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墙面。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东南角的南三所。它曾经是紫禁城里皇子居住读书的地方。故宫博物院的古器物部就在这里办公。
这位叫耿宝昌的老人,已经84岁了。他已经在故宫工作了将近50年。在这50年里,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研究瓷器、鉴定瓷器、抚摸这些瓷器。
瓷器,是我们这个善于创造,并深赋美感的民族曾经所独有的。
它有火的刚烈、水的优雅、土的敦厚。
中国人把那个看似普通的泥土,在水与火的灵动下,在中国人心灵与精神的升华中,成就出这种美丽的器皿。
它曾经是武则天供奉佛指舍利的至尊之器;
是宋徽宗宫廷院落中雅致的摆设;
是元世祖进行东西方贸易的贵重商品;
是永乐皇帝赐予外国使臣的珍贵礼物;
是雍正皇帝亲自参与创作和设计的艺术品;
也是中国每一个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更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宫殿中无处不见的珍宝。
它跨越千年的时空,成为今天紫禁城里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如今在这座博物馆里所收藏的150万件文物中,约35万件是瓷器。据耿宝昌先生自己介绍说,这些瓷器他都曾亲自鉴定过。而在这其中,和他最有缘分的,是一对高不过两寸的小瓷杯。它是明成化斗彩三秋杯,是故宫博物院里最珍贵的藏品之一。
70年前,当耿宝昌先生在琉璃厂的古玩店作学徒时,就曾和它有过一面之交．这对瓷杯最初的主人,是统治大明帝国的成化皇帝。
据传说,明成化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481年。主持日常朝政的大臣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们的皇帝了。此时的皇帝朱见深,经常和自己最宠爱的万贵妃,在后宫里寻欢作乐。
为了讨这个比自己大17岁的女人的欢心,成化皇帝命令景德镇的工匠,特制出一种小巧玲珑的酒杯给她把玩。这种绘有子母鸡图案的,叫成化斗彩鸡缸杯,目前世界上仅存十几只。
而绘有蝴蝶、兰花和小草图案的成化斗彩三秋杯则更为珍贵。世界上保存完好的仅有一对儿,现在珍藏在故宫博物院。这些小小的杯子一出世不久,就被当时的文人,称赞为天下酒器中的极品,其鲜嫩而淡雅的风格旷绝古今。
时间已经过去了500多年,成化皇帝和万贵妃曾经把玩过的这些瓷器,有的至今仍然收藏在这座宫殿里,有的已经散落在世界的不同角落。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35万件瓷器中,绝大多数都是这座宫殿曾经所独有的,这些瓷器与生活在这座宫殿里不同时代的主人,发生过很多的故事。斗转星移之间,它们大都成为了今天我们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经典艺术品。
它是温润的玉,它是晶莹的冰,它是山水之间的青翠。这是中国历代文人雅士,对这种瓷器的赞美。它就是秘色瓷。这是今天故宫博物院收藏到的,最早为皇宫专用的瓷器。在将近数百年的时间里,关于这种瓷器,有很多神秘的传说。关于它是否存在,关于它的来历和名称,曾经众说纷纭无有定论。直到1987年,13件秘色瓷,在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这种争论才结束。目前仅存于世的秘色瓷数量尚无考证,故宫博物院在新中国成立后,收购有3件藏品。这种神秘的瓷器,即便是明清两代的皇帝,也难以见到它的真容。乾隆皇帝曾经做诗感叹: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辰星看。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稀少和最美的东西,往往会被皇家垄断。明洪武二年,御窑厂正式在景德镇设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它由朝廷督办,集中全国最好的工匠,用最好的瓷土,专门生产皇家使用的瓷器。这些瓷器禁止民间使用和买卖,烧制手段和配方对外严格保密。贫穷出身的朱元璋,也就是在设置官窑的这一年,出于节约的目的,规定将祭拜天地的礼器,改为瓷器。过去这些礼器,都是用金银器和玉器制作的。后来明成祖朱棣,带头将吃饭使用的玉碗换成瓷碗,还将随葬时的明器,对海外臣国的赏赐换成了瓷器。TAocI52.CoM
这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明永乐青花压手杯。在它的内底,写有"永乐年制"的字样。这是中国官窑瓷器上,第一次出现皇帝的年款。从此以后,新皇帝登基,都会在他新烧的瓷器上,写上自己的年号。这也成为中国官窑瓷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皇帝的提倡和带动下,明朝瓷器的烧造水平又得以提高,并开始大规模生产。那个时候,景德镇"工匠四方来
器成天下走",成为中国制瓷业的中心。一位到过景德镇的法国传教士,形容其制瓷的壮观场面"白天浓烟遮蔽了云彩,晚上窑火映红了夜空"。那些烧制好的瓷器,将被带到世界上各个文明地带。那些从扬州、广州、泉州出发的,中国的、波斯的、葡萄牙的和以后英国的船队,满载着瓷器,驶向印度、阿拉伯半岛、欧洲、甚至非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里烧造的最精美、品质最高贵的瓷器,却只会运往一个地方,这就是北京紫禁城。
这些瓷器,就是当年从景德镇运到皇宫的,明代官窑瓷器。现在故宫博物院不仅收藏着专为皇家烧制的御用瓷。也收藏着,元明时期向海外输出的贸易用瓷。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青花瓷。这种白底蓝彩的瓷器淡雅青翠,被后世称为人间瑰宝。
公元2005年7月,在英国佳士德拍卖会上,一件元代青花瓷,拍到了2?3亿元人民币,这创造了亚洲艺术品拍卖的最高价格。
这是现在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元青花大盘。这是元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这种青花釉里红,比单色青花还要名贵和稀少。中国青花瓷起源于唐,兴盛于明。它的制造,到了明代,无论是数量还是品质,都达到了一个最高峰。这里最具代表性的,是故宫博物院藏的永乐宣德青花。永宣青花,采用郑和从西洋带回来的外来青料,俗称苏麻离青。用这种颜料能烧出浓艳的色彩,它在瓷器表面,烧成独特的斑点。形成了类似中国水墨画般的晕散效果。
