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瓷砖。
追寻昨日的历史，窥视往日的辉煌
今年3月，长沙铜官窑遗址启动考古，到8月初，发掘出土可修复的瓷器超过1000件，出土文物上万件。不仅如此，还挖出来取泥洞、淘洗池、储泥池、陶车坑、工棚、烘烤炉、釉缸、装窑台面等，展示了大唐盛世的制瓷场面。随着考古的深入挖掘，长沙铜官窑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而通过立法保护这座千年瑰宝更显得迫在眉睫。据介绍，《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条例》有望年底出台，这将是全国首部窑址保护条例。
出土可修复的瓷器1000多件
“此次长沙铜官窑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目前已发掘出土可修复的瓷器超过1000件！”昨日，这次考古发掘的执行领队张兴国顶着烈日，站在工地上兴奋地对记者说。
今年3月，张兴国带着来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工作人员，一头扎进了位于望城县丁字镇彩陶源村的长沙铜官窑遗址，几个月来的发掘让他与同事们收获颇丰：“取泥洞、淘洗池、储泥池、陶车坑、工棚、烘烤炉、釉缸、装窑台面等都基本上被挖掘出来了！”
“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唐代诗人李群玉曾作诗《石潴》来描写唐代长沙铜官窑工匠们泥洞深掘，旋胚彩绘，龙窑长宽，柴火烧瓷，焰炽冲天，瓷业繁盛的场面。这次对遗址的深度挖掘帮助了今人追寻昨日的历史，窥视往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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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窑、铜官窑、潭州窑
大凡一个古陶瓷窑口的命名，古有旧名则援用其名，如岳州窑、越窑、邢窑等；没有旧名，则根据窑址所在地的名字重新命名，如河南的扒村窑等。长沙窑窑址在古文献上少有记载，更没有窑址名称，所以窑址的名称只能根据地名来设定了。
最初在上世纪50年代国家文物专家考察时，考虑到窑址紧挨铜官镇，而铜官镇烧制陶瓷又有悠久的历史，定名为铜官窑则大有追根溯源之意。然而，随着对长沙窑深入地考察和研究，一些专家认为“铜官窑”的名称不够准确，其原因有二：一是现在的铜官窑烧造的是陶器，而唐朝的窑烧造的是瓷器；二是“铜官”的地名太小，远不能与唐朝这个窑口的市场范围及历史影响相匹配。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古陶瓷专家们的斟酌，遂以“长沙窑”作为这个窑口名称，但古陶瓷专家仍有不同意见，因此遗址保护牌上还是兼顾各方观点而铭以“长沙铜官窑”的名称。最早来考察这个遗址的专家，也就是我国著名的古陶瓷界权威冯先铭先生也曾提出过命名“潭州窑”较好，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最终没有采纳。
那么，现在用得最多的名称“长沙窑”是否得当呢?“长沙”一名，秦朝已有“长沙郡”，汉朝有“长沙国”，即使到了唐朝，“长沙”的地名也始终存在。武德三年，唐高祖曾封李世民之子李恪为长沙王；天宝元年，此地改名为“长沙郡”，唐太宗的重孙李岘便当过“长沙郡太守”；唐朝著名书法家怀素在他的自述帖中就说：“怀素家长沙”，而并非“家潭州”。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潭州“有府一，曰长沙”。
湖南省的古陶瓷专家对长沙窑的创烧年代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在安史之乱前后，兴盛于中晚唐；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隋唐时期创烧，延续于整个唐朝和五代。不管哪种观点，长沙窑的创烧时期正是此地名为“长沙”之时。
由此可见，定名“长沙窑”也不是没有讲唐代地名的历史渊源。而且，以历史地名的影响力来看，“潭州”之名远不及“长沙”名字的历史悠久和深入人心，对宣传长沙市而言，恐怕“长沙窑”的名字更为有利。
最后补充一点，曾有研究者认为唐代长沙窑是官窑性质。古陶瓷学术界所指的“官窑”是专门为皇帝烧造瓷器的窑口，并非官府管理的窑口就是“官窑”，连能够向皇帝进贡瓷器的“贡窑”都不能称为“官窑”。要证明“长沙唐代潭州窑是官窑”这个命题，我们以为还是要从实物中去寻找证据。最近有人发现了一片写有“窑司垸子”的长沙窑瓷片，窑司是官府中专门管理窑业的部门，由此便能够证明当年确实有官府在管理着这片规模庞大的瓷器窑场。
珠山官窑遗址出土的永乐瓷器！
明代永乐白釉执壶
“官窑”就是封建王朝的皇家瓷厂，而景德镇官窑集中了从元代至清代最优秀的工匠和最好的原料，烧造出了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瓷器。
在中国五千年的陶瓷发展史上，景德镇明代官窑瓷器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其中永乐的甜白、宣德的青花、成化的斗彩精美绝伦，代表了明代官窑瓷器的最高成就。
这批稀世遗珍，是窑址出土物，因年代可靠，学术价值高，享有最权威的断代标尺，为我们广大古代陶瓷集藏爱好者及鉴赏投资人士提供了最为可靠的物证资料。
