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上宅碗厂遗址，曾承载东阳近代瓷业的荣光。最盛时期，上宅碗厂出产的瓷碗曾出口海外；如今仅留窑址，述说着瓷碗大生产时期盛景——当两只灰胎青花的粗瓷碗现身桌上时，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吴海刚眼睛一亮——虽然瓷碗的质地并不好，甚至能看到碗壁上因烧制技术不过关而产生的洞眼，而且碗花工的绘画技术显然太低劣，以致原该古雅朴素的缠枝牡丹，变成了靛青的一团，但反而增添了一种稚拙的乡野气质。“这两只瓷碗，是我父亲胡世德在上宅碗厂工作时留下来的，虽然不精美，但我们都把它当成传家宝。”10日上午，歌山镇西宅村，村民胡福龙向吴海刚介绍，胡世德一直工作到1958年上宅碗厂关闭为止，“当时上宅有四五个碗厂，西宅也有一个。这些年，原来碗厂的老职工纷纷过辈（指去世）了，健在的几位也已八九十岁。如果这些人走光了，这段历史就消失了。”口述：每桥放45个碗坯，手脚快的工人每天可做8桥92岁的胡永良、85岁的胡田银、84岁的胡成银，是上宅村里留存不多的碗厂老职工，也是东阳最后的制碗工。思维与口齿都尚清晰的他们，说起那段往事，还是一脸自豪。“那些年，我们村从小孩到大人，都靠碗厂过日子。年轻人到山上挖瓷土、挑瓷土，有技术的中年人做碗坯、进窑、烧窑，女人们画碗花，还有人专门负责销售，整个村庄都因碗厂一条龙生产而忙活”。胡成银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孩子连玩泥巴都是模仿大人做碗做盘做酒杯。瓷碗生产主要靠手工人力，利用水碓捣泥，唯一的机械化工序就是用圆盘机制坯。“早时运碗泥时连手推车也没有，全靠肩挑，捣泥靠脚踏碓。”胡田银说，上宅碗厂从拌坯泥、制坯、上釉、画花、进窑、烧窑、出窑、校验、包装，再批发给碗贩出售，基本上是流水作业。17岁那年，胡永良开始拜师学做碗坯，次年就进入上宅碗厂，成了做坯工。“当时制坯靠圆盘机，算是机械化了。”胡永良边说边比划，“取一大团碗泥放在圆盘上，圆盘转动后，用两手捧着慢慢撸，一个碗坯就出来了。技术熟练的，一撸一个准。做好的碗坯放在木板上，一块板搁满45个碗坯，称为‘一桥’，因为板的形状像迎龙灯所用的灯板一样。手脚快的人一天可以做8桥。”在那个年月，做一桥碗坯才2毛钱，但当碗工一个月收入，也远高于农民种田一年收入，所以想进入碗厂务工的村民，仍络绎不绝。每做好一桥碗坯，制坯工就用单手托着送到车间里上釉。“做好的碗通过水陆两路，运到新昌、诸暨、宁波等地销售，并通过宁波卖到国外。”站在2006年立碑保护的东阳市文物保护单位上宅碗厂遗址前，胡成银激动地说，解放初期是上宅碗厂最兴旺的时候，产品供不应求。“过去这里都是碗厂的地盘，现在却都造起新房了。”他指着碗厂遗址边上的一排房子，“那时碗厂范围一直到村南的山脚下渠道边，整座山都是。”史料：41人的东阳县瓷业职业工会，全是上宅碗厂职工上宅碗厂名气之盛，盖过了其后成立的东阳县三大国营企业之一东阳瓷厂。年已九旬的东阳文史研究爱好者楼绛云先生，曾于30多年前考察过东阳瓷业，大致记载了上宅碗厂的“发迹史”。在这篇《东阳瓷业拾零》里，他并未说明上宅碗厂的确切创办时间，但从其记载里可以推测，最早的碗厂当创办于上世纪20年代初：“碗厂的兴衰与国家的治乱是息息相关的，有人概括碗厂大约三起三落，初办时一起，北伐战争一落；北伐胜利后一起，到抗日战争前一段较长时期的繁荣；抗日战争时大落，胜利后又一起。”1945年12月19日，东阳县瓷业职业工会成立，入会的瓷业工人41人，全是上宅碗厂工人，其中27个是上宅人！上宅有名号流传的碗厂共4个，分别是大生、余源、兴贸、长毛。胡永福家尚存一个“兴贸”厂生产的笔筒，所绘画面为竹，写有“竹为君子”字样，落款“十都兴贸厂”。大生厂是上宅最负盛名的碗厂，由曾经担任东阳中学校长的赵骥创办。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支撑碗厂实为不易。抗战时期，上宅是“游吃队”出没频繁的地段，尽管碗厂萧条，濒临倒闭，那些“队长”和“司令”们仍要吃索用，稍不顺遂就拔枪相向。为了使碗厂避免洗劫之灾，也为了随厂多年苦撑日子的工人身家性命，赵骥只能忍气吞声、百计委蛇，几乎倾家荡产。后来，赵骥把碗厂交付儿子赵惠洛，曾担任巍山小学校长的赵惠洛是文弱书生，在战乱中支撑碗厂局面，实在穷于应付，最后只能交托给亲戚接办。