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湾窑瓷器鉴别。
2004年6月17日，介休市老城南街在旧城改造工程中发现一处古瓷窑遗址。坑中散布着大量的瓷片和窑具，可以确认为古代的一处烧瓷窑址。大楼基础距今地表深6米，地表2米以下即为古瓷窑烧造时期的堆积，堆积厚约4米。
采集到的标本以白瓷为多，兼有黑瓷，还发现有少量红绿彩。白瓷以施化妆土者为主，分印花与素白两类。印花者所占比例为大，但花纹多模糊，都是在青坯上印花而后施化妆土再施透明釉入窑烧成的。胎色或黄白或灰色。胎土淘洗纯净的细白瓷则所见不多，器形有碗、盘、深腹钵、罐、杯、盆、洗、器盖等。通常概念上的白瓷黑纹式介休窑器物此次未发现。黑釉器物中有罐、盆、碗等，虽历经数百年釉色依然黝黝乌亮。黑釉中的油滴釉器物，油滴作不规则析出，有的还在黑花间画以筋脉纹样。其烧造工艺独特，支烧时采用了白色锥型支钉支烧，但支钉较粗，支钉有3、4、5、6、7等多种，这是以前在其他地方未曾发现过的，为以往所见不明窑口的此类白瓷找到了归属。从特征看，时代当在元中期以前。
虽是烧瓷窑址，但由于发现瓷片处为一座楼宇之一角，开挖范围十分的有限，所以尚未发现窑之炉口。但从介休城南门外旧时堆积得比城墙还高的灰渣山判断，隐约可感觉到它的规模。而位于县域东南狐岐山下洪山镇介休窑的名气却实在不小，它曾是宋之九大名窑之一。之所以未进入五大御窑系列，有种说法是，宋廷在设立御窑时，介休尚属北汉之地，还未“解放”。
九大名窑之说名实相符。1957年，当地因进行水利建设而发现了介休窑宋窑遗址。从遗址发现看，其以白瓷烧制为主，兼烧黑瓷、白釉黑花瓷和褐彩瓷等。施釉一般近底部，圈足内无釉，足端平切。早期白瓷器物胎体厚重，晚期则趋薄，有薄胎印花碗、盏等，碟型多为花口状，内饰以直线凸纹，产品还为盘、罐、盆、盖碗等日用器皿。偶尔拾得的一些精细白瓷，白度经仪器测试为78.3度，胎质细腻、透亮，敲击清脆如罄，几乎可与现代白瓷媲美。白瓷装饰技法有印花、画花、剔花等，纹饰布局完整，线条清晰，与定窑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又不似定窑产品那样太讲究均衡对称。常见图案装饰有缠枝花卉、折枝叶纹、婴戏牡丹等。器物普遍敷以化妆土，纹饰部分因用料较多而凸起，高出釉面。此外盘、碗内心露胎五角、六角纹者亦不少，还有一种白地红花的划花装饰，也为特色品种之一。碗、盏等器的装烧方法采用支钉垫烧，碗内多饰缠枝纹。盘、洗四周则饰以孩童荡船纹饰，这种纹饰，不见于其它瓷窑。介休窑的原料为白坩、垆坩、黄坩。金代产品器内心刮掉一圈釉，露出胎体。
我在上海博物馆曾见到一块介休窑瓷品的残片，白地黑花，走笔类于磁州窑风格，具有"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怀素《自叙帖》语）的狂放。山西多名窑，平定窑、介休窑、霍窑、大同窑、浑源窑、怀仁窑、阳城窑、盂县窑、蒲州窑、长治窑、交城窑、榆次窑……但能达到介休窑出品者，尚不多见。
酿酒须美泉，制瓷亦然。狐岐山因有源泉，而“浓泉百道，绿柳千株，异鸟吟吟，祥花熠熠”（见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源神碑》）。此泉“如万斛珠随地而涌，又如鸥如鹭，腾骞于烟汀沙渚。其声泠泠然，锵锵然，若理丝桐、鸣环佩也。而澄流百步，派分三河，漰湱澎湃，则又风雨骤至，雷霆乍惊，铁骑突出，有荡胸之势焉。”（见明万历十九年《新建源神碑》）泉水所到之处，水磨轮转，浣纱捣衣，稻田秧长，鱼池鳞跃，一派江南景致。介休窑的白度极高，国内罕有，大概就有泉清水洌、池澈流湛的原因吧。白色正是宋瓷之主流。古时画家好绘雪景，而其中又以宋时丹青大家李成、范宽、郭熙为突出，雪具有和画家心灵一样的高洁，士大夫的喜好也影响到了民间，雪之白也影响到了瓷之白。
介休窑的熊熊炉火从唐宋一直延续到了今日，薪火相传千余年。
延伸阅读
陶醉天津:陶瓷文化薪火相传 奥运冠军传递圣火
圣火传递是“陶醉天津”文化节系列活动的一大亮点。本次活动，将从中国陶都石湾的著名龙窑内点燃火种，火种横跨中国大地后将抵达天津，并由奥运冠军将圣火传递到环渤海建材市场。
8月25日早上8时，奥运冠军带领100名护旗手，高举南风古灶圣火由奥运体育中心出发，至此也拉开了“迎奥运，2007东鹏中国陶瓷文化节”圣火传递仪式的序幕。
在整个圣火传递过程中，选手们身着白色统一服装一路亮相，火炬手及护旗手分为6组，每15分钟轮流换路，全程两小时十分钟。10点半，火炬到达此次“中国陶瓷文化节”主会场环渤海建材市场。
这次“陶醉天津”2007东鹏中国陶瓷文化节系列活动的举办，把中国陶瓷文化的历史脉络和天津陶瓷业的发展融洽在一起，给广大天津市民一个了解我国5000年陶瓷文化底蕴，了解陶瓷艺术多姿多彩的发展历程的契机。陶瓷文化薪火相传，陶瓷文化精彩缤纷，陶瓷文化血脉相承，相信这次活动将陶瓷文化的圣火传递到天津，也将陶瓷文化的精髓永远留在天津。
南风古窑千余年瓷韵悠悠水下现
龙窑出土的窑具出土的大量窑具及陶瓷碎片目前龙窑出土所见最大的匣钵龙窑出土现场的黄泥坡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一座建成半个多世纪的水库下面，隐藏着一个湮灭千年的秘密。近日，浙江宁波文保工作者在镇海区三圣殿水库，发现了一座龙窑遗址，在遗址中找到大量匣钵和青瓷碎片，专家推断年代为五代到北宋之间。
水库放水遗址露真容三圣殿水库位于镇海区九龙湖镇汶溪村，去年年底，因堤坝年久需要维修，水库存水被陆续放光，干涸的水库库底，堆积着星星点点的陶瓷碎片。经文保专家实地勘察，大量窑具瓷器的堆积层第一次出现在了世人眼前—长50米，宽30米，厚度达5米。
这一发现，与2007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留下的尾巴接上了。当时，文保人员在水库边山坡上发现大批散落匣钵，推测附近可能有龙窑遗址，但是找遍附近山头都没有找到。2013年，当地一名文保员到水库里摸甲鱼时，感觉脚趾夹到东西，他蹲下去摸，结果拿上来一个完整的匣钵。随后，文保员试探着在附近水底踩了一圈，发现水面下一长溜儿都是匣钵状物体。
