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壶。
唐宋以前的古人称“壶”和“瓶”，与我们今人“壶”和“瓶”的称呼正好相反。古人所谓的“壶”和今人称之为“瓶”的形象相似；反之，唐朝人称之为“瓶”的器物上却有柄曰“錾”，有嘴曰“流”，与今天的“壶”的形象相差无几。由此可见世事沧桑，斗转星移，竟然连器物的名称也倒转了过来。单从文字上讲，“壶”字的流传要比“瓶”字早。“瓶”是形声字，并音从瓦；“壶”则是象形字，商代的青铜壶，形状上简直就与“壶”的字形是一模一样的。后来，“壶”字由象形文字经篆、隶发展成楷书甚至是电脑上的印刷体，一直沿用下来，并没有演变成形声字，也没有因器物名称的转变而增加錾或流，字形上始终保留着最古老的体态，这在汉字发展史上是不多见的。本文所谈论的主要是唐朝的器物，为了叙述的方便，仍然沿用唐朝时器物的名称，将无柄无嘴的器物称为壶，反之则称为瓶。
长沙窑器是瓶多而壶少的，瓶上常见有釉下褐彩的题字，壶上却极为罕见。瓶和壶都是盛装液体的容器，瓶上有銴有流便于单手执用，十分方便；壶就不然，光溜溜的无錾无流，肩部有系，而且腹上急剧收颈且带有盘口。瓶有流便于日常使用，饮酒煮茶倒油十分方便；壶因无流，不容易泼撒所盛之物，利于长期储存。所以，壶与瓶虽同盛液体，功能却是各不相同的，由于功能的不同，壶少瓶多的现象也就有合理的解释了。
在长沙窑的瓶上有题“油瓶”字样的，可能是标明为盛油器物，亦有题“茶瓶”的，自然是用来盛茶汤，不过惟独没有见到题字为“酒瓶”的实物，令人常常感到遗憾而困惑。虽然如此，长沙窑瓷瓶上关于饮酒的诗还是不少的，信手拈来几首，就十分有趣，足以使人认为应有盛酒的瓶了。“二月春丰酒，红泥小火炉。今朝天色好，能饮一杯无”。同是饮酒，豪饮之士就另有一番情怀。“主人不相识，独坐对林泉。莫忧愁酤酒，怀中自有钱。”怀中有酒钱的人就显得安逸而自信。而“去岁无田种，今朝乏酒财。恐他花鸟笑，佯醉卧池台。”则饱含着尴尬的心酸，这些吟酒的诗都是唐人题在长沙窑“瓶”上的。
面对着这些长沙窑的题酒诗瓶，笔者不禁想知道唐朝人把盛酒器物叫作什么。查阅了一些古文献，从中发现了唐人的饮酒诗中多有用“榼”字的。壶与瓶是清楚的，而“榼”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唐朝人对装酒的瓶的另一种称呼呢?白居易有首《葺池上旧亭》的诗中提到榼，“软火深土炉，香醪小瓷榼”；另一首《招东邻》中也有“榼小二升酒，新簟六尺床”的诗句。从白诗中可以知道他饮酒时用的是“瓷榼”，而且“小瓷榼”能盛“二升酒”，折合成现行公制升，唐代二升的酒是1．2公升。实测一下，大约也就是长沙窑一般酒诗瓶的容积。不仅长沙窑如此，其他窑口的瓷瓶，都是这般大小，这是为方便执用而约定俗成的形制。由此看来唐人不仅常用瓶、壶盛酒，而且也用“榼”来盛酒。《搜神记》中就有“车上有壶榼”的句子。由此可见榼是酒瓶的另一名称，瓶和壶在用于盛酒时也被称为“榼”，还可以分别称为“瓶榼”或“壶榼”，而“酒瓶”或“酒壶”的名称在唐朝时反而是不大用的。如唐朝笔记《开天传信记》中有“化为瓶榼，美酒盈瓶”的句子，这就是讲瓶是可以盛酒的，一般就称为瓶榼。
弄清楚了“榼”的含义，我们就会发现唐朝的诗文中除了李群玉的《石渚》诗外，还有许多可能是描写长沙窑的诗文。
例如唐朝著名诗人章孝标的《少年行》：
平明小猎出中军，异国名香满袖薰。
画榼倒悬鹦鹉嘴，花衫对舞凤凰文。
手抬白马嘶春雪，臂竦青骹入暮云。
落日胡姬楼上饮，风吹箫管满楼闻。
其中那句“画榼倒悬鹦鹉嘴，花衫对舞凤凰文”就颇似描写长沙窑的瓷器。“榼”是盛酒的瓶，而唐朝时在瓶上绘画的屈指可数；这倒悬的“鹦鹉嘴”就是瓶上的“流”，现在我们也将它称为“壶嘴”；“花衫对舞凤凰文”，写的是身上的花衣衫与“画榼”上的“凤凰”相对如舞。他诗中带“鹦鹉嘴”的“画”“凤凰文”的“榼”，仿佛是对长沙窑彩绘瓶的艺术写照。因为长沙窑的瓷器上画有凤凰的图纹很多，而当时的其他彩瓷窑口，如邛崃窑就绝无画有凤凰的器物。推测起来，简直就是描述长沙窑瓷绘的酒瓶一般，小小的嘴，斑斓的画……不过，诗人章孝标接触得到长沙窑的器物吗?
