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古代瓷器的好处。
近来，收藏市场上，“7501”毛瓷屡拍高价，备受追捧。而在鉴宝活动中，文革时期烧制的毛主席瓷像也是价格不断攀升。文革瓷因它特殊的历史特征而成为了收藏界的宠儿。
“文革”时期，我国陶瓷生产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瓷器也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文革”瓷器，因其产生于那个特殊年代，在制作工艺、图案造型、题款铭文等方面，与历代瓷器有着较大的区别，“文革”瓷的特点是胎瓷厚且较粗糙，色泽偏黄，而且它的时代色彩浓厚、品种造型多样、制作工艺也极其精良。
“奇葩艺术网3v4CygKY“”“文革”瓷，广义上是指“文革”时期产生的瓷器，但从表现内容上来看，“文革瓷”主要指有“文革”画面、“文革”语录或文字（诗词、手迹等）的瓷器，具有典型的“文革”题材特征。从瓷质来看，“文革”瓷又分陶瓷和搪瓷。“文革瓷”多为塑像和像章，还有大量的生活用品，如瓷盘、瓷碗、瓷杯、瓷壶、花瓶、笔筒等，尤以革命圣地图和毛泽东著作语录器皿最能刻画那个年代陶瓷艺术特征。
文革瓷器品种繁多，最主要的“角色”，当然是毛泽东，还有革命样板戏、工农兵、乒乓外交、太平天国英雄等等。有位资深藏友专门将毛泽东曾大力赞扬的白求恩大夫、赤脚医生、针刺麻醉等构成了他“文革瓷器”收藏专题中的一个小专题。
现在时而想想收藏界的起起伏伏，不禁令人感慨时光真是一个神奇的魔术师， 二、三十年前，“文革”瓷器遍地都是，人们只把它当做日常用品，现在作为特殊历史年代见证的“文革”瓷器以其巨大的收藏升值价值而引导众藏友蜂拥而至、竞相够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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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瓷、毛瓷——品鉴与收藏
4月24日，由佛山市陶瓷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与中国银行佛山分行财富管理中心，在华夏国际展览中心二楼共同举行文革瓷、毛瓷的专题讲座。此次活动邀请了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周益军、品鉴收藏专家陈千山。
专家介绍说，现代陶瓷可分为三个门类。
首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陶瓷业在我国还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由于国家的重视和号召，也为了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便相继出现了如千年瓷都景德镇这样的大型生产企业，且在这个时代聚集了大批老陶艺家，这些工厂企业占有着极强的技术人才，如蔡敬标、何水根等一批民国晚期的雕塑名家等，使得这一时期的陶瓷作品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最高艺术水平。
文革“红色官窑瓷”存量少
其次，现代陶瓷中把文革时期的陶瓷单独分为一类，即文革时期陶瓷，眼下正是收藏界的新宠。这一历史时期非常特殊，出产的瓷器大多为瓷像和像章，此外还有大量的生活日用品，如瓷盘，瓷碗、瓷杯、瓷壶、花瓶、笔筒等，其图案多为毛泽东语录、诗词、工农兵图案、英雄人物形象等。其中，尤其以文革晚期研制生产的毛主席专用瓷更具收藏价值，其工艺水平极高，存世量极少，又被称为“红色官窑瓷”，这批瓷器在国内外市场上备受推崇。
名家将油画风格结合进瓷器
第三种现代瓷叫做当代艺术名家瓷。专家介绍说，当代大师更加注重作品的胎、釉、纹饰、器形的品质和艺术水准，同时更加注重个性化的发展。像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菊生在研制他个人作品时曾对高温颜色釉做了多年的反复试验，并运用其自身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将古代诗文、古代画风以及油画风格有机结合。
现代瓷收藏价值已达几十万
“现代瓷的收藏价值已达几万，甚至几十万以上了。”专家介绍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营工厂的陶瓷作品一般都不留个人名款，只有根据瓷器画风找作者或其家人进行鉴别，因此类瓷器距今由有五六十年光阴，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其经济价值与其规格大小、造型、作者、艺术造诣等因素有关。目前民国晚期及解放初期老陶艺家的作品市场行情极好，王锡良、张松茂等老陶艺家的作品尤不多见，市场价均在几万到几十万以上。
