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aoci52.com - 大理石瓷砖】
不容置凝，中国古代陶瓷对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不能道出这种影响的全部历史意义。世界上一些致力于考古学、中西文化交流史、经贸史、工艺美术史的学者们，甚至包括其它一些行业的学者们不得不注意越来越多的古代中国陶瓷器碎片乃至完整器在世界各地接二连三地被发现的事实。从公元六到七世纪以来，中国的陶瓷器就象星星一样在世界各地散布。在东南亚菲律宾的阿南巴明冈大学博物馆；吕宋岛的庇拉部落中世纪墓地；北婆罗州沙捞越首部古晋国博物馆；沙捞越河口遗址及尼雅洞六遗址；在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泰国；在南亚的印度迈索尔州澶拉维利；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本地沼里城；阿利卡美德部落；在古称为"狮子国"的斯里兰卡科伦坡；科加拉佛塔；雅巴弗巴废址；在巴基斯坦的曼波尔废港；布腊富米纳巴德，潘贾布，马库兰；在中亚的古称为"波斯"地区有帝斯，达木巴格乌，卡拉底雅木西德，哈利勒路德溪谷，吉尔福特，沙利达基亚努斯，西拉福遗址；在伊朗的内沙布尔遗址；厄尔布尔土山南麓的列伊遗址；莎威，阿尔德比勒；在阿富汗的贝古拉莫遗址；沙里戈尔戈拉废址；在东地中海沿岸的黎巴嫩巴勒贝克；叙利亚的哈马；美索不达米亚的萨马腊遗址；在伊拉克的瓦吉特，库底西福哇，阿比尔塔；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普沙莱博物馆有惊人的以青瓷和青花瓷为主的中国瓷器大集藏；在阿拉伯半岛广袤之地，有南岸亚丁及附近卡乌德亚穆赛拉，阿布安废址；北也门的扎哈兰；阿曼的苏塔尔；石油之国巴林，在古代阿拉伯陆路交易中心圣地麦加；在东非非洲突角的加尔达非海角；沿海岸而下的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桑巴给尔岛，马达加斯加尔岛；在埃赛俄比亚高原面临亚丁湾的索马里港口，吉布提，门户阿姻德，阿巴沙果格沙，以及更遍远的哈格尔，达加布尔；在埃及阿斯旺的阿布辛贝尔，亚历山大里亚，红海岸港口阿伊扎布，以及开罗附近的福斯塔特遗址，都发现了大量的中世纪中国陶瓷。在上世纪末乃至本世纪相继在以上各地发现的中国陶瓷已经形成了世界学术界引人注目的"中国古陶瓷研究热"现象，学者们越来越注意到由此而产生的所谓"中西文化交流"、"东西方贸易交往史"诸问题。本文仅其中最典型、最完整、最全面的代表中国中世纪贸易陶瓷遗址之一的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作为论证。从富斯塔特看中国中世纪贸易陶瓷
有关福斯塔特遗址之发掘及其历史，本文不再叙述，本文仅谈谈与此题目有关的中国陶瓷出土情况。在本遗址中共发现"适当数字为六七十万片"的瓷片，其中中国陶瓷约一万二千片，占总数的六十分之一。其余皆为埃及式其它各国所出的瓷器[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福斯塔特出土的中国陶瓷有三个特点。
（一） 种类繁多
它包括唐代的三彩，邢州的白瓷，越州窑瓷，黄褐釉瓷，长沙窑瓷。宋代有龙泉窑瓷，广东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德化窑以及其它南方窑口白瓷。元代青瓷、白瓷、青白瓷、青花瓷，广东褐釉陶瓷。明代与元代大致相同，但增加了五彩瓷。更为丰富。由上可知，它几乎襄括中国陶瓷生产的黄金时代各著名窑口所生产的名瓷，是一个典型的全面的中世纪（唐、宋、元、明）中国瓷器遗存。从唐代始，中国陶瓷贸易就到达了非洲，并且这种贸易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朝。又由于比较其它遗址来看，本遗址发现的中国陶瓷数量及种类最为丰富，、以及有关福斯塔特的史料纪载，可以推测当时的福斯塔特是东北非洲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中国陶瓷是这个贸易中心持续的大宗贸易商品，并一直受到当地商人及收藏者的青睐。只有如此才可解释为什么在该地发现的中国陶瓷种类齐全，品种丰富。
（二） 大多属南方窑系的产品
遗存中除唐三彩，邢州白瓷，宋定白外，多为中国南方窑系之产品，这一方面由于唐宋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相诮的陶瓷产业中心转入南方，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南方窑系的产品便于从南方 沿岸海运，当地的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东南亚商人便是从南方各地大港口进行陶瓷贸易的。而且，从唐宋以后，中国贸易陶瓷的主要路线是海路，这一观点，本文不将于后论及。