日前，经过勘探，专家初步确认三圣殿水库的龙窑遗址，存在年代为五代到北宋之间，距今1000多年。“在遗址上有大量的匣钵出现，说明当时至少已进入五代时期了。因为五代之前，烧制瓷器，基本上是直接将碗等器具放在火上烧，碗很容易破裂，烧出来的次品也很多。后来工匠发明了匣钵保护，出窑的次品就很少了。”宁波市文保所工作人员王力军说。另外，现场发现的瓷器碎片大多是青瓷，这让文物专家把龙窑年代的下限定在北宋时期，因为青瓷烧制的发展鼎盛时期正是宋朝。
千年龙窑出产瓷器精美在水库南面山路上向北望去，掩映在树丛间的长条形窑址如一条探足蜈蚣，蜿蜒伸入眉尖岙的山上去了。据文保专家介绍，这正是龙窑的明显特征，它别称为蜈蚣窑。王力军说：“龙窑是祖先了不起的发明。它利用了热气顺着地表往上走的特征，不用建造烟囱，只用附近的黄土青松和水源当基本原料。而且龙窑依山而建，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浙江一带多丘陵、土地少的环境特征。”
在建筑工艺上，龙窑多依山坡或土堆倾斜建造成一长隧道形窑炉，约与地平线构成10度至20度角。它的最大优点是升温快，降温也快，可以快烧，也可以维持烧造青瓷的还原焰。故有说龙窑是青瓷摇篮，影青、黑釉瓷等大都是在龙窑里烧成的。
在遗址上，专家们发现了大量盏托、碗碟等生活用品和匣钵、垫圈等窑具。这些器物不少做工精致、色泽明快、釉面光洁、外形完好。现场采集到的瓷片还有一些颜色是雨过天青色，淡墨绿带一点儿蓝黑色调。这种颜色曹雪芹曾在名著《红楼梦》第四十回中提到过，是软烟罗四样颜色中的一样。专家介绍，这些是当年制作产品的次品，被窑工丢在一边。
曾遭严重破坏无法确定为官窑龙窑，又称长窑，是一种半连续式陶瓷烧成窑，它依一定的坡度建筑，以斜卧似龙而得名，最早出现于商代。东汉晚期，出现了专烧瓷器的龙窑。自商代至明清时期南方地区多有砌筑。明代以前，南方产瓷区如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江西和湖南等地均广泛采用。
在宁波目前已挖掘并保护起来的龙窑中，上林湖越窑遗址是比较著名的一个。上林湖越窑遗址位于慈溪市匡堰镇境内的上林湖畔，始烧于东汉，兴起于魏晋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时期，至北宋末南宋初停烧，前后历时1000多年，是我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内涵最为丰富的古窑系之一。专家考证，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窑”。
三圣殿水库窑址是否也是当年的“官窑”呢？文保专家表示，三圣殿古窑址因历史上破坏严重，从目前勘察情况来看，无法与其他龙窑比较，也不能确定为官窑。在龙窑遗址被正式发现和开展调查研究前，现场已经被多次翻动，文物堆积层无法看出清晰的年代，这应该是非专业人士随意翻动造成的。经判断，窑址第一次被大幅破坏的时间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建造水库，挖黄泥筑大坝，将窑址西北方向的泥土全部取走。窑址及物品虽被多人反复践踏，但由于被厚厚的土层覆盖，未被当时的水库建造者发现。第二次遭到破坏发生在2013年底水库存水放干后，有村民、游人、古玩爱好者等到现场查看翻动。
对于三圣殿水库窑址的历史价值，文保专家表示，在镇海区发现的古窑址中，目前属于五代至北宋时期的，仅此一处。在汶溪，还有唐代的青瓷窑址，这说明从唐以来到宋，汶溪一带就是生产青瓷的重要地区之一，也反映了此地具备娴熟生产青瓷的能力，生产工艺比较成熟。
据悉，按照文物保护的要求，现在对三圣殿古窑址实行原址保护。（本报记者张进中本报通讯员蒋继斌）
延伸阅读龙窑：
我国窑炉的一种形式。多建筑在江南地区坡地上。最早发现于浙江，为商代窑址。龙窑呈长条形，依山坡所建，由下自上，如龙似蛇，故名。亦称蛇窑、蜈蚣窑。
匣钵：
窑具之一。由于龙窑的烧制火焰温度可达1200摄氏度以上，烧制过程中，灰尘、沙砾会粘到瓷器表面，影响质量。因此，工匠发明了匣钵，将陶瓷器和坯体放在耐火的匣钵中焙烧。
垫圈：
一个圆环小瓷圈，一般直径两三厘米。它的上面有四个清晰的间隔点，作用是防止瓷器的圈足与匣钵粘连，保证了产品的完整性。
走进景德镇陶瓷馆 感受自汉代开始的陶瓷薪火相传
集古今名瓷，述千年陶瓷！1月23日，“认识china 从景德镇开始”系列活动媒体探访团走进江西省景德镇陶瓷馆，近距离自汉代开始的陶瓷薪火相传。
景德镇陶瓷馆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是国内唯一一家大型陶瓷专题艺术博物馆。于1954年1月1日对外开放，馆址临时设在市区中华北路301号的天主堂内。景德镇陶瓷馆的新馆舍于1955年9月正式落成。位于莲社北路21号，占地面积7000多平方米，展厅面积528平方米，馆名由郭沫若先生题写。2013年6月，新落成景德镇陶瓷馆占地面积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584平方米，库房面积376平方米,展厅面积3194平方米。馆内收藏着自新石器时代陶器和汉唐以来景德镇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陶瓷名品佳作3万余件，其中文物藏品5000余件涵括了景德镇千百年制瓷历史长河中的代表品种。馆内收藏有明清及当代书画600余幅，其中有“金陵八家”、“珠山八友”等名贵字画。馆内收藏有玉器、金银器、砚台、石碑、石刻等杂项80余件。
“了解景德镇陶瓷发展脉络，就不得不去景德镇陶瓷馆看看。”在景德镇打出租车，司机都会很自豪地推荐外地客人一定要参观景德镇陶瓷馆。馆内陈列比较系统的诠释景德镇1800余年瓷业薪火相传，发展脉络完整的历程，让观众从中品味景德镇由瓷器而形成陶瓷产业进而独步陶瓷制造业高峰，成为“瓷都”的发展历史，可谓“集古今名瓷于一室，述千年陶瓷历史于一时”。