这些瓷器全都是景德镇珠山官窑遗址出土的“明三代”落选官窑瓷器贡品碎片，经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后的稀世遗珍，虽残却能代表明代官窑瓷器的最高水平和真实面貌。
今天展示永乐瓷。
明代永乐白釉单把四系壶
明代永乐（1403~1424）皇帝朱棣当政22年，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他推行节俭的政策，规定宫廷日常生活不准使用金银器，这极大地推动了官窑瓷器的生产。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陪都，两京宫廷所需瓷器大增，客观上促进了瓷业的发展。
朱棣是一个仪表堂堂而又讲究生活细节的人。他衣冠整齐，一丝不苟，为防弄乱胡须，甚至在睡觉时会戴上胡须护套。
在瓷器制作上，要求精益求精，器物制作必须轻薄规整，不许马虎。因此，永乐时期的瓷器制作可以说是明代最规整美观的，并以生产瓷胎细白，瓷釉呈半木光，温润而又庄重，精细而又含蓄的“甜白釉”白瓷最为著名。
明代永乐白釉军持 高20.9厘米
1983年出土于珠山。器身成梨形，下腹部有凸弦纹三道。唇口小颈，流细而长，流口饰凸起弦纹三道。圈足内有不匀的刷釉痕。器座为由下而上的多级台面，其与器身连接处为一中空的球状凸起物。
明代永乐白釉梅瓶
明代永乐白釉浮雕莲瓣纹束腰三足座
1983年出土于珠山。通体施甜白釉。器口作平底折腰盘。盘口饰双珠一圈，盘外高浮雕仰莲三层簇拥，束腰部饰浮雕缠枝花，底座台面绕以浮雕覆莲两圈。下部边口作凸线卷曲牙子纹，三足作云头式折而外转。其口部的一圈双珠尚有元瓷装饰的遗风，而一器装饰变形莲瓣达五层之多，当与永乐时宫中崇尚佛教有关。该器造型庄重、别致、构思精巧，是一件受石刻影响的陶瓷珍品。
明代永乐白釉三壶连通器
1983年出土于珠山。该器造型奇特。口作杯状，杯底有花形筛孔，通过颈部的内管及其下的三扁管与三个带圈足的球状皿相连通。颈之外层以镂空花纹为饰，器身饰凸起的弦纹七道，其间锥刻阿拉伯錾金纹样。从断面观察，除了三个球状皿的下半截为轮制旋削成型外，其余部分均采用模印分段黏接而成（其转折接合处作子母口），故部件多，结构复杂，成型难度大，当年成品率不会太高。
明代永乐白釉单把罐
明代永乐白釉金彩花卉纹敛口钵
明代永乐白釉八方烛台
明代永乐白釉锥花僧帽壶
明代永乐白釉双耳扁壶
明代永乐白釉盘口兽耳颈瓶
明代永乐白釉荷叶盖罐
明代永乐白釉爵
口径15.2厘米，高11.2厘米
1983年出土于珠山永乐地层。据宋人朱熹撰《绍熙州县释仪图》谓；爵的舟形口较尖的一端为“尾”，较圆的一端为“流”，口沿上的一对角形物为“柱”，腹的小环名“鋬”。该器口若舟，舟形口沿上着一对短柱，流短而圆，尾较细尖长，腹圆而浅，底似斧，有三足，外腹下部有一接头即弦纹一周，腹外一侧有一半圆形鋬，器内外均满施甜白釉，仅平底无釉，底心有支烧痕。
明代永乐白釉四系矮壶
口径17.8厘米，足径16厘米，高17.8厘米
1983年出土于珠山永乐地层。身矮腹丰，直口平肩，肩部有四系，流较粗短高过瓶口，浅圈足，足外撇，通体无纹饰，施甜白釉。其造型饱满，容量大。
明代永乐红釉刻花云龙纹梨形壶
明代永乐釉里红云龙纹梨形壶
口径4厘米，足径5.6厘米，高12.6厘米
1984年出土于珠山永乐地层。壶身作梨形，圆口，珠顶盖，弯曲流，盖沿与柄的上端各有一小系，圈足外高内浅且微外撇。壶身以釉里红绘双龙戏珠，其间饰十四朵小祥云，腹下部与盖均饰变形莲瓣一周，盖顶绘成花蕾状，流两侧与足壁绘有卷草。
明代永乐红地白云龙纹高足碗
明代永乐绿地酱彩龙纹碗
口径10.2厘米，足径4.3厘米，高5.4厘米
1984年出土于珠山永乐地层。碗内壁及圈足内施白釉，外壁绘酱彩双龙戏珠及变形莲瓣一圈。此碗为高温烧成后在外壁露白处填以低温铅绿彩，在经低温[700--800]摄氏度焙烧而成。集高，低温彩饰于一身，开启了宣德青花填黄，青花（矾）红装饰的先河。
明代永乐青花海浪仙山纹双耳三足大香炉
1994年出土于珠山东门头。束颈，鼓腹，兽形腿，颈部饰以鼓钉，双耳呈"S"形，耳与腹部连接处饰有朵云状雕件。通体绘青花山石海水。该器造型雄伟，海浪纹气势磅礴。
明代永乐青花海浪刻白龙纹大扁壶
明代永乐青花伊斯兰花纹扁壶
口径3.3厘米，足径6.8厘米，高30.2厘米
1994年出土于珠山永乐地层。椭圆形足 底施釉 径部饰缠枝菊纹一周，壶身两侧各饰伊斯兰式花纹，周绘卷草。
明代永乐青花折枝花卉纹盖皿
口径21.8厘米，足径16.7厘米，高14厘米
1994年出土于珠山永乐地层。唇口， 鼓腹，矮圈足，盖作子口式，宝珠顶。盖面及器腹部各绘折枝花卉六朵。
明代永乐釉里红梅竹纹笔盒
长31.8厘米，宽7.2厘米，高8.2厘米
1984年出土于珠山永乐地层。子母口，平底，底部无釉。盒分隔成三格。盒盖与盖内均施满釉。盖面绘釉里红梅竹纹，侧面绘缠枝花。盒身外壁绘缠枝莲。传世之瓷笔盒，最早为宣德青花器。宣德器盖内绘有折枝花，此盒盖内素面无纹饰。其盒内之分隔形式与此亦稍有不同。此件不仅年代尚早于宣德器，且为釉里红装饰，为仅见的永乐孤品，亦为宣德青花笔盒的祖本。
明代永乐青花开光龙纹执壶
明代永乐青花松树小景纹大盘
明代永乐青花六出开光莲花纹花口折沿大盘
口径40.5厘米，足径23.7厘米，高7厘米。1994年出土于珠山永乐地层。折沿，菱口，孤壁起棱，矮圈足，白砂底。白釉泛青。盘心六出开光绘枝莲花。内壁均匀绘十二朵折枝四季花卉，内折沿饰一周缠枝莲纹，外壁绘折枝莲及灵芝。青花呈灰蓝，并有黑色结晶斑点。
明代永乐青花瓜瓞纹折沿盘