（三） 质量优异并有大量青花。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试以同时中国输入日本的陶瓷作一比较：
埃及与日本所出土的中国陶瓷质量比较
埃及福斯塔特遗址
日本博多平台球场遗址
越州瓷黄褐釉瓷
有漂亮的篾雕，线雕花纹，少量镂花，施以雅致橄榄绿釉，多精品。
无图案，非常粗糙
如果当时福斯塔特（也即今天开罗的前身）真是国际一大贸易中心，那么，阿拉伯商人无疑对当时的大宗中国瓷器具有行家般的鉴赏力，而且，中国南方各窑场有可能专门为外销而制作一些产品。由于中国陶瓷令人喜爱并在国际市场大为畅销，这大大刺激了中国内地各大窑场瓷业的生产积极性。中外商人也因此而获巨额利润。这从元代青花大量发现也可证明。元代青花在中国国内所发现的可谓凤毛麟角极为珍贵，在国际上据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称完整的元青花器仅二百件左右[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在福斯塔特却发现了元青花数百片。其纹式有花纹、鸟兽纹、人物图案等，其风格不受拘束笔锋锐利。自五十年代美国学者波普（L.A.Pope）以大卫德收藏的一件书有至正十一年的铭文瓷瓶为标准，从伊朗、土耳其传世的青花瓷中提取出一批具有类似风格的瓷器为元代青花瓷器以后，世界古陶瓷研究界卷入了元瓷研究热流中。元代青花瓷是怎样出现的呢？由于长沙铜官窑在唐代生产了釉下彩瓷，毛文奇先生曾介绍香港冯平山博物馆藏有唐代北方窑的带兰斑的白瓷三足[毛文奇：Early Blue and White, Oriental Art, Spring 1977],扬州唐城遗址又有带兰彩的瓷枕残片[南京博物院《扬州唐城遗址1975年考古工作简报》《文物》1977年9期]出土，浙江龙泉宋初金沙塔出土兰彩碗残片。唐昌朴同志还称在吉州窑发现了宋代青花小碟[唐昌朴《江西吉州窑发现宋元青花瓷》《文物》1980年4期]于是，有些人认为景德镇元青来源于吉州，吉州来源于浙江，浙江兰彩则来源于铜官窑。刘新园先生《元青花特异纹饰和将作院所属浮梁瓷局与画局》一文论述了销往伊朗、土耳其的大件青花瓷的造型和纹饰为画局设计，浮梁瓷局烧造，其青料与使用青料技法均来自将作院，因为该院拥有许多波斯工匠并储存着多种从西亚进口的矿物颜料。他认为元青花和所谓唐宋兰彩没有联系，它主要是元廷或帝室为了下蕃牟利而生产的外销瓷。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倒解释了为何在埃及发现大量元青花碎片这一事实。过去国内学者总把中国青花发生的原因局限于中国国内来考察，而不是从国际贸易方面来考察，从中国瓷业生产与外贸的联系来考察，事实证明，这种考察是有极大局限的。应该这样看待元青花，它是中西双方进行陶瓷贸易而随之进行的文化、技术智慧结晶的产物。
中国贸易陶瓷对波斯与埃及的影响
正如中国青花瓷的发生受到了波斯陶瓷技术的影响，那么，大批的中国贸易陶瓷对西亚乃至波斯、埃及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在福斯塔特遗址发现的陶磁片中，大部分是埃及产品，但是其中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都为中国陶瓷的仿制品。[见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在输入三彩的九到十世纪，模仿三彩的动脉就生产多彩彩纹陶器及线纹陶器。当中国的白瓷输入后，埃及就生产了白釉陶器。十一世纪后中国青瓷和青白瓷输入，埃及就出现青花白瓷。同样的情况也在波斯发现。八、九世纪中国输入唐三彩和邢州白瓷后，马上就有波斯三彩（多彩彩纹陶器和刻文陶器）和白釉兰彩陶器，十一世纪中叶青瓷输入波斯，波斯陶器一反华丽色彩而呈现出宁静的青色，又成为中国陶瓷对波斯陶器的一次"青的俘虏"。象这样的情况其它地区也有。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中国陶瓷对世界陶瓷产生的深远影响。尽管中国古代陶瓷的发展是当时世界观陶瓷发展的一个支流，但在当时中国陶瓷无疑占领导地位。而中国陶瓷之所以能够当之无愧，这仅仅是因为中国陶瓷质量优异形式优美。丰富多彩的中国陶瓷不仅为中国而独有，它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财富。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中国陶瓷及仿制品就说明了这一观点。
