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一瓷砖。
海晨真实的形象，与她在杂志大片上的判若两人。大片上的她上了妆，看上去更像个精明、时尚的女商人。但私底下，这个不施粉黛的设计师，完全就是随性、自由的女艺术家范儿，因为最近欧洲的徒步旅行被晒得黝黑的肌肤，配上修长眉眼，看上去和迪斯尼动画片里描绘的东方女性如出一辙。
海晨自创的瓷艺家具品牌“海上青花”，和她本人一样，同样充满东方韵味。她唯一一家品牌专卖店开在了外滩旁的福州路上。店里灯光有些昏黄，映得那些老松木青花瓷家具更显出古朴和淡然的情调，恍惚之间，犹如一朵朵饱满的东方青花，在海上悄然绽放开来。
“我的外祖父家里曾经收藏过一些青花瓷，后来流失了不少，那可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时的我，对陶瓷这类东西毫无感觉，谈不上喜或恶。”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坐在店里的一把青花瓷松木的靠背椅上品茗的海晨，神态悠然，仿佛是在述说一件离自己距离十分遥远的事情。但是，连她自己也没有料到，19年前，她突然被陶艺这种材质给迷住了，甚至为此从中央美院雕塑系改投中央工艺美院（现清华美院）陶艺系。在很多人看来是“自降身价”的事情，海晨却觉得是顺其自然的结果。“喜欢上就去投入了，不觉得身价有什么降低。那是在景德镇之外，第一次有院校招收陶艺师。但让我吃惊的是，一个班里的十六个学生，真正冲着陶艺而来的好像只有我一个人。”
这并不是海晨人生中仅有的一次转变，8年之前，她再度“自降身段”，从清高的艺术家转型成为家具设计师。“‘下海’之前有过犹豫和挣扎。”但经历过现实社会的磨砺之后，海晨已经无所谓别人对她的称谓了，“设计师也好，艺术家也好，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我已经经历了那段观念转变的过程，现在想的，只是做好一块中国陶瓷家具设计的牌子这么简单。”
青花瓷遇上老松木
看到海晨的作品，很多人会恍然有所悟，原来瓷器还可以做成这么实用的东西。瓷器圆桶、梅瓶、鱼缸上安插一把倾斜度适宜的松木靠背，就成了名叫“洪荒时代”的瓷椅。圆桌、鞋柜、油灯罐，甚至是白色现代家具，也因为青花的装饰，多了几分古色古香的内涵。而那把被海晨取名为“聊天椅”的坐具，两把椅子各一侧的扶手和椅脚，通过老松木连接在一起。镶嵌在坐具中央的两块青花，则暗合了中国八卦图上的那两个白眼，似乎在暗示人际交流中的奥秘。
“我是双子座的，对很多事情充满好奇，愿意不断探索新的事物。当初做陶瓷的时候，我就一心想着要把陶瓷做成不一样的东西。”说起自己的家具设计，海晨把自己定义为充满着倔强和叛逆的理想主义者。她甚至觉得唐三彩的马很丑，于是就用青花瓷做出了一匹改良的小瓷马。
海晨“下海”之前，还没什么人认真考虑过把青花做成大件家具。走遍国内五大窑，还去法国跟随名师学习制陶的海晨，对之前景德镇的陶瓷设计也感到失望。“你到景德镇，看到那里的陶瓷制品，无非是些碗碟、花瓶，都是千古不变的样子。”那时，海晨便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把“食古不化”的青花设计变成实用的物件，设计师通过这些日常物件把自己对世界的一种观念和看法，无声地传达给使用的人，“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重新接上地气。”
根据海晨的观察，青花其实是一种很有东方哲学蕴涵的材料，它的变化可以非常个人化、艺术化。但青花又因为材料、烧制难度等原因，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很难做成大件家具。所以，当海晨七年前开始尝试设计家具时，她第一个考虑的是寻找另一种材料，与青花进行混搭，增加可塑性。
一次偶遇上海拆迁的老房，海晨如获至宝。她发现，上海老房子的门窗和大梁用的都是一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美国进口的松木。“中国人认红木、花梨，但不认硬木以外的这些木头。”被人忽视的老松木却让海晨眼睛放光，这正是堪与青花搭配的材质。“北美天气比较冷，松木生长比这里要慢，相对硬度高，可塑性强。和青花搭配不显得突兀，反而会凸显青花的气质，而且它的存在会增加青花家具的可塑性。”
但海晨对青花的花纹也并非没有讲究。在她的家居作品中，你会发现很多类似明早期和元青花的图案。“明清之后的青花，越来越繁复、越来越工艺化。”这并不是海晨所欣赏的。“明早期和元青花，多用写意的手法，有笔墨韵味，完全可以表达中国传统文人意境审美。”
仍在坚持的陶艺师
“我做事极没有定性。小时候尝试过很多事情，做着做着，腻了就扔了。但唯独做陶瓷这件事，居然做了十几年还没把它扔掉，一直坚持到现在。连我自己也感到震惊。”用海晨自己的话来说，陶艺设计之所以还未让她感到厌倦，是因为制陶、烧陶的过程，好像一个取之不尽的百宝箱，仍然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可以挖掘。
事实上，在海晨当初学艺的班里，与陶艺结缘至今，并真正以此为生的，也只有海晨一个。“我的同学后来干什么的都有，甚至还有在娱乐圈做幕后工作的。”和陶瓷本身一样，陶艺师的艺术生命易碎而脆弱。“陶艺师在中国很难生存，最明显的是，现在一说起油画，我们知道有这个画廊，有那个画廊。但没有一个画廊专门做陶瓷的。”
让海晨感到庆幸的是，在福州路上开店，是她走得极为准确的一步。“至少，你有了一个展示自己想法的好窗口。”不过，在海晨创业开店的日子里，她放下了艺术家和设计师该有的架子，一个人坚守在自己的小店里。当时，连她的母亲都看不下去了，总是到处跟人抱怨说她的女儿创业如何辛苦。
同时，陶瓷本身也不是一个听话的“乖孩子”。它的“淘气”曾让海晨经受了极大的心理考验。在2001年，广东美术馆举办了设计展览。当时，海晨的设计方案就是用陶瓷烧制出一个巨大的装置作品。“最主要的部件就是一米二左右高的几个柱子。”整个春夏，海晨都灰头土脸，浑身上下沾满高岭土，埋头在景德镇的瓷窑中工作。“我记得当时从5月份开始做，光是做坯就花了一个月。”当海晨满怀期冀地把坯送到窑里去烧。“烧制了几天，打开窑门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坯全瘫了。又做，每一窑是6根柱子，又瘫在里面，连着3窑瘫了。”整个制陶过程直到9月开展之前的几天才结束。回忆起那种付出大量的劳动后，遭遇失败的经历，海晨至今还会露出纠结的表情。“当时我几乎心理崩溃。经过这种打击以后，我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承受。”
做了十几年，海晨对瓷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强。“那种紧张感和纠结感已经逐渐消失，心理更为放松了。”有时候，一些客人会要求海晨为他们特制大件的青花家具。“我一般会拒绝这种定制。我会跟他们说得很玄，要靠缘分什么的，但其实，是我太了解青花的脾气了，不想给自己压力。”
现在，海晨还要分出一部分精力，着力培养她的学生。“海上青花”最新发布的“宝贝”等一系列作品，就是出自海晨的门生之手。年轻学子的加入，也许会让海晨的品牌变得更年轻、更时尚。那一朵看似孤傲的青花也许会接上更多的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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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书丛中一朵花：陶瓷书型花瓶
相信很多不喜欢阅读的人可能也会有一个怪癖：喜欢买书。这大概也算是一种特殊的兴趣爱好了。买的书越来越多，却发现书架却很少，于是就有这样的苦恼：书没处放。现在，很多设计师从此入手，比如下面的一位艺术家将花瓶做成了书本的形状，不仅可以作为书架还可以增加了美感，兼具了实用与装饰的功能。
Hanabunko这款陶瓷书型花瓶，出品自日本的五八Product工作室。Hanabunko的名字来由也别出心裁，hana取自日文“花”、“bunko”则来自日文“文库本”，恰恰符合了这只花瓶的设计概念。