陶瓷文化鉴赏-介休窑
介休窑：在今山西介休县，故名。创烧于宋初，历金、元、明、清四代，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瓷、白釉黑花及黄褐釉印花瓷等。其产品特征及鉴定要领是：（1）宋代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瓷和白釉黑花瓷，胎呈浅褐色，施釉一般近底部，圈足内无釉，足端一般平切。（2）早期白瓷器物胎体厚重，晚期受顶窑影响，产品胎体趋薄，有薄胎印花碗、盏，碟有花口，花口下器内饰直线凸纹。产品主要为盘、碗、罐、盏、盆、盖碗等日用器皿。（3）白瓷装饰技法有印花、划花等，印花纹饰布局完整，线条清晰，与定窑有共同点，但不讲究均衡对称。常见图案装饰有缠枝花卉、婴戏牡丹等。（4）受磁州窑影响，生产白釉划花、剔花、釉下黑彩及褐彩瓷品种。器物普遍敷化妆土，纹饰以折枝花叶纹为主，纹饰部分因用料较多而凸起，高出釉面。此外盘、碗内心露胎五角、六角纹亦多见，还有一种白地红花的划花装饰，也为特色品种之一。（5）碗、盏等器的装烧方法采用支钉垫烧，碗内多为缠枝花卉。盘、洗则四面饰以孩童荡船纹饰，是介休窑的独特纹饰，不见于其它瓷窑。金代产品器内心刮掉一圈釉，露出胎体。
牙舟陶 穿越600余年的时光
产于黔南州平塘县的牙舟陶，相传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据平塘县志记载：辛亥革命前，牙舟陶就已经远销到东南亚国家。在近、现代史上，牙舟陶也曾经辉煌一时，甚至因为有了牙舟陶，让许多人知道了贵州、知道了黔南、知道了平塘。上世纪80年代后期，牙舟陶逐渐走向没落，目前，政府各级部门都在采取措施，力图让牙舟陶重振雄风，但是如何突出重围，仍然是个难题。
就在7月底记者到牙舟进行采访时，又获悉，已经有外地人正在抢注“牙舟”陶的商标，这引起平塘县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并开始就这一抢注事件与国家工商总局进行交涉。
600年历史成就牙舟陶
牙舟陶器产于黔南州平塘县牙舟镇。牙舟镇位于平塘县境中部，距离县城26公里。牙舟镇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热量丰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光照资源丰富，是陶瓷制作的理想环境。
据平塘县志记载：“牙舟陶始于明洪武16年”，至今已有600年历史。当时，明朝为了扫荡元朝残余势力，大量屯军进驻贵州。后来屯军与当地人通婚，逐渐融入当地布依民族，牙舟的制陶技艺就是这个时期从汉族地区传入的。由于牙舟有着丰富的陶土资源和独特的制釉原料，加上布依族丰厚的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牙舟陶技艺。
到了清朝末期，牙舟陶已具相当规模，产品远销东南亚国家，民国时期进入鼎盛期，产品*人背马驮大量销往四川、云南、湖南、广西等地，并有传教士将牙舟陶带到欧洲。这时候，小小的牙舟镇，就有100多家制陶的小作坊。
解放后平塘县成立了“牙舟陶器生产合作社”，将制陶业全部集中于牙舟镇内，“大炼钢铁运动”时，有人砍倒了两人才能合抱的一棵大树，在大树根下发现了用于烧陶的古窑遗址，有大量的陶片出土，印证了牙舟陶技艺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记载。
1959年10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贵州向北京赠送牙舟陶礼品花瓶、茶碗等10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牙舟陶器多次作为贵州陶瓷工艺的代表作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展出。1974年到1984年这10年间，牙舟陶迎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1978年在北京“全国第二次工艺美术展览会”展出时，中央美术学院陶瓷系主任梅建鹰教授把牙舟陶誉为“全国工艺美展陶瓷展品中最有特色的展品”。牙舟陶以展出、订购等形式与美、英、法、加、澳、马来西亚等10多个国家交往。1983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国际旅游会上，经44个国家1000多名代表推荐，牙舟陶“鸡纹双耳罐”获得金质奖章。1984年，国家轻工业部把牙舟陶出口产品列为部生产品种之一。
牙舟陶以造型古朴敦厚著称，工艺精湛，很具观赏价值，牙舟陶器在中国陶瓷界独树一帜，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工艺价值和经济价值。中国美术馆民间部已经先后收藏了100多件牙舟陶作品。
60岁老陶工苦撑牙舟陶艺
在牙舟陶走过了70年代和80年代中期的辉煌后，平塘县力图做大牙舟陶。1984年在县城组建“平塘县工艺美陶厂(牙舟陶瓷厂分厂)”，由于烧制时采用倒烟窑、推板窑，抛弃了传统工艺，实行半机械化生产，使得制作成本大幅增高，同时机械生产烧制技术不过关，被强制搬迁到县城的牙舟制陶艺人又不能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又思念家乡，不能安心工作，加上厂领导不懂技术等原因，致使新厂倒闭，而老厂又没有资金投入，生产工艺和规模都上不去，最后导致新厂和老厂全部倒闭直至今日。
如今，在距县城26公里的老厂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烟囱和布满灰尘的厂房，昔日的繁忙景象已经不复存在。
