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瓶。
黄地粉彩香莲八吉祥纹贲巴瓶 清 乾隆
“达赖”和“班禅额尔德尼”是西藏佛教地位最高的两位领袖，师承西藏黄教创始人宗喀巴。清顺治皇帝赐予五世达赖以“达赖喇嘛”封号，康熙皇帝赐予五世班禅以“班禅额尔德尼”封号，并赐以册印。从此以后，历代达赖和班禅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册封。
说到册封制，就不能不提及宗喀巴塑像前摆放的一只金质贲巴瓶，此瓶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御赐。其选材贵重，工艺精美，是18世纪我国艺术品的杰作。筒内盛有5只如意头象牙签，用来抽签决定达赖、班禅及其他呼图克图（活佛）转世灵童所用。这项活动称为“金瓶掣签”，是黄教最神圣的仪式之一。
“册封制”和“金瓶掣签”制度的建立，不但加强了西藏与中央的隶属关系，同时也把众多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件器物上——“贲巴瓶”。“贲巴”作本巴，藏语音译，意为“瓶”，而器物本身也是瓶子，所以“贲八瓶”其实应该说，是把藏语和汉语结合到一起取得一个名字。
瓷质“贲巴瓶”是仿藏族金属贲巴瓶而来。其口部成折腹水盂状倒扣在上面，有三个渐渐向外扩张的斜面组成。长颈，上部细，渐渐收小，然后渐渐扩大，从头到颈皆由斜面组成，圆腹，外撇至高圈足。腹部饰“八吉祥”纹，底书篆款。此类器物很讲究造型线条，在变化之中牢牢抓住了分寸感，保持了传统的“塔”形结构。其优良的瓷质、秀美的造型、协调的色彩与精美的纹饰浑然一体，体现出西藏地区传统造型与内地悠久的陶瓷烧造工艺高度完美的结合，赢得了市场人士的追捧。tAOci52.CoM
贲巴瓶虽小，却价值极高，引万众瞩目，它不仅包含了很高的文化内涵和藏传佛教的内容，同时对研究汉藏文化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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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瓶的源流与演变
梅瓶是中国古瓷中常见的一种造型，是对小口、短颈、丰肩、窄胫一类造型瓷瓶的统称。梅瓶的近足处微外撇，形成了修长优美的S形曲线，因而受到人们长久喜爱，其造型还远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除了有大量梅瓶实物保存下来，在古代绘画和雕塑里也有一些反映古人使用梅瓶的场景，这些图象对我们准确认识梅瓶用途、造型演变很有帮助，也是鉴定古瓷的重要参照。下面就梅瓶的历史演变加以阐述，希望对藏友们提高鉴藏知识能够有所俾益。
一、梅瓶的称谓与用途
“梅瓶”这一雅称，直到清末《陶雅》一书中才出现，其得名有几种说法，其中民国初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较为可信，该书解释为：“梅瓶，口小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