结论：大生向外输送技术工，成为近代东阳瓷业孵化器上宅何以能衍生出一批碗厂，并辐射到邻近西宅等村？从在世的碗厂工人口中可知，一是与这一带丰富的瓷土资源有关，据说上宅瓷土质量尤佳，除本地碗厂所用外，还供应给后来的东阳瓷厂，至今仍储量丰富。二是与大生厂的孵化尤其与大生厂创始人赵骥的友善不无关系。赵骥创办碗厂，值得称道的有两点：一是由他出资，送一批稍有文化的工人到江西景德镇学技术。东阳县瓷业职业工会常务理事楼成昌及其兄楼成岳，就因此成为上宅所有碗厂里技术最高的两名工人，负责进窑、烧窑、看火候——当时没有仪表，温度计也不用，全靠看进窑的碗有无倾斜现象，看火候的紧慢与火光的颜色，以此决定烧窑进度。二是赵骥对邻近村庄碗厂都很友爱，以上宅为例，解放前后余源、兴茂、长毛诸厂创办时，技术工均来自大生厂，像长毛厂厂长的儿子，技术还是楼成岳教的，后来他们独立门户，各自办厂，大生厂慷慨地允许楼成岳等人为他们看窑路。这一优良传统还被赵惠洛继承。1949年7月，西宅村的胡金元、胡昭福、胡福昌等人在西宅后山办起了民生碗厂。工人多时达50余人，其中技术工30余人，部分也是大生厂的旧人，并请楼成岳兼管进窑。1952年，东阳瓷厂成立，从上宅碗厂抽调了部分技术工。同年，民生碗厂宣告停业，也为东阳瓷厂输送了一批技工。楼成岳的儿子楼镇海还担任过东阳瓷厂厂长、书记。“1958年公社化后，上宅碗厂就开始停工了，后来大办钢铁，彻底熄火。”胡永良说，其实在熄火前几年，上宅碗厂就因产品缺少创新，守成不易，情势岌岌可危，虽然曾经仿青花瓷进行多元化生产，但未有重大突破。随着江西瓷碗进入东阳市场，上宅碗厂的窑火永远熄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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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玩上的羊文化
羊之大者则美，美与善又近义，羊之物象便成为美好的意象而屡见于中国古代文物中。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传说中，羊的形象具有很高的民俗地位。羊是吉祥的生灵，古人把羊作为美好的象征，也许与羊的形体肥美、性格温顺、善良知礼有关，也必与羊隐含着吉祥、德望、公正之意相联。羊之大者则美，美与善又近义，羊之物象便成为美好的意象。自古以来，羊作为古代青铜器、玉器、陶瓷等艺术品的重要题材屡见于中国古代文物中。时值羊年，把玩古玩中的这些“羊”文化，可谓别有一番情趣。
青铜器：四羊方尊（商后期）
羊历来是古代青铜重器中着力表现的对象，作为代表性器物的四羊方尊，被认为是中国青铜铸造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的四羊方尊，颈部高耸，高圈足，尊的肩部四角是4个呈螺旋形卷角的绵羊头，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吉祥的“四羊”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
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的商代晚期容酒器双羊尊，以其独特的器形、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向人们揭示了先秦时期的铸造工艺、文化水平和历史源流；西汉铜羊灯，羊背设计成可活动的灯盘，羊的腹腔用以储存灯油，器物造型生动精巧，融实用和观赏于一体，成为灯中杰作；汉代玉卧羊形砚滴为我国古代文房辅助用具，立体圆雕，昂首挺胸，目视前方，双角回卷，身躯丰满，小巧别致，气质高雅，特有文化内涵中透露出一缕涓滴遗香的翰墨气息；西晋青釉羊尊，昂首张口，体态肥硕，釉色青绿，晶莹润泽，器物完美，是晋代青釉器代表作品；东晋青釉羊首壶，通体施青绿色釉，精彩之处在于羊头形壶流，羊口微张，颌下一绺胡须，双目外凸，双角向后弯曲，双眼涂点褐彩，颇具神韵；唐代白陶卧羊，羊身体骨肌清晰，巧妙采用局部点线纹饰表现整体浓密的羊毛，颇具立体效果，整个作品趋向于写实；元代黑陶卧羊，陶胎黑色，双目有神，体态丰硕，器物神形兼备，静中欲动，使人不禁想到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阴山之下，“风吹草低见牛羊”迷人的草原风情；嘉靖青花三羊纹碗，为明代嘉靖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宫廷用瓷器，碗外壁绘三羊吉祥图案，寓意“三阳开泰”，三羊间衬以松、竹、梅及杨柳、芭蕉，胎薄釉润，轻盈透亮，观感超凡脱俗；清代黄玉三羊尊，玲珑剔透，造型别致，莹润可爱，以“三阳开泰”为题作岁首称颂之辞，弥显珍贵。