有关人士分析认为，牙舟陶走向没落的真正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此，而是在于产品没有了市场。在改革开放后，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粗犷的陶制品逐渐被制作精细的瓷、玻璃、塑料、金属制品等代替，原来比较广阔的市场已经萎缩直至消亡。产品没有市场也就失去了平台。
记者与平塘县政府办黄副主任和牙舟镇镇长陈子微一道，走访了牙舟镇一些制陶人家。通过走访，记者了解到，目前在牙舟镇只有汪家街和冗平街的8户人家还在惨淡地从事陶器生产，并且都为零星的家庭小作坊，制作的陶器也只有盐辣罐、烟杆斗、茶罐、香炉等简单的生活用具，已经无法与牙舟陶在外享有的名气相适应。同时，在牙舟镇制陶艺人已经出现断层。据介绍：牙舟陶的珍贵之处在于全部是手工捏制，在于烧制时火候的掌握，因此产品质量也可以说是因人而异。由于牙舟陶产品市场的萎缩，牙舟当地年轻人已经不愿学制陶技术，全是几名60多岁的老陶工苦苦支撑，牙舟陶传统技艺面临失传的危机。
现在，仍然在制作陶器的几户人家，制作产品只是销往当地农村和小集镇，制陶也只是维持生计的手段而已，谈不上艺术。
牙舟陶特点
牙舟陶以黄、白、绿、紫、棕、褐色为基调色，以玻璃为基础釉，各色互相配合，形成多种光泽莹润的色调，在烧制中，表面釉层自然裂变，形成各种和谐的裂纹，有如蜡染、刺绣中的美丽图画，带有独特的民族地方特色。陶器无毒，盛放食物不易变味，且经久耐用。被列入贵州省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牙舟陶如何突出重围
牙舟镇冗平街的青年张禄麒在广东打工已经有14年了。去年10月他返回家乡，投资8万元创办了“牙舟工艺美术陶瓷厂”，在牙舟开始第一家以“厂”的名誉进行陶瓷生产。7月26日，记者在采访他时，他说出了回家办厂的初衷，他父亲这一代，已经是第七代制陶人了，“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摸牙舟陶了，以前的老艺人也只有六七个了。如果再这样下去，牙舟陶就真的失传，牙舟陶就再也没有明天了”，张禄麒决定回家接过老父亲的手艺，把牙舟陶传下去。经过快一年的摸索，张禄麒的牙舟陶厂已经发展得相当不错了，他满脸笑意地说：“现在根本就不用我出去找市场，有人上门来收，只怕做不出来。贵阳、甘肃、香港的客商都有。”但同时，张禄麒说，光有自己一家办厂还是不行，他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这里投资办厂，共同做大牙舟陶的品牌和规模，“我不怕竞争，竞争就会有市场，就会了质量”。
现在整个牙舟镇只有两个阶梯窑，一个是四户合资经营的五洞窑；另一个是五户合资经营的九洞窑，这两个窑的窑炉已经严重破损。在牙舟陶发展最好的时候，阶梯窑和龙窑就有近70个，陶器年产量达30万件。
正如张禄麒所言，一枝独秀不是春。牙舟镇镇长陈子微说，该镇在巩固的基础上做大牙舟陶，正在策划引进1300万的资金来做牙舟陶。目前，平塘县已经制定了关于牙舟陶的五年保护计划，把保护老艺人和培养牙舟陶艺后继人才都列入了计划之中，还计划在2009年和2010年建立牙舟陶传统工艺作坊、建立牙舟镇牙舟民族传统工艺生产一条街、建立牙舟陶瓷博物馆等。
然而，就在牙舟人为振兴牙舟陶寻找出路的时候，却传来了有外地商人正在抢先向国家工商总局申报“牙舟”陶的注册商标。一旦注册成功，这将意味着牙舟的陶器不能称为“牙舟”陶了，这一延续了600多年历史的牙舟陶面临着重新更名的危险。
7月26日，记者了解到，目前为了抢回“牙舟”陶的注册商标，平塘县政府、县工商局、平塘县牙舟陶瓷商会等部门已经与国家工商总局取得联系，就外地人抢先注册“牙舟”陶商标一事作交涉。平塘县政府也已经将牙舟陶向国家文化部申请，请求将牙舟陶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千年窑火薪传不息
景德镇，一提起她，人们常常会想到瓷都，想到CHINA(中国)。而“CHINA”的小写形式就是“瓷器”的意思。在外国人眼里，中国与瓷器几乎是两位一体的，这充分说明了景德镇及其瓷器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
景德镇从汉朝开始烧制陶器，从东晋开始烧制瓷器，窑火不绝，薪传至今。到宋代，因所产青白瓷质地优良，宋真宗于景德元年(1004年)以年号赐江西昌江边上的瓷器产地——浮梁县昌南镇名为景德镇。景德镇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并因生产“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精美瓷器而蜚声海内外，享有“瓷都”美誉。
景德镇名气实在不小。正因为此，如何继承和弘扬景德镇的文化尤其是陶瓷文化，成为景德镇文化工作者的重任。而作为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集中展示地的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的工作人员，这种责任感分外深沉而自觉。这从近年来他们一系列的开拓创新之举可以充分感受到。
30多年前的开创之举
1979年7月，时任景德镇市委书记的杨永峰建议，景德镇应该有一处具备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特色的旅游风景点。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的建设构想应运而生。
1980年3月，景德镇市委决定在西市区的盘龙山人工林保护区内规划修整出83公顷空地，集中成片地保护一批陶瓷历史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一座古窑及部分明、清民间建筑珍品，建设陶瓷历史博物馆。这便是今天所见到的古窑民俗博览区。