最早的梅瓶出现在宋代，最初用途可不是用来插花和欣赏的，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两件金代白地黑花梅瓶，分别在瓶腹写有“清沽美酒”与“醉香酒海”，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明代唐寅绘制的《饮中八仙图》，被认为临摹自北宋赵公麟的作品。画面描绘了李白、贺之章、张旭等八人坐于松林间畅饮，一名侍童正把梅瓶中的酒倒在酒缸里。这些都说明梅瓶最初的用途是一种储酒、储水用具。辽宁叶茂法库台辽墓中出土有鸡腿瓶，江西瑞昌发现的南宋淳佑十年（1251年）墓中，墓主的头部顶端也放置有一对磁州窑梅瓶，南宋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有梅瓶，说明辽宋时期的梅瓶主要用途为实用贮酒具，但有时也被用作陪葬品。
北宋赵令畤《侯鲭录》记载：“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似瓦壶之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云以酒器，书云就一经或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可装酒一斗、名为“酒经”的小口修腹瓷瓶，很可能就是宋代人对梅瓶的称谓，因此宋代的梅瓶也可称作“经瓶”。到了元明时期，从古人的诗文分析，此时的梅瓶可能被称为酒“樽”、“”酒瓶。
二、梅瓶的前身——鸡腿瓶
北宋以前的陶瓷器中，并无梅瓶造型，唐代仅有接近梅瓶的白釉瓶（上海博物馆和故宫都有收藏，形体较矮，都施有化妆土，应为北方地区烧造），与我们后代所说的带有S形曲线的梅瓶造型有一定差异。
梅瓶的出现与辽国契丹族有着重要关系。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一支，在唐代就与北方汉族多有交往，《辽史》称“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为了适应迁移生活，契丹人仿照革囊创烧出便于携带的陶瓷提梁壶（俗称 “马镫壶”、“鸡冠壶”）。他们还创造出了一种上粗下细、状如鸡腿的长腹瓷瓶，用于运水或储酒之用，这种鸡腿瓶被很多现代学者视为梅瓶的雏形之作。小口是为了避免盛装的水、酒溅出，减少酒的挥发并方便携运，辽墓壁画中还有表现契丹人运输鸡腿瓶的画面。鸡腿瓶口小、胫细、腹长，用绳索捆绑后背运很方便，倒梯形造型使绳扣越勒越紧，确实很适合契丹人游牧射猎、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需要。
张家口市宣化县曾发掘辽天庆六年（1116）张世卿墓，在后室南壁壁画中描绘有两个捧有酒壶、酒杯的男侍者。画面上画有三只平行摆放的青绿色梅瓶， 瓶口附盖（也有学者认为反映以泥封口），应该表现的是瓷制梅瓶。有意思的是，这三只梅瓶放置在低矮木几上，木几上开有三个圆口，梅瓶刚好卡放在木几上，这幅画面说明在北宋时期，造型修长、小底的瓷梅瓶由于重心较高，使用中应该是放在这种木架上，由于体积较大，这种长腹大梅瓶还上不了餐桌。1999 年，辽宁省博物馆征集入藏了一套辽代彩绘壁画木椁，也描绘有木桌下置一矮几，桌上放有带温碗的注子、深腹碗等酒具，矮几描绘有罩布，上面也放有三只带盖的长腹梅瓶，可惜由于年代久远，壁画上梅瓶的足部比较模糊，看不出矮几是否有开口，但这则壁画与宣化张世卿墓互为佐证，证明了这种矮几是辽代梅瓶的放置用具。
