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鉴别古瓷器的年代。
霍流芝，1932年7月生，祖辈历代制陶，其自小从事陶业生产。早年考入中南美术专科学校陶瓷美术专业，院校调整，转到北京中央工艺美院继续学习。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62年到1976年，在广州美术学院任教于工艺美术系陶瓷专业。1976年，回到石湾工艺陶瓷厂(今鹰牌陶瓷前身)任创作室主任，后任深圳华侨城锦绣中华陶瓷厂厂长。1984年，响应市委号召，被调到陶瓷三厂进行开发南风古灶项目。nbsp;1989年退休，休前的1986年开始创作南风古灶历史画；2002年，在南风古灶霍工作室研究石湾陶瓷史。著有南风古灶历史画册《石湾龙窑时期的辉煌》和《神奇的南风古灶》。
认识霍流芝老师（以下简称霍）短短不足一个月时间，细细品读着上月的采访文章和欣赏他的精美画作，我有了再次采访他老人家的冲动。于是，经过一番充分的准备后，我怀着兴奋而沉重的复杂心情走向他那处于南风古灶旅游区内的工作室。与上次比较起来，这次我更有信心了，因为这次是有备而来，而且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彼此间的感情加深了。我相信，这至少可以让我们之间的交流更加深刻，更加客观，也更加富有宣传石湾陶瓷文化的现实意义。
于是，关于“南风古灶历史画创作”的话题就在我的提问和霍老的热情解答中顺利展开。
苏：请问霍老师为什么想到创作南风古灶历史画？
霍：历史变化太大，几千年古代史延续时间很长。自改革开放后，社会变化巨大，短短30年时间，佛山经济发展迅猛，树立起在全国的“陶都”地位。石湾在历史上很辉煌，这主要体现在制陶方面，但漫长的制陶历史尤其是近500年来很少有过文字或者书画记载。封建社会时期的官府没有注重文化传承，主要是我们的陶瓷基本是民用的，远没有当时被封为“御窑”重镇的景德镇受宠；而在现当代，政府对陶瓷文化传承方面也同样重视不足。
霍流芝，1932年7月生，祖辈历代制陶，其自小从事陶业生产。早年考入中南美术专科学校陶瓷美术专业，院校调整，转到北京中央工艺美院继续学习。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62年到1976年，在广州美术学院任教于工艺美术系陶瓷专业。1976年，回到石湾工艺陶瓷厂(今鹰牌陶瓷前身)任创作室主任，后任深圳华侨城锦绣中华陶瓷厂厂长。1984年，响应市委号召，被调到陶瓷三厂进行开发南风古灶项目。nbsp;1989年退休，休前的1986年开始创作南风古灶历史画；2002年，在南风古灶霍工作室研究石湾陶瓷史。著有南风古灶历史画册《石湾龙窑时期的辉煌》和《神奇的南风古灶》。
认识霍流芝老师（以下简称霍）短短不足一个月时间，细细品读着上月的采访文章和欣赏他的精美画作，我有了再次采访他老人家的冲动。于是，经过一番充分的准备后，我怀着兴奋而沉重的复杂心情走向他那处于南风古灶旅游区内的工作室。与上次比较起来，这次我更有信心了，因为这次是有备而来，而且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彼此间的感情加深了。我相信，这至少可以让我们之间的交流更加深刻，更加客观，也更加富有宣传石湾陶瓷文化的现实意义。
于是，关于“南风古灶历史画创作”的话题就在我的提问和霍老的热情解答中顺利展开。
苏：请问霍老师为什么想到创作南风古灶历史画？
霍：历史变化太大，几千年古代史延续时间很长。自改革开放后，社会变化巨大，短短30年时间，佛山经济发展迅猛，树立起在全国的“陶都”地位。石湾在历史上很辉煌，这主要体现在制陶方面，但漫长的制陶历史尤其是近500年来很少有过文字或者书画记载。封建社会时期的官府没有注重文化传承，主要是我们的陶瓷基本是民用的，远没有当时被封为“御窑”重镇的景德镇受宠；而在现当代，政府对陶瓷文化传承方面也同样重视不足。
