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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青花的历史与审美

宣德青花的历史与审美

宣德瓷器的鉴别 瓷器的欣赏与鉴别 青花瓷器的鉴别

2020-07-01

宣德瓷器的鉴别。

 越南巧遇宣德青花砚滴

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现担任中华民间藏品鉴定委员会山东地区分会会长的陈玉泉,常去国外淘古玩。2007年1月,他在越南胡志明市一家古玩店发现了一件青花鸳鸯砚滴,陈先生拿起砚滴在手中把玩了许久,发现无论从胎质、造型工艺还是青花发色上看,均符合明代宣德时期青花瓷器特点,且应是官窑之作,但他心里也犯嘀咕,“怎么没有款呢?”。

陈玉泉认为,从专业角度看,凡是明朝宣德年间官窑出产的瓷器,都应写有款识,所谓“款识”就是瓷器上应该写有当朝皇帝的年号的标记,鉴定经验又告诉他,宣德年间的瓷器通常落款较为随意,有“宣德器款遍全身”之说。于是他看了好多遍,仍未发现有款识。

通过咨询得知,这件器物为当地一收藏家旧藏,藏家去世后,店主从其家人处购得,也没发现此器上的款识,现开价800美金,陈玉泉觉得要真是宣德的东西不该这么便宜,因为在几年前的苏富比(微博)拍卖会上,宣德官窑的砚滴曾拍出百万身价,他将信将疑地跟老板砍价,但这老板倔得很,硬是分文不降,陈玉泉赌气之下就走了。之后陈玉泉又多次去往胡志明市,每次都去看那个物件,但老板依旧不还价。

就这样僵持到当年年底,陈玉泉又再次前往此间古玩店。他刚推门进店,就瞧见两个欧洲人正拿着那个砚滴观看,说来也巧,由于光线和角度的问题,他猛地看出“鸳鸯”翅膀底隐约有类似款识的文字。于是趁着欧洲人放下砚滴的空档,他一把拿过砚滴,借着阳光仔细一瞧,“大明宣德年制”的官窑款隐约可见。

陈玉泉先生这次没再还价,立即付款把宝贝纳入自己囊中。

珍贵的宣德官窑青花瓷

陈玉泉近日在中华民间藏品鉴定委员会山东分会接受记者采访时,把这件鸳鸯砚滴拿给记者看。

“这个一看就是明早期典型进口钴料。”陈玉泉所指的进口钴料便是烧制青花瓷的矿料——苏麻离青,这种矿料非常稀少,由于其发色浓艳、沉稳,曾在阿富汗、印度地区曾经用来做佛头发髻的染色之用,“明朝早期烧制官窑青花瓷用的进口钴料多为郑和下西洋时从国外买来,这种颜料的使用大多用于明成化之前,到正德朝也偶有出现,之后便绝迹了。”

这只青花鸳鸯砚滴体积很小,长度仅九厘米,在翅膀处隐约有类似字迹的线条,陈玉泉介绍说,这是青花瓷的晕散效果所致,在明朝洪武皇帝之前中国是没有真生意义专为皇家烧制瓷器的官窑贡瓷,大都是“有命则烧,无命则止”,所以落官窑款识极少,大部分都是“金玉满堂”之类的吉语款。目前学术界公认官窑款识真正出现是明朝永乐时期,但极不成熟,此种写年代款识的制度确立并大量出现是在宣德年间,但是这个时期官窑瓷器有“器款遍全身”的特点,无论底部、腹部、颈部,哪都能写,直到明朝成化年间款识习惯才形成,虽器身还有继续写款的现象出现,但绝大多数都固定写在器物底部,逐后便形成定式。

陈玉泉说,全世界当时出产青花瓷的地方只有江西景德镇,以及云南的玉溪窑及建水窑。元末明初时,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用兵三年,把景德镇的窑全部毁坏了,部分窑厂和工匠迁移到了越南,在明景泰年间渐渐形成了另一窑场安南窑。

另一方面,由于越南曾经是中国的附属国,中国当时一直派遣官员驻扎当地,所以在越南能买到许多当时官员私藏的瓷器,品相非常好,基本上都是仿中国的龙泉窑,仿青花五彩。所以行家们经常会去越南淘宝。

陈玉泉介绍说,这个青花鸳鸯砚滴之所以稀有,还在于它是宣德年间的官窑之作。“鸳鸯图案最早出现在隋唐时期的一些瓷器上,到了元代人们特别喜欢鸳鸯,但立体造型的鸳鸯从明朝宣德年间才出现。另外,明代官窑和清代不同,明代官窑生产的瓷器残品是不许出厂的,要就地砸掉掩埋,而清代官窑出产的瓷器在皇室挑选之后,剩下的都可以做为商品在市场上交易。所以宣德年间的官窑瓷器尤其罕见。”