中世纪中西陶磁贸易与中西交往
在这里，我们提到"世界"的概念。世界之大完全是相对而言，今天的"世界"不同于古代的世界，中世纪的世界。因为随着交通与科学技术的发达"世界"变小了。那么中世纪乃至古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在古代乃至中世纪东西方的人们如何为了强大的物质与精神利益进行相互间的贸易的呢？这正是本节要论证的。许多年以来，只要人们一提到中西交往史，人们往往地想到"丝绸之路"，这仅仅是因为人们对此引缺乏了解而又仅有一家之说的缘故。后来，日本学者提出与此同时还有一条海上"陶瓷之路"，使人们开了眼界。实际上，早在唐代就有比以上二说更为详细而具体的记载。《新唐书·地理志》叙述唐与外国交通最重要的路线共七条，五条为陆路，二条为海路。即"安东道，云中道，回鹘道，西域道，天丝道，""渤海道，海夷道"。以上七道以海夷道在商业上最为重要，它是从广州出航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以至印度、锡兰，再西至阿拉伯（大食国）。"海夷道"后来也成为日本学者所称为的海上"陶瓷之路"实际上这条路不但为陶瓷之路，也是"丝绸之路"，"茶之路"，只不过是用"陶瓷之路"更能体现这条海路的主要贸易品的性质而已。除了丝茶陶瓷之外，这条海路贸易的商品还有许多，这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问题在于中国古代乃至中世纪与西方交往是以陆路为主，还是以海路为主？一部分人持陆路意见，如过去的大部分国内学者，一部分持海路意见，这部分人较为现代，一部分人是海路与陆路折衷的。这是"调和派"。但不要因为它"调和"就看不起它，实际上，中西交往的海陆之争完全是以空对空，脱离实际。中西交往首先要取决于当时当地的交往条件：这些条件为：一交通能力：技术、设备，如航海需要航海能力，适合远洋船舶等，二交通机遇；这种机遇为政治的，经济贸易的，文化的，乃至军事的。如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纯为政治军事上的机遇。明朝郑和下西洋则为综合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结合的机遇。因此，考察中西交往问题切忌"一刀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考察中西方陶瓷贸易交往问题也是如此。中西方贸易交往先是以陆路为主，处于中世纪的唐代可为标志，大概唐代之前，由于航海能力有限，海路遥远，多以陆路为主。此包括《新唐书地理志》所云的五条陆路，和以后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希托霍弗恩所提出的"丝绸之路"。由于航海业的发达，贸易交往需要的强烈，以及唐宋以后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海上交往日渐增多，因而，中西方贸易交往主要以海路为主。又由于海路比陆路更有优点，如运输量大，成本低，安全可靠，在中世纪乃至以后，每路成为主要之路，所谓"渤海道，海夷道"即此，海上"陶瓷之路"即此。在本文第一节所提到的发现有中国古代陶瓷的遗址大部分都是接近"海夷道"的国家和地区，而这些陶瓷全是中国[唐宋元明清]陶瓷产品，这足以作为自唐代以后海路成为中西方贸易交通主要路线的明证。埃及福斯塔特的中国陶瓷亦当为从海上辗转贸易而来。至于史料方面的记载更多，我们列举一二，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记》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巨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能够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里。又据朱彧《萍州可谈》卷二记宋时广州海舶情形："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闲隙处。"对于海外贸易，中国政府有时采取招诱奖进的政策获其利，如《宋会要》载绍兴七年十月三日帝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于民。"又载："先是诏令知广州连南夫条具市舶之弊。南夫奏：市舶司全借番商往来贸易而。大商蒲亚里（阿拉伯人）既至广州，有右武大夫曾纳利其财，以妹嫁之。