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古瓷砖。
花鸟人物四方灯笼瓶
民国瓷是依年代而划分的一类瓷器。民国初年，仿古瓷又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无论在胎质、颜色釉以及绘画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景德镇瓷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民国瓷继承了清代末年以来仿古瓷的工艺成就，仿古陈设瓷的生产和销售非常活跃。日本人上田恭辅论：“今日之市场，大抵以摹仿品或后世乏伪造物……仍以青花、五彩、胭脂红等，尚有可观，其价格之便宜，殊堪惊异。”
《饮流斋说瓷》评清末民初仿古瓷时说：“盖彼时一朝有一朝之面目，而自有其特色。”“一由近年西人荤金重购，业此者各自竞争，美术因此进步。”“凡新仿之品，以光绪之朝为最多，袭历朝之形式，无所不仿。”清末景德镇“肆中陈设珍玩，于尊妻鼎彝之属，及宋元旧制皆有仿作，佳者几可乱真”。从瓷质方面看“精制之品，直逼乾隆，若道光更有过无不及”；从釉色方面看，则是“光致之极，几似乾隆”。
在单色釉瓷方面，《饮流斋说瓷》认为“红为最难仿之色光绪初及中叶，所仿者惟薄施淡抹而已”。民国初期，“则大红、深红、与夫胭脂红、豇豆红诸难仿效之色，均无一不有仿效；虽专家亦往往受其欺，而其中尤以豇豆红为最精”。对蓝色釉的仿制，《饮流斋说瓷》认为是“最有成效者”，特别是“光绪中所仿者，或蓝而带黑，或均不难于判别。至近年模仿康熙蓝最足乱真，且亦能深入胎骨”。
日本人上田恭辅也认为：“此人多谓中国近世瓷器甚美，现在(指民国时)及宣统、光绪御窑物，皆认为价值极低，但此为古董店之借口，殊非陶瓷研究家的态度。实际过去独占世界如此蛊誉之中国瓷器，无论何时代的作品，均有足取的风味。”
当时一些外国专家认为：“世人多谓景德镇陶工之技法，自清末以来大为退步，制品低劣，此实非深入观察真相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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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古瓷：民国瓷业的一大特色
目前，我国陶瓷仿古市场和古瓷市场，一些陶瓷藏家、玩家手中流行着各时期皇家官窑瓷器产品，有专家说总量达4万余件，也有说达8万件左右。知名文化学者、《最后的官窯》作者吴昊认为，不论多少，从理论上推断，它们从宫中流出的部分极其稀少，大部分则是这一时期仿造的产品。
仿古，顾名思义，就是模仿或仿制古代人的手作产品。在我国手工业时代，仿制甚至复制，应该说是它的一大特色或亮点。正因为有它的存在，才使得我国古代各项传统手工工艺、手工产品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仿制或复制，在我国古代，通常又是通过师徒制来完成的。中国的师徒制，是我国手工业时代重要的生产组织形式。师徒制下，弟子仿师傅，本朝仿前朝，本朝后期仿前期，可以说某一特色，也属常态。
但是在今天商业化高度发达的时代，一切商品化，大家尊重各自的劳动创造，原创知识产权被摆到了神圣的地位。在这一环境下，任何生产者在没有得到原创者的授权下进行生产，都被视为不道德的商业行为，甚至是犯罪。这一点，与过去在思维形式上有着较大出入。
有学者认为，历史上，仿制甚至复制的产品，在我国手工陶瓷行业表现得最为集中。它不仅大量出现在民间陶瓷厂内，皇家官窑瓷器厂也有出现。最著名的例子，是明成化年间的鸡缸杯。此杯生产后，以后的历朝历代，包括现、当代都有仿制。在这一仿制过程中，生产者有的落上当时的年款，有的干脆就连落款也写上“大明成化年制”。
我国皇家官窑瓷器厂的几大仿制期，都发生在清代。一是雍正时期。雍正在位时，对我国明以前各大名窑、官窑瓷器几乎逐一仿制，特别是对他钟爱的明代永乐、宣德时期产的青花瓷器，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二是清光绪年间。这一时期，对本朝前朝瓷器的仿制力度，不亚于他的祖先雍正王朝。