口径33.6厘米，足径20.5厘米，高6.5厘米。1994年出土于珠山永乐地层。敞口，宽折沿，浅弧壁，矮圈足外撇，白砂底，胎较厚，白釉泛青。盘心绘一瓜瓞。内壁以莲花。茶花。月季。石榴。芍药。牡丹等组成一周缠枝花卉，内口沿饰江芽海水纹一周，外壁绘折枝石榴。葡萄。荔枝。桃。樱桃。白果等瑞果纹。青花色淡优雅。此器所绘瓜果丰富生动，盘心绘两个西瓜蔓叶相掩，植于园地，外壁饰四季鲜果，给人以浓郁的自然意趣。
明代永乐青花并蒂莲花纹折沿大盘
明代永乐青花牡丹纹折沿大盘
明代永乐青花海浪白龙纹敞足梅瓶
明代永乐影青刻海浪青花龙纹罐
明代永乐青花龙纹盖罐
明代永乐青花折枝花卉纹直口大碗
明代永乐青花荔枝纹窝盘（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修复）
口径29厘米，足径20厘米，高5.5厘米
1994年出土于珠山永乐地层。敛口，浅弧壁，矮圈足，白砂底。盘心绘一株地上的荔枝，内壁饰缠枝花卉，内口沿饰缠枝卷草一周，外壁饰缠枝莲。石榴等花卉。
明代永乐青花海水龙纹爵、歇爵山盘
明代永乐青花菊纹执壶
明代永乐青花折枝秋葵纹玉壶春瓶
明代永乐青花缠枝莲花纹玉壶春瓶
明代永乐釉里红云龙纹梅瓶
明代永乐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
明代永乐青花釉里红海兽纹高足碗
口径15厘米，足径4.5厘米，高10.6厘米
1999年出土于珠山永乐地层。侈口，曲壁，柱状足，足中空，施白釉，外壁宝石蓝釉，饰釉里红赶珠龙纹两条。内壁白釉，印赶珠龙纹两条。
明代永乐内红釉外釉里红点彩纹碗
明代永乐红釉高足碗
口径5.3厘米，足径4.3厘米，高10.7厘米
1993年出土于珠山永乐地层。侈口，浅弧壁，柱状足微外撇，内中空，饰白釉，内外通体施红釉，内壁隐隐可见印有双龙纹饰，碗心印有“永乐年制”四字双篆书款。由于红釉在烧成过程中的特殊原因，碗心所书“永乐年制”篆书款特别清晰，是迄今为止高足碗中纪年铭文最清晰的一件，弥足珍贵。
明代永乐黑釉双耳三足炉
口径12.8厘米，高11.6厘米
1999年出土于珠山永乐底层。折沿，鼓腹，双鱼形耳，三足。外壁通体施黑釉，内壁涩胎。腹刻白书;“永乐二十一年岁次癸卯”，吉日喜舍湖坑大桥求”从器物形制与刻书内容来看，应为祭祀用器。
长沙铜官窑的古陶瓷之
位于湖南省望城县丁字镇古城村的长沙铜官窑又名长沙窑，是唐代著名的外销民间瓷窑，１９８３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沙铜官窑于１９５６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现后，１９５７年经北京故宫博物院冯先铭、李辉柄先生复查后正式确认，揭开了世界釉下彩瓷发源地之迷。１９６４年冬至１９６５年春，１９７８年１月至于１１月，１９８３年３月至１２月，１９９９年９月至１１月，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先后进行四次科学发掘，获得彩瓷标本和陶瓷器物近万件，实物证明，长沙铜官窑开创世界釉下多彩先河，堪称陶瓷史上里程碑。
１、最早发明釉下多彩
釉下彩发明，突破了当时“南青北白”一统天下的局面，极大地丰富了瓷器装饰艺术。我国已故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在《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一书中高度评价：“长沙窑是我国釉下彩的创始地，对宋以后瓷窑有极大的影响……，为天下第一，也不过分。”
２、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
早在唐代，长沙铜官窑瓷器就出口２９个国家和地区，通过水运，从湘江入长江，经扬州、宁波、广州口岸，开辟了一条通往南亚到北非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对外文化交流史上，对世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是长沙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
３、面积最大的古文化遗址
从望城县丁字镇石门矶到铜官镇誓港“十里陶城”一带，已发现窑炉９座，窑包１３处，遗址面积达３０万平方米，是我国文化遗址面积最大的。
４、保存最为完整唐代古龙窑
位于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中心的谭家坡古龙窑，是唐代以来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的古龙窑。窑址正南北方向，总长４１米，最宽处３．５米，最窄处２．８米。坡度陡处２３度，平缓处９度。
５、最早发明铜红釉烧制
铜红釉烧制成功，成为世界彩瓷史上始作俑者，为宋钧、元明清釉里红及祭红、郎窑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把铜红釉发明烧制时间，从宋代提早至唐代，推前３００多年。
６、最早的釉下彩绘
长沙铜官窑的彩绘有花鸟画、动物画、人物画、山水景物画、写意画，题材丰富，色彩绚丽，生动简洁，纹饰潇洒飘逸，独步天下，对唐以后瓷绘艺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是世界上最早的釉下彩绘。
７、最早开创模印贴花
独具特色的模印贴花是用陶泥上模印出花纹后，粘贴在瓷壶的系纽或流下，再施以彩釉。模印技术十分精湛，人物可数清根根胡须，动植物栩栩如生，建筑物富有立体感，堪称世界陶瓷史上一绝。