就是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与茶叶、丝绸一起,作为最受欢迎的中国商品,运往亚欧非三大洲。从元到明,大规模的海外运输中,到底有多少艘运送中国瓷器的船只,被大西洋还有印度洋的波涛吞灭,已经无人所知。幽深的海底,沉睡着多少秘密,每次打捞,都有激动人心的发现,让人意外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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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宫瓷器
对于中国故宫瓷器大家一定很熟悉吧。故宫“瓷器门”从7月4日发生到31日正式向外界披露，长时间的“隐瞒不报”，明显违背相关法规“2小时之内”上报的明示要求。整个事故处置过程中显现出的各种信息，导致舆论质疑步步升级。
事故已然发生，如何给公众一个满意的交代，这是摆在文物管理部门面前的头等大事。公众所关心的，除了真相，还有相关责任的追究、制度漏洞的弥补，一切质疑的最终目的都在于避免下一个悲剧的发生。
我国文物的宏观管理体制，存在管理责任和权力的分配脱节、职责关系界定交错等弊端。管理主体多元化，管理权分散混乱，部门权责不对称，缺乏相对完善的文物保护和利用的决策机制、监督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等。出现利益之争时谁都可以管，但出现类似文物遭破坏的问题时，责任主体又相当不明确。将文物视为私货，在利益驱动下整天想着如何发挥文物的变现价值，过度开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故宫“瓷器门”只是一个警示，能否彻底根治中国故宫瓷器的种种乱象，根本上取决于能否重塑保管者对文物的敬畏感，唤起他们对文物保护的职责。这需要政府部门遵循文物工作自身规律，着手建立以国家保护为主并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文物保护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文物作为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不再被视为一些人的私产；有专门的执法监督机构，能够时刻紧盯着那些躺在博物馆或是埋藏在底下的“历史活物”；公众能够借助公开透明的平台，随时监督管理者，以确保他们不会懈怠。
高仿故宫瓷器欣赏
故宫瓷器多为官窑烧制的精品，传世的收藏品或珍藏于各大故宫博物院，或为收藏大家、富豪私藏。现在，由于科技越来越发达，工艺越来越高超，高仿故宫瓷器越来越多，工艺品质也都极佳。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几款高仿故宫瓷器欣赏。
一、香港苏富比2.5亿天价拍品，清乾隆万寿连延粉(洋)彩葫芦瓶大师高仿
清乾隆万寿连延粉(洋)彩葫芦花瓶大师高仿粉彩瓷器2.5亿的清乾隆万寿延年粉(洋)彩葫芦花瓶由景德镇的专家组高仿成功。清乾隆浅黄地粉彩（也叫洋彩、珐琅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年”图大吉葫芦瓶，高仿专家组：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莉英；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浦生；南京博物院研究员霍华，著名古陶瓷工艺专家叶宏明，古陶瓷鉴定专家蔡国声，著名古陶瓷研究专家黄云鹏。六位国内一流的古陶瓷界专家学者联合提供技术保障与全程监制。
2010年10月7日下午，一件曾经是放山居的旧藏——乾隆洋彩锦上添花万寿如意葫芦瓶在香港苏富比拍卖，本来这件瓷器以估价而论并不抢眼，但在拍卖时价格扶摇直上，最终以252,660,000港币成交，以外币计，创下了中国瓷器新的世界纪录。
二、中华瓷王故宫镇院之宝——多釉色乾隆粉彩大瓶。
中华瓷王-新仿国家特级文物故宫镇院之宝-乾隆多釉色粉彩大瓶。原件藏于故宫博物院，再造中华瓷王以1：1比例高仿真复制而成，底部加注“中国文物学会”款识。乾隆多釉色粉彩大瓶集历代多种工艺和技术于一器。如此众多的釉、彩，配方及烧成温度都不相同，需按釉下、釉上及高温、低温的不同要求，多次反复入窑烧成，工艺极其复杂。而如此多样的釉彩、纹饰又安排得主从协调，错落有致，浓淡相间，井然有序。此瓶造型雄浑，纹饰繁缛，色彩绚美，巧夺天工，堪称是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的“活化石”。它的烧制标志着中国古代制瓷工艺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为集大成之做，因而有“中华瓷王”的美称。
台北故宫的汝窑瓷器
台北故宫的汝窑瓷器
北宋汝窑瓷器，被誉为是中国最完美的青瓷。汝窑瓷器以其温润的天青釉色闻名于世。因烧制时间短，传世品极少，历代视为稀世珍宝。目前全世界仅存不足70件汝窑瓷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21件的典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也藏有二十几件。
两个故宫博物院的收藏都堪称世界之冠。
宋代，是瓷器大发展时期。此时中国陶瓷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阶段，艺术上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这个时期，以汝、钧、官、哥、定等“五大名窑”为代表的众多制瓷流派推动陶瓷业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
汝窑被推为五大名窑之首，因为它把青瓷烧造水平推向了极致，有“青瓷之首，汝窑为魁”之称。意思是说，就像现在明星中的超级明星。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文会图》,这幅画描绘了宋代宫廷里的一次茶会，那天宋徽宗向受邀前来的文人展示了各式各样的陶瓷器。宋徽宗不仅擅长笔墨书画，而且还是一位好古成癖、崇尚自然含蓄和清淡质朴的道学家。我以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却是一个最无能的皇帝。
北宋初期，宫廷里便收藏着各种色彩的陶瓷器，其中受宋徽宗赞赏的只有蓝色。为了追求理想的蓝色，他在汝州建造了汝官窑（窑址位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专门烧造皇室御用的青瓷，也就是汝瓷。
根据宋代《咸淳起居注》的记载，汝瓷的釉色是一种“天青色”。大雨过后，蔚蓝的天空飘着淡淡的白云，这种颜色正是宋徽宗所寻求的理想中的色彩。
汝瓷追求的是“天工与清新”的境界，它古朴、浓厚、天然朴拙、柔丽静雅，一下子倾倒了那位不会治国的风流皇帝。
据传说，曾有工匠问宋徽宗，汝瓷应烧成何种颜色，徽宗不语，一指天。众人望天，恰好雨过天晴，有一种淡雅而神秘的自然之天青色。从此以后汝窑便以这种天青为追求目标。
据说，这种颜色是宋徽宗曾在梦中看到，梦醒之后命人仿造。总之，汝瓷之色的来源说不清道不明。除非你悟透了天人合一。
葵花式小碗
