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耀州窑瓷器鉴别。
“哗啦”一声，挖掘机铲出一堆碎瓷。
“奇怪，没一个碗像样的。”南马镇下湖头自然村村民马中金捡起一叠破损的碗，又随手扔掉。他神秘兮兮地告诉记者：“祖上一直传下来，说这块山的窑，不是烧瓷器的，而是为了‘烧断龙脉’破掉这里的风水。这个说法，看来可能真有这回事。”
近日，下湖头村里计划在这个窑址边上建设一处厂房，不料在挖土填地时，铲出大量瓷片。连日来，不少村民前来“捡漏”，均无功而返。碗壶盘盏，品种多样，就是没有一个不是畸形加破损的。
获悉后记者赶赴现场，将瓷器碎片带回请专家鉴定。
许多瓷片“如冰似玉”，“烧断龙脉”传说应是无稽之谈Www.taoCI52.cOM
现场，在大量粗糙的碎瓷中间，匣钵及各种垫具扔了一地。
但是记者发现，在阳光下，有不少瓷片表面看上去晶莹似玉。还有不少类似于龙泉青瓷，不少还有冰裂纹。盘、壶、杯、罐、盏托、粉盒各种形状都有，印花、划花和刻花装饰手法均可见。
据该村村干部介绍，这个窑建在一处坐北朝南的山坡上，碎瓷一直从山脚堆到山顶，约有百来米长。此处地名就叫“高窑山”，窑的西边有个自然村，叫做西瑶，也是按窑的谐音取名。
昨日下午，金华市文物局副研究员赵一新在仔细看过记者带去的瓷片后，认为这应该是一座宋代的窑址。
赵一新告诉记者，“根据发掘经验，窑址里基本不可能出现完整的瓷器。就像杭州的老虎窑址，不可能有完整的瓷器出土。”他笑着说，好的瓷器肯定是拿去卖掉的，哪会乱扔呢。
在采访中，有现场下湖头村民告诉记者，根据家谱记载，该村历史可以上溯到宋代，可是，谁家都没有来自该窑的传世瓷器。而且有个说法代代相传：这个窑就是某个朝代“烧断龙脉”用的，以防止这个地方出什么皇帝。
“由于牵强附会的东西太多，家谱多不可考。这个窑址存在，说明当时是有人居住的，但是在古代，战争、自然灾害等都可能导致这个窑址被废弃。”赵一新说，明朝末年，此地附近就曾发生白头军农民起义。“烧断龙脉”之说，应该是后人凭空想出来的。
该窑3公里外的葛府窑，可能曾生产稀世珍宝“秘色瓷”
赵一新表示，距离该窑约3公里处，有一处省级文保单位——葛府窑址，主要生产时期为五代和北宋。此后，该窑就再没生产。
“古代越州曾经生产一种用特殊的釉料配方制作的瓷器，能使瓷器外表有‘如冰似玉’的美学效果，釉层特别薄，釉层与胎体结合特别牢固。这种瓷器专门用来进贡朝廷。据宋人说，五代吴越国王钱鏐规定越窑专烧供奉用的瓷器，庶民不得使用，且釉药配方、制作工艺保密。”赵一新告诉记者，这就是稀世珍宝秘色瓷。
“苏州博物馆有一件镇馆之宝是秘色瓷莲花碗，从胎色和做工手法等多方面综合分析，我认为其就是出自葛府窑址。”赵一新说，被誉为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的秘色瓷越窑海棠式大碗(唐代)，也有可能产自东阳的歌山窑址(省级文保单位)。东阳博物馆曾在该窑址附近征集到几乎一模一样的一个唐代大碗。
据悉，秘色瓷莲花碗于1956年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三层发现。这件越窑秘色瓷，构思巧妙，造型精致，端庄有姿，恰如一朵盛开的莲花。
“下湖头村的窑址是否烧过秘色瓷，尚有待考证。无论如何，这里值得保护，不能随意破坏。”赵一新还表示，此窑附近就是一处汉代之前的古墓葬群，属于东阳市级文保单位，必须认真对待。
东阳民间文物考古爱好者华柯等人，也曾在窑址附近山顶发现2600多年前的硬纹陶片实物，估计这里在春秋时代已是人丁兴旺。
下湖头自然村村干部也表示，他们尽量少挖掘窑址，并已经及时向东阳市文物部门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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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文化遗产——东阳上宅碗厂遗址