亚里因留不归。上令劝诱亚里归国，往来于运香货。"从以上可知从唐宋以来，中西方的海上贸易就极为发达了，中西方商人，乃至政府无不大获其利。推动中世纪中西方陶瓷贸易的也只能是商业欲望而优美的中国陶瓷恰恰是大受西方诸国商人、消费者欢迎的大宗商品，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发现的中国唐宋元明陶瓷那么多而丰富。同时 ，这种中西方陶瓷贸易反过来又推动了中西方陶瓷手工业的发展，而这种影响仅对陶瓷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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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高明陶器 唐代已踏上海上丝路
许多人都知道佛山陶瓷很久前就享誉中外，但除了石湾陶瓷外，却很少人知道高明的陶瓷。日前，文化讲座“唐宋时期珠三角地区瓷业变化与海上丝路的发展”在佛山开讲，主讲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主任刘成基研究员声称，曾在唐朝中晚期，高明的陶器已踏上了海上丝路。如今，只有龙窑的遗址才能把被岁月埋没的一段陶瓷制造历史重新寻找回来。
印尼沉船中发现高明瓷
刘成基研究推断，高明陶器出口时间更早于石湾陶瓷。据介绍，在上世纪90年代末，在印尼发现的一艘古代沉船中，打捞到了65000多件瓷器，其中不少陶是产于湖南、广东以及北方一些省份。从瓷器的制作方法看，由于广东窑系生产的瓷器是采用垫烧的方法，当时盛产这种瓷器的有高明与新会，所以判断沉船里的广东陶瓷极可能产于高明和新会两地。
另外，在打捞到的瓷器中，有一只碗上明确注明了“宝历2年”年号，可判断这艘船是在唐朝中晚期出海的，由此推断，唐朝后期高明窑、新会窑已开始生产出口瓷器，并踏上了海上丝路。另外，在菲律宾等地也发现了唐代时候高明或新会生产的瓷器。
高明龙窑陶产量可达万件
据了解，目前广东发现的窑址共有30多处地方，新会的官冲唐窑和高明的龙窑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来的。在佛山的其他地区也有发现唐代遗物，如佛山的石湾、三水的洞口等，但是这些地方都没有经过科学的发掘。
刘成基介绍，高明窑是在1957年被发现的，虽然该窑不是广东发现古窑址中最早的，但是，从它以龙形依山而建的特点，该窑的产量很大，可以达到上万件。高明发现的古窑址，对于研究高明陶器出口事实、当地唐窑向宋窑过渡以及探讨广东陶瓷发展史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记者在高明龙窑遗址陈列馆内，看到了有关制陶过程的壁画，呈现了唐代高明窑火不熄，陶业兴旺的情景。
明清石湾窑取代高明窑
据介绍，高明窑生产的瓷器的胎多是青灰色，采用的是龙窑烧制，烧出来的瓷器以丰满、厚重著称。不过，由于青瓷的火候不够高，瓷器不够硬，因此，宋朝的瓷业中心开始向北移，珠三角的陶业辉煌不再。直到明清后，石湾陶瓷以其花式多、窑火盛取代了高明唐代时的繁盛地位，并享誉了“陶都”的盛誉。
越窑青瓷的辉煌：上林湖与海上丝绸之路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中始见“越窑”之名，但越窑是我国古代历史最悠久、影响最为广泛的瓷窑体系，不仅是汉六朝中国南北瓷业之翘楚，亦为唐代六大名窑之魁首。越窑是对浙江东北部宁绍一带宋以前瓷窑的统称。
根据考古调查，上林湖东汉、三国时期的瓷窑址有11处，这表明自东汉时期起，遗址区域内的居民已经开始从事青瓷烧造。唐代上林湖越窑进入鼎盛时期，不仅制瓷技术有了极大的提高从而能烧造出高质量的瓷器，瓷窑数量也剧增，上林湖也由此成为越窑的中心产地，代表了青瓷的最高水平。而唐人更是对越窑青瓷不吝赞美之词：孟郊《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有“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施肩吾《蜀茗词》有“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皮日休《茶瓯》诗：“邢人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 瓯因茶而幽深青翠，茶因瓯而飘香绕梁，在饮茶之风盛行的唐代，类冰似玉的越窑青瓷与浓郁茶香相得益彰，为唐人品茗增添了无穷的高雅情趣。
