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历史价值。
本报讯(记者吴越)自从唐朝对外贸易发达繁荣以来，瓷器就是中国文化的符号和中国审美价值的缩影，“南海一号”整体捞起的不仅是珍贵文物，更是凝固的真实历史。如何看待和评估“南海一号”里的瓷器文物？记者采访了龙泉青瓷专家、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朱伯谦和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钱汉东。
朱伯谦说：“‘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出水令古陶瓷界十分振奋，除了可以进一步看到当时制瓷工艺，了解中国瓷器水准，更重要的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待这批瓷器，它们反映了南宋的商业传播。”
“通过鉴赏这批瓷器，可以了解当时瓷器出口的种类，了解海上国家经贸往来的情况。现在从采样来看，这些都是南宋时各窑的高峰时期的作品，且南方几大窑系都有，由此可见外销瓷是‘整体包装’，不是某一种窑瓷的专门出口；从种类上看，以景德镇的‘影青’为代表的青白瓷和以龙泉青瓷为代表的青瓷为主，这也代表当时宋朝的较为含蓄古典的审美取向。瓷器作为不同文化形态下的符号，在当时的对外传播中始终受到重视和接受。”朱伯谦说。
“现在看来，瓷器的来源集中于当时中国南方的名窑作品，这也正体现了当时政治与文化中心的南移。假使其中再出现一两件北方窑系的作品，如定窑、钧窑的瓷器，那就是更了不得的发现，将证明在南北对峙的情况下，外埠需求驱使的商业流通能够突破政权的对立。”钱汉东神往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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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画里的古灶情结
霍流芝，1932年7月生，祖辈历代制陶，其自小从事陶业生产。早年考入中南美术专科学校陶瓷美术专业，院校调整，转到北京中央工艺美院继续学习。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62年到1976年，在广州美术学院任教于工艺美术系陶瓷专业。1976年，回到石湾工艺陶瓷厂(今鹰牌陶瓷前身)任创作室主任，后任深圳华侨城锦绣中华陶瓷厂厂长。1984年，响应市委号召，被调到陶瓷三厂进行开发南风古灶项目。nbsp;1989年退休，休前的1986年开始创作南风古灶历史画；2002年，在南风古灶霍工作室研究石湾陶瓷史。著有南风古灶历史画册《石湾龙窑时期的辉煌》和《神奇的南风古灶》。
认识霍流芝老师（以下简称霍）短短不足一个月时间，细细品读着上月的采访文章和欣赏他的精美画作，我有了再次采访他老人家的冲动。于是，经过一番充分的准备后，我怀着兴奋而沉重的复杂心情走向他那处于南风古灶旅游区内的工作室。与上次比较起来，这次我更有信心了，因为这次是有备而来，而且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彼此间的感情加深了。我相信，这至少可以让我们之间的交流更加深刻，更加客观，也更加富有宣传石湾陶瓷文化的现实意义。
于是，关于“南风古灶历史画创作”的话题就在我的提问和霍老的热情解答中顺利展开。
苏：请问霍老师为什么想到创作南风古灶历史画？
霍：历史变化太大，几千年古代史延续时间很长。自改革开放后，社会变化巨大，短短30年时间，佛山经济发展迅猛，树立起在全国的“陶都”地位。石湾在历史上很辉煌，这主要体现在制陶方面，但漫长的制陶历史尤其是近500年来很少有过文字或者书画记载。封建社会时期的官府没有注重文化传承，主要是我们的陶瓷基本是民用的，远没有当时被封为“御窑”重镇的景德镇受宠；而在现当代，政府对陶瓷文化传承方面也同样重视不足。
霍流芝，1932年7月生，祖辈历代制陶，其自小从事陶业生产。早年考入中南美术专科学校陶瓷美术专业，院校调整，转到北京中央工艺美院继续学习。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62年到1976年，在广州美术学院任教于工艺美术系陶瓷专业。1976年，回到石湾工艺陶瓷厂(今鹰牌陶瓷前身)任创作室主任，后任深圳华侨城锦绣中华陶瓷厂厂长。1984年，响应市委号召，被调到陶瓷三厂进行开发南风古灶项目。nbsp;1989年退休，休前的1986年开始创作南风古灶历史画；2002年，在南风古灶霍工作室研究石湾陶瓷史。著有南风古灶历史画册《石湾龙窑时期的辉煌》和《神奇的南风古灶》。
