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瓷砖。
TskSing——“泰兴”号，这艘1822年沉没于贝尔威得暗礁的清代商船，在不久前被打捞上岸。另打捞者吃惊的是，他们除了发现无数死难者的骸骨外，还捞获了30多万件中国瓷器，可以说是世界陶瓷考古史上数量最大的一次发现，而这些瓷器几乎都是来自中国著名瓷都福建德化。200年11月17日，这些瓷器在德国司图加特公开拍卖，总成交额达2240万德国马克。
一天花费一万美金只为深海寻宝
1999年5月，经验丰富的海底探宝者英国人MikeHatcher以及30多名船员驾驶着“不息号”打捞船，在贝尔威得暗礁附近海域进行勘探，几个月来他们借助一些手段来查找“泰兴号”，但毫无结果。然而，每天的海上勘探费用高达一万美元，在几个月的徒劳无功之后，他们意识到这次寻宝可能白忙活了，但是在5月12日，突然声波定位仪上突然出现不规则的海床，通过仔细辨认，发现一堆不明物体是由船体的残骸和大量的中国瓷器堆积而成，马上通知船员开始打捞。
英国著名海难研究专家Nigelpickford在认真研究有关文献后，认定这艘沉船为“泰兴”号。由此也向人们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悲剧故事。
东方的“泰坦尼克”1800人尸沉海底
“泰兴号”是19世纪初是名副其实的巨型帆船。1822年1月，“泰兴号”从厦门港出发，朝印度尼西亚驶去，当时船上载有2000多名乘客及船员，乘客中包括商人，学生以及大批民工，船底层舱里装满了中国的陶瓷产品充当压舱物，以保证行驶的平稳。这些陶瓷都产自中国著名的三大瓷都之一——德化。为了躲避海盗的抢劫，“泰兴”号在航行期间，临时改变了航海路线，不幸的是，当船行驶到中沙群岛时，可能由于天气的原因致使船提触礁，船身入水，并在一个小时迅速沉没。
当时只有18名乘客被另外一艘小型帆船营救，其他乘客全部落入水中，两天后，詹姆斯船长驾驶着他的货轮“印第安号”途经这片海域，见到还有好多幸存者漂浮在海面上，在他们的努力下，又有180多名落水者幸运的活下来，1800多人的尸沉海底，为这艘东方的巨轮叶铭刻上了“泰坦尼克”的印记。
震惊世界的发现陶瓷史上的绝唱
“泰兴”号的残骸，被打捞上来。水手们震惊了，全世界震惊了，数十万件沉睡了一个多世纪的珍宝浮出水面，35万件几乎完好无损的中国瓷器，令全球陶瓷界将目光聚焦于这片蔚蓝的海域。这些瓷器大都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福建德化生产的青花瓷。通过照片资料，我们看到这些瓷器的真面目。器形主要以生活用品为主，如盘、碗、杯、勺，以及瓷质雕塑。每一件瓷器都展示了我国独特的陶瓷装饰手法，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描绘了当时我国南方沿海地区人们生活的情况。对于普通的清中晚期青花，我们不难发现这批瓷器的纹饰带有典型的明代青花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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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瓷，浮出水面还原历史
历时55天的2007西沙水下考古项目第一阶段工作于5月8日圆满结束，有“水下兵马俑”之称的“南海一号”也将于7月份出水。目前，已分别从西沙群岛的“华光礁1号”及广东阳江海域的“南海一号”上出水了大量的德化陶瓷。另外，在西沙水下考古新发掘的玉琢礁等10处沉船遗址中也相继发现德化古陶瓷。
相隔数百年，德化古瓷再次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
大量德化瓷器浮出水面
近日，在德化陶瓷博物馆，十几件从西沙“华光礁1号”古沉船回归故里的瓷器默默地向游人诉说着久远的往事。
同时，该馆也珍藏有造型式样与“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沉船上出水的完全相同的陶瓷，主要出土自该县三班春岭窑及盖德碗坪仑窑。与那些从当地的古窑址出土的同一种产品比较，这些在海里沉睡了800多年的瓷器，因久经海水的浸泡而更显得光彩照人。
德化古陶瓷专家、泉州博物馆副馆长陈建中介绍，2001年水下考古队曾从“南海一号”中打捞出一批宋代年间的粉盒，为此，中国水下考古队队长张威还特意到德化县考证，确定这些陶瓷粉盒都是产自宋代德化盖德碗坪仑窑的。
据全程参与了“华光礁1号”抢救性挖掘及长期关注“南海一号”打捞的中国水下考古队队员、泉州市博物馆的张红兴介绍，由于“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两处沉船时代差不多，都处在南宋时期，所以出水的文物有一些是相同的。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关的文字记载或相关的资料。
据悉，这些出水的陶瓷，按釉色分类主要有青白釉、青釉、褐釉和黑釉几种，器型主要为碗、盘、碟、盒、壶、盏、瓶、罐、瓮等和粉盒。已出水的瓷器中，其中有一个器物，碗心有龟、仙鹤、仙人图案及祥云的纹样围成圈，整个画面表达的就是中国人传统的愿望，长寿、吉祥，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
改变外国人的生活习惯
从沉船上的陶瓷数量之多，可推断当时的福建已是中国瓷器的重要产地，折射出当时德化瓷器在海外的风靡程度，更可证明德化外销陶瓷的繁盛。
采访中，德化陶瓷博物馆馆长郑烔鑫告诉笔者，这些瓷器主要产自南宋时德化的三班、盖德，出口到印度、波斯和埃及等。当时，德化的瓷器主要由人工挑至永春，接着从水路运到泉州，再从泉州港走向东南亚、欧洲等地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小部分是从福州、莆田出口。
陶瓷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德化陶瓷的外销对改善、丰富和美化当地人民生活有直接影响。
据了解，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器，“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匙筋，掬而食之”（见宋《诸蕃志》）。中国陶瓷输入以后，提供了精美实用的器皿，改变了他们“掬而食之”的饮食习俗。
据曾到印尼考察过的陈建中介绍，德化“喇叭口”大瓷碗的输入，结束了印尼人吃“手抓饭”的历史，当然“手抓饭”作为一种传统的饮食习惯直到现在还保留着，但是这种产自宋代德化盖德碗坪仑窑的“喇叭口”大瓷碗，对东南亚饮食习惯的改变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印尼国家博物馆，陈建中就见到了许多产自德化的“喇叭口”大瓷碗。
推动世界瓷坛发展