羊的艺术形象很早就走进了人类的视野，在早期原始文化遗存中，几万年前的岩画中就镌刻有羊，羊在古代不仅是青铜器、陶瓷中着力表现的对象，在玉器和绘画中也非常多见。玉器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载体，人们习惯于用美玉来形容玉器质地之精美，汉代许慎释“美”字说：“美，甘也。从羊从大。”可见“羊”字在“美”字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还有不少以羊为题材的绘画。宋元时期的大书法家兼大画家赵孟頫的《二羊图》就是其中著名的一幅。此画纵25.2厘米，横48.4厘米。全图纯用水墨画出，其中一只双角细长稍曲的山羊低头吃草，另一只双角呈螺旋状的绵羊昂首瞻望。赵孟頫在画上题词：“余尝画马，未尝画羊。因仲信求画，余故戏为写生，虽不能逼近古人，颇于气韵有得。子昂。”可见此画为赵孟頫除马以外惟一绘有走兽的作品。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在此画上题词一首，“子昂常画马，仲信却求羊。三百群辞富，一双性具良。通灵无不妙，拔萃有谁方。跪乳畜中独，伊人寓意长。”乾隆皇帝是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写诗最多的一位，他的诗作中耐人寻味的不多，但是这首诗中提到的“跪乳畜中独”，确实是观察到羊在百兽之中的独到之处。羊羔是跪着吃奶的。《春秋繁露》云：“羔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类知礼者。”
此外，在我国历代铸造发行的钱币上，也常常能见到“羊”字或羊的图案。早在春秋时期，我国流通使用的铲状货币--空首布上就有“羊”字出现。古汉语中“羊”与“祥”通用，因此历代古钱上铸造的“羊”字，多为“祥”字省笔，取吉利、祥瑞之意。羊的图案亦在钱币上大量出现。在民间，新春佳节向有“三阳开泰”的祝颂。现存世有一种厌胜钱，钱面有两立一卧三只山羊的图案，由于“羊”同“阳”谐音，即以三只羊谐音“三阳”，表达了人们对新春佳节的良好祝愿。
铸有羊图案的流通钱币，最著名的当数民国时期广州铸造的“五羊铜币”。广州别称“五羊城”，素以五羊作为城市的标志和象征。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铸造了一种红铜币，其正面为五羊图，五只羊或坐或卧，或行或驻，无一雷同，雕刻细腻，形态生动，惟妙惟肖。背面穿孔四周镌有5个连接的篆书“羊”字，共同构成嘉禾合穗图，构思巧妙，匠心独具。这种“五羊铜币”流通时间短，铸造数量少，甚为罕见，被公认为近代机铸币中的难得珍品。
羊是艺术家在创作中喜闻乐见的题材，羊的形态之多，变化之丰富，给世代的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直至后来的年画、剪纸、邮票等文物艺术品和工艺品，描画着各个时代各种形态不同的羊的形象。综观这些“羊”文化，一件件无不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蕴含着吉祥、圆满和幸福绵长的寓意，从中寄托了人们对生活美好的祈盼。
羊文物鉴赏
陶瓷：白陶卧羊（唐）
双羊尊：是商代晚期的容酒器，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两只羊背部相连托起尊筒，四只羊腿巧妙地用作支撑。柔和素雅的铜绿，奇特优美的造型，纷繁瑰丽的纹饰，厚重拙朴的质感，赋予其无穷的艺术魅力。
西汉铜羊灯：立角羊形，身体浑圆，四肢直立，昂首凝目，憨态可掬。羊背为活动灯盘，羊腹腔可储存灯油，器物造型生动精巧，好看又好用。