早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求学和任教以及在广州美术学院的执教经历再加上历年来的陶艺工作实践体会，五十多年的从艺、教学以及研究工作让我具备了这些优势。
苏：请问近年集结成册的作品有哪些？
霍：截止到目前，我将20年来的大部分作品整理成两册，分别在2001年1月和2002年4月委托广东经济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印刷成册，终获机会和热爱石湾钟情古灶文化以及支持我本人对陶瓷文化研究的朋友见面了。它们就是《石湾龙窑时期的辉煌》和《神奇的南风古灶》。
最近，我整理了这几年的新作，正在筹划着出版发行第三套《石湾的民间传说》。不过，由于经费问题，至今尚迟迟没有机会和读者见面。
苏：除了印刷制作成画册外，这些精美的画作是否也考虑卖给忠实的陶艺爱好者？
霍：多年前我从北京回到广州再最终回到生我养我的石湾，我的理想就扎根在这块热土上，致力于古灶和陶瓷文化的研究是我毕生做大的梦想。这么多画作诞生了，集结成册更更容易、方便和热爱石湾钟情陶瓷文化的各界朋友分享石湾陶瓷的历史和现代辉煌成果。对于一些喜欢我的作品和石湾陶瓷文化以及提供一些我之前不知道的石湾典故资料的爱好者、热心人士，我也乐于满足他们的愿望。
苏：除了创作南风古灶的历史画外，您还创作过哪类作品？
霍：由于精力有限，我现在基本上只进行南风灶的历史画创作。其中我也绘作古灶的剖面图，这样能将南风灶的有关原理和数据资料更清晰地展现出来，并在目前实际应用中说明和解决问题，这对后人研究古灶有帮助。
早些年，我也曾创作过壁画和陶雕，那些都是很有意义的工作。现在制作陶雕的人很多，但研究石湾历史、南风古灶的人就缺乏了。研究南风古灶最有意义的是它与现代陶艺创作的特殊关系，因为现在的电脑控制的先进窑炉是代替不了，并无法完成现代陶艺对它们的要求的。
苏：为了更好地宣传石湾陶瓷文化，您举办过哪些彩画展览活动？
霍：这些年来，我联系有关部门并充分合作，多次组织了在石湾公园、季华公园、佛山图书馆和中山公园等公共场所举办的历史画展览活动。
这些公益活动很受市民尤其是陶艺爱好者欢迎，他们普遍认为这是南国陶都佛山之文化的一大特色。
苏：您一直致力于为南风古灶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您觉得进行历史画创作对申遗有哪些具体的帮助？
霍：南风古灶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每一个环节的工作都必不可少。我在20年前就开始创作的这些历史画对申遗有一定的帮助，画作里反映的是南风古灶沉淀下来的文化底蕴，可为政府有关部门对古灶的考究提供丰富的史料。事实上，这些作品对于近年来启动的申遗计划具有充分的参考价值。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近两年来，该计划进展缓慢，实在让人感到遗憾。
古代外国人认识中国是从陶瓷开始的，英文中“中国”和“陶瓷”是同一个词“CHINA”。因此，在世界文化遗产中能够代表中国陶瓷的南风古灶应有重要的一席之位。
苏：这些精美的古灶画承载了您数十年的梦想，对此，您有哪些特别的感受吗？
霍：当初选择走这条孤独路填补这个空白，我就没有考虑太多的身外事，也许这跟我们霍氏数百载来对石湾对古灶的历史情结有关，正如几乎每个人都有浓浓的乡土情结一样。
这么多年来走过的曲折路让自己吃了太多苦头，满腔的热情屡受莫名其妙的冷落，理想的种子难以长成本应长成的参天大树，即便如此，对古灶说不清的情愫让我有着一如既往尽力而为死而后已的决心。
苏：您认为目前的阻力主要有哪些？
