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瓷器鉴别技巧。
青釉碗口径22.4cm底径6.9cm高10.9cm敞口，斜弧腹，小圈足。青釉，釉面有冰裂纹开片。垫烧。
青灰釉碗口径22.8cm底径6.7cm高10.8cm口微敛，斜弧腹，小圈足徽外撇。青釉泛灰，有较强的玻璃质感，釉面有网状开片。
花口菊线纹碗口径24.4cm底径7.8cm高11.6cm花口、弧腹、小圈足。器腹呈菊线状，与花口相对应。青釉，釉面莹亮，釉面布满网格状开片。垫烧。
钧瓷扣银边碗口径13.7cm底径4.5cm高8cm口微敛，斜弧腹，小圈足。口原施银扣，已剥落。天蓝色釉，釉面光亮，匀净细腻，通体冰裂纹开片。垫烧。
青釉碗口径19cm底径5.5cm高8.8cm敞口，斜弧腹，小圈足。青釉泛灰，有较强的玻璃质感，通体冰裂纹开片，口沿釉薄处呈酱褐色。垫烧。
钧瓷葡萄紫斑碗口径8.6cm底径2.9cm高6cm器型较小。敛口，弧腹，小圈足。葡萄紫色釉，部分泛蓝，釉面光亮，匀净细润，口沿釉薄处呈浅褐色。垫烧。
青釉侈口碗口径13.6cm底径3.8cm高6.1cm尖唇，侈口，斜弧腹，小圈足。青釉泛灰，有较强的玻璃质感，通体冰裂纹开片，垫烧。
钧瓷碗口径11.2cm底径4.1cm高4.6cm敞口，斜弧腹，小圈足。天蓝色釉，釉面光亮，匀净细腻，通体细小冰裂纹开片，口沿和器身釉薄处呈浅褐色。垫烧。
青瓷小碗口径8.5cm底径3.1cm高4.7cm器型较小。尖唇，口微敛，弧腹，小圈足。青釉绿中泛灰，有较强的玻璃质感，口沿釉薄处呈浅褐色。垫烧。
满釉支烧板沿盘口径17.8cm底径9.5cm板沿宽3.1cm高3.1cm宽平板沿，外沿凸棱一周，浅弧腹，大平底，圈足。天青色釉，釉面莹亮，光洁细润，口沿釉薄处呈浅褐色。满釉支烧。
板沿盘口径18.2cm底径10.7cm板沿宽3.1cm高3.3cm宽板沿，略内斜，外沿浅凸棱一周，矮弧腹，大平底，圈足。天青釉泛蓝，釉面光亮，匀净细腻，有冰裂纹开片，口沿釉薄处呈浅褐色。满釉支烧。同时出土的盘、碗器类，除板沿盘为满釉支烧外，其余足端无釉，皆为垫烧。
钧瓷盘口径16.6cm底径5.3cm高3.8cm尖唇，敞口，斜弧腹，平底，小圈足。天青色釉，釉面莹润，通体冰裂纹开片，口沿釉薄处呈浅褐色。垫烧。
青瓷盘口径15cm底径4.8cm高2.9cm尖唇，敞口，折壁浅腹，平底，小圈足。青釉泛绿，釉面莹润。垫烧。
钧瓷执壶口径2.2cm底径4.9cm高10cm圆唇，溜肩，鼓腹，下腹向底缓收，平底，圈足。腹部一侧有流，流口微残，肩部有一对应执柄。天青色釉，釉面光亮，匀净细腻。
钧瓷盖、盏、托 通高7.8cm盖为平沿，顶部下凹，内唇翘起，形成子口与盏扣合。盏为敞口，弧腹，平底，小圈足。托为宽平板沿，斜弧腹，平底，圈足。盖、盏、托皆为天青色釉，釉面光亮，匀净细腻，通体冰裂纹开片，口沿釉薄处呈浅褐色。垫烧。
钧瓷盖罐 底径5.2cm高9.3cm盖为平沿，顶部下凹，中有一握纽，内唇翘起，形成子口，与罐身扣合。罐为敛口，深腹外鼓，下腹向底缓收，平底，圈足。天青釉泛蓝，釉面有较强玻璃质感，通体冰裂纹大开片。垫烧。
钧瓷盏口径7cm底径3.6cm高5.4cm敞口，弧腹，平底，圈足。青釉泛紫，釉面莹润，满布细密冰裂纹开片，口沿呈浅褐色，部分露胎。垫烧。
青瓷三足炉外口径10.3cm内口径8cm残高7.6cm宽折沿，略内斜，外沿突棱一周，短颈，圆鼓腹，外附三个锥状足，圜底，底心挖一圆凹坑。青釉泛绿，釉面有玻璃质感，通体冰裂纹开片。
青釉支烧盘口径24.2cm底径13.8cm高5.6cm敞口，弧腹，圈足。底部有5个小米粒状支钉痕。青釉泛绿，釉面布满冰裂纹开片。汝窑敞口圈足盘的圈足多以外撇为主。
钧瓷匜口径16.7cm高7cm尖唇，敞口，斜弧腹，平底，内凹足。口沿外附槽形流，流下附环。天青色釉，釉面光亮，匀净细腻，釉面布满组密网格状开片，口沿釉薄处呈浅褐色。造型精致。
青釉盘口径17.8cm底径10.8cm高4.1cm尖唇，敞口，斜弧腹，平底，圈足。釉色青绿泛灰白，釉面侵蚀较严重。垫烧。
2006年5月至2008年10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平顶山市文物局和叶县文化局组建考古队，对叶县文集遗址被南水北调主干渠占压部分进行考古发掘。叶县文集遗址位于河南省叶县常村乡文集村及其西南地，遗址大体可分为东部和西部，其东北部为新石器时代的仰韶至龙山文化遗址，西南部主要为金元时期的遗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主干渠自南而北纵贯金元遗址的中东部。由于该遗址的遗存十分丰富，在原计划8000平方米的基础上，又扩挖了3000多平方米，实际发掘面积达11300平方米。