五岛史士绘出设计稿后，便前往佐贺县交由肥前吉田烧的职人制作而成，塑形及窑烧最艰难的部分要属瓶身中间镂空的圆心，还有如书本般完美的四个边角，选用雪白的白磁与宝蓝的琉璃，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味道，花瓶深藏于书丛之中，淡淡地流泻出低调的惊喜。
如此既具有实用功能又具有美感的花瓶设计，放在书桌上插一朵鲜花，靠几本书，不失为单调的书桌增添了几份生机和活力。
十大名家画瓷盘 景德镇瓷品中一朵奇葩奇葩
■程十发《少女》
■朱屺瞻《钟馗学耕》■张大壮《鱼乐图》■林风眠《仕女图》■刘旦宅《马前泼水》■陆俨少《青花山水》■关良《宋江杀惜》■谢稚柳《泼墨山水》
1964年，沈智毅陪画家唐云、林风眠、朱屺瞻等赴江西景德镇蹲点绘瓷。这期间，林风眠为沈智毅在十寸瓷盘上画了《仕女图》：瓷盘上仕女盘膝而坐，手持鲜花，妩媚温馨，优雅文静。线描匀细，圆润、飘逸的曲线美，令人羡爱。唐云除了在瓷缸盖上为沈智毅画了蝴蝶花之外，还在十寸的瓷盘上画了《水仙麻雀》：翠绿为裙的水仙，梢头数朵白底黄心的花蕊，清姿幽香，水仙旁有一大青石，麻雀站立于上翘首自乐，沈智毅说：“此乃唐云瓷盘画中的精品，他是用着心为我画的。”在景德镇，沈智毅一面照顾画家，一面偷闲学画。他说：“那时我学到了两样本领，一是林风眠用纸揿画及用牙签刮画的本领。二是掌握了画瓷的颜料、调色以及基本材料的运用。”沈智毅发现请名家在瓷盘上画些小品，用作市领导出访礼品，效果很好。于是他带回了许多画瓷材料。正巧，时任领导王一平要出访日本，希望上海美术馆请一批画家画一批瓷盘，于是沈智毅策划了十大名家画瓷盘的活动。活动很成功，烧制了近十套瓷盘。
岁月沧桑，“文革”中这些瓷盘砸的砸，散的散，能成套、完整无损的几乎没有。然而沈智毅家的一套用锦盒装好的十位名家画的瓷盘，非常精致。沈智毅说：“我这一套瓷盘前前后后也收集了近四十个年头，最早的数唐云和林风眠，1964年画的，最晚的是刘旦宅2003年画的《马前泼水》。”
1974年，“文革”尚未结束，沈智毅偷着请朱屺瞻画钟馗。心有余悸的朱屺瞻说：“钟馗捉鬼有多种解释，画得不好有含沙射影之嫌，这样吧，还是画幅《钟馗学耕》吧，它没有政治性。”果然画面上的钟馗头戴乌纱，身穿红袍，拿着锄头使劲劳作，颇为好笑。然而笔挟风雨之味还是能让人捕捉得到的。
关良画了《宋江杀惜》，陆俨少画了“青花山水”《一帆风顺》,张大壮画了浮萍、桃花、鲦鱼，陈佩秋画了兰花和石头，程十发画了他的拿手绝活“民族少女与飞鸟”，而谢稚柳却画了泼墨山水。沈智毅说，请谢老画时，谢老很实在地说：“这活我从来没有画过，要出丑的。”沈智毅对他说：“你按平时画山水画的手法大胆地去画，你要用什么颜色，我为你调好。”在沈智毅的协助下，谢老画了一张如张大千式的大泼墨，气势很大，待烧制出来后，谢老自己也爱不释手。谢老在上海美术馆办展览时还专门以它为封面制作了首日封。从此，谢老爱上了瓷画，也常为上海美术馆画些小品之类的东西了。一次，他与沈智毅开玩笑地说：“你教会了我画瓷盘，我又在为单位画，单位付的稿费当与你对半分。”沈智毅说：“谢老讲的尽管是玩笑，但亦能折射出一个画家的人格魅力。”
沈智毅的这套十大名家的瓷盘画弥足珍贵，也可以算是景德镇瓷品中的一朵奇葩。名家喜瓷，玩瓷，在瓷盘上挥毫抒情，这更增加了瓷器的魅力。
“黑花”开后“青花”开
宋代名窑蜂起、名瓷迭出，是中国瓷业的巅峰。
赵宋一代，瓷窑众多，特色各具，其中以五大名窑（钧窑、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八大窑系（磁州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定窑系、龙泉窑系、景德镇窑系、建窑系和越窑系）为代表，它们最能突显宋代瓷器的沉静素雅之美。
在学术界，大都把扒村窑归于磁州窑系。磁州窑系的典型特征是“白地黑花”，“白地黑花”是扒村窑的典型产品。
扒村窑与钧窑近在咫尺，也大量烧制钧瓷，把它归于钧窑系也未尝不可。“学界也有人把扒村窑称为磁州窑系扒村窑类型，甚至主张把扒村窑从磁州窑系中独立出来。”教之忠先生说，“无论是五大名窑还是八大窑系，都是后人对宋瓷的一种总结与概括。”
无论是磁州窑还是磁州窑系，大体上是个考古学概念。扒村窑归入磁州窑系，只是考古学上的一种归门分类，这与仰韶文化以渑池县仰韶村命名是一个道理。尽管仰韶文化最早发现于仰韶村并以此命名，但这不是说仰韶村是仰韶时代最为文化先进的地方。
磁州窑系是宋、金、元时期中国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它上承唐代北方烧制白瓷、黑瓷的诸多窑口，如巩义窑、相州（安阳）窑等，到了宋代蔚然而为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
现代考古学已经证实，至少在北魏、北齐时代，巩义窑、相州窑已经相继烧出白瓷。白瓷的出现，是中国陶瓷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事件。有了白瓷，才会有白地黑花、白地青花（青花瓷），才能在瓷器上绘出最好最美的画卷。
磁州窑系窑口烧瓷品系繁杂，以白瓷、黑瓷为主。装饰以白地黑花为主流，纹饰题材取自民间生活。
磁州窑与磁州窑系是两个概念，尽管磁州窑在河北，但磁州窑系的重要窑口，大都集中在河南。
磁州窑系窑场主要分布在今日河南、河北、山西三省，以河南为多、为早，如河南鹤壁窑、禹州扒村窑、登封曲河窑都创烧于唐。唐代北方民窑除主烧白瓷以外，兼烧黑瓷、花瓷、青瓷、三彩等，品类多而不单一。至于磁州窑系之磁州窑本身，创烧历史倒是晚于河南磁州窑系诸多窑口，烧瓷年代不会早于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
北宋时期的墓葬，不见出土磁州窑系瓷器；禹州白沙宋墓壁画上，绘有磁州窑系的瓷器形象。
磁州窑系的代表性窑口主要有：河北磁州窑，河南修武当阳峪窑、鹤壁集窑、禹州扒村窑、登封曲河窑，山西介休窑与江西吉安吉州窑。
磁州窑：宋代文献不见记载，明初文献开始提及，但很简单。此后，文献记载日渐增多，但对它的评价不是很高甚至有失公允。这也许全在它的民窑身份与大胆创新——烧了白地黑花瓷器。１９５７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对磁州窑进行了考古发掘，证明其创烧年代不早于宋神宗时代。
修武当阳峪窑：不见文献记载，上世纪３０年代在焦作煤矿任职的英国人Ｒ·Ｗ·Ｓｗａｌｌｏｗ调查过该窑址，此后北京古董市场上开始叫卖当阳峪窑的东西，从此引起注意。
鹤壁集窑：不见文献记载，１９５４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普查时，才发现了窑址。
禹州扒村窑：１９５０年著名陶瓷专家陈万里写了《禹州之行》，它才为学界所了解。扒村窑白地黑花器物有瓶、罐、盆枕、盘、碗等，黑花笔调粗放、简练，下笔任意，勾画简单，皆在似与不似之间。
登封曲河窑：１９６１年３月发现，代表作要算珍珠地划花装饰，但珍珠地划花当创始于新密西关窑，曲河窑对它有了改进与发展。
山西介休窑：上世纪５０年代被发现。创烧于北宋，至今尚未进行考古发掘。
江西吉安吉州窑：文献不见记载，烧制的瓷器具有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风格，因此学界把它归入磁州窑系。
之所以节外生枝地简要罗列学界公认的磁州窑系的这几个代表性窑口，旨在寻找唐青花的“下家”，元青花的“上家”。
青花瓷起源于唐代巩义窑，目前已经成为中国陶瓷界的共识。唐代青花瓷器是中国青花瓷的滥觞期，宋青花、金青花比唐青花还要少见，但到了元代，青花瓷一下子成熟起来——固守在“青花”上，寻找青花瓷的发展脉络，寻来找去，命若游丝的宋青花、金青花还是不能背负起中国元、明、清的巍峨大厦。
回到中国瓷业巅峰的赵宋一朝，环顾五大名窑钧、汝、官、哥、定，八大窑系之磁州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定窑系、龙泉窑系、景德镇窑系、建窑系和越窑系，也许会顿然发现：五大名窑八大窑系中，唯有磁州窑系诸窑在瓷器上书写着最新最美的图画，指示着中国瓷业的发展方向——只不过，这种图画，是黑花，而不是青花。
