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意瓷砖。
青海省大通县的上孙家寨，地处河湟之间，古人称此地为“湟中”，在先秦战国时期，这里曾经是古羌人和月氏族集居活动的场所。根据《中国通史》书中的记载：“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败匈奴，取河西地，开设‘湟中’，于是有月氏族人来降，与汉人错居。”
汉宣帝以后，为强化边疆防务，派军队屯守，内地汉人也源源不断地随之迁入青海，他们带来先进的中原文化和农业、手工业各种生产技术，从而促使河湟地域经济空前的大发展，众多汉墓的遗存和这两件出土的随葬品陶猪和陶罐，就是这段辉煌历史的实物见证。
陶猪和陶罐均为灰陶质地，陶猪身长32厘米，高18厘米，身上涂有古拙的卷云纹饰，塑造尺寸比例恰当，神态逼真，工艺十分精湛，猪身前尚摆有一只猪食盆（已残缺）。陶罐高18厘米，口径8.5厘米，底径13厘米，由于这两件陶器长期受地下潮湿的侵蚀，器物的外表都凝结一层厚的白色钙化斑，十分坚硬，又因深埋于红土层下，原本的灰陶变成泛红色的红色陶器，它们的表面光滑细腻，采用的是手工托坯技术，从这两件陶器的制作工艺上看，当时已具有相当高的土陶烧造水平，绝非是从遥远的内地长途运入，而是当地先民的艺术杰作。它为进一步研究青海陶瓷业的形成和发展史，提供了实物佐证。
扩展阅读
陶和瓷的发明与发展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人们把粘土加水混和后，制成各种器物，干燥后经火焙烧，产生质的变化，形成陶器。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陶器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陶器的发明，也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在人类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纪元。
陶器究竟是怎样发明的，目前还缺乏可靠的材料予以详尽地说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注引中指出：“古奎是九世纪最早提出陶器发明的第一个人，即人们将粘土涂于可以燃烧的容器上以防火，其后，他们发现只是粘土一种可以达到这种目的。因此，制陶术便出现于世界之上了”。思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都能各自独立创造出来。
陶器的产生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是先有了农业，然后才出现了陶器。在人类进入新石时代，由于农业和牧畜业的出现，开始了定居、半定居的生活。特别是农业的发生和发展，为人类提供了比较可靠而稳定的可供食用的谷物。谷物都是颗粒状的淀汾物质，不像野兽的肉体便于在火上烧烤食用。同时，剩余的食物需要储藏起来。正因为如此，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定居生活的需要，人们对于烹调、盛放和储存食物及汲水器皿的需要越来越迫切。从而促使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陶器。陶器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在生产斗争中辛勤劳动的结果。从民族学和考古学上都可以得到充分的物证。
陶器出现的具体年代，目前尚难确知，根据考古发掘材料估计，约在8—9千年以前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几千年来一直是人类的主要生活用具。这时的陶器由于烧造工艺的不同，还出现了红陶、灰陶和黑陶等不同品种的陶器。与此同时，人们为防止陶器经火烧或水浸泡断裂，而在泥土中羼入砂子，烧制成泥质夹砂灰陶和夹砂红陶。此类陶器多用于烹调器、汲水器和大型容器。故又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之分。
