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意瓷砖。
压力煲不稀罕，陶瓷做的压力煲你见过吗？昨日，爱好收藏的林伯向记者展示了他刚刚淘回来的宝贝——石湾日用厂约1961年制作的陶瓷压力煲。可别小看这个锅，它可是“大跃进”时期“以陶代钢”的历史见证。
陶瓷压力煲不足两斤重
石湾人林伯年轻时在陶瓷厂工作，爱好收藏，对石湾陶瓷收藏也颇有心得。昨日，在林伯家中，记者看到了这只稀奇的压力煲。
压力煲整体呈玉白色，小巧精致，材质为白釉陶，口径上窄下宽，侧面雕刻了几朵墨绿色的荷花和写着“石湾日用陶瓷厂制”这八个字，煲胆的高度和底部直径均为16厘米，煲盖直径只有14厘米，记者拿起来掂量一下，还不足两斤。
最抢眼的是，煲盖中间竖起来的一条大概有10厘米高的出气孔，“这是用来减压的，以防止蒸汽膨胀导致压力煲爆裂”，林伯摸着藏品得意地介绍，出气孔旁边还挖了个硬币大小的洞口，利用外面的压强将蒸汽压在锅里面，“这样就可以不用烧那么多柴了。”更奇特的是在煲盖和煲胆分别有4个“耳朵”，分布在边缘的四个方位，林伯拿出螺丝钉，现场给记者演示怎么将煲盖跟煲胆的4个“耳朵”拼接起来。
讲古：“以陶代钢”时所产
林伯说，“凭借经验第一判断这就是‘大跃进’时期生产的压力煲。”林伯认为这个陶瓷压力煲是在“大跃进”时期苏联与中国断绝关系后所生产。
淘得这个宝贝之后，他还专程打电话给原石湾日用陶瓷厂的厂长陈巨，得知他们当时确实有生产过饭煲、茶煲、粥煲。“当时全民大炼钢铁，钢铁比较缺乏，所以佛山市委接受上级的指示精神‘石湾用陶瓷代替钢铁’后，石湾产生了生产工具用品的耐酸厂和设计日用品的石湾日用陶瓷厂。”
林伯介绍，当时的耐酸厂主要生产了水泵、车床、抽水机和陶瓷轨道，但是石湾日用陶瓷厂还在试验阶段，并没有进行大批量生产，只做出了为数不多的陶瓷用品，因为没有达到预想的要求而没能投入市场。
“这个压力煲虽然做得好看，有历史，但是不是很坚固，经不起高温和高压。”林伯略有遗憾地说，他推测如果真用来煮饭的话可能会爆开，“作为石湾陶瓷历史的一个遗物，它记载了佛山石湾以陶代钢的历史，体现了当时佛山人敢想敢干的精神。”
原石湾日用陶瓷厂的厂长陈巨昨日也证实，约在1961年，该厂确实生产过一批陶瓷压力煲，但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能用，所以没有向市场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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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涨价压力 陶瓷企业以新代旧抬高价
15×１5cm小尺寸白花花的普通瓷砖已在上海各建材市场、卖场失踪，营业员都说现在流行仿古砖、印花砖、玻化砖、抛光砖，陈旧品种早该淘汰了。但上海一家没有名气的建材公司负责人揭露，为了消化原材料涨价压力，瓷砖生产企业想出了“以新代旧”的招数，瓷砖整体供货价被抬升了8%左右。
新品上市价格上涨
揭露瓷砖涨价“招数”的这家公司没有在上海电信114查号台里留名，也许这是该公司负责人敢于报料的原因。据说，从去年就开始上涨的陶瓷原材料价格一直到两个月前才开始稳定。但是经过这次原材料成本大涨价，很多陶瓷企业都倒掉了，剩下的厂家把瓷砖零售价大约抬高了8%左右，原材料新增成本大半转嫁给了消费者。
该公司负责人认为，靠消费者消化涨价压力对瓷砖厂家来说风险不小，瓷砖行业竞争很激烈，产品容易被替代，轻易提价无疑会很快失去市场。但原材料价格飞速上涨，企业不提价就没法存活。在上下游两头逼迫下，瓷砖生产企业对老产品往往不敢提价，而是通过上市新品种来实现涨价目的，比如号称应用了新的科技、采取了特别的花纹，使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忽略了价格判断。
据解释，不少瓷砖生产企业都推出了新品，各厂家给一级经销商比如大的建材市场、商场的供货价已上抬高了8%左右，考虑到流通领域的代理、分销环节，瓷砖市场的最终零售价可能最高抬升了10%。尽管有些代理商、经销商为了尽快销售，自愿让利1%～2%，但大部分涨价负担还是落在了消费者头上。
据记者近日在上海大型建材卖场了解到的情况，价廉物美的小尺寸白瓷砖、马赛克统统不见踪影，仿古砖、印花砖、玻化砖、抛光砖大行其道，表面呈现花卉、纹理、凹凸的面砖、墙砖，售价基本维持在每块10元以上。号称“岁末大赠送”的一家全国连锁外资建材卖场，最便宜的面砖每块卖1.98元，最便宜的墙砖每块卖1.74元，这些促销品的价格相比3个月前几乎翻了一番。
后续涨价遭遇阻力