巩义窑创烧的唐青花瓷器，是外销产品，这也是中国陶瓷界的共识。至少在元代之前，国人喜欢黑色与黑白分明，不爱青色与青白不分。蒙古人尚青，改变了国人的色彩欣赏习惯，明、清继之。生产白地黑花瓷器的北方磁州窑系代表窑口，全都“死”在元代，明、清成为遗址。这，也许是“黑花”凋零，转为“青花”的一种见证。
巩义窑因处在赵宋皇陵区域，宋初被迫停烧。十里窑场的大多数工匠，自然不会从此种地，不再烧瓷。而磁州窑系诸窑，恰好以巩义窑为中心，画圆布局的。这，难道只是巧合？
宋、金相对于唐朝，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乃至贸易往来，无疑是减弱的。特别是金，海上与陆上都难以与伊斯兰世界沟通，在金朝地盘的磁州窑系诸窑，把参与海外贸易“青花瓷”，转换为中国人喜欢的“黑花瓷”，自然而然。
没有“黑花瓷”，元青花瓷没有道理一夜成熟，明、清没有道理主宰中国瓷业几百年。
“瓷上青花”与“瓷上水墨”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宣纸上走笔至此搁一半
…………
没有“黑花瓷”，青花瓷也就真的如周杰伦的《青花瓷》一样“走笔至此搁一半”，缺少它的“前一半”了。
画以墨为韵，瓷以青为贵，青花在瓷胎上的色性，一如水墨在宣纸上铺展，具有无法言说的韵味：或明朗宁静，或曲折幽深，或如蓝天白云，或如荷塘月色，淡到极致，也浓到极致。青花以它的这种独特瓷韵，自蒙元以降，始终是中国瓷器的主流。
但“瓷上青花”并不是中国传统中的“画中水墨”——谁都知道，宣纸上的中国书画，黑白分明，书画颜料，是黑墨，不是青墨。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古瓷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先生认为，扒村窑瓷器才是真正的历史中国的“瓷上水墨”。在为《中国扒村窑艺术》一书作序时，他这样写道：扒村窑“将釉下彩的黑并加染淡赭互相衬托，以增进彩绘艺术的美感，绘画内容丰富，纹饰用笔工细、粗犷兼备，既有人物、动植物、鸟禽，也有来自民间的民谚童语为装饰，取意都是民间喜闻乐见祈福求祥；并且生产釉上的红绿彩瓷与三彩。绘画内容丰富，生活气息浓郁，实为瓷上水墨。它为磁州窑系的一个新的亮点”。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著名作家兼书画家冯骥才先生，不是古瓷专家，面对扒村窑瓷器残片，话语无多。在展开的宣纸上，他挥笔而题的，正是“瓷上水墨”。
作为民协主席，他看重的是作为中国民窑代表窑口的扒村窑瓷器残片绘画所遗存的民风风俗；作为书画家，他看重的是扒村窑白地黑花瓷器是“瓷上水墨”。
这，当然是他冒雪乃至冒险探访扒村窑的两大根由。
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磁州窑系部分工匠南迁江南等地，继续烧制瓷器，这是中国学界的共识。他们烧什么？是否还是磁州窑系的代表瓷器“白地黑花”？
江西吉州窑遗址试掘所获资料判明：吉州窑北宋时烧青白瓷，出土标本有注子和注碗。注子腹如球形，没有纹饰；注碗有敞口深腹与瓜棱形两种，没有纹饰。这类标本压在最下层，时代最早。压在青白瓷上面时代稍晚的，则有釉下彩瓷器，也就是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等。也因此，学界把江西吉州窑列为磁州窑系，尽管磁州窑系通常被称为中国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
吉州窑釉下彩绘，也就是白地黑花等，对景德镇青花瓷器影响颇大。元代青花瓷器中的蓝地白花画法，借鉴的，正是吉州窑。因此，已故著名陶瓷学家、中国古陶瓷学会前会长冯先铭认为：“……很可能是北方陶工为了逃避金军入侵，南迁到吉州窑，以磁州窑的技法生产出瓷器。后来到南宋末，吉州窑许多陶工迁移到景德镇，这时白釉黑花技法传到景德镇。”
青花瓷，说得文气一点儿，无非就是白釉青花、白地青花、釉下青花瓷器等；但不管是白釉黑花、白地黑花、釉下黑彩瓷器，说得简洁一点儿，不就是“黑花瓷”吗？
唐青花——宋黑花·宋青花——金黑花·金青花——元青花·元黑花——明青花·明黑花（此时尚有少量烧制）——清青花，这样的序列，也许道出了中国“花瓷”——青花与黑花，“瓷上青花”与“瓷上水墨”向前演进的历史轨迹。
在宋代五大名窑与八大窑系中，作为民窑的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为明、清瓷器的演进种下力量。除磁州窑系诸窑，五大名窑与其他窑系，都在追求窑变与釉色，没把“花儿”烧在瓷器上。
不能因为青花走进皇宫变得高贵了，就割断它与民窑黑花的血缘，“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
扒村窑作为北方磁州窑系最南端的一个窑口，当是“黑花”南迁变“青花”的重要跳板。宋、金之际，这儿是岳飞以武汉为根据地，实施北伐的主战场。岳飞退军后，很多百姓随军南迁，当然包括杰出的瓷器工匠。田野考古业已证明，扒村窑金、元瓷器烧制水平，大不如宋。
扒村窑地接南北，扒村窑“黑花”承前启后，当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要节点。
朵云纹和云头纹
清雍正天蓝釉加白朵云纹盘
朵云纹
一种传统的陶瓷装饰纹样，用云朵形纹饰象征高升和如意，多与龙、凤、蝙蝠等相配，有时也单独使用。
云纹的形态和用法都很多，有的是单独完整、左右对称的云头，有的是蜿蜒舒卷，漫无定形的流云。前者亦称卷云纹，常用在案形结构的牙头上，既可把云头作成云形，也可作为牙头上的浮雕花纹。后者则多用作图案主题的陪衬。也有硕大的云头，成为图案的主题，其中大条案的云纹牙头和三屉大炕桌上的浮雕云纹挡板就是很好的例子。
战国至汉魏时代的瓦上流行云纹装饰。浙江临安晚唐水印邱氏墓出土的越窑青瓷罂和熏炉上，均描绘褐彩云纹。宋代定窑印花或刻花云龙纹瓷器、元代磁州窑白地黑花云龙纹瓷器及景德镇青花、釉里红、红釉、卵白釉等瓷器上均有云纹装饰。明、清景德镇及其他地方窑陶瓷上也普遍装饰云纹，且形式多样，如灵芝形云、蝌蚪形云、如意头形云、风带如意云、“壬”字形云等。
清斗彩如意云纹碗
云头纹
又称“如意云”，其形状犹似下垂的如意，是一种典型的云纹瓷器装饰纹样。因多装饰在瓶、罐、壶等器物的肩部，也称“云肩纹”；也有装饰在盘、碗的内心部位，称作“垂云纹”。
云头纹始盛于元代景德镇窑青花和青白瓷上。
元青花云肩纹内满绘花纹，装饰方法为两种，一种是在白地上以青花直接描绘缠枝牡丹、缠枝菊等；一种是青花海水为地，露白为纹。青白瓷上采用贴花串珠式构成仰垂如意云头纹。
开 禁 迎 神
窑帮“童庆社”，每20年在装小器的“开禁”之后，都要举办一次盛大的迎奉本行师祖“广利窑神”的“迎神”活动。迎神时，要到师祖老家童街风火神童宾的出生地，去请画师绘制的两面飞虎大旗，并大摆筵席款待师祖的后代。
据说，每届“迎神”，窑帮和其他各行各业和居民，都把它当作大节目、大喜事来办，平时不舍得花钱的，这时也乐于用钱，人们对“瓷业兴，百业兴”有着浓厚的信念。有的老人介绍他们在1933年目睹的一次“迎神”盛况：
光扮有戏文的抬角，就有一百多架，还有几十条用纺绸制的长龙。一伙一伙的舞狮子、打蚌壳、踩高跷、扮地戏的，使人目不霞接。
扮抬角戏文的小儿女，除了浑身是全新的各色绸缎并刺绣的小戏袍外，还戴着珠冠霞帔，金头箍、金项链，金手镯、金戒指。个个都在羊富争艳，令人如身入宝山，目迷五色之中。据大略估计，仅这些手饰，就不少于三、四十斤黄斤。
针匙行业扎的一架吹箫引凤的抬角，更是别开生面，他们用一支一支的针匙摆成凤凰的羽毛，看起来栩栩如生，给人的印象很深。
游行的长队，首尾有五华里之多。前导开路的是标有“风火仙师”字的一对大灯笼，接着是从窑神老家接来的两面飞虎旗。以前各届还有几对土铳呜放（铳硝由师祖老家赠送），军乐队、批事牌（肃静回避）、金瓜月斧等等紧跟其后。舞龙舞狮者依次而来。紧接着是香亭宝鼎，鼓乐笙箫，引祖师座轿。一批批捧香背烛、骑马、坐轿的信士弟子跟在轿后，最末才是四人扛着的大鼓，铜锣殿后。