集中保护了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与当地古代建筑文化遗产的古窑民俗博物馆，得到许多知名文保专家以及古建专家的认可，认为在30多年前推行的传统陶瓷、古典建筑之“静”与陶瓷手工艺人现场表演制瓷技艺之“动”结合的文化遗产保护形式，堪称开创之举。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作为景德镇王牌景点的古窑民俗博览区却没有预想中的红火，甚至一度非常冷清、萧条。
“用腊肉的香味去吸引人”
古窑民俗博览区令人尴尬的局面在两年前出现转折。陈武平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博览区管理处主任，并担任景德镇市古窑民俗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走出了一步步好棋。
对于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我并不陌生，但有意识地进行观察、分析和思考，则是在应邀参加2010年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的一系列活动时开始的。
2010年10月17日晚7点多抵达景德镇后，博览区工作人员怕我们在飞机上没有吃好，便直接把我们送到宾馆餐厅用餐。饭后已是9点多，还来不及进宾馆房间，接待我的工作人员就说，陈武平想见我。我们做媒体的，多是夜猫子，不怕晚，加上在景德镇逗留的时间短、事情多，我也想早点敲定采访的有关事宜，于是把随身行李又拿回车上，去了陈武平的办公室。
此前没有见过陈武平，但通过电话。及至见面，发现他年龄不大，干练。尽管已是晚上10点多了，但他仍在和古窑民俗博览区管理处副主任、文博研究员周荣林等为次日的活动忙碌，不时有人来找他请示、汇报，电话不断。
陈武平对于陶瓷并非门里出身，他由成功经营在景德镇名气不小的伊龙大酒店而进军陶瓷与文化领域。他坦言：“如果说我懂陶瓷，肯定会有一帮人笑我。”但他爱景德镇，爱景德镇的文化，他要做的是通过讲述陶瓷背后的故事，让世人看到景德镇文化的价值。古窑民俗博览区就是他要的平台。他说，一个人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固然重要，知道自己不能干什么尤其重要。他只做自己能做的。他认为，古窑民俗博览区文化与旅游结合、在动态过程中保护文化遗产的模式，是博览区的理想选择。
“景德镇人都很喜欢吃腊肉，不过一般人家都喜欢把肉储藏在瓷缸里。”陈武平微笑着说，“我所做的只不过是把腊肉晒了出去，让所有的人都可以闻到它的香味，并被吸引来。”
陈武平说的那块“腊肉”，就是古窑民俗博览区。正是这种由藏到晒的转变，使博览区走出了隐于深山少人知的落寞。
交谈中，江华来了，他是景德镇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广(文物)局局长，我们是熟人。他刚参加完别的活动，怕第二天的活动有什么问题，连夜赶过来，当然也带有督战的意思。
看得出来，江华与陈武平合作得很默契。对博览区的工作，江华表示：放心、信任。他认为，只要符合政策，就要少干涉，否则别人没法做事。应该说，这是开明的管理艺术。
他们交流了一下工作。看到第二天的活动没有什么问题，江华也加入到我们的谈话中来。对于景德镇文化，他主张整体保护与异地保护相结合，恢复能体现景德镇文化特色的传统街巷，再现当地人的生活与民俗。基于此，他对博览区近年来恢复景德镇镇窑等传统窑的复烧显然是赞赏与支持的。
需要提及的是，在景德镇逗留的3个夜晚，我们3人不时交谈。作为媒体人，我看到了他们以及其他许多人为景德镇文化夜以继日工作的敬业与奉献，感佩之情油然而生。
复烧古窑，打造“镇窑1728”
古窑之所以能走出困境，其秘诀就在于借助景区的文化优势，通过各种精心策划的活动将优势放大。陈武平认为，必须突破思想束缚，勇于创新，走前人不敢走甚至不敢想的新路。
于是，古窑民俗博览区提出了复烧镇窑的想法。当时的镇窑已破败不堪，支撑窑体的梁柱摇摇欲坠，内部也出现窑砖脱落现象。一些人认为，镇窑属于珍贵的文物，如果贸然复烧可能会对其产生破坏性影响。有着丰富柴窑烧炼经验的老师傅则指出：“想要保护老柴窑，仅凭砖头补、泥巴糊不够，还得让窑火‘养’着。”
在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复烧镇窑是使用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像北京的故宫等著名古建筑数百年来从未停止使用。正是在这种使用与不断修葺的过程中，那些瑰丽的古建筑得以完美地保存于世。
事实证明，“镇窑”的复烧不仅达到了复兴景德镇陶瓷文化、提升景点人气等效果，也的确让古老的柴窑重新获得了生机。
“镇窑”“葫芦窑”都是宝，但酒香也怕巷子深，必须要以足够大的嗓门宣传出去才行。于是博览区想方设法联系媒体，以拍摄专题片等形式，将古窑向全世界推广。民间收藏“大佬”马未都、节目主持人王刚、影视演员唐国强等人，也被邀请前来参加 “镇窑”“葫芦窑”复烧、再烧等活动。名人效应让本已具备轰动效应的盛大复烧活动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通过复烧活动让古窑获得空前关注的陈武平，试图在陶瓷领域大展身手。但与一般的陶瓷企业不同的是， 他们凭借的是古窑的文化优势，走出一条不同于他人的陶瓷文化发展之路。
“清雍正六年，督陶官唐英来到景德镇，为景德镇的瓷业书写了不少传奇，那年正好是公元1728年。”陈武平说，“我们所创建的陶瓷品牌就叫‘镇窑1728’，它由博览区里的传统手工制瓷老艺人亲手拉制泥坯，由传统瓷窑烧制。”
改革成就奇迹
这几年古窑民俗博览区屡屡创造奇迹。但奇迹发生的根源，也许了解的人并不多。