裴李岗文化---1977年在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村首先发现，经碳十四测定距今约8千年，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此同时在河北武安县磁山也发现同时期的文化遗址，出土陶器带有一定原始性，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陶器。
仰韶文化---彩陶为其主要特征，根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约7000——5000年。陶器皿种类主要有盆、罐、钵和小口尖底瓶等，质地有泥质陶和夹砂陶。
屈家岭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分布在江汉流域的一种文化，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4000多年。
大汶口文化---是继仰韶文化后、龙山文化之前在东方的一种古代文化，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6000——4200年左右，其陶器器型和纹饰也自成特点。
龙山文化---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约4300——3800年，黑陶是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尤以“蛋壳黑陶”最为精美。同时，龙山文化晚期还出现用高岭土烧制的白陶。为后来原始瓷器的发明奠定了基础。
商代，青铜器的制作成就辉煌，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仍以陶器为主。商代陶器仍以灰陶为主，当时已有专门烧制泥质灰陶和专门烧制泥质夹砂灰陶的不同作坊。但到后期，白陶和印纹硬陶有很大发展，尤以白陶最为精美，纹饰采用青铜器的艺术特点，装饰华丽，弥足珍贵。同时，还出现了用高岭土作胎施青色釉的原始瓷器。
西周以后，陶器种类繁多，除陶生活器皿之外，还有砖瓦、陶俑和建筑明器等。到战国、秦汉时期，用陶俑、陶兽、陶明器随葬已成习俗。因此，制陶业更加繁荣。近年在西安发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在陕西咸阳，江苏徐州发现的西汉时期兵马俑，其造型之精，阵容之宏伟，为世界所罕有。
汉代，由于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厚葬风气在民间普遍盛行，制陶业大量烧造陶明器用以随葬。这时，战国时期出现的彩绘陶器得到发展，釉陶也普遍应用，同时在陶明器上用白粉、墨书文字者也大量出现。到东汉晚期至三国，瓷器的烧造技术逐渐成熟，陶器才为瓷器所取代，而退居次要地位。
唐三彩属铅釉陶器，采用高岭土胎，施彩釉烧制而成。宋金仍流行。
东汉红陶楼阁见证古代建筑的风格
汉代公元前206—220年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发展。政治上独尊儒术，按儒家经典拟定朝仪、丧葬制度等，就陪葬人俑数量也按等级给予丧礼规定。
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旧式陶礼器显著减少以至绝迹，东汉中期以后的墓葬中，炫耀地主庄园经济以及依附农民、奴婢的成套模型明器和画像砖、陶制楼阁和城堡模型大量出土。其中陶制楼阁的数量和形式很多，主要出于东汉墓内，其随葬陶器的数量之多和品种之广，大大超过了以往各代墓内随葬的陶器，其中一部分实用器，绝大多数为明器，而且由于地区、墓主和时代早晚的不同，随葬陶器的形制、种类、数量也有差别。江南的广东地区，汉武帝消灭南越以后，随葬于东汉时期大量的陶屋模型，与中原地区差别明显缩小。该楼阁高27厘米，底座为16×18.5厘米，共分两层，由上下屋身、屋顶、底座和平座栏杆四部分组成。下屋身设一前门和一刻划后窗；上屋身设一门三透窗，屋壁上印有麻布状方格纹和绳纹。上下两层以横竖梁插栱支撑屋檐，出檐大，四周有回廊。屋顶为庑殿式，屋面平直。四个屋角和屋顶横脊略有起翘。楼阁门前捏塑有两位侍卫俑，阁内塑坐一官吏俑，用利器刻眼、鼻、嘴，用木片划阴线表示衣纹，用手捏成身躯，体态合理，造型生动。楼阁的整个结构技术满足了大出檐屋面遮阳、避风、防水和凭栏眺望的需求；向上逐步缩小的框架结构，使楼阁造型稳固，收进与挑出的轮廓线节奏分明。总之，高层楼阁的出现，逐步替代了西汉及汉以前夯土筑台建屋的建筑形式，标志着建筑工艺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创造了中国楼阁式建筑的特殊风格，实为不可多得的古代建筑实物佐证。