８、最早的“股份制”合作
长沙铜官窑属民窑，“十里陶城”面积３０万平方米。已发现９座龙窑，很显然，一家一窑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座窑可烧上万件瓷器，所以，从地下挖洞获取瓷土到家庭作坊制作、装饰、烧制等过程，必须通过多个工匠或多个家庭合作才能完成。为了减少耗费，提高成功率，一座窑有可能是多户合伙集中烧制，这一分工合作、合作分工的过程，形成了技术和劳动力合伙，达到共同参与、共同管理、共担风险、共同分红的目的，只是唐时没有“股份制”这个提法。
９、最先涉足商业广告语
聪明的长沙铜官窑经营者们，为了使自己的产品抢占市场，博得市场买者青睐，便在器物上用釉下彩文字标出“绝上”、“美酒”、“卞家小口，天下第一”，“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恶意”等广告语。
１０、最先创釉下彩诗文题记
长沙铜官窑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瓷器大部分还保留着唐人的手迹——彩绘和墨笔题诗，目前整理出“七绝”和“五绝”６３首。这些瓷器上的诗，虽未落款和署名，也非名人名作，却是当时最流行最普遍的民间风格，其中有１０首出自《全唐诗》，其他５３首均不见史书记载，无论是诗的内容，还是书法的艺术美感，都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还有大量题记，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悬钓之鱼、悔不忍饥”、“君子喻于义”、“牛怀舐犊之恩”等在瓷器上出现。这些诗或题记既通俗易懂，又发人深思，开创了陶瓷文化品味新领域。
１１、最先涉足货主订购题记
长沙铜官窑工匠们商品意识很强，经营面向市场、把握市场，根据市场上买者喜好制造产品。如“会昌六年三月，内造此瓶，约成三阡文齐良”铭文，是世界上目前涉足货主订购的最早铭文。
１２、最先涉足商品价值铭文
长沙铜官窑抢占市场，成功之要诀是做到了价廉物美。有时甚至把卖价直接制作在器物上，实行明码标价，真是用心良苦。时至今日还在影响经商人的商品意识。如“有钱冰亦热、无钱火亦寒、五文”壶。
１３、最先涉足姓氏铭文
长沙铜官窑瓷器的制作过程，为家庭作坊制。从发掘出土的器物中，有“张”、“何”、“刘”、“王”等姓氏铭文，这些姓氏铭文有可能标明是哪家哪家制造，反映一种潜在的竞争意识；也有可能标明是为某姓所用，投其所好。
１４、最早吸收外国文化
唐代长沙铜官窑的产品主要销往西域大食诸国，所谓“大食”，原系波斯的一个部族名称，唐代以来，阿拉伯帝国则称“大食”。大食吸收希腊、拜占庭、波斯、印度等先进文化，形成了多民族的“阿拉伯文化”。长沙铜官窑为适应外销需要，引进阿拉伯文化，创造出了很多新产品。如人物釉下彩绘中有“外国女郎”、“异国情侣”。模印贴花中人物有骑士、胡人吹笛者和舞蹈者；植物有“葡萄纹”、“棕榈树”、“铁树”、“椰枣”等，动物有“摩羯”和特殊装饰的狮子，“摩羯”是梵语译音，或作“摩伽罗”，人们将它视为河水之精、生命之本。还有抽象几何图形，给人以自由欢乐，奋发向上之感和潜在的美，阿拉伯人十分感兴趣。引进外国文化这又是一大创举，给外销更增添活力，促进市场的繁荣，从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文物报版 余耀国）
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上万件元代瓷器
内蒙古频道７月６日电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对集宁路古城遗址为期３年多的考古发掘中，目前已出土了１万多件完整及可复原的元代瓷器，其窑系众多、数量巨大、珍品迭出，前所未有。这是记者日前在内蒙古自治区出土辽金元瓷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获悉的。
据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永志介绍，集宁路古城遗址位于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巴音塔拉镇土城子村。路，为元代仅次于行省的第二等地方行政区划。为配合当地的一条高速公路建设，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从２００２年５月开始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集宁路古城遗址约１平方公里，目前已发掘面积１万多平方米，发现大量房址、水井、窖藏、墓葬和集市遗迹等。在众多遗存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大量的瓷器，完整和可复原瓷器达到了１万多件。其中有两件保存较好的瓷器为国内外首次发现，一件是釉里红玉壶春瓶，另一件是青花梨型注壶，两件文物极其珍贵。此外，还出土了７件完整的元朝官僚贵族和富裕大户才能拥有的元青花瓷器。
这些出土的完整瓷器多见于窖藏，瓷器器形主要有碗、盘、罐、瓶、碟、盏等，种类有青花瓷、白瓷、黑瓷等。从胎釉的装饰特点判断，这些瓷器涉及当时的七大知名窑系：景德镇窑、钧窑、定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和建窑。其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是磁州窑系的瓷器，有“油滴”、“兔毫”、“玳瑁”等种类装饰的黑瓷。而出土珍品瓷器最多的是景德镇窑系的。
