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处理。
在结束这封冗长的信之前，我应解释一下必然地因我所产生的疑问。我在本信的开头就说，载有白不子和高岭土的小船不断地拥至景德镇；淘洗这些瓷土后剩下的残渣，逐渐被堆积成非常大的土堆。我补充一下，景德镇所拥有的三千座窑是以匣钵和瓷坯满窑的；这些匣钵只能使用三、四次；整窑瓷器的烧成往往扫于澈底失败。读者读完后必然会对我提出这样的疑问：难道此地有广阔的深渊，能足以容纳大约一千三百年以来人们抛弃的全部废瓷和窑渣而有余么？
景德镇本身的地势和兴起，可足以解答这个问题。起初，景德镇并不这样大。本镇只是过多地建造了房屋才扩大的，而今天还在不断地建造。每座建瓷物都有围墙。房屋和围墙不是将砖一块压一块地平砌起来的；砌墙也不用水泥，就像欧洲的砌石工程一样。中国的墙壁比欧洲的更雅致但不牢固。可以这样说，墙壁镶嵌有又长又扁的砖。此砖的两侧各嵌有一块〔与之成直角的〕砖，在墙面上与（中间的砖）相平，露出端面。即是说，端面向里突入的两块砖好像是中间这两块砖的两个支脚。在中间的砖的周围所敷一层薄薄的石灰，把其他的砖粘结起来。墙壁背面的砖地按同样方式排列着。墙壁下宽上窄，墙顶只有一块砖厚。与墙面成直角的砖，即往里突入的砖，概不与从墙壁背面往里突出的砖接触，因此，墙壁内部使形成了空盒状。在不深的墙基上砌二、三层砖时，要在墙壁内填满破壶，注入三合土之类厚桨。三合土把本身所接触到的所有的砖粘结起来，从而夹牢砌成墙的中间的砖。远看，这种墙壁好像由用刀子刮平的很美丽的灰色的方形石块构成。令人惊叹的是，如果用优质瓦覆盖墙顶，墙壁就能维持百年以上。事实上，墙并不承受屋架的重要，屋架是用大木柱支撑的。墙壁紧紧围绕房屋和庭院而已。如果欧洲也采用这种中国式的墙壁，那末，在某些地方定能实现很大的节约。
部分废瓷和窑渣的归属已经清楚了。此外它们还被抛弃在景德镇边缘的河岸上，长年累月形成了填筑池。即使说，这些废品经过雨水淋，行人踏，首先成为集市贸易的适宜场所，然后变成道路。此外，在涨水季节，河水也冲走了许多碎瓷片。河床好似用碎瓷片铺成，不（日文：甚）悦人目。从上述情况容易推测到，在漫长的几十世纪内，所有的窑渣和破瓷是被抛入了何等的深渊的。
作为一个传教士，只要他有一点热血，终生不应忘记一件甚为悲痛的事。我常常自问，在这样连续的漫长的实际中，成千上万的景德镇居民陷入了何等的深渊之中。周围的群山都被坟墓覆盖着。在一个山麓，有一口围有高墙的大坑。在这口大坑内抛入了无棺可殓的本地贫苦居民的尸骸，这就是本地最大的为穷人准备的堆尸坑。这里就叫万民坑，即无数人的无限的坟墓。每年一到鼠疫流行的季节，在这个人口如此稠密的土地上便为出现极为悲惨的景象：这口大坑吞噬许多死骸。死体上撒上生石灰，使尸肉烧尽。一到冬天，在腊月和尚们总是做些对自己有利的慈善事业，因为他们募集到许多捐欸。他们取出成堆的死骨，以为后来的尸体腾出地方，在不幸的死者祈祷冥福的同时火化死骨。
这样，围绕景德镇的群山展示着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遭受死亡的命运后的肉体的归宿。他们的灵魂陷入了何等的深渊之中！在这样连续着的漫长的世纪中不可补救地失却了这么多的灵魂，这极大地激励了为拯救这么多的异教徒的灵魂而劳苦奔波的教士们热情。迄今，景德镇已经有一所由布洛尹西亚侯爵（LemaiquisdeBioissia）的施舍而兴建的教堂。教徒众多，而且每年都在显著增加。天主呵，愿你多赐予这些新入教的信徒吧！我劝告他们为你祈祷（日文：望读者也能为他们祈祷）。如果想对于为他们所作的祈祷表示支持和作些援助，则以增加教士为宜。这就可以感化他们，使他们感到欧洲人寄至景德镇的钱财，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和贪欲了。他们是这些热心的人，他们比起那些想从本地捞起易碎的珍贵玩物的人要崇高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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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湖田窑瓷业历史文化介绍