鉴别青花瓷要三看

陈玉泉介绍说,分辨青花瓷的真伪,首先要看瓷胎。“一般底部都不上釉,最多刷一层浆,是护胎用的。宣德年间景德镇的瓷器底一般是细沙底,如果底部落款就可能有釉,因为瓷胎用的是官土——麻仓土,所以应该非常洁白细腻,具有油脂性,胎质极其细腻。”

第二点是看釉面,他说:“宣德年间生产的青花瓷釉面,从侧面看是有橘皮纹的,脂分很肥厚,表面有少许晕散,而且青花一定要高洼不平,个别有锡光现象,外面要有一层亮光,而且应该泛蓝较多,泛绿色和铁斑较少。”

陈玉泉表示,使用进口料和国产料的青花瓷发色有很大区别,“进口料青花高钴、高铁、低锰,所以发色泛蓝,而国产料高锰、高铁、低钴,所以泛铁斑多、泛绿多,泛蓝少”。虽然现代化学配方也可以将色料的化学成分配比得与进口料非常接近,但陈玉泉认为,由于仿制品没有脂分,缺少蜡质光泽,外表会有一层玻璃亮光,橘皮纹也比较生硬,而且青花高洼不平,发色显得很死,没有像水墨画中的色彩渲染过渡。

为何仿制品会出现这些缺陷?陈玉泉介绍说,古代窑厂烧瓷器都是用木柴,把要烧制的瓷器用匣钵罩住,然后放进窑里烧。这样烧的话要花费3到5天,时间很长,而且古代烧制瓷器是用减火发,就是往窑内续柴量越来越少,以此来降温,通过逐渐的降温来使青花颜料中锰、铁、钴、铅等微量元素发生化学反应,这是个还原过程,只有这样青花的颜色才能出来。而且这样烧出的瓷器具有很强的油脂性,不像新烧的瓷器出现“贼光”,现代瓷器烧得都比较急,用电烧,温度一下子就烧得很高,这样烧把瓷器里面的气泡都烧没了,没有气泡就没有折射了,油脂似的光泽就出不来了。

另外,要看造型是否准确,陈玉泉认为老的东西近看不是很细腻,但从远处看感觉特别好,“线条流畅自然,很舒展。而假的是越看越不美,远看不传神,因为在制作的过程中掺杂了太多模仿的痕迹,所谓“相由心生”,一件艺术品与它的作者的心是相通的。而且真的东西上往往有传世痕,就是玻璃质老化的痕迹。”

扩展阅读

传统审美与当代陶瓷的创新


陶瓷长久以来都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传承有序,技艺深厚。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师、当代艺术家白明却指出:恰恰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让产区艺人产生了审美惰性,阻碍了陶瓷艺术在当代进行创新。

白明首先指出,当代陶瓷为什么要创新?其实这并不应该是一个问题,艺术品最有价值的部分一定是独特性。比如,当今的艺术品复制技术已经相当高超,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绘画村”,大量生产临摹凡?高等西方油画大师的画作。但无论这些画作有多像,价格也顶多只有几百元,相对原作几个亿,是小巫见大巫了。不过,一转到陶瓷上,人们往往就糊涂了,常常认为越像就越精彩,最好是像康熙、乾隆或者珠山八友,而且,越像价格也就越高。

实际上,就像白明所说,从美学角度上讲,清代陶瓷远远不如前代,虽然其价格是天价。相反地,彩陶、汉罐、秦俑或者宋瓷,美学价值都比清代官窑要高,价格却低得多。这种市场上忽视陶瓷艺术价值的现象,让作为艺术家的白明直呼看不懂:“连古董都这样,何况当代陶瓷?”

市场的风向,直接影响到了艺术家的创造。白明介绍,像景德镇或是宜兴这样的手工业城市,历史上很早就有了国际影响。对于这些地方的陶瓷,社会上有很多的追随者。也就是说,传统样式的陶瓷已经有了很大市场。要让产区的艺人们抛弃原有市场,去进行创新,这对于手工艺人来说要求就太高了。

比市场因素更深一层的,则是产区艺人心理上的审美惰性。白明认为,不是这些艺人真的不想创新,他们往往还想发展,但问题是,他们因为长久以来养成的审美惰性,已经不知道哪些地方需要创新。“他们就像种菜的农民一样,时间长了,对种菜有感情,丰收时心情很美妙,看着田里的菜,就能想到明天会怎么样。对于改变,他们是不放心的。”由于产区一直沿袭师傅带徒弟的传承方式,使得艺人们逐渐依赖固有的审美,认为传承只是将样式和工艺传统沿袭下来。

然而,他们忽略了一点:哪怕技术再熟练,自己也无法直接上升到艺术家的层面,顶多是个熟练工匠。实际上,工艺与艺术的区别在汉语的表达中就已给出了答案。工艺,工在先艺在后;艺术,艺在先术在后。“工”是指劳动、技能,具有可重复性,是技术的层面。“艺”包含思想、创造,具有不可重复性,是修养的层面。“工”的比重越大,“艺”的含量就越小。工与艺本无高低之分,更无贵贱之别。只是“工”能普及,从业门槛低,从业人众;“艺”难普及,从业门槛高,从业人少而已。“其实,稍微站远一点,站高一点,就能想通这个问题,但许多人身在其中,就是想不明白。”白明叹息道。