章孝标，桐庐人，元和十四年进士，大半生在江南度过，有人称他钱塘诗人。当年中进士后，荣归江南，还有诗得意洋洋地写道“及第全胜十政官，金鞍镀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可见他是到过扬州的，而从扬州出土的大量彩瓷器物，展示了当时长沙窑器物的流行，所以章孝标完全有可能接触和使用这类东西。以我看来，虽然这个遐想近于诗境，但我宁肯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因为有着客观的历史为这个真实奠定了基础。
再如白居易的《家园三绝》：
篱下先生时得醉，瓮间吏部暂偷闲。
何如家酝双鱼榼，雪夜花时长在前。
其中提到了有双鱼形象的榼，笔者觉得也像是描写长沙窑的器物，因为双鱼形象的盛酒具在长沙窑的壶、瓶中有两种，一种是双鱼瓶，在流的正下方有双鱼形的贴塑装饰；另一种是双鱼壶，两条翻跃挺立的鲤鱼，鱼体肥硕，鱼嘴被巧妙地塑成壶口，两边多半还有背带的穿纽，其实无论是双鱼瓶还是双鱼壶，都可称为双鱼榼。白居易的另一首《东城晚归》中又提到其他形状的榼“一条邛杖悬龟榼，双角吴童控马衔。”这次不是双鱼而是龟形的能悬提的榼，也像长沙窑诸多壶、瓶中的一种。龟榼似乎就是穿背带的扁壶，可能由于形状如龟而得其名，易于提携，是长沙窑的壶、瓶中常能见到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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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囊壶与契丹往事
《契丹风土歌》中有云：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这两句粗犷奇崛，气势不凡，颇能体现北方草原民族的特色。其 实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在一个无比富饶的北宋王朝之外，还有一个神秘的民族在北方与其对峙抗争，平分天下。它的名字叫做契丹，它所建立的辽朝 与北宋和平共处长达百年。契丹的历史早已湮没在历史尘烟之中，让后人难以揣度，而我们或可以通过这个马背上的民族特有的生活器具--皮囊壶，去追溯那些契 丹往事。
陶瓷：陶瓷鉴赏
皮囊壶是契丹工艺品中极具特色的一个品种，与金银器齐名，常被作为辽代墓葬断代的重要依据。皮囊壶自然是壶的一种样式，因形如 皮革缝制的水囊，故名。后来，契丹人受汉人使用陶土烧制陶器的启发，也开始烧制陶制品。于是，就有了陶器皮囊壶，并且成为辽代契丹族特有的陶瓷用器。陶瓷 皮囊壶造型为扁体，直身，下部丰满，壶两面随形起线，如缝合皮革的痕迹，口部一端有直立的短流，中间凹下，另一端翘起与流口平齐，形似驼峰，两侧有圆孔， 可系绳提拿。陶瓷皮囊壶多施绿釉，在辽宁及内蒙古出土较多；也有白瓷者，为辽代早期产品。早期作品壶身较短，下部肥硕，因形如马蹬，故又称马蹬壶；中期以 后壶身增高，缝合痕也逐渐消失。
皮囊壶
契丹族不同时期的陶瓷皮囊壶均体现其发展演变的历史，并跟随其疆域的变化而呈现出明显的断代特征。契丹 最强盛的时期，它的疆域曾经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东临库叶岛，西跨阿尔泰山，南抵今天的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在此期间，中原地区通往西方的通路曾 一度被暂时阻断。以至于那时亚欧大陆中西部的许多国家都误以为整个中国都在辽的统治下，于是，契丹成了全中国的代称，皮囊壶也得以流传四方。笔者手中收藏 的几件辽代契丹族陶瓷皮囊壶精品，均为不同时期的代表之作，能够反映当时的文化特性和审美趣味。其中一件辽代凤纹白釉皮囊壶最为珍贵。契丹受到中原文化的 熏陶，同样也继承了中原文化中龙凤至尊的文化色彩。此壶形制优雅，釉色纯正，包浆漂亮，提梁及流口均有装饰，堪为精品。我们能够发现，瓷质皮囊壶有许多是 白釉的，一个原因是北方少数民族多尚白，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定窑影响，定窑精美的白瓷极受契丹人的喜爱。许多贵族墓和窖藏中都有白瓷器出土，一些遗址亦出 土大批白瓷片。所以据此可以断定，白釉皮囊壶大部分在辽早期，此凤纹白釉皮囊壶当属辽代契丹族征伐四方初创大业的巅峰之作。在笔者的藏品中，还有一件褐釉 皮囊壶和一对绿釉鸡首皮囊壶，因这类辽代陶釉皮囊壶属于当时的热销产品，也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器具，且造价低廉制作简单，很能反映当时的民俗风情。同 时，辽代釉陶发达，辽三彩器是继唐三彩后的又一独具特色的工艺品，不同于唐三彩的是，辽三彩主要用黄、绿、白三色，这也会影响瓷器的用釉，作为辽代釉陶的 代表，三彩皮囊壶自然也有不少精品传世。笔者有一件辽代三彩花卉纹皮囊壶，器形端正，纹饰精美，釉色干净，每每令我爱不释手。