紫砂文化：宜兴紫砂陶刻的兴起和发展
任淦庭紫砂陶刻作品
宜兴紫砂陶刻由来已久，元人蔡司沾《霁园丛话》里就有“奈于白下获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五文字”的记载，这是目前所知在紫砂器物上题刻词句的最早年代，但仅见诸记载，原物已佚，尚不知是刻于壶底还是壶身。据考证最初的镌刻大多位于壶底和壶盖的边沿而很少见于壶身，其内容也仅仅记载着作者的名号而已。稍后便有在砂壶身上题刻诗句的作品出现，绘画绝少。明“供春壶”之前的紫砂陶刻是用竹尖刀(制陶工具)在坯体未干时刻制的，其刀刻痕与现代意义上的陶刻味有明显区别，后发展成用专门的铁制刻刀在坯将干未干时镌刻。明清以降，宜兴紫砂名气大盛，紫砂壶以简括大方之形、淳朴典雅之色和安逸恬静之态深受文人学士关注，达官显贵、文人墨客来宜兴定制紫砂壶和文房玩具者甚众，如赵宦光、董其昌、顾元庆、郑板桥、吴大徵、任伯年等定制的壶器均署室斋名以传世。紫砂壶成为众多文人闲士品茗吟诗，风花雪月时的把玩物，其典雅、恬适、朴茂的风格正与文人澹泊、雅致、清丽的审美情趣相吻。
紫砂壶镌刻题辞的盛行，推进了文人直接参与创作。有意识地将紫砂壶作为创作的载体者，当推清嘉庆年间的陈鸿寿(字曼生)。陈曼生是著名的“西泠八家”之一，不仅娴熟于金石书画，更是嗜壶成癖。他和杨彭年合作设计的紫砂壶，其色含蓄，其质温润，其形典雅，亦书亦画的陶刻艺术“切茶、切水、切壶、切情”，可谓美妙绝伦。由于陈曼生的倡导及一批金石书画家的参与，推动了紫砂陶刻的发展也大大提高了紫砂壶的品位。陈曼生留下的“曼生十八式”可称道艺结合的经典，后世奉为圭皋。曼生之后“壶随字贵、字随壶传”成了文人和匠师合作时共同认呵的审美标准。与曼生同时代的梅调鼎，曾在一款称砣款式的“秦权”壶上题铭：“载船春茗桃源卖，自有人家带称来”，其文回味十足，其字遒劲有力，方寸之间便构成壶、字、意、情皆佳的绝妙之作。
清末民初，紫砂产业大兴，宜兴紫砂陶商人始请本地书画名家参与紫砂陶刻，此时的陶刻装饰风格渐趋明朗，切壶切情的铭文款识减少，饰壶风格通常为壶身一面题词，一面绘画，诗文大致出自《茶经》或有关茶事的唐宋名句，画面多表现梅兰竹菊或简笔山水，也偶人物，笔意多仿石涛、八大、董其昌意。此时的陶刻刀法老到、技艺娴熟、构陈懋生、陈研卿、沈端田、韩泰、邵云如等人，遂形成了当时的陶刻行业。商户在普通产品上镌刻简单的字域，视技艺高低而刻制不同档次产品，其价位自然也就不同，此时的陶刻品种已从紫砂壶发展到花盆、陶瓶、餐具及其它品种，内容也不限于书法和绘画，还包括任淦庭等名艺人留世，他们的高足徐秀棠、谭泉海、鲍志强、毛国强等今已成为陶刻界的领军人物。又承金陵亚明、沪上唐云、王个移、京华韩美林诸大家的鼎力推助，几代艺人的探求和摸索，紫砂陶刻语言日趋丰富和成熟，形式风格已臻完美。再有大批民间爱好者的加盟，一时陶刻业红红火火，兴旺无比。近年收藏热带来紫砂热，因此陶刻艺术也渐人佳境，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喜爱。
台湾陶史文化的发展
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就知道陶器的做法，用黏土制作各种日常用品，成为人类文明进化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陶瓷的发展是一连续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承先敌，文化的内涵不断地扩充。台湾陶瓷文化的发展随着时代的演进，不同的族群不断地融入，不同的制陶观念、技术和产品在不同的时期中向这块土地汇集，共同形成一部内涵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台湾陶瓷文化。"陶瓷杯体依其性质大致可分为土器（clayware）、陶器（earthcnwarc）、石陶器（stoneware）和瓷器（PorceMn）等四种。人类制陶文明的发展就是循着这个发脉络而发展的，台湾陶瓷的发展也脱不出这道轨迹。以上器的发展而言，台湾从新石器时代的大岔坑遗址中就出土了许多陶片，说明台湾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陶器的制作，后来的圆山文化、植物园文化、卑南文化、十三行文化、以及其它各地的许多遗址中，陶器都是最重要的出士文物。后来的原住民也都有制作陶器的纪录，直到现在，兰屿的雅美族人还在继续用传统的方法制陶。由此观之，台湾的制陶源远流长，历史相当悠久。