将关注焦点集中在陶瓷的纹样和工艺特征上,不仅是产区艺人的习惯,也是如今陶瓷学术界的习惯。“很多学者只是将作品的特征进行归纳,却没有触碰背后的东西,也就是说,为何那个时代会流行这种东西?”白明指出,以往的陶瓷艺术品,都跟时代背景紧密相关。比如,在宋代,宋徽宗等最高统治者的文化水平很高,许多官吏也都是文化名人。在他们的眼光下,能流传下来的陶瓷艺术品水准就较高。宋代的五大名窑,大多是单色釉,除了造型以外,没有太多发挥装饰的空间,但依然显得高贵。另外,从考古学的角度上看,陶瓷断代也是以艺术风格为重要标准,而艺术风格恰恰是那个时代独有的,在那个时代是最新颖的。反观今天的陶瓷艺术品,时代的倾向性并不明显。这些问题,都需要学者进行研究,并指出其弊病。

由于既是教师又是艺术家,除了学术上的问题,白明也指出了如今陶瓷市场的问题。他着重指出,陶瓷市场的中介机制不够健全,大部分中介机构不具备职业画廊的规范,属于代理商,很难符合市场和法律规范。大多数情况下,艺人们必须自己独立面对市场,也就是自己创作又自己开店,还自我炒作。相反地,白明1996年便有了经纪人,因而他的作品很早就有画廊帮助推动,学术地位和市场地位很快树立了。从中他感受到,画廊可以推动审美概念的普及,还可以帮助归纳艺术家的贡献和独特性,而这一切工作都是用画集和研讨会的方式呈现的。相对自我宣传的浮夸,画廊的正式出版物影响面更大,更有利于艺术家作品的推广。

白明之所以对当代陶瓷艺术市场如此看重,是因为经济力量对手工艺人的影响格外大。“如果当代陶瓷艺术品卖出了高价位,就像当代油画或水墨画一样,许多产区艺人会认识到当代陶瓷创新的重要性。”白明还指出,如果以中国当代艺术的价格标准来衡量当代陶瓷,那么当代陶瓷的价格还有很多空间,而且大陆市场的空间会比西方大。“这一两年来关注我作品的大陆收藏家明显增多了,海外市场的价格都不如大陆高。或许市场价格的上扬,是当代陶瓷的一大希望。”

白明常年在海外游历讲学,他也观察到,西方人收藏中国陶瓷,是因为把陶瓷当作中国文化史的象征物。然而,没有创新,中国的当代陶瓷如何体现出当代中国文化?如何像前代一样,继续成为中国文化史的象征物?

“由于是中国文化象征,谈到陶瓷的确很沉重,大家也很容易在感情上有所干扰,不希望自己的感情依赖受到伤害。”白明认为,陶瓷相对许多别的艺术形式,更容易让大众理解,大众接受的教育也更深入,比如,在一个博物馆就算没有油画,都会有陶瓷。

然而,纵观中国美术史,中国陶瓷的审美素养,并没有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升华,反而是在走下坡路。传统审美的束缚,已经对陶瓷创新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从清代晚期和民国就可以看出,更别提当代了。这个问题,并不能被当今陶瓷市场的繁荣所掩盖。而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艺术家、学术界、市场和政府多方配合,共同改进,为拯救中国文化的象征物而努力。

陶瓷:审美情趣与时代习俗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每个时代都有着其自身的审美情趣和时代习俗,这种审美情趣和时代习俗一定会对陶瓷的发展产生影响,并反映到瓷器上。

●实用绚烂的原始陶器是古人在长期生活和劳动实践中发明的,经过几千年不断发展,形成了品种繁多、制作精美且承载着大量远古信息的产品体系。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有彩陶和蛋壳黑陶。原始陶器的特点是实用性强、器型丰富、绘画艺术精湛、科技含量高、承载远古信息多。

●朴实庄重的战汉瓷器这个时期瓷器的发展处于原始青瓷时代。原始青瓷最早出现在商中期,经过周、春秋战国、汉的发展已经成熟,并得到广泛的使用。其特点是造型朴拙典雅、釉色清丽浅淡、纹饰简洁灵动。

●生动神异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瓷器这个时期已经进入了真正的瓷器发展阶段。以越窑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窑口的出现,极大地提升了青瓷的发展品质。由于受政治环境、佛教文化、“鬼”文化的影响,瓷器的纹饰和造型呈现出生动、神异的特点。瓷器身上大量出现了植物纹、动物纹和佛教人物。

●雄浑大气的唐代瓷器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瓷器也相应进入了一个高峰时代,并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即北方喜欢邢窑之白瓷,而南方喜欢越窑之青瓷。唐代瓷器的共同特点是雄浑大气。