其实，不断深化的文化体制改革大环境，是古窑发生蜕变的深刻社会基础。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所进行的大胆尝试，颇具示范意义。
“如果没有体制改革，就没有今天的古窑。”周荣林认为，正是由于机制的创新，才可以让自己为古窑，也为景德镇的非遗保护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陈武平与周荣林两人在对待古窑的事业中，有着相当的默契。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这样一个观点：文化产业要发展，必须采取“学者+商人”的模式。
所谓“学者+商人”模式，即对文化和历史有独到见解的专家与有意在文化产业领域有所作为的投资者或企业家合作，利用各自的优势，相互配合，各展所长，将文化产业做得既有文化韵味，又具有经济效益，实现良性循环。
“一个人成就不了大业。体制重要，人才更重要。大家团结一致向着共同的目标进军才是成功之根本。”陈武平说。
“像我这样的文博研究员，只有与陈总这样有想法、有魄力的企业家携手，进行优势互补，才可以把一些想法变为现实。”周荣林坦诚地说。
千年古窑的圣火如何复燃？
胡小军作品朱乐耕作品
台湾当代柴烧陶艺展作品
华史
曾经辉煌千年的中国陶瓷，如何复兴？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多年来，许多热爱中国陶瓷艺术的人们多有探讨，也有实践。这些前行者的努力其实已为中国陶瓷这个千年古窑燃起了新焰。
融传统元素于都市环境
诞生于农耕文明的中国陶瓷，要在现代文明环境中得以复兴，必须探索各种将传统陶瓷文化的元素与现代都市环境相融合的途径。
不久前，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院长朱乐耕教授的陶艺个展在国家大剧院举行。人们惊喜地看到，这位陶艺家已突破了陶瓷作为“器皿”的创作模式，而将陶瓷创作出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环境艺术。本世纪以来，朱乐耕创作完成的大型环境陶瓷艺术作品有：世界上第一个以陶瓷材料装饰而成的音乐厅韩国首尔麦粒音乐厅；九江市民广场的大型陶艺装置壁画《莲趣》；上海浦东机场的大型陶艺装置壁画《惠风和畅》；天津瑞吉酒店大堂的陶艺装置壁画《流金岁月》；最近刚完成的，安装在韩国济州岛衣恋·肯辛顿济州酒店的《生命之绽放》(350平方米)、《天水之境象》(120平方米)等大型环境陶艺装置作品。
且以济州岛这件作品为例，来看朱乐耕如何融传统元素于现代都市环境的。这家五星级酒店大堂跨越两层的巨大墙面，被朱乐耕用数以万计的各种造型陶瓷“元素”覆盖。远远望去，仿佛是古窑址历代陶瓷碎片的堆积层，让人们自然联想到中国陶瓷的悠久和辉煌的历史。对传统陶瓷艺术形式和各种技法的深刻了解和熟练掌控，使得朱乐耕创作的陶瓷自然流露出一种“古意”。同时，他对现代抽象艺术的了解，又令其创作思路空前自由。他以西方现代抽象绘画的构成法，来布局他心中无穷“古元素”，将数以万计的各式瓷片、瓷条、瓷卷等进行组合，回旋起伏，形成浩大而空灵的气韵。
在这个巨大的瓷片“堆积层”下方，是他用陶瓷制作的耕牛群和马群（见图），令人生田园牧歌之思；上方又是另一面夺人眼目的红地白云“瓷墙”。他像是多多益善的统帅，调兵遣将，设局布阵。他又像是导演，在营造一个梦境。这个陶瓷空间给观众带来多元的感受可能，体会着人与自然、历史、生命、梦想、升华的关系。
进入环境艺术领域，将使陶瓷艺术在作为陶瓷之国的中国获得空前的发展可能，因为面对当今世界，这个古老的国家需要符合自己身份的标志。
像笔墨一样被普及使用
随着陶瓷烧制技术的提高和普及，各种为陶艺创作的服务日益完备，制作陶艺作品的技术壁垒将很快被打破。创作陶艺，将会像国画、书法一样在大众普及。家庭拥有瓷窑，中小学开设陶艺兴趣课，在西方一些国家早已不是稀罕事。旅美陶艺家周光真近年来致力于回国推动陶艺普及。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上海随轩艺术中心从2012年起，每年举办“上海市少年儿童陶瓷艺术展”。
除了陶瓷学院以及各大瓷都，大城市如北京、杭州、上海的艺术学院均已纷纷开设陶瓷专业。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柴窑艺术中心不久前落成。这些将有助于更多的艺术家投身于陶瓷艺术创作。有别于过去画家蜻蜓点水式的玩票，上海的著名国画家陈家泠10年前就设立了自己的陶瓷工作室“泠窑”，坚持至今，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上海最早汇集名画家们尝试陶瓷创作的“申窑”，据悉即将扩大规模。
学院派陶艺家正在崛起。如白明、白磊、刘正、胡小军等，正吸引了新一代陶瓷收藏爱好者的关注。从小习画的浙江大学教授胡小军，很早就投身陶瓷艺术创作，他从练泥、拉坯、修坯、配釉、绘画、喷釉到烧窑都亲历亲为。这种全能型的陶艺家，能更好地通过陶瓷这个媒介表达自己内心的艺术灵感。让陶艺成为真正的陶艺，而不是画在陶瓷上的画（见图）。
在当今世界艺术大环境下，只有形成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让陶瓷像纸、笔、颜料一样普及运用于艺术创作，以致更多有才华的艺术家投身到陶瓷创作中来，非但中国艺术家，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亦共同参与，中国陶瓷才可能迸发出无愧于祖先的新辉煌。
推动雅文化进入现代生活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在田子坊的教学实验基地举办了“台湾当代柴烧陶艺展”。参展的所有台湾陶艺家的作品都是实用的“小器皿”—茶壶、茶杯、茶叶罐等。但其各具韵味的艺术气息，又让这些实用小器皿变得耐人寻味、引人入胜（见图）。