德化窑从北宋开始以烧造外销瓷为主，宋元时代德化外销瓷主要从泉州港出口。
当时泉州港“南通占城诸国，北通朝鲜诸国”（《宋会要辑稿》），已与广州、明州（宁波）、杭州并列为我国四大商港，陶瓷与丝绸一样列入对外贸易的重要项目，大量附舶，远销海外。宋末荷兰人由福建贩运瓷器至欧洲，价值与黄金相等且有供不应求之势。在荷兰人贩运的瓷器中，闽南地区（包括德化）瓷窑的产品占着相当大一部分。
德化瓷器进入欧洲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成为帝王、宫廷和贵族所搜集、收藏的艺术品。在欧美各国著名博物馆都有大量德化瓷器。如美国的波士顿、费城、芝加哥藏明、清历代的德化瓷器150多件，丹麦国家博物馆有26件，英国剑桥、牛津等博物馆有300多件。
明代德化窑的瓷塑在当时获得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象牙白”瓷塑，被称为“国际瓷坛的明珠”、“世上独一无二的珍品”。
德化瓷器传到欧洲，也影响了欧洲陶瓷生产。当时瓷器在欧洲还是新奇而珍贵的用具，而中国却是廉价的日常生活用品。这样，欧洲商人由此想到用德化的瓷器模仿欧洲家庭使用的银餐具和陶器。按照欧洲商人提供的式样，德化窑工不断地研究和改进产品造型，烧制成带过滤的茶壶、带嘴的水罐、咖啡壶、啤酒杯等日用饮食器皿供应欧洲市场。同时表现欧洲人生活题材的雕塑作品如商人、家庭妇女、旅行者以及狮子、骆驼和神话里的怪兽等，也由德化窑烧制而流行于英、法、荷兰等国。当时欧洲不少皇家瓷器工厂也纷纷模仿德化瓷器。法国的圣科得和查得密瓷器工厂、德国的迈森工厂等都纷纷仿制，著名工艺家柏特格也用红色黏土复制了高14寸的观音。
由此可见，德化瓷器大量出口，对国外瓷业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世界陶瓷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
瓷器是中世纪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在隋唐以前，欧洲人称中国为Seres，即丝之国，中国人为丝国人。至宋代以来，瓷器输出量逐渐超越丝绸，在外销商品中占据上风，成为中世纪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当时欧洲人称瓷器为china，以至于把中国也改称为China。
八世纪以来，中国陶瓷器出口贸易飞速发展。除了向日本、高丽输出外，更形成一条从中国南方港口出发，经越南东海岸、新加坡海峡、苏门答腊岛屿，穿马六甲海峡，渡印度洋，抵斯里兰卡；再沿印度西海岸，进入波斯湾的海上贸易通道。有的再出霍尔木兹海峡，驶往非洲东岸。大量的中国陶瓷器就是这样用木帆船运送到东南亚和遥远的中东地区，并由此转运扩散到地中海沿岸。人们往往把历史上这条联结东亚、西亚、地中海世界贸易的海上通道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由于中世纪中国瓷器对世界各国的巨大影响，因而国际和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又把历史上著名的交通贸易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称之为“陶瓷之路”。
丝绸穿过了，茶叶喝过了，只有德化的陶瓷留了下来。从目前这些在南宋沉船上发现的大量德化窑瓷，可以看出德化瓷为“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厦门大学教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叶方程说：“研究古代德化瓷器的外销，对探索我国特别是泉州港和南方几个重要港口的古代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无疑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当然，大量德化窑瓷频频出现在这些沉船上绝非偶然。虽然一处在远海、一处在近海，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二颗明珠，“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更是牵动了泉州考古界的神经。泉州考古界认为，已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两处沉船的始发港都为泉州刺桐港。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工作的不断拓展，水下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保护工作显得日益重要，沿线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内容也将成为邻近国家和地区共同研究的课题。其中“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便是最重要的佐证。
这仅仅是开始，众多的答案都还在海底。
东方陶瓷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之初，读得较多的书，乃是海外华人学者，20年过去，如今中国。比较文学已是遍地开花。文学之外，在绘画、建筑、戏剧等艺术领域．中外比较研究也方兴未艾。中外比较研究还进入理论领域．比较诗学、比较美学、比较哲学也日益受到重视。在比较的方法中，自由灵活的平行比较受到青睐，它便于把发生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中外文化现象放在一起，经过比较而显示出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因而硕果累累，成绩斐然，但也弊端常现．或落入琐碎，或陷于空疏。
比较文艺学要继续发展，就要在美学理论和艺术实践的结合上多下工夫，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都要重视。以具体的实例和理论的点评相结合，生动展示中国审美文化对西方产生的影响。
在影响的比较中，也更显示了中国审美文化的特色。研究西方文化艺术如何影响中国的著作，我们已见得不少；但研究中国文化影响西方的著作，却寥寥无几。中国文化中，最早被西方人所接纳的，应是属物质文化之列的丝绸和陶瓷。中国的丝绸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传到西方。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中国的丝绸赞叹不已，干脆把中国称作“赛里斯”（由“丝”字的译音而来).随着丝绸更多地被西方所接纳，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成了“丝绸之国”，唐代诗人张籍曾在《凉州词》中，生动地描绘过中国丝绸通过凉州边关的情景：”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中国的陶瓷在西方的比较晚，到宋代，西方才接受中国陶瓷，但很快引起了西方人的另一番惊奇，又把中国称作“瓷器之国。”