●精致内敛的宋代瓷器青瓷发展进入了顶峰阶段。宋代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与政治、军事的弱小,造就了宋代达官贵人既追求富裕的生活又内敛谨慎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也同时反映到瓷器的发展上来,使用高档的青瓷成为一种时尚。

●一枝独秀的元代瓷器元代青花瓷声名鹊起,白瓷上点缀青色纹饰,既典雅又丰富,内涵清丽恬静。因此青花瓷器在国内格外受到欢迎,甚至远销至很多国家。

●浓艳多姿的明代瓷器瓷器发展到明代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不仅品种繁多而且色彩艳丽,出现了甜白、翠青、鲜红、娇黄、青花、斗彩、五彩等品种,它们既相互辉映又争奇斗艳。

●繁缛富丽的清代瓷器清代是瓷器发展的巅峰时期,追求新奇、华丽、富贵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尤其是官窑瓷器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世人竞相追逐的奢侈品。

●百花齐放的民国瓷器民国由于清朝廷的灭亡失去了对瓷器生产的垄断和出口的刺激,瓷器发展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其特点:一是各种仿品大行其道,二是质量良莠不齐,三是文人瓷器让人耳目一新,四是出现了一些新品种。

顾恺之 陶瓷艺术与书画的审美异同


彩陶书画原本同源

中国陶瓷、中国书画,本身是两项有着历史文脉关系的艺术,彩陶是中国书画艺术的起源,陶瓷、书画的关系其实是母与子的关系。尔后,经过漫长的繁衍、发展……陶器上的点线符号逐渐演变成独特的象形文字体系,中国的书法艺术诞生了。再从中国书法的笔墨技巧,进化到中国的绘画技法,彩陶、书画同源的理论如此简单。

中国陶瓷、中国书画如今早已成为世界上最闻名的两项中国本土艺术。然而,自唐代的王维为代表的文人画作为一种中国绘画的艺术现象出现以来,尤其经过元明清时期文人画的潮流涌动,至今,总有一批传统观念迂腐又自鸣清高的书画收藏理论家,把书画归类于艺术门类,把陶瓷归类于工艺门类;把书画家称为艺术家,把陶艺家称为工匠。言外之意,书画艺术高于陶瓷及青铜、玉器艺术,后者均是匠人制造的工艺品。如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出版的《刘说字画》中北京著名书画收藏家刘文杰的言论颇有代表性:“说实话,字画无论其观赏价值,历史价值,文物价值,还是在市场上的价格,都高于其他文玩。”“其他收藏如瓷器、玉器、青铜器、硬木家具之类,一般算工艺品,而字画是艺术品。”为了驳斥这种看似正统实际上是肤浅的收藏的观点,我们先从中国陶瓷,中国书画从形式到内容的审美异同说起。

陶瓷艺术比书画艺术历史悠久

据专家介绍,中国的素陶历史已有1万5千年,8千年前大山湾彩陶诞生,5千年前甘肃马家窑文化彩陶进入彩陶艺术高峰期,都足以说明了中国古代真正的艺术品起源于彩陶。如仰韶文化彩陶庙底沟类型《鹤、鱼、石等图彩陶缸》早已被考古界、艺术界誉为“国画之祖”,这件彩陶缸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而画在缸腹部的彩陶画高37厘米,宽44厘米,是我国目前史前最大的一幅彩陶画。(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陶瓷名品珍赏丛书·陶瓷》)。而纸张直到西汉才被发明,最早的纸绘地图就是西汉时期的作品。(见江苏美术出版社《中国民间美术发展史》)写在龟背上的甲骨文且不说,中国现在存世最早的中国画是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此图传为早期摹本,原为西晋张华所作。顾恺之另一幅《洛神赋图》,乃为宋人摹本。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出现于公元265——316年的西晋,距今仅1700年左右,与彩陶画历史相比,两者相差5、6千年。此外中国从商朝开始出现的原始青瓷,也比西晋出现的中国画早1900年左右。

陶瓷艺术比书画艺术形式更复杂

陶瓷艺术本质上是属于造型艺术,无论是盛水的新石器时代后期彩陶壶,还是西汉釉陶罐,总是先做成一个“形”才产生的,这种“形”就属于造型艺术范围,从制作程序上来看,陶瓷器生成“形”后,再上底色釉,釉又属于化学技术。如是五彩、粉彩再绘彩、绘图案、花纹,如是明清画家画的青花,还会绘上书画并落款。可以说陶瓷,从形式上涵盖了书画上的所有艺术形式。最后还要经过600至1300度窑火的燃烧,最终才成为独一无二的作品。所以陶瓷艺术品的产生难度远远大于书画。而书画仅是平面艺术,只要有绢、有笔、有墨、有颜料、有印泥就可以创作了。书画家创作完毕就说明大功造成了,至于装裱,那属于装饰的范畴,与陶瓷器置台座、盆架含义是一样的。陶瓷与书画上互为对应的表现形式有:书画上有水墨写意画可墨分五色,陶瓷上有青花、青花也可分五色,最典型的是清康熙青花;书画上有工笔重彩,陶瓷上有粉彩、五彩、珐琅彩等形式。