上宅碗厂遗址，曾承载东阳近代瓷业的荣光。最盛时期，上宅碗厂出产的瓷碗曾出口海外；如今仅留窑址，述说着瓷碗大生产时期盛景——当两只灰胎青花的粗瓷碗现身桌上时，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吴海刚眼睛一亮——虽然瓷碗的质地并不好，甚至能看到碗壁上因烧制技术不过关而产生的洞眼，而且碗花工的绘画技术显然太低劣，以致原该古雅朴素的缠枝牡丹，变成了靛青的一团，但反而增添了一种稚拙的乡野气质。“这两只瓷碗，是我父亲胡世德在上宅碗厂工作时留下来的，虽然不精美，但我们都把它当成传家宝。”10日上午，歌山镇西宅村，村民胡福龙向吴海刚介绍，胡世德一直工作到1958年上宅碗厂关闭为止，“当时上宅有四五个碗厂，西宅也有一个。这些年，原来碗厂的老职工纷纷过辈（指去世）了，健在的几位也已八九十岁。如果这些人走光了，这段历史就消失了。”口述：每桥放45个碗坯，手脚快的工人每天可做8桥92岁的胡永良、85岁的胡田银、84岁的胡成银，是上宅村里留存不多的碗厂老职工，也是东阳最后的制碗工。思维与口齿都尚清晰的他们，说起那段往事，还是一脸自豪。“那些年，我们村从小孩到大人，都靠碗厂过日子。年轻人到山上挖瓷土、挑瓷土，有技术的中年人做碗坯、进窑、烧窑，女人们画碗花，还有人专门负责销售，整个村庄都因碗厂一条龙生产而忙活”。胡成银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孩子连玩泥巴都是模仿大人做碗做盘做酒杯。瓷碗生产主要靠手工人力，利用水碓捣泥，唯一的机械化工序就是用圆盘机制坯。“早时运碗泥时连手推车也没有，全靠肩挑，捣泥靠脚踏碓。”胡田银说，上宅碗厂从拌坯泥、制坯、上釉、画花、进窑、烧窑、出窑、校验、包装，再批发给碗贩出售，基本上是流水作业。17岁那年，胡永良开始拜师学做碗坯，次年就进入上宅碗厂，成了做坯工。“当时制坯靠圆盘机，算是机械化了。”胡永良边说边比划，“取一大团碗泥放在圆盘上，圆盘转动后，用两手捧着慢慢撸，一个碗坯就出来了。技术熟练的，一撸一个准。做好的碗坯放在木板上，一块板搁满45个碗坯，称为‘一桥’，因为板的形状像迎龙灯所用的灯板一样。手脚快的人一天可以做8桥。”在那个年月，做一桥碗坯才2毛钱，但当碗工一个月收入，也远高于农民种田一年收入，所以想进入碗厂务工的村民，仍络绎不绝。每做好一桥碗坯，制坯工就用单手托着送到车间里上釉。“做好的碗通过水陆两路，运到新昌、诸暨、宁波等地销售，并通过宁波卖到国外。”站在2006年立碑保护的东阳市文物保护单位上宅碗厂遗址前，胡成银激动地说，解放初期是上宅碗厂最兴旺的时候，产品供不应求。“过去这里都是碗厂的地盘，现在却都造起新房了。”他指着碗厂遗址边上的一排房子，“那时碗厂范围一直到村南的山脚下渠道边，整座山都是。”史料：41人的东阳县瓷业职业工会，全是上宅碗厂职工上宅碗厂名气之盛，盖过了其后成立的东阳县三大国营企业之一东阳瓷厂。年已九旬的东阳文史研究爱好者楼绛云先生，曾于30多年前考察过东阳瓷业，大致记载了上宅碗厂的“发迹史”。在这篇《东阳瓷业拾零》里，他并未说明上宅碗厂的确切创办时间，但从其记载里可以推测，最早的碗厂当创办于上世纪20年代初：“碗厂的兴衰与国家的治乱是息息相关的，有人概括碗厂大约三起三落，初办时一起，北伐战争一落；北伐胜利后一起，到抗日战争前一段较长时期的繁荣；抗日战争时大落，胜利后又一起。”1945年12月19日，东阳县瓷业职业工会成立，入会的瓷业工人41人，全是上宅碗厂工人，其中27个是上宅人！上宅有名号流传的碗厂共4个，分别是大生、余源、兴贸、长毛。胡永福家尚存一个“兴贸”厂生产的笔筒，所绘画面为竹，写有“竹为君子”字样，落款“十都兴贸厂”。大生厂是上宅最负盛名的碗厂，由曾经担任东阳中学校长的赵骥创办。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支撑碗厂实为不易。抗战时期，上宅是“游吃队”出没频繁的地段，尽管碗厂萧条，濒临倒闭，那些“队长”和“司令”们仍要吃索用，稍不顺遂就拔枪相向。为了使碗厂避免洗劫之灾，也为了随厂多年苦撑日子的工人身家性命，赵骥只能忍气吞声、百计委蛇，几乎倾家荡产。后来，赵骥把碗厂交付儿子赵惠洛，曾担任巍山小学校长的赵惠洛是文弱书生，在战乱中支撑碗厂局面，实在穷于应付，最后只能交托给亲戚接办。