遗址文化层堆积较厚，平均深度近2米。遗址几乎是不间断地前后纵跨唐、宋、金、元、明，尤以金代遗迹和遗物最为丰富。就各地层之间相互叠压的关系来看，该遗址从下至上也就是从早到晚可分为以下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唐代早期，只有少数几个灰坑与灰沟，推测当时这里可能只是作为农业耕地使用，个别灰沟可能是排水设施。第二个时期大约在唐代后期至北宋时期，遗址上出现大面积的硬土踩踏面，估计是一处广场类性质的大型活动场所，但遗迹与遗物发现不多，第三个时期大约在北宋末年至金代早期，遗址上首先出现了大范围的堆积很厚的夯得很坚实的青褐色垫土层，显然这应是某一个经过统一规划的大型基本建设工程项目的地基。紧接着遗址上出现了一些排列不很规则的柱洞，显然属于较为简易的草棚式房屋，当然也有一些用青砖砌成的房屋。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很多的火膛、火池、地灶、水井与窖藏坑。第四个时期为金代中晚期，遗址中出现有4个范围不等、土色不一的、几乎连成一片的大面积垫土层，我们称之为建筑基址。在这块较大范围的建筑基址西半部，有大片的排房式建筑物，第五个时期是金代末期至元代早中期，是遗址中最后一次大规模建筑时期。房屋基址同样也是在一个较大范围的垫土层(即建筑基址)之上建筑起来的。只不过是其建筑方式与此前不同，皆采用大块河卵石作为墙基的基础与柱础，建筑规模更大、更宏伟。此后随着这些房屋的废弃，该遗址也就衰落了。第六个时期大约为元末明初，遗址范围缩小，退缩到金元时期遗址东北部的一个角落，土要是一些用河卵石堆砌成墙体的房屋基址与庭院式的围墙。它的废弃即标志着该遗址的终结。
文集遗址共发现各类遗迹1470多个，计有大型建筑基址7处、房基50多座、灰坑1100多个、窖藏坑10多个、灰沟20多条、道路3条、地灶80多个、火池100多个、砖池60多个、水井14眼、地道1处、墓葬4座。其中最为重要的遗迹是5座保存较好的较大型房基、4个存留瓷器数量较多的窖藏坑和1个埋藏有一大缸铜钱币的窖藏坑。绝大多数遗迹都位于金代至元代初年的文化层之间。 就文集遗址的整体布局来看，它是以一条从唐代后期开始使用的，自西向东横贯遗址中部的东西向道路为中轴，所有其他遗迹分别沿街道的南北两侧依次排列，然后再向南北方向纵深展开的。这条道路在发掘区的中部呈慢弧形折转向东北方向，并且在转弯处向南分出一个叉道。由于此遗址位于汝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所以这个叉道很有可能是通向河边码头的通道。此叉道向南约30米是河边的断崖。
所有房屋基址大都是沿着街道两旁而建。由于年代的差异其建筑形式也大不相同，从早到晚大致可分为单间式、简易草棚式、连间排房式和庭院式。最早的单间式建筑物属于唐代至五代时期，现仅发现2座。稍早的草棚式建筑物属于金代初期，位于道路的两侧，甚至是在道路上．残留的遗迹大多是一些柱洞。稍晚的房屋属于金代早中期，是一种砖砌的连间排房式建筑，或三四间或七八间相连在一起。大都用青砖埋在墙基槽沟作基础，墙体或用青砖与土坯砌成，或在墙基槽内竖立多根木柱，后用夯土填实基槽，即所谓木骨墙。最晚的一组房屋基址属于金代末期至元代初期，是一种庭院式建筑，用大型河卵石作为墙基与柱础，柱础坑为圆形或方形，口部直径或边长均约1米。其北面为主房，东西各有厢房，院落后面另有一些附属性小型房屋。其东西总长22．15米，南北宽约20米。这一院落气势宏大，地基范围宽广，用石很多，平整细致，深厚结实，决非以一般平民之力所能建造。从周边灰坑出土大量的砖瓦残片可以看出，这些房屋除大量的茅草房外，至少有一部分为瓦顶房。
窖藏坑位于房屋基址之内或其附近，大多是口小底大的竖穴圆形坑，并有少数为方形坑，还有一种带有地道式洞室。在众多的窖藏坑中，有4个坑出土瓷器达90余件，连同铁器、陶器在内计有100多件。有一个铜钱窖藏坑内出土满满一大缸铜钱，估计有800多公斤，绝大多数是北宋铜钱，也有南宋与金代铜钱。其他的一些窖藏坑或多或少地出土一些瓷器、铜钱币或铁锄、铁鏊、铁桶箍等器物。在这批窖藏坑所出瓷器中，尤其以3件套保存完好的配有盏托、盏碗与盏盖的茶盏更为引入注目。这批窖藏坑的年代大都属于金代，最晚可能迟至元代初期。
水井有土壁井和砖壁井，井内大都有较多的瓷器残片，不少尚可复原。地灶或用土坯砌成，或就地挖坑修整而成，灶门朝向各不相同，房屋内外的陶水缸或陶盆，为固定其位置大都深陷于居住面以下的那个为其量身定制的凹坑里边。遗址内发现不少储钱陶罐，有的被埋在居住面下的一个小坑里。居住区内有很多呈六边形或正方形的砖砌小池与圆窝形小池，有的里面还盛有褐色或灰白色草木灰迹，它们可能是用来放置锅或其他器物的案子或座坑，有时或用来作为保持锅内饭食温度的火膛。
出土遗物单就现阶段复原情况看，已发现完整或较完整的器物2300余件。以其质地的不同，可分为陶、瓷、三彩、铁、铜、银、玉和石。其中瓷器数量最多，大都是生活用器皿。以釉色的不同，可分为白、黑、青、钧、酱色五种，其中白瓷占绝大多数，黑瓷、酱釉色瓷次之，青瓷与钧瓷数量较少。据不完全统计，瓷器的器型计有碗、盘、钵、盏、盂、瓶、灯、执壶、尊、盆、缸等器皿类物。此外还有瓷俑、绞胎球、玩具等。就其装饰技法来看，计有模印、刻划和绘花，装饰花纹的种类计有三彩、白地黑花、红绿彩和青花。比较典型的瓷器品种有白釉瓜棱盂、葵口碗、菊瓣纹碗、斗笠碗、黑釉凸黄线执壶、三彩枕与灯、白地黑花碗与盆等。在几个金代的大灰坑里，有不少白瓷碗的圈足内墨书有姓氏或人名，推测可能是使用者的姓或名，此外，在一件碗内底部还发现有“都务”、“都”等字样的墨书题款。这些记载可能与本遗址在某一时期的用途密切相关。