此外,陶瓷上的一道釉如宋汝窑、官窑,窑变釉如宋钧窑,实际上是陶瓷釉水上的最高境界,窑变釉的天然燃烧而成的效果,犹如“天成之境”,人工永远无法控制完成的。

长期以来,历代文人画被捧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不熟悉中国绘画史的收藏者,误把文人画当作古代绘画的主流。事实上,文人画在艺术情景方面,挥洒画家个性、性情方面,绘画哲学方面独步画坛。但仍有众多知名的文人画家,事实上仅是业余画家水准,他们玩水画墨,有时仅仅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游戏,东晋

至北宋以来,那种规整的山水、人物、花鸟画,才是中国绘画史上的正统画。上海美术学者徐建融一直推崇历代规整画,他的这种学术倾向,有益于我们走出历代文人画认识上的误区。

瓷画也有胜过书画的作品

回到陶瓷界,中国明清官窑山水、人物、花鸟图案彩瓷,主要是借鉴中国历代传统的规整画的传统。笔者仅举一个例子,2005年在全球著名的苏富比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件《清乾隆古月轩题诗花石锦鸡双耳瓶》,仅16.5厘米,竟被拍卖到1.3亿元人民币的明清彩瓷世界拍卖纪录。这只花瓶器型上艺术的魅力我们且不表,仅说这只花瓶上的“花石锦鸡图”,就可以同历代花鸟名画媲美,且永不褪色的晶莹亮丽的瓷质绘画之美,远远超过会被岁月风化黯淡下来的纸质绘画之美,这是瓷质材料珐琅彩鲜艳的颜料所决定的,当然,这是特例,一般纸画意境美于瓷画。但宫廷、花鸟工笔瓷画,常常超过绢质,纸质花鸟工笔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举这样一例子,仅想说明:并非全部绢质、纸质绘画胜于瓷质绘画,而瓷质绘画的顶峰珐琅彩瓷画,也有胜于绢匠,纸质绘画的作品,且因工艺的繁杂,其艺术感染力,更令人惊叹,能永久保存。而书画作品在自然环境中,绢存800年纸存1000年。也就是说再过一千年,清代以前所有的绢纸质书画作品全部将消亡(利用高科技保存的绢纸书画作品除外),而陶瓷艺术作品将是永恒的。

书画署名青史留名陶瓷均是无名作品

除非代笔者,中国古代书画作品都署作者名。书画作品本身因其艺术、因其书画家的名声而传世,如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因其绘画艺术而成为传世国宝,而同样是东晋的王羲之的《快雪时睛帖》,如今传世的其实是唐时的摹本,该帖真迹早已不存在,故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大文豪、考古学家、书法家郭沫若,也曾质疑王羲之是否真有其人。《快雪时睛帖》其实是借中国最伟大的书法家王羲之的名声而传世的。宋米芾的《砚山铭》,这是临摹一方奇石《砚山》的形状的水墨画,仅一平方尺左右,本身本无多少绘画艺术上的价值,但因为作者是宋徽宗皇帝,况且描绘的对象,又是一块当时的名石,故新世纪后在北京被拍到近3千万元高价,印证了书画因作者署名而青史留名的道理。真可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画不在精、有名则行。凸现出书画收藏中重名轻画的误区。而中国古代陶艺家创作陶瓷作品一般不留名,到明洪武二年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出现,也只能署帝王年款。民国以后,署商号名家。只是到了当代,陶艺家才署上自己的名字印迹。但令人回味的是,书画是以人闻名,陶瓷是以窑闻名。如最著名的宋汝、官、哥、钧、定窑五大窑,景德镇明清官窑。清康熙年间督陶官郎廷极督烧的官窑,俗称郎窑。在2005年故宫建院600年活动中,故宫展出的院藏十大国宝,其中瓷器一项,展示出来的是一件郎廷极发明督烧的“郎红”花瓶,这也借了郎廷极的名声。清乾隆年间的督陶官唐英督烧的官窑俗称唐窑。这是明清官窑史上瓷器艺术品借两位中国最伟大的督陶官之名而扬名的特例。