沿途一片锣鼓声，爆竹声，喧嚣杂沓，响彻云霄。看热闹的人更是人山人海，其中有不少是闻讯远道坐船、骑马来的、也有的是在镇亲友家信或专程派人去接来观光的。几乎迎神盛地的前几天，家家都住有客人。
有的人对这次迎神费用作了粗略的估计，按当时每家窑户平均花费2、3百块银元算，100多家窑户和成千户“坯户”，当在5、6万块银元左右，折合当时大米约为1万2千多担左右。景德镇昔日有日耗“千猪万米”码头的称号，平时似乎过份夸张，但在神赛会中，却是恰如其份的。
南海大量古沉船 探秘海上瓷器之路
南海沉船中发现的古瓷器
中国水下考古有新进展宋代沉船遗址发现十余处
国家博物馆中国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张威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在“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发掘工作期间，他们还分别对华光礁、玉琢礁、北礁进行了考古调查，新发现沉船遗址十余处。
从目前发掘的古沉船中，发现的文物有许多惊人相似。一是古沉船均为宋代商船，二是中国古陶瓷产品比例很高。专家认为，如果将这条海上贸易之路誉为“海上古丝绸之路”，不如称其为“海上古瓷器之路”更确切。
新发现的沉船遗址有：华光礁，华光礁Ⅱ号，华光礁Ⅲ号，华光礁Ⅳ号遗址；玉琢礁，玉琢礁Ⅰ号，玉琢礁Ⅱ号遗址，玉琢礁Ⅲ号遗址；北礁，北礁Ⅵ号沉船遗址，北礁Ⅶ号沉船遗址，北礁Ⅷ号沉船遗址，北礁Ⅸ沉船遗址。
探秘中国海上瓷器之路
记者目前正在广东阳江海域“南海1号”古沉船打捞现场采访，众多考古专家云集海陵岛，参与古沉船的考古研究。不少专家认为，与其将这条海上贸易之路誉为“海上古丝绸之路”，莫如称其为“海上古瓷器之路”更确切。
为何宋代沉船多？
广东阳江的海陵岛，距“南海1号”古沉船打捞现场只有18海里的路程。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站在岛上新建的观景台上，用高倍望远镜能清晰地看到海上的打捞现场。中国许多考古专家云集岛上，正在参与古沉船的考古研究。
宋代古沉船“南海1号”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远洋贸易商船，对研究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对外贸易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以及我国的造船史、陶瓷史、航海史都有极为重要的科学价值。
古沉船中为什么宋代船只最多？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宋朝在广州、杭州、明州、温州、泉州、密州、华亭海，共设了7个市舶司，从大量的进口货物中获得税收。1131年到1162年，南宋海上贸易税收已达200万贯，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对宋代经济繁荣起了重要作用。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木帆船远航，翻沉几率自然也多。考古专家告诉我们，他们从大量文物中得到证明。
宋代建船业是怎样的情景，这些船只又是从哪个地方造出来的？一些读者关注这些历史，有人给记者打来电话询问。史料记载，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1974年在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隔水仓技术，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
中国南海发现大量古沉船
1987年七八月份的一天，当时英国海下探测公司3名队员正在阳江寻找一艘东印度公司的沉船。声呐技术仪器颜色突然变深，“肯定水下有东西！”英国人把1吨多重的抓斗放到海里去抓，结果“一爪子”下去抓上来100多件瓷器、铜器、镀金器等等，还有一条1.8米长的鎏金腰带。这简直如同天方夜谭，消息震惊了中国考古界。考察中国海域古沉船，成为中国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
“华光礁1号”南宋古沉船，是1996年由我国渔民发现的。华光礁在西沙群岛范围，位于永乐群岛南部。华光礁内侧的“华光礁1号”南宋古沉船，是我国目前在远海发现的第一艘古代船体，对研究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意义。古沉船南北长大概20米。从已经发掘出水的瓷器器型、图案看，这些文物都是外销瓷器，如画有仙人、仙鹤，并镶有小龟的碗等，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
在福建省平潭县海域，有一座礁石，当地渔民称之为“碗礁”。渔民们捕鱼时，他们的渔网里经常会有大大小小的瓷碗被打捞上来，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他们的祖上从何时起就在这里不断地捞起过瓷碗了。2005年5月，渔民发现了海底有一只木沉船。2005年6月底，中国水下考古队的一个调查小组闻讯来到了碗礁海域，海底究竟是一艘什么样的沉船呢？对水下考古学来说，即使是一艘普通的古代沉船，也可能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然而，第一次的水下调查，就让考古队员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惊喜。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的是清代前期景德镇的青花瓷器，他们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考古发现。按照水下考古惯例，沉船遗址被定名为“碗礁1号”。“碗礁1号”最后清理发掘完毕后，出水文物达到了15000多件，连同失散、被盗、被毁的，这船货物估计至少应在5万件以上。有专家推测，“碗礁1号”应该是转口贸易，它的中转站有可能是厦门或广州，也有可能是欧洲人在远东的贸易中转基地菲律宾的马尼拉和印尼的巴达维亚。这是一只宋代古沉船。
国家博物馆中国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张威介绍说，在“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发掘工作期间，他们还分别对华光礁、玉琢礁、北礁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新发现沉船遗址10处。其中有：华光礁，华光礁Ⅱ号，华光礁Ⅲ号，华光礁Ⅳ号遗址；玉琢礁，玉琢礁Ⅰ号，玉琢礁Ⅱ号遗址，玉琢礁Ⅲ号遗址；北礁，北礁Ⅵ号沉船遗址，北礁Ⅶ号沉船遗址，北礁Ⅷ号沉船遗址，北礁Ⅸ沉船遗址。
海上瓷器之路浮出水面
专家介绍，从海底几只古沉船的发掘中，发现的文物有许多惊人相似。一是古沉船均为宋代商船，二是中国古陶瓷产品比例巨多。陶瓷器大部分是福建、江西、浙江等地生产，按照釉色分类主要有青白釉、青釉、褐釉和黑釉几种，器型主要为碗、盘、碟、盒、壶、盏、瓶、罐、瓮等。不少专家认为，与其将这条海上贸易之路誉为“海上古丝绸之路”，莫如称其为“海上古瓷器之路”更确切。中国海域里的这些古沉船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均见证了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