汝窑的烧造，充满着各种传奇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玛瑙入釉”的传说。
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记载:“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传世汝窑瓷器在口缘和棱角之处若隐若现能看到淡粉色的光泽，或是“玛瑙入釉”的结果。
古代烧制汝窑，方圆几公里会全部戒严，不许闲杂人等经过，尤其是怀有身孕和来例假的妇女。还要祭天祭地，参加烧造的人要沐浴更衣，斋戒等等。
南通博物苑百年藏瓷录
南通博物苑虽是一所地方综合性博物馆，却在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她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公共博物馆，由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创办的，开创了中国人创办博物馆的先河，正是这样的创举，引导着现在的南通打造出南通的“环濠河博物馆群”，进而南通被冠以“博物馆之城”的美名。
藏品是博物馆的基础，其重要性不用言语。南通博物苑创建之初，张謇先生就特别重视文物的征集，“纵之千载，远之异国者”是他征集文物的良好愿望，但他是一位注重实际、脚踏实地的人，为博物苑手书的匾额“中国金石至博，私人财力式微，搜采准的务其大者，不能及全国也，以江苏为断，不能得原物也，以拓本为断。”表明了张謇收集金石的主张，以及其实事求是的文物征集的方针。在征集途径上，张謇最推崇社会捐赠，为倡导这一举措，张謇率先垂范，正如张謇据说：“謇家所有，具已纳入”。此举也带动了社会方方面面对此的捐赠，使得博物苑的藏品渐渐丰富起来。宣统二年(1910)年末，博物苑建设初显规模，张謇掩不住内心的欣喜，写了一首被后人取名为《营博物苑》的七律，在此首诗的最后两句这样写道：但得诸生勤讨论，征收莫惜老夫频。流露出征集文物的辛苦与奔波，体现了张謇先生为收集物品的目的，这个目的正反映着他创办博物苑的初衷。
时至今日，博物苑人传承着张謇征搜文物的理念，广开征集渠道，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通过接受社会人士以及社会团体的捐赠、考古出土、民间收购等方式，现有各类收藏品近五万件之多，且品种繁多，包罗万象。就陶瓷收藏品而言，虽不及书画藏品之重，但从不缺乏精品，其中的许多藏品成为历次重要展示的首选，博物苑的“镇馆之宝”也罗列其间。
在苑藏的陶瓷品类藏品中，有着久经辗转，幸存之今的博物苑的早期旧藏，这批陶瓷藏品为数不多，其中一部分现陈列于博物苑南馆的《南通博物苑苑史展》之中，这些陶瓷器大都有残损，并经旧法修补。所谓旧法修补，旧称为“焗碗”。就是用特制的手动钻孔器，在残破的瓷器裂缝边，等距离的成对的钻半孔，然后安装上自制的铁质或铜质的扒钉，最后在拼接的缝隙与扒钉周边反复擦抹上防渗漏的粉沫。“焗碗”是旧社会的一种生计行当，是一种技术含量很高的手工活，俗话就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当下，“焗碗”业早已成为过去，想若寻一只完好的“焗碗”收藏也绝非易事了。
西夏磁州窑系黑釉剔花缠枝牡丹纹罐南通博物苑藏
在展品的说明牌中，特别注明展品的来源，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博物苑的早期藏品许多来源于社会的捐赠。在南馆二楼的旧藏瓷器中，有一件口沿残损的宋龙泉窑鬲式炉，其颈沿刻有“光绪癸卯因建学校濬城濠得之泥淖中三百年前殉葬物”铭纹，特别引人注目。通过铭纹可以清晰知道此件宋龙泉窑鬲式炉来历，是1903年(光绪二十九)在疏浚濠河时在河泥中发现，并转至张謇收藏。宋代龙泉窑青瓷，是极副盛名的宋代名瓷，此器虽残，然张謇却给予足够的珍视，专门在此上题写，还特别在底部镌刻“张氏啬庵永用”。建博物苑时，张謇将它捐出，此后其历经变迁、辗转，最终再度回归博物苑珍藏。在南馆细心的观众一定会发现，此件瓷器外，其它个别瓷器上也有张謇手书字迹的铭刻，这些有损瓷器的做法现在看来实属不妥，但它体现着张謇征集藏品的参与度，这批藏品虽然残损，但其拥有的双重文物特性，备受南通博物苑的重视。
宋龙泉窑鬲式炉南通博物苑藏
考古发掘是博物馆获得藏品的重要途经，南通博物苑也不例外从中受益。虽然出土的数量很少，没能让博物苑获得太多的收藏。然而，偶尔的几次出土，却让博物苑获得至尊之宝。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73年2月20日在南通电影院前防空工程工地出土的越窑青釉皮囊式壶，后经专家论证，确认为晚唐至五代时期的越窑“秘色瓷”。
越窑是我国瓷业史上著名的瓷窑，它的窑场主要分布在浙江余姚、上虞、绍兴、宁波等地。这些地方在唐代属于越州，越窑瓷的得名就是因此而来的。它的前身，还可以追溯到东汉时的青瓷。唐代时，越窑烧制的青瓷器达到很高的水平，而“秘色”瓷，更是青瓷的极品。“秘色”瓷在法门寺地宫未开启之前的今人眼里，一直是个谜。人们只是从记载中知道它是皇家专用之物，由“越窑”特别烧制，从配方、制坯、上釉到烧造整个工艺都是秘不外传的，其色彩只能从唐代诗人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等描写中去想象。
南通出土的皮囊壶，釉质晶透，色泽纯正，正与“千峰翠色”相符，在越窑青瓷器中尤觉精致。是否即是秘色瓷，因苦无传世器物比照，只能存疑。直到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秘色瓷的成批出土，秘色瓷的面貌才被认识，而皮囊壶为秘色瓷的猜测才得以确认。
皮囊壶的出土，引起瓷业史专学的高度重视。根据它自身的精美和举世无双，它被确定为国家一级藏品，并被认为是一级藏品中少有的国宝。因而，它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南通博物苑的“镇馆之宝”。
博物苑藏瓷的另一起重要地下出土文物为：1966年南通市如皋县丁埝出土的元代卵白釉“五供”，它包含四足熏炉一件、暗花双耳扁瓶一对及梅瓶一对。“卵白釉”于元代创烧，釉呈失透状，色白微青，好似鹅卵色泽，故名。又因是元中央机构枢密院在景德镇定烧，在印花花卉间印有对称的“枢府”二字款，故又称之为“枢府釉”瓷。卵白釉瓷延烧到明初。
元代“枢府”瓷制作规整，品质优良，多有印花装饰，纹饰题材以云龙和缠枝花卉纹为常见。“枢府”瓷是至今所知元代官用之器的名品。长期以来，因“枢府”瓷传世品极少，此“五供”的器形完美，不仅填补了我苑陶瓷收藏的空白，也为学术界研究元“枢府”瓷的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因此深受国内外陶瓷界的关注。
清乾隆青花双耳绶带葫芦式扁瓶南通博物苑藏
