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陶瓷中吉祥文化的出现由来已久。从陶瓷的发展历史来看，当瓷器不仅仅是作为生活用具，而是扮演着摆设观赏，赠亲送友的礼品等其他角色出现在人们生活中时，陶瓷中便慢慢融入一些吉祥元素，这蕴含着人们的美好祝愿和祝福。
说到陶瓷上的吉祥元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融吉祥于器型中；而另一类则是在画面中体现吉祥寓意。就前者而言，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例子，那便是“马上封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广为人知的吉祥元素，马上封侯在各种艺术作品中都有体现。而具体到陶瓷，在雕塑瓷中最为常见，猴子骑于马上，“猴”与“侯”同音，“马上”为立刻之意，侯为中国古代分五等贵族爵位的第二等级，这里泛指达官权贵，此寓意功名指日可待。
至于用画面表现吉祥寓意，在陶瓷中则更为常见，也有许多的经典图案。以祝寿为例，就有八仙（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何仙姑）仰望着寿星，寓意“八仙仰寿”；八仙向西王母祝寿图，称为“八仙祝寿”；八仙与古松仙鹤在一起，其寓意是“群仙拱寿”。另外，八仙所用物件葫芦、扇子、玉板、宝剑、荷花、花篮、笛子、鱼鼓等称为“暗八仙”，亦称“八宝”，此八宝用于吉祥图案中，有祝福长寿的寓意。
5斤八仙图陶瓷酒坛
有意思的是，在众多吉祥元素中，“谐音”的运用最为普遍，这也得益于汉字的博大精深，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伏”与“福”谐音，“鹿”与“禄”谐音，寓意读书就会有福、禄。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在陶瓷中也极为常见，比如把“寿”字写成圆形的篆书，五只蝙蝠围绕四周，称“五福（蝠）捧寿”；一条鲤鱼簇拥着盛开的莲花，叫“连（莲）年有余（鱼）”；画喜鹊立于梅梢为“喜上眉梢”；五只蝙蝠从天上飞下，叫“福从天降”；蝙蝠前画一眼铜钱，叫“福（蝠）在眼前”；柿子和如意组成“事事（柿）如意”。
除去谐音，还有不少陶瓷吉祥元素来源于传统文化，比如在颜色釉中就有“三阳开泰”，其是我国高温色釉的名贵品种之一，常作为国家礼品瓷赠送给外国贵宾和朋友，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随带的礼品中就有各式规格的“三阳开泰”若干个；另外许多图案都有着自己所表示的意义，比如桃为五木之精，代表祝寿；鹌鹑雌雄形影不离，双双觅食、比翼翱翔，代表夫唱妇随、家庭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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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造型中的“镶器”
镶器产品多为陈设艺术瓷，是以泥块镶合成方型、棱型、扁型等有棱有角的异形器物。景德镇俗语“十圆不如一方”说明镶器成型困难，制作难度大。《景德镇陶瓷史稿》载：“瓶罄尊彝，都属琢器。其圆者如造圆器之法。其镶方棱角之坯，用布包泥，以平板压之成片，以刀裁之成段，用原泥调和粘合。”景德镇自产瓷以来就有镶器。宋代镶器产品很多，有盛装妇女化妆品用的油盒、粉盒、黛盒，有盛装铜镜用的镜盒，亦有装药的药盒。元代镶器有瓷枕、八棱玉壶套瓶、座梅瓶等。1972年出土的“至元四年”凌氏墓中的青白釉红楼阁式仓，仓楼为活动式，中有子母口而盖于仓上，四面正视均为四柱三音，底层前后各为二柱夹仓，分上、下三格，门为活动插板式。这座阁仓大都是镶合而成。明代镶器产品增多，如正统九年魏源基仿龙泉豆青釉烛台，正德六年徐琼妻墓仿龙泉豆青釉皈依瓶等，清代随着瓷器品种增加，镶器亦不断增加，仅瓶类产品就有六棱瓶、八棱瓶，四方瓶、扁六方瓶、天圆地方瓶、博古纹瓶等。民国仿古镶器较多。除瓶类外，有四方水浅、方形香熏炉、扁六角形凉墩等。1194年后镶器产品散见各瓷厂，小件大都被注浆工艺所取代。艺术瓷厂和建国瓷厂镶器艺人较为集中，生产出不少器型优美的镶器陈设瓷，如各种规格的四方瓶、水浅、花钵等。本世纪80年代，镶器产品又有新的发展。在艺术陶瓷中，一般来说，镶器的价值大于圆器的价值。
浅析艺术状态中的陶瓷绘画