鉴别“毛瓷”有四招
关于鉴别方法，专家介绍说，首先，三大类现代瓷在很多方面是不太一样的。起初的国营工厂中的瓷器作品是不留个人名款的，只有根据瓷器画风找到作者或找其家人鉴别，它的经济价值与其规格大小、造型、作者、艺术造诣等因素有关。
另外，文革瓷里尤以“毛瓷”价值最高，比如，1997年毛主席专用瓷中一个小碗在国内被拍至170万，创下单件“毛瓷”市场之最。特别提醒到，藏友现在若想收藏“毛瓷”，要从器形、釉面、纹饰和胎质等四个方面进行鉴别，掌握各类器物的特征和规格，此时期的真品釉白、釉透，均为流水作业，分工较细，而且这批瓷器全部采用的是抚州临川高岭土，全属手工制成，高温烧制，具有胎薄质细、半透明、敲击声悦耳等一系列特点。
第三类的当代艺术家陶瓷的鉴别，则需要藏者首先做功课，了解市场行情，咨询拍卖价格，向大师多请教，也可了解大师在社会上的知名度，美誉度等。
“现代陶瓷收藏贵在‘文火慢工’，既要心态平和，又要持之以恒。如此坚持多年必有所获，投资回报也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专家说。
瓷炉收藏的历史渊源
瓷炉收藏的艺术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几千年的渊源，从陶器到青铜器时代，它更是神灵和王权的象征。到了唐宋时期，瓷器炉得到了全面创烧，瓷炉的功用变得高雅和艺术，成为文化艺术用品。
瓷炉一般都保留有陶器、青铜器的造型风格，并且采用雕刻、雕塑、剔划、压模等工艺表现各种艺术造型和风格，如：饰以人物、动物的纹饰，铺首、兽足、兽耳、蟠螭、夔龙、八卦、八宝、乳钉、文字纹及花鸟鱼虫等，可谓精致优雅，美观大方。当然，瓷器炉因其大小不一、形状有别而功用也不同，色彩上也开始从单色釉转变为以青花、彩釉为主的装饰。
瓷炉本身具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长期以来都深得收藏家青睐。收藏瓷器炉的历史由来已久，古瓷炉中的名窑品种极为有限，已难得一见。但是，各种民窑生产的瓷炉存世量较大，因为在各个历史时期瓷炉的需求量都相当大，与日常用瓷器一样，瓷炉生产也相对较多，也就使得我们如今能够看到不同时期的瓷炉流传存世，让我们能够领略和欣赏到古瓷炉的风采。
建国瓷文革瓷的金矿亟待开掘
文革瓷
建国瓷
瓷器收藏，在我国历史久远。下到民间，上至宫廷，因着瓷器使用的寻常可见。古代先民惜物，即便瓷器“冲线”了，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请焗瓷匠来修好，然后继续使用，而对于精细的或先祖留下的瓷器，则会更细心使用、保管，因而，老瓷器还是留下来很多。民间有“民窑”，宫廷有“官窑”，江湖和庙堂都在瓷器文化的熏染、浸淫下，对瓷器爱惜有加。一代代传下来，碎了积，存了碎。一般年代越久远，留下来存世的完整器就越少。
但如今，笔者发现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收藏爱好者包括古玩店、拍卖公司人员，一说起“老瓷器”，都认为最起码是民国以前，“古瓷器”则应在清末以上。很少有人提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建国瓷”以及“文革”期间特别定制烧造，或带有“红色”印记的瓷器。而以年代论，这些瓷器是“最近”烧造的瓷器，按理存世量很多，且无论是民间还是国有文博机构，应保存、搜罗一批精品。但事实是，它们恰恰在当下很少被看到。是否是被“私密”藏在大小藏家那里？笔者接触过众多瓷器收藏爱好者，看过大量古玩店、长三角多家文物商店，鲜见它们被“先知先觉”的藏家收藏。大多数瓷器藏家，以“年代太近”而不将其视为“文物”，或以“政治意识太强”、“缺乏文人气息和艺术特色”等理由一概拒之。
笔者以为，以古玩或艺术品的几个收藏标准来衡量，“建国瓷”、“文革瓷”才是一个有待藏家关注的“被遗忘的角落”，是一个亟待开掘的“金矿”。
自身实用价值反映了藏品创作、制造之初的实用目的，是一个类别藏品得以继续传承的基础原因。“建国瓷”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建国瓷”是指1953年国家组织生产的有严格意义的、现代官窑制度下的首批官窑产品，产品为青花、青花斗彩、青花釉里红等品类。但该瓷器在市场上少有流通，因此也有藏家把1949—1966年的瓷器统称为“建国瓷”。“文革瓷”是指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10年间国内各地陶瓷厂生产制作的带有“文革”色彩的陶瓷器皿，以及后来生产的所有具备“文革”典型风格的瓷器，如以工农兵形象、样板戏题材、毛主席语录等为题材的装饰瓷件、生活器具和雕像等。