公元1125年，辽被金所灭，一段波澜壮阔的契丹传奇就此落下帷幕，而历史不会忘记他们，我们从这些造型各异、釉色惊艳的皮囊壶中总会窥探到一些契丹历史的风流痕迹。
梅瓶的称谓与用途
梅瓶是中国古瓷中常见的一种造型，是对小口、短颈、丰肩、窄胫一类造型瓷瓶的统称。梅瓶的近足处微外撇，形成了修长优美的S形曲线，因而受到人们长久喜爱，其造型还远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除了有大量梅瓶实物保存下来，在古代绘画和雕塑里也有一些反映古人使用梅瓶的场景，这些图象对我们准确认识梅瓶用途、造型演变很有帮助，也是鉴定古瓷的重要参照。下面就梅瓶的历史演变加以阐述，希望对藏友们提高鉴藏知识能够有所俾益。
“梅瓶”这一雅称，直到清末《陶雅》一书中才出现，其得名有几种说法，其中民国初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较为可信，该书解释为：“梅瓶，口小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
最早的梅瓶出现在宋代，最初用途可不是用来插花和欣赏的，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两件金代白地黑花梅瓶，分别在瓶腹写有“清沽美酒”与“醉香酒海”，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明代唐寅绘制的《饮中八仙图》，被认为临摹自北宋赵公麟的作品。画面描绘了李白、贺之章、张旭等八人坐于松林间畅饮，一名侍童正把梅瓶中的酒倒在酒缸里。这些都说明梅瓶最初的用途是一种储酒、储水用具。辽宁叶茂法库台辽墓中出土有鸡腿瓶，江西瑞昌发现的南宋淳佑十年（1251年）墓中，墓主的头部顶端也放置有一对磁州窑梅瓶，南宋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有梅瓶，说明辽宋时期的梅瓶主要用途为实用贮酒具，但有时也被用作陪葬品。
北宋赵令畤《侯鲭录》记载：“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似瓦壶之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云以酒器，书云就一经或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可装酒一斗、名为“酒经”的小口修腹瓷瓶，很可能就是宋代人对梅瓶的称谓，因此宋代的梅瓶也可称作“经瓶”。到了元明时期，从古人的诗文分析，此时的梅瓶可能被称为酒“樽”、“酒瓶”。
茶与壶不解之缘
壶质影响泡茶的效果，主要是就密度而言。密度高的壶，泡起茶来，香味比较清扬；密度低的壶，香味比较低沉。密度与陶瓷茶具的烧结程度有关。
谈到茶与壶质的关系，壶内不上釉的，这层关系表现得更加明显，但"得"、"失"就要从两方面来说：一是我们使用同一把壶在同一类茶上，用久了，"茶"、"壶"间会有相辅相成的效用，使用过的茶壶比新壶泡出来的茶汤，味道要饱和些。但壶的吸水性不能太大，否则吸了满肚子的茶汤，用后陈放，容易有霉味。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使用内侧不上釉的茶壶冲泡不同风味的茶，则会有相互干扰的缺点，尤其是使用久了的老壶或是吸水性大的壶。有次茶道教室的泡茶考试课上，一位同学使用了一把久泡重火乌龙茶的未上釉陶壶冲泡当天的考试茶─白毫乌龙，第一泡几乎喝不出是什么茶来。如果只能有一把壶，而要冲泡各种茶类，最好使用内侧上釉的壶，每次使用后彻底洗干净，可以避免留下味道干扰下一种茶。所以评茶师用以鉴定各种茶叶的标准杯，都采用内外上釉的瓷器。
如果将茶器的质地分为瓷、火石、陶三大类，瓷质茶器的感觉是细致、高频的，与不发酵的绿茶、重发酵的白毫乌龙、全发酵红茶的感觉颇为一致。火石质茶器的感觉较为坚实阳刚，与不发酵的黄茶、微发酵的白茶、半发酵的冻顶、铁观音、水仙的感觉颇为一致。陶质茶器的感觉较为粗犷低沉，与焙重火的半发酵茶、陈年普洱茶的感觉颇为一致。
再就茶器的颜色而言，茶器的颜色包括材料本身的颜色与装饰其上的釉色或颜料。白瓷土显得亮洁精致，用以搭配绿茶、白毫乌龙与红茶颇为适合，为保持其洁白，常上层透明釉。黄泥制成的茶器显得甘饴，可配以黄茶或白茶。朱泥或灰褐系列的火石器土制成的茶器显得高香、厚实，可配以铁观音、冻顶等轻、中焙火的茶类。紫砂或较深沉陶土制成的茶器显得朴实、自然，配以稍重焙火的铁观音、水仙相当搭调。若在茶器外表施以釉药，釉色的变化又左右了茶器的感觉，如淡绿色系列的青瓷，用以冲泡绿茶、清茶，感觉上颇为协调。有种乳白色的釉彩如"凝脂",很适合冲泡白茶与黄茶。青花、彩绘的茶器可以表现白毫乌龙、红茶或熏茶、调味的茶类。铁红、紫金、钧窑之类的釉色则用以搭冻顶、铁观音、水仙之属的茶叶。茶叶末、天目与咸菜色系的釉色，就用来表现黑茶。 就视觉效果而言，茶具的外形应与茶叶相搭配，如用一把紫砂松干壶泡龙井，就没有青瓷番瓜来得协调，然而紫砂松干泡起铁观音就显得非常够味。 但就泡茶的功能而言，壶形仅显现在散热、方便与观赏三方面。壶口宽敞的、盖碗形制的，散热效果较佳，所以用以冲泡需要七八十度（摄氏）水温的茶叶最为适宜。因此盖碗经常用以冲泡绿茶、香片。壶口宽大的壶与盖碗在置茶、去渣方面也显得异常方便，很多人习惯将盖碗作为冲泡器使用就是这个道理。盖碗或是壶口大到几乎像盖碗形制的壶，冲泡茶叶后，打开盖子很容易可以观赏到茶叶舒展的情形与茶汤的色泽、浓度，对茶叶的欣赏、茶汤的控制颇有助益。尤其是龙井、碧螺春、白毫银针等注重外形的茶叶，这种形制的冲泡器，若再配以适当的色调，是很好的表现方法。