从遗址出土的瓦当与大型吻兽类房屋构件、大量的民用瓷器与少量较为高档的瓷器，较为集中的大型地灶与火池，相对集中的铜钱币与瓷器窖藏坑，以及较多的围棋子、骰子等与娱乐活动相关的玩具来看，这里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村落遗址。
综合多方面因素，考古人员认为文集遗址应是自唐代延续至元代的、在金代发展为较大规模的民间商品流通、交易场所----集镇一类的遗存。遗址中较为清晰而明确的地层关系和丰富的遗迹、遗物，为研究这一地区唐代至明代的历史文化面貌，尤其是金、元时期民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发展状况提供了一批珍贵的资料。
以上所选器物，是参加保利博物馆展览的部分瓷器，按考古报告，全部定为金代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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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瓷器：窖藏出土的宋耀州窑青瓷鉴赏
图1宋青釉刻花牡丹纹碗
图2宋青釉刻花牡丹纹碗
图3宋青釉刻花水波三鱼纹碗
图4宋青釉刻花莲花纹碗
图5宋青釉刻花莲花纹碗
图6宋青黄釉印花花卉纹碗
图7宋青釉印花花卉纹盘
图8五代青釉雕花牡丹纹执壶
图9宋青釉瓜棱形瓷执壶
本文介绍的环县出土耀州窑青瓷有一定的时代跨度，涵盖五代末宋代初期直到金代。究其窖藏原因，当是宋与西夏交战或蒙古灭金的战乱中，器主外出逃难时将其拥有的耀州窑青瓷埋藏。这些青瓷反映了耀州窑产品在当地一带的销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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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唐城遗址出土长沙窑瓷器赏析
唐代长沙窑的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成为中国古陶瓷研究的重要课题。长沙窑产品与素雅的青瓷和洁净的白瓷不同，它以彩瓷最为突出，尤其是以色彩丰富的彩釉、纹样精美的模印贴花和绚丽多姿的彩绘等装饰，让人目不暇接，深受海内外市场的喜爱。因此，在唐代晚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上，长沙窑彩瓷与越窑青瓷、邢窑白瓷成为我国对外输出的重要陶瓷商品。目前，长沙窑瓷器在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地的遗址、遗迹中均有大量的发现。在国内的遗址中，除长沙窑窑址外，以扬州唐城遗址内发现的数量最多，品种最为丰富。而1998年印尼“黑石号”沉船的发现，更是将长沙窑瓷器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
长沙窑深处华中腹地，其产品的外销必须依托于交通发达的港口，而扬州正是唐代贸易繁华的国际大港。唐代，扬州有着“扬一益二”的盛名，其交通便利、经济富庶、文化昌盛，国内外众多豪商巨贾、文人墨客、使节学团云集于此，促进商品贸易，特别是陶瓷贸易的发达。自1970年，随着城市基本建设的发展，扬州唐城遗址、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瓷器，而长沙窑瓷器及标本占有很大比例。这些品种丰富，釉彩靓丽，绘画简洁风趣，装饰艺术充满了浓厚的异域风情，真实地反映了唐代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盛景。
青釉褐蓝彩拍鼓儿童像
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