1999年3月，宣化下八里村的村民在进行春灌时，在已发掘过的张世卿墓东南约50米处耕地里，发现了奇怪的渗水现象，河北省文物研究接报后展开钻探，先后探出9座古墓并予以清理，发现这里是张世卿一族的墓地。其中7号墓出土有墓志，显示墓主张文藻和张世卿为同宗近支，文藻为长辈，属叔侄关系，张文藻与妻子合葬于辽道宗大安九年（1093年）。墓中出土物包括了2件绿釉鸡腿瓶，口径6、底径6.5、高21厘米，造型作小口、短颈、溜肩，长圆腹，小平底，通身施有绿釉，瓶身较一般辽代鸡腿瓶矮，应视为梅瓶造型。出土时，瓶口部用石灰封闭，瓶内尚存留有枣红色的液体。张文藻墓中也保留有题材丰富的壁画，基本占满了整个墓壁，主要为反映墓主人生活为内容的风俗画，包括散乐图、对弈图等。前室东壁上描绘有“童嬉图”，主要为有关茶道的内容，画面中木桌上放有一只短腹小口梅瓶，桌下的矮几上放有腹部修长的鸡腿瓶，考虑到墓中出土的两只绿釉鸡腿瓶在造型上与传统梅瓶已比较接近，瓶中盛有枣红色液体，墓中壁画描绘的鸡腿瓶也应是用作装酒，并且从壁画可知，当时的梅瓶已分长腹、短腹两种，短腹梅瓶已可摆放在桌上了。
辽代梅瓶有茶叶沫釉和白釉剔粉、白釉划花、白釉剔粉填黑等种类，装饰图案多为牡丹纹。造型上，有继承契丹传统造型的鸡腿瓶，如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乾二年田”款茶叶沫釉梅瓶，高64.9、腹径24.3、口径8.4厘米，作平底，底足无釉，“乾二”应当是指辽乾统二年（1102），“田”字应为制作工匠的姓氏；而图3展示的则是受汉族文化影响而烧造的剔刻花填彩梅瓶。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的猴头沟乡是辽代缸瓦窑所在地，北京故宫的刘毅先生曾在《关于梅瓶历史沿革的探讨》一文中提及，他在缸瓦窑考察时，见到许多鸡腿瓶的残器，说明赤峰缸瓦窑为是辽代梅瓶的一处重要产地。
三、宋金时期的梅瓶
鸡腿瓶传入北宋后，北方汉族地区也开始烧造这种长腹小口瓷瓶，最终使梅瓶造型固定下来，在宋代南、北方民窑中多有生产，而少见于宋代的官、汝等官办瓷窑，说明梅瓶作为盛装实用具主要为民间生活所使用。在造型上，北方梅瓶较多保留了契丹鸡腿瓶的痕迹，形体修长而秀丽，瓶口为蘑菇形或梯形，便于使用绳索捆扎。而南宋景德镇生产的影青梅瓶和江西吉州窑等地烧造梅瓶，其高度明显低于北方梅瓶，容积缩小，腹径较大，显得矮而胖，造型上显得比较小巧，反映了当时大江南北不同窑区的产品有一定地域特点。除了陶瓷器中出现梅瓶外，宋代的金银器中也存在梅瓶造型，1996年4月，四川彭州市西大街发现过一处宋代金银器窖藏，出土金银器多达350多件，其中有10件银制梅瓶，均为锤揲加工成型，包括素面梅瓶、如意云纹梅瓶、凤鸟纹梅瓶等，有些还附有银制瓶盖，从出土金碗上有“绍熙改元”纪年看，这批窖藏金银器为南宋中期产品，少量为北宋中晚期到南宋早期产品，类似的宋代银制梅瓶在国内博物馆还有收藏，说明了宋代梅瓶的质材已从陶瓷扩大到到金属制品。
宋代北方生产的梅瓶以耀州窑刻花梅瓶为代表。这件青瓷刻花梅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口径7.5、足径11、通高48.4厘米，造型挺拔修长，瓶腹无接胎痕迹，说明系一次拉坯成型，显示了耀州窑制瓷匠师的高超技艺。由于长腹小底梅瓶不便于放置，耀州窑在北宋时期还创造出一种吐噜瓶，造型上看如同将长腹梅瓶截去下半部，这种瓶型在北方名为吐噜瓶，据说因酒从瓶中倒时发出“吐噜”响声而得名。河北定窑、磁州窑和河南扒村窑、鹤壁集、登封窑诸窑都烧造刻花梅瓶。
1951年，考古部门在河南省禹县白沙镇发掘了宋代墓群，其中一号墓年代为北宋元符2年，墓室内壁采用了砖雕与绘画相结合的技法描绘生活场景，其中墓前室西壁表现了墓主人夫妇饮宴画面，居中的方桌上摆有注子、带托盏杯，墓主夫妻二人袖手坐于桌旁，两边有三位侍女和一名男侍分别捧着唾壶、果盘，在桌下描绘了一只梅瓶，放置在束腰方座上。从桌上摆放酒具看，这只梅瓶的用途也应是盛酒具，考虑到辽张世卿墓描绘的梅瓶被插放在开孔的木座上，白沙宋墓壁画表现的梅瓶比北宋梅瓶实物要短一些，是否可解释为束腰高方座可能也开有圆形开孔，梅瓶足部同样被插放在圆槽中，这样一来，放在木座上的梅瓶感觉瓶身矮了一些。