青白瓷又称“影青瓷”、“映青瓷”、“隐青瓷”、“罩青瓷”等，为宋代景德镇所创烧，是我国宋元时期主要瓷器品种。而景德镇烧制青白瓷最重要的窑址是湖田窑，其烧瓷的全盛时期长达700多年。在2004年景德镇庆祝建镇千年之际，湖田窑遗址群以一批重要的发现揭开其近千年的烧瓷历程。
考古资料显示，在景德镇所在的昌江及其支流东河和南河流域，晚唐五代及宋时期的窑业遗存十分丰富。晚唐五代的窑址主要有湖田、杨梅亭、黄泥头、社公庙、十八渡、新厂、湘湖、白虎湾、南市街等地。至宋代，东河及南河流域的窑址已发现136处（按《陶记》的记载则有300余处）。规模极其庞大，产量十分丰富。其中最具代表的遗址有湖田、银坑坞、小屋里、南市街、柳家湾、白虎湾等。“若夫渐之东西，器尚黄黑，出于湖田之窑者也；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蒋祈文中所说的“湖田”，即今之湖田窑遗址。它位于景德镇市东南约4公里的竟成乡湖田村。遗址南面环山，北面临水。南河自东向西，环湖田村而过，在景德镇市区汇入昌江。遗址坐落在南山山脉缓坡地带及南河南岸一级台地的窄长地带，面积约40万平方米。遗址内窑包密布，窑渣堆积遍地，各个时期瓷片俯拾皆是。1982年，国务院将湖田窑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截至2003年底，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先后在湖田窑址进行过16个基建项目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了大量与窑业生产有关的制瓷作坊和窑炉遗迹，获得了陶器、原始青瓷器、青釉器、白釉器、青白釉器、酱釉器、黑釉器、卵白釉器、蓝釉器、青花器等各类文化遗物数十万件，时间涵盖五代、北宋、南宋、元、明各时期共七百余年。这些珍贵的文化遗迹和遗物，为湖田窑从晚唐五代到明代中晚期的窑业生产、销售；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青白瓷由于瓷胎洁白，釉料在高温下流动的原因，使瓷器釉薄处为白色，积釉处透青，故其总特征介于青白之间，可谓是白中闪青，青中泛白，青白淡雅，色质如玉。此类瓷器“光致茂美”，有“饶玉”的美称。景德镇青白瓷一经出现，很快为世人接受并成为十分畅销的商品。同时，其烧造技术也很快传播到江西境内的十余个县市。福建、广东、广西、浙江、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等省区的一些窑场也相继仿烧，形成了一个以景德镇为代表的青白瓷烧造体系，产品风靡大半个中国。它不仅销往大江南北、漠北草原，还远销日本、高丽、东南亚各国和中东、非洲等地区。
景德镇古称“新平镇”，因其位于昌江之南，又称“昌南镇”。最新的考古成果显示，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景德镇就能烧制原始陶瓷器。文献记载至迟在东汉时期，景德镇就已开始了成熟的青瓷器制作，“新平冶陶，始于汉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景德镇开始引起世人注目。在陈朝至德元年，皇室命新平镇贡陶础，这是景德镇为朝廷所关注并生产“贡瓷”的最早记载。唐高祖武德年间，陶瓷名匠“陶玉”将自己制作的瓷器带入关中，并向朝廷进贡，被称为“假玉器”，受到皇室青睐，于是昌南瓷器名扬天下。宋景德年间，真宗皇帝在景德镇设置御窑，专门为皇室烧制瓷器，并在器底书“景德年制”款。从此，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取得了根本性的进步。元代，朝廷在景德镇设置“浮梁磁局”，专门管理官窑瓷务，烧制宫廷用瓷，同时对民窑实行课税等管理。这是元朝在全国唯一设置的专门管理陶瓷生产的机构，是景德镇设立官窑的开始。此时，瓷器的生产（主要是青白瓷）有新的提高和发展，而且创烧了卵白釉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青花釉里红和高温蓝釉瓷、绿釉瓷等。景德镇的瓷器逐渐占据了中国瓷器艺术的中心，也从此由宋代其他五大体系转向到了景德镇，并以此带动了明清景德镇窑场的繁荣。特别是明洪武二年朝廷在珠山设立御窑厂后，景德镇形成了“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之势。