洛阳唐三彩工艺品礼品精品母子象
但是，那时的中国对西方来说还是个神秘古国，无从直接了解。西方还只能从丝绸、陶瓷这工艺品来想像中国。到13世纪中国的元代，才有意大利人用文字向西方人介绍中国。
1271年，南宋未，意大利一个犹太商人雅各邀游泉州。这位学者型的商人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回去后就写下了40万字，记下了他在泉州这个“光明之城”的见闻，表达他对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惊异。可惜，这个要比马可•波罗还早几年到过中国的意大利人，未能很快出版他的书就过世了。数年之后，1275年，马可.波罗到中国，受雇于元代皇帝17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l298年写下了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很快译成数种文字，在欧洲广泛传播。他在这本游记中向西方人展现了一个比威尼斯要富强4倍的东方文明古国的辉煌，这就激发了更多意大利人纷纷来到中国，扩大国际交往。后来，在中国明代生活了27年的利玛窦所写的《中国文化史》问世，西方对中国的文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意大利在当时成了中西文化交流中心。
中国文化的传播，逐渐由意大利扩展到欧洲其他地方。l570年，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葡萄牙人克鲁兹写了洋洋大书《中华博物志》。西班牙人门多萨在l585年写了《大中华帝国史》。随后，法国也出版了《中华帝国志》、《中国现状新志》等书，使著作在西方广为传播，导致欧洲在17、18世纪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潮”。当时，辉煌的中国文化，对欧洲特别是法、英、德诸国发生了重大影响。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描绘，无疑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在西方面前呈现了一个新天地，也激发了法国帝王的东方猎奇趣万味，追求起“中国风尚”来。1670年，法王路易十四建造宏大的凡尔赛宫，专辟了了一个瓷器馆，收藏了他千方百计收集来的中国瓷器精品。使法国对中国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海捞瓷”的历史片断：出水芙蓉汉陶俑
南沙出水汉五铢钱
南沙出水汉男俑
南沙出水汉女俑
海捞瓷，中国历史上外销瓷的一个分类。在历史上，中国的瓷器就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销往各国，所以这条线路也被称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过去10余年，在越南的南海岸，历史上5艘中国沉船相继被发现打捞。失事的沉船隐藏着历史的沧桑，是埋葬在海底里的一段历史片断。
由于船的装载量大，通常一艘普通中型商船就能装载上万件瓷器，因此在文物市场上有“一艘船十个墓”的说法。业内人士认为，海捞瓷虽不能与明清官窑瓷器相提并论，但由于来自沉船，具有较明显的历史背景，所反映出的文化和历史价值不可低估。
“海捞”是海南收藏界的经典和骄傲。说到充满了神秘色彩的“海捞”，很多人可能会将它与海捞瓷混为一谈，事实上，“海捞”的概念远比海捞瓷丰富得多。
业内人士称，“海捞”是海捞器物的总称，海捞瓷正是“海捞”中最耀眼、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门类，除此之外，“海捞”还包括海捞钱币、象牙、香料、石雕、琉璃、铜镜、红木、兵器、药材、珊瑚、紫砂、茶碾等，可谓繁花似锦、五光时色。
一件件精美的出水“奇葩”，密藏着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外贸活动，从汉代开始至清代，每个时期的“海捞”都有，从未间断。
从今天起，海南周刊将陆续推出“海捞”系列报道，同读者一同回味那些藏品背后珍贵的历史片断。
出水芙蓉汉陶俑
这是一尊高5厘米的男俑。他头戴围巾，双手合琴于胸，席地而坐，双趾内向交叠，笑容可掬。那份其乐融融的样子，难免令人想起出土于四川成都的汉代说唱俑。男俑双唇微微开启，嘴角略微上挑的轻鸿一笑，含蓄而不内敛，舒畅而不放纵。可能是男俑一曲完毕，怡然自得，仍沉浸在余音绕梁，袅袅仙曲之中而不能自拔。亦或是面对听众的掌声，有一点手足无措，不好意思的样子。
这件陶俑，是1998年琼海渔民在南沙群岛万安滩进行水下作业时，无意中发现的。在同一处出水的，还有铜质五铢钱。此五铢钱圆形方孔，钱文五铢，重如其文，钱径2.5厘米，厚0.12厘米，四周郭，“五铢”二字古雅浑厚，凸版疏朗，品相上乘。据史料载，西汉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刘彻下诏“罢半两钱，行五铢钱。”由此，这五铢钱，无疑为这几件“海捞”的断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同时出水的还有一尊5.7厘米的女俑。她一手持瓶于胸前，另一手抚膝，席地而坐。裙摆前逸出一绣花鞋，另一花鞋置于臀后。女俑盘巾束发，仪态清淑，典型的汉代墓画像中的侍女形象。女俑平静素雅，温润感人。汉代艺术家发自内心的感情寄托，通过泥土的揉捏，勾融了人类上善若水，淳真豁达的人性述说。
另一尊石敢当捉鬼俑，则把中国古代万物有灵、道巫合一的鬼仙文化表达到通透。此俑高7厘米，身穿交领右衽短褐，气宇轩昂，威武雄壮。石敢当双手倒提小鬼双腿，小鬼伏于石敢当脚上呻吟哀号的样子。
石敢当原是一人名，最早出现在汉元帝时代（公元前48年至前33年）黄门令史游所撰《急就篇》：“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在山东泰安一带，石敢当除暴安良，敢作敢为，在民间慢慢演变为神的化身。宋人王象之的《舆地纪胜》、明代黄仲昭的《八闽通志》等，均记载了出土唐代大历五年“石敢当”石铭一事。至今，各地还有建房时安置“泰山石敢当”石刻的风俗。
可以看出，汉代是一个重鬼好祀、神秘浪漫的时代。以汉武帝为例，他的一生就同鬼怪神仙联系在一起。石敢当捉鬼俑，真实再现了西汉谶纬观念的流行，以及道家思想在彼时世俗化的形态表现。但就其艺术性而言，石敢当捉鬼俑，于方寸之间填充精彩内容，充实而不拥挤，栩栩如生，令人爱不释手。