陶瓷、书画艺术本质上的相异

陶瓷艺术本质上属于造型艺术、立体艺术;书画艺术本质上属于图案艺术,平面艺术。立体艺术又属于空间艺术,平面艺术又属于时间艺术。陶瓷艺术其艺术特征是造型,其文化特性是釉水,而陶瓷上的彩绘艺术,主要作为造型艺术,釉水工艺的一种补充,而非陶瓷艺术的品质。从商朝原始青瓷到魏晋南北朝,越窑青瓷一统天下。唐邢窑白釉出现后,呈现出"南青北白"的陶瓷格局,两晋青瓷盘口壶上出现点彩,唐长沙窑出现褐彩,这是瓷器彩绘的萌芽。宋朝汝官窑青釉,把中国瓷器的单色釉发展到最高境界。最能代表中国古代瓷器艺术品之造型釉水艺术成就的就是中国宋朝的单色釉瓷器。元青花明清官窑彩瓷,主要代表中国陶瓷彩绘艺术成就。也就是说,中国宋朝是中国陶瓷艺术的分水岭,宋以前的陶瓷艺术里的造型、釉水艺术已发展到顶峰,创造了陶瓷艺术的最高境界。元明清陶瓷艺术主要向彩绘艺术发展,虽然明清红釉、黄釉、蓝釉等的发明,丰富了瓷釉艺术,但艺术境界无法与宋汝官窑青釉相比。虽然元明清也发明了玉壶春、赏瓶,将军罐等器型,但都有历代陶瓷器型的姿影。明白陶瓷艺术特征是造型,其文化特性是釉水之后,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造型艺术、空间艺术的陶瓷艺术与作为平面艺术、时间艺术的书画,两者之间的艺术本质是不同,是人类两种不同的表现自然、表现社会的艺术形式,是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的艺术品,故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因为陶瓷有日用瓷、工艺瓷、艺术瓷之分,书画也有行画、装饰画,艺术画之分。陶瓷、书画的审美本质是相异,仅瓷画表象与书画相同。但纸质、绢质书画终究是只能保存千年的艺术品,而陶瓷却是相对永恒的艺术品。

陶瓷的历史与由来


最早的原始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器类有罐和钵。原始青瓷在中国分布较广,黄河领域、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地区都有发现。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己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宋代越窑青瓷织持壶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

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婆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极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北齐武平六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唐代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

宋代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元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享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钻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成为生产的主流达数百年之久,并远销国内各地及亚、非诸国。釉里红是用铜红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绘以纹饰,在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呈釉下红彩的瓷器。釉里红的烧成难度大,成品率底,尤其是色纯正者少。釉里红呈色鲜艳,白地红花引人瞩目,极受人们的欢迎。明清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

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至今日。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陶瓷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家分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杨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出土的瓷器2万余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现代的陶瓷作品,随着国门的打开走向辉煌与多元,不管从造型、纹饰还是工艺上,都有所创新和突破,开始体现出一种多姿多彩的现代艺术精神。即使传统的民俗人物、水墨山水等在陶瓷美术爱好者们的笔下,也重新焕发新的时代气息和灵动的魂魄。尽情勾勒着大千世界里用陶瓷描绘出的丰富与瑰丽,让我们去迎接新的陶瓷纪元。

明宣德青花瓷的特点


经过了明永乐时期的创新和发展,宣德朝成为明代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宣德时政局也比较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天下较为富足,为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加上宣德帝本身喜爱艺术,擅长书画,在他的倡导下,艺术风气激荡,对青花瓷的创作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器形

宣德青花瓷的造型凝重敦厚,制作精致。底足多为圈足,以浅圈足为多,盘、碗等器的底足多有棱边感。后仿者底足处理的过于圆滑,足端滚圆,无棱边感。

纹饰

宣德青花瓷一改永乐的纤细风格,画意豪放生动,笔法遒劲甜畅,内容题材丰富,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尤以龙纹威猛雄健,为明清两代之最。还有一些特征性画法,例如笔画相连的回纹;蕉叶中经用较粗双线勾成,不到叶间相聚成三角形状;莲瓣边框不填色,而莲瓣满色等。现代仿品多笔法呆拙,全无自然豪放甜畅之感。

胎体

胎体坚致细白,大器多为厚胎,盘底为光滑无釉的白砂底,没有旋痕。后仿器的胎体处理生硬而显得娇柔造作,砂底处常见清晰的旋纹。琢器的胎体一般分段横接而成,虽然制作精细,仔细观看仍然能看出衔接痕迹。清代所仿扁壶则采用对开模制,前后台模而成,因此在器身两侧可见或摸到拼缝痕迹。现代仿品的器身则没有横向的衔接痕。

釉面

多橘皮纹是宣德青花瓷的突出特征,釉质肥厚细润,釉面多白中泛青,在器身器足的边际、棱角等转折处,常有呈水绿色的积釉。有的釉面气泡密集,大小不一,呈乳浊状。琢器的器里釉汁流淌不均,可见垂流痕。清代仿宣德器中,特别多乳浊现象。雍正时仿宣德器最多,但釉色青中泛白,釉泡大小一致而无层次,橘皮纹过于规整,也不自然,现代仿器的釉色过深,釉层却薄,有的没有橘皮纹。

明宣德青花高足碗


顾建中先生喜欢收藏瓷器,对碗特别有兴趣,且愿意与大家分享。从本期开始,我们的专栏又多一个“建中聊家藏”。

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宣德青花瓷以其古朴典雅的造型、晶莹艳丽的釉色、多姿多彩的纹饰而闻名于世,与明代其他各朝的青花瓷相比,其烧制技术达到了最高峰,成为青花瓷名品之一。《景德镇陶录》讲到宣德瓷器:“诸料悉精,青花最贵。”