民国时期的景德镇，陶瓷仿古产品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几乎超出人们的想象。他们有的仿历代名窑的器物，也有的是民国后期仿民国前期的瓷器。仿隋、唐、五代的白瓷，仿宋代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以及元枢府瓷和元青花瓷器。这其中，尤其是仿明、清的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及单色釉偏多。
可以说，民国陶瓷生产的历史并不长，但仿古瓷却独具特色。其仿古水平，由于原御器厂窑工的加入，产品质量整体偏高。
民国瓷为何多仿古？
民国仿乾隆款珐琅彩牧牛图瓶
二十多年来，我在天津几个过去很有地位的老家庭里，见到过一些明清官窑瓷器，同时也见到过不少民国仿制的明清官窑瓷器。在天津博物馆和天津市文物公司的民国瓷器藏品里，仿古瓷所占比例也是不小。
民国时期，仿古瓷器数量众多，成为民国瓷器的一大门类。仿制的对象，几乎包括了中国陶瓷史上所有名品。其中，仿制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即“清三代”）的瓷器最多，而以仿制乾隆时期官窑瓷器尤多。
那么，为什么民国瓷器中会有这么多的仿古瓷呢？
清末民初，随着封建王朝的衰竭和崩溃，宫廷瓷器四处流散，引发和刺激了仿古瓷器的大量制作和销售，使仿古瓷成为民国瓷的一大组成部分。前面说的那些真正的明清官窑瓷器，大都是清末民初流到天津的。
清朝的皇家收藏极为丰富，发展到中国历史的极至。清末民初，由于政局的变化，宫廷遭劫掠，宫藏被盗运，古董从皇家及传统士大夫手中转向天津租界的军阀官僚和江南各地的买办新贵手中，转向东洋、西洋的古董商手中。外流的大量宫廷瓷器藏品工艺绝美，适应国内新贵和东西洋人的口味，很快就在市面上流通起来。同时，宫廷瓷器藏品高贵典雅的品位也影响了全社会，迎合了人们的好古之心。得不到真品的，退而求其次，就买几件高仿品装点门面。于是，社会上对仿古瓷的需求大增。此外，由于利益驱使，古董商乘机以假乱真，大量制作仿古瓷，牟取暴利。而清帝逊位之后，皇室再也无力支持御窑厂烧造成本高昂的官窑瓷器，御窑厂只得关停，能工巧匠流落民间，从前想仿而不敢仿的贡品，如今是但仿无碍，使仿古瓷的大量制造成为可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清代遗老遗少大量“出货”的时候，也是中外收藏家、古董商、新兴的实业巨子们大量“收货”的时候，外国人尤其爱买中国瓷器，而且肯出大价钱。从盐业银行曾经拍卖一大批宫里抵押的珍贵官窑瓷器，便可看出民国时期宫廷瓷器流散之严重。
民国时期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也是“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的联合经营组织）和四行储蓄会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是中国现代金融界的著名人物。在他的主持下，“北四行”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有实力的商业银行，是金融界局部联营的成功范例。吴鼎昌重用岳乾斋，并通过他，长年从事一项特殊的业务，即向那些掌握了大量清廷文物的清代遗老，包括末代皇帝溥仪在内的清室后裔办理押款。仅此一项业务，就使盐业银行大发其财。岳乾斋是北京人，15岁起在北京东四牌楼元成钱铺当学徒，满师后在天津庆喜金店充外勤兼二掌柜。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金店老板邢古香惊吓而死，岳乾斋就继任老板。由于他从事金银首饰的买卖，整日与有钱人打交道，日子久了就结识了不少权贵显要和清代遗老。1914年张镇芳等办盐业银行时，岳乾斋经天津志成银行的总办刘绍云推荐，当上了北京盐业银行的经理。他办事极有古风，对那些日趋没落的旧王孙很是同情和照顾。他们拿了东西来押款（以物作抵押向银行借钱），岳乾斋总是开价比别人高一点，因此极有人缘儿。加上张镇芳原本清廷旧僚，出狱后于1921年复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尽管不具体管事，但他的儿子张伯驹在行里任职，他们都与旧皇室人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更增加了旧王孙们的信任感。袁世凯1916年死后，清室后裔断了经济来源，北洋政府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关照他们。他们就只好逐年变卖宫中故物度日。