将中国古代的雅文化通过陶瓷与现代人们的生活结合，是台湾陶艺家多年来孜孜以求所取得的初步成功。已故台湾陶瓷学者、陶艺家、香学研究者刘良佑，在精研宋代汝官窑的基础上，探索出新汝窑的烧制法，设计制作了兼具宋代和现代意韵的茶具和香具作品。这些作品既有艺术的传承，又有艺术的开拓，还具有生活的实用功能。
向往美好的生活是人性之必然。雅文化生活方式，是古代中国文明对人类美好生活方式的伟大贡献。在经历了巨大的文化断层之后，面对当今浮躁、快节奏的世界，雅致生活的理念再度引起人生的反思和向往。陶瓷作为古代中国雅文化的重要载体，若能顺应艺术生活化这一世界潮流，化身千般风雅，让世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心灵的慰藉，感受到人生的雅意和美好，千年古陶瓷的圣火便真正复燃了。
沉睡海底千年的越窑青瓷
印尼爪哇井里汶沉船出浮雕碗水莲叶 由中国到印度的海上航线形成很早，最早的记载是法显在公元414年乘商船经过印尼的爪哇到印度取经。到七、八世纪，佛教徒经印尼航向印度朝圣取经更加频繁，当时的爪哇及苏门答腊也成为佛教徒中途休整的活动中心。义净法师在671年12月从中国到达苏门答腊南部的室利佛逝，并花了6个月的时间在此攻读梵文，室利佛逝的统治者派船送他到印度收集、译读佛经，前后15年光景。686年，义净返回室利佛逝，并在那儿住了五六年才回国。当时室利佛逝王国的首都叫旧港，位于穆希河边，是当地政治和商业贸易中心，也是当时重要的佛教精神据点和研究中心。“室利佛逝”在梵文中是光荣胜利的意思。室利佛逝王朝在7世纪崛起。到了14世纪逐渐衰微。随后迎来了满者伯夷王朝，开始伊斯兰化，除了保持印度教信仰的巴厘岛以外，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被纳入伊斯兰教的范围之内。
海上丝绸之路
唐代贞元年间，中国对外交通中最重要的一条航线从广州出发，沿着中南半岛东海岸南航，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南端，再沿着印度西海岸航行，到达波斯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溯底格里斯河，到达大食帝国首都巴格达。如果从乌剌国沿波斯湾西海岸航行，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可以进入阿尔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
唐初，佛教故乡印度对中国信徒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僧人搭乘商船西行朝圣者众多。商船一般从广州、交州直航南海，经过室利佛逝、柯陵、末罗瑜等国，再进入印度洋，直抵印度。而来自阿拉伯及波斯湾诸国的商船也是这样，由印度洋经过印尼的室利佛逝驶往广州进行商贸活动。因此，海上丝路几乎是以室利佛逝，即今苏门答腊的巨港为交接站，这里成了贸易、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佛教传播的中心。因而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在他所撰《岭外代答》里说：“三佛齐国(室利佛逝)在南海之中，储蓄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爪哇)诸国，西自大食(阿拉伯)，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
唐宋元以来，陶瓷是中国大宗出口产品，当时邢窑、定窑、长沙及越窑等产品都非常出名，大批青瓷和白瓷通过广州等口岸销往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地区。
南宋中后期，泉州对外发展的势头赶上并逐渐超过了广州。元朝末年，泉州发生十年外族叛乱，百业凋疲，海上贸易停顿，泉舶从此不再出海，中介商、波斯人、阿拉伯人也不再来，泉州港就此没落，代之而兴的是漳州的月港。
月港即今福建省龙海县的海澄，居民一向依海为生，以舟为田，从事南海贸易。虽然明太祖实施海禁，但由于月港地处边隅，朝廷鞭长莫及，在成化、弘治之际，海外贸易已相当繁荣。中国商船继续涌向爪哇西部的下港进行贸易，龙牙门(今凌牙群岛)更成为中国和南海之南、苏门答腊岛东部、爪哇诸岛屿之间海上航路的枢纽。
《东西洋考》记载，商船从月港出洋，南航经广东南澳岛、交趾洋、新州港、赤九山、昆仑山、东西竺再取长腰屿(今廖内民丹岛)，经龙雅大山(凌牙岛)、彭加山抵詹卑及旧港(即室利佛逝)，然后借季候风穿越马六甲海峡驶往印度及中东诸国。
其实，自中国与中东诸国通过海运进行贸易以来，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不论从扬州、广州、泉州还是月港，基本上是配合了季候风的方向，遵循这条航线经印尼往中东而去。
唐代黑石号沉船中的越窑青瓷
1998年，在印尼苏门答腊南端的彭加山岛附近名为勿里洞岛周围的海域，有一群印尼渔夫潜水采集海参，无意中踩到一堆瓷碗。从此在这片原本平淡宁静的海床上掀起一股探海热潮。
印尼政府当时委托德国一家探海公司进行勘查与发掘，找到一条深陷海泥、保留得很好的沉船，从船上起获一批湖南长沙窑瓷器、邢窑白瓷、白釉绿彩瓷及数百件越窑青瓷。其中长沙窑褐釉碗上最早的署款是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正是唐敬宗李湛在位时期的丙午年间烧造。根据考古研究，这是一条来自阿拉伯的商船，其龙骨长15.3米，船身约20～22米长，而船身的木板结构全用椰壳纤维缝合，其工艺技术是典型的中东方式。
从沉船的地点看，这只商船可能是由广州出航，经海南岛、越南、勿里洞兜了一圈抵达苏门答腊的旧港即当时室利佛逝的国都，再北上马六甲海峡，往印度及中东而去，却不幸在勿里洞海湾触礁沉没。
