫的“珠山八友"等文人画师，大部分都使用过新彩料作瓷画，且大都有新彩瓷画作品传世。
“珠山八友"之一的汪野亭在独创其粉彩青绿山水瓷画之时，亦兼以新彩料在瓷上作文人山水画，早年时还曾作过浅绛彩山水瓷画笔者将汪氏所作三种料彩山水瓷画各取其一，形成比照，我们可大致观察出浅绛彩、新彩、新粉彩料山水瓷画各自不同的色调、韵味以及汪氏于不同时期所作山水瓷画的技法、风格之变化。
至于刻瓷，当今已是很少有人为之了。然而在清末民初时期却不乏高手。他们同样具有文人画师的扎实书画功底且更胜一筹，刻瓷大师们在运刀前，需将欲表现之图样绘出，然后以刀代笔，在坚硬光滑的瓷面上用特制的刀具一点点刻画出来，稍有不慎则前功尽弃。清末民初刻瓷高手江雨三、黎勉亭等以高超的技艺，娴熟的刀法，刻制出一批意境非凡的文人瓷作品。
瓷上人物肖像写真是由邓碧珊率先发明，其所创“九宫格"放像法影响至今。民国时期，此行高手有：王琦、朱受之、章鉴、昊康、杨厚兴、朱省吾等，其中杨厚兴为南昌画师。
瓷上写真初始时所用料彩多为云南黑料，后改用新彩颜料，以单色绘成。至解放初期出现彩色瓷像，彩像需经两次炉火烧成，第一次用麻色绘画，如同单色棕色像。第二次加彩光明红、海碧、艳黑、大绿等色。
章鉴、吴康、朱受之在彩色瓷像写真术上成就骄人，他们曾为不少中外国家元首政要、社会各界名人绘制过彩色瓷像，所绘人物肖像神态逼真、亳发毕现、色调雅致、栩栩如生，技艺之高令其时乃至今日都少有望其项背者。瓷像绘画后多属匠师所为，而技如邓碧珊、王琦、章鉴、吴康等文人书画高手者所作，又另当别论。
由于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为捍卫民族工业，竭力宣传抵制进口洋彩颜料，力图振兴传统民族工业，新彩料文人绘瓷延续时间不长，许多有民族气节的新粉彩文人画师对新彩料大部是浅尝辄止，转而专心于新粉彩文人绘瓷了。
浅绛彩瓷板
浅绛彩瓷画源于元代文人画家黄公望绘画风格，这种“愈浅淡愈见浓厚”的审美情趣极大地影响了清末绘瓷画师画风，他们师法元代以后这路大家作品，其浅绛彩瓷画与中国画有异曲同工之妙。浅绛彩瓷起自道光、咸丰年间，同治、光绪时期是名家辈出的鼎盛时期。御窑出身的画师程门、王少维、金品卿等最出名。
金浩，字品卿，号品卿居士，寒峰山人、三十六峰山人，斋号蕉荫轩、青可轩，徽州黟县人。他是活跃在清同治、光绪年间的景德镇御窑画师，擅长浅绛绘瓷，山水、人物、花鸟均精，尤以人物著称，其作品落落大方，用笔刚劲。山水仿明代沈周、文征明等吴派山水一路，花鸟既学明代宫延画家邹一桂工笔画法，又学海派大家蒋廷锡写意画法。又擅书法，宗法二王，与程门、王少维齐名的清末“三大浅绛名家”。
这件绘浅绛彩圆瓷板,署金品卿款，直径35.5厘米，上绘松鹤延年图，圆板中下松干横卧一鹤憩息其上，孤爪作回首状，四周枝干虬曲针叶茂盛。瓷质上佳，绘工细腻，似早年风格，无款。左右大小各一方手绘朱色印章分别是朱文“品卿”、白文“御选”，颇可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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