苑藏陶瓷中有一批神秘的皇室之器，这就是几经周转，现存博物苑的“热河行宫”之器。“热河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中国古代帝王宫苑，清代皇帝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这批瓷器中包含清康熙米黄釉碗、清乾隆黄地绿彩团龙纹盘、清乾隆青花竹石芭蕉纹玉壶春瓶、清乾隆仿木纹釉金里碗、清乾隆青花双耳绶带葫芦式扁瓶等，这批瓷器在收藏界有一专业用语称之谓“库出”。所谓“库出”，专指古代做的一些瓷器，做好之后即包装封存起来，经历许久之后，被人们挖掘或通过别的渠道发现了，再度面世，这个就叫它是“库出”了。清朝皇室用瓷相当巨大，习惯于用当朝之瓷，前朝多余之器就被积存下来，久而久之，就有了这些令收藏界向往的神秘之器。这些瓷器有着共同特点，由于长期封存，未经空气氧化，器身光洁“火气”犹存，又未经使用，器表极为纯净明亮，无一丝丝划痕，因此，在历次的展示过程中，常被藏家误认为是“新货”。
清陈鸣远款黄砂碗南通博物苑藏
在博物苑的陶瓷收藏结构中，收购是最重要的来源，其中最具价值的当属原南通市文物商店向博物苑转让的一批瓷器，且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主要得益于国家相关的文物政策，也是当时各地文物商店的首要任务。这批文物包含：明永乐甜白釉暗花云龙纹盘、明宣德青花一束莲纹大盘、明代德化白釉观音坐像、明万历青花人物花鸟纹果盘、明末清初陈鸣远碗(一套五件)、清康熙雪花蓝地描金花卉提梁壶、清雍正白地粉彩云蝠纹碗、清乾隆青花折枝花纹六方尊等等。在多次专题展览中这些瓷器深受观众的喜欢，也多次发表于各类专业书刊和专著之中。这些陶瓷入藏博物苑，丰富和提升了博物苑陶瓷收藏水准，可以讲原南通文物商店功不可没。
博物苑的每一件陶瓷藏品，其背后都蕰藏一个诱人的故事，社会收购也好，考古出土也罢，最令博物苑感谢的是铭镌着你我他的捐赠品，博物苑将珍惜每一件收藏品，让这些记忆代代相传。（作者：沈倩）
白瓷藏红釉荧光元景古窑千峰染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这一时期在前代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工艺发展，东汉时期，北方人民南迁以及厚葬之风的盛行的基础上，以中国东部浙江的上虞为中心的地区以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原始瓷作为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与各种陶器相比，具有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等特点，因此发展前景广阔。原始瓷烧造工艺水平和产量的不断提高，为后来瓷器逐渐取代陶器，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奠定了基础。
在我国浩瀚篇长的瓷史中，各朝各代对瓷器烧造工艺有着不尽相同的特点，却又在此基本上一脉相承，在传承中创新，形成如今灿烂如花的中国瓷器文化历史。
元代瓷器明显具有草原民族的独特风格，在瓷器器物器形上，新创烧了许多蒙古族特有的器物类型，并盛行大量烧造的青花瓷，大多数就是提供外销到中东众多伊斯兰国家。在创烧众多新品种时，并继承和发展了宋代的钧窑和龙泉窑，釉色肥厚圆润，器形圆壮，很多地方都有明显吸收汉文化特点。元釉里红是元代汉族传统瓷器烧造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种，是陶瓷装饰历史上重要发明之一。元代八方龙纹釉里红拔白梅瓶它为釉下铜红彩绘、拔白、打板、接胎而成，烧成难度大，氛围特殊性强，应该说元釉里红瓷器是陶瓷史上的一次伟大创新，流传至今的元代釉里红瓷器也很少，可见它的历史性、艺术性、珍贵性，堪称汉民族陶瓷艺术的瑰宝。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青花”是指用含氧化钴的青料在瓷胎上绘画纹饰，然后罩上透明釉，在1200℃以上的高温下一次烧成的釉下呈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釉里红”是指以含氧化铜的彩料在瓷胎上绘画纹饰，再罩以透明釉，然后入窑在800℃高温下烧成的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青花釉里红”是指在瓷胎上以青花和釉里红两种料，分别绘画纹饰的不同部分，再罩上透明釉，后入窑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器。“开光”是指在瓷器上构成圆形、长方形、菱形、扇形等外框，在其内绘画，谓“开光”。其具体做法是在成型器物表面，贴上圆形或方形的湿纸，施色釉后把纸揭去，在没有釉的空白处，以色料绘花纹或贴花，干燥后即行吹釉或以其他方法施釉，高温烧成。
“青花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烧瓷中最难烧造的品种，也是最为精美的作品。其烧造的难度主要在于温度与火候的把握：800℃，表现釉里红的成色的氧化铜开始流动和挥发，而烧造青花呈色的氧化钴却仍需要提高400℃，所以要同时保证青花和釉里红的成色，釉料中铜的含量的精准度、温度和时间长短的把握及放置窑位的选择等等，都极为苛刻，故窑工们常说：十能出一者，可谓佳矣。
此件青花釉里红开光贴花盖罐的惊人之处，就在于古代窑工们把“青花”、“釉里红”和“开光”，三个关键词语所代表的陶瓷烧造的最高难技艺，成功地融合并叠加在她们的身体里，融合出了元青花中最美的“奇葩”！此罐直口、短颈、溜肩、鼓腹、双圈足。胎质细腻，青花色彩浓艳，釉里红略暗。罐体采用绘画、堆贴等多种装饰技法，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准，罐形丰满浑厚，纹饰层次鲜明，综合绘、塑、贴等多种技法。青花、釉里红互为衬托，红、蓝交相辉映，同时，保存完好，极具收藏与投资价值！
“谁都想购买到齐白石、张大千的画，谁都想珍藏一枚乾隆的玉玺，但这些“老精品”只会越来越少，而且其拍卖的天价，更不是一般藏家可以问津和考虑的。”百鸿市场部江总最后指出，在艺术品收藏的领域中，随着古代艺术品可收藏数量的逐渐减少，近现代艺术品收藏已经成为了多数收藏家收藏的重点之一。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超越发展，近现代艺术品无论从欣赏价值、制作工艺方面都在超越古代艺术品，并将逐渐成为未来艺术品收藏市场中的主力军，而这件精品青花釉里红开光花卉纹罐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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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家孙一琼:瓷渡—高丽青瓷的前世今生