宋代古沉船的发掘，使“海上瓷器之路”浮出水面，为考古人员提供了充足的佐证。福建博物院几位瓷器专家介绍说，中国的文字记载虽然表明，福建在整个海上瓷器之路所占比例很大，但掌握实物并不是很完善。从“华光礁1号”及“南海1号”古沉船中，有大量福建生产的瓷器出水，补充了“海上丝绸之路”方面的实物资料。从全国水下考古来看，南宋时期的古沉船数量上占优势，而船内瓷器大都以福建生产的为主，可证明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在没有发现这艘船前，福建博物院不少瓷器专家在研究本地窑口瓷器时，都会在结尾写上“与福建某地瓷器有相似之处”。他们从东南亚考古杂志、日本等地博物馆看到过类似瓷器，但不能肯定是中国福建生产的，因为没有福建陶瓷外销的实物！经过“华光礁1号”沉船发掘，才有确凿证据证明南宋时期福建瓷器是外销的，今后在研究过程中可以进行直接对比。
考古人员仅从“南海1号”外围清淤及其中一个船舱里，已经打捞出金、铜、铁、瓷类等器物5000多件，以及南宋以前历代皇朝铜钱10000多枚。沉船所载瓷器分属浙江龙泉、福建德化、江西景德镇等南宋几大著名窑系的外销瓷器。考古人员除对瓷器生产地本身进行扩展研究之外，还将对生产之外的运输、当时行政机构等进行扩展性研究，弄清从生产到销售等一系列环节。不同海域古沉船及遗址的发掘，也无形标出了中国商船的航海图。
史料和文物勾画了航海图
“南宋中期的某一天，一艘从福建地区驶出的货船，在西沙群岛附近借着北风向东南亚行驶，突然海面上狂风大作，这艘排水量在60吨以上的木制帆船，在狂风与巨浪的驱使下，漂至华光礁北边。这里水浅礁多，船搁浅，慢慢沉入海底。”这是考古队员以现在掌握的情况，向新闻媒体描述“华光礁1号”沉船时的情景。从大量文物中能判断这条古船的航行方向，是东南亚地区。
国家博物馆中国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张威介绍，“华光礁1号”是一艘迷失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沉船。当时的中国商船主要从广州、泉州、宁波、扬州等地出发，途经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到达波斯湾、红海，乃至北非和地中海沿岸国家。
中国的丝绸除通过横贯大陆的陆上交通线大量输往中亚、西亚和非洲、欧洲国家外，也通过海上交通线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国。因此，有的学者进而称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路线为“海上丝绸之路”。从现在的古沉船出水的文物来看，更多的应该是瓷器，所以称其为“海上瓷器之路”更为确切。
唐宋以来，随着中国古代科技和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古代开拓了多条海上贸易通道。从发掘的古沉船情况看，“海上瓷器之路”南海段更是其中极其重要的区段。伴随着大量的航海活动，中国古代有相当多的船舶及其物品沉没海洋，形成了无以计数的水下文化遗产，这些沉没在海洋的遗物成为“海上瓷器之路”线状分布的一处处遗珍，是中国与世界贸易交往的历史见证。“华光礁1号”考古队共有31人，福建省占6席。有福建博物院的楼建龙、羊泽林、王芳，福州市考古队的张勇、朱滨，泉州市博物馆的张红星。他们说：“一出水，我们就发现四分之三的器物都是福建生产的，窑口几乎囊括了福建省从南到北的所有产地。”福建博物院副研究员楼建龙介绍，这艘沉船肯定是在福建沿海的港口停*并装货上船，估计船上发现的江西、浙江瓷器，极有可能是通过发达的闽江、乌龙江、晋江水系或古驿道运输到港口，一起装船。该船在福建出海后，也不排除在其他港口停*过。中山大学历史系宋代史专家曹家启教授分析：“史料中曾有记载，当时中国商船少有向北航行的，多发自泉州及以北港口。”福建考古专家普遍认为：“南海1号”上绝大多数瓷器来自福建，可以作出“南海1号”就是福建船只的判断。这几年在福建沿海陆续发现大量古沉船，年代从宋元到明清都有，船上都装载着大量的瓷器。从目前打捞出水的大量德化瓷器初步断定，“南海1号”商船应该是从泉州刺桐港远航的。
宋代远航的沉船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广东的史学家们从史料中找到一些记载，印发给前往“南海1号”打捞现场采访的各地记者。宋朝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板桥镇、秀州华亭县、镇江、平江、温州、江阴军、秀州澉浦镇和秀州上海镇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是远航的主要起点。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船往哪里去呢？史料记载，当时与中国通商的有欧亚58个国家，并有详细的记录。目前从宋代古沉船上发掘出来的文物，均能给予充足的佐证。史料记载和沉船文物，勾画了一幅完整的“海上瓷器之路”航线图。
考古将揭开历史面纱
打捞“南海1号”宋代古沉船的消息，引起了世界关注。包括《国家地理》在内的美、日等外国记者，也都赶到现场要求采访。
福建海域中发现的“碗礁1号”古沉船，它所载的货物是否外销瓷？它要远航到哪里？考古人员从发掘的瓷器中才找到了答案。瓷器中有许多器物的盖子，高脚杯有了盖子后，明显地表露出了异国情调。还有一种精致的小瓷瓶为数不少，造型各异。经过专家考证，它将作为一种典雅的装饰品来到西方人家的餐桌上。有些是精美的咖啡具。几乎所有瓷器上的纹饰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但是，专家在一种瓷盘上却发现了与众不同之处。故宫古陶瓷专家陈华莎介绍，这个盘子这次发现了很多，非常薄，它是花口的，另外它的这个图案，应该是地中海沿岸的花卉，在当时，中东和西方把这几种花卉看作是天堂的花卉，是幸福之花。
这类瓷盘虽然是中国的装饰，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外国名字叫“克拉克”瓷。考古专家栗建安介绍说，“克拉克”瓷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在器物面上画成了一朵花瓣形，在花瓣里面又画上各种纹样，这种就好像在开着窗户一样，所以就把它叫做“开光”样式的瓷器，在16世纪后期，这一类瓷器已经大量传到了欧洲，在一次拍卖这批瓷器的时候，当时因为人们不知道这批瓷器叫什么，所以就把当时葡萄牙人运载这批瓷器的船叫“克拉克”船，把这类瓷器就叫做“克拉克”瓷，从那以后，“克拉克”瓷的名称就流传下来，成了中国这类外销瓷的一个别称。毫无疑问，为这船货买单的将是欧洲市场。
中国将海疆考古列入国家发展规划中的重要项目，积极开展我国水下考古抢救性发掘工作。伴随着更多古沉船的发现和考古发掘，中国“海上瓷器之路”的面纱将逐渐掀开，古代航海贸易的许多秘密将会揭晓。
“海上马车夫”将中国瓷运往世界
12世纪晚期，逐水而居的荷兰人乘着由挖空的原木做成的船从阿姆斯特尔河顺流而下，并在河周围的沼泽湿地之外修建了堤坝，在河边建成了一个小渔村，并称之为阿姆斯特丹。
17世纪，成千上万艘商船从阿姆斯特丹开往波罗的海、北美洲和非洲，以及今天的印尼、印度、斯里兰卡和巴西，由此构建了世界贸易网络的基础。阿姆斯特丹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中心，而荷兰也在大航海时代被称为"海上马车夫"，将大量中国丝绸和瓷器运回欧洲。
■至死未动用船上所载货物
阿姆斯特丹，荷兰最大城市。从一个小渔村到历史上一度成为世界金融和钻石中心，阿姆斯特丹在17世纪涌现出无数试图征服海洋的英雄人物，他们被铭记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丰碑中，甚至有些海域以这些英雄的名字命名。
在挪威与俄罗斯的北方，有一片以荷兰中世纪航海家名字命名的海域——巴伦支海。名字由来为在海域病逝的荷兰航海家威廉·巴伦支。
1596年5月，在阿姆斯特丹商人们的帮助下，威廉·巴伦支指挥着三艘船又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三次探险，这次他设想通过北极前往东亚。然而不幸的是，巴伦支的船被浮冰撞毁，他和水手们被困在新地岛，成为第一批在北极越冬的欧洲人。
1597年6月，威廉·巴伦支等十几名幸存者通过了一段冰海，在新地岛南端遇到了俄罗斯人，幸运地获救。威廉·巴伦支在返回荷兰的航程中去世。