霍：石湾从来就是占尽“天时”和“地利”的优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水陆交通发达便捷，制陶技术成熟。我个人感觉就是相对缺少“人和”的要素。有关部门的文化保护意识淡薄，在资金调剂利用上也没有做足工作。曾经红红火火上的项目“南风古灶陶文化旅游区”现在搁浅了，政府有关部门没有利用好应该利用的人才，浪费了很多时间和金钱，需要负有一定责任。近来祖庙和东华里旧社区改造工程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可前几年早已上马的南风古灶申遗工作等工程却冷了下来，我想这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资金问题。
所以，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还是有必要深入基层和专家多作沟通、研究。关键对问题的重要性有深入的认识和给予行业专家足够的重视，只有这样，我们的夙愿才可能得以实现。毕竟，这不只是某个人或某个小组织的事情！
苏：霍老师您对未来的石湾以及南风古灶陶瓷文化建设寄予什么愿望？
霍：在明清时期佛山就是全国四大名镇，当时达到极盛期的的石湾陶瓷业成就了佛山名镇的美誉。明、清时期石湾是南海县七堡地区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鼎盛期的石湾陶瓷全行业有107座龙窑，从业人员六万有多，曾被赞誉为“小金山”。如今，在经过20多年的发展，占据石湾主要地位的建筑陶瓷陆续外迁，曾经辉煌的石湾制陶业正在面临空心化危机，这一点只要大家到石湾来看一看就得知实情了。加上代表“南国陶都”标志的南风古灶的申遗工作又遭遇一波三折的变故，因此，谁都不好预测它的命运。
但愿我的“和氏献璧”、“武训精神”和忧思能唤起政府、企业、行业组织以及民间的每一个热爱石湾关心南风灶的人士的充分关注，共同致力于石湾陶瓷文化的发扬光大。
后记：
每次采访前我都是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霍老所在的“陋”室，在倾听他老人家激情澎湃却带有些许失落的诉说时，我的心随着其中的喜乐与遗憾而起伏不定，最后临走告别前又是如此轻松，因为我已在老前辈身上找到答案，即使我未能帮得上他。
在我眼里，他不只是一个“倔强”和“孤独”的学者，更多时候，他是一个乡土情重但未受重用的文化人，一个500年古窑灶具有非凡眼光的虔诚守望者，一个乐意执著于自己理想并有着老愚公精神的陶艺家。
精选阅读
古瓷片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陶瓷收藏爱好者在收藏过程中，千万不要只重整器，而放过对珍贵古瓷片的收藏，特别是那些具有较高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特殊古瓷片。
珍稀古瓷片往往成为填补科学空白的实证和古瓷窑考古重大发现的先导。因而能够拥有典型的珍贵瓷片，已成为玩瓷者引以自豪的财富和收藏水平的标志。
耿宝昌先生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59页，张福康先生撰文《早期铜红和钴蓝的出现》云：“长沙窑产品中带有铜红彩的并不多见，邛崃窑带有铜红彩的更属罕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邛窑和长沙窑的陶工们首先发现了铜红，有意识地进行了试验，并传之于后世，所以铜红釉彩的起源应归功于他们”。李知宴先生曾说：“邛窑彩绘瓷上有很多用毛笔蘸彩书写的文字，如‘蜀’、‘临’、‘邛’、‘供’等，笔力雄劲，很有书法韵味……”。