孙一琼，骨董时光微讲堂讲师，85年金牛座女汉子。08年毕业于英国诺丁汉大学，爱各种充满古旧气息的美物。受家中“老骨董”父亲影响颇深，从小耳濡目染与瓶罐碗盘金石玉铜为伍，逐渐对高古瓷、铜镜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05年暑假归国，于绍兴古玩市场中淘到第一件由自己掌眼的青铜杂件，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一有时间便奔赴各大拍场为自己喜欢的拍品而奋战。学成归国后，继承父亲衣钵，接管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做过讲解员，翻译过馆藏书籍，在库房打过杂，亦担过器物部门的重任。现任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馆长，“玩物养志”是一直贯穿始终的座右铭。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打破收藏圈中的地域限制，使精美细腻的越文化能被更多爱好者所熟知。
在高丽王朝统治的历史上，也就是公园918年——1392年之间，青瓷作为高丽文化的精髓，应该说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高丽青瓷是高丽时期继承新罗时期陶瓷工艺传承生产的，它结合了外来文化，同时又极具韩国本土特色，遍布于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
现今我们所见的高丽青瓷，高雅、美丽、清新，大多呈青翠的青绿色，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二器皿条曰“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故而，它又被称为“翡翠色瓷器”。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当时的高丽青瓷工匠们，又从大自然中寻找素材，结合了自身的审美情趣，在这些翡色瓷器的器身上，加以阴刻、阳刻、透刻、镶嵌等工艺技法，将这些瓷器优雅而端庄的样式、清新而柔和的色彩、纤细灵巧的花样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创造出了在那个时代中十分新颖的艺术品。
高丽青瓷器阴刻草花纹瓜形水注
高丽青瓷阳刻牡丹纹花口碗
高丽青瓷镶嵌莲花纹瓜形注子
尤其是高丽青瓷独创的镶嵌法，更有效地突出了瓷器的工艺之美，提高了纹饰的装饰效果。应该说镶嵌工艺为高丽青瓷开辟了新的发展境界，使高丽青瓷不仅成为高丽时代的代表性文化遗产，同时也对陶瓷文化在后代社会底层的推广起了非常有效地推动作用。
13世纪 高丽窑青瓷镶嵌菊花纹盏托一套
浙江与福建、江西交界的古百越地区是瓷器的发源地，自3000年前的夏商之际开始，我们的百越先民就在这里发明并生产出最早的原始青瓷。
原始青瓷太阳纹工瓿
到了东汉时期，地处上虞曹娥江中游的上虞窑场，在当时就成为了全国青瓷先进制瓷技术的传播源，并且辐射到宁波、温州、江西、江苏等地，带动了各地区的制瓷业的发展。
而“越窑青瓷”的实质意义，经过各地推进与南北普及，也已经演变成为遍布各地的“越窑系青瓷”。经六朝及隋朝的发展，到唐、五代时越窑青瓷达到了顶峰，而北宋以后更是成为了中国青瓷的母本。
三国小猴嬉桃香薰
五代秘色瓷瓜形执壶
北宋秘色瓷浮雕龙纹片
越窑系青瓷历经几千年的演变，经历了从中国文化的直接传播、到双方国家文化的交流、再到中国窑场的对外加工，最终形成了今天隶属全世界范围的瓷器文化圈。
虽说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瓷器生产技术受不同的社会背景影响在当地演进变化的程度不同，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但它们的直系源头或间接的技术源头都和浙江与福建、江西交界的古百越地区息息相关。高丽青瓷自然也不例外。
开头也说了，高丽青瓷不但在韩国陶瓷史上地位显著，而且在世界陶瓷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固然有着新罗时代遗留下的基因，但从本质上来看，它并非朝鲜半岛的“土著”，身上继承更多的，是中国的青瓷的“血液”。
13世纪 高丽窑缠枝花卉长颈瓶
13世纪 高丽窑刻划缠枝花卉云头纹青瓷罐
13世纪 高丽窑刻划云气纹玉壶春
12世纪 高丽窑刻划花卉纹青瓷盘
12世纪 高丽窑青瓷线刻牡丹纹出筋花口盏
12世纪 高丽窑青瓷竹笋形注子
12世纪 高丽时期青瓷狮子钮盖香炉
12世纪青瓷透雕七宝香炉
12世纪青瓷透雕唐草纹盒
12世纪青瓷鸭形砚滴
14世纪龙罐
为什么说被命名为高丽青瓷的李氏王朝翡翠色“国瓷”是由中国直接引入的“外来物种”？那么我是有以下理由的。
虽然说朝鲜半岛确实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制陶历史，但是他们的制瓷技术却是在9世纪末10世纪初自中国越窑传入。考古资料显示，当时分布在半岛西南海岸一带的窑址就多达十余个，比如京畿道扬州郡长兴面釜谷里窑址、全罗北道镇安郡圣寿面道通里窑址、黄海道松禾郡云游面周村窑址等。
公元9世纪，新罗王朝由于争夺王位的斗争和随之带来的政治上的混乱不堪，直接导致了庆州中央政府的势力削弱，而与此同时，地方豪强的势力却大为增强。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青海镇大使张保皋，他以全罗南道莞岛为中心据点形成了强大的势力，成为了东北亚海上霸主。
同时强盛起来的还有南海岸及其北部的地方豪强。而西南海岸一带基本为平原地带，加之岛屿众多、海岸线长，在当时与中国的海上交通相当便利，各种交流十分活跃。因此这个地方具有了比其它地方更有利于积蓄财富和首先接触到先进文化的良好的自然条件。
从陶器文化过渡到瓷器文化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虽然说9世纪的新罗首都庆州地区仍停留在陶器时代，西南海岸一带却因受中国瓷器文化的影响，已具备了制瓷的先决条件和经济基础。通过张保皋等人从中国浙江地区引进以青瓷为主的瓷器及技术，最晚也应是在9世纪后期新罗就开始少量生产瓷器。
9世纪末10世纪初也正是高丽王朝的兴建之始，故而当时将这一类新兴青瓷命名为“高丽青瓷”。而且由于这种最初期的高丽青瓷与我们中国晚唐至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及其相似，在韩国学术界也常常以“唐式青瓷”来表述。
唐代越窑青瓷玉璧底碗
唐代越窑青瓷玉璧底碗
据考古资料显示，在西南海岸一带发现的青瓷窑址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造价昂贵、生产数量受到限制、只能满足上层社会需求的、以全罗南道康津郡大口面龙云里生产的为代表的优质青瓷，其中也包括了部分白瓷；二是以被大量投入生产、用于一般市民生活起居的、以京畿道仁川市景西洞等处为代表的绿青瓷。
优质的初期青瓷因还原烧造得好而显得釉色非常靓丽，胎质极为致密、瓷化好，甚至有些好的已经十分接近高丽青瓷鼎盛时期的翡翠色。而绿青瓷的胎土却因含有杂物及砂砾，显得不够致密，釉色也类似于灰釉，或因还原烧造不好的原因呈现褐色或者表面不均匀的情况。