广东海关统计表明，陶瓷生产企业正在加紧出货。出口退税降低后，广东省陶瓷出口仍保持平稳增长，今年1至8月的月平均出口量15.2万吨，9、10月份分别出口18万吨和16.6万吨，均高于此前水平，但随着这股出口潮的退却，按照以往规律，陶瓷生产企业将转入“内战”，很
可能是掀起新一轮价格竞争，这对消费者倒是没什么不好。
据悉，瓷砖生产企业以新代旧的招数原本符合国家有关部门和陶瓷行业协会的产业导向，这些部门都希望瓷砖和陶瓷生产企业走转型升级道路，通过技术创新和品牌推广创造新价值。因此，瓷砖生产企业新瓶装陈酒的行为可能再接再厉。
据介绍，瓷砖的暗中涨价已对市场需求产生了抑制，目前在上海等沿海城市，建筑装饰市场对瓷砖的需求量已开始萎缩，经销商们只得相应收缩摊子。有些仍从事瓷砖生意的商人开始想办法减少开支，花在仓库、场地上的投入有所下降，瓷砖生意高峰时期曾经每天花费0.7元／平方米的租金，现在已经下降到每天0.5元／平方米，而且现在租借到好仓库相对容易了。
厂商当然也得考虑市场的接受程度。全国连锁的一家外资建材卖场这些天正在全面促销瓷砖，从场面上看，“POP”贴满店堂、堆头摆满走道，打折幅度一般为八折。营业员说促销既是常规动作也是形势所迫，适值陶业旺季，不少原来在旺季月份能够轻松销售1000多万元的一线品牌，如今只得到几百万元的业绩，瓷砖厂商必须加强促销。
产地广东涨价“自保”
据广东拱北海关最新统计，今年1至10月，广东省出口陶瓷制品156万吨，价值24.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7%和23.4%；出口平均价格为1561美元／吨，增长16.7%。广东陶瓷制品出口呈现量增价扬形势。同期，广东省出口建筑陶瓷制品12.1亿美元，增长37.9%，占同期出口总值的49.5%；出口家用陶瓷器皿8.1亿美元，增长15.5%，占同期出口总值的33.2%。上述品种出口值合计占同期出口总值的82.7%。
广东是上海陶瓷市场的主要货源地，“广东感冒上海吃药”，两者具备因果关系。广东海关表示，陶瓷出口均价上升，既是原料、能源等成本上升的综合结果，也是广东企业为了应对未来两大不确定因素的举措。这两大不确定因素是指出口退税率下调及欧盟附加新的卫生指令。
据悉，我国陶瓷产品出口的利润基本来自出口退税，而今年9月15日起，陶瓷出口退税率由13%降至8%。国家宏观调控的结果直接提高陶瓷生产出口企业的成本，缩小企业的利润空间。企业要么不出口，要么涨价出口，而且出口价格的上涨必然带动内销价格跟进。
据说，欧盟的新指令主要针对与食品接触的瓷器制品，可能与食品接触的瓷器制品必须附有由生产商和销售商提供的书面声明等内容。分析认为，中国的建筑陶瓷命运同样不容乐观，将来也可能遭遇麻烦。我国对陶瓷制品的质量检测标准尚未与国际标准接轨，目前国内陶瓷制品的质量难以应对更为严格的欧盟技术壁垒。企业今后做欧洲生意，首先要碰到技术替代及检测费用大增的问题，如果依然按现有思路继续低价抢市场，将在出口领域到处碰壁。
五代文化陶瓷历史
唐代的繁荣最终被唐未的藩镇割据所打破，五代十国则是这种割据局面的延续，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五十三年，先后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家称为五代。然而此时五代，也并非统一的中国，其间战乱频仍，山河破裂，约有十国之多，吴、南唐、闽、前蜀、南汉、北汉、吴越、楚、南平相继出现。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有进步之势，这大概与当时帝王的爱好有很大关系，其中最有影响者为吴越的秘色瓷和后周的柴窑。
对于秘色瓷的“秘色”，陶瓷史学界一直有很大争议，至今尚无定论。常见的解释有三：一是作“秘密”解释，这种解释来于宋人，认为吴越国的越窑青瓷专供朝廷使用，百姓不得占边，二是青瓷釉色之一种；三作“希奇”之意，为“碧色”的误传而来。从目前见到的所谓秘色瓷来看，其胎质呈灰白色，釉质如脂似玉，清澈碧绿，造型典雅、凝重，可以看出制造者绝对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创造才能。秘色瓷代表了晚唐至五代制瓷工艺的最高成就。
五代越窑的窑址仍在浙江上林湖地区，而且更广泛地延至上虞、勤县、临海等地区。所制器物总体上继承了晚唐风格，其装饰手法趋于多样化，使唐代单纯追求釉面效果向包括刻花、印花、堆塑、釉下彩等多样手法转化。