笔者收藏的一批古瓷片，纹饰均是用毛笔蘸“铜”料在釉下着彩，再罩上一层青釉，在高温还原焰或氧化焰中一次烧成。这些残片的器型有杯、高足杯、罐、四系罐、碗、钵等，瓷片上所绘纹饰多为云纹、草叶纹等。
据实物考察，这些古瓷片从造型、纹饰、胎釉、烧制工艺、时代特征等方面，均与唐代邛窑产品相同，这些古瓷片应为唐代邛窑烧制的釉里红和高温釉里红绿彩。其中还有一件更珍奇，瓷片上有釉里红“临”字款铭文。这件瓷片约7厘米×5厘米，“临”字款的写法独具一格，写得随意挥洒，草书之体势连绵，一笔而成，气脉通连，笔简意炼，泼辣豪放。据此，我们不难看出，唐代邛窑窑工们的超前意识与无拘无束的个性、社会习惯及审美观念，表现了他们的创造性和勇于革新精神。
“邛窑”在历史上无文字记载，邛崃古称“临邛”，釉里红“临”字款则是邛窑窑口的绝对铭文。“临”字款釉里红瓷片是历史留下来的实证，铭文印证了专家们“邛瓷的釉下多彩技术是我国最早，当时最先进的釉彩技术”的正确论断。
釉里红创烧于何时？何地？有元代景德镇说、唐代长沙窑说、唐代邛窑说等三种说法。这片其貌不扬的釉里红“临”字款瓷片掀开了唐代邛窑的面纱，破译了釉里红起源之谜。（信息来源：中国商报 周佐玉）
南风古灶、石湾公仔、陶师祖庙展现陶瓷魅力
南风古灶
一窑炉火，历经500年风雨而不熄，至今还在燃烧，这就是传说中的“南风古灶”，以“连续使用至今的最古老柴烧龙窑”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如果你想品味真实的佛山陶瓷文化，南风古灶则是必经之处。南风古灶有两座柴烧龙窑，登上窑体，你会发现道路两旁满是积薪，这便是它那传统烧制工艺的燃料，工艺流程也是“迂腐”得500年不变。陶工们把烧好的砖瓦从窑内搬出，再用小车把坯品推进窑内，完全是都是人工，窑内的电灯算是惟一现代化的设备了。另外，南风古灶的窑尾长着一株古榕，据说栽于明朝。枝繁叶盛，亭亭如盖。500年了，古窑炉火不熄，榕树也越发葱郁。树下有碑，其中一句“有榕乃大”，让人玩味不已。
能代表佛山陶瓷文化的还有石湾公仔。“石湾公仔”是石湾艺术陶瓷的俗称。它起源于民间，在明代以后进入了鼎盛期，其特点是造型和釉色充满浑厚、粗犷、质朴、率直的审美情趣，是中国乃至世界陶艺史上的一朵奇葩。主要有人物陶塑、动物陶塑、器皿、微塑、瓦脊陶塑等五大类。
作为一种传统的工艺品，虽然模式化、量产化等因素使得石湾公仔无法摆脱匠气，但其对人物形神兼备的细腻刻画，恰巧是最为生活化的一种语言体现。正如一位陶瓷研究专家所说：“假如昔日石湾没有大宗日用陶瓷的制作，陶艺根本没有依存的余地，如今石湾陶艺的代表石湾公仔被人们珍藏起来，日后必将成为文化的积淀。”字串8
陶师祖庙
承载着石湾陶艺辉煌的“陶师祖庙”重见天日不过一年时间，却是每个陶瓷手艺人定期聚集之地，感受陶瓷文化魅力自然不能落下此地。据陶瓷老艺人讲，位于石湾的陶师祖庙始建于南宋时期，后在战争期间被毁。当时原庙内收藏了石湾乃至佛山最优秀的陶瓷艺术品，该庙建筑规模之宏大、设计之精美，为佛山所有手工行业祖师庙之最。或许正因为如此，此次修缮一新的陶师祖庙力求做到精雕细刻，直至充分展现陶艺的魅力为止。
陶瓷的历史：中国历代古陶瓷的特点
实用绚烂的原始陶器
原始陶器是古人在长期生活和劳动实践中发明的，经过几千年不断发展，形成了品种繁多、制作精美且承载着大量远古信息的产品体系。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有彩陶和蛋壳黑陶。原始陶器的特点是实用性强、器型丰富、绘画艺术精湛、科技含量高、承载远古信息多。
生动神异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瓷器
这个时期已经进入了真正的瓷器发展阶段。以越窑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窑口的出现，极大地提升了青瓷的发展品质。由于受政治环境、佛教文化、“鬼”文化的影响，瓷器的纹饰和造型呈现出生动、神异的特点。瓷器身上大量出现了植物纹、动物纹和佛教人物。