那么越窑制瓷技术东传高丽，在整个世界陶瓷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这可以说是为中国制瓷技术走向世界拉开了序幕。那么这里就有两点值得我们来思考和探索：首先，中国的制瓷技术为何最早在朝鲜半岛落地生根？其次，为何朝鲜半岛引进的是中国越窑青瓷技术，而不是在当时同样名满天下的邢窑白瓷技术？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合葬有朝鲜半岛百济国第二十五代国王及其王妃的武宁王陵出土的两晋时期的浙江瓷器，是现今已知的在中国境外出土的最早的中国瓷器的例证之一。根据中韩两国学者研究，这些瓷器是当时的南朝政府与百济王室交好的物证之一，它们既说明了浙江瓷器外传古而有之的历史，也说明了早在南朝时期中央政府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就有采用中国瓷器作为外交礼品的先例。
中国越窑青瓷历经南朝的发展，到了唐代，越窑青瓷便步入了繁荣、兴旺的飞速发展阶段。当时，在浙江的慈溪、上虞等地，越窑窑场林立，从出土的实物资料来看，无论是从质量上还是从数量上，无论是从装饰技法上或是从生产规模与生产技术发展水平上来论，浙江越窑青瓷的发展已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与此同时，凭借当时唐王朝对外的邦交日益增多，中国与其他交好各国间的文化商贸来往频繁，以及浙江窑场本就处于东南沿海交通便利之处，越窑青瓷的外销规模日渐扩大，当时的瓷器可远销至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和非洲各国。
仅在新罗时期的太子宫废墟雁鸭池一处，就曾出土过大量的敞口、腹壁斜直、圈足底呈玉璧状的越窑玉璧底瓯残片。那么类似于这些越窑玉璧底瓯最早被发现是在唐代中晚期的上虞、慈溪等处的窑址中，就是属于当时越窑青瓷的大宗产品。
而对于当时由朝鲜半岛自主烧造的玉璧底系的青瓷，根据现有出土资料与学者们的分析考量，高丽青瓷的玉璧底初期优质青瓷的生产从9世纪后期一直延续到了11世纪前半叶，而粗质的绿青瓷则是从10世纪一直延续到12世纪前期。
其中，高丽青瓷的优质青瓷逐渐与官窑衔接，而且在当时受中国南北方的影响很深，尤其是在最初的时候，受越窑青瓷的影响最大最直接。接着，也受到临汝窑、耀州窑的影响。
青瓷镶嵌花纹花型盏及盏托
青瓷阴刻鹦鹉纹盒
正是由于唐代时期越窑瓷器的大量输出，以及越窑在朝鲜半岛长期以来的影响，能否获取更大量的这类瓷器并从这些瓷器本身获取更大的利益，便成为了当时半岛统治者和商业利益集团的渴望。
此外，当时的朝鲜半岛属于东北亚国际商贸路线上的中转站，若是能过在半岛上生产瓷器或者直接垄断瓷器生产，那么这必将决定了半岛能从对日本列岛的贸易中攫取巨大的商业利润。种种的这些诱惑与影响，成了当时盘踞在济州岛上并垄断了海上贸易的张保皋集团开始了获取越窑瓷器生产技术的巨大动力。
那么据传说呢，中国越窑青瓷的制瓷技术东传朝鲜半岛，是张保皋集团动用了武力，从越窑窑场抢掠了窑工的结果，那么无独有偶，后来历史上的壬辰倭乱时日本人又从朝鲜半岛抓走了以李三平为代表的一堆朝鲜窑工去日本，并开创了日本瓷器的新纪元，这个事件与张保皋抓越窑窑工的事件的对于他们本国的意义是一样的。
而且根据对最早期的高丽青瓷的考察研究，其实不难发现它们都有大量模仿同时期中国越窑青瓷窑场产品的痕迹，刚才也说了，韩国学术界用“唐式青瓷”来称呼这个时期的高丽青瓷，主要也是要表述这个模仿越窑的特征。
同时，在10世纪朝鲜半岛康津一带最早的高丽青瓷窑场中，它们的窑炉形态和中国越窑窑炉形态十分相同，在装烧技艺上，也有泥点叠烧、M形匣钵装烧、支钉垫烧等多种装烧方式并存，在这一点上也和越窑青瓷十分相似。
浙江上林湖后司岙越窑青瓷窑址出土
康津高丽青瓷窑址出土玉璧底碗
在众多窑址中考古发现的窑烧技法也都一一证明着越窑青瓷在高丽青瓷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中起的作用：在京畿道杨州郡长兴面釜谷里出土的玉璧底青瓷瓯采用的是简陋的泥点叠烧法，在窑址现场发现的瓯碎片的内底和圈足部位都留有泥点的痕迹；京畿道龙仁郡二东面西里的青白瓷窑中，就发现被大量采用的M形匣钵和支烧窑具；在龙西里瓷窑址中，除了发现匣钵和其它支烧窑具外，甚至还发现了当时中国窑工经常使用的火标。
除此之外，上述这些龙窑与中国越窑窑场一样，普遍都在窑床的底部铺了一层泥沙，用来防止瓷器与窑床粘连。而且这种高水平高智慧的相同技法绝不可能是不同技术人群之间的模仿学习，应该就是中国越窑窑工曾经就到过全罗南道的康津郡大口面挂栗里窑场指导并参与了整个龙窑砌造过程和青瓷生产过程的事实证据。
当然了，这些证据虽然不能证明越窑窑场工人的东渡和张保皋集团攫取中国瓷器匠人直接有关，但是却足以说明康津地区最早期的高丽青瓷窑场和中国浙江地区的越窑窑场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制作出的青瓷，由于胎釉组成及装烧方法不同，烧制完成后的釉色也会存在很大差异。那么这主要是取决于混杂在胎土和釉中的以铁分为主的微量矿物质的含量不同和所采用的的还原焰程度的强弱。
在众多的高丽瓷器中，青瓷是尤为精致，产量也最多。直至统一新罗中期为止，韩国只使用了陶器，到了统一新罗末期才开始使用瓷器。从陶器发展到瓷器，可谓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的自然推进，而高丽青瓷由于受自然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它的产量要比陶器类要大得多。
我们把中国青瓷和高丽青瓷拿来作比较会发现，中国青瓷的釉色偏青灰，造型庄重，釉层感较厚，透明度弱；而高丽青瓷的釉色淡且清亮，透明感强，形态更生活化。同时，在高丽青瓷的制作工艺上采用了全世界最早的还原烧造铜红色，堪称一绝。
13世纪 高丽窑青瓷镶嵌菊花纹盏托一套
高丽青瓷一般都要经过两次烧造，在充分晾干了掺入少量铁粉的白土坯后，第一次是在700℃—800℃的温度中烧制，然后再在器物表面上施以含1%—3%铁分的石灰质釉，再用还原焰在1250℃—1300℃的高温下进行瓷化。
这样烧制出的高丽青瓷，胎土呈现出暗灰色，釉色类似于翡翠绿，若是还原焰强度给得恰到好处，整体的釉色会呈现出非常高的透明度。
高丽青瓷阳刻竹形水注
高丽青瓷方形台
高丽青瓷阳刻牡丹唐草纹大碗
越窑制瓷技术在朝鲜半岛上生根发芽，开创了半岛制瓷业先河。随着越窑青瓷的高丽化，那么我们把高丽青瓷的发展过程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高丽青瓷的成长期，成熟期，以及，衰退期。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9世纪末至10世纪前半叶，是高丽青瓷的产生及成长期，这个时期中，玉璧底青瓷，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唐式青瓷”开始出现。那么这一类的青瓷，无论是在器型设计上还是在釉色上，无论是在匣钵窑具采用上还是装烧技术上都与中国越窑极其相似，不能不说它们就是直接模仿越窑的产物。
这个时期的高丽“唐式青瓷”，多是以碗、盘为主的各种生活用具，窑址多分布在韩国西南海岸一带，尤其是康津。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全罗南道康津郡大口面龙云里和七良面。