陶器在明清时期由汉人开始发展。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人入治台湾时。为了在台南兴建城堡与教堂，曾经从大陆雇用工匠到台湾，制造石灰砖瓦，是为台湾制作砖瓦之始。至于陶器的制作，根据连横（台湾通史）（工艺志．陶制）的记载「郑氏之时，谘议参军陈永华始数民烧瓦。并说明台湾已开始烧陶，只是陶业尚未大兴而已。陈永华「教匠烧瓦」的时间判断应该是1662年(永历十六年)，至今已有二百三十余年的历史。且到1796年(嘉庆元年)之间，南投才开始制造带釉陶器。1804年(嘉庆九年)，莺歌也开始发展陶业，大约要到道光年间台湾的制陶业才比较普及。这段时间，中国传统的制陶技术随着闽粤移民引进台湾，使台湾陶瓷文化脱离史前时期，进入文明时期。产品完全是中国南方文化的色彩，除了建筑用的传统砖瓦之外，主要为日用的水缸、陶瓮、陶罐等粗陶器。比较精致的瓷器与碗盘都由大陆沿海进口，尚无发展的空间。由于这种强势文化的进入，原住民原始的制陶文化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而走向没落乃至消失的命运。
石陶器从日治时期开始发展。日本的企业家看重台湾的陶瓷资源与市场，因而投入台湾陶业制作。他们一方面引进了日本传统的制陶技术和陶瓷品种，另一方面也开始台湾陶瓷的现代化。这段时期人统治当局除了极力扶持其本国的在台企业之外，也开始有计画地从其本国派遣技师来台训练本地的员工;同时本地的企业家也开始派员赴日学习技术，引进日本的制陶技术与观念，对于台湾陶瓷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力。在这五十年之间，东洋陶瓷文化与中原陶瓷文化并存，并使台湾陶瓷间接与欧美先进技术接轨，新文化因子的汇入，使台湾陶瓷发展转向一个新的面貌。
1945年光复初期日本人的势力虽已退出台湾，但是台湾的陶瓷大致仍然承袭日治时期的经营形态。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之后，才使台湾陶业的生态产生另一次重大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新移民掌控台湾陶瓷的重要资源，这批人士的背景与清初以来的陶师完全不同。早期陶师都是从传统的民间窑场出身，完全凭经验来制陶。制品容或有精粗之分，然而实际上谈不上造形设计与审美艺术。新移民中参与陶业者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许多人还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代表着中国管理阶级与上层社会人士。在这批人士的引导之下，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科学的管理与学理研究之路。此外，从大陆来台的艺术家也投入陶瓷的领域，开始注重产品的设计与艺术成分的加入，使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精致化与艺术性，直接催化了台湾陶艺之路。在这个阶段中，台湾陶瓷一方面走向中原的精致文化，另一方面直接面向国际化，吸取欧美现代陶瓷文化。
台湾瓷器的发展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这段时间台湾的陶业生态再度产生重大的改变。经过多年的长治久安，台湾社会逐渐累积了财富，生活水准大幅提升，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国外信息更是大量流通。大批青年学子涌到国外留学，这些人才精英不但带回来最新的制陶技术，也带回来新渐的艺术造形观念，台湾本土人士逐渐取得陶瓷文化的主导地位。在经营策略方面从完全供应内需市场转而以外销冯导向，新产品不断地开发，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在技术方面品质不断改进，脱离传统的陶器走向精致瓷器，另一方面也开始走向陶艺创作之路。整个台湾陶瓷至此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一力面走向本土化，一方面走向艺术化，乃至更进一步国际化。