陶瓷绘画艺术是艺术家抒发情感的一种状态。陶瓷绘画艺术与其他艺术不同，它是在陶瓷载体上绘画，绘画完成后还需要经过一定程序的加工，才能显示其成功与否。陶瓷绘画艺术它既美化了陶瓷载体又再现了文化品味，让欣赏者赏心悦目。可以说它的文化层面是大美精神的承载，是主观意识化的状态，因此它的艺术状态行为是独创的。例如：陶瓷青花艺术，它的状态魅力在于；色泽单一却显高贵素雅。“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青花之美，美于幽静，青花之色单与任何一种颜色相比都略显幽暗，就如同一块美玉，温润、淡雅、清澈，但易碎的特性使其更加弥足珍贵。其次造型的创造应该是展示视觉的力度、节奏的变化、生命之美态；笔墨形式的创意，要呈现神韵、氤氲之气；色彩的渲染状态，应达到色彩斑澜的诱惑力、色彩辉煌的冲击力；构成的态势，要以画面的整体感、和协性、大气、现代感为美，包括吸收现代的平面构图、立体、几何构成以及打破时空的构成等。总之，陶瓷绘画艺术是唯美之术，是创造神态、品位、格调的状态之术。
陶瓷绘画艺术形式中的生命体现在立势，势在艺术状态中是一种态势，它是以生命的动静、虚实取势，这种势产生节奏变化，产生氤氲之表象，所以立势是激活陶瓷绘画艺术的重要手段。然而，立势必须以文化含量为底蕴，方能隐现出陶瓷绘画而独有的书卷气、文质气，达到诗情画意的视觉艺术效果。
立态势即是立象。立象之味、立象之气、立象之势，归根结底是立神似之象，这是中国画意之精髓。也正符合陶瓷绘画艺术，因为陶瓷绘画艺术有“瓷上国画”之称，它容纳了国画之精髓。民国时期粉彩瓷绘受中国画影响，绘画大师以瓷代纸，瓷绘工艺出现了国画艺术效果，并成为一种时尚，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具体说瓷画艺术是在追求一种艺味、趣味，即有意味的形式，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不管你采用什么方式、方法、手段，最终都是为了达到气韵生动的奇妙之态。例如：一个不经意的生活小景或片断，没有媚俗地向你感官推销，而是让你从容地进入画面，由此产生一种状态。在不大的空间里，你却有一种别有洞天般的艺术感觉；在有限的时空内，你会体验到一种无限的、不紧不慢的精神漫游，这种精神漫游让你既感受不到深重，更看不见广告式的说教与灌输，而是在虚静中让你体验生活的真实，产生与众不同的立象之意。
艺术人生是短暂的，能把握住成熟期是艺术家的头等大事，通常成熟的最佳年龄状态大约是四十至六十岁，或五十至七十岁，也就是二十余年的最辉煌的创造期。这个阶段艺术家的世界观、方法论已基本确立，智能、技能、体能都在最佳年龄段上，谁能把握、发挥这个优势的年龄状态，谁就拥有艺术，成功的可能性便大。如果超过和失去这个高峰状态，不管你有多大的才华和雄心壮志，再也找不回流失的时空，可能成为终生的遗憾。
遗憾的失去时机是多方面的：一是真正的艺术观没有确立。缺乏对艺术的虔诚性、坚定性、献身性，见异思迁，半途而废。二是思想方法有误。学习和创作的方法犹如军事上的战机，贻误战机，战略目标则达不到，错过美好年华。艺术标准是无止境的，大多数从事艺术的人奋斗一生成功者甚少，那么成功的方法是什么呢？我认为关键是抢占时空，因为时空对艺术家来说就是生命、就是艺术。三是缺乏艺术家的人格力量。真正的艺术家是懂得事物规律的，而陶瓷绘画艺术之规律是大器晚成、大智若愚，所以须奋斗终生不敢懈怠。通常说人品即画品，人品好才能产生人格的力量，才能把握住名利、得失、金钱与艺术的关系。在艺术人生中，只有艺术是永恒的，其他只是过眼云烟而已。
因此，成功的陶瓷艺术家必须具备大美的人格魅力，方能在艺术的实践中远见卓识，畅怀大鹏之志，奔向艺术状态的宏大战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所有这些使我们可以期待，进入状态的陶瓷艺术家会沿着其思想力度的理性去自然而然地参与生活，而不仅仅是让理性躺在生活的沙滩之上。在时尚中，我们丢掉的是一种耐心，以及在耐心基础上的理解与领悟，而生活中的体验与思考，使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形式与感官的刺激，更多的是参与生活所揭示出的一种状态、态度、思考及弥而不散的状态求解。
现代工业化生产体系中的景德镇陶瓷文化
在景德镇陶瓷生产领域建立了近、现代工业化生产体系，以及由工业化生产倡导的陶瓷艺术设计及其文化教育在景德镇也逐渐发展起来，这与景德镇传统陶瓷文化发生了矛盾。一方面，早年在景德镇陶瓷生产领域全面抛弃了陶瓷生产的传统思维及其运作模式；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及其学术界也将重点放在了现代设计领域。
在经过长期实践之后，这种思维及运作模式无不与景德镇陶瓷文化发生一定的矛盾冲突。
景德镇陶瓷仕女图家居彩绘盘子
时过境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景德镇改革步伐的逐渐加快，在陶瓷生产行业中又一次面临着生产力的变革，那就是属于公有制性质的陶瓷厂家开始转轨，缩小生产规模，甚至一些厂家纷纷倒闭。这样，原本工作在国营瓷厂中的工人开始走上了自谋生计的道路。在景德镇社会如此的变革中，瓷都景德镇是历经巨变最为深刻的地方，从传统手工艺瓷工到产业工人，再从产业工人到小陶瓷作坊技师，人们在百感交集与无奈中经受这种文化巨变洗礼。在经过两次摇摆之后，景德镇陶瓷生产基本恢复了传统时代的平静。这实际上也代表了景德镇陶瓷文化发展的方向，它是基于传统文化厚重积淀及其持续发展所形成的文化历史与环境中所具有生产力资源，而不是依照主观愿望来进行建构的。