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个著名品种为柴窑，相传是五代周世宗（名柴荣）时所烧造，窑址在郑州。但迄今尚未发现窑址，真正的柴窑器为何种相貌也众说不一。后人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 ”来描术柴窑器的特征。据明代文献记载，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珍贵瓷器，把柴窑器推放首位，可见其艺术价值之高。
历史的见证 日本出光美术馆的中国陶瓷
日本人或许是除中国人以外最热衷于收藏和研究中国陶瓷的了，很多机构或个人收藏有极其精美且具学术价值的中国古代陶瓷精品。出光美术馆的中国陶瓷种类丰富，涵盖多个时期不同地域的代表性作品，被认为是极为重要的私人收藏体系之一。其中的明清官窑瓷器不仅是出光藏品中最优秀的部分，也被誉为日本观赏陶瓷的核心。
出光美术馆
出光美术馆隶属于日本石油公司出光兴产，收藏品以日本、东洋的古美术品为中心，对于中日两国的绘画、书法、陶瓷等门类均有系统地收藏，核心部分是创立者出光佐三的藏品。
出光佐三与中国陶瓷的渊源要追溯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东北的动荡局势。日薄西山的清政府无力阻挡列强的势力扩张，日本于1906年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以公司的名义实行殖民统治。为了保证列车在冰天雪地里正常运行，车辆使用的润滑剂极为重要，包括埃克森美孚、壳牌石油等各大公司纷纷加入到对这一市场的争夺。对于刚刚成立的出光商会来说，这是个绝好的崭露头角的机会。出光佐三从1912年开始频繁出差大连，极力与满铁官员斡旋。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只身一人下榻于大连的大和宾馆。斡旋结果并不理想，回到宾馆的佐三常常为事业发展的不顺陷入焦虑。据出光佐三回忆，当时唯一能够在异乡给予他心灵安慰的，是摆放在宾馆房间中朴素、沉静的中国陶瓷。
在不间断地努力下，出光佐三的事业在1914年出现了转机，获得了向满铁供给机械油的机会。由于事业发展的需要，出光商会在大连设立了分社，距离分社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古董商店——加茂方外轩，是出光佐三出差时经常光顾的地方。店主加茂先生本是每日新闻社的支局长，并非纯粹意义上的买卖人，被人劝说才开了这家古董店。据出光佐三后来的回忆，他每次光顾，加茂先生并不过分热情地推荐什么，只是把他带上二楼，吩咐他不必考虑价钱只管挑选自己真正喜欢的即可。后来每次出差大连，加茂先生都会提前准备二三十件陶瓷供佐三挑选。
1919年，三十四岁的出光佐三迎来了事业发展的一个飞跃。出光商会由于为满铁成功开发出适用于严寒节气的「二号冬候油」，顺利在中国开拓出新的市场，并以此为契机，将事业版图扩大至朝鲜半岛和台湾地区。出光佐三的中国陶瓷收藏也在这一年正式开始。
这一时期的收藏是出光佐三个人审美的体现，寻找真正喜爱的物品，真正可以治愈心灵的物品，是他选择的标准。他从不出高价买藏品，收藏过程也是简简单单、波澜不惊，从未出现过一掷千金的名品争夺或是锲而不舍地孜孜以求。这一时期让出光佐三为之倾倒的中国陶瓷是钧窑，不知是因为其与佐三事业起步时期遇到的中国陶瓷风格相似，还是其沉重古朴、高雅深沉的风格极大契合了佐三当时对于美的感悟。只要发现了喜爱的钧窑作品，他都毫不犹豫地收入囊中。出光佐三最为喜爱的是一件造型古朴的钧窑盘，该器施蓝紫色釉，光泽幽雅，底部刻有数字「三」，应为成套器物中的一件。
私人美术馆的藏品源自收藏者的自身喜好，体现藏家的审美观念是相当普遍的事情，早期的出光陶瓷也不例外。但是后期的出光陶瓷出现了许多与出光佐三审美观念相悖的藏品，在同一类别中体现出完全相反的收藏倾向，这就不能以个人喜好而自圆其说。究其原因，应与出光佐三和多位专家学者的交往密切相关。可以说，今日的出光陶瓷是汲取百家之长，集众人之力的结果。
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的昭和二十六年（1951年），出光佐三开始系统地整理藏品，同时聘请小山富士夫和三上次男进行有关中国陶瓷的学术调查，并指导自己的陶瓷收藏。这一举动不仅改变了后期出光陶瓷的构成，且对出光陶瓷的整体价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元青花开始为世界普遍认同，吸引了世界各地陶瓷研究者和收藏家的目光，成为一大热门，从七十年代开始大量进入日本。随之而来的是明代青花瓷的备受关注，大量出现在市场中。同一时期，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自汉至清的中国陶瓷发展历史逐渐清晰，许多有价值的新资料不断出现。出光佐三在顾问们的指导下，把握住了每一次扩充藏品的机会，在合适的时机一件一件地买入心仪之物，扩大了出光陶瓷的规模。