扬州唐城遗址内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主要在三元路、文昌路、汶河路和梅岭西路约数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其重要集中地点有:文昌阁之东，三元路北侧的邮电大楼、纺织品公司、五三机关幼儿园和珍园招待所;文昌阁之西文昌路的石塔寺;汉河路东侧的工人文化宫工地;汉河路之北的蓝天大厦工地;梅岭西路的原教育学院工地等。在这些区域内共发现三条唐代河道，一座唐代木桥遗址，河道内遗存两条唐、宋木船。还清理出唐代建筑遗址和砖井，出土的文物极为丰富。这些文物主要分为陶瓷类和金银器类。陶瓷类文物中，全国各大窑口产品均有出土，尤其以长沙窑瓷片数量最多。其中仅文化宫遗址就出土了长沙窑瓷片6775片，占该遗址出土瓷器总数的36%。这些长沙窑瓷器中，既有唐代纪年墓中出土的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和青釉褐蓝彩拍鼓儿童像，又有俗称“长沙窑之王”的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同时伴出的还有亮丽的唐青花、三彩器、白釉绿彩器等，以及舶来品波斯釉陶和伊斯兰玻璃器残片。三元路之北五三机关幼儿园工地窖藏，出土金器有伎乐飞天纹金栉、镂空莲瓣纹金耳坠等十余件金首饰，其中金栉是唐代金器錾刻首饰品的杰出代表。
绿釉麒麟送子烛台
青釉酱口研钵
青釉执壶
绿釉横柄壶
扬州出土长沙窑瓷器，除数量多外，器型也十分丰富，品种发育脉络清晰，产品釉彩鲜亮，彩绘线条流畅，模印贴花纹样繁多，其中不乏珍品和罕见品。在器型方面，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具，有罐、壶、碗、盘、钵盂、枕、水盂、水注、油盒、杯、烛台、盏托、研钵、碾槽和碾轮等，还有各式各样的儿童玩具。这些长沙窑瓷器，一部分是沿袭唐代传统的制瓷风格，造型饱满，线条圆润，端庄大气，如罐、壶、碗、钵盂、油盒之类;而一部分则仿造西亚金银器的样式，如穿带壶、横柄壶、船型杯，造型奇特，装饰巧妙，活泼生动。 扬州出土长沙窑瓷器，釉色常见的有青釉、黄釉、酱釉、绿釉、白釉等;其施釉手法多样，或单色釉，或双色釉;或半釉，或满釉，或涩心。彩色主要有褐彩、绿彩、蓝彩等，偶见红釉与红彩;彩绘技法善变，或单彩，或双彩，或多彩交汇;或点绘，或线绘，或点绘与线绘相搭配;或圆斑彩，或条彩，或彩绘，或圆斑彩和模印贴花结合，或彩绘与刻花相交错。这些长沙窑瓷器虽经千年埋藏，但出土后仍光彩如新，可以想见，在“南青北白”的唐代传统瓷器产品中，足以让时人耳目一新，产生绚丽多姿之感。
青釉褐彩带流油盒
青釉绿彩云纹盒
彩绘装饰是长沙窑瓷器的一大特长。油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化妆品容器，自然也是长沙窑在扬州销售的主要产品。油盒盖面常有“油合”或“佳合”的彩绘铭文。2008年扬州凯运天地唐墓中出土一件青釉褐彩带流油盒，带流造型与众不同，独特罕见，器型饱满端庄，釉色莹润，盖面上褐彩书有“油合”二字，可谓是唐代油盒的精品。而1963年扬州市平山乡朱塘村出土的一件长沙窑青釉绿彩云纹盒，内外满施青黄釉，盖面绘绿彩云纹，笔意率意洒脱，线条自然流畅，亦不失为佳品。
青釉褐蓝彩团花纹横柄壶
青釉褐蓝彩叶纹双耳罐
青釉莲花纹盘
青釉褐绿彩菱纹钵
青釉兰草纹高颈瓶
青釉绿彩“心”字盂
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
除上述的彩绘油盒外，彩绘装饰还常见于壶、罐的腹部，碗、盘内壁，以及枕面等，或为绘画，或为书法，精品多多。绘画的题材有团花纹、叶纹、兰草纹、莲花纹、芦雁纹、鹭鸶纹、云气纹、山水纹、菱形纹等绘画线条;书法有诗词绝句，亦有警句铭言。扬州出土的长沙窑彩绘瓷器按构图来分，一类较为简洁疏朗，一类较为繁密。如一件青釉兰草纹高颈瓶，通体施青黄色釉，仅在浑圆的腹部均匀绘三组绿彩兰草文，整体端庄却又不失灵动。再如一件青釉绿彩“心”字盂，口沿外肩部绿彩书三个“心”字铭，布局匀称、用笔率意、趣味横生。此水盂书“心”字铭，意在时常提示使用者警醒自身，用心学习，匠师可谓用心良苦，颇有深意。此类水盂除写“心”字，还有写“星”、“北”等。而另一类彩绘较为繁密的器物，则更透出浓厚的异域风情。譬如一件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罐肩部饰褐绿点彩的双圈纹一周，腹部两面满绘三层的褐绿点彩叶纹，叶纹内与叶纹之间再衬以褐绿彩点彩的圆圈纹，造型饱满，纹饰丰富，仿佛层层树叶间衬出点点星云。此类罐腹点绘叶纹有一片，也有两片，还有三片，而以三片叶纹最为独特。点彩满绘的装饰是长沙窑彩绘瓷中独树一帜的风格，而这种风格的巅峰之作正是我们熟知的“长沙窑之王”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在扬州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中更是独占鳌头。
青釉褐斑模印贴花狮纹执壶
青釉褐斑模印贴花人物纹执壶
青釉模印贴花双鱼纹执壶