据史料记载，位于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交接地带的集宁路当时为榷场（元朝在边境所设的互市市场），在公元十四世纪中期毁于战火，之后未建新城，官民逃避战火时窖藏了许多瓷器，因此这个古城的文化层得以完好保存至今，出土的瓷器也较多、较完整。（完）
隋唐大运河遗址出土瓷器的特点
1999年，为配合基建，在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柳孜行政村发现了沉寂地下、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开挖的人工运河的河床、河堤、码头、瓷器等遗物。撩开了这条总长约五千华里、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的人工运河的神秘面纱，拉开了隋唐运河考古工作的序幕。翌年，柳孜码头遗址被评为“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被国务院公布为国保单位。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2000年4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徐苹芳、黄景略、张忠培等老专家曾这样评价柳孜运河遗址出土的瓷器：“瓷器太好了！跨越时间长，近十几个、二十几个窑口……瓷器相当重要，要很好地整理……这是一条陶瓷之路，不论是遗址还是瓷器都是极为重要的！”
一、大运河瓷器运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这个问题应是中国“陶瓷之路”提法的主要内涵。研究运河和瓷器，离不开运河的经济、运河的文化这两个大话题。这应该是两个专题。在谈到大运河瓷器运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可不可以设想划一个“运河经济文化带”呢？所谓“运河经济文化带”，即区域上以运河为中心，各种物资的分销、集聚，明显受运河的制约和影响；各种生产技术因运河相关信息而生长、传播；各种民俗民风显然在运河开通以来，因各种社会建设、城市的兴起、典章制度的确立等而派生、滋蔓等等。这有待作专题讨论。
大运河从隋到南宋早期或中期大约500多年的使用时间。在这个时间内，唐宋瓷器制造业在我国陶瓷史上处于巅峰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陶瓷制造、运销及陶瓷文化的传播应是空前的，是一块很重要的研究内容。
日用和陈设陶瓷与千家万户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这不是夸大其词。特别是在市井生活光怪陆离、繁荣而丰裕的唐宋时代。饭馆、酒肆、茶摊、药店里面；茶几、桌案、大小厅堂之上，陶瓷器皿无处不在。从陈设的仿古陶瓷，到生活必需品，连同玩耍的蛐蛐罐、专用来斗茶的各式碗、吹奏的小乐器和小动物、人物瓷塑等等，其使用范围几乎囊括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品种和用途可谓开后世之先河。一是产，二是运，三是销。运输这个中间环节给产与销架起了桥梁、铺成了通道。运河的开通为瓷器的销售打开了销路，销售数量的增加又刺激了瓷器制造业的发展兴旺，促进了工匠们制作技巧的改进提高。精美的制瓷技术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利润。唐宋时期制瓷业的繁荣、窑场数量的增多已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南北方制瓷业借运河之便利，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史实。
以国保单位运河码头遗址所在地的安徽柳孜为例——柳孜在唐代始为镇的建制，属宿州临涣县，是宋州与宿州间的要会，是运河边上的重镇。它不仅在军事上位置显要，而且在社会区域经济发展中，它同样担负起了货物集散的职能。按宋天圣十年所刻柳孜砖塔碑文的记载，柳孜当时既设监押、巡检，又有税务官，可见其所处位置应为唐州县以外的新兴市镇与草市，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方圆百里，它像海绵汲水一样，吸纳各种社会物资通过柳孜码头和大运河分销到中国的南北方；又像一道道靓丽的光束，把从全国各地运来的各种新奇物资商品，通过柳孜镇辐射到方圆百里的州县集镇，这当然包括琳琅满目的陶瓷制品。柳孜和运河一样，共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了唐宋王朝的政治统治。据史书记载和考古资料表明，仅国保单位柳孜码头遗址所在地的安徽省濉溪县，其境内约40公里的运河河段，沿途就有第城、茅城、蕲泽镇、白掸县、涣北县、柳孜等城镇。城镇的兴起，人口的增多，社会物质的积累以及全社会消费水准的提高，都说明了运河包括柳孜这样的城镇，藉运河之便利，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以上的繁荣发展与封建王朝制定了与漕运和运河有关的政策和措施是分不开的，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载：“（韦坚等）请于江淮转运租米，取州县义仑粟，转市轻货，差富户押船，并负责赔偿损坏，以增加唐中央的粮食和其他各地的土特产”。《旧唐书》卷一百零五《韦坚传》又载“（韦）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广运）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柎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韦坚的改革，不仅有了专门用来运输名瓷、酒器、茶碗等的货船，还专设了放置包括瓷器在内的地方土特产的义轮，使得漕运的数量和品类比过去大大增加，对巩固经济基础、稳定政治中枢无疑起到了巨大作用。