值得称道的是，在新地岛上长达八九个月艰难的日子里,威廉·巴伦支和他的船员们靠燃烧甲板来使自身在严寒下保持体温,并以打猎维生。在这过程中很多船员献出了生命。然而,他们至死都没有动用船上所载的货物，哪怕其中有可以救命的食物和药材。
而这就是17世纪荷兰人普遍尊崇的经商理念。在整个世纪，荷兰商人们对利益的趋之若鹜令他们拥有的船只超过1.5万艘，超过欧洲其他国家的总和，荷兰因此有“海上马车夫”的称号。
当时，在阿姆斯特丹的港口，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荷兰商船贩运着世界各地的商品，有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美洲的皮货，欧洲的手工业品，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当之无愧的世界经济中心。
■5000万件中国瓷从这中转
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明瓷器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上世纪80年代中期，阿姆斯特丹举行题为“晚到了400年的中国瓷器来了”的大型拍卖会，拍卖品均是从16世纪至17世纪沉船中打捞出来的中国瓷器，其中不乏被称为“克拉克瓷”的青花瓷器。
这些“克拉克瓷”的原产地为福建漳州。当时的漳州山城平和县，窑场密布，窑炉林立，一幅十里窑烟的繁荣景象。遍布山头的窑工们在练泥、制坯、绘画、上釉、装烧……由于需求量大，窑工们日夜操作，永不熄灭的窑火映红了半个平和县。一批批精美且带有浓厚生活气息的青花瓷、五彩瓷、素三彩瓷源源不断地出炉、装船，顺着花山溪一天航程到达漳州月港出海口，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被运往阿姆斯特丹。
据悉，在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运回荷兰的最大宗商品之一便是中国的瓷器，两个世纪内的总量超过5000万件，阿姆斯特丹更是当时中国瓷器的欧洲贸易中心。
绥化：绥棱泥土开“陶花”
黑陶，陶瓷工艺园囿的一朵艺术奇葩。
黑陶，散发着淳朴的寒地黑土的气息，洋溢着现代的文化魅力。
黑陶，陶瓷文化史诗的一个续点。
60年，绥棱黑陶积淀出一段富有光泽的黑土文化诗篇。
黑陶，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310年，距今有4000多年历史，1928年首次亮相于山东省章丘龙山，故称“龙山文化”。中外史学家称其为“原始文化的瑰宝”。绥棱，中国现代黑陶的发祥地。
绥棱黑陶艺术的鼻祖：山东省莱州府人士，名叫寇化林。
寇化林祖上以土陶工艺品制卖为生，制作的瓦盆、瓦罐，那是响当当。清末民初，寇化林来到绥棱，在上集镇建了全县第一家土陶作坊。
40年，寇化林痴心土陶品的制作，破译掌握了黑陶工艺品的关键技术———“熏烟渗碳”，那是黑陶制作工艺中最复杂、最关键的环节。
绥棱黑陶采自这个县西部特有的细腻黄土，经手工拉坯、修形、绘画、雕刻、压磨、烧制，成品色彩为土红、灰，经“熏烟渗碳”工序，成黑色。《二十一世纪中小学素质教育文库》如是记载：“黑龙江绥棱陶器以刻花黑陶最有特色，多用于陈设陶器……其中双层透雕的作品别具一格。纹样吸收了剪纸、木雕、刺绣等民间工艺的造型，再根据陶瓷工艺的特点加以融合，把透雕、刻花、压浅、戳花等方法结合一起，整体和谐，结构清楚，层次分明。虽无彩饰，但仍变化有致……”绥棱黑陶已同景德镇瓷器、宜兴紫砂陶器等20多种陶瓷器并列。
黑如漆，明如镜，硬如瓷，声如磬。黑陶，陶器中的“花魁”。黑色的光泽，折射出淳朴的劳动艺术魅力。
1964年，绥棱黑陶登上首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展台，吸引了中外商家和艺术家的目光。周恩来总理曾赞誉：“鸡毛蒜皮换外汇，黄土换黄金，何乐而不为？”
1979年的上海第二届中国陶瓷博览会，绥棱黑陶被评为“中国陶瓷十大品牌”；1983年，绥棱的黑陶通雕花缸，荣获中国轻工业部颁布的“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优秀创作设计奖；被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定为工艺品出口生产基地。从1965年，绥棱黑陶走出国门，在英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俏销，成为收藏珍品。那时，绥棱黑陶限量生产，按序编号，一品一特色，品品互不同。黑陶，收藏界的“新宠”。1977年10月，绥棱县工艺美术陶器厂向毛主席纪念堂敬献了8个黑陶花盆，两个黑陶花瓶摆放在人民大会堂入口大厅内。
绥棱黑陶，曾被文化部确认为“中国现代黑陶第一窑”，传承了“龙山文化”的遗风，舍弃其浮华琐碎，追求古朴自然。精品!极品!
花开花谢，绥棱黑陶经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刷，一时失去光泽，埋于泥土。
企业连年亏损，1990年，工艺美术陶器厂停产，工匠艺人纷纷南下各奔他乡，自谋生路。黑陶在绥棱大地渐失踪影，“陶花”香暗。
20世纪90年代，绥棱黑陶艺人扎根辽宁、河北、山东等地，黑陶又长出泥土，踏着春天的脚步绽开花蕾，释放幽香。许多黑陶制品秉承了绥棱黑陶的艺术脉络，再现了绥棱黑陶的灵性，延续着“陶花”的芬芳。
寇维军，黑陶艺术大师寇化林的儿子，绥棱黑陶的第二代传人。他先后到北京、连云港、德州等地制作黑陶、传艺，并将紫砂、瓷器的工艺与黑陶有机结合，黑陶的花纹与造型更具风骨，品质更上乘。可是，寇维军的心向往黑土地，他的艺术魂灵在绥棱的泥土里。
1997年，国务院颁布217号令———《传统工艺美术品种技术保护条例》，设立保护发展基金，用于抢救、保护和发展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光大民族文化。
2006年，黑龙江工艺美术协会成立，尹伊君提出积极恢复绥棱黑陶的生产，使其发出乌金的光泽。
绥棱黑陶，想“回家”。
绥棱县委、县政府顺着黑陶的纹理摸到了特色文化产业的经济潜力和市场空间，提出要依托资源和技术优势，把黑陶工艺品生产作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打造知名品牌，形成规模效益。县里三次组织人员南下辽宁、广东，寻访绥棱籍黑陶工匠，细说县委、县政府开发黑陶产业的整体计划。县委书记李哲韬、县长宋树生多次给在外的黑陶制作“大师”们打电话，诚邀他们北归。
尹伊君，曾是绥棱工艺美术陶器厂的设计员，参与了敬献给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大会堂花盆和花瓶的制作，很多黑陶作品获国家级大奖。那时，他曾春风得意地坐飞机进京学习、领奖。陶器厂停了，尹伊君也远走他乡，在营口、大连办过广告公司，开过陶吧，但难舍对黑陶的眷恋。2005年底，尹伊君回到绥棱，着手绥棱黑陶的研发、制造。2006年4月2日，绥棱黑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挂牌，伊君黑陶文化研究所和协会也相继成立。
“陶花”再次从泥土里盛开。
当第一窑黑陶从灰尘和气浪中走出来，尹伊君和工人们抚摩着凝重、古朴的“泥版杨柳青”，那神秘的艺术精灵在人们心空翱翔。
2006年的第17届哈洽会，尹伊君和绥棱黑陶刮起艺术旋风，美国客商和他达成购销2000万元产品的意向性协议。虽然因工期紧未能成交，但绥棱黑陶的艺术价值和市场前景已得到认可。
2006年，尹伊君创作的黑陶系列作品荣获东北三省第三届国际旅游产品博览会“最具特色奖”和“最受群众喜爱作品奖”，被授予“黑龙江省旅游商品”称号。
2006年底，曾任绥棱工艺美术陶器厂厂长的裴龙也回到绥棱创办了黑陶研究所。现在，裴龙正在工艺美术陶器厂原址建设新厂。
今年初，绥棱县经济局长张金生带着县委、县政府的真情厚意，到山东德州迎接寇维军回乡。
绥棱黑陶回家了!