一枝独秀的元代瓷器
元代青花瓷声名鹊起，白瓷上点缀青色纹饰，既典雅又丰富，内涵清丽恬静。因此青花瓷器在国内格外受到欢迎，甚至远销至很多国家。
繁缛富丽的清代瓷器
清代是瓷器发展的巅峰时期，追求新奇、华丽、富贵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尤其是官窑瓷器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世人竞相追逐的奢侈品。
一个韩国考古博士的中国青瓷情结
七月骄阳，浙江龙泉窑大窑枫洞岩窑址，五十多吨碎瓷片正在接受考古队的分析、研究。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龙泉市博物馆抽调专家组成考古队于去年九月开始对枫洞岩窑址主动性考古发掘，此次发掘表明：在明王朝时期，著名青瓷产地、浙江龙泉窑不仅没有衰落，相反还成了中国青瓷发展历史中的最后亮点。
在这支考古队中，有一名特殊的成员，他就是来自韩国首尔、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陶瓷考古专业攻读博士学位的申浚。作为唯一一名参与此次考古研究的外国人，他吸引了众多目光。而他却埋首在成千上万的龙泉青瓷碎片里，浑然忘却了外面的世界……
学瓷器考古还是中国好
“我父亲很喜欢瓷器，家里曾经有过一些朝鲜王朝时期的高丽青瓷非常漂亮，让我记忆深刻。”申浚说话的时候，白白净净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一如瓷器的莹澈剔透，柔和明净。
今年三十五岁的申浚，看上去就像一个刚进大学的学生，纯朴腼腆。来中国快七年了，他的普通话已经很流利。
在韩国读历史系的时候，申浚深感陶瓷课上学到的知识不够，便主动到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去找瓷器看。“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里有很多瓷器，为了更容易、更方便地欣赏到瓷器，读大学的时候，我会在寒暑假里去那里打工，学习更多关于瓷器的知识。”申浚说。
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申浚就决定要到中国来学习陶瓷考古专业。他告诉记者，因为痴迷瓷器，大学时期攻读历史专业的他希望读研究生时能够学习陶瓷考古专业。
到国外留学，申浚当时考虑的国家有两个，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中国是瓷器之国，‘中国’的英文就是瓷器的意思，学习瓷器考古当然还是到中国来最好，而且目前在韩国研究中国瓷器的人不多。”申浚说。
大学毕业后，申浚到北京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在获得硕士学位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现在他已经很习惯中国的生活方式，多年来，他的足迹也遍布陕西、河南、湖南、江西等地，参观学习中国瓷器文化。
“在中国学习的时间越长，越感受到中国历史的悠久，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我想，中国文化我一辈子都学不完。”申浚动情地说。
让世界都知道龙泉青瓷
从去年九月开始，申浚跟随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的专家来到龙泉，参与了对龙泉窑大窑枫洞岩窑址的主动性考古发掘。