汉人早已到南沙
汉代陶俑和秦俑类似，以白色陶土作胎，运用塑、捏、刻、画相结合的技法，揉合成气象万千的造型艺术，然后用黑褐、土黄、大红和粉白分别着色，以700℃左右烧制。处于由陶向瓷的过渡期，因此，还不具备瓷的特征。
南沙出水的这几件汉陶俑敷设粉彩和表层铅釉，已在烟波浩淼之中荡然而去。但是，洗去浮华铅尘流露出的却是一份率真，一份不加掩饰的、令人爱怜的汉代文化记忆！
早在1974年3月至5月，广东省博物馆和海南行政区文化局组成考古队，在西沙
永乐群岛的珊瑚岛、甘泉岛、金银岛、晋卿岛、深航岛、广金岛等，宣德群岛的永兴岛、陈述岛、北岛和东岛等地，进行了第一次文物调查，又于1975年3月至4月进行了第二次文物调查。发掘出土一批西汉至唐宋的钱币和陶瓷，填补了西汉考古的空白。自1998年12月18日至今，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队会同海南省文博单位，先后赴西沙进行了10余次水下考古，都取得了丰富成果。
那些沉睡在海底的“宝贝”，是最好的历史印证。海南建省伊始，老一辈革命家熊向晖，在游览三亚天涯海角时，依偎在傲岸巨石“天涯”两字之旁时追古抚今，触景生情，慨然赋诗曰：“此处何必名天涯，汉人早已到南沙。”
开张恣肆的汉代造型艺术
在璀璨的历史长河中，两汉雄强轰响400多年。汉代文学作品和司马迁历史丰碑《史记》一样，彪炳千秋，流芳于世。荡气回肠的两汉文章，不仅影响了一个王朝的文化氛围，也催生了艺术家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创作灵感。
1969年，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墓的98件东汉“铜出行车马仪仗俑”震撼世界。其中，脚踏飞鸟的“铜奔马”，写实俊美，灵动飘逸。而出土于湖南长沙的西汉马王堆汉墓造型艺术品，如彩绘漆棺和帛画、彩绘木俑，洋溢着楚文化典雅庄重、开张扬厉之美。线条游走之间，闪现出秦汉时期沉雄古朴，静穆神秘的恣肆色彩。
建国以后，出土的汉代陶塑兵马俑，前后有三次重大发现。如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出土骑兵俑500余件，步兵俑1800余件，俑高44厘米至68厘米。咸阳东郊狼家沟汉惠帝安陵，出土兵马俑80余件。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兵马俑1000余件。秦朝兵马俑与真人比肩而立，汉代兵马俑则重于精微，大若尺余，小则盈握可以手。两汉造型艺术的另一朵奇葩汉简，是中国书法由篆书向隶书过渡的重大变革。西北汉简纵横恣肆，开张飞动。荆楚汉简好圆好曲，妍美流畅。两汉造型艺术的恢宏气象，浪漫唯美，和汉时民殷国富，纵横四海的大国雄姿相映生辉。
南沙帆影数中原
据司马迁《史记·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二一四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其中象郡治理范围包括海南岛。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派兵平定了南越王国，也就是南方三郡。在三郡故地设九郡，其中珠崖、儋耳两郡设在海南岛。至此，汉朝疆域版图濒临南海。
汉武帝刘彻视野开阔，胸怀四海，派遣使臣积极开展海外贸易。汉武帝派遣的船队，从广东徐闻出发，经过南海，到达马来半岛、苏门答腊。“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汉书》卷二八下记载。夫甘都卢指今天的缅甸西南部一带卑谬附近。黄支国指印度东南部的康契普腊姆。）
《前汉书·地理志》记载：“所致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东汉杨孚在《异物志》中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磁石”意指南海水下的暗礁，航船经过会触礁沉没或搁浅不能前行。《异物志》还记载，南海诸岛盛产海龟和玳瑁。
汉武挥鞭济沧海，南沙帆影数中原。这就充分说明，早在汉代，我们的祖先就已发现南海诸岛，中华文明的灵光永远镌刻在南海诸岛的礁盘上。
陶瓷文化：西沙出水龟盘 大美如初千年宋瓷
西沙出水龟盘
西沙出水龟鹤仙人纹碗
云水苍茫，惊涛连天的大海，桀骜不驯，深不可测。然而，美如璞玉的宋代瓷器，波澜不惊，静卧海底1000余年而静美如初，令人惊叹。
清新淡雅龟纹瓷
1998年6月，琼海渔民在西沙华光礁捕鱼作业时，采挖出北宋瓷器和钱币。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就是做工精美，釉色呈天青色的龟鹤仙人纹碗和盘。碗葵花形口沿，胎体薄而透光，釉水天青色，碗心有一凸起小龟，碗内壁刻划仙人、仙鹤、龟、祥云。刻花行云流水，刀法娴熟，各个造型惟妙惟肖，出神入化。仙人飘逸洒脱，仙风道骨，欹侧揖让触处成妙。仙鹤曲颈而栖，恬适静美。龟则腾云驾雾，遒劲而走。龟盘刻划内容亦然，不同之处为浅腹，浅圈足。碗和盘底均无釉。刻画之洒脱浪漫，可以想象古人了然于胸，飞刀走石之间，天马行空，飞逸奇恣，一气呵成的优雅一瞬。
千峰青色浮几案，雨过云破无纤尘。龟盘、龟碗就像雨后而霁的天空，淡雅青灿。犹如穿行峡谷七日，豁然于广阔天空时的酣畅淋漓。
这些特征，同古人对柴窑的描述“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完全吻合。大多数玩家将龟盘、龟碗归类于有“饶玉”之称的影青瓷，然影青瓷胎体相对略厚。而龟盘、龟碗之完美，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那么，龟盘、龟碗是什么窑口的瓷器？它和柴窑或汝窑有必然的联系吗？或者是江西景德镇的影青瓷，还是令人不屑的民窑？
北京多位陶瓷专家一致认为，该器物在出土和传世瓷器中，从未发现。而制作之精良，刻花之娴熟，天青色彩可同汝窑媲美，是否官窑不敢妄下断言，但绝非一般民窑所能扛鼎。
文物考古力求实物、文献、图像三证归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定会揭开龟盘、龟碗的神秘面纱。当然，学术研究历来崇尚百花齐放。人云亦云，拾人牙慧终归世俗。
富有东方民族风情的青花瓷器
中国有太多让人一见钟情的艺术创造，其中青花是最富有东方民族风情最契合中国人心理审美的的瓷器品种，它起源于唐代，元代发展成熟后主要为外销瓷，从明代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到清代，青花瓷器仍占主导地位，外流传至今的青花瓷器，数量之多，品种之繁，是非常惊人的，它们都是来自瓷都景德镇的产品，不仅时代特征鲜明，而且烧造脉络清晰，为世人再现了青花瓷器的发展历程。
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宋代是百花争艳，元代是一个过渡，明代则形成了几乎是景德镇一花独放的局面。明代景德镇的瓷器，以青花为最主要的产品。它代表了釉下彩发展的最高阶段。