为迎合现代化的陶瓷生产发展，在景德镇高等教育中，摒弃了传统的工艺美术教育而全部采用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教育，以至培养了大量闲置的陶瓷文化人才。这样，陶瓷文化教育不得不进行重新思考与定位，即恢复以工艺美术为主要内容的陶瓷文化教育势在必行。
在文化运作体系中，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故此，文化变革需要符合社会客观的规律，否则，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文化资源浪费。例如，原本在景德镇文化教育领域倾向于工艺美术教育方向的陶瓷文化教育，为了适应一种所谓的现代化需要，很快为倾向于现代设计的陶瓷文化教育所取代，例如，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合并于清华大学，随之专业设立与建设也倾向于设计教育。于是，在景德镇高等教育中，工艺美术文化教育销声匿迹了。
然而，经历过去这种文化巨变尴尬的人，与目睹当今景德镇陶瓷文化产业发展多元实际的人，都可以明确地证实：在景德镇现实的陶瓷文化领域，仍然存在并将长期延续的劳动力资源，绝大多数依然是具有精湛技术的传统手工业者，这是现存的巨大的劳动大军。这里，我们并不否认客观存在的、符合现代化生产的文化环境及其影响下的陶瓷文化产业化发展方向，但是，我们更不能忽视前者。在此，举一个最为现实的例子，景德镇陶瓷学院培养一批又一批属于现代艺术设计的陶瓷文化人才，其中，走向外地的毕业生绝大部分不是转行，就是在陶瓷文化运作中 “小打小闹”，而留在景德镇自主创业的毕业生（包括本科、硕士研究生在内），几乎没有脱离手工艺制作的文化范畴。因此，摆在陶瓷文化教育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是专业设置如何适合当今陶瓷文化发展的需要。
教育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并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景德镇陶瓷文化发展的现实中，传统文化因素的形成具有悠久的发展史，并且积淀了大量优秀文化遗产，这是世界其他民族都无法比拟的。但是，这既不是我们坐享其成的理由，也不是我们妄自菲薄的谈资，而是我们发展陶瓷文化的现实基础。因而，就目前陶瓷文化教育而言，基于文化发展的多元化基础，在陶瓷文化教育的专业设置中，倾向于陶瓷工艺美术文化教育方向应该属于重要内容。
陶瓷生产的发展与逐步扩大化，与任何生产的发展一样，均必须结合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进行，并在逐步提高现实生产力的基础上，以适合之的思维及运作模式进行。
在景德镇陶瓷发展的历史上，生产力水平十分先进，这是由传统社会文化现实的发展状况决定的。在生产上，主要表现在手工制作技术方面，它以陶瓷材料为媒介，一方面体现在对陶瓷造物材料的认识及其发展水平上，另一方面体现在造型创意及其实现的思维及方式和方法上。就历史与现实状况看来，陶瓷文化在景德镇的发展是持续不断进行的。早在新石器时代，景德镇先民就开始制作与利用陶器为生产和生活服务了。随后，在制陶过程逐渐认识与利用材料并发明了瓷器。瓷器的发明与利用，不仅是科学技术发展标示，也是景德镇社会文明逐渐进步的标志。可以说，瓷器的不断发展，是景德镇传统社会文化发展与进步的显著标志之一。
然而，世界工业革命，实质上是生产力及其技术的革命，它以生产力革命为标志极大地促进了人类造物水平的提高。在西方，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所引起的一场技术革命。而在相对落后的东方民族，适合现代技术发展与应用的社会生产力的客观环境并没有发展成熟，此时，所发展起来的现代化生产力显然与西方民族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换句话说，在东方民族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因素进入自身生产力体系，是有选择性的。因此，在景德镇传统陶瓷生产领域采用西方设计理念及其运作，充满了盲目性。这在乘改革之潮流行进中的景德镇陶瓷生产之发展状况中看到了实际文化经济效应。