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特别是闻名于世的宣德青花，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出光美术馆藏有数件宣德青花，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件青花龙纹壶。壶高五十二厘米，是青花瓷中的大型器，壶身上腾驾于祥云之上的三爪龙双目圆睁，跃动感油然而生。据资料考证，这件藏品在一九七〇年前都藏于泰国曼谷，推测是当年明朝政府给泰国（古称暹罗）的回赐品，这或许是这件刻有铭文的官窑瓷器回避五爪龙的原因。与它形制相同的龙纹壶还有一件，目前收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另外一件经典作品是乾隆时期的一对青花红彩龙纹瓶。象形耳上挂有游环，青花纹样虽然繁复但却丝毫不显杂乱，特别是正面用胭脂红的玻璃釉制作的五爪龙和蝙蝠，更显烧制技艺的高超。该瓶胎质细腻、白釉细润、显示了乾隆时期高超的制作工艺。
官窑瓷器之外，出光藏品中也有很多民窑的精美之作，最具代表性的是昭君出塞图罐。这是一件元青花人物器，表现了西汉元帝时期胡汉和亲，王昭君下嫁匈奴的故事。该罐白釉泛青，纹饰繁密，裾部位置绘有元青花典型的变形莲瓣纹。昭君骑在一匹白马之上，怀抱琵琶，身着汉装，前后各有一胡服女子随行。画面中山石掩映，苍松翠柳杂衬其间，构图疏密有致，布局匀当，笔法娴熟，表现出元代画师深厚的艺术功底。
此外，出光佐三还积极支持与中国陶瓷有关的文物考察。在回忆录《我的六十年》中他这样写道：「有人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藏品，其实我只是按照顾问们的建议一点一点收集而已。我没有什么鉴赏能力，都是委托专家们去做的。」出光佐三曾说自己的一生都在被「美」引领，每一件藏品都记录了他人生不同阶段的故事和对美的感悟，其中既有事业发展的困境，也有国家命运的改变。出光美术馆的中国陶瓷，自上世纪初与出光佐三在中国东北相遇开始，就注定要作为时代变迁的见证者，向后人讲述两个国家将近一个世纪的恩怨情仇。
【原创】广陶汇陶瓷：以用户满意为赢家的陶瓷
陶山瓷海，万万千千、千千万万，质量也好，品质也好，种类：规格、花式、原料、色彩、五花八门，百巧千奇、万般变幻。缤纷究竟如何选择呢?选也好、调也好、换也好、以你满意止境，这就是公司的宗旨。你还需到哪里去找满意呢，难道你的选择不就是为了找到满意吗，这就是广为用户欢迎的佛山市禅城区广陶汇陶瓷有限公司。营销中心位于佛山市意美家陶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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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知识：广东陶瓷的历史——元明两代的瓷器
元代由于贵族的残酷统治，民间手工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广东瓷业相对衰落。这一时期的窑址仅在潮安、遂溪、汀迈发现十三处，其中有十处分布在海南岛汀迈偏僻的山区。从调查材料和文献记载来看，当时主要采用龙窑烧瓷，但也有采用馒头窑的。潮安窑规模不大，产品不多，主要系仿制浙江龙泉窑青瓷，胎质较厚，火候极高，釉色晶莹，开片和不开片的均有。器形仅见碗、碟、洗、杯、壶、罐等类。其中出土的一件《荷叶盖罐》(第一种是以梅县、廉江、遂溪为代表，大量烧制粗糙的民用青釉素面瓷器。第二种是以惠阳白马山和惠东新庵窑为代表，大规模仿烧釉色晶莹如玉的龙泉窑瓷器。釉色以青釉为主，也有灰釉和黄釉，同时还有极少数的白釉。青、灰、黄釉碗、碟、杯外壁均刻有水波纹、花瓣纹或直线条纹环壁一周，均敞口圈足。碗，碟内中心有些刻印有文字和符号，如福、寿、宁、仰、青、卍等，字体有正草两类，均为阴文。第三种是以揭西河婆窑、博罗角洞窑和饶平九村窑为代表，大规模烧造青花瓷器。碗、碟、杯等多侈口平唇，深腹，圈足。青花蓝中带灰，白地，器外壁分别描绘梅、兰、菊、竹、荷、莲、蕉叶、麒麟、龙凤、人物、山水、游鱼或题诗。有些碗、碟内底写有福、禄、寿、雨香斋和大明成化年制等文字。此外，东莞县明墓出土大量各种类型的青花瓷罐，直口，圆腹，圈足，器外壁彩绘花卉，有不少罐是在器坯未干时，将二个大碗仰覆倒置捏合而成，然后将一方碗底挖去，变成罐口，胎质很厚，火候极高。这些青花罐未见其它省区也未见本省各县市出土，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可能就是东莞的产品，但其窑口至今尚未发现。第四种是以佛山石湾窑为代表，大规模仿烧南北各地名窑瓷器和商周铜器，其中仿钧器最多，器形和釉色都很逼真，极为成功。同时还大量烧造装火化骨灰的黑釉陶坛。