1919年以前已在盐业银行押款累计达40万元。到溥仪结婚时，又押了一大批古物，计20万元。先后共抵押了60万元。借了这样的巨款，清室根本无力赎回押品，因为他们没有新的财源。后来连本带利达一百数十万元，到了期限还不出，连转了几期仍还不出。吴鼎昌对此很不满意，要看详细账目。岳乾斋想为人保密，不肯拿出账本，后来在董事会上经监察人质问，才把详细账目交出。押款又已到期，还是还不出，这才将押品作没收处理。这一大批古物中，就有2200多件瓷器，是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之物。此外还有很多乾隆时期的玉器。最著名的是一套16只金编钟，合计毛重12000多两，折合纯金4000多两。盐业银行因此大获其利，以至把变卖文物所得的巨款还清了清室的押款本利之后，还剩下千余件文物，其中就包括那16只金编钟，成为银行的账外之财。日本军队占领华北时，银行将金编钟藏在天津法租界，后来又藏在英租界四行储蓄会的地下室小库房里。日本军方和副领事以及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大员都曾追问过此事，银行均小心应付，直到全国解放后交给国家，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盐业银行拍卖的原清廷内务府瓷器库保管的官窑瓷器中，有很多保管一二百年而尚未打开包装的瓷器。如康熙官窑五彩十二香杯就有一大批。北京琉璃厂荣兴祥经理贾腾云通过盐业银行总经理岳乾斋买到许多宫里抵押的官窑瓷器，珍贵的郎窑红釉锤瓶就有一对，被美国考古学者福开森以重金收购，运往美国博物馆收藏。
由晚清大臣抵押在汇丰银行里的一套皇宫珍藏的宋钧窑瓷器，也是因为越期未赎，最终转卖给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这套钧窑瓷器约二十余件，是北宋时烧制的御用品。每件瓷器的器底都刻有顺序编号。传说这套钧窑瓷器是明代皇室遗留在紫禁城中的。清王朝接收了明代宫中的全部器物，其中就有这套宋钧窑瓷器。据宫里太监到琉璃厂传出的消息说，这套瓷器是钧窑洗子和成套带托的花盆，花盆和盆托有一副配合的标记，就是刻的数字。刻的字和底釉一样，都是芝麻酱色。抵押的银两估计在十万两以上。
1911年，奕劻成立皇族内阁，那桐和徐世昌都被任命为内阁协理大臣。同年，袁世凯内阁成立时，那桐为弼德院顾问大臣。那桐和徐世昌将清廷珍藏的北宋时期钧窑烧制的这套贡品瓷器抵押在北京的英国汇丰银行。抵押期限到时，溥仪正在花钱运动军界人士，图谋复辟，根本没有财力还本付息、赎回国宝。汇丰银行买办邓君翔见奇货可居，将宫内抵押品赎出后，转手卖给美国世界最著名的大都会博物馆，从而引起了美国人对宋钧窑瓷器的极大兴趣。
前面提到的重金收购宫里抵押的官窑瓷器的美国考古学者福开森，当时积极参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是琉璃厂古玩铺的常客。他喜欢听古董商们按中国官僚的习惯称呼他“福大人”。他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叫“福茂生”，并且打扮成中国绅士的派头。福开森自1886年来华传教、办学、办报，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被日军拘禁于北平，在中国居住了五十多年，曾被国民政府聘为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他利用庚子赔款基金和哈佛、燕京大学基金，聘请中国金石学家和鉴赏收藏家，帮他编著《历代著录吉金目》等书，还与郭葆昌合编《项子京瓷谱》等有关瓷器的图录专著。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福开森在中国搜集走大量夏商周秦汉的青铜器、古玉，唐宋元明清字画，宋元明清瓷器。20世纪20年代，他到琉璃厂古玩铺买古玩，对宋钧窑瓷器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古董商要多少钱，他就给多少钱，不仅不嫌价钱高，而且马上支付。有一个极为珍贵的宋钧窑鸡心杯，就差点被福开森从琉璃厂买走。福开森对钧窑瓷器很有研究，并从欣赏中感到乐趣。他喜爱钧窑瓷器中的玫瑰紫釉色，那釉色恰似晴空中几朵彤云在飘荡。他喜欢将自己研究钧窑瓷器的心得体会，在美国的鉴赏收藏家中宣扬。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原为清廷珍藏的北宋时期钧窑烧制的那套贡品瓷器，也得到福开森的宣扬。