一方面，国有企业的改制，恢复了昔日景德镇陶瓷生产的劳动力组织与运作形式调动了属于手工制作的劳动力的积极性，使他们的智慧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规模性退出，恢复了昔日景德镇陶瓷制作以手工为主的造型与装饰制作方式，使闲置起来的劳动力重新回到生产岗位之上。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情况，在景德镇陶瓷生产中逐步恢复适合客观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陶瓷生产，以及由此所决定的陶瓷文化教育所取得的社会文化经济效益是有目共睹的。总之，陶瓷文化逐渐发展与丰富的事实，证明它是围绕社会文化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合乎社会生产规律的文化运作体系，人们只有按照它所具有的规律性进行生产与利用，方能取得预想的效果。
陶瓷生产及其文化运作有其合乎社会性的规律，这不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思考都是这样的：陶瓷文化之所以发展，是基于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与非物质文化生活之需要并围绕生产与利用展开的。它具有客观的依据及其生产运作方式，任何企图突破甚至取代这种客观存在的生产力的思维及其策略，事实上都是不明智的。当然，这是在犯了错误之后并得到沉痛教训之后的心理感应。
世界陶瓷中的击瓮图
摘要：日本瓷器“击瓮图”，作为中国题材先后被日本、德国、荷兰和英国仿制、演绎。本文通过对四件瓷器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陶瓷文化传播过程的复杂性和成果的多样性。关键词：外销瓷陶瓷文化交流日本瓷器
小儿击瓮图
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和随之而来的迁界禁海政策的打击，中国外销瓷在世界陶瓷贸易中缺位了数十年之久。日本陶瓷乘虚占领了海上丝绸之路另一端，日益繁荣的欧洲陶瓷市场。这一时期，一种绘有中国司马光砸缸故事图案的日本柿右卫门风格瓷器作品远销欧洲，德国、荷兰、英国都曾仿制。通过四件不同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陶瓷文化在这些国家的传播与嬗变。
一、一知半解的创作
据西方学者考证[1]，17世纪后期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以“ShibaOnkō”为名在日本广为流行，因此日本陶工将这一故事绘制在瓷器上。从一小儿在水缸中作挣扎状，同时水缸底部破裂水流出看，笔者认为画面确实描绘的是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但这一画面很可能是日本陶工在对司马光砸缸故事的一知半解中，自行加工甚至是自行创作的。
笔者得出这一结论原因有三：
首先，击瓮图虽然早有流传，但在国内陶瓷上极为罕见。据北宋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载：“温公童时与群儿戏于庭，庭有大瓮，一儿登之，偶坠水内，群儿皆弃去，公则以石击瓮，水由穴迸，而儿得不死。今京洛间多为《小儿击瓮图》。”[2]《冷斋夜话》成书于十二世纪初，可知这一时期击瓮图就已经在国内广为流传。不过，国内著录中相关题材很少且多为清末民国时期作品，清中期及以前仅见一件[3]，时代上比日本这件要晚，且画面构图完全不同。
其次，画面构图有不合理处，且画中大量元素异于中国。在日本陶工创作的画面中的两个小儿比瓮高出一倍有余，这一身高比例下司马光完全没有必要击瓮救人。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这幅作品右侧的人物解释为孩童已经脱险后赶来的成人，陶工使用了古代常见的放大主角的方法将司马光画得比较大。但众所周知，司马光砸缸这一故事中最重要的场景是“群儿皆弃去，公则以石击瓮，水由穴迸，而儿得不死”，清末民国时期中国陶工都选择了这一场景进行创作。
而日本陶工所绘制的画面只在形态上大致表现了司马光砸缸的事实，却完全表现不出击瓮救人的戏剧张力。同时“击瓮图”将“庭有大瓮”的瓮画成一只盘口大罐的样式，这不符合中国园林的摆设。竹子、竹叶的绘制也完全不是中国风格。所以日本陶工即使不是自行创作了这一图案，也曾在仿制过程中对于中国原型进行了深度加工。
最后，如果没有中国陶瓷作为模仿对象，十八世纪初的日本陶工很难直接接触到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日本学者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日本陶工通过中国画集、画谱模仿并创作了大量中国题材的作品。但正如我国学者研究：当时从中国进口的书籍在日本价格高昂，如一本1804年《苏州府志》进口价折合1.09石大米，一本《广东通志》进口价相当于2石大米，而通过书店销售时价格一般则是入境价的2～5倍，高者甚至达10余倍。[4]这一价格远非陶瓷作坊可以承受。因此熊寰先生认为“中国画谱显然影响到了日本瓷器装饰的母题和风格，但若如日本学者般认定两者间存在直接联系、日本瓷器以中国画谱为摹本的观点，笔者认为，在目前的证据和条件下，还为时尚早……”[5]。笔者认为这更可能是日本陶工间接接触到了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即陶工通过江户时期蓬勃发展的讲谈、落语等民间曲艺活动，了解到这个故事，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创作了这一融合中日两国因素的作品。