宣德青花瓷到底贵在哪儿呢?比较而言,从胎体上讲达到精密细腻;从胎质上看达到洁白坚硬;从釉面上摸达到肥厚滋润。施釉的地方,光泽柔和、白中泛青,俗称“亮青釉”。釉中如用高倍放大镜仔细观看,气泡密集,大小不一。宣德官窑青花瓷绘制纹色所用的颜料以进口料为主,来自波斯,也称苏麻离青。用进口料绘制的纹饰,呈色像宝石蓝,有铁锈斑,并有晕散现象。

多年的青花瓷收藏经历, 家中也有几件青花瓷精品,这里与藏友聊的是一件明代宣德青花高足碗。如图所示,其藏品的特点:高17.7厘米、口径15.5厘米、足径7.5厘米。碗壁外围模印有两条腾飞的行龙,高足碗的碗足至碗身的下半部,绘有寿山福海纹饰,碗口一周写有46个梵文,碗心中间有一大字梵文。在碗口外壁最突出的部位书写“大明宣德年制”青花官窑款。款字笔法模仿晋唐小楷,笔法遒劲有力。从此件藏品的整体来看,采用模印龙纹,配上青花云彩,龙首威武昂扬,须发向上直立,龙身舒展修长,精进勇猛,很能体现出宫廷的威严。辅助的纹饰采用写实手法,海水起伏翻腾,汹涌澎湃,海水之中,山纹凸显。主体纹饰与辅助纹饰的相互呼应,更显宣德青花瓷的气势非凡。

宣德青花瓷作为古代艺术精品,名声显赫,散发出光彩夺人的艺术魅力,是瓷器藏友梦寐以求的收藏对象。我作为青花瓷收藏爱好者,能得到此件藏品,实属三生有幸。

德化窑的历史与发展


德化是中国三大古瓷都之一,与江西景德镇和广州潮州(一说为湖南醴陵)齐名。德化瓷历史悠久,历经了千年的风霜,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在世界陶瓷史上“中国白”一词也就成了德化白瓷的代名词,曾在史书上记载:“‘中国白’,乃中国瓷器之上品也。”

德化窑制瓷的始止时间可用10个字概括,即始于宋、盛于元明、衰于清。早在宋元时期,德化碗坪仑窑在生产青白瓷的同时就生产出了白瓷,但德化白瓷成为全国制瓷业中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种,则是在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德化所具有的悠久的陶瓷生产历史,得天独厚的瓷土资源以及白瓷独具的优良品性和广泛的市场需求,德化很快就以生产白瓷而著称,并且成为了闽南的瓷业中心,代表了全国白瓷生产的最高水平。

据考古发掘出土资料表明,在碗坪仓窑遗址出土有北宋至南宋初的青白瓷残片,在屈斗宫窑遗址则发现有大量元代烧制的青白瓷。历史资料记载,德化窑经过宋、元时期的稳步发展后,特别是元代所生产的青白瓷,很大部分是通过海陆运输大量销往海外。德化窑在元代其实应该就已经成为中国比较重要的瓷窑之一了,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曾经在他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德化瓷器的生产和销售有过专门的介绍。而整个元代德化瓷器在海内外的一个良好的销售市场,为德化窑在后代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非常优越的经济基础。到了明代,德化窑白釉瓷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工艺大师们研制出一种温润乳白,如脂如玉的白瓷,这在当时全国制瓷业中独树一帜,至此,德化窑达到了全盛巅峰时期。

明代万历年间的《泉州府志》云“又有白瓷器,出德化程寺后山中,洁白可爱”。在明代,该窑多产观玩器品,如瓷塑等。《天工开物》故曰“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不过到了清代,还以瓶炉、文具等为多产。德化窑的瓷器在近代寻常可见,而一向以明代德化为贵。德化窑创新不断,精品层出不穷,直至沿续到清代早期。全盛时期的德化瓷器蜚声海内外,其特殊的制造工艺为德化瓷器打出了属于自己的品牌。德化瓷器瓷塑胎质优异,瓷质致密,透光度极好,釉面为纯白色,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脂,近光透视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色,故有“猪油白”、“象牙白”、“鹅绒白”、“中国白”之称,别有情趣。民国时的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说:“后制者出德化,色甚白,而颇莹亮,亦名福窑。白者颇似定窑,惟无开片,佳者瓷质颇厚,而青里能映见指影,以白中闪红者为贵。”这一时期,德化瓷塑造也是大师辈出,其中以何朝宗最为出名,他的观音像形态万千、丰润饱满,为广大百姓所喜爱。

土耳其瓷器与中国瓷器之审美比较


中国瓷器对土耳其瓷器的影响是中国古代外销瓷器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通过对中国瓷器的审美研究,可以得到审美变化给瓷器作品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审美的发展与土耳其瓷器有什么不同、或者有何种密切关系。

本篇论文关注土耳其瓷器与中国瓷器之间审美比较,以及他们在形式、材料和造型内容之间的关系,介绍包括造型,色彩,文化,图案纹样等工艺美术材料的特点,研究它们的表现能力。探讨为什么土耳其瓷器和中国瓷器会有不一样的审美观;雕塑家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材料的改变,是否随之而来所表达的内容、想法也会有所改变。