认识霍流芝老师（以下简称霍）短短不足一个月时间，细细品读着上月的采访文章和欣赏他的精美画作，我有了再次采访他老人家的冲动。于是，经过一番充分的准备后，我怀着兴奋而沉重的复杂心情走向他那处于南风古灶旅游区内的工作室。与上次比较起来，这次我更有信心了，因为这次是有备而来，而且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彼此间的感情加深了。我相信，这至少可以让我们之间的交流更加深刻，更加客观，也更加富有宣传石湾陶瓷文化的现实意义。
于是，关于“南风古灶历史画创作”的话题就在我的提问和霍老的热情解答中顺利展开。
苏：请问霍老师为什么想到创作南风古灶历史画？
霍：历史变化太大，几千年古代史延续时间很长。自改革开放后，社会变化巨大，短短30年时间，佛山经济发展迅猛，树立起在全国的“陶都”地位。石湾在历史上很辉煌，这主要体现在制陶方面，但漫长的制陶历史尤其是近500年来很少有过文字或者书画记载。封建社会时期的官府没有注重文化传承，主要是我们的陶瓷基本是民用的，远没有当时被封为“御窑”重镇的景德镇受宠；而在现当代，政府对陶瓷文化传承方面也同样重视不足。
早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求学和任教以及在广州美术学院的执教经历再加上历年来的陶艺工作实践体会，五十多年的从艺、教学以及研究工作让我具备了这些优势。
苏：请问近年集结成册的作品有哪些？
霍：截止到目前，我将20年来的大部分作品整理成两册，分别在2001年1月和2002年4月委托广东经济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印刷成册，终获机会和热爱石湾钟情古灶文化以及支持我本人对陶瓷文化研究的朋友见面了。它们就是《石湾龙窑时期的辉煌》和《神奇的南风古灶》。
最近，我整理了这几年的新作，正在筹划着出版发行第三套《石湾的民间传说》。不过，由于经费问题，至今尚迟迟没有机会和读者见面。
苏：除了印刷制作成画册外，这些精美的画作是否也考虑卖给忠实的陶艺爱好者？
霍：多年前我从北京回到广州再最终回到生我养我的石湾，我的理想就扎根在这块热土上，致力于古灶和陶瓷文化的研究是我毕生做大的梦想。这么多画作诞生了，集结成册更更容易、方便和热爱石湾钟情陶瓷文化的各界朋友分享石湾陶瓷的历史和现代辉煌成果。对于一些喜欢我的作品和石湾陶瓷文化以及提供一些我之前不知道的石湾典故资料的爱好者、热心人士，我也乐于满足他们的愿望。
苏：除了创作南风古灶的历史画外，您还创作过哪类作品？
霍：由于精力有限，我现在基本上只进行南风灶的历史画创作。其中我也绘作古灶的剖面图，这样能将南风灶的有关原理和数据资料更清晰地展现出来，并在目前实际应用中说明和解决问题，这对后人研究古灶有帮助。
早些年，我也曾创作过壁画和陶雕，那些都是很有意义的工作。现在制作陶雕的人很多，但研究石湾历史、南风古灶的人就缺乏了。研究南风古灶最有意义的是它与现代陶艺创作的特殊关系，因为现在的电脑控制的先进窑炉是代替不了，并无法完成现代陶艺对它们的要求的。
苏：为了更好地宣传石湾陶瓷文化，您举办过哪些彩画展览活动？
霍：这些年来，我联系有关部门并充分合作，多次组织了在石湾公园、季华公园、佛山图书馆和中山公园等公共场所举办的历史画展览活动。
这些公益活动很受市民尤其是陶艺爱好者欢迎，他们普遍认为这是南国陶都佛山之文化的一大特色。
苏：您一直致力于为南风古灶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您觉得进行历史画创作对申遗有哪些具体的帮助？
霍：南风古灶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每一个环节的工作都必不可少。我在20年前就开始创作的这些历史画对申遗有一定的帮助，画作里反映的是南风古灶沉淀下来的文化底蕴，可为政府有关部门对古灶的考究提供丰富的史料。事实上，这些作品对于近年来启动的申遗计划具有充分的参考价值。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近两年来，该计划进展缓慢，实在让人感到遗憾。
古代外国人认识中国是从陶瓷开始的，英文中“中国”和“陶瓷”是同一个词“CHINA”。因此，在世界文化遗产中能够代表中国陶瓷的南风古灶应有重要的一席之位。