“建国瓷”、“文革瓷”具有“稀有性”。由于“建国瓷”产生在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年限很短，只有20年，记载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氛围，这是历朝历代瓷壶无法比拟的。“文革”时期，定制而生产的瓷器总体数量上很少。较多的是老百姓生活日用瓷，但新时期以来，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生活方式方面的改变，绝大部分其时的“文革”日用瓷也因为搬家被当作“废品”清理掉了，存世量减少，这便成就了“建国瓷”、“文革瓷”的收藏契机——“物以稀为贵”。
“建国瓷”、“文革瓷”，其历史科研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也非常独特。“建国瓷”、“文革瓷”，是特别年代、特殊审美的承载物、见证物。文化艺术作品中，瓷器和文学有所不同。有人说，解放后“17年文学基本已是废纸一堆，但17年的绘画依旧是瑰宝”。因为文学指向永恒性，需要发现那个人类共有的普遍的经验，书写那些永恒不变的人性，而绘画不是。瓷器也一样，更多样式的工艺品也同样如此，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记录的是时代的奇观和特定的风俗。“新的意识形态美学造就了一种全新的视觉”，它凝固在瓷器或画面上，让我们明白，人们曾有过这样的念头，从而让我们通过这种画面视觉回到那个时代。
事实上，“建国瓷”的工艺水平以及独特的政治色彩，都是值得注意的“升值点”。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瓷业处于百废待兴状态，中央政府高度重视陶瓷这个传统产业的发展，号召各地成立国营性质的工厂，保证批量生产并以此推动出口创汇和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于是诞生了诸如千年瓷都“景德镇十大瓷厂”之类的大型陶瓷生产企业。这些工厂里的老陶艺家，几乎个个都是名家。如景德镇雕塑瓷厂的曾山东、蔡敬标、何水根等，皆为成名于民国晚期的雕塑名家；再如，前身为明清御窑厂的建国瓷厂的瓷器，均由徐悲鸿、齐白石、梁思成等宗师级的人物亲临指导把关；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里还有民国“珠山八友”中的刘雨岑及其“八友”的后代和传人：王锡良、汪桂英、刘平、王怀俊、徐亚风、胡庐、周国桢、张松茂等人。由此，一些专家评说，“‘建国瓷’的工艺水平不亚于任何一个时代。”而“文革瓷”，在中国2000多年制瓷史上独立成章、自成体系，表现出强烈、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一切要为现实服务的浓厚政治色彩，与“文革”一样是史无前例的。在制作工艺、图案造型、题款铭文等方面，“文革瓷”与历代瓷器存在着较大区别。其特点是胎瓷厚，具有时代色彩浓厚、品种造型多样、制作工艺精良等特点。尤其是当年由轻工部陶研所出品的毛主席专用瓷(7501)，被称为“红色官窑瓷”，因其工艺水平极高，存世量极少。
相对而言，“建国瓷”、“文革瓷”的赝品较少。近年来，由于国内有些藏家开始注意到了“文革瓷”乃特色年代下的产品，“文献”价值独特，便也开始了专题收藏，一些赝品开始在市场抬头，但总体而言，“赝品”的精气神一眼就能看出。一旦“建国瓷”、“文革瓷”行情大涨，市场上的仿品必然会增多，而且仿制水平会“水涨船高”。
如今，“建国瓷”、“文革瓷”的收藏正当其时。当下，它们的价格尚处于较低阶段。更多的收藏者关注“建国瓷”、“文革瓷”，也算是民间从另一个角度在“抢救文物”，保护文化资源。而且，从商业角度来说，这两类瓷器的升值潜力值得期许。一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茶具，多年前只有几千元，目前市场价已达数万元。18年前北京太平洋国际拍卖公司将80余件“7501”瓷公开拍卖，成交总额超800万元人民币。1998年，一对“文革”胜利杯瓷器，在香港拍出了178万港元的高价。
“建国瓷”“文革瓷”的“金矿”亟待开掘
瓷器收藏，在我国历史久远。下到民间，上至宫廷，因着瓷器使用的寻常可见。古代先民惜物，即便瓷器“冲线”了，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请焗瓷匠来修好，然后继续使用，而对于精细的或先祖留下的瓷器，则会更细心使用、保管，因而，老瓷器还是留下来很多。民间有“民窑”，宫廷有“官窑”，江湖和庙堂都在瓷器文化的熏染、浸淫下，对瓷器爱惜有加。一代代传下来，碎了积，存了碎。一般年代越久远，留下来存世的完整器就越少。