柳孜有没有这样的义轮呢？试想，约五千华里的隋唐宋运河沿线，五百多年的使用时间，该有多少这样的瓷器专用船和义轮啊！总之，运河开通后，仅东南系统运河，除上述小市镇外，还有宋、宿、泗、楚、扬、润、常、苏、杭等州，它们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是与运河的开通有很大关系的。那么，陶瓷器的生产、运输和销售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也应该占有相当的份额。
二、大运河出土瓷器的特点
弄清这个问题，在研究和整理运河出土瓷器方面可以少走弯路，避免重复劳动。我们知道，一般窑址的出土瓷器其时代特征和历史分期，包括自身的诸如用料、釉色、烧造工艺等特征的研究，现大部分已成定论。也有个别可归属某大窑系的新窑口刚刚发现。但除了运河出土已成定论的或刚发现的各窑口的瓷器，在研究方面有其共性外，运河出土瓷器还有其自身的以下几方面的突出个性：
（一）间接横向的社会多方面联系特点
这一特点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瓷器窑系之间的各种联系和瓷器产运销之间以及与社会各行业间的各种联系。
前一种联系是很明了的，即各窑系在地域之间，在制作技术和运用材料等方面的相互影响、渗透、融合、借鉴等等。后种联系特点似乎不是瓷器本身直接体现的。而即便是间接体现的特点，仍然是运河出土瓷器研究中不可回避的话题和难以推卸的任务。我们知道：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生活和一定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相联系，它们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同样，运河出土瓷器除上述地域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的横向联系外，瓷器制作生产与出口转运、营销辐射、政策法令等等，也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和连带关系。通过这种种联系，产生了商品流通、市场贸易、漕运河运等方面的政策和制度，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政治安定，社会发展，人口增多，需要生产更多的瓷器制品，这些社会物资的递增又培育和刺激了交通运输业、船舶制造业的发展壮大以及市场的形成和拓展。随之而形成了适应这些行业发展的社会管理和行业服务调控机制。从而使社会和市场经济在这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健康轨道上循环往复，向前发展。因此，运河出土瓷器在经济上反映出的瓷器生产同交通运输、市场营销，在政治上所折射出的与瓷器生产、运销相关的漕运制度、政策法令、行业管理等等方面的联系，便是运河出土瓷器所间接表现出的横向的社会多方面联系特点。这也是运河出土瓷器所包含的运河文化本身所特有的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特点。
（二）跨越时空的群组特点
窑址出土瓷器具有相对单一的技术制作特征，即有别于其他窑址出土瓷器的个性特征。无论窑址出土瓷器有怎样的自身发展变化，亦无论怎样分期分型分时代，它都具有要么是定窑、要么是邢窑、要么是吉州窑的个性特征。我们可以说，这是某窑口、某时代的作品。而大运河出土瓷器则不同，它是散落在河道里的舶来品和集合品，它有突出的跨时空的群组特点。它把不同地域的同时代各窑口的东西集在一起，这是超越空间的集合；它又把不同时代的瓷器聚集在了运河沿线这个同一地域相对空间内，这是时间上的集中。这是隋、唐、宋时期二十多或更多个窑口制品的大荟萃。我们在对已成定论的窑系窑口的制品进行归纳集中的同时，还要对一些非驴非马亦非牛，似A似B又像C的制品这样一些新面孔进行辨识、分类、排比。这些挤进运河出土瓷器队伍中的不速之客，更多的是一些有相似共性的群体，尚可归类。但有的则是一些带有个性的个体，无法用某窑系、某窑口的特征去归纳解释。这种情况，被有些专家戏称为“运河出土瓷器中有很多没娘的孩子。”
上述已知可以暂时归类的群组和暂不明身份的群组和个体，共同组成了运河出土瓷器标本这个大集体。这就是我们在研究运河出土瓷器标本时首先感受到的跨越时空的群组特征。无论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相类群组还是不相类群组，都有数量大、窑口多的特点。
（三）埋藏环境上的特点