土耳其瓷器

中国瓷器的美丽让奥斯曼艺术家创作瓷器时得到灵感和借鉴。丝绸和陶瓷的质量让奥斯曼人羡慕,瓷器上图案纹样深深地影响了奥斯曼的艺术家。在后来过程中,奥斯曼艺术家做瓷器时受到了中国瓷器图案的影响。从15世纪,中国的瓷器就开始影响奥斯阿曼的陶瓷。在土耳其随处可以看到精美的瓷器和陶器,瓷器制品已成为代表土耳其文化特色产品。在土耳其,会发现很多瓷器和中国的青花瓷图案如此相似,又极具异域风格,原因就是,土耳其瓷器和中国之前的渊源。奥斯曼帝国时期,中国和土耳其之间已经拥有一条陆上的丝绸贸易之路。

景德镇瓷器皇室玫瑰英式描金骨瓷咖啡具

中国瓷器

中国是世界上几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陶器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陶器文化是其中精彩的一笔。尤其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陶器就像一个淳朴的母亲。最早的陶器距今已有一万多年的历史。在中国,从古代到现代,陶器一直都很重要。陶器是人类真正的发明创造,是人类利用水、火、土、改变自然界物质的化学成分,创造出的自然界中从未有过的全新物品。1300多年以来中国瓷器除了欧洲国王以外,阿拉伯君主国王也表示赞赏。最大的原因是任何一个蓝色和白色瓷器里如果有中毒食品,瓷器转换为黑色。

每个朝代瓷器上有一些变化,有的朝代色彩有变化有的朝代是造型有变化。 商代时期,中国劳动人民就发明了瓷器。至西周晚期呈现了蓬勃的发展势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它们制作精良、纹饰细密,可以说进入了南方早期青瓷器的鼎盛期。在春秋、战国时期,青瓷器不仅造型和类别比较复杂,而且其纹饰也趋多样化。这情况来说;在中国各个不同的朝代和时期,瓷器的造型有变化。

土耳其瓷器与中国瓷器几个方面的关系

瓷器是因其透明、易碎、耳鸣、耐热的特点一直被人们所关注。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中国的瓷器都收到别国艺术家的喜爱。中国是英文翻译便是“陶瓷”的意思。 这是因为欧洲人早期对中国的陶瓷非常感兴趣。因此、中国人对外国人社会习惯和宗教信仰改变了。中国瓷器在世界上是唯一和无价的。这情况来说中国瓷器的美丽影响奥斯曼帝国的画家。奥斯曼帝国坚持陶瓷艺术的创作,并不断创新。

1.土耳其与中国之间瓷器贸易

土耳其位于亚洲西部, 距中国遥远,但两国间的传统关系非常密切。奥斯曼土耳其人原居中亚地区,与中国为邻,对中国文化并不陌生,而这种情结代代相传。中国与土耳其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尤其是奥斯曼时,中国瓷器出口就其费用与安全来说,海路要优于陆路。中国瓷器输往奥斯曼帝国经海路者为多。这情况表明中国瓷器影响了土耳其陶器。

2.土耳其瓷器与中国瓷器文化交流

土耳其画家特别喜欢中国的瓷器美丽。这情况来说;中国青花瓷符合伊斯兰教的艺术审美, 受到奥斯曼苏丹和皇宫贵族的宠爱, 成为土耳其上层社会时尚与奢华的符号。奥斯曼苏丹经常用青花瓷盘、瓷碗进餐,并宴请外国使臣。奥斯曼苏丹苏菜曼一世尤其痴迷中国青花瓷, 他在位期间,托普卡迫皇宫新置了200多件青花瓷餐具, 专门服务于苏丹。皇宫至今珍藏着上万件中国瓷器精品,其中不少是中国古代的青花瓷。

3.土耳其瓷器与中国瓷器之间的相互影响

中国瓷器的传入对土耳其瓷器的生产产生了巨大影响。土耳其瓷器的生产从一开始便具有中国特色,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吸收了中国的新工艺技术,使得土耳其瓷器制造水平不断提高。由于传统文化、历史背景、审美情趣等各方面的不同,传统的中国瓷器运往欧洲之后并未受到欧洲人的欣赏。17世纪后,随着中国瓷器运销西方各国,中西各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奥斯曼帝国文明之风伴随着频繁的贸易往来渗透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结论

一直以来,中国瓷器和土耳其瓷器在不断发展。通过这篇论文,我们能从瓷器的角度,了解这两个国家的文化、生活、历史、技术等。这篇论文不仅体现了一种艺术形式更表现了一种行为艺术和一种人生态度。“丝绸之路”在历史上一直很重要,因为它不仅影响了土耳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还影响了两个国家的文化联系。如果想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那么应该理解这个国家的艺术。瓷器艺术和当代的艺术,为我们了解各个国家的文化艺术开拓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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