“一层一层往下挖，无数精美的瓷器呈现出来，实在是太神奇了！”对于第一次参与如此大规模的青瓷考古研究，申浚感到非常兴奋。考古是一项寂寞的工作，但对他来说，这个探索美的历程是最奇妙的。
“龙泉青瓷非常了不起，不仅行销全国各地及供宫廷御用，而且自宋代起通过陆路和海路远销亚、非、欧三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熟知龙泉青瓷历史的申浚说道。他告诉记者，对韩国的研究者来说，龙泉青瓷并不陌生。
早在一九七六年，韩国新安地区道德岛海域发现了一艘中国元代沉船，打捞出元代瓷器一万七千余件，其中龙泉窑瓷器达九千余件。从这些瓷器可以看出，龙泉青瓷在当时中国瓷器的对外输出中占首要地位。
申浚说，目前韩国在瓷器方面和日本交流比较多，和中国接触不多。我以后要让让更多韩国的青瓷爱好者到龙泉来参观青瓷，促进双方交流合作
瑶里的月亮
公元前400多年前，吴王夫差为越国勾践所灭，为躲避杀身之祸，吴国太子鸿和王子徽的子女，分别从安徽休宁翻过虎头山和婺源嶂公山来到瑶里，起房屋，辟田地，过起了庶民的平静生活。他们升起的炊烟，与早晨深山里的雾气、黄昏的山岚融在一起，无人知道，那云蒸霞蔚之中，有前朝吴国的王室血脉，在此栖息。
夫差的后裔在瑶里渐次繁衍。千年的时光过去了，这些前世王室的子嗣，或为樵夫，或为渔父，或为田舍翁，或为猎手药师货郎屠户。他们劳作之余团坐闲谈起祖上的万里江山，感觉不过是传说里的繁华旧梦而已。
瑶里的高岭山，白色的齑粉是做瓷的最好的材料。无形的泥土，成了有形的胚胎；卑微的泥土，成了高贵的艺术。大约唐代中叶，瑶里开始兴起了一种新型的行业——陶瓷业。瑶里人从此精于制瓷，从男人般的敞口大水缸到宛如少女般的细颈圆底薄胎瓶，从粗糙的盛皿到精致的艺术品。从破碎的江山中逃命的瑶里人在千年之后重新创造了一个新的王国——那是盛开在瓷壁上的彩绘江山。看惯了花开花落的瑶里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永远不败的花朵，那是瓷上盛开的青花，有着比时光还要悠长蜷曲的藤蔓。
昔日的荒凉小镇变成了繁华的商业街区。酒肆、茶楼、客栈里小厮们忙碌不已，青楼里隐约传来了外乡人的口音和调笑声。瑶河边一船船的瓷器走下码头，向遥远的地方去了。
有了银子和画匠眼光的瑶里人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家园。南面象山北面狮山之下，那低小茅屋门口，过去坐着剥豆子听雨声也没觉得不好，现在看来就显得窄小憋屈和寒酸了。然后有了黛瓦青砖的瑶里，依山倚水，高低错落玲珑有致，青石板巷子折曲蜿蜒曲径通幽。然后在村口种上樟树，在村中种上芍药、紫薇……那山路上背着柴薪行走的老者，河边浣衣的女子，穿着肚兜的小儿，还有那树上的画眉，地上的鸡犬，墙角的梅花，屋后的修竹……午后的阳光迷离，有人不免疑惑：那到底是瑶里日常的实景，还是瓷上虚构的风光？
瑶里人似乎执意要把生活变成瓷上的图画。村中的祠堂，别个大村小镇的，斜撑雀替都雕鳌鱼，刻虎豹，只有瑶里的，雕的是一只只玲珑的瓷花瓶形状，长腹细颈，上面彩绘了梅花菊花或兰花的图案，细颈处还扎了似乎是绫罗做的彩带。比如狮岗胜览民居里，屋梁门窗上，雕刻着一百多幅木雕戏文人物画。从这些木刻中，看得出瑶里人长期在瓷画中浸染那超乎寻常的对美的耐心。绚烂的光影处，我似乎看见，有一匹马，鬃毛纤毫毕现，响鼻和嘶鸣依稀可闻，前蹄似缠绕戏台锣鼓之声，要从门上的雕刻里奔腾而出。
瑶河里的红鲤鱼在水中摇头摆尾，悠然嬉戏。据说从很久以前，瑶里人就立下戒碑，禁止捕捞瑶河里的鲤鱼。猛听得“哗”的一声响，河心一群鲤鱼炸开，似乎是戏台下曲终人散，又仿佛百少图里的孩子，从瓷上雀跃着走下来，在阳光下，练习奔跑。
宋元时期，制瓷的重心从瑶里移至景德镇。瑶河忽然寂静了下来。水面上涟漪圈圈散开，那不是橹的摇动使然，而是风，吹皱了瑶里在河面上的倒影。鸟在空中叫了一声，山谷之中，小镇之上，回音阵阵。山坳里的窑烟若有若无。有老者走在青石板上。那是从景德镇退休的老画匠，功德圆满的制瓷工人。