运河出土瓷器在埋藏形式上，与其他地区窑址、遗址埋藏的瓷器都有地层叠压关系上的共性。唯有运河这些地层的土质较相似，多半是靠一次次黄水冲刷的痕迹及包含物来作划分的。但在埋藏环境上，大运河出土瓷器与其他地区窑址、遗址出土瓷器相比有其较为显著的特点。大运河沿线有这样一个说法，叫“黄水不过堤”。即黄河泛滥时，从西北过来的大水一般超越不过隋堤（当地群众称大运河的河堤为隋堤）。因此，在运河河堤周围，特别是北侧深3～4米不等全为黄泛带来的泥沙。河床内几乎从现地表至6～7米深的河底也全为黄泛的泥沙。而隋堤往南则为黑淤混合土。结合近年考古资料，证实了堤北唐宋时期的地层在现地表的3～4米以下。这以上的3～4米，全是历史上数百次黄河泛滥而形成的沙土堆积层。
沙土层，透气性能好，保墒性能也好。埋藏在这种土壤环境里的瓷器（少数居住遗址除外），因土层含有机质少、污染小、侵蚀少，总结起来有一些基本共性，即“新、亮、净”。当你看到有些瓷器就像刚从窑中取出的一样新，不相信这会是唐宋时代的老东西、真东西。
“亮”即通常所说的贼光。一般情况下，古瓷由于长时间埋藏，其釉面浮光会自然退去，现出油润的岁月之痕。但有相当数量的大运河出土的瓷器出土后呈现出一种贼亮的光泽，使观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光。
“净”即釉面净，露胎净。除釉面的“新亮”以外，凡露胎的瓷器（生活区埋藏的除外），都很干净。旋纹清晰，很少有附着物；如注意观察，多数有一种枯涩的感觉，但仍然很净。由于有了以上三个特点，看惯了其他埋藏环境下出土的瓷器，很多人往往不敢相信运河出土的瓷器而予以否定。我也借此机会在此呼吁一下，看运河出土瓷器时，千万要口中留情，不可简单否定。
（四）初分谱系与自立门户
我们在对上述瓷器的特点和研究方法进行定位后，接下来的工作应是对号入座，初分谱系。将其磁州窑系的，定窑系的等等归类、排队，这是不言而喻的。再下一步就是自立门户。自立门户的工作量大、难度大。这是因为这条运河兴衰几度，浚而塞、塞而疏，使用了500余年时间，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时间概念啊！大量的陶瓷器大部分经这条水上运输线，从黄河中下游到江浙，直至出口到海外，沿途各州县集镇，上上下下，集散转运，因各种变故而散落的，商铺集市里摆放的，河道里、船舶上遗弃的各种瓷器和残片，其数量是相当惊人的！仅1999年安徽柳孜考古工地发掘的900个平方米中，就出土完整的、可修复成形的瓷器几千件，隋唐宋元明清各时代可辨识窑口的南北方瓷器残片约几十袋，数10万片。这还只能是遗弃瓷器、瓷片的很小一部分。运河，是一座古代瓷器的宝库啊！所以说，原来很多不曾相识的、稀奇古怪的瓷器瓷片，找不着根据的瓷器瓷片就不足为奇了。这对我们有限的经验是个佐证，是个补充，是个考验。运河就像一条大展带，它把五六百年间我国南北方几个时代的各窑系大小窑口的瓷器展示了出来。而运河考古研究工作正像专家们所说的那样却才刚刚起步。
因此，我们要把这些运河里“陌生”的模样记下来，安个户口，自立门户，找出已知的，关注未知的，这是第一要务。待以后大运河以及其他窑址发掘工作做多了、做细了、深入了，各窑系的产品特征都大白于天下了，再做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工作。
铜官古窑址（长沙窑）
长沙铜官窑又称铜官窑、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境内，为唐五代时期民窑，现仅存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大量釉下彩瓷器，证明了这里是釉下彩装饰工艺的发源地，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1988年，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遗址位于湖南省东北部的长沙望城区铜官镇和丁字镇一带，沿湘江东岸分布，分铜官镇和石渚湖两大窑区。历史上长沙窑并未见于任何史书的记载，但据研究，它应从岳州窑发展而来，始于唐初，兴盛于中晚唐，而衰落五代末期至宋代初期。它是一处民间的瓷窑，早期以烧制盆、碗、罐、壶等生活器具为主，后来也兼烧镇纸、砚台等文房用品和动物造型的玩具。其制品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有不少出口，远销至日本、朝鲜、暹罗、南洋甚至西亚、非洲等地。
长沙窑早已废弃达千年之久，目前仅存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已发掘了19处瓷窑，最大的达万余平方米。不少遗址内瓷器碎片堆积如山（自古瓦渣坪的地名由此而来），最厚的达4米之多。其中较典型的是陈家坪窑，它是一座龙窑，依山而建，窑床为斜坡式，长34米，宽4米，坡度约20度。其火膛、火门和风道、烟道等均为砖砌，窑底部有多层烧结面，窑内还残存一些窑具。
长沙窑附近曾有着丰富的瓷土，部分采矿洞坑留存至今。现在古窑周边的制陶业依旧比较发达，部分小型作坊还在使用传统的工艺进行生产。