在这些势力强大的张保皋管辖的地区，无论文化、经济、社会都要比韩国其它地区要领先一步，开化得要早很多。当张保皋引进了中国青瓷及烧造技术，加上有适合制造青瓷的条件，比如瓷土、水、木材等丰富的物产资源，又有便捷的海运条件将产品运送至庆州等其他地区，这为高丽青瓷的产生和发展、销售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0世纪后半叶到12世纪，是高丽青瓷的技术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相对应这一时期的，是中国的唐末、五代、北宋时期。
在上一阶段中，高丽青瓷无论是釉色、造型、装饰及烧造工艺等，在继承了越窑的基础上，对中国景德镇窑、汝窑、耀州窑和磁州窑的特点及生产技术都有不同程度的吸收借鉴。尤其是在器物表面的装饰手法上，除了继承越窑的刻、划技艺外，还融合了长沙窑、耀州窑的工艺手法，比如彩绘、铁彩画、印模、雕塑等等，逐渐开始具备自己的个性。
11世纪前半期，高丽遭受了契丹频繁的侵略，举国上下都处于十分艰难的环境当中。不过高丽王室仍致力于教育和人才培养，兴办了国子监，编撰国史、雕版大藏经等，为振兴国家的文化艺术做出了十分巨大的努力。同时，高丽王朝还与制瓷艺术进入黄金时代的宋朝进行了十分频繁的文化交流，为高丽青瓷的腾飞提供了重要契机。
自古以来，韩国人的十分喜爱绘画，并且他们讲这一艺术形式与自然紧密结合起来。古代的韩国人认为所有一切都属于大自然，包括神在内。他们认为任何表面的粉饰和虚化都将在大自然的朴实面前黯然失色。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才是至高无上的美。
所以在12世纪前叶，高丽青瓷在釉色、器物造型与纹饰上融入了高丽人的独特审美观并进行了改进，崇尚翡翠色，釉质半透明，胎质致密且几乎不带开片。这也是高丽青瓷最典雅完美，且特立独行的风格。
12世纪后半期，古代韩国人将独创的镶嵌法运用在高丽青瓷纹饰上，非常符合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故而，在那一时期，镶嵌瓷成为了高丽青瓷的主流产品。所谓的镶嵌瓷就是指在青瓷胎土上刻出纹样，然后用赭土或者白土将刻纹填平，先素烧，再施釉烧的特种工艺瓷。
高丽青瓷雕刻龙头笔架
高丽青瓷镶嵌杨柳水禽纹水注
这种镶嵌工艺最初是用来作镶嵌铭文，后来随着铜彩、铁彩、堆花、填金等装饰手法在高丽青瓷上的成功运用，镶嵌逐渐成为了高丽青瓷中的崭新风格，是青瓷装饰的一次创新。而从镶嵌青瓷的图案纹饰来看，在构图和布局上非常明显地使用了朝鲜的传统绘画风格——朝鲜绘。这也是中国越窑青瓷技术高丽化后与当时的朝鲜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从12世纪末开始，高丽青瓷开始走下坡路。具体表现在器物上的变化就是整体施釉变厚、色泽变深、纹样密集、样式风格散漫。同时，纯青瓷的数量也不断减少。
《高丽史》卷十八《世家》毅宗十一年（1157年）四月条中就有说到，国王命令拆除五十户民宅建宫殿楼阁，同时用高丽青瓷瓦覆盖了整个观澜亭北面的养怡亭屋顶。后来根据开城满月台皇宫旧址中出土的高丽青瓷瓦的碎片来推证，全罗南道康津郡大口面沙塘里应该就是当时烧制养怡亭所用的青瓷瓦的窑址。在这个窑址中不但出土了青瓷瓦，同一地层中还发现了许多纯青瓷和少数的镶嵌青瓷碎片。
1230年始至元宗中叶为止，高丽青瓷和它独特的镶嵌技术，虽然在纹样和器型上多多少少仍继承了原先的样子，但已不可抗拒地开始走上了一去不复返的下坡路。
随着蒙古军铁蹄入侵而造成的高丽王朝数十年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混乱，彻底打乱了高丽青瓷精粹至美的风格。就算到了元宗最后臣服于蒙古军，高丽青瓷整个产业也仍如日落西山，再也无法挽回当初的辉煌局面。衰退的阴影可谓遍及青瓷的器型、胎土、釉、烧制方法、装饰纹样、创意风格等等各个方面。
高丽青瓷原先所拥有过的所有的美，都随着时代的推移越往后越糟糕。我们总说，艺术品的发展程度永远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程度成正比的。漫长的160年的动荡，成了高丽青瓷的衰退期，就像高丽的政治、社会意义，高丽的瓷器艺术也经历了十分相似于国运的历程，最后变得与优雅和美丽毫不相关，低劣的质地、笨重的形态、简略而粗糙的纹样，令人不可谓不嗟叹。 自此，高丽青瓷走向衰落，并逐步被粉青砂器和白瓷所替代。
回过头再来看，其实除了高丽青瓷对瓷器本身的模仿以外，高丽王朝的整个瓷器生产管理制度也基本学习的宋元时期的中国制度。在唐代生产秘色瓷器的慈溪上林湖、上虞窑寺前等等越窑窑场，就有很多出土有“官”、“官样”铭的瓷器残片和匣钵。
吴越王建国后，设置了烧造秘色瓷的官窑，并配有官员监制，造有“官院”。而这个“官院”在陆游著《嘉泰会稽志》一书时还能见其故址。
而到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赵光义又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这些记述非常明确吴越国建有烧造“秘色瓷”的“官窑”，而且从五代吴越国时期延续到北宋的宋太宗时期，而宋太宗时期的这些吴越国官窑属“越州窑务”，应该可以理解为宋越州地方政权接管和掌管了吴越国遗存的“官窑”。
这也就表明了从唐到五代到北宋，越窑场与当朝政府的关系是从官搭民烧的土贡、到专门烧制秘色瓷器、再到设官员监烧。
而高丽在自行设置窑场烧造青瓷之时，在窑业的体制上同样也继承了越窑的这一做法。9~10世纪，在西南海岸的全罗道、京畿道等窑场，也都是由官府直接监管。参与监督烧造官府用瓷的人员被称之为“窑直”，他们的工作就是专门从事有关窑务的管理。
在全罗道高兴郡立原面云垡里等窑场也有类似越窑窑址中出现的粗精两类产品同窑合烧的现象出现，同时，与越窑贡瓷上书写“官”字款、定窑瓷器刻写“尚食局”和“尚药局”、巩县宋陵有“定陵”铭一样，高丽青瓷也在器物表面书刻“内”、“御件”、“正陵”、“尚药局”等铭文，清晰地表明了器物的专供专用。
由于越窑秘色瓷的地位以及它与宫廷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在整个中国古代瓷器生产史上一直占有非常超脱且十分神秘的地位。后世人也用“秘色”来称呼后来那些烧造得十分出色的青瓷，来凸显其工艺美术价值。比如南宋时期陆游所著的《老学庵笔记》第二卷中就曾称以仿越窑青瓷出名的耀州窑青瓷为秘色瓷，明代徐应秋的《玉之堂谈荟》中也有用“南越秘色”来称呼广东出产的仿越窑的青瓷。
相比较之下，我们就可以得知，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称高丽青瓷为“高丽翡色”，其实是表明了早在北宋晚期时中国文人阶层已经对认同了高丽青瓷的品质。这既是徐兢自己在高丽时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并且他还把自己的感受和评价留给后人，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把高丽青瓷与我们中国历史上水平最高的秘色来比肩。
到了南宋，高丽青瓷同时也进入了南宋宫廷。在对南宋临安宫殿、城址的发掘过程中，在宫圣仁烈皇后宅遗址出土有14件高丽青瓷，这说明高丽青瓷已经进入了贵族们的生活。在2010年出版的《清雅——南宋瓷器精品》一书中可以见到，一件高丽青瓷盖子上刻有“贵妃”铭文，那么根据南宋时期宫廷用瓷的铭文规律，我们可以断定这件器物必然是某位贵妃所有，这也是高丽青瓷进入南宋宫廷的重要物证。