钧瓷开片与盘龙瓶
北宋徽宗时期，在阳翟城（今禹州市）古钧台官办钧窑场里，有一窑钧瓷刚刚住火停烧。窑工们已把窑门扒开了一个大口子，窑里炉火通红，温度正高，使人不能近前。
这时正值夏天，好端渡的天空突然间乌云密布，一刹那，雷声隆隆，闪电过后，只见一条龙在空中上下翻腾。一场大雨随着狂风降了下来，大雨点打在热窑顶上，冒起一团团水汽，狂风吹进高温的窑里，只听里边“喳喳”作响。窑工们躲在草棚下避雨，心里直嘀咕：这一窑瓷器肯定要报废。大家一个劲地在心里祈祷：“老天爷，行行好，别再下啦！”要说也真奇怪，窑工们刚祷告完，天说不下就不下了。转眼雨过天晴，太阳也冒了出来。
窑工们急忙跑到窑前观看。一场暴风骤雨过后，窑早凉了。一个年纪最大的老窑工怀着十分不安的心情，从窑里抱出第一个笼盔（匣钵），小心翼翼地打开，只见一个里青外紫的鼓钉洗，釉面上全部是裂纹，并且随着“喳喳”的响声，裂纹还在增多。老窑工心想：过去烧出的瓷器釉面平整如玉，这次这么多裂纹，肯定是风雨把瓷器给激酥了。他不由自主地用手指敲了一下鼓钉洗，谁知一听声音，还是丁当作响，如磐一般。再摸摸釉面，却摸不着裂纹，真是“看似锤击，摸无痕迹”。大伙儿这才知道瓷器没烂，于是争先恐后地把窑给开完了。结果全窑瓷器除釉色鲜艳、光泽明亮外，釉面全部遍布细密纹路。官府派人挑出最好的几件送往宫廷，宋徽宗见了十分欢喜。
宋徽宗本是个艺术修养很高的人，他看出钧瓷釉面上这些裂纹很美，就给纹路取了好多名字，如“蚯蚓走泥纹”、“冰裂纹”、“鱼子纹”、“百极碎”等，还把钧瓷出窑后釉面产生的裂纹，叫“开片”。欣赏完了这几件瓷器，宋徽宗又下旨让钧瓷工匠以后烧钧瓷都要有纹路。
窑工们接旨后，全都犯了愁：钧瓷开片是老天爷帮的忙，要是开窑时不下雨，怎么办？还是那个老窑工说话了：“天下不下雨是龙王爷管着的，我们塑个龙王爷的像供着，每天上香祷告，祈求龙王爷行云布雨，龙王爷定会显灵帮助我们。”窑工们听了都表示同意，大家就开始用泥巴塑龙王爷像。塑时，蜷曲的龙尾巴没法处理，老窑工就找来一个花瓶，把龙王爷的形象塑到瓶身上。只见一条龙盘曲在瓶上，尾巴朝向天空，龙嘴正向下喷水布雨，正前方是一团火球，代表钧瓷炉火。塑成后，为防雨水淋坏，窑工们把塑像放在窑里烧成了钧瓷，放在一张供桌上，大家每天跪拜上香祷告。要说还真灵，有龙王爷保佑，不管天是否刮风下雨，每次开窑，瓷器上都有纹路。从此，开片也作为钧瓷的一种特征保留了下来。
忽然有一天，官府的人无意间发现了窑工们供奉的龙王爷像，认为这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皇上乃真龙天子，岂是平民百姓随便塑的！并把这事报告给了宋徽宗。宋徽宗立即叫人把领头的老窑工带上金殿，亲自审问。宋徽宗问：“你塑这个像是什么意思？”老窑工一看这个阵式，知道自己性命难保，又一想反正死活就这一条老命，今天豁出去啦！于是灵机一动回答说：“龙盘在瓶身上，意思是希望当今皇上永保平安。”平安的“平”与花瓶的“瓶”谐音。宋徽宗一听，这老窑工倒挺会说话的，又问：“你们怎么想起塑这个像的？”老窑工就把塑像求龙王保佑钧瓷开片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宋徽宗听了一个劲儿地点头：窑工们是奉旨行事，不得不如此呀！于是就赦老窑工无罪。他又看了看塑像，觉得还是叫个瓶的名字为好。沉吟了一会儿说：‘位个塑像就叫盘龙瓶吧！”并命老窑工立即赶回钧窑场，照这盘龙瓶样再烧制数件，供皇室使用。自此，钧瓷的品种中又有了盘龙瓶，并且是宋徽宗御赐的名字，它的来历与钧瓷开片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如今盘龙瓶已成为高贵、富有的象征，它寓意现代人飞黄腾达，过着富裕、平安的生活。
古时梅瓶的用途与文化
古时梅瓶的用途与文化。
储酒之器
关于梅瓶的用途，从文献记载、传世实物和古代绘画均可知，梅瓶从它产生时起，最初应为实用器，大多用于盛酒或其他液体物质。它的这种功用一直沿续到元明时期。梅瓶作为酒具的用途，在许多梅瓶的铭文中有所反映。如上海博物馆藏有两件件宋代磁州窑梅瓶白地黑花梅瓶，一件腹部开光书写“清沽美酒”,另一件腹部书写“醉乡酒海”。
此外，还有另外一些铭文则是从侧面反映了梅瓶的基本功能。如桂林博物馆藏有一件出土于明墓的本地民窑生产的陶梅瓶，其肩部堆雕了“天长地久”四字。“天长地久”本身带有祈福之意，同时也隐含了“天藏地酒”之谐意，这就表明了其祈福与储酒的双重功用。