从此，美国人到中国买古玩都想得到钧窑瓷器，而且要选择那些胎质、釉色好的。这样一来，美国便收藏了大量珍贵的中国钧窑瓷器。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古董商，对国外市场上中国文物的行情知道得还不多，美国这股搜集、收藏钧窑瓷器的热风，实际是由日本古董商、日本山中商会北京分会经理高田口中说出来的。山中商会是民国时期日本掠夺中国文物的急先锋，也是国际古玩市场上的大户头，总部原设在巴黎和伦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移到纽约。它在中国设有北京分会，从民国初期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专门从事中国文物销往欧美的国际贩卖。高田从在美国市场上的交易中了解了很多情况，但他不向北京的古董商透露。中国古董商王栋廷在古玩商会窜货场买了件钧窑花盆，价钱是九千多元。他出价最高，因为他是给向国外出口文物的卢吴公司进货。而高田从王栋廷手中花一万五千元将货买走，撬了货，引起了北平古董商们的注意。不久，他们得知高田将宋钧窑花盆拿到纽约文物市场上卖了五万美元。直到这时，美国的钧窑瓷器热，才被北平的古董商们了解。
清末民初北京的一些古玩店铺就是靠贩卖清宫文物而发达起来的。八国联军侵华，在慈禧太后西逃的一年多时间里，宫里的文物丢失很多。慈禧太后回銮京城后，要下旨查抄全城。亲信庆小山奏请以收购代查抄，获恩准，便在隆福寺设收购站，让管家常惠川在那里当差。内务府总管文索看准这个时机，出资9000两银子，在琉璃厂开设延清堂，请丁济谦当掌柜，把常惠川的收购生意拉到这边来，合伙做官窑瓷器生意。
由此可见，民国初期古董瓷器市场十分混乱：本来应由政府部门专门接管的故宫珍贵瓷器，通过明押暗卖，大量流失到社会上；很多不应出口的国宝级瓷器，被以各种方式运到国外，而且卖给外国人时往往价格很低；流散到社会上的历代精品瓷器，成为仿古瓷的直接仿制样本，客观上助长了造假之风；古董商真伪兼营，市场上鱼龙混杂……
民国仿古瓷就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样特殊的收藏、流通背景下，被大量生产而流布于世的。
隋唐五代时期——茶具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隋唐五代宋时期——茶具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1）茶具文化习俗的形成
陆羽《茶经·六之饮》也称：“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俞间，以为比屋之饮。”《茶经》认为当时的饮茶之风扩散到民间，以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及湖北、山东一带最为盛行，把茶当作家常饮料，形成“比屋之饮。”陆羽《茶经》初稿约成于代宗永泰元年，定稿于德宗建中元年。《茶经》的流行，进一步推动了饮茶风俗的形成。中国人饮茶习俗形成于中唐。
（2）茶具文化名茶初兴
唐代名茶，首推蒙顶茶，其次为湖、常二州的紫笋茶，其它则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碧涧明月、方山露芽、邕湖含膏、西山白露、霍山黄芽、祁门方茶、渠江薄片、蕲门团黄、丫山横纹、天柱茶、小江团、鸠坑茶、骑火茶、婺州东白、茱萸寮等。
（3）茶具文化饮茶的普及
宋承唐代饮茶之风，日益普及。宋梅尧臣《南有嘉茗赋》云：“华夷蛮豹，固日饮而无厌，富贵贫贱，亦时啜无厌不宁。”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鳌铺”载：“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宋代始，茶就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茶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元青花：一个盛世的文化追忆
“元代文化有极为包容的特点，从青花瓷上看，不论是思想上还是器型上都很丰富，儒释道文化的题材都有，也有来自西域的纹饰。正是这种包容和多样性，奠定了后来青花作为国瓷的地位。”首都博物馆文物征集部主任王春城说。