结论：大生向外输送技术工，成为近代东阳瓷业孵化器上宅何以能衍生出一批碗厂，并辐射到邻近西宅等村？从在世的碗厂工人口中可知，一是与这一带丰富的瓷土资源有关，据说上宅瓷土质量尤佳，除本地碗厂所用外，还供应给后来的东阳瓷厂，至今仍储量丰富。二是与大生厂的孵化尤其与大生厂创始人赵骥的友善不无关系。赵骥创办碗厂，值得称道的有两点：一是由他出资，送一批稍有文化的工人到江西景德镇学技术。东阳县瓷业职业工会常务理事楼成昌及其兄楼成岳，就因此成为上宅所有碗厂里技术最高的两名工人，负责进窑、烧窑、看火候——当时没有仪表，温度计也不用，全靠看进窑的碗有无倾斜现象，看火候的紧慢与火光的颜色，以此决定烧窑进度。二是赵骥对邻近村庄碗厂都很友爱，以上宅为例，解放前后余源、兴茂、长毛诸厂创办时，技术工均来自大生厂，像长毛厂厂长的儿子，技术还是楼成岳教的，后来他们独立门户，各自办厂，大生厂慷慨地允许楼成岳等人为他们看窑路。这一优良传统还被赵惠洛继承。1949年7月，西宅村的胡金元、胡昭福、胡福昌等人在西宅后山办起了民生碗厂。工人多时达50余人，其中技术工30余人，部分也是大生厂的旧人，并请楼成岳兼管进窑。1952年，东阳瓷厂成立，从上宅碗厂抽调了部分技术工。同年，民生碗厂宣告停业，也为东阳瓷厂输送了一批技工。楼成岳的儿子楼镇海还担任过东阳瓷厂厂长、书记。“1958年公社化后，上宅碗厂就开始停工了，后来大办钢铁，彻底熄火。”胡永良说，其实在熄火前几年，上宅碗厂就因产品缺少创新，守成不易，情势岌岌可危，虽然曾经仿青花瓷进行多元化生产，但未有重大突破。随着江西瓷碗进入东阳市场，上宅碗厂的窑火永远熄灭了……
海沧黄牛山发现唐至五代古窑遗址
近日，海沧区黄牛山发现唐至五代古窑遗址，有关部门首次进行了考古挖掘。这次考古，揭示了厦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揭开了马銮湾古窑群形成的地理成因，也充分展示了厦门市民和有关部门保护文物的意识和热情。在考古现场，本报记者亲睹了那些埋藏千年的古窑器物，并请专家解读，试图给广大读者呈现出一个缤纷多彩的古窑世界。
重见天日的千年古瓷。
流光溢彩的瓷片。
刻有文字的支架。
古窑址出土的古灯
首次发现瓷器陶器共烧一炉
我们沿着二十多米的探沟，进入黄牛山古窑址深处。这里距离地面已经有五米多深了。经过科学发掘的地层切面清晰的展现出来，分别是现代填土层、历史淤积层、古窑器物堆积层和原始生土层。
负责这次挖掘工作的厦门市博物馆考古部主任陈文先生告诉我们，这些深藏地底千年的古窑址器物堆积层相当丰富，令人可喜的是出土了一些相对完整的器物。我们看到了五颜六色的碗、罐、壶和灯盏，甚至还有一些不知道用途的器物，我们拿起一个筒状形的器物请教专家，才知道这原来是当年烧制器物所用的支架，支架上面还刻有文字。专家说，从窑址发掘出来的器物可以看出，当年烧造器物的质量品位是较高的，瓷器属于青瓷类，其中还有一些陶器也非常精美。尽管这些出土的器物还没经过细致的清理，器物上还沾有泥土，但还是掩盖不住其光华，就连一块瓷片也显得流光溢彩。
陈文先生说，这个古窑址的年代可以明确断代为唐到五代。碎片之多，分布范围之大，说明其不小的规模。出土器物既有精品，也有较为普通的器类，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厦门地区的制陶烧瓷技术是十分先进。特别有意义的是，这次考古以大量的实物证明了当时古窑陶器与瓷器是用同一个窑炉烧制的，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工艺特色，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同一个窑炉可烧制陶器和瓷器，这在厦门还是首次发现。
环马銮湾畔藏着古窑群
在现场采访中我们得知，黄牛山所处的马銮湾畔曾经发现过多处古窑遗址。对这一带史迹颇为熟悉的专家郑东先生说，环马銮湾畔已发现的古窑址就有东窑、周窑、许厝窑等十几个古窑址。马銮湾畔不仅窑址多而且历史都很悠久，这无疑是厦门地理人文绚丽的一页。