诠释文化
1972年从桂林明代靖江安肃王墓出土的青花携琴访友（携酒寻芳）梅瓶，除了其制作工艺的无比精湛外，让人难忘的还有高士马后担食的仆人。仆人肩上所担一头为一只竹编的三层食箪，另一头则是装满美酒的带盖梅瓶。可以说，这幅瓷画比任何一件写有酒意文字的梅瓶更直观地反映了梅瓶的实用性。因此，携琴访友（携酒寻芳）瓶不仅以其完美的工艺反映了明代制瓷巅峰时期的高超成就，同时也以其独特的表现手法再现了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源流。
1983年5月，温裕王墓出土青花高腰双龙抢珠带盖梅瓶时，其瓶盖被拌有糯米浆的石灰膏严严实实地封住，打开后发现，里面竟是一瓶香沁浓醇的乳鼠药酒。酒中泡有三只未长毛的乳鼠，还有各种滋补的中药材，酒色晶莹红艳。历经400余年，这瓶酒竟然还保存得这样完好，可谓弥足珍贵。据考证，这是用明代桂林三花酒制作的特产补酒乳鼠酒，对产妇产后有大补之功。广西名酒桂林三花酒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宋代时曾以“瑞露”之名进贡朝廷。因此，这瓶酒的出土不仅对研究古代桂林酒文化源流是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从另一侧面直接反映了梅瓶的储酒功能。此外，在墓穴中安放酒瓶，不外乎希望死者在冥冥之中“久久（酒）平（瓶）安”。也有人将此种现象诠释为让死者在冥界中能过上“清（青）平（瓶）长（藏）久（酒）”的太平日子。不管何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这也许就是中国文化精深奇妙的内涵所在。
观赏陈设
随着社会的发展，梅瓶逐渐具有了陈设装饰的功能，甚至梅瓶还常被作为冥器随葬，桂林明代藩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的梅瓶便是明证。这些梅瓶已成为上层统治者等级地位的标志和“风水”寓意的象征。
明中晚期以后，梅瓶的观赏陈设作用则越来越明显。清代梅瓶多为传世品，这应与梅瓶此时主要用于陈设装饰有关。
浅谈梅瓶的源流与演变
梅瓶是中国古瓷中常见的一种造型，是对小口、短颈、丰肩、窄胫一类造型瓷瓶的统称。梅瓶的近足处微外撇，形成了修长优美的S形曲线，因而受到人们长久喜爱，其造型还远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除了有大量梅瓶实物保存下来，在古代绘画和雕塑里也有一些反映古人使用梅瓶的场景，这些图象对我们准确认识梅瓶用途、造型演变很有帮助，也是鉴定古瓷的重要参照。下面就梅瓶的历史演变加以阐述，希望对藏友们提高鉴藏知识能够有所俾益。
一、梅瓶的称谓与用途
“梅瓶”这一雅称，直到清末《陶雅》一书中才出现，其得名有几种说法，其中民国初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较为可信，该书解释为：“梅瓶，口小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
最早的梅瓶出现在宋代，最初用途可不是用来插花和欣赏的，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两件金代白地黑花梅瓶，分别在瓶腹写有“清沽美酒”与“醉香酒海”，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明代唐寅绘制的《饮中八仙图》，被认为临摹自北宋赵公麟的作品。画面描绘了李白、贺之章、张旭等八人坐于松林间畅饮，一名侍童正把梅瓶中的酒倒在酒缸里。这些都说明梅瓶最初的用途是一种储酒、储水用具。辽宁叶茂法库台辽墓中出土有鸡腿瓶，江西瑞昌发现的南宋淳佑十年（1251年）墓中，墓主的头部顶端也放置有一对磁州窑梅瓶，南宋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有梅瓶，说明辽宋时期的梅瓶主要用途为实用贮酒具，但有时也被用作陪葬品。
北宋赵令畤《侯鲭录》记载：“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似瓦壶之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云以酒器，书云就一经或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可装酒一斗、名为“酒经”的小口修腹瓷瓶，很可能就是宋代人对梅瓶的称谓，因此宋代的梅瓶也可称作“经瓶”。到了元明时期，从古人的诗文分析，此时的梅瓶可能被称为酒“樽”、“”酒瓶。
二、梅瓶的前身——鸡腿瓶
北宋以前的陶瓷器中，并无梅瓶造型，唐代仅有接近梅瓶的白釉瓶（上海博物馆和故宫都有收藏，形体较矮，都施有化妆土，应为北方地区烧造），与我们后代所说的带有S形曲线的梅瓶造型有一定差异。