但如今，笔者发现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收藏爱好者包括古玩店、拍卖公司人员，一说起“老瓷器”，都认为最起码是民国以前，“古瓷器”则应在清末以上。很少有人提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建国瓷”以及“文革”期间特别定制烧造，或带有“红色”印记的瓷器。而以年代论，这些瓷器是“最近”烧造的瓷器，按理存世量很多，且无论是民间还是国有文博机构，应保存、搜罗一批精品。但事实是，它们恰恰在当下很少被看到。是否是被“私密”藏在大小藏家那里？笔者接触过众多瓷器收藏爱好者，看过大量古玩店、长三角多家文物商店，鲜见它们被“先知先觉”的藏家收藏。大多数瓷器藏家，以“年代太近”而不将其视为“文物”，或以“政治意识太强”、“缺乏文人气息和艺术特色”等理由一概拒之。
笔者以为，以古玩或艺术品的几个收藏标准来衡量，“建国瓷”、“文革瓷”才是一个有待藏家关注的“被遗忘的角落”，是一个亟待开掘的“金矿”。
自身实用价值反映了藏品创作、制造之初的实用目的，是一个类别藏品得以继续传承的基础原因。“建国瓷”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建国瓷”是指1953年国家组织生产的有严格意义的、现代官窑制度下的首批官窑产品，产品为青花、青花斗彩、青花釉里红等品类。但该瓷器在市场上少有流通，因此也有藏家把1949—1966年的瓷器统称为“建国瓷”。“文革瓷”是指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10年间国内各地陶瓷厂生产制作的带有“文革”色彩的陶瓷器皿，以及后来生产的所有具备“文革”典型风格的瓷器，如以工农兵形象、样板戏题材、毛主席语录等为题材的装饰瓷件、生活器具和雕像等。
“建国瓷”、“文革瓷”具有“稀有性”。由于“建国瓷”产生在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年限很短，只有20年，记载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氛围，这是历朝历代瓷壶无法比拟的。“文革”时期，定制而生产的瓷器总体数量上很少。较多的是老百姓生活日用瓷，但新时期以来，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生活方式方面的改变，绝大部分其时的“文革”日用瓷也因为搬家被当作“废品”清理掉了，存世量减少，这便成就了“建国瓷”、“文革瓷”的收藏契机—“物以稀为贵”。
“建国瓷”、“文革瓷”，其历史科研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也非常独特。“建国瓷”、“文革瓷”，是特别年代、特殊审美的承载物、见证物。文化艺术作品中，瓷器和文学有所不同。有人说，解放后“17年文学基本已是废纸一堆，但17年的绘画依旧是瑰宝”。因为文学指向永恒性，需要发现那个人类共有的普遍的经验，书写那些永恒不变的人性，而绘画不是。瓷器也一样，更多样式的工艺品也同样如此，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记录的是时代的奇观和特定的风俗。“新的意识形态美学造就了一种全新的视觉”，它凝固在瓷器或画面上，让我们明白，人们曾有过这样的念头，从而让我们通过这种画面视觉回到那个时代。
事实上，“建国瓷”的工艺水平以及独特的政治色彩，都是值得注意的“升值点”。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瓷业处于百废待兴状态，中央政府高度重视陶瓷这个传统产业的发展，号召各地成立国营性质的工厂，保证批量生产并以此推动出口创汇和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于是诞生了诸如千年瓷都“景德镇十大瓷厂”之类的大型陶瓷生产企业。这些工厂里的老陶艺家，几乎个个都是名家。如景德镇雕塑瓷厂的曾山东、蔡敬标、何水根等，皆为成名于民国晚期的雕塑名家；再如，前身为明清御窑厂的建国瓷厂的瓷器，均由徐悲鸿、齐白石、梁思成等宗师级的人物亲临指导把关；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里还有民国“珠山八友”中的刘雨岑及其“八友”的后代和传人：王锡良、汪桂英、刘平、王怀俊、徐亚风、胡庐、周国桢、张松茂等人。由此，一些专家评说，“‘建国瓷’的工艺水平不亚于任何一个时代。”而“文革瓷”，在中国2000多年制瓷史上独立成章、自成体系，表现出强烈、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一切要为现实服务的浓厚政治色彩，与“文革”一样是史无前例的。在制作工艺、图案造型、题款铭文等方面，“文革瓷”与历代瓷器存在着较大区别。其特点是胎瓷厚，具有时代色彩浓厚、品种造型多样、制作工艺精良等特点。尤其是当年由轻工部陶研所出品的毛主席专用瓷（7501），被称为“红色官窑瓷”，因其工艺水平极高，存世量极少。