日前，“青花的记忆——元代青花瓷文化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该展览汇集了国内外73件元代青花珍品，被称为“散落在各地的元代青花瓷的一次空前团聚”。王春城认为：“它基本体现了元青花的主要风貌。”
青花盛世
“就青花瓷来说，元代是个很了不起的时代。光说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青花瓷和青白釉，都有几种风格。儒家风格的方壶也有，佛家的观音也有，还有元代本民族的纹饰，西域来的纹饰，包容性非常强。”王春城说。他认为，把元代的其他功过放到一边，光就青花瓷而言，元代乃是盛世。“一般来说，创制新的品种，限制会很大。比如说釉料对了，但是器型可能会出问题，还有彩绘，方方面面都有限制。但是元代青花一旦研制成功，不论是器型，还是纹饰等等都很齐全。看器型，有玉壶春，圆的八角棱的都有，圆盘浅盘高脚盘都有。”
不仅在器型上如此，而在彩绘方面，元代也是一个爆发期。来自异域的苏麻离青被认为能够产生比较深的颜色，容易晕染，而国产的蓝料则能够描绘精细的局部，“景德镇的匠人们已经对运用不同的彩料得心应手了，不但能够成功烧出青花，而且能够对青色的浓淡过渡进行非常自如的处理。同样的氧化钴，在器物上有浓有淡，还有浓淡相间，会根据景致、诗文等等背景来灵活设置，在这方面已经达到了极致。”王春城还推测，在元代，有不少文化素养很高的文人加入到了青花瓷的生产制造当中，“元青花的精品瓷器当中，绘画的技艺非常高超，连叶子脉络被风吹扭动都描绘得非常到位，一看就是多年积累的修养。”展览当中，来自山西博物馆的青花缠枝牡丹纹罐，“还有先刻出纹路再上色的痕迹，这也是非常罕见的。”
同样在纹饰上，元青花也兼容并包，不但有传统的“寿”、牡丹、凤凰、龙等等汉文化图案，也有“番莲、十字纹”这些来自西域的图样。“都同时出现，同样被接受，”在他看来，元代这种很强的包容性带来的创新性，“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可以说，如果没有元代的开创，很难说现在青花瓷会不会有这么高的地位。”
青花之谜
元青花的基础是釉下彩。王春城说：“釉下彩这种烧制技术，其实早在东吴就已经出现了，南京雨花台曾经出土过釉下彩的彩绘罐。而青花釉下彩技术有上千年历史，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但是宋代青花是一个断档，虽然五大名窑十分发达，但是青花基本没有。唐代的青花从生产地到考古发掘都已经确定了，主要是在河南巩县窑。但是宋青花，虽然有的地方说出土了碎瓷片，但还没有更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其中充满了诸多疑惑。
元青花是一个繁盛的时代，元青花目前比较确切的产地是景德镇，然而繁荣一时的元代青花，传世的数量却一直被认为十分稀少。旅英学者刘奇栖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统计过世界博物馆和收藏机构的元青花瓷数量，认为只有300件左右，这又是为什么呢？
还有，比如蓝料的产地，有说法是新疆发现了钴矿，但王春城表示：“现在没有证据表明，当时的涂料就来自新疆。”还有当时青花瓷的使用情况，在他看来也还有待更多的考古和历史方面的研究。“元青花出土大部分都是窖藏，很少有墓葬的。因为元代葬俗和汉族人不一样，墓葬发现的就很少。到底那时候元青花瓷是什么阶层在使用？现在还是没有定论的。”
展览当中来自伊朗的青花蓝地白花双凤菱花口大盘，一直深藏在伊朗阿迪比尔陵寺。“元青花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现，土耳其、伊朗、叙利亚、越南、泰国、印度……”来到首博展厅的伊朗藏的青花瓷梅瓶，肩部有阿拉伯文，底部也有阿拉伯文，“可能是祭祀用器”。但是究竟是怎样旅行到那些地方的，也没有定论。“有一种说法，是当时元代文宗为了得到四大汗国之一的伊儿汗国的支持，送了他很多青花瓷器，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也有可能是和当时往来于各地做生意的回族人有关系，钴料也有可能是回族人带进中国的。”王春城认为这些都还需要考古、历史、技术等等各方面的合作深入研究。
尽管有如此多的不确定，王春城还是认为，元青花对于元代人本身就已经有了很重要的意义，“有一点是肯定的，元青花之所以珍贵，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关注它，也不是因为它稀少，而是因为在元代，它就已经是让人喜爱珍惜的艺术品了。”