其中洪武官窑青花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产品，继承了元青花传统，但工整有余，变化不多。图案题材以程式化的花卉纹为主，布局趋于简单，扁菊纹、缠枝纹或折枝莲叶纹较为多见，龙纹出现五爪，五爪尖连成一个圆形，一般以三爪、四爪为多。造型以盘、碗、罐为主。除玉壶巷瓶、玉壶春执壶及口径在20厘米左右的大碗为釉底外，其余均为糙底。糙底的盘、碗之类底部有红色护胎釉，且多数有明显刷纹。洪武青花瓷的图案以花卉纹为主，基本上和釉里红的花卉纹相同，特别多见扁菊纹，有的器物以缠枝扁菊为主题纹饰。从传世品及景德镇窑址发现的标本看，洪武年间以碗类为主的民窑背花粗瓷底部无釉，且有尖钉状凸起，仍保留了元代斜削足的特点。
洪武官窑青花主要使用含铁量较低且淘炼欠精的国产青料，呈色多为灰蓝色。铁结晶斑点不明显。洪武青花不同于典型的至正青花的背翠艳丽，世不同于典型永乐、宣德青花的浓艳色译而有自己的特点。明代永乐、宣德青花多采用进口苏麻离青料烧制，色彩浓艳的背花纹饰泛出点点银黑色结晶斑。这种青料比国产青料铁的含量丰富，锰含量低。事实证明，青花料若不罩在釉下，烧出后则为黑色，近似唐代时耀州窑白地黑色的作品；如果罩在釉下烧制，成品则为灰蓝色。有人曾用其窑址材料做过模似试验，将青花料罩上青白釉复烧，得到的是洪武青花蓝色。
明洪武民窑青花的青花呈深靛青，凝聚处有黑褐色斑点，经历了一个从最初的晦暗沉滞到明丽浓艳的过程。早期的胎骨粗松，含灰或含黄，至洪武晚期则呈现白色。纹饰均采用一笔勾勒，线条圆劲飞动，有花草禽鸟纹，也有各种几何纹。
明永乐民窑青花瓷钴蓝发色和洪武民窑大体相似，以靛青为基调，流散现象或多或少存在，胎大多比较白净，也有少数呈浅灰白色。普遍存在缩釉现象。器型以碗、盘、杯、盏等日用品为多。装饰花纹以自然物为多，如动物、花草等，绘画生动，笔意流畅，用笔简约是其重要特征。
宣德青花瓷胚体为瓷石高岭土二元配方，白净，瓷化程度好，但亦有胎松质粗的。大部分器物为淡卵青釉，釉质润亮，釉表具细桔皮纹，另有部分为灰黄或灰青色。青花料有国较和进口两种。宣德民窑青花瓷的主题纹饰较洪武、永乐朝简单。
正统、景泰、天顺处于宣德瓷雄伟凝重和成化瓷轻盈俏丽的过渡阶段，瓷的造型、纹饰、胎釉等方面都反映了这个变化过程。釉色肥厚，纹饰自然，装饰纹饰多具写意风格，缠枝和折枝花卉、麒麟、犀牛、仙神、婴戏都是常见的，有的纹饰奇谲怪诞，带有神秘色彩。
成化和弘治民窑青花有很多相似之处，用平等青料。青料发色以靛青为基调，淡雅清丽，很少幽深灰黑。除成化早期制品外，几不见明初青花上黑褐色斑点。绘画风格有了变化，笔法既非明早期的纯粹“勾勒点染”，也非完全的明后期的“单浅平涂”而采用了染色的方法，染色俗称“分水”。纹饰多数较明初繁复，这是其时代特点。
明正德民窑青花一般用江西上高县产的名为“无名子”的土青。这类青料呈色带灰，以灰青淡穆为基调，亦有的呈靛青色而色明丽。分水只有淡浓两种色阶，淡色则不能清莹而带浑浊。在装饰纹样上，构图趋于疏朗，已不见满填小叶的繁缛缠枝花纹饰，用笔较为工致，线条细瘦。在纹饰中，缠枝莲仍属常见，开始用阿拉伯文题铭或作装饰。在器物形制上，有一些新创造。
嘉靖民窑青花瓷所用青料有进口“回青”和国产“土青”两种。用回青的青花呈幽菁，用国产土青的则青花发色趋于黑灰。装饰纹样用双钩分水画法，在装饰纹饰上带有道教色彩的内容较为普遍。自嘉靖开始，青花瓷上的题字骤增，除了帝王年号本款外，还有寄托款、吉语佳句等。在形制上，出现了四方罐、瓜楞罐等造型独特的器物。
万历民窑青花瓷的胎质白腻，胎体趋薄，所用青料为几种不同的国产料。青花呈色由于青料的不同而有三种：或为扬艳泛紫；或为青灰沉滞；或为色泽艳丽，色阶清晰的靛青。在装饰纹样上，道教色彩的题材仍占相当比例。
明天启民窑青花瓷的青花发色明朗，呈靛青色，分得出浓淡色阶，无黑色氧化斑疤和其他杂色斑疤，不见青花流散现象。明天启民窑青花瓷装饰风格上古朴脱俗，流行豪放夸张的减笔写意画。主题纹饰内容广泛，人物刻划采用变形手法，颇具特色。天启民窑青花瓷（包括五彩瓷）绘有一些特有或常见的装饰图纹，如细腿麋鹿、八字树枝、梦幻图景等。
晚明时景德镇所用青料有数种。其中民窑所制日用粗瓷用丰城所产品质较次的青料。崇祯民窑青花发色稳定，呈靛青色，略带幽灰，不见流散。崇祯后期青料研磨加工更细，使青色阶增多。分水沈淡层次分明，色泽也凝翠欲滴。绘画方法以单线平涂为主，但渲染大多超出轮廓线，成团成片而浑浊淋漓。装饰题材广泛，构图生动自然。画法上大量采用变形、夸张手段，画风荒诞为其特色。
越南出水清代瓷器：清风徐来掬碧涛
康熙青花旅行景观图小盘
青花丹凤纹大盘
海南经典收藏“海捞”系列——— 海捞瓷
自康熙至雍正、乾隆，中国外销瓷风行海上，盛况空前。清代刘子芬，在《竹园陶说》中，真实记录了这一热闹景象：“海通之初，西商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后则迳广州。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
古人曾用洋溢着禅意的语言描述青花瓷“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肇始于唐，兴盛于元，发展于明，恣肆于清的青花瓷，借助中国绘画中工笔、线描的传统技法，融合了水墨画的写意效果，至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把青花瓷的烧制推上了新的高度。近年来，从越南打捞出水的清代瓷器，即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了“清三代”青花瓷的靓丽一隅。
这是一款康熙青花旅行景观图小盘。浅洗口，弧壁，平底，芒口。外壁施褐色护胎釉，底施白釉。内饰山水、翠竹、行走游人，远处旗杆悬旗飘飞。山色空濛，朝霞与彩旗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山水青翠湿人衣，还是画中人行走太匆匆，看他衣襟敞开，想必已经汗水淋淋，好像还在疾走向前的意思。他无暇欣赏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那一定是想着友人早已备好茗茶，对酣畅怀的美好一瞬。抑或是暗音涌动，已经悟到了一炉沉香的清逸来。
另一款青花丹凤纹大盘，口径28厘米，敞口，弧壁，平底，圈足。内壁口沿一周饰鱼鳞纹锦地海棠形开花折枝花卉绘，盘心绘丹凤纹。凤凰图案是我国传统吉祥图案中最受欢迎的选题之一。“龙飞凤舞”既有赞美书法作品灵动之意，也有将“龙飞”喻为帝王即位之意。“凤舞”源于“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与“鸾凤和鸣”同意，比喻夫妻和谐。“丹凤朝阳”蕴含高才逢良时之意，朝阳象征吉兆。
越南出水中国清代青花瓷