汉代玉卧羊形砚滴：主要用于盛磨砚的水滴，故又称“水滴”。此器物为青玉质，通身有褐色沁斑，立体圆雕，身躯丰满，玉羊背部圆形凹洞上置双兽形圆柱纽盖，器物典雅，造型小巧别致。
西晋青釉羊尊：青釉出现于南方，是我国瓷器最早的颜色釉。所谓“青釉”，并非纯粹的青，而是在黄、绿、青等颜色中或多或少泛出青绿色。西晋青釉羊尊呈卧伏状，釉色青绿，晶莹润泽，器物完美，是晋代青釉器代表作品。
东晋青釉羊首壶：壶口浅盘式，细颈，球形腹，平底。肩部一侧置羊头形流，相对一侧置曲柄，两侧各置一横系。通体施青绿色釉，底部无釉。在壶口沿、羊头及系上均涂点褐斑。此壶精彩之处在于羊头形壶流，羊口微张，颌下一绺胡须，双目外凸，双角向后弯曲，双眼涂点褐彩，颇具神韵。
唐代白陶卧羊：卧羊头大，颈粗，眼圆睁，双角在头两侧卷曲，角上雕出较细密的线状年轮纹，颈部雕有较密集的点线状纹饰。羊身体各部位骨肌清晰，四肢匍匐呈卧姿。作品巧妙地采用局部点线纹饰来表现整体浓密的羊毛，颇具立体效果，作品趋向于写实。
元代黑陶卧羊：陶胎黑色，羊头朝前，双目望远，犄角弯曲，体态丰硕，羊腿弯曲跪于椭圆形底座上。器物神形兼备，静中欲动，使人不禁想到“风吹草低见牛羊”迷人的草原风情。
嘉靖青花三羊纹碗：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常简称青花，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属釉下彩瓷。此碗为明代嘉靖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宫廷用瓷器，碗呈仰钟式，内外均为青花装饰。碗心绘麒麟，辅以松、石、花草。碗内近口沿处绘锦纹。外壁绘神态各异的三羊，一羊正面伫立，一羊侧面作行走状，一羊回首观望。三羊间衬以松、竹、梅及杨柳、芭蕉。外底署青花“大明嘉靖年制”六字双行款，外围双圈。此碗其胎薄釉润，轻盈透亮，线条圆润。所绘三羊图案为吉祥图案，寓意“三阳开泰”，观之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美感。
清代黄玉三羊尊：黄玉质，局部有褐色浸痕，圆形口外侈，颈部有环状凸棱，腹部凸雕三羊首，三羊前足形成器足，足下衬一圆托。此器物玲珑剔透，造型别致，莹润可爱。三羊组合的艺术造型和纹饰图案在清代非常盛行，除玉器外，陶瓷、绘画中也往往以“三阳开泰”为题作为岁首称颂之辞，但黄玉雕三羊尊这样的器物颇为少见，弥显珍贵。
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陶器
陶豆 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前2500年），1974年山东胶线三里河出土。
陶器盖 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前2500年），1963年山东曲阜西夏侯出土。
大汶口文化是中国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已发掘的典型遗址有泰安大汶口、滕县岗上、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兖州王因、邳县刘林、大墩子、诸城县呈子、日照县东海峪和胶县三里河等遗址。
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40—前224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可以区分为早、中、晚3期。大汶口文化的制陶技术较前已有很大提高。陶质有红陶、灰陶、黑陶和白陶四类。陶器装饰以镂刻和编织纹最具特色。常见的纹饰则有锥刺纹、附加堆纹、弦纹、划纹和篮纹。彩陶不多，以黑彩和红彩绘平行线纹、弦纹、叶纹、花瓣纹、八角星纹等几何图案。陶器盛行三足器和圈足器。器形有罐形鼎、钵形鼎、壶形鼎、背壶、长颈壶、深腹罐、高柄豆等。高柄杯和白陶器是大汶口文化中最具特征的陶器。