明代烧制瓷器的馒头窑，以惠阳新庵窑为代表。该窑平面为半椭圆形，通长5.23米，只有一个窑门，门顶收缩成弧形状。分火膛，窑室和烟道三部分。火膛低于窑室，后壁垂直，正视为半圆形，高1.75米，下端有十二个横排小烟门。整座窑均系用耐火土夯筑而成。这类窑主要系烧制仿龙泉窑青瓷的窑灶，在广东惠州、河源、惠东、惠阳等地均有发现。但窑后壁烟门数量有所不同，有五至二十五个不等。明代龙窑尚未正式发掘，但石湾正德年间改建的龙窑则从原来30米增长至40米，增加了产品的容量。
陶瓷知识：石湾陶业历史探讨
石湾陶业始于何时？过去一直众说纷纭。李景康《石湾陶业考》云：佛山某君藏有《石湾陶器考》墨稿，据谓先代所著，未经付刻。此书溯源于宋代阳江窑，次述阳江陶匠，因东莞白善陶泥较优，故有建窑于东莞制陶者。厥后由东莞再迁石湾，始设祖唐居。祖唐居系石湾明末陶工店号，意即石湾窑始于明代晚期。此说缺乏论据，不足为信。《陶器考》说：故老相闻，谓明末李尚书待问奉命往潮州办贡瓷，顺道返佛山，见石湾地方可建窑，并能容纳工人，即行建筑。据考证，此说纯属传闻之误。因李待问乃万历年间进士，而石湾传世陶器有宣德、成化旧物，佛山出土的陶器亦有洪武八年、天顺七年和成化壬寅年的石湾窑黑釉陶罐。洪武乃太祖年号，早于神宗万历年十三朝。宣德乃宣宗年号，早于神宗万历九朝。天顺乃英宗年号，早于万历六朝。成化乃宪宗年号早于万历五朝。石湾亦有虞帝庙(俗称陶师祖庙)，创建于嘉庆年间，当时陶业必极兴盛，才建此庙。嘉靖亦早万历两朝。石湾有两座明代正德年间建造的龙窑，一座叫南风窑，另一座叫大灶窑。此外还有明正德年间编写的《霍渭崖家训》，其中提到：凡祠堂祭祀，只有三爵用银外，酒瓶、茶瓶、酒盏、茶盏、碗、碟俱用石湾瓦器(即陶器)，不许用饶州瓷器。正德乃武宗年号，亦早万历三朝，可见创始于李待问之谈，殊背事实。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说：广窑，宋南渡后所建，在广东肇庆阳江。又说广窑在粤名曰石湾，盖南海县佛山镇之一村名也。自明代已迁于此，宋阳江窑今日早已消灭矣。所以过去古陶瓷鉴藏家每谈石湾陶器，最古仅言明代。而每谈阳江传世陶瓷，必谈宋代，并无元明之作，此乃主观臆测难以置信，《南海县志》以及石湾莲峰书院中的清代《禁挖岗沙印砖碑示》也认为：闻石湾之陶始于明代。但《石湾霍氏族谱》记载：霍氏三世祖原山公烧缸瓦窑一座，土名莘岗村，又名文灶。东西俱十六丈七尺，南北俱二丈五尺。(可能是包括部分窑场面积)又说雀氏原籍山西，南宋前迁于广东南雄，宋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再迁于佛山石湾。由此推算，霍氏三世祖原山的时间系在元代。从《石湾霍氏族谱》中的文灶在宋末阳江窑已衰落，一部分陶工分迁于石湾，证之石湾陶工中有原籍阳江的，到现在他们每以清明节还回乡省墓。据推理，此说难以置信。理由第一，南宋末年，从赵昺灭亡(公元1279年)算起，至今已有七百年的历史，一般人已有二、三十代子孙，按惯例来说这些子孙不会再回阳江省墓。第二，广东从唐代至明代火葬一直都很流行，这与当时佛教的普遍传播有密切关系。据《广州府志》载：正德十六年魏校任按察史，禁民火葬。其实当时广东火葬已经成风，难以禁绝。广东南宋一般人死之后，都是用陶坛装火化后的骨灰，然后埋在山上，地面仅用简单的泥块或砖石作为标志。这类陶坛墓不易保存。第三，窑工一般都是贫民百姓，死后不可能建筑牢固的坟墓给子孙后代百年瞻仰。第四，据调查所知阳江至今尚未发现南宋窑址。据此，宋末阳江窑工迁于石湾之说，应属传闻之误。亦有人认为石湾窑始于南宋中晚期，其主要推理是：石湾居民姓氏，极为庞杂，有陈、林、霍、梁、庞等十六姓。考其族谱，多自宋末移居其地，最确者为庞氏始祖，于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至石牌头。石湾至今还有石牌头名称。足资考证。而石湾《侯王庙碑记》所述初到氏族，皆与庞氏族谱相近。石湾田亩无多，可耕之地极少，居民必以陶为生也。这种推论有一定道理，但缺乏考古资料，不足为据。《陶器考》又引《搜神后记》谓王文献曾令郭璞筮其一年吉凶。璞曰当有小不吉利，可取广州二大罂(大腹小口陶器)盛水置床帐上二角因此疑石湾陶器创烧于晋代此说亦属虚渺。《广东新语》说南海之石湾善陶，凡广州陶器皆出石湾乡。据此，《石湾陶器的源流、特色和历史地位》一文推论说陶潜《搜神后记》所说晋代广州的瓦罂应是石湾的产品。这纯属同一附和。广州虽出土有不少晋代陶器，从其胎质、器形、釉色等特征观察，与广东毗邻的广西、湖南，福建、江西等省所出同一时期陶器完全不同，或不尽相同，有其一定的地方特色，可以断为广东所烧。但广东至今已有四十多个县市发现古窑遗址，可见广东烧窑不止阳江和石湾两处，而且至目前为止石湾尚未发现晋代古窑，故广州晋代瓦罂出于石湾之揣测，亦难以成立。