沉船上的中国瓷器，当时是要运送至中东伊斯兰诸国。为了迎合中东国家广大伊斯兰教徒的需要，5万多件长沙窑瓷器上的纹饰带着伊斯兰教的风格，有些书有阿拉伯经文，有些绘有中东风格的人物图像、植物及抽象几何图形。但也有许多纹饰与佛教典故息息相关。特别是越窑青瓷的瓷碗、水注、酒壶、熏炉等器物，更是带有浓浓的佛教色彩，说明这艘船中途也在印尼的室利佛逝及中爪哇一带进行贸易，为当时佛教盛行的旧港提供了不少与佛教有关的商品。
越窑青瓷的佛教色彩
在印尼出水的这一批越窑青瓷，有很多是类似陕西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这些瓷器都是手工精细，烧造良好的越瓷，不但釉色温润，更显现出那种“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碧玉光泽。
船上有许多雕花镂空的熏炉，造型精美。这些熏炉是禅宗佛教僧侣在诵经念佛时使用的一种供具，应是流行大乘佛教的室利佛逝子民们争相拥有的器物。
一件修长的椭圆形双鱼罐，上雕一对鲤鱼，也蕴涵佛教色彩。其他的盘、碗、碟、盖、盒等都仔细刻绘带佛教象征意义的荷花。即使在几个少见的四系壶的壶身，也雕刻了精细的荷花纹饰。
唐代饮茶风气盛行，这个船上也找到不少注壶，这些注壶及许多深底碗都是茶具。在唐时，茶叶并不经过烘焙发酵的过程，而是碾成茶粉，与热水搅和入碗而饮。
有两件特大号的海棠碗(高10.5厘米，一件直径33.0厘米，另一件直径22.3厘米)及唾壶(高20.9厘米，直径30.7厘米)特别引人注目，也许是为迎合室利佛逝的印尼人喜欢用大型器具进食而制。
印尼爪哇井里汶沉船的越窑青瓷
2004年2月，一支比利时海底勘测团队在印尼爪哇井里汶岛海域，发现了一条五代时期的沉船，沉船深埋海底，离水面有52～57米之深，使得挖掘工作困难重重。大批潜水员经过22000次潜水作业，直到2005年10月才把沉睡在水底1000多年的中国陶瓷、金银器、玻璃器及宝石等带上水面。我有幸受邀前往参与鉴定工作。
这条沉船的龙骨长24米，船身长30米，宽12米。从船的遗骸造型，可以看出这是一条8世纪在印尼海域间穿行的贸易船，船身配有两个狭长的帆，是在印尼岛屿之间游弋的接驳船。它从大型海船上运送货品，进行物物交换的生意。沉船里除了有几百件定窑白瓷，还起获了超过10万件越窑青瓷器，其中有9万多件碗碟、200多件执壶及不少形制多样的器皿，如水盂、套盒、熏炉等。
我们在这大量的越窑青瓷器物里发现了一个周身凸雕莲瓣的大碗，底足上刻了“戊辰徐记造”的字样。这戊辰年就是公元968年，正处于五代末期吴越国钱氏王朝时期。钱氏王朝烧造瓷器以进奉宋皇室，以求吴越国能免被征讨而继续生存。
井里汶沉船中越窑青瓷的纹饰
井里汶沉船中的越窑青瓷，不管是碗盘、盖盒、水盂、执壶、四系罐或盏托，纹饰变化多端，都洋溢着浓郁的佛教风格。
纹饰中浮雕莲瓣纹占了不少，而且刻工玲珑，曲凸有致。其他如以细线描刻双雁、双蝉、双鹦鹉、龙纹及荷花的纹饰也为数不少，都是寺院里常见的纹饰。有一个大盘，遍体布满莲叶的纹脉，正中站着一只乌龟，正是文献中所说“龟千岁，游于莲叶之上焉”，是祝人长寿的含义。其中有几件罕见的越窑器介绍如下：
鹿形盖盒。在打捞工作完后的最后一天，我们意外地捞起了一个很精致的鹿形盖盒，真是如获至宝。这件器物虽小(约8厘米长，5厘米高)，但做工细巧，盒子形状如一只伏卧的鹿。盒盖为鹿身造型，鹿弯首修舔毫毛，一支鹿角尚完好。而盒身则是鹿的下半身，鹿腿交叉相叠，明晰可辨。这样的鹿形盖盒在越窑瓷器中系首见。我认为这可能出自《鹿王本生》里九色鹿的传说，说是释迦牟尼前生是一只九色鹿，他救了一个落水将要淹死的人而反被此人出卖的故事。
摩羯塑件。是一个巨型摩羯鱼塑件，尾巴后翘，鱼头仰天，形象生动。长14厘米，高约34厘米，看似作油灯之用。鱼鳞及鳍纹凹凸嶙峋，鱼头结构从眼到腮都交代清楚，绝不含糊。摩羯鱼的形象源自印度教，后成为佛教中的经典动物，以摩羯大鱼来比喻菩萨，寓意以爱念缚住众生，不到圆寂成佛终不放舍。摩羯鱼也是水神，常在海里游逡，拯救将沉之船。
苏门答腊巨港(室利佛逝旧都所在地)的穆希河出水的摩羯灯(图片来源：《收藏》杂志)
我们在印尼国家博物馆(微博)看到同样的一个五代越窑摩羯灯，而远在荷兰利瓦登市的毕临色夫博物馆也展示有同样的摩羯灯。原来印尼曾经被荷兰统治了300年，直到20世纪中期才摆脱荷兰的统治，所以荷兰博物馆的许多藏品都来自印尼。
不久前，我们在苏门答腊巨港，也就是室利佛逝旧都所在地看见了几件在穆希河里出水的摩羯鱼油灯，证明当时作为佛教象征的摩羯鱼在此地颇受崇佛民众供奉。在中爪哇，世界奇迹之一的佛教圣地婆罗浮屠的七层楼的寺院，每层梯阶都雕有摩羯的石像，取其神圣之意。
八角大执壶。高20厘米，完整无损，长流弯柄。引人注目的是在壶身的8个折面上，精巧地雕刻有八仙人物，云气袅绕，蛮有趣味。八仙故事的产生起于唐宋而完成于元时，老百姓参拜八仙借以求仙赐福，避祸安身。与室利佛逝民众求佛保护的愿望相一致。
笔者曾受新加坡圣淘沙集团之邀，帮助鉴定黑石号沉船打捞的唐代长沙窑、越窑青瓷等。得知黑石号沉船是一只阿拉伯制造的船，即断定这是来自中东的商人到中国扬州等地购货的船只。因为许多瓷器的纹饰都是伊斯兰教的风格，甚至3件完整的青花瓷也绘上椰枣纹和菱形框子的伊斯兰教纹饰。
当时我最感奇怪的是，许多长沙窑瓷器以及几乎所有的越窑青瓷都绘有佛教纹饰及字样。后来才明白，在商言商，阿拉伯人认定这艘商船会顺着风势航行到印尼的室利佛逝，打算将这些绘有佛教纹饰的器物在那儿出售，换取香料及其他产品。
2004年在中爪哇井里汶出水的10世纪沉船，被鉴定是航行于印尼诸岛的接驳船。船上装载的大量越窑青瓷是为供应给室利佛逝及中爪哇的民众使用。后来我们在婆罗浮屠的佛塔石雕中也看到许多这样的印尼船的图像，船上坐有人，还捧着这些中国瓷器。可见越窑青瓷与室利佛逝等国的佛教渊源有多么深厚。而越窑青瓷直到如今还相继在室利佛逝的旧都穆希河里不断被发现，更反映了越窑1000多年来的历史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