在早、中、晚3期中，陶器的陶色、纹饰、器形都略有变化。陶色早期以红陶为主，兼有一些灰陶与黑灰陶。中期红陶减少，灰陶增多，兼有一些黑陶和白陶。晚期黑陶大为增多，并有少量红陶、灰陶和白陶。陶器的制法，早期以手制为主，到了晚期轮制逐渐增多。陶器纹饰，早期有锥刺纹、划纹和少量彩陶。彩陶上多为黑彩线条纹和叶脉纹。主要器形有釜形鼎、钵形鼎、小口带柄壶形鼎、敛口平底钵，也有在上腹部饰彩的陶钵、高柄豆、高柄觚、双耳壶等。中期又出现了附加堆纹、篮纹、压印纹和镂刻纹，以及施黑赭色和红色的彩陶。彩陶纹样有直线、斜线，弧线组成的花瓣纹和八角星纹等。中期的陶器器类较早期明显增多，主要有小口深腹罐形鼎、钵形鼎、盂形鼎、小口深腹罐、平底盉、三实足鬹、敛口钵、高柄喇叭形座豆，小口长颈带鼻壶、圈足尊、高柄杯、盆、簋、勺与漏器等。晚期陶器纹饰有弦纹、附加堆纹、篮纹、镂刻纹等，彩陶则以涡汶为主。器类有罐形鼎、瘦腹背壶（其中有白陶）、宽肩壶、高柄豆、袋足鬶（有白陶）、三实足盉、高柄豆、带把杯、长颈壶等。
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陶器 古代瓷器知识
陶豆大汶口文化，1974年山东胶线三里河出土。
陶器盖大汶口文化，1963年山东曲阜西夏侯出土。
大汶口文化是中国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已发掘的典型遗址有泰安大汶口、滕县岗上、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兖州王因、邳县刘林、大墩子、诸城县呈子、日照县东海峪和胶县三里河等遗址。
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40前224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可以区分为早、中、晚3期。大汶口文化的制陶技术较前已有很大提高。陶质有红陶、灰陶、黑陶和白陶四类。陶器装饰以镂刻和编织纹最具特色。常见的纹饰则有锥刺纹、附加堆纹、弦纹、划纹和篮纹。彩陶不多，以黑彩和红彩绘平行线纹、弦纹、叶纹、花瓣纹、八角星纹等几何图案。陶器盛行三足器和圈足器。器形有罐形鼎、钵形鼎、壶形鼎、背壶、长颈壶、深腹罐、高柄豆等。高柄杯和白陶器是大汶口文化中最具特征的陶器。
在早、中、晚3期中，陶器的陶色、纹饰、器形都略有变化。陶色早期以红陶为主，兼有一些灰陶与黑灰陶。中期红陶减少，灰陶增多，兼有一些黑陶和白陶。晚期黑陶大为增多，并有少量红陶、灰陶和白陶。陶器的制法，早期以手制为主，到了晚期轮制逐渐增多。陶器纹饰，早期有锥刺纹、划纹和少量彩陶。彩陶上多为黑彩线条纹和叶脉纹。主要器形有釜形鼎、钵形鼎、小口带柄壶形鼎、敛口平底钵，也有在上腹部饰彩的陶钵、高柄豆、高柄觚、双耳壶等。中期又出现了附加堆纹、篮纹、压印纹和镂刻纹，以及施黑赭色和红色的彩陶。彩陶纹样有直线、斜线，弧线组成的花瓣纹和八角星纹等。中期的陶器器类较早期明显增多，主要有小口深腹罐形鼎、钵形鼎、盂形鼎、小口深腹罐、平底盉、三实足鬹、敛口钵、高柄喇叭形座豆，小口长颈带鼻壶、圈足尊、高柄杯、盆、簋、勺与漏器等。晚期陶器纹饰有弦纹、附加堆纹、篮纹、镂刻纹等，彩陶则以涡汶为主。器类有罐形鼎、瘦腹背壶、宽肩壶、高柄豆、袋足鬶、三实足盉、高柄豆、带把杯、长颈壶等。
河南郑州发掘仰韶文化晚期聚落遗址
考古工作人员在发掘工地清理灰坑考古工作人员展示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代表性彩陶 考古工作人员展示出土的带有腰带纹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小黑陶罐 近日，记者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了解到，一处距今6000～5000年历史的仰韶文化晚期聚落遗址在郑州市七里河畔的尚岗杨被成功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骨器和石器等原始人类使用的生产、生活用具。郑州晚报记者尚新娇这是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聚落遗址尚岗杨遗址位于郑州市东南部管城区南曹乡西杨村西的土岗上，面积约为12万平方米。尚岗杨遗址，遗迹、遗物非常丰富，是一处十分重要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聚落遗址。据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现场带队发掘的负责人高赞岭介绍，仰韶文化时期，郑州东南部地区比较繁荣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较多。 