近三十年来，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有关单位在佛山地区和毗邻各县市作了多次古窑遗址的调查。1952年在广州西村皇帝岗发现一处北宋窑址，并进行了发掘清理工作。1954年在阳江石湾村发现北宋窑址一处。1957年在高明大岗山，三水洞口、新会官冲、南海官窑、佛山石湾、中山碗窑径、番禺沙边等地发现唐代、五代、宋代、明代窑址七处，随后又在佛山石湾唐宋窑址所在地之大帽岗进行探挖，发现唐代窑址被压叠在宋代窑址之下。1962年在增城西瓜岭发掘了战国时代窑址一处。1963年在博罗角洞发现明代青花瓷窑一处，随后又在博罗石湾发现明代仿龙泉窑青瓷窑址处。1972年又在佛山石湾西北面的小塘奇石发现唐宋窑群。1973年在南海官窑公社发现一处已受毁坏的南朝青釉瓷窑遗址。1976年复查奇石窑群，并对佛山石湾唐宋窑址进行了挖掘，进一步证实了佛山石湾窑与奇石窑的年代均属唐宋两个时期。上述窑址的调查发现与发掘，对石湾窑的源流、地层堆积、工艺特色、制作技术以及佛山石湾毗邻各地古窑址的面貌及其内含与互相间的关系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佛山石湾唐宋窑址所在地，位于石湾镇之东的大帽岗。这处古窑遗址是1957年发现的。1963年广东省博物馆考古人员到现场复查和采集标本时，并选择遗物堆积层比较丰富的地段继续往下探掘，发观这里的堆积共分三层。第一层是表土层，系逐年从岗顶被雨水冲刷下来的淡黄色沙土，未见任何文化遗物。笫二层是原来的地面与宋代窑址遗物堆积层，内含遗物有长方形窑砖，其侧面有些粘连有很厚的墨绿色玻璃釉，有不少瓷器与匣钵粘连在一起变成废品。从陶瓷碎片来看，釉色有酱釉和青釉等种；器形有碗、碟、盏、壶、杯、罐、盒、炉、沙盆和兽头陶塑；窑具有匣钵、擂盆．试片等。第三层是被压叠的唐代古窑遗物堆积层。内含遗物有青釉和酱黄釉碗、碟、盆、坛、炉等，均系半陶瓷器。坯胎一般显得比较厚重，火候较低，胎质松驰，硬度不强，外壁施半截釉。其中碗、碟与潮州唐代窑址及韶关唐代张九龄墓出土的同类器形基本相同，出土的高身陶坛与佛山、南海、新会等地唐墓出土的同类器形亦基本一致。石湾西北面的奇石村古窑，系同属石湾窑系统的唐宋窑址。这里依山傍水，范围很大，从北面奇石村的虎石山起至南面的崩岗头山止断续绵延长度约三公里。古窑主要密集在虎石山、大庙岗、桂林园、石头岗、新丰顶、岗园山、旁岗山、高岗山、崩岗山等九个山岗，共露出二十多座北宋时期的长条形斜坡式龙窑。从断层剖面观察，其中有三座龙窑，窑底压叠着十一座已受毁坏的平面为半椭圆形的唐代小型馒头窑。这些唐宋窑址出土的遗物其器形、釉色、烧制方法等与石湾窑基本一致。可见当时石湾与奇石是同一时期、同一系统的上下两个窑区。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陶瓷器有不少刻印有张可、安祖、潘南、潘安等工匠姓名。奇石窑器物还刻印有嘉祜口口(公元1056～1063年)、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等北宋年号。这是当时烧窑的绝对年代。
过去有不少人受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的影响，认为许之衡是广东人，他所写广窑史料当有所据，所以在研究广东陶瓷发展史时，也跳不出《饮流斋说瓷》中的时代框框。认为研究广东出产的瓷器，只能追溯到宋代，而且认为宋代广东烧瓷器的地点只有阳江一处。这种从书本到书本的方法，想研究广窑的历史是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的。更重要的是要结合考古材料，才能对广窑的历史有较全面的了解。近三十年来，广东省博物馆等单位先后在广东韶关、曲江、连南、饶平等四十多个县市，调查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西周、战国、汉代至明代古窑址一百七十多处，采集和出土了大批古陶瓷标本。这些陶瓷造形装饰和生产技术，都有一定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它标志着广东不同时期的陶瓷制作技术和工艺水平，对研究广窑的历史，无疑是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至于说广窑只有阳江和石湾的说法，已站不住脚，所以只能追溯到宋代的说法，同样也不能成立。从调查所得材料来看，阳江窑不是南宋而是北宋，佛山石湾窑的早期年代不是明代，而是唐代和北宋。两地陶瓷的胎质、釉色和器形亦有根本上的差异，可见所谓南宋阳江窑明代才迁于佛山石湾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精彩文章_熊钢如-陶人新咏