梅瓶的出现与辽国契丹族有着重要关系。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一支，在唐代就与北方汉族多有交往，《辽史》称“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为了适应迁移生活，契丹人仿照革囊创烧出便于携带的陶瓷提梁壶（俗称 “马镫壶”、“鸡冠壶”）。他们还创造出了一种上粗下细、状如鸡腿的长腹瓷瓶，用于运水或储酒之用，这种鸡腿瓶被很多现代学者视为梅瓶的雏形之作。小口是为了避免盛装的水、酒溅出，减少酒的挥发并方便携运，辽墓壁画中还有表现契丹人运输鸡腿瓶的画面。鸡腿瓶口小、胫细、腹长，用绳索捆绑后背运很方便，倒梯形造型使绳扣越勒越紧，确实很适合契丹人游牧射猎、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需要。
张家口市宣化县曾发掘辽天庆六年（1116）张世卿墓，在后室南壁壁画中描绘有两个捧有酒壶、酒杯的男侍者。画面上画有三只平行摆放的青绿色梅瓶， 瓶口附盖（也有学者认为反映以泥封口），应该表现的是瓷制梅瓶（图1）。有意思的是，这三只梅瓶放置在低矮木几上，木几上开有三个圆口，梅瓶刚好卡放在木几上，这幅画面说明在北宋时期，造型修长、小底的瓷梅瓶由于重心较高，使用中应该是放在这种木架上，由于体积较大，这种长腹大梅瓶还上不了餐桌。1999年，辽宁省博物馆征集入藏了一套辽代彩绘壁画木椁，也描绘有木桌下置一矮几，桌上放有带温碗的注子、深腹碗等酒具，矮几描绘有罩布，上面也放有三只带盖的长腹梅瓶，可惜由于年代久远，壁画上梅瓶的足部比较模糊，看不出矮几是否有开口，但这则壁画与宣化张世卿墓互为佐证，证明了这种矮几是辽代梅瓶的放置用具。
1999年3月，宣化下八里村的村民在进行春灌时，在已发掘过的张世卿墓东南约50米处耕地里，发现了奇怪的渗水现象，河北省文物研究接报后展开钻探，先后探出9座古墓并予以清理，发现这里是张世卿一族的墓地。其中7号墓出土有墓志，显示墓主张文藻和张世卿为同宗近支，文藻为长辈，属叔侄关系，张文藻与妻子合葬于辽道宗大安九年（1093年）。墓中出土物包括了2件绿釉鸡腿瓶，口径6、底径6.5、高21厘米，造型作小口、短颈、溜肩，长圆腹，小平底，通身施有绿釉，瓶身较一般辽代鸡腿瓶矮，应视为梅瓶造型。出土时，瓶口部用石灰封闭，瓶内尚存留有枣红色的液体。张文藻墓中也保留有题材丰富的壁画，基本占满了整个墓壁，主要为反映墓主人生活为内容的风俗画，包括散乐图、对弈图等。前室东壁上描绘有“童嬉图”，主要为有关茶道的内容，画面中木桌上放有一只短腹小口梅瓶，桌下的矮几上放有腹部修长的鸡腿瓶，考虑到墓中出土的两只绿釉鸡腿瓶在造型上与传统梅瓶已比较接近，瓶中盛有枣红色液体，墓中壁画描绘的鸡腿瓶也应是用作装酒，并且从壁画可知，当时的梅瓶已分长腹、短腹两种，短腹梅瓶已可摆放在桌上了。
辽代梅瓶有茶叶沫釉和白釉剔粉、白釉划花、白釉剔粉填黑等种类，装饰图案多为牡丹纹。造型上，有继承契丹传统造型的鸡腿瓶，如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乾二年田”款茶叶沫釉梅瓶，高64.9、腹径24.3、口径8.4厘米，作平底，底足无釉，“乾二”应当是指辽乾统二年（1102），“田”字应为制作工匠的姓氏（图2）；而图3展示的则是受汉族文化影响而烧造的剔刻花填彩梅瓶。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的猴头沟乡是辽代缸瓦窑所在地，北京故宫的刘毅先生曾在《关于梅瓶历史沿革的探讨》一文中提及，他在缸瓦窑考察时，见到许多鸡腿瓶的残器，说明赤峰缸瓦窑为是辽代梅瓶的一处重要产地。
三、宋金时期的梅瓶
鸡腿瓶传入北宋后，北方汉族地区也开始烧造这种长腹小口瓷瓶，最终使梅瓶造型固定下来，在宋代南、北方民窑中多有生产，而少见于宋代的官、汝等官办瓷窑，说明梅瓶作为盛装实用具主要为民间生活所使用。在造型上，北方梅瓶较多保留了契丹鸡腿瓶的痕迹，形体修长而秀丽，瓶口为蘑菇形或梯形，便于使用绳索捆扎。而南宋景德镇生产的影青梅瓶和江西吉州窑等地烧造梅瓶，其高度明显低于北方梅瓶，容积缩小，腹径较大，显得矮而胖，造型上显得比较小巧，反映了当时大江南北不同窑区的产品有一定地域特点。除了陶瓷器中出现梅瓶外，宋代的金银器中也存在梅瓶造型，1996年4月，四川彭州市西大街发现过一处宋代金银器窖藏，出土金银器多达350多件，其中有10件银制梅瓶，均为锤揲加工成型，包括素面梅瓶、如意云纹梅瓶、凤鸟纹梅瓶等，有些还附有银制瓶盖，从出土金碗上有“绍熙改元”纪年看，这批窖藏金银器为南宋中期产品，少量为北宋中晚期到南宋早期产品，类似的宋代银制梅瓶在国内博物馆还有收藏，说明了宋代梅瓶的质材已从陶瓷扩大到到金属制品。
宋代北方生产的梅瓶以耀州窑刻花梅瓶为代表。这件青瓷刻花梅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口径7.5、足径11、通高48.4厘米，造型挺拔修长，瓶腹无接胎痕迹，说明系一次拉坯成型，显示了耀州窑制瓷匠师的高超技艺。由于长腹小底梅瓶不便于放置，耀州窑在北宋时期还创造出一种吐噜瓶，造型上看如同将长腹梅瓶截去下半部，这种瓶型在北方名为吐噜瓶，据说因酒从瓶中倒时发出“吐噜”响声而得名。河北定窑、磁州窑和河南扒村窑、鹤壁集、登封窑诸窑都烧造刻花梅瓶。