湖田窑制瓷始于五代。考古发掘证实，五代时期，湖田窑的窑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刘家坞、龙头山以及今战备公路两侧的湖田窑中心区域，距现地表深约8米。采用马蹄形窑烧制白瓷和青瓷器。马蹄窑为土制，窑炉烧结面较薄，瓷器烧成温度相对较低。器物种类主要有碗、盘、壶等。因采用支钉叠烧，只见垫柱，没有使用匣具，故器内底及器足上往往留有椭圆形支钉痕。青瓷多数胎色灰褐、质地粗松、釉色青灰，除少数葵口及内壁出筋外，没有其他装饰。窑址内也出土了少量瓷胎致密、白度很高的白瓷或青瓷。
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4）建镇后，景德镇瓷业生产获得重大进步。重要表现就是青白瓷的创烧。宋初的青白瓷，胎质较粗，色灰白；刷釉稀薄、透明，釉色青灰或米黄。器物种类较少，主要有碗、盘、罐、折肩钵、注碗、多管器等。器形普遍敦实、厚重。装饰较少，仅在碗外壁用利器刻画粗大牡丹或莲瓣纹样，纹饰粗犷古朴；或用梳齿状工具，在碗心画出简单水草。一些器物上有少量北方瓷器的贴花工艺及仿金属器造型。还发现一些酱黄釉器及褐彩青白釉器，器型类似青白瓷，有瓜棱罐、四系罐及八棱罐等。
北宋中晚期，湖田窑的青白瓷生产，除继续采用单件仰烧外，开始使用一种造价昂贵的瓷质覆烧匣具，大小不同的多件器物一匣覆烧，故出现了芒口器。此时的瓷胎细腻、致密、洁白；刷釉加厚，使釉色莹润青翠，青中闪白，白中透青，近似玻璃透明状。器物种类显著增多，造型趋于挺拔，装饰丰富多彩。日用品碗、盘、碟、盏类品种多样；盏托、注碗、瓶、炉、香熏、枕等形态各异，造型丰富；联子盒、鸟食罐、俑、动物塑像、围棋、象棋等文娱用品大量涌现。龙形碗、狮形枕、虎形枕、婴孩枕、仕女枕、荷叶形枕、元玉形枕层出不穷。早期的粗犷古朴的刻画法被成熟的“半刀泥”刻画所取代；刻画工艺娴熟、流畅，刻画题材广泛；构图集中在碗、盘内底及底壁交界处，早段多对称或单体图案，如植物类团菊、三束莲、折枝牡丹；动物类游鱼、龙凤、三团鸾等，稍晚纹饰布局趋于繁复、细密，如人物类婴儿戏水、婴孩攀枝，植物类缠枝菊花、缠枝牡丹等。
随着宋室南渡，一些北方的优秀技术和窑业工人纷纷南来。南宋初期，湖田窑窑业生产与北宋晚期相似。主要表现在碗、盘类器物的造型和装饰与北宋基本一致。但此时的碗、盘器壁更斜直，圈足更矮，仅毫米高；斗笠碗流行。特别是定窑组合式支圈覆烧具传入后，窑业生产出现很大变化。因支圈烧瓷密度加大，水气增多等原因，瓷器的胎质较前期粗松，釉色泛黄，几乎失透，器口普遍“芒口”。器物组合也发生较大变化。北宋流行的墩式碗、仰烧盘、注碗等基本消失，饮酒、斗茶之盏托及有座香炉等均明显减少，以至绝迹。装烧的变化还导致装饰的变化。北宋流行的刻画风格开始为印花装饰所代替。早期在碗、盘底心印各类题记，如“宋”、“詹”、“吉”、“酒”、“茶”，还印一些简单的单鱼、双鱼、芦雁、朵梅、折枝梅、荷莲纹等。此时，吉州窑、建窑的产品流入湖田，湖田窑开始试烧黑釉瓷。湖田窑的黑釉瓷胎质较粗，色灰黑，结构紧密；釉色漆黑，釉层厚。器类有高足杯和盏等，无论胎、釉、器型均与吉州窑、建窑产品有别。晚期的碗、盘印纹开始复杂、繁密。如狮舞绣球纹、开光盆景纹、凤穿牡丹纹、芦雁穿花纹等，器口沿多印有回纹、如意纹等。
陶瓷业
考古工作者在本县属龙山文化的遗址中发现大量制于四、五千年前的陶器。这些陶器以夹沙灰陶和细泥黑陶为主，前者外施蓝纹，后者外表磨光。考其制法有盘筑、模制、轮制3种，工艺水平在当时居于领先地位。在古麟州城等遗址发现的宋代文物中，有当地民窑出产的碗、盏、瓶、罐等瓷器。其制作工艺比较粗糙，多为白胎黑釉。清雍正无名氏编《神木县志》载，当时县境有王家窑（城东20里）1处瓷窑。另据老者回忆，今永兴乡刘山峁瓷窑亦为清代所办，但具体时间难以确指。上述证明，本县陶瓷生产起源很早，发展很慢。民国年间，全县瓷窑增为7处。产品有缸、盆、坛、罐、碗、碟、瓶、壶等盛具、餐具及灯壶、灯盏、灯座、火罐之类日用品，均为白胎黑釉，造型朴素、工艺粗糙。