总之，不论日本陶工是模仿我们现在尚未发现的中国陶瓷，还是根据对故事理解自行创作，击瓮图八角盘都是一件融合中日两国装饰元素，具有典型柿右卫门风格但未能很好把握故事内涵的陶瓷作品。
二、关于“东印度”的想象
在确定了击瓮图图案中的日本因素后，很容易得出这样一种判断：不论中国陶瓷中是否存在击瓮图主题作品，德国迈森瓷厂的这件击瓮图八角盘是以日本作品为母本仿造的。这无疑是东方陶瓷文化在欧洲陶瓷上的体现，但考虑到时代背景，不论是迈森陶工还是他们的资助人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二世很可能不知道他们的作品实际上描绘了一个中国故事，甚至不清楚他们仿制的瓷器究竟来自何方，迈森瓷厂的击瓮图八角盘只是对东方陶瓷意象的简单模仿。
迈森瓷厂于1712年率先在欧洲制造出真正的瓷器，但是这一时期欧洲绝大多数人对东方瓷器、东方文化的了解极为有限，欧洲社会将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瓷器、东南亚的香料和印度的纺织品统称为印度货或东印度货。迈森瓷厂的资助人奥古斯都二世在宣布成功烧制瓷器的布告中也表示：“我们的工匠也能够提供足够的白瓷样本，有的上釉有的不上釉，证明由我们的土壤提取的材料，能够用来制造瓷器。这种瓷器的透明度及其他品质可与东印度来的瓷器媲美，所有的一切使我们相信，只要经过适当的处理，这种白色瓷器将能超过东印度的瓷器，正如红色陶器已经证实的那样，不仅在美观和品质上，而且在形状的多样化和制造大型器物如雕像、石柱和套装餐具的能力上，均已超过东印度的陶……”[6]。德累斯顿的王室档案也证实了这一时期欧洲陶瓷文化仍处于较低水平。奥古斯都二世仅仅将他的瓷器收藏分为伊万里、青花瓷、德化窑、彩瓷及颜色釉和克拉克瓷等粗糙且不合理的几类。
迈森瓷厂的这件击瓮图八角盘创作于1730年左右，这一时期中国外销瓷生产已经恢复并占领了东南亚市场[7]，但在欧洲市场还并未占据绝对优势。尤其是对于国际陶瓷贸易中的后来者法、英、德等国来说，日本陶瓷已经成为他们眼中精美瓷器的典范，有着悠久制瓷历史的景德镇也不得不通过生产“中国伊万里”[8]风格的瓷器与日本竞争。
所以笔者认为迈森瓷厂仿制的击瓮图八角盘，仅仅是东方陶瓷在欧洲流行的一个偶然结果。或许画面上奇特的婴戏图案吸引了欧洲人的目光，令迈森瓷厂决定仿制这件瓷器。不过，这件击瓮图八角盘仅仅满足了奥古斯都二世关于“东印度”的想象，迈森瓷厂对东方陶瓷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
三、青花的持久魅力
大约与迈森瓷厂的击瓮图八角盘同时，荷兰代尔夫特的陶工也创作了一件相同题材的作品。这件作品与另外三件差异极大，是一件酱口青花圆盘，使用了克拉克风格边饰，缸中流出的水被画成了类似云纹的形状，画面中的飞鸟变成了类似蒲公英的图案，画面右侧的竹子旁的花草似乎还要优于日本作品。如果请一位非专业人士来评论这四件作品哪个更中国化，恐怕十有八九会选择代尔夫特的这件。
代尔夫特从十七世纪初就开始生产锡釉陶器，此后不久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建立和中国克拉克瓷的大量运入，代尔夫特陶工也开始用锡釉陶仿制青花瓷。明清鼎革之际中国陶瓷外销的中断更刺激了代尔夫特制陶业的发展，此后随着中国外销瓷的回归，代尔夫特制陶业受到了重大打击，但以皇家代尔夫特陶瓷厂（TheRoyalDutchDelftwareManufactory）为代表的一批陶瓷厂依然顽强地生存下来。这件作品其熟练的绘制技法、多样化的中国元素应用，就是代尔夫特陶工对青花瓷的长期仿制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的集中反映。当然，通过两张成年人的面孔和水缸下的卷云纹，可以发现代尔夫特陶工们也没有理解击瓮图的真正含义。但这并不妨碍荷兰这件击瓮图盘成为四件作品中“最中国”的一件。
四、“井中的霍布”
随着东西方交流的不断加深，这一时期的欧洲人对于东方陶瓷文化已经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们已经可以明确地区分中国和日本陶瓷。
与此同时，在大量质优价廉的中国瓷器的冲击下，欧洲唯一与日本通商的荷兰逐步减少了对有着价格高、产量低、易破损等缺陷的日本瓷器的运销。在大约与这件瓷器同时的175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终止了与日本的官方瓷器贸易。但作为后来者，英国的瓷器买家依然希望买到各种风格的东方陶瓷，其中就包括被他们称为“OldJapan”的伊万里风格（狭义）和柿右卫门风格的日本瓷器。第四件击瓮图八角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英国切尔西瓷厂在1755年左右制造。