直到1990年代开始，由于劳工与环保意识的抬头，加上经济条件的改变，使得陶瓷的经营遭遇许多困难，业者纷纷出走，到中国大陆与东南亚投资，台湾陶瓷文化至此由输入转为输出。陶瓷经营形态由工业生产转向商业贸易，产业由蓬勃发展而逐渐萎缩，由炫烂渐渐归于乎淡。惟有陶艺创作方兴未艾，形成另一波段的高潮。
台湾陶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南投的刘案章擅长陶瓷雕塑，作品以陶塑品为特色;松山的蔡川竹擅长釉药，以铜红釉为特色。两人在业余制作一些不以实用为目的作品，初具现代陶艺的本质。1949年之后，大陆来台的画家席德进、廖末林等以花瓶为媒材，在上面从事绘画创作，进一步使陶瓷具备「艺术」的成分。
1970年代左右，陶瓷被用来作为艺术创作的表现媒材，陶艺作品具有美学意义和创作思想，使台湾的陶瓷真正走向艺术化。最初陶艺的创作理念在于对于机械大量生产方式的反动。他们认为机械生产的产品太过于冷感，缺乏人性的温馨味道。艺术作品必须跳脱机械的伽锁，而重新认识人性的价值。当时的陶艺创作以手拉胚为基础，强调手工的价值，作品绝大多数为兼具实用价值的工艺品。这个时期以前辈陶艺家吴让农与林葆家为代表。
紧接而来的创作理念是拒绝手拉胚机的拘束，同时受到抽象艺术的影响，舍弃具象的模仿，以双手为工具，以黏土为媒材，以抽象造形为形式，表现作者的思想与感情。这种创作理念以留美回来的邱焕堂为代表。
其后台湾的陶艺几乎与世界前卫的艺术思潮平行发展，个人的创作理念获得充分的尊重，无论在材料的使用方面或表现题材方面都得到完全的解放。陶艺家常常利用复合媒材作为陶艺创作的表现手法，打破了陶艺只能用黏土作为创作材料的传统束。他们结合陶瓷、木材、金属、纤维等材料来创作，赋予陶艺新的语言和生命。另一力面陶艺家更注重艺术理念的发挥，陶艺走向观念艺术与装置艺术等纯艺术表现，对内探索人类心灵深处的世界，对外批判人生与社会的现实面。至此，陶艺与其它艺术之间的藩篱几乎完全拆除，陶艺创作的天空更加宽广与自由。
陶瓷—中国浩瀚历史的见证者
中文中有三词进入英文，分别是“Tea（茶）”，“silk（丝）”，“china（瓷器）”。瓷器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亦是浩瀚历史长河的见证者。
瓷器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独创的发明之一，可追溯至3000多年以前。瓷的前身是陶，而陶的发现与成型，却在全球遍地开花，历史已有上万年之久。2012年末，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中在江西仙人洞遗址里出产的陶片，经过考证其距今已有2w年，而仙人洞遗址距离景德镇仅有70多公里。瓷器稳定不易变化，一件瓷器制品，从它被塑造出来之后，就不会再发生变化，即便是损坏，也可以复原。瓷器因其稳定的特性不但成为记录历史的重要道具，更是表现人类创造智慧的象征。
《诗经》中用“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这样的词语来形容美人，有种大气而又和悦的庄重，自比那些花花草草的比拟要高明得多。其实瓷器也可以美得如山如河，况且它本身就曾经是山河的一部分，一抔泥土历经九劫十八难般的烘烤，之后便彻底地脱胎换骨，蝶变成了让人赏心悦目的瓷。谁的屋中若有一件蕴含天光地气的好瓷器，就宛如把一派大好的河山都担回了家。
中国的瓷器驰誉全世界，到处受到人们的喜爱。17、18世纪，在欧洲市场上，中国的瓷器用黄金一样贵重，称之为“白色黄金”。2005年，伦敦佳士德拍卖会，元青花“鬼谷子下山”瓷罐拍出2.3亿人民币；2010年，英国一家伦敦拍卖行，一件清乾隆粉彩镂空瓷瓶5.5亿人民币的天价成交。
如今瓷器代表着一个时期的文明与血脉的传承，依旧受到世界的瞩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放异彩.................