唐五代时期，闽南远离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不是一个发达地区，但却有如此发达的陶瓷业，而且大部分古窑都是龙窑，真是令人匪夷所思。那么，环马銮湾畔的古窑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郑东先生向我们解释说，马銮湾周边的泥土里蕴含着丰富的高岭土，这是制陶的主要原料，至今海沧的许多地方还有高岭土矿蕴藏，这里山体植被茂密，为烧造陶瓷提供了充足的能源。马銮湾是许多溪流河流的出海口，利用水上工具内可通向附近州县，外可通往大洋，为陶瓷成品的运输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当年的古窑址大都位于临水处，就拿这次发现的黄牛山古窑遗址而言，这个古窑址就位于距一条溪流不足一百米的地方。这条溪流也流进马銮湾，陶瓷的制作与运输都需要水，可见古人在选择窑址时注重到多方面的因素，从这些古窑遗址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年厦门陶瓷业的兴盛。
村民自发守护古窑遗址
在古窑遗址的挖掘现场，有一位名叫邱大昕的老先生，他是附近新垵村的普通村民。在整个黄牛山窑址发掘的过程中，他一直担负着守卫人的角色。因为窑址就在路边，考古人员下班后，需要有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员看护，因此他负起了看护现场的责任，经常是彻夜守卫。
在考古发掘现场，市博物馆副馆长蕲维柏先生说，黄牛山和马銮湾畔的一些地方在城市建设中，以前也曾多次发现古窑遗址和有关史迹，但由于文物保护意识不高及种种原因，都没能像这一次这样得到及时的保护，往往在发现时，现场就被人为破坏或填埋了。这次考古挖掘则不同，这和当地群众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施工单位的积极配合以及海沧区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这次出土的器物和发掘的记录都是很有价值的。海沧文化馆领导黄达绥则指出，发掘出土的器物既为厦门的文化增添了许多亮色，也为今后有关专家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
据了解，黄牛山古窑挖掘工作至11月19日已基本完工，但对厦门古瓷文化的研究却刚刚开始。专家们指出，还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着进一步探索。
闽侯发现一龙窑遗址 挖出上千个宋代陶瓷
文物专家昨日对福州闽侯上街发现大量陶瓷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认为这是继闽侯南屿后福州新发现的又一个龙窑，而目前被发现的只是窑场堆放废弃物的场地，具体窑址还有待进一步确认。
“这肯定又是一个龙窑遗址。”闽侯县博物馆馆长曾江说，按照以前考古的经验，目前发现陶瓷的地方只是窑场堆放废弃物的地方，窑场应该就在附近，但具体位置还需要进一步勘查。闽侯县文体局立即着手对现场进行保护，文物部门、公安部门也将介入保护该古遗址。专家表示，目前考虑对窑址进行原址保护。
龙窑是我国窑炉的一种形式，主要建筑在江南地区坡地上。因窑呈长条形，依山坡所建，由下自上，如龙似蛇，故名龙窑。据曾江介绍，该处属于山丘形态，符合龙窑的特点。
更让文物专家惊喜的是，他们不仅发现了制作精美的兔毫盏，还发现了一些碟、罐、盘。专家表示，之前发掘的南屿龙窑群中也曾发现过类似陶瓷，但制作的精美度、工艺的复杂性都不如这里的陶瓷。
不过专家表示，根据目前的观察，该窑场主要生产黑釉兔毫盏。曾江介绍说，宋朝江南一带流行斗茶，茶具也相应发展起来。这种斗茶方式流传到东南亚一带，也在当地风靡，于是他们大量进口福建瓷器。福州陶瓷业就在这时候繁荣起来，当时茶盏产量非常大，大部分从水路出海，远销日本、东南亚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