仿佛大戏唱罢，风流云散，瑶里从前台转至后台。风过如扫，雨过如洗，瑶里，在雕花的门楣前，不知名的老花匠手上的折扇摇动下，渐渐沁凉。
人们纷纷前来拜访瑶里。那墨绿的山，那黛瓦白墙的民居，那摇头摆尾的狗，那淙淙的流水，那份闲居的心情和遗韵，都是我们曾经拥有又不慎最终失去了的。
21世纪初某年金秋的一个夜晚，我与一群城里人在月光下的瑶里穿行。是什么让我们这群习惯提防各自为阵的现代人敞开了心扉？我们竟然在田野燃起的篝火旁，唱起了久违的歌谣。在这一刻，我们都成了唱诗的孩子，回到母亲怀抱中的孩子。
那薄胎的、瓷白的月亮在天上隐现。她收藏了瑶里的历史，洞察了瑶里时光深处的秘密。她是瑶里一枚充满了乡愁的徽记。她是瑶里一件釉过了的挂在天上的瓷器。
(本文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
瓷器的历史
一、 汉代的瓷艺
相关历史意义：瓷器的起源
名窑：越窑
器器型和造瓷工艺：青瓷、瓷罐的出现
二、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隋的瓷艺
瓷器器型和造瓷工艺：瓷壶、瓷瓶、瓷尊、白瓷的出现
三、唐代的瓷艺
相关历史意义：中国开始出口瓷器
名窑：长沙窑、陶窑与霍窑、刑窑、耀州窑、磁州窑
瓷器器型和造瓷工艺：唐三彩、瓷盒、执壶、花釉的出现
四、五代十国分裂时期的瓷艺
名窑：柴窑
五、宋代的瓷艺
相关历史意义：宋代的瓷器综述、宋瓷的出口、景德镇建镇
名窑：龙泉窑、湖田窑、五大名窑
瓷器器型和造瓷工艺：青白瓷、玉壶春瓶、窑变釉、葫芦瓶、提梁壶、注碗、胆瓶、梅瓶
六、元代的瓷艺
相关历史意义：元代的瓷艺综述、元瓷的出口、景德镇设“浮梁瓷局”
瓷器器型和造瓷工艺：卵白釉、青花瓷、釉里红、多穆壶、蓝釉、僧帽壶、法华彩、觚
七、明代的瓷艺
相关历史意义：明代的瓷艺综述、明代瓷器的外销
名窑：御器厂、德化窑
瓷器器型和造瓷工艺：红釉、甜白釉、永乐瓷、三彩、宣德瓷、天球瓶、黄釉、成化瓷、斗彩、红绿彩、牛头尊、嘉靖瓷、
五彩、万历瓷、将军罐、象腿瓶
八、清代的瓷艺
相关历史意义：清代的瓷艺综述、清瓷的出口、“官搭民烧”制度
名窑：郎窑
瓷器器型和造瓷工艺：棒槌瓶、康熙瓷、油锤瓶、凤尾尊、太白尊、粉彩、观音尊、珐琅彩、马蹄尊、雍正瓷、灯笼瓶、墨彩、赏瓶、乾隆瓷、贲巴壶、盉式壶
九、近代的瓷艺
瓷器器型和造瓷工艺：帽筒、浅绛彩、洪宪瓷
《萧山古陶瓷》一书展现了萧山辉煌的陶瓷历史
日前，浙江萧山博物馆编著的《萧山古陶瓷》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图册精选了萧山博物馆馆藏和从民间征集的237件珍贵古陶瓷的图片，是萧山第一部文物专题类的书籍。它展现了萧山作为中国瓷器发源地之一的辉煌的陶瓷历史。有业内人士说，县区级的博物馆出版如此厚实的古陶瓷图片书籍，在全国实属罕见。
字串9
陶器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考古资料表明，萧山制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八千年的跨湖桥文化时期。早在商周时期，原始瓷与印纹硬陶的窑址就比较集中地分布在萧山、绍兴等地。因此，“萧山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之一”这一论断，在全国的文物考古界已属定论。古陶瓷文化是萧山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德-化-陶-瓷-总-站