越南水下考古，始于1990年，先后打捞五艘古代沉船。1990年至1992年，越南头顿省在槟榔岛打捞出水清代康熙年间瓷器6万余件。1997至2000年，越南国家航海救护总公司，在占婆岛打捞出水中国明代青花瓷一批。1998至1999年，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组织考古队，在金瓯省沿海打捞出水题有“大清雍正年间制”款的青花瓷5万余件。2001年至2002年，越南平顺省文化厅协同新加坡航海探险公司等单位，在平顺沿海打捞出水明万历时期青花瓷1万余件，在富国县安泰
社海域，打捞出水明代万历时期青花瓷1万余件。
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和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曾于2008年共同举办《海上丝绸之路遗珍———越南出水陶瓷精品展》，共展出在越南头顿、建江、金瓯、占婆岛、平顺海域打捞出水的中国明清青花瓷200余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中越两国考古专家，经对越南出水青花瓷研究比对，判断产地在中国江西景德镇和福建地区烧制。胎体多为白色胎质，青花呈色蓝中泛灰黑，多为芒口。器形为中国传统陶瓷造型居多，并有一部分具有欧洲风格的盛用器、饮用器。
清三代海外贸易的文化记忆
早在西周时，我们的先人通过海路东与日本，南和越南已有了海上往来。古书中“越裳献雉，倭人贡鬯”的“越裳”即指今天的越南。
西汉时，我国海船就从广东雷州半岛出发，装载大量瓷器和丝绸，途径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到达印度半岛的黄支国(印度康契普拉姆)从事海外贸易，然后从斯里兰卡返航。此后，唐、宋、元、明、清，海上丝绸之路也都途经越南。
清初，东南沿海因抗清势力的存在，清朝政府实行海禁，但未能堵绝民间海外贸易。康熙二十二年，清朝政府肃清沿海抗清内患后，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中国瓷器通过海运再次大规模输往海外。这些外销瓷，主产地在江西景德镇，广东、福建沿海地区也因地利之便大量烧造。清代外销瓷，大部分是根据国外经销商的订货合同烧制的，其纹饰、器型也主要依外国人要求而制。其中，最著名的国外代理商，就是长驻广州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和瑞典东印度公司。
乾隆以后，清朝统治日渐衰微，咸丰帝因外国列强入侵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外销瓷基本停止。同治、光绪时期因朝政腐败，海外贸易更是无从谈起。可以说，“清三代”是我国古代瓷器海外贸易的最后记忆。而越南，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真实而完整地收藏了这段文化记忆。
高华清贵的审美诉求
康雍乾“清三代”，是清代267年历史中最辉煌灿烂的“康乾盛世”。其时，国强民富，中华文明享誉四海。国之粹珍青花瓷，也同大清盛世一样，在人类文明的高地上青花流芳。
民国陶瓷大家许之衡，在其著作《饮流斋说瓷》中，有精妙语言描述“清三代”瓷器：“至于康熙，殆如李杜，无美不臻，而波澜老成，纯乎天马行空，不可羁勒矣。若雍正，颇似王龙标、岑嘉州，高华而清贵者也。若乾隆，则似元、白、温、李，极妃青俪白之能事，所谓千人皆爱，雅俗共赏者矣。”由此，“无美不臻”、“高华清贵”、“妃青俪白”等雅句，广为传颂，已是青花瓷鉴赏的专业术语。
清时青花瓷一改明朝写意洒脱的文人画风，追求一种工笔写实，纤毫毕现的馆阁之风。事无巨细，几近完美于白玉无瑕。然民窑纹饰诚如凡夫俗子，仍是返朴归真一类，率意简练，乡间野趣灿然可爱。
人说书画同源，其实青花瓷纹饰也是瀚墨相融，道意归一。清代著名书画家、诗人笪重光，在其美文《画筌》中，对山水诸画技法，梦笔生花，妙绝时人。“千笔万笔易，当知一笔之难；一点两点工，终防多点之拙。”“至于人物花卉，鸟兽虫草：冠服审其时代，衣纹应有专家。顾盼想其性情，爪发更无遗憾。春葩秋萼，花叶全师造化，写艳如浮其香；云翼霜蹄，飞走合于自然，传神兼肖其貌。”用笔之讲究，“墨以笔为筋骨，笔以墨为精英。”清人正襟作画时的规整之势，由此可见一斑。
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是写实画风的盖世奇才。郎世宁之所以备受清帝青睐，无怪乎他的画逼真如照片，明晰若鲜物。然而，从美学的角度而言，郎世宁画作未免太过粉饰，缺乏中国文化“踏花归来马蹄香”的清幽之气，含蓄之美。清代另一写实画家恽南田，则主张画有诗意，花鸟画不仅仅具象即为生动，更要香在画外。大清帝国极力推崇郎世宁画风媚秀而无内涵的宫廷气象，实际正契合了封建王朝外强内干，不能强国富民而终至衰败的命运。
飘扬过海尘封300年的东方神韵——青花瓷
1984年12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在瑞典哥德堡港口外，一位名叫安德斯·瓦斯特费尔德的先生和几个朋友相约来到哥特河河岸时，发现在泥泞而冰冷的河水中散落着无数的瓷器碎片，这些瓷器碎片散落的面积竟然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在场的人们愕然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在这里会有如此多的瓷器碎片？人们顾不得河水的寒冷，纷纷下到河水中捡拾这些瓷器碎片。这一发现，又让人们不禁想起了二百多年前那悲壮而惨烈的神秘沉船“哥德堡”号，自此“哥德堡”号又被人们重新提起。那么“哥德堡”号到底是一艘什么样的船？为什么人们对它如此重视呢？
哥德堡东印度公司兴起
哥德堡城建于1621年，位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东南部，早年它只是一个小渔村，国王查理十二世在位时，命令在城市的中央修建了一条运河，直接通向城市边缘的哥特河，哥特河是北海的出口和要塞，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贸易往来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哥德堡城市建筑风格与荷兰近似，街道和运河呈现出棋盘式格子状，城市周围建有城墙，是一个防御系统很好的城市。在国王查里十二世在弗雷德里克要塞外被人开枪打死后，瑞典终于从战争漩涡中摆脱出来，哥德堡也从军事要地转变为对外贸易的港口，近百年的邻国之战已使瑞典经济走向衰败，人们开始了战后重建。
1731年瑞典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了，它成立的目的非常明确，因为瑞典看到了当时的葡萄牙、荷兰、英国、丹麦等国的东印度公司都在赚取可观的利润，也使瑞典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准备把哥德堡城变成对外贸易的港口和繁荣的国际化商业城市。那么什么是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泛指西方对亚洲印度以东的所有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公司的统称，西方的很多国家在17-18世纪都成立有这样的公司来进行商业贸易。