北宋的梅瓶都为小口、腹修长，底部比较小，到北宋晚期和金代初期，梅瓶的造型有了发展，梅瓶的底径增大，直接可以放在地上，不必再依赖木制支架了。这在考古资料中也可以找到例证，山西稷山马村曾发掘金代墓葬，其中一座金代早期墓的北壁砖雕表现了夫妻对饮，南壁设有舞台和杂剧砖雕，说明这些砖雕共同组成了墓主夫妇饮宴并观看杂剧的场面，画面居中为方桌，上置注子、盏杯、果盘等，桌下有一梅瓶，底径较大，已可以平稳的放置在地上了。
陕西省文物局鉴定组徐涛先生告知笔者，他们在陕北作馆藏文物鉴定时，很多市县都收藏有宋金时期的黑釉梅瓶，说明梅瓶在比较干燥的北方地区使用量较大。故宫博物院收藏有10多件造型近似的黑釉梅瓶，其中一件黑釉梅瓶肩部刻划有“天威军官瓶”，这种粗瓷梅瓶就是北宋北方装运水、酒之用，水是行军的必需补给，而酒则可以鼓舞士气。南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七记载，南宋初年岳飞、韩世忠军中“别置亲随军，谓之背峞军”，“一入背峞，诸军统制而下，与之亢礼，犒赏异常，勇健无比，凡有坚敌，遣背峞军，无有不破者”。至于为何酒瓶被称作 “峞”， 赵彦卫考证说“范参政致能说，雁北人呼酒瓶为峞，大将之酒瓶必令亲信人负之。范尝使燕，见道中人有负罍者，则指云：此背峞也。故韩兵用以名军。峞即罍，北人语讹故云，韩军误用字耳”，按此记载，峞（wēi）与罍（léi）两字发音相近，所以产生了讹传。南宋初期统领抗金主力部队的将帅大部分为陕北人，韩世忠等陕北籍主将的亲信部队被称为“背峞军”（即为主帅背酒瓶的亲军），显示了北方军旅中使用陶瓷梅瓶的遗风。
与南宋同时期的金政权，由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同样表现出喜好豪饮的民族特点，此时的北方梅瓶继承了粗犷的风格，以磁州窑和扒村窑烧造的白地黑花梅瓶、黑釉梅瓶为代表，同时期的西夏灵武窑也烧制有剔刻花梅瓶。宋金时期河北磁州窑烧制的白地黑花梅瓶以绘画为特色。金代磁州窑烧制有一种黑瓷弦纹梅瓶，造型上接近辽鸡腿瓶的样式，装饰简单，肩部刻有“葡萄酒瓶”字样，山西省文物部门在怀仁窑调查时，还发现有凸凹弦纹黑釉梅瓶，肩部刻划有“酒都司使”，说明亦为金代梅瓶，较多保留了辽代鸡腿瓶的遗韵。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数件金代梅瓶，代表器为金代磁州窑“清沽美酒”款梅瓶和金代扒村窑黑地白龙纹“正八”款梅瓶。黑地白花“正八“款梅瓶在绘画处填有白色化妆土，瓶身旋修痕比较明显，瓶腹两侧分别描绘竖向龙纹，并在一条龙下部书写“正八”两字，“正八”两字可能来源自佛教“八正道”、“八部众”（即天龙八部）观念。
南宋梅瓶标准器下面几件可为代表：是南宋景德镇窑烧造的青白釉刻花梅瓶，现藏广东省博物馆，口径4.3、底径 9.4、高31.8厘米，肩部装饰以流畅的刻花缠枝莲纹，辅以浅细篦纹模拟水波，如同随着微风摇曳的满塘莲荷，莲花水波与淡雅的影青釉相互映衬，给人满目清新之感。1991年9月，四川遂宁金鱼村发现过一处南宋窖藏，出土瓷器985件，也包括青白釉梅瓶8件，其中的青白釉刻花梅瓶还带有浅杯形的瓷盖。图 12是一件南宋龙泉窑带盖青瓷梅瓶，口径5.9、底径7.3、，通高28.5厘米，胎色灰白，釉色青雅，釉面润泽晶莹，底部露胎，通体装饰了凹凸弦纹，线条流畅优美。