扶强扶壮黑陶产业，绥棱县委、县政府下了“血本”：5年内为黑陶企业无偿或优惠提供厂房，帮助企业解决资金不足、技术人员短缺等难题。据尹伊君说，当初建厂，县里协调，减免购买资金一半。裴龙建厂，县里全力扶持，减免了几十万元税费。给60岁的寇维军安排了财政编制，还专门给他解决了生产的场所。殷殷关爱之情，切切发展之意，都在一举一动之中。
绥棱黑陶产业的兴起，牵动了人们关注的目光。市委书记胡世英曾专程到绥棱调研，提出了如何加快发展、做大做强的战略思路。市委副书记张文明曾和尹伊君等人探讨如何打造黑陶的寒地黑土品牌。绥棱黑陶被确定为我省重点文化产业扶持项目，省科技厅将黑陶定为科研项目。中央美术学院、哈师大等院校将绥棱确定为产学研协作单位和教学实验基地。据悉，省工艺美术家协会将在绥棱建设省级研究中心。
绥棱如是描绘“十一五”黑陶产业的蓝图：校企联姻，打造品牌；建设一个人才集聚的研发中心，通过协会牵动进行产业资源整合；依托订单规范市场营销的统一行为。5年内，全县黑陶生产企业要发展到20家，建设“中国黑陶之都”。
“陶花”开盛事，龙腾产业兴。绥棱黑陶“大观园”，培育了“金陵十二钗”，吟唱“大唐长歌”，雕琢现代版的“敦煌飞天”。
据介绍，现在绥棱黑陶按形状分坛、罐、瓶、缸等几种，表现风格有透雕、浮雕、阴雕和凹画等手法，花纹图案以圆开光和六角开光为主，方开光和半开光为辅，有梅、兰、竹、菊、松和龙、凤等纯民间图案近百种。经几十年发展创新，汲取了剪纸、皮影、刺绣、年画等民间艺术精华，并把砑光、透雕、刻花、压线、戳花等工艺手法融合，更具现代艺术品位。
为准备第18届哈洽会展销品，尹伊君精心制作了一批黑陶。6月12日出窑的“龙腾盛世”黑陶可谓精品，面如瓷，击声如罄，多层透雕的两只龙栩栩如生，祥云朵朵，令人赞叹不已。尹伊君说，至少值2万元。
裴龙和工匠们经过几个月精心制作的“中华龙瓶”，2米来高，是迄今为止最大的黑陶制品。裴龙说要把它献给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一展绥棱黑陶的艺术风采。
在寇维军的黑陶展厅，精品满台，各种造型的黑陶令人目不暇接，每一件都是上乘之作。
尹伊君正在把绥棱黑陶推进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列。
绥棱泥土开“陶花”，“陶花”指日成“金花”!
高岭殷弘绪与海上瓷器之路
回顾和论述清初法国赴华传教士殷弘绪数年研究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率先对外宣传“高岭”制瓷秘诀之深远历史意义与重大现实意义。
自从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特别是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后，中国与沿线国家一系列务实合作已经结出早期果实。南昌作为江西省的省会成功入选“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将会让大家关注到以生产御窑瓷器闻名的景德镇与“一带一路”渊源颇深；尤其在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包括法国里昂管辖的利摩日镇昂特雷科莱神父等西洋传教士应邀到来，曾给强盛时代的清宫廷文化注入一股西域新风。导致欧洲人都把景德镇原称昌南镇之“昌南”的谐音作为瓷器（china）与中国（China）的代称。
而笔者欣悉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近日说：“法国和丝绸之路有着深远的渊源，里昂曾是丝绸之路的终点[1]。”已过去的2014年既是法国同我国建交五十周年，又逢“中法文化年”。巴黎、北京等地先后举办一系列盛大的文化交流活动。同年7月15日至16日，法国首位驻华女大使白林转任驻英国大使前、曾由驻武汉总领事马天宁陪同，专程抵达景德镇市访问古窑民俗博览区、三宝国际陶艺村、御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及诚德轩瓷业有限公司等单位，提出进一步开拓双方多领域的合作。同年10月20日即第11届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期间，法国利摩日国立艺术学院校长一行到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察欧洲陶艺工作室项目的运行情况，并就加强两校合作与该院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国家级文学期刊——《中国作家？影视》也适时在同年第九期发表根据真人真事精心创作、首次披露法、中两国陶瓷文化交流史实的电影文学剧本《西来的瓷使》，吸引读者联想起欧洲产瓷历史，实与昂特雷科莱、自取汉名“殷弘绪”者的不懈努力紧密相联；这给壮观的中外陶瓷与文化发展史册添加绚丽的一页，显示了支撑景德镇这座城市发展千年的陶瓷伟业，改革开放中被注入新鲜血液重新得到巩固和弘扬。
尽管2015年6月3日《泉州晚报》又登载“德化申报世界陶瓷之都获世界手工艺理事会全票通过”之消息，但笔者在景德镇采访中与当地陶瓷、新闻界有关人士交流均认为：这十年间随着国内一些产瓷区被争相封“都”，导致应珍惜的“瓷都”尊称本身意义贬值；相比之下谁属真正的“瓷都”，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当初欲状告没有权威性的民间社团组织乱评，只是不服要争口气罢了！近年来没要任何头衔的景德镇凭借其精湛的陶瓷工艺、灿烂陶瓷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反倒吸引更多来自全世界的游客。2万多名国内外艺术人才结伴扎堆来景德镇或进行学术研究、或从事商业经营、助力擦亮千年瓷都品牌，他们被称作“景漂”一族；这群艺术人才现已成为继该市传统陶瓷艺术人才队伍、学院派陶瓷艺术人才队伍之后，以“景漂”族为特征的第三支生力军队伍。业内人士还向笔者透露：“景漂”族中除在当地已购房外，目前2万余名“景漂”每年吃、住、行和对陶瓷原材料的消费，均是个巨额经济数字统计；催促了当地就业、交通、旅游以及物流、包装等行业的新发展。身兼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的笔者更明白，实际上一直以来，景德镇瓷器就以金字招牌享誉海内外。与国内一些产瓷区竞相争“都”盼宣传有着明显区别的是：景德镇之所以能够让国外瓷业界敬仰称赞誉为“瓷都”、之所以值得中外文明史留下厚重的印记，是因元代在景德镇高岭村发现高岭土和发明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并促成硬质瓷和官窑问世且不断地创新；归根结底，应该指它独有的陶瓷文化特色、取得辉煌成就对世界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康熙款青花釉里红梅瓶
收藏界有“玩瓷器要玩清三代”的流行语。即指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景德镇御窑厂装饰种类多样的产品，主要指青花、釉上彩、色釉瓷器方面。为了适应日益丰富的装饰方法，生产出了名目繁多的瓷器造型。我国知名古陶瓷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老先生的著作——《明清瓷器鉴定》早就肯定：“康熙时期的瓷器，造型多样，品种丰富，新品种层出不穷，多达百种以上，为前所未有。[2]”因此，凡研究或知晓欧洲陶瓷发展历程的人，都对十八世纪初叶即清朝康熙年间，法国耶稣会赴华传教士之一的“殷弘绪”怀有特殊印象，缘故是他最早于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把景德镇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原料制瓷“秘诀”写信介绍给自己的祖国，进而推动欧洲直至世界掀起大规模的仿制瓷器热潮。
《景德镇陶瓷》杂志1986年第四期载有原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翻译颜石麟先生特写访问殷弘绪故乡——法国利摩日镇（市）佳文，知晓他当年写信所做的努力，已经演化取得丰硕成果。1771年，利摩日镇附近果真发现高岭土矿源，从此有了硬质瓷生产。法国朋友赠送登载殷弘绪信件附有制坯、装窑两幅插图法文版专著风趣地说：二百七十年前，殷弘绪把天主教传到景德镇同时，还把景德镇的制瓷技艺带回了法国。利摩日镇日后发展繁荣成为国际驰名的法国三大名城之一的瓷城，享有“法国景德镇”美誉（另两大名城分别指政经、文艺中心的巴黎；以影展（又称“戛纳电影节”）著称的坎城）。也给法、中两国民间科技交流史册，留存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佳话！