瑞典在认真研究其他西方国家对外贸易的经验后，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于1731年在哥德堡成立了瑞典东印度公司，由苏格兰贵族科林·坎贝尔、德裔瑞典人辛德雷齐·科尼格和哥德堡富商的儿子尼科拉斯·撒尔格林三人组成，他们三人都有丰富经商经验和多年的航海经验。公司一经成立就雇有员工上千人，它是当时瑞典最大公司之一，并被政府批准给予公司15年的特许经营权，是当时全瑞典能够享此殊荣的唯一公司。这就证明在同东亚进行贸易中，只有东印度公司才是唯一有经营权的公司，特别是对中国进行贸易，更是瑞典贸易的重中之重。
哥德堡号的东方之旅
1732年，瑞典第一艘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开始了它的东方之旅，目的地是中国的广州。这艘首次航行的东印度公司商船取名叫“东印度人”号，它是一艘全木结构的帆船，往返一趟大约需要两年时间，中途停靠在西班牙的加地斯，在加地斯瑞典人把木材、焦油、绳索、武器等物品售出，然后换成白银，因为当时只有白银才是与中国进行贸易交换的唯一货币。一切准备就绪后“东印度人”号随海洋季风驶向大西洋，然后绕过非洲大陆南端向东航行，开始了驶往中国的漫长而艰辛的远航。
首次航行就给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巨额的利润，这一利润竟能高达100%。首战告捷，东印度公司从1731年获得首份15年期租船契约后，至1806年又先后获得了4次特许经营的契约，而每次契约都改为了20年。在这期间共派出37艘商船，进行了132次远航。只有三次到达过印度，其大部分都是直航中国的广州。
1739年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商船之一“东印度人哥德堡”号（简称“哥德堡”号）起锚扬帆，开始了它的中国处女之行。“哥德堡”号在当时是一艘大型的货运商船，它满载着用白银从中国换回的茶叶、丝绸、瓷器、香料等物品，一船货物价值就相当于当时瑞典全年的国民总产值。长达80年的贸易给东印度公司带来了无限巨大的财富。
17世纪末18世纪初，是中国货在欧洲最为风靡的时期，那时在欧洲刮起了一股“中国风”。人们把中国看作是最为时尚的国都，既神秘又令人神往。这时，欧洲人不但着迷于中国产的物品，就连建筑也常常模仿中国风格。在今天，欧洲许多国家里都有这种仿中国建筑，屹立在花园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皇后岛上，就有一个仿中国建筑的宫殿群，这个建筑群被当地人称为“中国宫”。因为王后十分喜爱与中国有关的东西，国王为了讨得“爱妻”的欢心，特意为她建造了这座宫殿。许多从中国运来的瓷器、漆器、丝绸等工艺品，陈设在这座宫殿里。瓷器在欧洲人眼中被看作是“白色的金子”，人们为能拥有中国瓷器而倍感骄傲和自豪。在当时的欧洲，拥有中国瓷器是权贵的象征，而穿中国服装是一种富有的体现。所以，中国货是一种销路极好的商品，但是这种特许经营的权力只有东印度公司一家可以享有。
1743年3月“哥德堡”号开始了它的第三次远航中国，前两次分别是1739年11月-1740年6月和1741年2月-1742年7月。这两次远航获取的丰厚回报让所有的人感到无比兴奋，人们对“哥德堡”号的第三次航行，同样充满着希望。但是，这次航行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多麻烦，董事们对即将到期的贸易特许权忧心忡忡，贸易的巨大利润，又让所有人都头脑发热膨胀，他们希望再一次远航中国，能够尽快成行，一切换取金钱的风险也在酝酿之中。这次远航前期耗费了很长的准备时间，以至于“哥德堡”号在3月17日（星期一）才启航，耽误了最佳的启航时机，所以没有顺利的驶向广州。在印尼的爪哇岛停留了五个月，因为食物的匮乏，饮用水的短缺，酷热难耐的天气，先后夺去了35个人的生命。
经过修整后“哥德堡”号又重新开始航行，驶往目的地广州港，他们分别在爪哇和广州两地，招募了35名新船员，这些船员大都是在爪哇和广州荷兰东印度公司里工作的瑞典人，他们都为能搭乘这艘船回到瑞典而感到欣喜。这次航行的时间较之前两次都要长，达到了两年半之久，开始的不顺利也为日后埋下了祸根。
1745年9月12日，这是一个阳光明媚，风平浪静的日子。清晨，哥德堡城的市民就早早的来到哥德堡港的码头上。人们手捧鲜花、香槟酒，扶老携幼地来到这里等待着，妻子的丈夫、老人的儿子、孩子的父亲，人们憧憬着，将与亲人团聚的那一刻，猜测着这条航船究竟会从遥远中国带来什么样的珍宝……岸上的人们已看到了“哥德堡”号时隐时现的帆影，大家欢呼雀跃，有人甚至跳起舞，唱起歌。船离港口越来越近了，船员们甚至看到了岸上攒动的人头，激动的心情已无法形容，毕竟与亲人两年半没有见面了，双方都情不自禁的挥起了双臂。领航员已登上了“哥德堡”号把船引向港湾，还有1公里……900米了……就在人们热切期盼的眼光中，突然一声巨响，“哥德堡”号猛烈撞击在近海的一块礁石上，风平浪静的海面即刻掀起了翻飞的浪花，“哥德堡”号顷刻间沉入了苍茫的大海，所幸离岸较近，并无人员伤亡，但整船的货物却被大海吞噬了，人们哀叹、无奈，兴奋的泪花瞬间变成了悲伤的泪水，人们难以接受更是无法理解这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情况，为什么走过惊涛骇浪都没有翻沉的“哥德堡”号却在风平浪静中沉没。后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人产生诸多的疑问：第一，这块近海被“哥德堡”号撞触的礁石，是每个航海人都该知道的。第二，领航员马森被捕入狱，但没过多久就被放出来了，船长同样是关了三天就被释放了，十年后有人说在南非看见了他。从那时起，人们的种种疑问就从来没有间断过。
沉船被海水冲击着离海岸越来越近，人们迅速组织了打捞，但因为当时的航海技术和打捞水平都不像今天这样先进，因此打捞出的货物只是全部货物的十分之一，但就是这些货物，后来的拍卖所得，竟偿还了包括该船失事在内的全部成本，而且每个股东还分到红利。“哥德堡”号所载货物的收入应为250万瑞典DalerSilvermynt(一种货币单位，现在已不再流通)，而船员每月薪水为2DalerSilvermynt，就是这种巨额利润驱使“哥德堡”号的这次冒险航行。有人说触礁是有意行为，因为一般航行二年半的商船，已经是伤痕累累，需要修复整理，费用也是十分昂贵的，这样就会得不偿失，而发生沉船事故就可有巨额的保险，也就省去了一切需要的费用。当然这都是人们的猜疑，总之从沉船的地点、时间，还有一些其它的迹象表明，人们种种猜测不是没有道理的。
哥德堡号上的中国瓷器