这件梅瓶1979年出土于浙江松阳县庆元元年墓葬（1195年），现藏于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图13则是南宋吉州窑烧造的黑釉刻花梅瓶，通高21.2，口径4.8、底径6.6厘米，1972年江西吉州窑出土，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它的底径明显增大，在腹部两侧装饰以剔刻折枝梅花，刀法细劲流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金代和南宋时，还出现一种口部稍大的新样式梅瓶。这种大口梅瓶在耀州窑北宋晚期到金代初期曾有烧造，窑址中发掘出土过多件。这种北宋晚期开始出现的大口长腹梅瓶，造型上看应是自小口梅瓶改进而来，其装酒量有所减少，高度较北宋时降低，口部与底部尺寸均增大，放置时应不必依赖于支架，也便于使用提子一次打出一斤、半斤的酒来，是对梅瓶造型的一种改进。四川广元大足石刻中保留有南宋石刻地狱图，雕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其中一幅雕刻为劝饮图，图旁镌刻有《大藏经》文：“世尊告诸比丘饮酒者入地狱”，画面上一男子手捧带托盘的酒碗劝饮，身后的女子抱持一大口梅瓶。从大足石刻劝酒图可知，南宋时这种大口梅瓶在南方地区也有烧造，用途亦是装酒用具。
梅瓶的前身：鸡腿瓶
北宋以前的陶瓷器中，并无梅瓶造型，唐代仅有接近梅瓶的白釉瓶（上海博物馆和故宫都有收藏，形体较矮，都施有化妆土，应为北方地区烧造），与我们后代所说的带有S形曲线的梅瓶造型有一定差异。
梅瓶的出现与辽国契丹族有着重要关系。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一支，在唐代就与北方汉族多有交往，《辽史》称“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为了适应迁移生活，契丹人仿照革囊创烧出便于携带的陶瓷提梁壶（俗称 “马镫壶”、“鸡冠壶”）。他们还创造出了一种上粗下细、状如鸡腿的长腹瓷瓶，用于运水或储酒之用，这种鸡腿瓶被很多现代学者视为梅瓶的雏形之作。小口是为了避免盛装的水、酒溅出，减少酒的挥发并方便携运，辽墓壁画中还有表现契丹人运输鸡腿瓶的画面。鸡腿瓶口小、胫细、腹长，用绳索捆绑后背运很方便，倒梯形造型使绳扣越勒越紧，确实很适合契丹人游牧射猎、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需要。
张家口市宣化县曾发掘辽天庆六年（1116）张世卿墓，在后室南壁壁画中描绘有两个捧有酒壶、酒杯的男侍者。画面上画有三只平行摆放的青绿色梅瓶，瓶口附盖（也有学者认为反映以泥封口），应该表现的是瓷制梅瓶。有意思的是，这三只梅瓶放置在低矮木几上，木几上开有三个圆口，梅瓶刚好卡放在木几上，这幅画面说明在北宋时期，造型修长、小底的瓷梅瓶由于重心较高，使用中应该是放在这种木架上，由于体积较大，这种长腹大梅瓶还上不了餐桌。1999年，辽宁省博物馆征集入藏了一套辽代彩绘壁画木椁，也描绘有木桌下置一矮几，桌上放有带温碗的注子、深腹碗等酒具，矮几描绘有罩布，上面也放有三只带盖的长腹梅瓶，可惜由于年代久远，壁画上梅瓶的足部比较模糊，看不出矮几是否有开口，但这则壁画与宣化张世卿墓互为佐证，证明了这种矮几是辽代梅瓶的放置用具。