萧山博物馆馆长施加农是《萧山古陶瓷》一书的主编。他认为，萧山能够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之一，是有历史渊源的。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为募兵勇制兵器灭吴，将老百姓的金属器具收缴一空，动员百姓尽量使用陶瓷器具作为生活用品，客观上促进了陶瓷业的迅猛发展，使越国成了中国瓷器的发祥地之一。
字串9
收集在《萧山古陶瓷》一书中的237件珍贵古陶瓷图片，既有萧山出土的文物图片，也有博物馆在民间征集的珍品图片。这些古陶瓷都属于国家三级以上文物，上至新石器时代跨湖桥文化时期，下至唐宋时期。收入最多的是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印纹硬陶，西汉时期的原始瓷器，东汉时期的成熟青瓷。这些陶瓷都是古陶瓷中的珍品，许多为国内少有。字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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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农说，萧山作为中国瓷器发源地之一的古陶瓷历史，非常值得萧山人骄傲。出版这本书就是希望让大家了解萧山古陶瓷的辉煌历史，进一步发掘这个文化瑰宝。
海底沉船的中国古瓷见证中国古代陶瓷的历史
英国海底探宝者麦克·哈彻在南海贝尔威德暗礁捞获的35万件中国德化清代瓷器，日前由德国内戈尔拍卖行在斯图加特公开拍卖，经过激烈竞拍，共获2240万德国马克。
中国古瓷是海底沉船中的最大宝藏之一，也最有考古价值。古时，我国海上贸易领先于世界，早在汉代就开辟了经南海前往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宋元时，海上贸易更是盛极一时，海上航线四通八达。在我国茫茫的海域中到底静卧着多少沉船呢？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统计约有2000至3000艘，沉船中以宋元船只居多，沉船中还有一些外国船只，如唐代日本遣唐使沉没的海船、英国东印度公司和瑞典的沉船等。倘若加上世界各国来中国进行贸易返回途中的沉船，可谓不知其数。马来西亚古陶瓷研究专家魏止戈称这些沉船中的古瓷为“海底瓷都”。近20年来，载有古瓷的沉船不断有被捞起的报道。1983年英国人麦克·哈彻在南中国海发现了300多年前沉没的中国明代帆船，船内满载2万余件瓷器，虽经海水长期侵蚀和冲撞，但出水时依然光洁照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时，以250万美元成交，平均每件价值112美元。1984年10月，韩国打捞起新安海底的中国宝船，得到2万余件中国元代古朴浑厚的青瓷。1985年，哈彻又在南海打捞了满载中国瓷器的荷兰沉船“格尔德马尔森”号，这是1751年在香港西南海域触礁沉没的货船，打捞得16．8万件清代乾隆年间的瓷器，这些光彩夺目的古董次年在荷兰拍卖，哈彻获得了1500万美元。
最近10余年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牵头下，我国水下考古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活动。1999年在西沙群岛先后发掘了14处水下文物遗存，共出水元、明、清时代的瓷器1000余件，以碗、盘、碟、壶等日用品为主。
千姿百态的海底古瓷重现了我国昔日陶瓷的丰采，它们也说明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社会交流的盛况，亦是中国数千年悠久文明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