苏：这些精美的古灶画承载了您数十年的梦想，对此，您有哪些特别的感受吗？
霍：当初选择走这条孤独路填补这个空白，我就没有考虑太多的身外事，也许这跟我们霍氏数百载来对石湾对古灶的历史情结有关，正如几乎每个人都有浓浓的乡土情结一样。
这么多年来走过的曲折路让自己吃了太多苦头，满腔的热情屡受莫名其妙的冷落，理想的种子难以长成本应长成的参天大树，即便如此，对古灶说不清的情愫让我有着一如既往尽力而为死而后已的决心。
苏：您认为目前的阻力主要有哪些？
霍：石湾从来就是占尽“天时”和“地利”的优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水陆交通发达便捷，制陶技术成熟。我个人感觉就是相对缺少“人和”的要素。有关部门的文化保护意识淡薄，在资金调剂利用上也没有做足工作。曾经红红火火上的项目“南风古灶陶文化旅游区”现在搁浅了，政府有关部门没有利用好应该利用的人才，浪费了很多时间和金钱，需要负有一定责任。近来祖庙和东华里旧社区改造工程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可前几年早已上马的南风古灶申遗工作等工程却冷了下来，我想这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资金问题。
所以，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还是有必要深入基层和专家多作沟通、研究。关键对问题的重要性有深入的认识和给予行业专家足够的重视，只有这样，我们的夙愿才可能得以实现。毕竟，这不只是某个人或某个小组织的事情！
苏：霍老师您对未来的石湾以及南风古灶陶瓷文化建设寄予什么愿望？
霍：在明清时期佛山就是全国四大名镇，当时达到极盛期的的石湾陶瓷业成就了佛山名镇的美誉。明、清时期石湾是南海县七堡地区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鼎盛期的石湾陶瓷全行业有107座龙窑，从业人员六万有多，曾被赞誉为“小金山”。如今，在经过20多年的发展，占据石湾主要地位的建筑陶瓷陆续外迁，曾经辉煌的石湾制陶业正在面临空心化危机，这一点只要大家到石湾来看一看就得知实情了。加上代表“南国陶都”标志的南风古灶的申遗工作又遭遇一波三折的变故，因此，谁都不好预测它的命运。
但愿我的“和氏献璧”、“武训精神”和忧思能唤起政府、企业、行业组织以及民间的每一个热爱石湾关心南风灶的人士的充分关注，共同致力于石湾陶瓷文化的发扬光大。
后记：
每次采访前我都是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霍老所在的“陋”室，在倾听他老人家激情澎湃却带有些许失落的诉说时，我的心随着其中的喜乐与遗憾而起伏不定，最后临走告别前又是如此轻松，因为我已在老前辈身上找到答案，即使我未能帮得上他。
在我眼里，他不只是一个“倔强”和“孤独”的学者，更多时候，他是一个乡土情重但未受重用的文化人，一个500年古窑灶具有非凡眼光的虔诚守望者，一个乐意执著于自己理想并有着老愚公精神的陶艺家。
龙泉瓷器的历史
中国陶瓷考古界另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早期的龙泉青瓷受瓯窑、越窑的影响最大。
瓯窑、越窑在东汉（25—220）时才完成了由原始瓷向瓷器的过渡。而浙江的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四大窑系在公元3世纪以后才成系统。
那么，龙泉青瓷早期受瓯窑、越窑的影响，是不是这个时期？向前推到春秋时代成立吗？
这种推想似乎胆大以至狂妄，却又合理，而且可能源于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吴越相争。一个名叫西施的绝色美女奉越王之命，卧底吴国，最终使卧薪尝胆的勾践一举打败吴王夫差，灭了吴国，演绎了一段千古传奇。
吴越相争的主战场不在龙泉，但这场战争却在龙泉城市的发展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使封闭蛮荒的龙泉第一次走向了开放。
从来没有人把吴越战争与龙泉青瓷联系在一起。
据《龙泉县志》载，1988年，龙泉全县有姓氏二百九十三个。如此繁杂的姓氏，如果历史上没有经历过移民，是不可想象的。