熊钢如，（1941—），江西省丰城人，室名"半墨斋"。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国陶协陈设艺术陶瓷专业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工艺美术协会副理事长、景德镇陶瓷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已出版《陶瓷雕塑》、《熊钢如作品选》等专着与画册。
五德雄鸡振翅鸣，百荷精品寓深情。
丹青更擅雕龙技，水墨陶泥任纵横。
注释：
① 五德：《韩诗外传》上说："鸡有五德：首带冠，文也；足搏距，武也；敌敢斗，勇也；见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信也。"熊钢如爱画鸡也擅画鸡，他画的鸡千姿百态，生动活泼，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② 熊钢如设计创作的青花斗彩《百荷图》巨型瓷瓶（一对）是江西省人民政府赠送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礼品。瓷瓶装饰图案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区花——荷花，每个花瓶彩刻荷花九十九朵，所以称《百荷图》，寓九九归一之意。
③ 雕龙：原意是雕镂龙纹，这里代指熊钢如高超的雕塑技巧。
④ 熊钢如不仅擅长陶瓷雕塑，而且在青花、色釉、新彩、综合装饰方面均有所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赞扬熊钢如："泥土与水墨，任君纵横"。
作者简介： 韩晓光 笔名 晓寒 江西景德镇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授、全国优秀教师、江西省高职高专院校首届教学名师。近年来已出版《近体诗语式研究》《杜甫诗歌语言艺术》《杨万里诗歌艺术散论》《唐英诗歌选注》等专著九本；在《中国文学研究》《古汉语研究》《杜甫研究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在《中华诗词》《当代诗词》《江南诗词》《江西诗词》等刊物发表诗作近百篇。
见证宋代陶瓷辉煌盛世
宋代中国陶瓷发展的辉煌
宋代是中国陶瓷发展的辉煌时期，不管是在种类、样式还是烧造工艺等方面，均位于巅峰地位，也是扬州陶瓷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
宋代是中国的瓷器艺术臻于成熟的时代。宋瓷在中国陶瓷工艺史上，以单色釉的高度发展著称，其色调之优雅，无与伦比。当时出现了许多举世闻名的名窑和名瓷， 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绘画和陶瓷的伟大时期”。难怪当代陶瓷收藏高手对手中的每一款宋代瓷器都会爱不释手：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好似晚霞般光辉灿烂，其 “窑变色釉”釉色变化如行云流水。汝窑造型最丰富，来源于生活，如宫中陈设瓷，瓷釉显得晶莹柔润，犹如一盅凝脂。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是宋代龙泉窑中上好 的青瓷。被美术家誉为“缺陷美”和“瑕疵美”的宋代辞瓷（又名冰裂、断纹）令人玩味无穷，其“油滴”、“兔毫”、“玳瑁”等结晶釉正是宋人的创举。宋代定 窑的印花、耀窑的刻花是瓷器装饰手法的新贡献。
宋代是中国陶瓷生产和外销的高峰时期，也是扬州陶瓷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唐末到宋初，接 踵而至的三场战争，扬州承受了巨大的牺牲，此后还有战争的浩劫。尽管如此，扬州由于政治、经济、交通的优势，还一直保持着相当的繁荣，作为传统的陶瓷市场 和外销口岸，并没有因为南方福州、泉州、杭州等港市的崛起而衰弱，这从城市遗址出土的大量陶瓷标本得到了证明。