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切尔西瓷厂的这件作品仿自哪里。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给出推测性意见。有学者从地理、时代接近和国际贸易关系（欧洲国家中只有荷兰可以与日本进行贸易）的角度，认为这件作品是迈森瓷的仿制品，但笔者认为这件击瓮图八角盘直接仿自日本。原因有二：
一是虽然欧洲国家中只有荷兰与日本有直接贸易往来，但早在十七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商人在东南亚从同样可以与日本贸易的中国商人手中购买日本瓷器了。
二是出于国家利益考虑，英国在瓷器贸易中执行了一种“远交近攻”的策略。在18世纪时英国规定对于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中国和日本瓷器征收12.5%的关税，而对德意志各邦国的瓷器则征收100%-150%的关税，同时规定进口的瓷器仅限自用不得贩卖。[9]对于法国瓷器更是明令禁止进口。因此，在英国国内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和日本瓷器比近邻德国和法国的瓷器更为常见。
从绘制技巧上看，切尔西瓷厂的这件产品要稍逊于迈森。但是不同于由奥古斯都二世提供国家财政支持的迈森瓷厂，切尔西瓷厂是由商人尼古拉斯？斯普里蒙（Nicholas?Sprimont）建立的民营瓷厂。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中国官窑与民窑的概念套入其中。那么接近官窑水平的民窑瓷器，所反映的不是劣质货退化，而是18世纪中期陶瓷在英国的日益普及和陶瓷工艺的不断进步。
与二十年前相比，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人对于东方瓷器的工艺技术和纹饰类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他们仍然难以理解击瓮图的真正意义。通过存世的账目，我们得知这件击瓮图八角盘在当时是以“HobintheWell”即“井中的霍布”为名销售的。这一名称来源于稍早的一部名为“FloraorHobintheWell”的戏剧。[10]英国人虽然已经知道这是一件日本风格的作品，但不同的生活习惯、园林设计令他们不能理解小儿坠瓮的发生条件，所以将画面中的水缸想象成了一口井。由此可见英国人并未理解画面的文化内涵，而是选择将本国流行文化与画面内容相结合，对画面进行了更加本土化的阐释。
五、结语
通过对四件击瓮图盘生产背景的分析，我们发现从画面内涵上看，只有我们的近邻日本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这一图案的意义。荷兰的作品在装饰风格和装饰元素的应用上最接近中国。德国的作品虽然比英国的更为精致，但考虑到迈森瓷厂和切尔西瓷厂的不同生产背景与接收群体，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迈森瓷厂的工艺水平高于切尔西瓷厂，更不应由此低估十八世纪中期英国的陶瓷文化发展水平。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日本陶工通过瓷盘将之传播到了遥远的欧洲。此后，相似的图案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被各国陶工反复仿制。但在相近的图案背后，各国陶瓷制造、消费、审美的不同背景都影响着他们对于中国陶瓷文化的吸收与改变。
书法在陶瓷艺术中的应用
书法艺术经过历史长河的沉淀，从初始的应用工具渐渐的演变成了让人欣赏的艺术品，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书法家在写一个和平的“和”字时，当众大笔一挥，这个和字的神来之笔就在于和字的第一原文出处是华夏陶瓷网笔，把一个活生生的和平鸽外形表现出来了，和字的意义更加形象化了。一副好的书法艺术品，它不仅仅是表达文字中的含义，书法家通过文字的表现，能把内心思想情感以及人生态度表现出来。
钧瓷聚宝盆
作为陶瓷艺术品，书法艺术在它身上的应用有相当大的潜力可挖。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品应当利用书法艺术开拓出新型的陶瓷艺术品，目前书法艺术都是作为画面提名、落款以及诗句的形式存在，我觉得在现有的基础上，应当开创出更高层次的书法艺术和陶瓷艺术品相结合的表现行式。