1999年3月，宣化下八里村的村民在进行春灌时，在已发掘过的张世卿墓东南约50米处耕地里，发现了奇怪的渗水现象，河北省文物研究接报后展开钻探，先后探出9座古墓并予以清理，发现这里是张世卿一族的墓地。其中7号墓出土有墓志，显示墓主张文藻和张世卿为同宗近支，文藻为长辈，属叔侄关系，张文藻与妻子合葬于辽道宗大安九年（1093年）。墓中出土物包括了2件绿釉鸡腿瓶，口径6、底径6.5、高21厘米，造型作小口、短颈、溜肩，长圆腹，小平底，通身施有绿釉，瓶身较一般辽代鸡腿瓶矮，应视为梅瓶造型。出土时，瓶口部用石灰封闭，瓶内尚存留有枣红色的液体。张文藻墓中也保留有题材丰富的壁画，基本占满了整个墓壁，主要为反映墓主人生活为内容的风俗画，包括散乐图、对弈图等。前室东壁上描绘有“童嬉图”，主要为有关茶道的内容，画面中木桌上放有一只短腹小口梅瓶，桌下的矮几上放有腹部修长的鸡腿瓶，考虑到墓中出土的两只绿釉鸡腿瓶在造型上与传统梅瓶已比较接近，瓶中盛有枣红色液体，墓中壁画描绘的鸡腿瓶也应是用作装酒，并且从壁画可知，当时的梅瓶已分长腹、短腹两种，短腹梅瓶已可摆放在桌上了。
辽代梅瓶有茶叶沫釉和白釉剔粉、白釉划花、白釉剔粉填黑等种类，装饰图案多为牡丹纹。造型上，有继承契丹传统造型的鸡腿瓶，如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乾二年田”款茶叶沫釉梅瓶，高64.9、腹径24.3、口径8.4厘米，作平底，底足无釉，“乾二”应当是指辽乾统二年（1102），“田”字应为制作工匠的姓氏。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的猴头沟乡是辽代缸瓦窑所在地，北京故宫的刘毅先生曾在《关于梅瓶历史沿革的探讨》一文中提及，他在缸瓦窑考察时，见到许多鸡腿瓶的残器，说明赤峰缸瓦窑为是辽代梅瓶的一处重要产地。
观音瓶的由来
关于观音瓶的由来，有很多美好的，并且不同的传说。下面就是一个：
话说吕洞宾得道成仙以后，和张果老、汉钟离、韩湘子、铁拐李、曹国舅、蓝采和、何仙姑七位神仙，终日结伴云游，号称八仙。一天，八仙来到吕洞宾府聚会，商量明年三月三赴瑶池蟠桃会，拿什么礼物送给王母娘娘。众仙议论了半天，所提礼品都不中意。最后吕洞宾建议说：“在我洞府下面有个神垕古镇，那里出产钧瓷。凡间有句俗话：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我们做神仙的虽然视金银如粪土，但是作为玩赏物，此宝身边不可没有。”
张果老说：“吕洞宾的话有道理，除了给王母娘娘物色一件上等宝瓷外，也给众仙长各弄一件玩赏玩赏！你是这里的东道主，寻宝瓷这事就委托你去办好了。”
吕洞宾来到神垕镇，正遇上大旱，井水干涸，河水断流，窑民吃水都很困难，哪里有水和泥制坯？吕洞宾走遍各家瓷窑、商店，都没有珍品供他选购。他来到一家瓷窑前失望地叹了一口气说：“这么大个神垕镇，难道连件像样的瓷器都找不来吗？”
一个老窑工咂着干裂的嘴唇说：“客官，你只要能弄来水，莫说一件宝瓷，就是要十件八件我也敢给你烧！”
吕洞宾惊喜地问：“老人家，你说话可当真？”
老窑工认真地说：“咱山里人说话算话，不信我领你到西边窑场，当着众位烧窑兄弟立下文书。”
老窑工一声呼唤，一群窑工把吕洞宾团团围住，问他怎样弄来清水。吕洞宾没有多说，只是从背上的鞘里抽出宝剑往地上一插，拔出剑后，一股清水从地下涌了出来。这就是现在神垕的拔剑泉。窑民们见有了水，一齐欢呼起来，为了感谢吕洞宾送水的恩德，都把自己珍藏了多年的名贵钧瓷赠送给吕洞宾。吕洞宾从中挑出九件，留下重金，这才返回洞府。