抗日战争时期，瓷窑纷纷倒闭。1949年，在人民政府扶持下，7处瓷窑全部复工，年产日用瓷器2万件。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私人瓷窑一律收归集体，成为农村副业。随着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达，外地瓷器、搪瓷和玻璃器具占领市场，本地粗瓷产品多被淘汰，只保留缸、盆、坛、罐等少数几种。“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多数瓷窑倒闭，仅刘山峁等处继续生产。1970年以来，本县倡导农村开展多种经营，陶瓷业重新振作起来。1986年有4个村办瓷厂、5个个体瓷厂，从业人员总计102人。各耐火材料厂和活鸡兔煤矿也兼产日用陶瓷。生产工艺无大改变，但生产工具大有改进，如将转盘改为电动或机动，减轻劳动强度。年平均产量3万件左右，其中1979年产量最高，达11.95万件。
宋代瓷业
景德镇青白瓷注子注碗
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宋初宽减了若干割据政权时期的赋税，使得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国家社会比较安定，有利于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陶瓷史家通常用多种瓷窑体系的形成来概括宋代瓷业发展的面貌。瓷窑体系的区分，主要是根据各窑产品工艺，釉色，造型与装饰的同异，根据专家和学者的概括分类，宋代形成的瓷窑体系有六：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景德镇的青白瓷系。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品种很少，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鸪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的出现提供了榜样。
宋瓷所创造的新的美学境界，主要在于宋瓷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瓷的质地之美。
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
金人灭辽，侵宋，继承了辽与宋的瓷业根基。但金瓷并无出色创造。
金人南侵，这个事变对于中国瓷业的直接后果是北方熟练窑工逃亡，南迁，造成北方瓷业的衰落。但是在南方，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扩大税源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的青瓷大量输出海外，北方窑工的南迁又带来北方形成的新工艺，南方青瓷白瓷工艺水平继续进步、发展，形成了后来元代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中国近现代陶瓷业的发展
(一)清代中叶以后的陶瓷业
乾隆以后，从嘉庆开始直到解放前夕，即从19世纪中叶开始到20世纪40年代末，特别是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反动统治的日益腐朽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步步人侵，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瓷业由停滞而趋向衰落。