“中原汉族南迁后，汉人渐从江苏、江西、福建等省辗转迁居龙泉，尤其是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和金人南下，南宋朝廷偏安临安（杭州）时期，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南迁龙泉的人口大量增加。清初，避‘三藩之乱’，闽东北人口迁入龙泉西南乡不少。清雍、乾间，海禁初弛，商业复兴，江西广丰及浙江兰溪、永康、青田、温州等地商业手工业者纷至沓来，落籍特多，遂有‘江西老俵一个包袱一把伞，走到龙泉当老板’之说。”
这是1994年版的《龙泉县志》关于外来移民的记录。“1958—1960年，从丽水、青田、温州、文成、泰顺、平阳、瑞安、瓯海、永嘉、乐清、温岭、诸暨等县、市，迁来林业采伐工人达一万二千人（其中部队转业九百多人），携带家属五千多人。”“1964—1967年，迁入新安江水电站库区淳安县移民一千四百十二户，五千六百五十人。”“1965—1966年，从杭州、东北等地迁入‘小三线’工人职工及其家属九百人。”
“战争，催生了龙泉宝剑；战争，同时也催生了龙泉古城。”这是作家阙迪伟先生在《欧冶子将军庙前的遐想》一文中，对龙泉古城雏形形成的合理推想。文章中说，龙泉古城雏形可能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吴越争霸时期形成，而且可能是国家行为所致。这个时期，铁剑的出现正逐步取代青铜兵器，在战场上具有克敌制胜的绝对优势。当时的政治家、军事家，为强国争夺霸主地位，从战略高度出发，选中了远离战场的越国大后方龙泉，利用当地丰富的铸剑资源和瓯江水运交通作为铸剑基地，是情理之中的事。于是，铸剑鼻祖欧冶子来到荒蛮的龙泉铸剑，肩负起统治者的霸主梦，也就不难理解了。从《百越先贤志》记载有关欧冶子铸剑的资料看，欧冶子“凿茨山，泄其溪，取山中铁英，作铁剑三枚……”当时的铸剑，应该是一个相当宏大的国家行为的大工程，用现在的目光看，在当时还没有出现火药，劳动工具又非常原始简陋的情况下，欧冶子哪怕是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单枪匹马完成铸剑，必须有大量人手参与配合，才能行
古瓷片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陶瓷收藏爱好者在收藏过程中，千万不要只重整器，而放过对珍贵古瓷片的收藏，特别是那些具有较高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特殊古瓷片。
珍稀古瓷片往往成为填补科学空白的实证和古瓷窑考古重大发现的先导。因而能够拥有典型的珍贵瓷片，已成为玩瓷者引以自豪的财富和收藏水平的标志。
耿宝昌先生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59页，张福康先生撰文《早期铜红和钴蓝的出现》云：“长沙窑产品中带有铜红彩的并不多见，邛崃窑带有铜红彩的更属罕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邛窑和长沙窑的陶工们首先发现了铜红，有意识地进行了试验，并传之于后世，所以铜红釉彩的起源应归功于他们”。李知宴先生曾说：“邛窑彩绘瓷上有很多用毛笔蘸彩书写的文字，如‘蜀’、‘临’、‘邛’、‘供’等，笔力雄劲，很有书法韵味……”。
笔者收藏的一批古瓷片，纹饰均是用毛笔蘸“铜”料在釉下着彩，再罩上一层青釉，在高温还原焰或氧化焰中一次烧成。这些残片的器型有杯、高足杯、罐、四系罐、碗、钵等，瓷片上所绘纹饰多为云纹、草叶纹等。
据实物考察，这些古瓷片从造型、纹饰、胎釉、烧制工艺、时代特征等方面，均与唐代邛窑产品相同，这些古瓷片应为唐代邛窑烧制的釉里红和高温釉里红绿彩。其中还有一件更珍奇，瓷片上有釉里红“临”字款铭文。这件瓷片约7厘米×5厘米，“临”字款的写法独具一格，写得随意挥洒，草书之体势连绵，一笔而成，气脉通连，笔简意炼，泼辣豪放。据此，我们不难看出，唐代邛窑窑工们的超前意识与无拘无束的个性、社会习惯及审美观念，表现了他们的创造性和勇于革新精神。
“邛窑”在历史上无文字记载，邛崃古称“临邛”，釉里红“临”字款则是邛窑窑口的绝对铭文。“临”字款釉里红瓷片是历史留下来的实证，铭文印证了专家们“邛瓷的釉下多彩技术是我国最早，当时最先进的釉彩技术”的正确论断。
釉里红创烧于何时？何地？有元代景德镇说、唐代长沙窑说、唐代邛窑说等三种说法。这片其貌不扬的釉里红“临”字款瓷片掀开了唐代邛窑的面纱，破译了釉里红起源之谜。（信息来源：中国商报 周佐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