宋代：一个瓷器的青春岁月
也许是因为宋朝是文人治国的时代，也许是因为统治者偏居一隅，因此宋人的心思多是敏感细腻，追求精致的。他们将更多的心力倾注到对文化思想的追求，对生活美学的坚持上，因而才造就了灵秀脱俗的龙泉青瓷和那个时代含蓄灵性的美。
16世纪时，巴黎市长的女儿结婚时收到一件优雅温婉、翠绿剔透的瓷器，惊艳了所有人。然而大家却不知其名。刚好舞台上正在演唱《牧羊女亚司泰来》，市长发现男主角雪拉同（译：Celadon）穿的碧绿衣裳与青翠的瓷器相似，大喊，“雪拉同！这是中国的雪拉同！”于是，这种青瓷在欧洲有个独特的名字：Celadon。其实它的中文名更美：龙泉青瓷。
哥窑与弟窑，各占江山
传说宋朝时，在浙江龙泉有两个烧瓷器的兄弟，哥哥叫章生一，弟弟叫章生二。不过，哥哥的技术要比弟弟好，于是弟弟嫉妒了，就偷偷往哥哥的釉料里加了很多草木灰，结果哥哥烧出来的瓷器带着各式各样的裂痕，像冰裂，像鱼仔纹，却另有一番天然情趣，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也被推到一个极高的地位，这就是哥窑。但其实弟弟烧的瓷器也不差，是历史上著名的龙泉窑。两者各有千秋，是陶瓷史上的两座高峰。
瓷器之所以会显青色，是因为釉里含有铁元素。龙泉青瓷因地制宜，采用了当地独有的紫金土原料，里面含有石英、长石、含铁云母和其他含铁杂质矿物，所以龙泉窑的颜色特别青翠润泽。南宋时烧制出晶莹如玉的粉青、梅子青釉色，更是将青瓷推向顶峰。青釉和梅子青釉被誉为“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的顶峰”。
梅子青，釉层厚而透明，釉色莹润如玉，温润泽和，远看如树枝上挂着的梅子，“雨轻风色暴，梅子青时节”，故得此名。青色的梅子很快就会变软发黄，“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情谊可能被岁月冲淡，那个“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少女青春易逝，龙泉青瓷却将这份青翠剔透定格下来，想来也是件极浪漫的事。
不过按马未都的说法，梅子青与青梅并不同，“它重嫩不重青”，它在青色调里渐渐揉进蓝色调，可是，“让蓝欲言又止，一副羞羞答答的模样”。有人评价“景德镇瓷器是穿着华丽的美女，龙泉青瓷是裸体美女”。因为景德镇瓷器偏于绘画，而龙泉青瓷偏于器形。先要品造型，其次看釉色，最后看做工。
用生命烧瓷器，对完美的强迫症
宋朝时期，陶瓷工艺已炉火纯青，官窑鼎立，民窑峰起。龙泉地区有三百多处窑址，可见曾经的鼎盛。虽然龙泉窑属于民窑，但据考证，南宋龙泉青瓷的器形多是传承古代青铜器，带有官窑的影子，所以很可能当年龙泉窑不仅是当时政府收入来源，还可能为皇帝做贡品。
当地还有一个故事，讲一个窑工师傅叫叶老大，正烧制一批宫廷用品。如果再不烧制成功全家和所有窑工都要被问斩。叶老大有个美丽善良的女儿叫叶青姬，为了拯救父亲和大家，她纵身祭窑。最后，叶老大终于烧出了温润如玉、晶莹剔透的青瓷。大家都说这是叶青姬的化身。“青瓷”在龙泉方言里也谐音“青姬”，也是对她的纪念。
那时候为皇帝烧制贡品，如果一批里面有一个不合格，所有窑工都要被问斩。或许正是这种严苛至极的制度，逼着工匠们对瓷器追求极致的完美，在技艺上不断精益求精，才有了陶瓷青春而巅峰的时代。
自古陶重青品
青瓷能够仅凭颜色而脱颖而出成为一种艺术，离不开皇帝的喜好、文人的推崇。清朝蓝浦曾在《景德镇陶录》一书中总结道，“自古陶重青品”。宋朝是陶瓷美学的划时代时期，美学追求是“意境”。龙泉青瓷的美，是“如蔚蓝落日之天，远山晚翠；湛碧平湖之水，浅草初春”，是“青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它契合了中国文人对美的追求：含蓄、内敛、优雅、深沉。它静默成景，却又意境深远。
一个韩国考古博士的中国青瓷情结
七月骄阳，浙江龙泉窑大窑枫洞岩窑址，五十多吨碎瓷片正在接受考古队的分析、研究。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龙泉市博物馆抽调专家组成考古队于去年九月开始对枫洞岩窑址主动性考古发掘，此次发掘表明：在明王朝时期，著名青瓷产地、浙江龙泉窑不仅没有衰落，相反还成了中国青瓷发展历史中的最后亮点。