那么，殷弘绪为何能在繁忙传教之余、较快地熟悉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程序并能成为业内行家的呢？带着此道费解疑题，笔者凭借业余研究兴趣，历经多年自费陆陆续续地沿着殷弘绪经澳门（另说谓厦门，但笔者考证不可信）至江西饶州府（今鄱阳县）、景德镇天主教堂、后调北京的路线大致走了个遍；去过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图书馆查询复印殷弘绪分别于1712、1722年所写将“高岭土”和景德镇制瓷方法介绍给西方的法文信做资料参考；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寻找殷弘绪的墓碑时，巧见馆立中、英文对照的耶酥会士碑，石面镌刻“本区陈列的墓碑原立于北京海淀区正福寺耶酥会士墓地。耶酥会是天主教修会之一。耶酥会士曾于明清时期来华，在传教的同时，他们把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传到中国，并将中国文化带回了欧洲。”这些走访或考察、加上在国内数处相关人士积极协助下掌握的新资料，均给笔者深刻地启迪。原来，受过良好教育的殷弘绪等一批法国耶稣会赴华传教，当初是应康熙皇帝热切邀请、被路易十四国王派遗来中国的。他们大多属擅长于精确科学的学者，素质无疑在同时来华的其它国家传教士之上，“不仅在此期引进西学的工作中独占鳌头，而且在汉学研究中也起了决定性作用”[3]。借用殷弘绪写给奥里神父的长信所言其“因新信徒们的心灵需要而不时在景德镇逗留的日子，使我有机会了解这种备受推崇并被运往世界各地的华丽的瓷器在此地的生产工艺。虽说我的好奇心尚未足以使我从事类似的研究，不过我相信，对与这项工作有关一切做一比较详细的描述，对欧洲多少是有用的。”况且，史料证实殷弘绪家乡——利摩日镇较早就生产知名工艺品，由此推测应有世界共同发明的陶器制造业？！清宫廷“珐琅彩”瓷正属利摩日镇一种给铜胎画珐琅方法引进演变产生、随后影响到景德镇的知名“粉彩”瓷问世。加上他在统辖景德镇的江西饶州府侨居传教多年，得天独厚的条件客观上为其来往景德镇，业余时间去坯房、窑厂和红店等处用心观察“陶”与“瓷”的本质区别提供了便利。最关键的是他本人弄懂“高岭”作用似人骨骼、瓷泥似人肌肉，景德镇制瓷掺高岭土配方能够让泥质密实、烧成促瓷变坚硬。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殷弘绪升调北京教区任职，尚对民间盛行的种痘术作过调查记录。1722年1月，殷弘绪再赴景德镇对瓷器装饰、大件品种制作与破瓷修补等技术难题进行过重点调研，当月25日在该镇写就的第二封长信，补充不少新内容载于《耶稣会传教士书简集》第十六期（第一封载第十二期），它对欧洲兴起的制瓷工场，自是如获至宝的技术资料。从相当程度上说：殷弘绪不仅是宗教的传播者，并且是瓷器的远播者；他实现了将瓷源寻宗“高岭”用途介绍到法国和欧洲的理想、促使世界认可瓷器为中国的伟大发明、中国景德镇是闻名瓷都；瓷“缘”并让他在景德镇与利摩日镇这两个因造瓷闻名遐迩的城市之间架起一座西方同东方的友谊桥梁。利摩日镇的制瓷艺人们总能敏锐地嗅到时代需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瓷钟即属典型范例。
为此，2007年中央电视台全程拍摄制作《台北故宫》纪录长片时，担任编导之一的陈怡女士接受笔者建议，在其负责编导的《瓷中繁花》那集里，专门摄制了景德镇市与利摩日市瓷艺交往历史久远的几组镜头。据她透露：利摩日市精彩画面，是邀请央视驻法国记者站同事去相距巴黎360公里、产瓷后由利摩日“镇”改称“市”拍摄的。笔者猜想谓第一次将两市瓷艺精彩故事合成一集内告慰天下吧！？它从侧面表明景德镇招牌瓷器早成为东西方商贸交流重要载体，出口外销主要依靠走水路的景德镇，实称已故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三上次男博士名著——《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中，率先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又叫海上瓷器之路的重要源头之一。这也要“怪”丝绸不易保存，瓷器遗迹却到处可见，能从数量上知晓古近代海上贸易特征由丝绸转变瓷器凭证、以及成就了“陶瓷之路”[4]提倡与影响。
1741年7月2日，逝世于北京的殷弘绪原被埋葬在海淀区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但墓地在“文化大革命”中遭破坏，后迁存海淀区五塔寺保护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内，他的墓碑镌刻文字如下（拉丁文、中文对应排列）：
耶稣会士殷公之墓
耶稣会士殷先生讳弘绪，号继宗，泰西拂朗济亚国人。缘慕精修，弃家遣世，在会六十年，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东来中华传天主圣教，至乾隆六年辛酉五月二十日卒于都城，年七十九岁。
遗憾曾受错误指导思想干扰，我国陶瓷史学界对殷弘绪这位在国外研究不衰、且得到好评的人物以其传教士身份曾列为禁区，起初横遭冷遇或当反面教员批判。伴随人民思想解放特别是党对宗教政策的重视和落实，对殷弘绪评介转为正面、称赞声音逐渐占了上风。1984年8月轻工业出版社出版、原《中国工艺美术》杂志主编朱培初先生编著《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一书里，指出殷弘绪“在江西景德镇瓷器和世界交流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5]。认为他于1712年9月1日写的长信，生动与具体地记录了当时景德镇有关人口、城镇、物价、地理、治安以及胎土、釉料、成型、彩绘、色料、匣钵制造、瓷器入窑、烧成等瓷器生产制作情况且震动欧洲社会，使欧洲有关人士第一次读到神秘景德镇及其制作瓷器技法的真实史料。
如今全球经济化飞跃发展，促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以江西省浮梁县（历史上景德镇为其下属的一个镇）“高岭”村得名、久被国际通称又堂而皇之地摆放在联合国总部的高岭土应用范围几乎遍及宇宙，早就从单纯瓷业转向造纸、橡胶、塑料、石油化工、耐火材料、化妆品等多个领域拓展；甚至连人见人爱的舶来品手机，相传采用一种LTCC技术把机内各类组件整合、缩小到瓷质电路板上，才获得轻薄之效果。它表明名列中国古代五大发明之一的瓷器对人类文化科技的进步作用，已经“愈来愈显示出来”[6]。丰富资料也告示大家，虽然“高岭土”英文kaolin这一名词是由1869年曾到过景德镇高岭村考察的德国知名地质学家、首先撰文提出“丝绸之路”概念的李希霍芬先生创译和被命名为高岭土的国际学术名称，依据仍是殷弘绪首次传去西方的高岭汉语读音。由此推断“高岭”扬名世界，实属殷弘绪立下的非凡功勋！同样，它是景德镇高岭村民、更应该说是中国在粘土矿物学方面，对人类物质文明进步做出独特贡献的具体体现。殷弘绪可以算是首位开始“景德镇学”理论研究的外国人。高岭村现已成为中外制瓷人士朝“圣”之地兼旅游景点，高岭瓷土矿遗址被列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部门准备把它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申报项目。当今国内文艺市场日渐繁荣，呼唤着融入作者独特思想与契合时代的精品或杰作问世。故事类型是寻找清朝、当代剧情穿插之电影文学剧本《西来的瓷使》，目前与某影视公司正在洽淡影片投拍协议，考虑联系法国方面合拍打造力作，以便尽早地将“此片献给热心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人们”[7]。
近年来有景德镇人去欧洲旅游期间，特意赴法国利摩日市参观瓷厂并受到热情接待。女讲解员开口便直接提到瓷厂原料开采到生产方式都是从中国景德镇传递的。“我们的瓷业圣祖是中国！”对呀，倘若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是古代作出惊奇贡献的景德镇无名瓷工们、或者像殷弘绪那样立下功勋的法国传教士，他们取得的不凡业绩和辛勤劳动，始终值得后来者共同景仰。恰似应邀出席第七届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开幕式、代表国外知名产瓷区嘉宾发言的法国利摩日市副市长伯纳德。瓦海伊强调：“一千多年来，景德镇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世界各地，成为东西方商贸交流和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更为推动世界陶瓷发展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我（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盛赞‘瓷器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它使得中国文化闻名世界’。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的举办，搭建了一个世界陶瓷交流的大平台，让东方灵感和西方的创意成为一种互补与共享，引领世界陶瓷的创新和发展[8]”。继续谱写“一带一路”战略合作共赢、前景更加灿烂的新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