上林湖烧制的越窑青瓷不仅在国内深受上层官僚贵族和下层劳动人民的普遍喜爱，而且也成为早期中国输往海外的主要大宗商品之一，而上林湖也成为中国对外输出瓷器中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窑口。依托于宁波这一“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始发港，越窑青瓷在东晋时期已随僧侣商人输往海外。而到了唐宋时期，成批的越窑青瓷从上林湖、东钱湖等地起航，通过明州港源源不断地装船销往海外，晚唐至北宋达到了外销的鼎盛。
1975年，宁波市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了一件国内罕见的唐代“越窑青瓷荷叶带托茶盏”，茶盏通体高6.6厘米，口径11.8厘米，足径6.6厘米。茶盏为敞口五曲荷花形，腹部弧形且压印五条棱线，圈足。茶托四边微微卷起，浅腹，圈足。茶盏与茶托相结合，全器宛若一片风中的荷叶托着一朵盛开的荷花，在清波涟漪的水面上随风飘荡。这件越窑青瓷，其荷叶造型不仅是唐诗人“越瓯荷叶空”的生动写照，也反映了受唐代时代风尚和审美情趣影响下的越窑青瓷崇尚自然、注重生活情趣的时代风格，给人以自由、舒展、活泼、亲切之感。而其细腻之胎质、均匀之釉层、浑厚莹润之手感，亦充分展示了越窑青瓷“如冰类玉”之特点。可以说，“越窑青瓷荷叶带托茶盏”很好地诠释了越窑青瓷器形和胎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瓷质和釉色“姿如圭璧，色如烟岚”这一独特的意境，为越窑青瓷中上品之作。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越窑青瓷精品出土于宁波和义路码头遗址，与其同时出土的还有其他大量的越窑青瓷。经研究，和义路码头以及宁波东门口码头、古江厦码头都是当时重要的海运码头。在这些码头及码头附近出土的越窑青瓷，原都是准备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销往国外的产品。这进一步证明了当时越窑青瓷海外贸易的兴盛。
随着越窑青瓷的大量外销，制瓷技术也随之外传，并影响了他地制瓷业和制瓷技术的发展。正是由于越窑制瓷技术的无保留传播，朝鲜半岛的高丽青瓷在短时间内迅速赶上甚至超越越窑青瓷，并一度向越窑青瓷发源地浙东地区输出。日本的制陶业也模仿越窑青瓷，名古屋东边的猿投窑烧制的器物在造型、釉色、纹饰上都与越窑相似。而在9至10世纪越窑青瓷大量输入的埃及，也仿制出了仿越州窑瓷，到11世纪，其仿制的陶器在器形、釉色、刻画纹饰上与越窑青瓷已经十分相似。
越窑青瓷作为唐宋及之前外销瓷的主要类型之一，不仅见证了中国瓷器贸易繁荣和明州港对外贸易的盛况，更是将展现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脉动。
走进斯里兰卡博物馆 探寻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印记
位于科伦坡的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古代中国瓷器（拍摄：孙洋）
位于科伦坡的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古代中国瓷器（拍摄：孙洋）
位于科伦坡的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古代中国瓷器（拍摄：孙洋）
斯里兰卡，旧称锡兰，是印度洋上的一个热带岛国。早在数百年前，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斯里兰卡与中国结下了深深的缘分。据史料记载，明朝航海家郑和下西洋途中，曾多次抵达古锡兰国，巡礼圣迹，开展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如今，在斯里兰卡的博物馆里，还收藏着郑和下西洋时的很多珍贵历史文物。
斯里兰卡西南部海滨小城加勒，印度洋的海浪拍打着岸边的礁石。
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也是斯里兰卡四大经济重镇之一。自16世纪起，加勒先后被葡萄牙、荷兰、英国殖民，1948年才宣告独立。而早在被欧洲人发现之前，这块宝地已经是海上丝绸之路上各国船队的重要停靠站之一了。
据史料记载，1405至1433年间，明朝航海家郑和下西洋途中曾五次访问斯里兰卡。在第三次下西洋时，他来到加勒。如今，在加勒古城内的国家博物馆分馆，有一间“斯中传统友谊”主题展厅，通过实物、图片、模型和视频等多种形式呈现了600多年前郑和船队到访古锡兰国的场景。
走进展厅，迎面看到的是一尊1：1比例的金色郑和全身像。塑像中的郑和头戴官帽，身着蟒袍，双目正视，面容祥和，背景是夕阳下的加勒海滩，衬以郑和宝船和船员的模型。