陶瓷发展史上先有陶后有瓷由陶向瓷过渡
在陶瓷发展史上，先有陶后有瓷，瓷器由陶器脱胎而来。
我国古代的制陶业有辉煌、独特的成就。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众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陶器碎片。其中有许多已不仅仅是生活日用品，而具有明显的艺术倾向，成为陶制艺术品，如代表制陶业突出成就的彩陶和陶塑。自殷商时代早期起，即已出现了以瓷土为胎料的白陶器和烧成温度达1200℃的印纹硬陶，开始了由陶向瓷的过渡。
最早出现的瓷是青瓷，东汉时期，浙江的越窑出产了成熟的青瓷，这是我国陶瓷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瓷器业的成熟。原始青瓷不同于陶之处，在于原始青瓷比陶器质地坚硬耐用，且器表施釉，敲击声清脆悦耳。
在南北朝时期，白瓷首先在北方出现，白瓷的成功烧造，是我国瓷器史上新的里程碑。至隋唐时期，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商业贸易空前繁荣，推动了制瓷业的进步和瓷器市场的扩大，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南方以生产青瓷为主，越窑为最典型的代表，瓷胎轻薄致密，釉层晶莹细润。唐代邢窑白瓷为所谓“北白”的代表，瓷胎、瓷釉白度都很高，瓷胎坚实、致密，叩之发出金石之声。到唐朝中晚期，出现了以长沙窑为代表的彩瓷，打破了“南青北白”的比较简单的抗衡，从唐末五代开始，我国瓷器史上开始出现了名窑林立的局面。
喜庆中国“游龙红瓷” 见证红瓷当代发展
即将迎来的2012龙年，对中国人有着特殊的意义，每个龙的传人都希望在龙年，能得到龙的保佑。龙是中国古老传说中的神物，是权力和皇室的象征，将龙绘制在红瓷上，喜庆吉祥又尊贵；红瓷，是自元代以来一直烧制难度最大的陶瓷种类之一，是陶瓷界一直以来渴望被攀登的高峰。两者汇聚在一起，当仁不让的成为瓷中明星。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红瓷色泽鲜艳，纯净透亮，是最正统的红色。而在1998年以前，虽然中国人自元朝就开始研究和生产红瓷，但因为其科学技术的限制，并不能烧制真正意义上的红瓷。
中国早期的红瓷又称“釉里红”，以铜为呈色剂，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相继出现了锈红色、窑红、豇豆红、矾红等红色。简单说，它是闷着火烧成的。炉内温度要控制在1300度的高温，如果温度稍高一点，瓷器上的颜色就飞了，烧出来就是一个白色瓷瓶；如果温度稍低一点，颜色就变成黑的，非常不好看，温度高低之间允许的差额仅有10度。听着10度的温差，好像不是很少，但放在1300度的高温里，连1%都没有。当时没有温度计，所以所有的窑工都是凭经验来判断火的温度，困难非常大。这1%的误差就决定了红瓷的生死，工匠宁愿把火控制得低一点，所以早期的红瓷颜色偏黑。
雍正年间所制红瓷在工艺上达到历史最高峰，其红瓷成品红艳，但仍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红瓷器。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近50年后，才在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下研制出了真正的大红瓷器，因此这种瓷器被成为中国红瓷。1998年，中国科学家攻克了陶瓷大红色釉不耐高温的世界性难题，烧出了色泽鲜艳、表面纯净的大红色瓷器，失传近百年的中国红瓷在20世纪末得以重生。这一技术实现了中外陶瓷艺人百年的大红梦，填补了世界陶瓷史上的空白。
中国红瓷，代表了中国独有的陶瓷文化，因此经常被用于高规格的商务赠送。胡锦涛主席与普京总统会晤中，向普京总统赠送了中国红瓷茶具；袁隆平院士80岁生日时，为答谢各界人士，以红瓷碗作为回礼答谢；2007年8月9日，在姚明和叶莉大喜日子里，男篮为姚明定制了“九龙方圆”中国红瓷，成为篮管中心送给姚明的神秘结婚礼物……由此可见，中国红瓷是高档商务礼品的首选。
龙年藏龙瓷，收藏的不仅是好运，更重要的是：当代红瓷的成就离不开古人的苦心钻研；当代红瓷实现了所有热爱红瓷人的梦想；当代红瓷是红瓷飞跃的又一大见证！如果您幸得“龙年生肖红瓷”（游龙红瓷）臻品，请一定要细心珍藏，也许您的这樽“龙年生肖红瓷”（游龙红瓷），将成为未来见证当代红瓷进步的重要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