我国工艺品上应用书法艺术题款盖印的传统装饰方法，自仰韶文化的象形文字至近代的五体兼备，源远流长。殷代青铜工艺和其它文物的不断发掘，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宝贵资料。西周后期及春秋时期的青铜器上的铭纹也大量增加，著名的“毛公鼎”铭文长达源怨苑字，其它如“散氏盘”、“大克鼎”等铭文也相当长，在不同角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瓷器上运用书法装饰，早期以唐代长沙窑用行楷体书写诗或底款的较为多见，如春字壶等。宋瓷中以书法作装饰的也有大量遗物，如“雪月风花”瓶就是以行划体均衡地按四个方向书写在器物的肩部，既别致又具有浓厚的装饰趣味。题诗作画到了清代的陶瓷制品上就更多，还有用工整的隶书或楷书把短文或诗词，用艳黑或西赤书写文章出处是华夏陶瓷网在整个器面上，用得非常大方美观。
我认为书法在陶瓷装饰上，无论采用哪些形式，必须注意不同的造型风格，不同的装饰内容，来选取不同的书体。不论写哪种书体，第一是讲究用笔，第二是讲求笔势，第三要体会 字的意趣。李可染先生认为书法有构图、线条、意态三个方面，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概括地说明了各种书体的审美要求。所谓构图，无非是要求书法结体在形式上感到力的平衡、安定，达到多样而统一的艺术效果，在陶瓷装饰中还要求适合器型。所谓线条，指的是运笔过程中笔划的粗细、长短、干湿、快慢等所表现出来的节奏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书写的人在当时情况下的一定情绪。所谓意态，指书法的整章、整行或个别字，看上去给人们的一种感觉，使欣赏者因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而引起不同角度的共鸣情感。
随着瓷都景德镇进一步对外开放，脚步的加大，陶瓷文化对外交流的面也更宽广了，我们应该发扬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让世界更深入的了解中国了解瓷都景德镇，通过中国景德镇陶瓷艺术这载体，把祖国优秀的书法艺术传遍世界各地。
陶瓷艺术：陶瓷设计中传统纹饰的作用
陶瓷在我国的发展历史悠久，至今仍然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这是因为陶瓷有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有自身的传统，并不断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图案是典型的传统陶瓷装饰文物，经过数千年的筛选、提炼，仍经久不衰，沿用至今。探究传统陶瓷装饰文物，从中借鉴高超的艺术创造规律、精美的工艺材料及绘制要求，对图案设计、图案形式美的广泛应用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景德镇陶瓷缠枝莲青花瓷花瓶
陶瓷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以纹饰装饰作为陶瓷装饰的主要方式。五千多年前的传统仰韶文化，其彩陶装饰图案已达到成熟阶段，图案略显深度抽象化，成为中国古往今来艺术作品的模板。著名的陶瓷艺术家陈复澄教授曾经在中高端论坛会上发言：“中国的陶瓷设计必然要走向创新之路，但必须坚持其民族化的特征、继承传统，缺少民族化的设计方式，无法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缺乏传统设计方案就是无根源、无生命力的设计，因此，陶瓷的原创设计方案必须将民族化始终放在第一位，其次是坚持陶瓷设计的传统性，接着，对陶瓷设计进行不断创新，给予其新型的文化底蕴。”在国际化与全球化的新时期，各国生产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流通，竞争对手与范围与以往也大有不同，具有民族性和原创特性的陶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焕发生机与活力。我们要坚持沿用古人留下来的传统陶瓷设计方式和理念，以我国传统装饰文案作为设计的一大亮点，将其应用到当代陶瓷设计方案中。