塑像对面的电子显示屏正播放着用僧伽罗语解说的郑和航海纪录片。四周的展柜内陈列着中国古代青花瓷器和古钱币。博物馆工作人员阿尤娜介绍说：“有史书记载，郑和的船队由300多艘船只和大量官兵组成。其中有不少大船。郑和来到加勒时，在这里树立了一块刻有三种语言的石碑。这块石碑、这些古钱币，以及其他文物反映了中国与斯里兰卡之间贸易往来的历史。”
据阿尤娜介绍，郑和带来的石碑最初立在加勒的一座庙宇中，后随时间流逝而不知所终。直到1911年修路时才被英国工程师托玛林发现，当时碑文朝下盖在加勒市克里普斯路的一处下水道上。斯里兰卡独立后，石碑被送到首都科伦坡的国家博物馆总馆。
根据阿尤娜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科伦坡见到了这块高144.5厘米、宽76.5厘米、厚12.5厘米的神秘石碑的真身。拱形的碑额上刻有双龙戏珠的精美浮雕，碑面四周以云纹雕饰。博物馆教育推广官员桑吉瓦尼告诉记者，石碑全名为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于1409年郑和下西洋前在南京刻好，随船带至并树立在古锡兰国。因为碑文以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镌刻，也被称为“三语碑”。不过由于常年暴露在外，受风雨侵蚀，部分碑文已严重受损。
桑吉瓦尼向记者介绍了碑文的内容。她表示，这些语言和内容充分体现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多元化的特点。
“据考证，中文内容是明朝永乐皇帝对佛祖释迦牟尼的颂扬和敬献礼单，泰米尔文和波斯文分别是对印度教保护神毗湿奴和伊斯兰教真主安拉的颂扬和敬献。当时，主要的商贾来自阿拉伯，因此碑文中有阿拉伯语。而古锡兰国的商人多为泰米尔人，使用泰米尔语。中文则反映了当时中国和斯里兰卡间经丝绸之路而建立的经济、文化联系。”
桑吉瓦尼表示，像“郑和布施碑”这样在同一块石碑上用三种文字颂扬三种宗教，在斯里兰卡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它的发现对于相关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这块石碑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物，是见证中斯往来的珍贵实物史料之一。据我所知，在中国和世界各国都发现过很多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石碑。但在斯里兰卡国内发现的、且被博物馆收藏的‘三语碑’只此一块。这是中斯历史的重大发现。”
据馆方介绍，“郑和布施碑”已经成为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的珍贵典藏文物之一。近年来，随着斯里兰卡旅游业的发展，不仅本地游客，还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慕名前来参观。这块曾经记录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百年石碑将继续见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斯友谊。
克拉克瓷高潮的幻灭 见证海上贸易鼎盛与衰弱
从沉船“南澳一号”上打捞出明末清初的“克拉克瓷”的消息，再一次将人们的目光集中在这种曾经热销国外的中国陶瓷上。
因为按照外国订单制作，克拉克瓷少有留于国内，因此一直不为国内所知。和景德镇的青花、德化的“中国白”不同，作为当时景德镇产能不足的补充，产于福建漳州平和的克拉克瓷只热销了很短时间，这个瓷器品种随着沿海贸易的变化很快消失了。
而克拉克瓷也见证了中国海上贸易最鼎盛的那个时期。
作为景德镇青花的补充
葡萄牙是最早同中国做生意的欧洲人。
公元1653年，葡萄牙“克拉克”号商船在马六甲海峡被荷兰武装船队劫持，“克拉克”号上装载的约十万件中国瓷器被运往阿姆斯特丹。1654年拍卖时，轰动整个欧洲。但没有人知道这批瓷器产自何处，只能以葡萄牙战舰的名字命名为“克拉克瓷”。
上世纪50年代，故宫博物院派人到漳州，寻找一种叫漳州器的米黄色小开片瓷器及其窑址时，意外发现南胜(历史上平和县城所在地)、五寨等古代窑址，出土了与克拉克瓷形制相仿的残片。1984年，考古人员在平和发现烧制克拉克瓷的窑址，1998年正式向世界宣布平和窑为克拉克瓷产地。
平和县现属漳州市，一直是福建偏远山区的一座偏僻的小县城。
1507年开始，平和当地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长达八年。王明阳率部平定起义，并奏请朝廷在此建县，取名“平和”，意为寇平人和。