模印贴花装饰是长沙窑瓷器的另一个特色品种。扬州出土的长沙窑模印贴花类器物，主要以壶、罐、钵盂为主。其中壶类最多，特别是大壶上题材丰富，常见有人物、动物、花树等内容，其中不乏受异域文化影响的纹饰，如胡人像、域外果树等。壶模印贴花品种有青釉模贴双鱼纹、青黄釉模贴花卉纹、青黄釉模贴大雁纹;还有青釉模贴褐斑天王像、青釉模贴褐斑椰枣纹、椰鸟纹和青釉模贴褐斑秒锣树纹等许多品种，其中不少壶的流下为模印单饰;或流下与双系下为多种不同的纹饰;还有个别壶流下为模印花纹与铭文结合，如少见的双鱼尾部有“冯上”款。因为模印贴花突出于器面，所以具有立体感，层次丰富，在褐斑釉的衬托下更显大气、精神，备受瞩目。此类器物主要部位的模贴纹饰与壶的比例相匀称，与造型优美、色彩绚丽相和谐，其工艺复杂独有趣味性，装饰艺术呈现出活泼多样性，给人以强烈的艺术美感，真是独具匠心。 我们可以看出，长沙窑瓷器的造型与装饰风格并不局限于唐代传统审美风格，已很大程度地吸收了西亚波斯一带的文化艺术元素，唐代长沙与西亚之间的交流一定不能缺少扬州这样国际大港的支持。扬州是唐代国际商品贸易的大都市，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利用这条海上航行路线，长沙窑不仅大量地销售产品，也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元素，丰富和改善自身产品，使其更加适合海外市场的需求。“黑石号”沉船的出水文物不仅有大量的长沙窑产品，还有邢窑、越窑、巩县窑等地的瓷器产品，金银器，铜镜等，如唐青花器、白釉绿彩器、扬子江心镜。而唐青花器和白釉绿彩器目前在国内除产地窑址外，仅现于扬州，它们与长沙窑产品一样，在扬州唐城遗址内的晚唐地层里时有出现。正是这些众多的长沙窑瓷器等历史见证物，文献中记载的“胡商下扬州”的历史以及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盛况，才得以再现在世人面前，让我们可见当时陶瓷市场的兴旺，长沙窑的灿烂辉煌。
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陶器 古代瓷器知识
陶豆大汶口文化，1974年山东胶线三里河出土。
陶器盖大汶口文化，1963年山东曲阜西夏侯出土。
大汶口文化是中国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已发掘的典型遗址有泰安大汶口、滕县岗上、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兖州王因、邳县刘林、大墩子、诸城县呈子、日照县东海峪和胶县三里河等遗址。
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40前224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可以区分为早、中、晚3期。大汶口文化的制陶技术较前已有很大提高。陶质有红陶、灰陶、黑陶和白陶四类。陶器装饰以镂刻和编织纹最具特色。常见的纹饰则有锥刺纹、附加堆纹、弦纹、划纹和篮纹。彩陶不多，以黑彩和红彩绘平行线纹、弦纹、叶纹、花瓣纹、八角星纹等几何图案。陶器盛行三足器和圈足器。器形有罐形鼎、钵形鼎、壶形鼎、背壶、长颈壶、深腹罐、高柄豆等。高柄杯和白陶器是大汶口文化中最具特征的陶器。
在早、中、晚3期中，陶器的陶色、纹饰、器形都略有变化。陶色早期以红陶为主，兼有一些灰陶与黑灰陶。中期红陶减少，灰陶增多，兼有一些黑陶和白陶。晚期黑陶大为增多，并有少量红陶、灰陶和白陶。陶器的制法，早期以手制为主，到了晚期轮制逐渐增多。陶器纹饰，早期有锥刺纹、划纹和少量彩陶。彩陶上多为黑彩线条纹和叶脉纹。主要器形有釜形鼎、钵形鼎、小口带柄壶形鼎、敛口平底钵，也有在上腹部饰彩的陶钵、高柄豆、高柄觚、双耳壶等。中期又出现了附加堆纹、篮纹、压印纹和镂刻纹，以及施黑赭色和红色的彩陶。彩陶纹样有直线、斜线，弧线组成的花瓣纹和八角星纹等。中期的陶器器类较早期明显增多，主要有小口深腹罐形鼎、钵形鼎、盂形鼎、小口深腹罐、平底盉、三实足鬹、敛口钵、高柄喇叭形座豆，小口长颈带鼻壶、圈足尊、高柄杯、盆、簋、勺与漏器等。晚期陶器纹饰有弦纹、附加堆纹、篮纹、镂刻纹等，彩陶则以涡汶为主。器类有罐形鼎、瘦腹背壶、宽肩壶、高柄豆、袋足鬶、三实足盉、高柄豆、带把杯、长颈壶等。
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瓷器欣赏〈一〉
明代永乐青花瓜纹折沿盘（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荔枝纹窝盘（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海水龙纹爵、歇爵山盘（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菊纹执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折枝秋葵纹玉壶春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五龙纹玉壶春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缠枝莲花纹玉壶春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宣德青花龙纹僧帽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宣德青花缠枝牡丹纹军持（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作为瓷都，景德镇珠山御窑遗址的考古发掘尤其引人关注。历时一年多的考古发掘成果斐然：出土遗迹有晚清江西瓷业公司发行所一处，明初官窑窑炉遗迹四座，埋藏明永乐后期与宣德早期官窑落选贡品遗存两处，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官窑瓷器标本。