品类和数量的丰富程度空前
这一时期南北方各窑之间风格迥异，一些以州命名的瓷窑体系特点明显，令后人一目了然。
根据考古资料分析，这一阶 段的陶瓷器有着更广泛的地域特征。其品类和数量的丰富程度也是空前的。主要商品来源是南方地区江西景德镇窑、南丰窑、吉州窑、赣州窑，浙江龙泉窑，安徽萧 窑，福建建阳窑、同安窑，北方地区则有陕西耀州窑，河南临汝窑、钧窑、当阳峪窑，河北定窑、磁州窑，山东淄博磁村窑等。还有一些像山西介休窑、霍窑，广东 西村窑、海康窑，福建泉州及其沿海地区的窑口，也都有产品在这里销售，其中不少是当时生产外销瓷的主要窑口。
景德镇窑是市场上的第一销 售大户。扬州出土品包括了它不同时期几乎所有常见品种。据1992年汶河北路拓宽工程考古资料统计，仅在35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出土景德镇窑系的各类瓷 片23079片，其中有完整器61件，大部分为景德镇当地的产品。从市场反映的情况看，北宋时期景德镇生产的主要品种是青白瓷，常见的器类为各式的碗、 盘、盒、注壶、瓶等。青白釉香熏和刻花石榴瓶，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器物。
由于宋代斗茶风气盛行，南北各地都在大量生产黑釉茶盏，景德 镇窑也不例外。扬州出土的一种黑釉器身、白釉边沿的茶盏就是景德镇的产品。南宋青白瓷鱼藻纹印花盘、仿定窑印花碗、刻花三足炉和元代生产的“枢府”型卵白 釉器物都是这一阶段后期景德镇的特色产品。
龙泉窑是这个时期崛起并产生广泛影响的窑口。在扬州，龙泉窑产品的输入输出主要集中在南宋和 元代。除常见的青瓷品种，梅子青、粉青和仿官窑的优质品也不在少数。双鱼纹折沿盘、菱口盘、琮式瓶、青釉罐、荷叶盖罐、蔗段洗、高足碗、鬲式炉、环耳瓶等 与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上发现的外销龙泉瓷器完全相同。
吉州窑是南方地区另一个高产量、多品种、装饰手法丰富、具有代表性的瓷窑。它在此期 间运抵扬州的大宗产品是茶盏，有运用结晶釉形成窑变的鹧鸪斑、兔毫盏、玳瑁碗，也有剪纸漏花、彩
绘等其他工艺。此外，吉州窑还生产类似 磁州窑的白地釉下绘黑彩和仿定产品，褐彩莲花纹小瓶、开光罐、玉壶春瓶、仿定窑白瓷印花盘等都是典型器物。
定窑在晚唐时期就在扬州崭 露头角，北宋和金代进入了生产的极盛时期。扬州出土宋金时期的定窑器资料比较丰富，既有划花、刻花、印花和素面的白瓷器，也有黑釉（黑定）、酱釉（紫定） 产品，印花鸳鸯戏荷纹盘、柳斗纹穿带扁壶都是北宋晚期的传世精品。白釉褐彩刻花六角枕的制作时代可早到北宋中期；而白釉印花小碗的产地是属于定窑系的山西 霍窑。
充满民间气息的磁州窑创烧于北宋中期，它风格独特的釉下黑、褐彩绘的装饰方法，影响了北方广大地区。此外，宋代磁州窑还生产像绿 釉枕这样的低温三彩或单彩陶器。宋金分治以后，处在南北边缘地区的扬州，由于交通、贸易的关系，白地彩绘的磁州窑系商品开始批量出现。用红绿彩在碗、盘内 题写诗句或描绘花卉，具有明显时代特色的产品，或来自山西长治八义窑，或来自河南禹县扒村窑、新安城关窑和山东淄博的磁村窑。
继越窑之 后，耀州窑在北方地区形成了一个有别于越窑的青瓷系统，耀州窑系的产品在扬州北宋中晚期城市遗址和墓葬中均有出土，其中也有部分属于这个窑系的临汝窑产 品，器类比较单调，以刻划花、印花或素面的薄胎斗笠盏为主，少数碗、罐的外壁有深刻花装饰。刻划花纹碗就是这一时期耀州窑的典型产品。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钧窑，在扬州见到的最早实物是北宋晚期或金代产品，数量不多。有天青釉海棠红斑折沿盘、罐和小碗。
“高丽青瓷”见证 当时有大量侨民寄居扬州
宋元时期，仍有许多外国侨民寄居在扬州从事商业或宗教活动，主要是阿拉伯人、新罗人和欧洲人。其中的一些人客死 异乡，长眠于此，留下了一批重要物证。新罗人在临近出海口的楚州有聚居的“新罗坊”，扬州也是他们侨居和活动的主要城市。1983年以来，先后在扬州城郊 发现了一批“高丽青瓷”。这种先在胚胎上镂刻纹饰，再在缝隙中充填矿物颜料，最后上釉焙烧的瓷器，在当时曾受到中国人的青睐。扬州出土的“高丽青瓷”有 杯、碗、瓶等，不仅地下有出土，还有像青釉嵌云鹤纹胆瓶这样的传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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