在这支考古队中，有一名特殊的成员，他就是来自韩国首尔、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陶瓷考古专业攻读博士学位的申浚。作为唯一一名参与此次考古研究的外国人，他吸引了众多目光。而他却埋首在成千上万的龙泉青瓷碎片里，浑然忘却了外面的世界……
学瓷器考古还是中国好
“我父亲很喜欢瓷器，家里曾经有过一些朝鲜王朝时期的高丽青瓷非常漂亮，让我记忆深刻。”申浚说话的时候，白白净净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一如瓷器的莹澈剔透，柔和明净。
今年三十五岁的申浚，看上去就像一个刚进大学的学生，纯朴腼腆。来中国快七年了，他的普通话已经很流利。
在韩国读历史系的时候，申浚深感陶瓷课上学到的知识不够，便主动到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去找瓷器看。“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里有很多瓷器，为了更容易、更方便地欣赏到瓷器，读大学的时候，我会在寒暑假里去那里打工，学习更多关于瓷器的知识。”申浚说。
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申浚就决定要到中国来学习陶瓷考古专业。他告诉记者，因为痴迷瓷器，大学时期攻读历史专业的他希望读研究生时能够学习陶瓷考古专业。
到国外留学，申浚当时考虑的国家有两个，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中国是瓷器之国，‘中国’的英文就是瓷器的意思，学习瓷器考古当然还是到中国来最好，而且目前在韩国研究中国瓷器的人不多。”申浚说。
大学毕业后，申浚到北京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在获得硕士学位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现在他已经很习惯中国的生活方式，多年来，他的足迹也遍布陕西、河南、湖南、江西等地，参观学习中国瓷器文化。
“在中国学习的时间越长，越感受到中国历史的悠久，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我想，中国文化我一辈子都学不完。”申浚动情地说。
让世界都知道龙泉青瓷
从去年九月开始，申浚跟随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的专家来到龙泉，参与了对龙泉窑大窑枫洞岩窑址的主动性考古发掘。
“一层一层往下挖，无数精美的瓷器呈现出来，实在是太神奇了！”对于第一次参与如此大规模的青瓷考古研究，申浚感到非常兴奋。考古是一项寂寞的工作，但对他来说，这个探索美的历程是最奇妙的。
“龙泉青瓷非常了不起，不仅行销全国各地及供宫廷御用，而且自宋代起通过陆路和海路远销亚、非、欧三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熟知龙泉青瓷历史的申浚说道。他告诉记者，对韩国的研究者来说，龙泉青瓷并不陌生。
早在一九七六年，韩国新安地区道德岛海域发现了一艘中国元代沉船，打捞出元代瓷器一万七千余件，其中龙泉窑瓷器达九千余件。从这些瓷器可以看出，龙泉青瓷在当时中国瓷器的对外输出中占首要地位。
申浚说，目前韩国在瓷器方面和日本交流比较多，和中国接触不多。我以后要让让更多韩国的青瓷爱好者到龙泉来参观青瓷，促进双方交流合作
话说民国仿古陶瓷
民国陶瓷发展一波三折，但有许多亮点，至今令人赞叹。清晚期到民国时期是中国陶瓷史上仿古陶瓷生产的高峰期，其规模、质量和产量均超过此前的任何一个朝代。其主要品种如下：
颜色釉颜色釉陶瓷本是官窑控制最严的品种，也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品种。有些品种即使官窑烧造也有相当大的难度，如清康熙豇豆红釉，仅在康熙时期烧造，到了雍正时期，由于原料配方的原因已经烧不出，呈色灰暗，类鼠皮，故俗称“乳鼠皮”。而到了清晚期及民国时期，仿制康熙豇豆红的产品出现在古玩市场，达到了几可乱真的程度。郎窑红也是铜红釉的名贵品种，只在康熙时期官窑生产，但是到清晚期和民国时期，仿制品也以真假难辨的面目出现，令古玩商须得颇费一番工夫，才能找到鉴定要领。钴蓝釉仿制也很成功，其他如茶叶末釉、窑变、青釉等均可与官窑媲美。低温釉彩如黄釉、绿釉、胭脂彩等均被古玩商誉为“毫无俗气的名品”。河南神垕在民国时期找到少量古代钧窑釉料，仿制过钧窑产品，釉色与古代钧窑无二，可惜造型差距太大，甚至还有不少臆造之作，如农民起义用的大印等，除了收藏和研究价值，不可与景德镇仿古瓷器同日而语。