这批稀世遗珍，是窑址出土物，因年代可靠，学术价值高，享有最权威的断代标尺，为我们广大古代陶瓷集藏爱好者及鉴赏投资人士提供了最为可靠的物证资料。
明代永乐青花云龙纹直口碗（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青花松竹梅纹盘（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双狮绣球纹大盘（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松竹梅纹长方花盆（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莲托杂宝纹高足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釉里红云龙纹梅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宣德洒蓝釉刻龙纹大罐（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宣德洒蓝釉刻龙纹钵（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宝石蓝釉釉里红龙纹高足碗（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青花釉里红海兽纹高足碗（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永乐内红釉外釉里红点彩纹碗（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天马纹天字盖罐（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缠枝莲花纹八宝天字盖罐（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八宝纹碗（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花果纹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团莲荷纹大碗（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菊纹小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缠枝莲花纹高足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青花鸡缸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海怪纹天字盖罐（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瓜藤螭龙纹天字盖罐（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缠枝莲托梵文小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折枝葡萄纹高足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灵芝纹团花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莲荷水草纹团花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应龙纹小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鱼藻纹金钟碗（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菱龙纹小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明代成化斗彩小鸟果树纹高足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古代瓷器：扬州唐城遗址出土长沙窑瓷器赏析
唐代长沙窑的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成为中国古陶瓷研究的重要课题。长沙窑产品与素雅的青瓷和洁净的白瓷不同，它以彩瓷最为突出，尤其是以色彩丰富的彩釉、纹样精美的模印贴花和绚丽多姿的彩绘等装饰，让人目不暇接，深受海内外市场的喜爱。因此，在唐代晚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上，长沙窑彩瓷与越窑青瓷、邢窑白瓷成为我国对外输出的重要陶瓷商品。目前，长沙窑瓷器在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地的遗址、遗迹中均有大量的发现。在国内的遗址中，除长沙窑窑址外，以扬州唐城遗址内发现的数量最多，品种最为丰富。而1998年印尼黑石号沉船的发现，更是将长沙窑瓷器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
长沙窑深处华中腹地，其产品的外销必须依托于交通发达的港口，而扬州正是唐代贸易繁华的国际大港。唐代，扬州有着扬一益二的盛名，其交通便利、经济富庶、文化昌盛，国内外众多豪商巨贾、文人墨客、使节学团云集于此，促进商品贸易，特别是陶瓷贸易的发达。自1970年，随着城市基本建设的发展，扬州唐城遗址、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瓷器，而长沙窑瓷器及标本占有很大比例。这些品种丰富，釉彩靓丽，绘画简洁风趣，装饰艺术充满了浓厚的异域风情，真实地反映了唐代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盛景。
青釉褐蓝彩拍鼓儿童像
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
扬州唐城遗址内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主要在三元路、文昌路、汶河路和梅岭西路约数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其重要集中地点有:文昌阁之东，三元路北侧的邮电大楼、纺织品公司、五三机关幼儿园和珍园招待所;文昌阁之西文昌路的石塔寺;汉河路东侧的工人文化宫工地;汉河路之北的蓝天大厦工地;梅岭西路的原教育学院工地等。在这些区域内共发现三条唐代河道，一座唐代木桥遗址，河道内遗存两条唐、宋木船。还清理出唐代建筑遗址和砖井，出土的文物极为丰富。这些文物主要分为陶瓷类和金银器类。陶瓷类文物中，全国各大窑口产品均有出土，尤其以长沙窑瓷片数量最多。其中仅文化宫遗址就出土了长沙窑瓷片6775片，占该遗址出土瓷器总数的36%。这些长沙窑瓷器中，既有唐代纪年墓中出土的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和青釉褐蓝彩拍鼓儿童像，又有俗称长沙窑之王的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同时伴出的还有亮丽的唐青花、三彩器、白釉绿彩器等，以及舶来品波斯釉陶和伊斯兰玻璃器残片。三元路之北五三机关幼儿园工地窖藏，出土金器有伎乐飞天纹金栉、镂空莲瓣纹金耳坠等十余件金首饰，其中金栉是唐代金器錾刻首饰品的杰出代表。
绿釉麒麟送子烛台
青釉酱口研钵
青釉执壶
绿釉横柄壶
扬州出土长沙窑瓷器，除数量多外，器型也十分丰富，品种发育脉络清晰，产品釉彩鲜亮，彩绘线条流畅，模印贴花纹样繁多，其中不乏珍品和罕见品。在器型方面，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具，有罐、壶、碗、盘、钵盂、枕、水盂、水注、油盒、杯、烛台、盏托、研钵、碾槽和碾轮等，还有各式各样的儿童玩具。这些长沙窑瓷器，一部分是沿袭唐代传统的制瓷风格，造型饱满，线条圆润，端庄大气，如罐、壶、碗、钵盂、油盒之类;而一部分则仿造西亚金银器的样式，如穿带壶、横柄壶、船型杯，造型奇特，装饰巧妙，活泼生动。扬州出土长沙窑瓷器，釉色常见的有青釉、黄釉、酱釉、绿釉、白釉等;其施釉手法多样，或单色釉，或双色釉;或半釉，或满釉，或涩心。彩色主要有褐彩、绿彩、蓝彩等，偶见红釉与红彩;彩绘技法善变，或单彩，或双彩，或多彩交汇;或点绘，或线绘，或点绘与线绘相搭配;或圆斑彩，或条彩，或彩绘，或圆斑彩和模印贴花结合，或彩绘与刻花相交错。这些长沙窑瓷器虽经千年埋藏，但出土后仍光彩如新，可以想见，在南青北白的唐代传统瓷器产品中，足以让时人耳目一新，产生绚丽多姿之感。
青釉褐彩带流油盒
青釉绿彩云纹盒
彩绘装饰是长沙窑瓷器的一大特长。油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化妆品容器，自然也是长沙窑在扬州销售的主要产品。油盒盖面常有油合或佳合的彩绘铭文。2008年扬州凯运天地唐墓中出土一件青釉褐彩带流油盒，带流造型与众不同，独特罕见，器型饱满端庄，釉色莹润，盖面上褐彩书有油合二字，可谓是唐代油盒的精品。而1963年扬州市平山乡朱塘村出土的一件长沙窑青釉绿彩云纹盒，内外满施青黄釉，盖面绘绿彩云纹，笔意率意洒脱，线条自然流畅，亦不失为佳品。