1518年，明正德十三年，平和正式建县。为了确保安定，王明阳将部队中的一批兵将留在平和，他们几乎都是江西人。
“这些江西人中有不少会烧陶瓷。没有明确记载，在江西籍兵将留下前，平和当地有瓷器生产。”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杨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且在其后一百多年间有13位平和县县令是江西人，他们也将烧瓷的技术和工匠带到平和。”
留下的江西籍兵将都成了老百姓，不再领军饷，他们急需一种谋生的手段。江西籍县令也深知制瓷的好处，鼓励开展。直到现在，研究者都没有找到关于平和窑的赋税记载，有种说法是，当时平和县烧瓷是免税的。
平和县群山环抱，适合依山建窑，丰富的水资源能带动窑厂用的水车，山上树木繁茂，而且有许多松柏，松柏燃烧后的松油温度很高，是烧瓷的理想材料。更重要的是当地瓷土资源丰富，这也是一个地方是否能生产陶瓷的首要条件。历史上，福建省曾有德化窑、漳浦窑、厦门窑、闽侯窑、莆田窑等多处窑址存在，全省内的瓷土资源可见一斑。
天然的资源加上政府鼓励，平和县的窑厂不断出现，后人用“十里窑烟”来描述当年的情景。但平和百姓大都只在农闲时烧瓷，并不完全以烧瓷为生，这也佐证了平和窑厂一直在做外销订单的猜测——有单来了才生产。
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景德镇出现原料危机，有官窑曾两度停烧。民窑也因繁重的税负一度被扼杀。景德镇的窑厂陷入困境，但外销瓷的订单没有减少。据史料记载，1609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21～1632年间，曾三次在中国收购瓷器。此后80年间，仅东印度公司一家就从中国运走1600万件瓷器。
如此多的瓷器出口订单，景德镇难以承受。东印度公司等外国客商希望找到新的窑厂替补景德镇，也希望在沿海开放口岸地区能找到窑厂生产，以避免从江西往沿海港口运送瓷器的奔波，减少在长距离陆路运输中瓷器的损坏。
外国客商首先找到德化，历史上福建德化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并称为中国三大古瓷都。早在唐代，德化制瓷就相当发达，当地工匠颜化彩写出了第一部陶瓷专著《陶业法》。
“德化的瓷土非常好，因此特色就是烧白瓷和瓷雕。也做过青花瓷，但只做了一段时间，是根据国外的订单做的。”德化陶瓷博物馆馆长郑炯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据推测，当时商人从德化顺流而下找到了平和，定制瓷器。
作为大量制作景德镇瓷器替代品的生产基地，平和窑在出口的鼎盛时期一直以青花瓷为主，模印、刻画技法、构图与景德镇产品类似，但与取土、施釉、烧制等流程早有一套严谨完备方法的景德镇相比仍有差距。
走私港火了克拉克瓷
宋朝到明清时期是福建瓷器制造外销的繁荣时期，这和当年发达的海上贸易有关。
“德化陶瓷大规模从泉州港出口是从宋代开始。”德化陶瓷博物馆馆长郑炯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德化挑着瓷器走一天山路到永春(泉州的一个县)，装船航行一天能到泉州港。”
距离漳州200公里远的泉州港在唐朝已经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最佳港口之一，到了宋朝，泉州港已和埃及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从泉州港出发的船只北上可达日本、朝鲜，南下则到达东南亚，由此转往世界各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郑和率领240多艘海船出海远航，访问了30多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和地区。此后的28年里，郑和率船队七次出海，作为明朝的使者到各地访问。每到一地，向当地首领馈赠礼品，其中就有大量陶瓷。
明朝时期，泉州造船业发达，当地有经验丰富的水手、舵工，是郑和船队的重要成员。《西山杂志》记载郑和“调雇泉州船，以东石沿海名导引，从苏州浏家港入海，至泉州寄泊……”
明嘉靖、万历年间，海盗猖獗，朝廷实行海禁，泉州港的贸易受到影响。位于现漳州市海澄县境内九龙江入海处的月港偏安一隅，开始兴起。据《海澄县志》记载：月港店肆鳞次栉比，市镇繁华甲一方，古称月港小苏杭。月港一度和汉唐时期的福州港，宋元时期的泉州港和清代的厦门港，并称为福建“四大商港”。