杭州钢铁厂宋墓出土高丽青瓷碗
杭州出土高丽青瓷“贵妃”铭器物盖
诚如浙江省博物馆的沈琼华女士说的，“研究中国陶瓷史，不能不研究高丽青瓷，研究浙江越窑史更应把高丽瓷作为组成部分”。高丽青瓷的出现是浙江地区越窑技术东传和结合了异地文化后烧造而成的产物，如果打破国界来说的话，高丽青瓷同样可以被看做是众多越窑系的窑场之一。
同时，在高丽青瓷不断形成自身特点的过程中，不断从中国各个名窑瓷器中学习，汲取精华，才使得高丽青瓷的品质得到不断飞速地提升。正是这样，原本是模仿浙江越窑的高丽青瓷，最后才能走进南宋宫廷，并大量进入中国市场。
探寻故宫哥窑文物的身世之谜
连日来，一件宋代哥窑瓷器在故宫被人为损坏一事在网上迅速传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件哥窑为国家一级文物，宋代哥窑代表作品青釉葵瓣口盘，从经济价值来讲这件文物价值连城，更令人称奇的是笼罩在神秘光环下的身世之谜，引起人们无限的追问和猜想。
什么是哥窑？
哥窑一直是陶瓷史上的一个谜，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虽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台湾故宫博物院等都收藏有哥窑实物，但由于哥窑不仅未见于宋人的记载，也未发现有窑址，因此难以用考古所得的资料与传世哥窑相互印证。
哥窑瓷器的特点是里外披釉，均匀光洁，晶莹滋润，不仅扣之瓷音清亮，而且造型挺拨大方，轮廓亦柔和流畅。哥窑器物以纹片著名，纹片多为黑色，俗称“金丝铁线”。按颜色分有:血、黑蓝、浅黄鱼子纹；按形状分有；网形纹、梅花纹、细碎纹等。哥窑开片总的特点是：平整紧密，片纹裂开成上紧下宽状；黑色纹片中有时闪蓝色。
属于青瓷系的哥窑器，以釉色取胜。鉴定哥窑瓷主要从造型、胎骨、釉色等方面着眼。哥窑器在胎骨、瓷釉、造型等方面均似宋官窑，胎质呈黑色，细腻、坚实。
60年代时，浙江省文物考古单位曾对龙泉大窑等几处窑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不少黑胎片纹青瓷，大部分为日常生活用瓷。但与另一部分传世的哥窑器物相对照，这二种哥窑的造型、胎色、釉面和纹片均有不同之处。为此，文物界将这些原藏于宫廷、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流散于民间和国外的这类哥窑器称之为“传世哥窑”。
哥窑作品主要是陈设瓷，多仿古铜器形制传说哥哥技高一筹，烧出了“紫口铁足”的青瓷，销路很好。弟弟顿生妒意，就抓了一把黏土搁在釉缸里。哥哥用掺了粘土的釉施在坯上，烧成后一开窑，他惊呆了，满窑瓷器表面的釉面全都开裂了。后来，他把浓茶水涂在瓷器上，裂纹马上变成茶色线条，又把炭黑水涂上去，裂纹立即变成黑色线条，“金丝铁线”在这不经意中形成了。
实际上，，如贯耳瓶、兽耳炉、鼎式炉、葵口碗等。哥窑胎子非常坚密，呈深紫灰色，灰色或土黄色曰釉色较多，有粉青、灰青、米黄等。施釉较薄，温润似玉，器表有一层不是很亮的酥油光，并有较大的黑色及较小的黄色开片，俗称金丝铁线。轻轻敲击哥窑的瓷胎，没有一般瓷胎的金石声，而是近于破碎的“噗噗”声。
哥窑的来历是什么？
相传为南宋时章氏兄弟所创，分别为“哥窑”及“弟窑”（弟窑又称龙泉窑）。 宋代龙泉县，有一位很出名的制瓷艺人，姓章，名村根，他便是传说中的章生一、章生二的父亲。章村根的擅长制青瓷而闻名遐迩，生一、生二兄弟俩自小随父学艺，老大章生一厚道、肯学、吃苦，深得其父真传，章生二亦有绝技在身。章村根去世后，兄弟分家，各开窑厂。老大章生一所开的窑厂即为哥窑，老二章生二所开的窑厂即为弟窑。
兄弟俩都烧造青瓷，都各有成就。哥哥的烧造技术比弟弟高明，招致弟弟的嫉恨。为破坏哥哥的声誉，弟弟就偷偷地在哥哥配好的釉料中添加了许多草木灰，而哥哥全无察觉。烧好后开窑一看，瓷器釉全裂开了，裂得很有趣味，有的像冰裂纹，有的像鱼仔纹，还有的像蟹爪纹。心地善良的哥哥见此情景惊呆了，怎么办呢芽只好拿到市场去处理，没想到一到市场，人们对这种带有裂纹的青釉瓷产生极大兴趣，一抢而空，于是哥窑便由此而闻名天下。而弟弟仍烧造青釉瓷器，质量总是略逊于哥哥一筹，人们称其为弟窑。然而，现在虽有流传下来的哥窑产品，但哥窑窑址却至今未能确定，成了一个谜。
哥窑瓷器为何珍贵？
宋代五大名窑中，哥窑是最富神秘感的一个，窑址至今不明。有人说它的窑址在杭州，有人说在河南，有人说在景德镇，还有人说在龙泉，但就是没有挖出真正的窑址来。嘉靖四十五年刊刻的《七修类稿续稿》称：“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今浙江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窑，章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名故也；章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
哥窑的神秘还在于它的“金丝铁线”。“金丝”是指细碎的开片，呈黄色；“铁线”是指大块的开片，呈黑色。金丝铁线在古代还叫“文武片”，指的是开片的大小。在烧造中，由于胎和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以瓷器出窑以后，釉就会开裂。如果你们看过出窑，就会觉得非常神奇。瓷器刚一出窑，釉面炸裂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
哥窑瓷器能够呈现“金丝铁线”，原因就是它的釉面要炸裂两年。当瓷器出窑冷却以后，过去直接放到炭黑水里，现在直接搁进墨汁里，拿出来以后，瓷器就形成大块的黑开片，非常清晰。那些细小的开片，由于间隙过小，颜色进不去。搁在那里时间长了，气体进去以后，会氧化成黄色。可以说，“金丝铁线”是时间造成的。
“金丝铁线”的说法始于清代。《处州府志》中载：“其兄名章生一，所主之窑，皆浇白断纹，号百圾碎，亦冠绝当世。”这表明，哥窑的工艺，已经由原来的无法控制，到能够主动控制，成为制作者的主观追求。
哥窑表面的纹片本来是瓷器烧制过程中的缺陷，但这种缺陷被文人赋予了美感，成了典型的缺陷美，就像断臂维纳斯一样，被推向至高无上的地位。
马未都回应说：“哥窑存世稀少是事实，但不至于到只有几件的地步，据我了解，全世界几百件还是有的。如果从经济价值角度来说，苏富比2010年5月在伦敦拍过一件哥窑瓷器，100万英磅，同年秋天苏富比在纽约拍的另外一件哥窑瓷器是176万美元，近年最贵的有成交记录的价格大约是300多万美元。当然，故宫的东西肯定要更珍贵，不能以价格为绝对标准。”
如何鉴定哥窑？
哥窑瓷器的名贵吸引了无数仿造者，从明代开始就有大量的仿品，到清代，仿品的质量和数量都达到了顶峰。据说到目前为止，传世哥窑瓷器的三个特征还不能仿制。一是瓷器釉面不光亮，有一层酥光，看上去好像器物釉面出汗。二是瓷器上的“金丝”和“铁线”各自形成一个网，两网又重叠又互不相干。三是器物底足有铁锈红颜色，还有近千年岁月氧化的自然包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