回到洞府，吕洞宾把九件钧瓷放在洞口石板上让众仙观赏。七位神仙看见这些造型精巧，胎质细腻、五彩缤纷、温润如玉的钧瓷器物，很高兴，各自选了一件自己最中意的存放在身边。七仙挑选完毕，最后还剩下两件，吕洞宾收存一件，另一件准备献给王母娘娘。这时候，观音菩萨赶到洞府，她见洞门口石板上放着一只花瓶，顺手塞进了袖筒里。吕洞宾慌了，上前恳求说：“观音大师，那只花瓶是准备送给王母娘娘的，你给拿走了，我们拿什么给王母娘娘献礼呀？”
观音菩萨哈哈大笑：“你们私下分宝瓷，把挑剩下的一件送给王母，怕有些不尊吧！这件钧瓷留给我吧，王母娘娘的礼品请吕洞宾再想想办法嘛！”观音菩萨当即把这花瓶取名叫“观音瓶”。
国博金萃毛泽东福寿瓶演绎红色经典 讴歌时代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中，形成了很多可歌可泣的“红色精神”。值此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各行各业都在以唱红歌，学习长征精神等不同的方式纪念红色革命，讴歌红色时代精神，日前，国博金萃（北京）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推出建党九十周年献礼，国博金萃毛泽东福寿瓶，通体红釉的瓷器，象征中华民族的本色，喜庆、吉祥、福运、热烈与激情，象征国运昌隆，民富国强！
在中共九十年的历史中，是什么使共产党能克服艰难波折奋斗不息？是什么使其在内忧外患的多重压力下突破险境绝处逢生，直至今日成为东方强国？答案是：红色精神。201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革命走向胜利的红色精神，国博金萃（北京）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特推出九十周年献礼——国博金萃毛泽东福寿瓶。
国博金萃毛泽东福寿瓶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组织数位文博专家、陶瓷专家组成的专家组，精心策划，精心设计，攻克技术难关，经过数百次反复烧制定型而成的限量藏品。为保证品质，每件瓷器底部均烧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底款字样和唯一收藏编号，这是收藏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出品落款，单是这落款的几个字，就价值不菲！同时也有力地佐证了“毛主席福寿瓶”的正统官窑瓷器地位。
国博金萃毛泽东福寿瓶，瓶身为开国领袖毛主席亲笔书法“福”字和“寿”字，以及主席最喜爱的“喜上梅梢”和“松鹤延年”国画图案，均以罕见的24K纯黄金描金工艺描绘。我们知道毛泽东一生留下的书稿和墨宝很多，而单独书写的“福寿”真迹却很少见。国博金萃毛泽东福寿瓶所用的“福”、“寿”二字是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第一次回湖南看望家乡亲人时在韶山滴水洞所书，这在主席的书法生涯中实属罕见。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人，历史功勋永远无法磨灭。毛泽东福寿瓶的出现，不仅是对建党90周年的献礼，也是对这位伟大领导人深深的缅怀。所以国博金萃毛泽东福寿瓶用开国领袖之“福寿”作为瓶面图案，来庆祝党的生日，同时祝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幸福长寿，等同天子赐“福”、天子赐“寿”，概念无与伦比，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收藏元素，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收藏价值！国博金萃毛泽东福寿瓶演绎红色经典，讴歌时代精神！