1993年4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郑州至新郑高速公路建设，曾在遗址西侧边缘区，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00平方米，发现有房基、灰沟、灰坑等遗迹。2013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考古专家表示，此次发掘初步勘探出该遗址的整体环壕，对它的整体布局已初步掌握，了解了尚岗杨遗址的文化内涵，对郑州仰韶文化晚期的人类生活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遗址出土了陶器骨器石器等文物今年4月，为配合郑州市至航空港高速公路扩建工程，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人员对沿线涉及文物区域尚岗杨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经调查勘探，在遗址中心区外围发现有两条壕沟，环形分布在遗址周围，较为规则。经过考古发掘发现，该遗址地层堆积2～3米，遗迹丰富，清理有房基、灰坑、墓葬等。“该遗址外有环壕，内有生活区、居住区和墓葬区，是一处比较完整的仰韶文化晚期人类生产生活的活动场所。”高赞岭说。通过现阶段考古发掘，尚岗杨遗址出土大量仰韶晚期人类生产、生活用具，有泥质灰陶、夹砂灰陶、泥质红陶、夹砂红陶、磨光黑陶等；器形有陶罐、鼎、钵、瓮、壶等。陶器表面多素面，磨光或施一层陶衣，并饰有旋纹、鸡冠纹等精美纹饰。此外，还出土有骨笄、骨、石铲、石凿、石斧、石纺轮等少量的骨器和石器。
庙底沟文化遗址出土陶器 古代瓷器知识
彩陶碗仰韶文化，1956年河南郏县庙底沟出土。
庙底沟文化遗址位于陕州古城南，是一处原始氏族公社的村落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期的代表，因首先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而得名。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相当于黄帝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文化遗址中所出土器物特征与黄帝时代所发明使用的器物等等是相一致的。陶器的制作，基本上是泥条盘筑，也有用手捏制的，以深腹曲壁的碗、盆为主，还有灶、釜，甑、罐、瓮、钵及小口尖底瓶等，不见圜底钵。彩陶数量较多，颜色黑多红少，全为外彩而无内彩，纹饰主要有花瓣纹、钩叶纹、涡纹、三角涡纹、条纹、网纹和圆点纹等，亦有动物纹饰。这些纹饰交互组成，并不均匀周整，也无一定规律。
庙底沟遗址，是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堆积，是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证据。
客省庄文化遗址出土制陶工具 古代瓷器知识
陶拍及袋足陶模客省庄文化，陶拍1953年陕西西安客省庄出土，是制陶用具，用于拍打陶坯外表，弥合缝隙，并使坯体更加结实。袋足陶模，1955年陕西西安斗门出土。
客省庄文化首先发现于西安市客省庄，是分布于渭河流域的一支地域性文化，时代与中原龙山文化相当，空三足类炊食具的发达是这一文化的典型特征。主要遗址有西安长安区客省庄、米家崖、临潼区姜寨等。
从客省庄遗迹和遗物分析，该遗址包括三期文化，第一期相当于客省庄文化早期，出土的大量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褐陶极少，几乎不见红陶，器物纹饰多为粗绳纹、麻点纹、篮纹、竖划纹，还有少量的三角纹和附加堆纹等，素面的器物比较少;第二期文化与客省庄文化中期相当，可修复的器形较少，主要有单把鬲、豆、盆等，与一期文化有较多的承袭演变关系;第三期遗存为汉代墓葬。这也表明在距今4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