而英国，在18世纪60年代进行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时期，到19世纪时，英国的产业革命波及欧州其它国家和北美国家，工厂普遍实行大规模生产。欧州人自18世纪制成真正的硬瓷后，至19世纪，工业技术的进步使欧州的陶瓷生产逐步由机器代替了手工业劳动。陶瓷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英、德、法等国的陶瓷产品，在国际上的比重日渐增加．在东方，日本的制瓷业自20世纪初才崭露头角，但发展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陶瓷已足可与英、德、法等国相抗衡。
在这个时期，中国瓷器在国际贸易上的地位则每况愈下，以产瓷著称的中国，反成为大量洋瓷倾销的市场，虽然国瓷还能以传统的特色在海外与洋瓷争一日之长，但数量已大减，其衰落的趋势毕竟是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所决定了的。到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实力的扩张和清政府的腐朽，中国陶瓷不能不在国内外市场上节节败退下来，中国的陶瓷业濒临绝境。
尽管如此，中国的陶瓷业仍然顽强的生存下来。在清末，一些民族工商业者在清政府提倡的所谓“振兴实业”的口号下，对中国陶瓷手工业进行了一些改革，创办了一些新式瓷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掠夺，暂时缓和了对中国的侵略与压迫，因此中国的民族工业稍有抬头，民族工业的新式瓷厂，这时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陶瓷业
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的陶瓷工业不但不能发展，而且日渐萧条、衰退，洋瓷输入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至解放前夕，中国的陶瓷工业已奄奄一息。如景德镇，抗日战争前，产量达19954万件，战时下降为300万件，1947年仅为２万件。瓷窑抗战前达150余座，1947年仅剩76座，江苏宜兴从事紫砂陶生产的，在历史上最兴盛时期有1000余人，到解放前夕只剩下20几人。直到全国解放，中国陶瓷工业仍处于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业作坊状态，而且多数企业因产品销售不畅、资金短缺而工厂倒闭，工人星散。而同时期的欧州和日本却藉其新兴资本主义的势力和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新技朮，其陶瓷生产无论产量还是质量都有长足进展。
二、新中国的陶瓷工业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我国陶瓷业获得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建立了社会主义的陶瓷工业体系。在1952年，景德镇陶瓷总产量己达398501担；比1949年增长了44％。产品销售遍及全国各地，并已恢复对香港、澳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湖南醴陵产区至1952年时，产量巳达4600万件，此1949年增长了211％。广东石湾地区发展更快，1952年产量竟比1949年增长10信。其它如河北唐山、江苏宜兴、山东淄博等地的生产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据1952年不全统计，全国产量约近8亿件，已接近了抗日战争前的生产水平。到了1957年时，景德镇陶瓷职工人数已达28000余人，年产量达2.75亿件；湖南醴陵产量增至1.1亿件，据1957年统计，当年全国的日用陶瓷总产量已逾20亿件，比1952年增加一倍多，超过了1936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出口陶瓷上升到1.33亿件，出口额达到400万美元，比1949年增长了7倍；卫生陶瓷上升到14.9万件，比1949年增长30多倍；高压电瓷达20000多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