长沙窑的时代大致可上溯到初唐,中后渐盛行，晚唐鼎盛，衰落于五代末年。窑址包括铜官镇和石渚湖两个赛区，北端依山临江，南端沿江面湖，相距5公里。铜官镇窑区沿江千米，有残存窑场多处，出土以碗最多。石渚湖窑区面积 100多万平方米，现存20多万平方米。窑址区有采掘陶土的洞坑，其中最大一处长85米，深6.5米，宽35米。有废弃窑包，现存13处。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取得唐元和三年（808）纪年铭文和不少釉下彩绘画、题字诗文的瓷器．1978年50多天的调查发掘中。获得遗物 2223件，按器形分44类，款式规格在百种以上。釉下彩绘和釉下彩饰占很大比例，有413件。实用器物、窑具、工具以轮制为主。瓷器胎多灰白，胎表大多涂有白色衬釉，瓷化程度高．纹饰有人物、山水、花草、云气、鸟兽等，美观大方。唐代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唐代商业都会扬州和对外贸易港口明州（今浙江宁波），以及江淮流域的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已有不少出土，在朝鲜、伊朗、日本、印尼、埃及也都有发现。
153件出土瓷器与世博同行
153件官窑瓷器亮相世华艺术馆
“皇帝的瓷器——景德镇珠山出土‘明三代’官窑瓷器特展”25日将在上海世华艺术馆举行，展出珠山御窑厂遗址出土的153件官窑瓷器。其中两件重器——明永乐山水纹香炉和明宣德螭龙纹大罐，日前由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古陶瓷专家刘新园亲自开箱并放入展柜。
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景德镇明代官窑瓷器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中永乐的甜白、宣德的青花、成化的斗彩精美绝伦，代表了明代官窑瓷器的最高成就。流传至今，景德镇“明三代”官窑瓷器已极为有限。1982年，刘新园在一个施工工地发现有明代碎瓷片。在他的带领下，经过20多年的发掘整理，出土了一批景德镇“明三代”官窑碎片，这就是著名的珠山明代官窑遗址发掘。他说，由于瓷器窑变的缘故，御用作坊为了及时、保质保量地为皇室提供物品，常常会多做一些。由于是皇室特供物品，不能流落民间，多余的瓷器只得砸碎了掩埋起来。出土的这批艺术珍品就成了鉴赏“明三代”官窑瓷器最具权威的参照物，也是研究明代官窑制度、宫廷生活和艺术成就最翔实、宝贵的实物资料，曾赴日本及北京、香港、台湾等地展出，到上海办展尚属首次。展出的瓷器上，虽然修复的痕迹清晰可见，但花纹、器具形状大多完整无缺。展览中还有专供宫廷御用的器物，如蟋蟀罐、鸟食罐等。据介绍，宣德帝喜好斗蟋蟀，但传世的官窑蟋蟀斗罐仅3件，而本次一下子展出了18件。
明代官窑特展准备了30件“明三代”瓷器，参观者可以观赏其釉面、彩绘，还可触摸感受其胎质。特展将展至今年11月底。展览期间，还将举办专家、学者讲座和论坛，集知识性、鉴赏性和科学性为一体的大型画册《皇帝的瓷器》同时发行。
简约粗犷的铜官窑
一艘“黑石号”沉船，揭开了铜官窑“海上陶瓷之路”的辉煌历史，船上共有6.7万件瓷器，其中5.8万件来自铜官窑。
长沙铜官窑始于初唐，盛于中晚唐，衰于五代，距今已逾千年历史，其产品是与浙江越窑、河北邢窑齐名的唐代三大出口瓷，自1956年被发现以来，出土已过万件。
铜官窑，从湘江入长江，经扬州、宁波、广州口岸，开辟了一条通往南亚到北非的“海上陶瓷之路”。鼎盛时期，铜官窑瓷器遍布亚洲各地，出口29个国家和地区。唐代诗人李群玉的《石渚》中写道：“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描述的就是窑场繁忙的场景。
铜官窑出土的瓷器极富艺术创造性，种类繁多，造型别致，样式新颖。种类有70多种，分别为壶、瓶、杯、盘、碗、碟、砚、盂、坛、薰炉、脉枕等，还有人物、动物、鱼类等造型玩具。这些瓷器把绘画艺术运用到瓷器装饰上，将铁和铜等掺入颜料，再覆盖上一层釉后入窑烧制，使瓷器呈现褐、绿、酱、铜红等色彩，形成独特的“釉下彩”技术。其装饰手法多样，有刻花、划花、镂刻、堆塑、印花、贴花、绘花等。其中，绘花最富创造性，在釉上和釉下绘出各种花纹。这种釉上彩绘不是在烧好的白釉瓷胎上绘彩，而是釉施在坯胎上，待釉阴干之后，在上面作彩画，入窑烧制，一次性完成。
彩绘的纹饰有几何纹，如四方形、六方形、菱形、圆形等，还有云带纹、山峰纹，这种纹饰用点彩而成，有的还绘成各种飞鸟、游龙、走兽、鱼纹、花卉、人物等。绘画用笔简练，自然洒脱，具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开创了瓷器装饰艺术的新天地。
模印、贴花也是铜官窑特有的风格。模印是先刻划需要的花纹，制成模子，有的用刻有花纹的模子直接拍打在器物的坯胎上现出图案；有的是在薄泥片上压印出花纹，再施青釉，图案有飞凤、飞鸟、飞雁、花蝶、狮子、走鹿、双鱼、武士等。图案构图简洁，线条粗细得体。
铜官窑还开创了以诗文书法装饰瓷器的先河，这在当时十分罕见。目前，已发现瓷器上的诗词与题句，多是流传在民间的五言诗，通俗易懂，具有意境和神韵，如：“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我离君天涯，君隔我海角。”“日日思前路，朝朝别主人。行行山水上，处处鸟啼新。”“上有东流水，下有好山林。主人居此宅，可以斗量金。”这些诗句朗朗上口，是研究陶瓷文化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此外，铜官窑还把绘画、剪纸、雕塑等工艺都运用于陶瓷的装饰中，有的反映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内涵，出口到西亚等地，有的出现了金色卷发女郎、异国情侣等西方人物形象，有的是反映马球运动场景的纹饰，还有哲学格言、民间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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