“哥德堡”号从沉没到今天，整整过去了260年，但人们对“哥德堡”号的兴趣并没有随时间的消逝而减退，时时被人们想起，从1745年的第一打捞到今天从没有间断过。从打捞出来的物品，“哥德堡”号从中国带回的物品是如此的丰富，数量是如此之大，令人震惊，仅茶叶一项就可把哥德堡变成一个大茶碗。其后不断有价值连城的宝物被打捞出来，瓷器更是不计其数，根据推测，船上装的瓷器大约在50-70万件，还有生姜、香料、藤编物品、漆器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沉船中打捞出的货物大部分已被海水侵蚀，瓷器也因为海水的猛烈撞击变成了碎片，有价值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少了，人们对打捞和寻宝失去了兴趣。直到1984年，人们重新开始了对“哥德堡”号的重视，并且从1986年到1996年间又从海水的淤泥中挖出了60吨碎瓷片，但完整的瓷器只有300件，从这时开始，一项伟大的壮举开始酝酿并逐渐实施了。
1984年瓦斯特费尔德在哥特河发现大量瓷器碎片，人们把目光再一次投向了忘却很久的“哥德堡”号，1986年人们又开始了挖掘工作，1987年成立了“东印度人哥德堡号之友”并推选出主席。1992年瓦斯特费尔德向“东印度人哥德堡号之友”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希望建造一艘仿古的“哥德堡”号，这一建议一经提出，即刻引起强烈反响。建造这样一艘仿古木船谈何容易，首先是资金来源，但是这一困难很快被多家赞助商解决，在这过程中也有很多人产生过怀疑，认为是异想天开。建造一艘大小同样的金属船需要两年时间，而复建“哥德堡”号则用了十年时间完成，从1994年到2004年这艘与当年“哥德堡”号如出一辙的仿古木船，终于下水了，人们给它取了名字叫“东印度人哥德堡Ⅲ号”（东印度人哥德堡Ⅰ号沉没在哥德堡、东印度人哥德堡Ⅱ号沉没在南非）。这是一项艰辛而伟大的成功，人们的幻想，变成了现实，这其中的艰苦，只有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有所体会，但正是当年的突发奇想，又一次证明了瑞典勇士真的是不畏艰险、勇于挑战，就像几百年前他们勇敢的挑战大海一样，哪怕是牺牲生命。今天奇迹再一次出现，当年“哥德堡”号雄伟的英姿，再次呈现在人们面前，我们只有惊叹。“哥德堡”号的重现，让人们回想起当年中瑞贸易友好往来的历史，这次“哥德堡”号准备重走当年来中国的航线，重温那段悲壮的历史，感受当年瑞典勇士的勇敢精神。
时间虽然已过去了二百多年，大部分的瓷器都已被滔滔的海水冲刷，变得支离破碎，找到一件完整的器物已是件很难的事情。为了让中国百姓亲眼目睹“哥德堡”号当年的风采和从“哥德堡”号沉船中打捞出的精美中国瓷器的神韵，故宫午门举办了“瑞典藏中国陶瓷展”，从当年打捞出的瓷器中遴选出29件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呈现给中国观众，让观众感受中国外销瓷那段辉煌的历史和动人的故事。
来自“哥德堡”号的外销瓷精品
青花折枝花卉纹碗
乾隆时期，该碗撇口、深腹，碗内光素，碗外壁用青花绘以折枝花。这是一件保存相当完好，并十分难得的打捞物，在我们挑选的展品中这类精美的瓷器已不多见，它是外销瓷中的精品。
青花山水纹碗，乾隆时期，碗撇口、深腹、圈足，碗内光素，碗外壁用青花绘以山石泊景图，工简意深，色调清新淡雅。从这件打捞瓷器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化的风景图案在当时是非常受欧洲人喜爱和追捧的。
青花过墙云龙纹碗
乾隆时期，碗撇口，口沿内敛、深腹、圈足，碗内外均施白釉，一条青花长龙绘以碗内外，俗称“过墙龙”。这种纹饰在外销瓷中是不多见的，非常难得，也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青花鸡纹盘，乾隆时期，盘平口、浅腹、矮圈足，盘沿用青花绘以莲花、竹叶纹饰，盘中心则绘斗鸡图。这种新颖活泼又生动有趣的纹饰非常受瑞典人的喜爱，在瑞典哥德堡的海事博物馆和西方古董公司均有这种藏品。青花竹石花卉纹盘，乾隆时期，此盘造型规整构图饱满，青花色泽浓艳亮丽。该盘是1905年由詹姆斯·基勒对1745年沉没的“哥德堡”号打捞发掘时被打捞出水而又重现风采的。青花牡丹垂柳纹折枝盆，乾隆时期，这类造型的器物在外销瓷中是不多见的，它的尺寸也比一般器物大，直径有40厘米左右，造型十分规整，纹饰以中国人喜爱并常用的垂柳与牡丹做主题纹饰，尽显豪华与雍容。在外销瓷中应为上乘之作。
外酱釉内青花折枝花卉纹碗
乾隆时期，碗呈撇口、深腹、圈足，碗内用青花绘以串枝花卉，碗外壁则施以酱色釉，这种装饰与施釉方法，在18世纪外销瓷中最为常见。因是从沉船中打捞出水，所以很多瓷器上已布满贝壳生物。
外酱釉内青花花卉纹盘，乾隆时期，此盘是1862年由詹姆斯·布恩组织人员从1745年沉没的“哥德堡”号附近的海域中发现的，盘上所绘纹饰，也是那一时期常用的纹饰之一。
外酱釉内粉彩花卉纹小碗
乾隆时期，碗撇口、圈足，碗外壁施以酱色釉，内壁口沿及碗心均用粉彩绘以花卉图案，从残存的色彩中，仍能依稀看到当年色彩的美丽。酱釉粉彩折枝花卉纹小盖缸，乾隆时期，缸为直口筒形，缸身有叶形开光，里面用粉彩画出花枝与叶瓣。1745年9月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哥德堡”号在亨利勃旦海滩触礁沉没，1905年克里尔先生进行潜水搜寻，这件小盖缸就是那次打捞上来的物品之一。
红绿彩花卉纹缸
乾隆时期，这种红绿彩绘瓷器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多见的出口瓷，但是像这样完整的已不多见，此缸缺失一盖，但色彩依然可见当年新品时的美丽。除大量的瓷器外，那时的欧洲商人还会随船带回他们自己所购的物品，已备送给亲朋好友，18世纪的中国在世人心目中是时尚之都，所以能买回一件中国生产的商品，在当时被认为是件最有能力和最时髦的事情。乾隆时期生产的黑漆描金人物故事纹盒，就是一件当时被看作是精美贵重的礼品，盒呈长方八角形，盒足饰四龙爪形，周身以黑漆为地，上饰金彩绘以人物花卉，盒内则分以不同的格屉，存放各种女性用的象牙饰品。此件器物应是当时来到中国的船上官员随船带回瑞典，准备送给自己的女性亲人的，时至今日更为一件珍贵的文物。
茶叶、香料在当时都是欧洲人十分喜爱的用品，饮茶之风在那时被看作是热饮中最为时尚的，大量中国茶叶源源不断运往欧洲各国，而饮茶的用具也随之配套而去。在从沉船中打捞出的茶叶看，它们均用锡纸包裹十分严密，而锡纸的作用就是防潮、密封，使茶叶的香气长久留存。船员们为了能先尝为快，特意制作了锡胆木套茶叶罐带到船上，把茶叶放到锡罐里，茶叶就不会被潮湿的海风侵蚀，保持茶叶的品质，这样一路航行就能喝到清香的中国茶了。
除“哥德堡”号，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其它商船，也把遥远中国的大量商品运到瑞典，从那时开始一批批中国精美的陶瓷永远的留在了那里，见证着中国外销瓷这段辉煌而灿烂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