永乐青花梅瓶
雍王府属于“一溜边山七十二府”的历史范畴，位于翠微山南麓，原是明宪宗第八子雍靖王的葬身之地。墓地虽早年被盗，但１９７０年村民挖防空洞时还是出土了不少极有价值的冥器文物，如凤冠霞帔、金玉珠宝和陶瓷器等。在村民上交国家的文物中，明代初期的“永乐青花梅瓶”是最靓丽的珍品，引起了专家们的惊叹！
雍王府出土的青花梅瓶，底瓷白色，花卉纹饰，青花釉彩；总高４５厘米，口径５．５厘米，它上盖儿下瓶，瓶盖儿为火焰柱状，饰折枝花卉；肩部画垂云纹，瓶体以缠枝花朵作点缀，主题画碧桃和竹叶纹；下部以勾莲纹作图案，无落款。它，胎薄质细，造型上庄重典雅，色彩浓艳清新，花卉纹饰布局疏朗，是难得一见的宫廷瓷器珍品。一面世，即被有关专家鉴定为明永乐年间的工艺品，身价百倍，成为北京地区出土的年代最早、器型最大的明代精美瓷器之一，是明代前期青花瓷的代表作！
没有款识，凭什么说它是永乐年间的作品呢？
传世的永乐年间青花瓷器，除罕见的压手杯有“永乐年制”的篆书款外，其它都不书年款。但造型工整精致，作风敦厚古朴，线型圆浑柔和，体态俊秀优美。这些特点，雍王府出土的青花梅瓶都当之无愧；一般来说，明前期的瓷器体型较大，成化以后多为玲珑小件，雍王府出土的青花梅瓶属于大型；最主要的一点，即青花的颜料，永乐年间瓷器大部分使用特殊的“苏泥渤青”（也有叫“苏麻离青”的），其后则使用国产颜料。那种颜料传说是郑和下西洋时，从伊斯兰地区带回来的。“苏泥渤青”颜料因高铁低锰，在适当的火候下，能烧出蓝宝石一样鲜艳的色泽。由于含铁量高，往往会在青花部位出现黑疵结晶斑点，呈星状点滴晕散。这种自然烧成的黑斑，迎风侧视或用手抚摩高低不平，和浓艳的青蓝色相映成趣。由于“苏泥渤青”形成的釉层晶莹肥厚，致使青花深沉含蓄，给人以凝重的质感。上述颜料带来的特色，成为永乐青花瓷无法模仿的成功秘诀。宣德青花瓷器虽也使用“苏泥渤青”釉料，但胎骨较厚。雍王府出土的青花梅瓶，底釉白中闪青，色泽滋润匀净，青花浓重艳丽，自然晕散，黑斑星罗棋布，花卉纹饰上有浓淡的立体感，不是典型的永乐年间作品，倒是咄咄怪事呢！
明代的青花瓷，永乐年间的难得一见；传世的大型青花梅瓶，有盖儿的更少见。雍王府出土的青花梅瓶为永乐年间作品，又带盖儿，就极不一般了。永宣年间的瓷器，构图艺术上有与伊斯兰文化融合的一般特点。但雍王府出土的“永乐青花梅瓶”除颜料使用了“苏泥渤青”外，纹饰构图上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水墨山水画的艺术形式，又区别于元代的少布白格局，转而布白疏朗，空间感强，其小笔双勾的填色，使画面出现浓淡的层次感，都说明此器应为永乐初年的作品，这就更为难得了。
如此珍贵的瓷器，怎么来到了雍王府呢？原来，雍王府埋葬的朱佑云是明宪宗朱见深的第八子，因其母邵贵妃极为受宠，成化皇帝（１４６５－１４８８）对他也就极其宠爱。在成化二十三年封他为雍王，封地在湖广衡州府。正德二年雍王死去，年二十七岁，未留下后代。墓志上说他“王乃帝室至亲，分封大国，为人孝友，温恭雅，好学问”。皇帝在极为悲痛之下，“奉迎灵柩，归葬于京城之西山”，遣官谕祭，谥号为靖。为他在西山修造了庞大的陵墓，举办了隆重的丧葬仪式，还规定宛平县出坟地照应户六名，一年五祭。当然，正德皇帝也不吝惜珍宝，因此皇宫收藏了百年之久的“永乐青花梅瓶”，就成了雍王的冥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