1951年，考古部门在河南省禹县白沙镇发掘了宋代墓群，其中一号墓年代为北宋元符2年，墓室内壁采用了砖雕与绘画相结合的技法描绘生活场景，其中墓前室西壁表现了墓主人夫妇饮宴画面，居中的方桌上摆有注子、带托盏杯，墓主夫妻二人袖手坐于桌旁，两边有三位侍女和一名男侍分别捧着唾壶、果盘，在桌下描绘了一只梅瓶，放置在束腰方座上（图6）。从桌上摆放酒具看，这只梅瓶的用途也应是盛酒具，考虑到辽张世卿墓描绘的梅瓶被插放在开孔的木座上，白沙宋墓壁画表现的梅瓶比北宋梅瓶实物要短一些，是否可解释为束腰高方座可能也开有圆形开孔，梅瓶足部同样被插放在圆槽中，这样一来，放在木座上的梅瓶感觉瓶身矮了一些。
北宋的梅瓶都为小口、腹修长，底部比较小，到北宋晚期和金代初期，梅瓶的造型有了发展，梅瓶的底径增大，直接可以放在地上，不必再依赖木制支架了。这在考古资料中也可以找到例证，山西稷山马村曾发掘金代墓葬，其中一座金代早期墓的北壁砖雕表现了夫妻对饮，南壁设有舞台和杂剧砖雕，说明这些砖雕共同组成了墓主夫妇饮宴并观看杂剧的场面，画面居中为方桌，上置注子、盏杯、果盘等，桌下有一梅瓶，底径较大，已可以平稳的放置在地上了。
陕西省文物局鉴定组徐涛先生告知笔者，他们在陕北作馆藏文物鉴定时，很多市县都收藏有宋金时期的黑釉梅瓶，说明梅瓶在比较干燥的北方地区使用量较大。故宫博物院收藏有10多件造型近似的黑釉梅瓶，其中一件黑釉梅瓶肩部刻划有“天威军官瓶”，这种粗瓷梅瓶就是北宋北方装运水、酒之用，水是行军的必需补给，而酒则可以鼓舞士气。南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七记载，南宋初年岳飞、韩世忠军中“别置亲随军，谓之背峞军”，“一入背峞，诸军统制而下，与之亢礼，犒赏异常，勇健无比，凡有坚敌，遣背峞军，无有不破者”。至于为何酒瓶被称作“峞”， 赵彦卫考证说“范参政致能说，雁北人呼酒瓶为峞，大将之酒瓶必令亲信人负之。范尝使燕，见道中人有负罍者，则指云：此背峞也。故韩兵用以名军。峞即罍，北人语讹故云，韩军误用字耳”，按此记载，峞（wēi）与罍（léi）两字发音相近，所以产生了讹传。南宋初期统领抗金主力部队的将帅大部分为陕北人，韩世忠等陕北籍主将的亲信部队被称为“背峞军”（即为主帅背酒瓶的亲军），显示了北方军旅中使用陶瓷梅瓶的遗风。
与南宋同时期的金政权，由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同样表现出喜好豪饮的民族特点，此时的北方梅瓶继承了粗犷的风格，以磁州窑和扒村窑烧造的白地黑花梅瓶、黑釉梅瓶为代表，同时期的西夏灵武窑也烧制有剔刻花梅瓶。宋金时期河北磁州窑烧制的白地黑花梅瓶以绘画为特色。金代磁州窑烧制有一种黑瓷弦纹梅瓶，造型上接近辽鸡腿瓶的样式，装饰简单，肩部刻有“葡萄酒瓶”字样，山西省文物部门在怀仁窑调查时，还发现有凸凹弦纹黑釉梅瓶，肩部刻划有“酒都司使”，说明亦为金代梅瓶，较多保留了辽代鸡腿瓶的遗韵。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数件金代梅瓶，代表器为金代磁州窑“清沽美酒”款梅瓶和金代扒村窑黑地白龙纹“正八”款梅瓶。黑地白花“正八“款梅瓶在绘画处填有白色化妆土，瓶身旋修痕比较明显，瓶腹两侧分别描绘竖向龙纹，并在一条龙下部书写“正八”两字，“正八”两字可能来源自佛教“八正道”、“八部众”（即天龙八部）观念。
南宋梅瓶标准器下面几件可为代表：是南宋景德镇窑烧造的青白釉刻花梅瓶，现藏广东省博物馆，口径4.3、底径9.4、高31.8厘米，肩部装饰以流畅的刻花缠枝莲纹，辅以浅细篦纹模拟水波，如同随着微风摇曳的满塘莲荷，莲花水波与淡雅的影青釉相互映衬，给人满目清新之感。1991年9月，四川遂宁金鱼村发现过一处南宋窖藏，出土瓷器985件，也包括青白釉梅瓶8件，其中的青白釉刻花梅瓶还带有浅杯形的瓷盖。图12是一件南宋龙泉窑带盖青瓷梅瓶，口径5.9、底径7.3、，通高28.5厘米，胎色灰白，釉色青雅，釉面润泽晶莹，底部露胎，通体装饰了凹凸弦纹，线条流畅优美。这件梅瓶1979年出土于浙江松阳县庆元元年墓葬（1195年），现藏于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图13则是南宋吉州窑烧造的黑釉刻花梅瓶，通高21.2，口径4.8、底径6.6厘米，1972年江西吉州窑出土，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它的底径明显增大，在腹部两侧装饰以剔刻折枝梅花，刀法细劲流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金代和南宋时，还出现一种口部稍大的新样式梅瓶。这种大口梅瓶在耀州窑北宋晚期到金代初期曾有烧造，窑址中发掘出土过多件。这种北宋晚期开始出现的大口长腹梅瓶，造型上看应是自小口梅瓶改进而来，其装酒量有所减少，高度较北宋时降低，口部与底部尺寸均增大，放置时应不必依赖于支架，也便于使用提子一次打出一斤、半斤的酒来，是对梅瓶造型的一种改进。四川广元大足石刻中保留有南宋石刻地狱图，雕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其中一幅雕刻为劝饮图，图旁镌刻有《大藏经》文：“世尊告诸比丘饮酒者入地狱”，画面上一男子手捧带托盘的酒碗劝饮，身后的女子抱持一大口梅瓶。从大足石刻劝酒图可知，南宋时这种大口梅瓶在南方地区也有烧造，用途亦是装酒用具。