青花瓷器主要仿品是明晚期官窑和康熙时期产品，造型、画工、呈色几乎乱真。明早期的有孙瀛洲仿品，但是青花呈色灰暗，是研究者早期的尝试之作，传世品少见，极具收藏价值。到民国时期，进口钴料便宜，南北方均广泛应用，俗称“洋蓝”，呈色浓艳，若化验成分，反而与古代“苏料”极为相似。
彩绘瓷器五彩主要是仿明晚期和康熙作品，多数流传到国外，造型、画工均得前朝神韵。粉彩和珐琅彩也有仿制品，前者画工精细，如果不是官窑改制，这些画匠应该都是御窑厂的“大内高手”。后者主要是仿制康熙珐琅彩作品，颇得神韵，鉴定时需要比照真物仔细对比方可分辨新老。
刻瓷乾隆帝一生写了几万首御制诗，有关陶瓷的诗多命造办处玉匠刻于瓷器上，可谓开刻瓷先河。到清晚期以后，以钢钻或钻石作为工具，在烧好的白瓷上刻画山水人物，别具风格，成为新的陶瓷装饰技法。清晚期有名家黎瑛，字竹庵，江西新建人。其子黎勉亭继承父业，1915年，袁世凯特邀黎勉亭住北京，为英王乔治刻相，半年完工，神态逼真，惟妙惟肖，颇受好评。以后刻瓷遂发展为一项专业。
雕瓷雕瓷实际是刻花和剔花工艺的延续，于瓷器坯体上雕刻花纹，形成浮雕效果，清晚期开始成熟，雕刻山水人物，“辙喜仿象牙、竹、木之釉，所雕之竹林七贤，东坡赤壁，垂杨条马为多”。清晚期名家有陈国治、王炳荣。光绪时期有李裕元，作品不上釉，称之为“反瓷”。民国时期，雕瓷以福建游蛮子(或称游长子)最为著名，“每一器出，风靡中外，人争取售”。景德镇几乎所有雕瓷艺人群起仿效。游蛮子还擅长捏相，对人目视手捏，惟妙惟肖。与游蛮子同时期的李东山，四川人，创作能力更胜一筹。
陶瓷雕塑佛像瓷雕本是福建德化窑的拿手之作，明清以来即有德化工匠到景德镇传授技法。清末民初，景德镇的瓷雕仍以锥拱、玲珑、镂雕为主要技法，在人物雕塑方面则吸收西洋雕塑技法，人物衣纹及人体结构改变了以往呆板单调的风格，更显生动活泼。如“送子观音”颇受国外欢迎，尤其在日本供不应求。此外，现实主义题材的瓷雕也流行一时，如以“蚕食”揭露日寇侵华的狼子野心，以“太白醉酒”揭露当政者腐败，以“和尚背尼姑”批判封建迷信等等，颇受市场欢迎。
醴陵釉下五彩湖南醴陵釉下五彩是民国时期新创新陶瓷装饰技法，与青花釉里红一样均为釉下彩，但是色彩更加丰富。彩绘名家有关寿祺、张逢年、田碹，后者绘花瓶，出国展出曾得奖。
洪宪瓷民国初年几个当政者如袁世凯、徐世昌、冯国璋等均在景德镇定烧过瓷器，主要品种是彩绘陈设瓷，瓶类居多，图案有草虫花鸟、仕女婴戏等，画工极为工整，底款多书“居仁堂制”，这批瓷器主要由郭葆昌监制，而书“洪宪年制”，现在公认没有真品。
紫砂文化：每把壶背后都有一个收藏故事
本报讯(记者李婷)作为上海世博会“世博汉字壶”的设计者，中国紫砂鉴藏家、陶艺家许四海昨天起在香山美术馆首次大规模展示了自己的收藏。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100多把材质、器形各异的紫砂壶具，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清末，宛若一部中国古代壶具史的缩影。值得一说的是，这里摆放的每把壶背后几乎都有一个收藏故事。
被放在展厅中间最显眼位置的是明末清初紫砂壶名家时大彬的古灯壶。许四海发现它是在上海杨浦区一个不起眼的地摊上。当时，对方开价4000元，而他希望能以3500元的价格买入，在还价不成时他故意转身离开，回来时却发现古灯壶早已不见踪影，询问后得知，壶已被另一地摊主买走。他急得追上去，对方表示：“你要，再加1000。”最终，许四海以5000元买入。据称该壶目前的市场价已超过一千万元。“幸好自己腿脚快，否则真是后悔莫及。”许四海笑着说，之后再不敢因还价不成而假装离开了。
那把市价已过百万的清代三弯嘴宫灯壶，是1971年还在部队担任指导员时的“战果”。在汕头的一个地摊上，三弯嘴宫灯壶让他眼前一亮，正看得入迷，忽然感觉胸口处有阵热气散出，他没在意。等到双方谈好价钱准备交付4块5毛钱时，他才发现胸前口袋里的皮夹不见了，身份证、粮票和20多块钱都在里面。他快速作出决定，坐十几公里的车回去跟自己的战友借钱来买。走前，他反复跟摊主确认让他别走，自己一定会回来买走这个宫灯壶。许四海说，他的很多藏品都是在没有带够钱或没带钱的情况下，用穿的毛衣、戴的手表换来的。
展厅内，许四海的十几件代表作也在陈列当中，其中包括了他耗时12年制作完成的国内第一套紫砂生肖茶壶。1月15日，许四海还将现场为紫砂爱好者做藏品的真假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