1、我国传统装饰的特征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中国陶瓷传统装饰的样式各种各样，它是中华传统文化史上的奇花一朵，凝聚着中华文化数千年的精华。而我国的传统纹样图案中也凝聚着中国文化的内容及人文精神，它是我国传统精神的精髓，也是构成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部分，映衬出人们的物质及精神需求。中国传统纹饰拥有与生俱来的艺术特征和生命力。中国纹饰有以下特点：第一，具体题材，抽象应用。纹饰中的大部分素材来自大自然或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其图案设计的造型避免具体形象的束缚，一般适从视觉波动范围，跳出平凡的樊笼，将传统艺术美感展现得淋漓尽致。第二，繁简转变，乱美交集。传统装饰品的繁简特征与现代艺术特色有很大差别，但传统纹饰图案的设计方式不是简易排列、单纯重复，而是讲究纷乱的造型中所展现出的节奏和意蕴，将疏密程度、大小范围、主次分明、虚实结合、动静协调做到整体相统一，突显局部的特性，让局部变化遵循整体的特征，这就使得纹饰的层次更加清晰，内涵更加深刻。
2、当今陶瓷装饰设计对传统纹饰的借鉴
2.1 陶瓷纹样设计样式的借鉴
我国最早的陶瓷有单独、连续及相互组合等设计方式，由于陶瓷样式设计能够配合各个角度的审美和视觉，所以被广泛运用在陶瓷发展业中，而且这种样式可以展现出节奏与意蕴之美。这充分证明原始人类拥有较高的聪明才智，精通陶瓷纹样的形成方式和规律。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创造各种各样的骨式，创造出各异的纹饰造型。中国传统陶瓷纹样的形成一般采纳“动”的方式，这样可以赋予瓷物欢快、流畅相结合的韵味。设计花纹可以采用弧线、圆点共同构成，一般以点进行具体定位，点的各个方向可以延伸出形式各异的纹样，在小范围内自由地展现各类图纹，让多样式的图案动乱结合、错杂交集、变幻无穷。
2.2 传统陶瓷纹饰制造意念的借鉴
我国陶瓷纹饰本身具有强烈与单纯相结合的特征，加上有极其朴素的展现力，给人们带来艺术美的最高境界。传统纹饰的创造过程，一般以社会生活素材为基础，但也有一些纹样附有图腾意识。不管人纹还是动植物纹，都展现人们的精神风貌和社会发展形态，包括广泛被运用的几何样式都属于环境和生活的素材模拟。山峰的层峦叠嶂、太阳形状与照射散发、植物的生长模样、动物的活动形态等，通过人们的精心描绘，显得栩栩如生。这充分展现出在传统陶瓷装饰中，人们能够巧妙地将复杂多样的自然物的艺术美合理应用到陶瓷设计中，增强陶瓷艺术的渲染力。在当代陶艺制造过程中，我们在继承我国传统陶瓷艺术的基础上，也需要学习与借鉴西方陶瓷设计的先进方法，不是一味地生搬硬套，使用西方的设计模式，而是在借鉴之上再从实际活中去发现和挖掘陶瓷制造的形态美，还包括外观制造的思想观念。
3、陶瓷纹饰的设计实现创新时代的飞跃
一般情况下，陶瓷纹饰是以民族文化的构成形式、文化历史及情感变化为基础的一种艺术展现形态。它起源于传统纹样形态，已经经历原始文化及数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发展历程。陶瓷纹饰的设计体现出地域文化底蕴，彰显出各个时代的文化特性。同时，陶瓷的设计方案是以纹饰的设计风格为基础。在淳朴经典的传统陶瓷设计方案中，通过展现出的那些变幻无穷，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艺术形态经过各个朝代的发展与设计，历经数千年迈步历程仍然经久不衰，一脉相承。具体陶瓷设计方案的形成及思维方式的灵活应用，有效地展现出我国陶瓷的艺术形态美及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陶瓷设计方案带给人们不同的心灵感想，同时，让环境与不同地域的文化气息相符合。
新时代的陶瓷艺术设计方案不是简易、单纯地模仿纹物形态，而应该凭借自身的美学经验，结合巧妙的设计理念再进行创作，陶瓷设计是对古人审美观念的沿用与继承。简单的设计方案是众多设计艺术种类的奠基石，也是审美观念的基础，这是不容忽视、不可跨越的。当代陶瓷设计使用的图式元素不仅使其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符合，还从内部属性上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愈加具备现代感，凸显时代精神。实践生活是艺术创作的重要来源，任何艺术创作都与之息息相关。因此，新时代的陶瓷纹饰设计必须坚持走实际化的道路，从生活中获得创作素材。要观察和选择自然界的物种，总结和提炼出该自然物的本性及特征。只有这样，才能展现出创作的活力。
4、结语
陶瓷时代是一个经久发展的艺术时代，中国传统陶瓷纹样是在一定的环境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本身具有生存及发展的活力和演变形态。发展成熟的陶瓷图案凭借精美的图案与巧妙的设计，再运用多样的手法、复杂的形式，无不体现出与生活的联系。当代陶瓷纹饰设计应该立足于传统的陶瓷艺术，从中借鉴意图、布划、创作思路，展开积极创作。这样既可以使新时代的陶瓷纹饰设计附加艺术韵味与中国文化特性，也可以让我国传统陶瓷艺术跻身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永葆生机与活力，让传统艺术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