月港港道“外通海潮，内接山涧，其形似月”，因此得名。但月港的作用不像名字那么风光，它能在海禁期间依然繁华的重要原因是：月港一直是个走私港。
“月港不是由瓷器兴起的。”平和县博物馆馆长杨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比如走私铜，作为生产冷兵器的重要原料，铜禁止出口。‘南澳一号’上就发现有铜。”
平和县博物馆所在的中山公园，有两棵大榕树，是古代码头所在地。河水一直通到花山溪。当年平和的窑口都建在花山溪的支流旁，花山溪连着九龙江，江面宽，水流缓，装载瓷器的小船顺流而下，到月港换装到更大的商船上。
随着清康熙年间的海禁政策，对走私港的打击也愈发严厉。月港开始衰败，瓷器出口越来越少，平和窑也慢慢消失了。
“克拉克瓷”不复来
和平和窑的短暂命运不同，在德化，制瓷业依然是县里的支柱产业，是福建古代十一个制瓷的窑厂中，唯一仍大规模生产的。每年德化的产瓷有一半的产品都销往国外。现德化县里有1000多家制瓷工厂，200多家陶瓷研究所。
所谓工厂，就是批量生产瓷器的单位，产品相对廉价。而研究所大都是有名气的制瓷师创办的作坊，大都生产一些档次、工艺相对较高的瓷器，产量不大，都以收徒的方式招募员工，传承手艺。
德化陶瓷职业技术学校每年都批量输送制瓷业所需的各环节技工。
25岁的德化陶瓷师傅苏清龙正在修补一尊1米多高的菩萨像，他是邱双炯的徒弟，已经学制瓷三四年了。邱双炯是凤凰陶瓷雕塑研究所所长，德化陶瓷界数得着的人物。在研究所内，有三四栋楼，住宿、工厂、展厅都集中于此，很多烘干、烧瓷设备都是邱双炯根据自己的需要设计的。
邱双炯的代表作有五百罗汉和水浒一百零八将，每个造型都栩栩如生，体现了德化瓷器特有的雕瓷工艺。从小学烧瓷的邱双炯直到退休后才重新回到“本行”，现在已经收了近两百名徒弟。“来的来，走的走。收徒弟没有特别的条件，但带出来的几个都行。”邱双炯说，“我的三个孩子都没有做这一行，但没关系，我的手艺也不是父亲传给我的。”
相比于德化的同行，生活在漳州的林俊就要寂寞许多。他每天早上六点出发，驾车沿着省道开往平和县，拐进文峰镇宝桥村的一个山坳里，他创办的克拉克瓷研究基地就设于此。
占地四亩的基地三面环山，山上森林茂密，犹如世外桃源，即使基地内的机器开着，外面也能听到阵阵鸟叫。
林俊今年50岁，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收藏、研究古陶瓷。在对汝窑研究中，他拼复了20种器类、50多种造型——此前全世界收藏的汝窑瓷器只有8种器类、18种造型。林俊收藏拼复的汝窑“狻猊出香”，曾被央视《寻宝》栏目专家评为“民间国宝”。
创办克拉克瓷基地两年多来，通过对出土的克拉克瓷化验，林俊还原了胎、釉配方。“绘画风格才是克拉克瓷最大的特点。”林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克拉克瓷的“开光”(装饰图案的形式)，大都画风粗犷、写意，和景德镇细腻、严谨的画风有很大区别。简单说，景德镇瓷器上的手绘细到人的眉毛、花的花瓣，都很像，而克拉克瓷则是“人不像人，花不像花”，有些抽象。
“这不是云，是花。你要发挥想象。克拉克瓷上的图案都需要大胆的想象。”克拉克瓷基地的黄集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种风格主要是符合当时国外的审美标准。”他是林俊从汕头请来的师傅，专门负责手绘。
之所以从外地请师傅来，因为漳州当地的制瓷已失传多年——克拉克瓷失传四百多年，漳州当地另一种瓷器漳窑失传一百多年。黄集然也是照着传世的克拉克瓷图案照葫芦画瓢，形成自己的画风。
林俊请当地人来基地再向黄集然学手绘，希望平和人能传承克拉克瓷的绘画风格，但已经有几个人半途离开。“现在年轻人不可能学会的。他们没有这个耐性。”黄集然对此已不抱任何希望，他说：“我不会让我的孩子学这个，没前途。”
林俊也很清楚，即使摸清了克拉克瓷的烧制方法，也很难在国内打开市场，销往国外更只是个美好的愿望。而他对重新还原的漳窑瓷器，则充满希望，漳窑瓷器米黄的色泽人见人爱，很容易在国内打开市场。“以克拉克瓷作为基地名称，因为它是个世界品牌。但漳窑更符合国内的审美。”林俊说。
当地政府为了支持克拉克瓷研究基地，花了25万修了一条单车道水泥路。林俊希望政府能给予更大支持，他希望买下基地周边的50亩土地，建成休闲山庄，使基地更像样，吸引游客来参观，并能和学校、研究机构保持互动。
虽然当地政府、商人都想通过“克拉克瓷”这个品牌，和文化产业沾边，但所有人也都清楚如今还原的克拉克瓷已很难打开市场，现在在当地，出口量最大、最受欢迎的是“平和蜜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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