耿宝昌与耀州窑壶
现年83岁的耿宝昌先生是国内瓷器界首屈一指的鉴赏大师。我的一篇《耀州窑，耀我九州》谈到了耀州窑青釉刻花倒装壶，引起了耿老的兴趣。耿老告诉我，耀州窑青釉刻花倒装壶当年就是他和冯先铭等先生鉴定的。这件国宝被誉为“华夏第一壶”，现已放大约30倍仿制成耀州窑博物馆的标志雕塑。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见过原物，精妙无比。
耿老回忆了当年鉴定的情景。他说：“陕西省博物馆派人来北京，请我们对它进行鉴定。根据它的釉质、造型风格及纹饰特点，我们确认它是北宋时期耀州窑烧制的。这件宋代刻花青瓷倒装壶是迄今发现的绝品，上有宋代日用瓷中罕见的凤凰纹饰，看来是件贡品。壶高15.8厘米，直径13.9厘米，凤梁狮嘴，雕刻精美，充分表现了宋代耀州窑青瓷的艺术风格，这件稀世奇珍怎会轻易地流落民间，埋藏地下，迄今还是个谜。”
在耀州窑考察时，我听博物馆同志讲：1968年，铜川市西100公里处的陕西彬县，一位农民在城关镇的城墙根取土时意外挖出这件瓷壶。农民家有位高姓亲戚于1982年回乡探亲，在桌上看到了这件古色古香的瓷壶，认为是件文物，这位农民就让高带回西安交给省博物馆。这件国宝不仅造型独特，艺术价值更是无与伦比，更吸引人的是，壶内有着巧夺天工的设计。壶盖与壶身相连，作为实用器物，怎么向壶中灌水呢？原来壶底的中央有一个梅花形小孔，水从孔中灌入，壶内可盛水910毫升，再把壶放正，水就不会从梅花形的注水孔漏出来，当把壶嘴往下倾，水可从壶嘴里流出来，故名倒装壶。这件八九百年前的“高科技产品”，使今人称奇不已。
耿老眼光厉害是出名的，这得益于他年轻时下过的功夫。耿老与上海也是有缘分的，他在1942年来到上海这个号称收藏“半壁江山”的古玩界做事。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上海纱厂、五金、银行业等蓬勃发展起来，古玩界也相当活跃，每天一船船瓷器从全国各地运到上海这个大码头，生意异常火红。越窑、建窑、吉州窑、唐三彩及明清官窑等古陶瓷多得很，从他手里进出过的名瓷珍奇多得数不清。解放后他应聘到故宫博物院工作，长期从事研究中国历代古陶瓷。他受聘为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硕导、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博导等，担任了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他撰写的《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为国内重要的古陶瓷研究鉴定论著。他还将自己珍藏的瓷器、铜器等文物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陶瓷收藏与鉴赏：转心瓶
转心瓶为乾隆时的创新品种，其造型新颖奇巧，工艺水平极为高超。“转心瓶”瓶体由内瓶、外瓶、底座分别烧制组成，在一个镂孔瓶内，套装一个可以转动的内瓶，上绘各种纹样。内瓶上部为外露的瓶口，瓶身似筒形，上有装饰绘画，有四季景物、山水人物、花鸟虫鱼等。动内瓶时，通过外瓶的镂孔，可以看见不同的画面，犹如走马灯。
转瓶，顾名思义为可以转动的瓶子，即在一个瓶内，套装另外一个瓶子，外瓶和内瓶均有画面，外瓶一般镂空，可以通过外瓶和内瓶的转动看到不同的画面。它分为转心瓶和转体瓶两种形式，内瓶可以转动的叫转心瓶，外瓶可以转动的，就叫转体瓶。
许之衡在其名作《饮流斋说瓷》中记载，“瓶之腹玲珑剔透，瓶内更有一瓶兼能转动，若是者，名曰‘转心’，乃内府珍裳殊品也”。
转瓶的制作难度很大，要把外瓶的底部制成鸡心状的钮，把内瓶的底心做成鸡心状的槽，钮和槽要绝对吻合。尤其是要考虑外瓶和内瓶的干燥率，以及掌握好烧成后的收缩率。稍稍不注意，造成钮和槽不吻合的话，即便前面再多的辛苦也是白费。所以，制作转瓶的代价十分大，往往是“百里挑一”。不过，“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都是供给宫廷的东西，取悦皇帝之用，自然是不计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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