青釉褐蓝彩团花纹横柄壶
青釉褐蓝彩叶纹双耳罐
青釉莲花纹盘
青釉褐绿彩菱纹钵
青釉兰草纹高颈瓶
青釉绿彩心字盂
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
除上述的彩绘油盒外，彩绘装饰还常见于壶、罐的腹部，碗、盘内壁，以及枕面等，或为绘画，或为书法，精品多多。绘画的题材有团花纹、叶纹、兰草纹、莲花纹、芦雁纹、鹭鸶纹、云气纹、山水纹、菱形纹等绘画线条;书法有诗词绝句，亦有警句铭言。扬州出土的长沙窑彩绘瓷器按构图来分，一类较为简洁疏朗，一类较为繁密。如一件青釉兰草纹高颈瓶，通体施青黄色釉，仅在浑圆的腹部均匀绘三组绿彩兰草文，整体端庄却又不失灵动。再如一件青釉绿彩心字盂，口沿外肩部绿彩书三个心字铭，布局匀称、用笔率意、趣味横生。此水盂书心字铭，意在时常提示使用者警醒自身，用心学习，匠师可谓用心良苦，颇有深意。此类水盂除写心字，还有写星、北等。而另一类彩绘较为繁密的器物，则更透出浓厚的异域风情。譬如一件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罐肩部饰褐绿点彩的双圈纹一周，腹部两面满绘三层的褐绿点彩叶纹，叶纹内与叶纹之间再衬以褐绿彩点彩的圆圈纹，造型饱满，纹饰丰富，仿佛层层树叶间衬出点点星云。此类罐腹点绘叶纹有一片，也有两片，还有三片，而以三片叶纹最为独特。点彩满绘的装饰是长沙窑彩绘瓷中独树一帜的风格，而这种风格的巅峰之作正是我们熟知的长沙窑之王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在扬州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中更是独占鳌头。
青釉褐斑模印贴花狮纹执壶
青釉褐斑模印贴花人物纹执壶
青釉模印贴花双鱼纹执壶
模印贴花装饰是长沙窑瓷器的另一个特色品种。扬州出土的长沙窑模印贴花类器物，主要以壶、罐、钵盂为主。其中壶类最多，特别是大壶上题材丰富，常见有人物、动物、花树等内容，其中不乏受异域文化影响的纹饰，如胡人像、域外果树等。壶模印贴花品种有青釉模贴双鱼纹、青黄釉模贴花卉纹、青黄釉模贴大雁纹;还有青釉模贴褐斑天王像、青釉模贴褐斑椰枣纹、椰鸟纹和青釉模贴褐斑秒锣树纹等许多品种，其中不少壶的流下为模印单饰;或流下与双系下为多种不同的纹饰;还有个别壶流下为模印花纹与铭文结合，如少见的双鱼尾部有冯上款。因为模印贴花突出于器面，所以具有立体感，层次丰富，在褐斑釉的衬托下更显大气、精神，备受瞩目。此类器物主要部位的模贴纹饰与壶的比例相匀称，与造型优美、色彩绚丽相和谐，其工艺复杂独有趣味性，装饰艺术呈现出活泼多样性，给人以强烈的艺术美感，真是独具匠心。我们可以看出，长沙窑瓷器的造型与装饰风格并不局限于唐代传统审美风格，已很大程度地吸收了西亚波斯一带的文化艺术元素，唐代长沙与西亚之间的交流一定不能缺少扬州这样国际大港的支持。扬州是唐代国际商品贸易的大都市，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利用这条海上航行路线，长沙窑不仅大量地销售产品，也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元素，丰富和改善自身产品，使其更加适合海外市场的需求。黑石号沉船的出水文物不仅有大量的长沙窑产品，还有邢窑、越窑、巩县窑等地的瓷器产品，金银器，铜镜等，如唐青花器、白釉绿彩器、扬子江心镜。而唐青花器和白釉绿彩器目前在国内除产地窑址外，仅现于扬州，它们与长沙窑产品一样，在扬州唐城遗址内的晚唐地层里时有出现。正是这些众多的长沙窑瓷器等历史见证物，文献中记载的胡商下扬州的历史以及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盛况，才得以再现在世人面前，让我们可见当时陶瓷市场的兴旺，长沙窑的灿烂辉煌。
古代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瓷器欣赏〈二〉
明代宣德青花缠枝花卉纹单把壶
明代宣德青花螭龙纹大盖罐
明代永乐青花海浪仙山纹双耳三足大香炉
明代永乐青花海浪刻白龙纹大扁壶
明代永乐青花缠枝花卉纹大扁壶
明代宣德青花螭龙纹梅瓶
明代宣德青花缠枝花卉纹梅瓶
明代永乐青花开光龙纹执壶
明代永乐青花折枝花卉纹盖罐
明代永乐青花松树小景纹大盘
明代永乐青花六出开光莲花纹花口折沿大盘
明代永乐青花并蒂莲花纹折沿大盘
明代永乐青花湖石鸡冠花纹大盘
明代永乐青花牡丹纹折沿大盘
明代宣德青花缠枝莲花纹碗
明代宣德青花海兽纹大盘
明代宣德青花戏珠龙纹鼓腹钵
明代宣德青花缠枝花卉纹方流直颈壶
明代宣德青花六开光缠枝花卉纹烛台
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瓷器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