相对而言，“建国瓷”、“文革瓷”的赝品较少。近年来，由于国内有些藏家开始注意到了“文革瓷”乃特色年代下的产品，“文献”价值独特，便也开始了专题收藏，一些赝品开始在市场抬头，但总体而言，“赝品”的精气神一眼就能看出。一旦“建国瓷”、“文革瓷”行情大涨，市场上的仿品必然会增多，而且仿制水平会“水涨船高”。
如今，“建国瓷”、“文革瓷”的收藏正当其时。当下，它们的价格尚处于较低阶段。更多的收藏者关注“建国瓷”、“文革瓷”，也算是民间从另一个角度在“抢救文物”，保护文化资源。而且，从商业角度来说，这两类瓷器的升值潜力值得期许。一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茶具，多年前只有几千元，目前市场价已达数万元。18年前北京太平洋国际拍卖公司将80余件“7501”瓷公开拍卖，成交总额超800万元人民币。1998年，一对“文革”胜利杯瓷器，在香港拍出了178万港元的高价。
从中国红瓷的历史看红瓷的收藏价值
一般人认为，中国瓷器以青蓝白诸色闻名，红色为主色调的瓷器并不多见。事实上，中国红瓷历史源远流长。红瓷的发展历史可分为晚唐的始创期、元明的成熟期、明清的极盛期、当代的复兴期等几个特性明显的阶段。
红瓷始于晚唐，但从工艺角度分析，红瓷的技术成熟期是元朝。元朝景德镇展并创新了前朝以来的釉里红技术，开始了批量生产釉里红的历史。明清是红瓷发展的极盛期。明洪武是釉里红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极盛期，此时釉里红大多色较淡，红色晕散，纹饰以花卉为主，有较多扁菊花纹是一大时代特征。
明宣德是釉里红瓷发展的又一高峰，该时期红瓷创新分为釉里红和青花釉里红两大类。到了清康熙年间，红瓷制造工艺相当突出，红瓷成品色调浓艳鲜亮，有不同的浓淡层次，品种也较为多样，有釉里红、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加彩、釉里三彩等。雍正年间所制红瓷在工艺上达到历史最高峰，其红瓷成品红艳，尤其是青花釉里红在色彩、设计上皆有前期未有的新意，青花色调浓淡不但很鲜亮，且时有晕散。
1998年，中国科学家攻克了陶瓷大红色釉不耐高温的世界性难题，烧出了色泽鲜艳、表面纯净的大红色瓷器，失传近百年的中国红瓷在20世纪末得以重生。这一技术实现了中外陶瓷艺人百年的大红梦，填补了世界陶瓷史上的空白。
中国红瓷色彩绚烂、光亮莹润、造型秀丽、雍容典雅，而且基于高温釉料的独特技术优势，可以在表面进行二次加工，配以名家字画或烤金图案，富于浓郁的民族特点和喜庆色彩，是高雅艺术与现代高科技的颠峰之作，具有无与伦比的高科技含量、丰富的文化内涵、极高的审美价值及收藏价值，为陶瓷工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崭新境界，是当今世界陶瓷科技与艺术的顶峰。
2005年开始，“红色题材”艺术品拍卖开始升温。“中国嘉德2005春季拍卖会”中两幅红色题材的作品分别拍出了286万元和77万元的高价；同年经典作品《毛主席去安源》拍出550万元的最高纪录。
瓷库中国专家分析：“红色题材作品作为某个时期的产物，见证了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状况，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另外量少、独特是这些颇受收藏者青睐的作品的共同特征，也预示了其市场巨大的潜力。”
收藏历史的“魔方”
都市巡礼
——天津博物馆
一文
1879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与美国总统格兰特在天津会谈的场景
（本版图片由天津博物馆提供）
西周太保鼎
东汉鲜于璜碑（碑阳）拓片
清代翡翠蝈蝈白菜
北魏铜造像
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
天津是一个有着独特历史文化背景的城市,地处九河下梢,既是海、河通衢，又扼守京师门户，元代以来持续发展的漕运业使其城市经济日益发达。经济的日渐繁荣，河与海的撞击融合形成了天津兼收并蓄的历史文化特性，体现出极强的包容性。自1404年设卫建城以来，天津走过了600年的沧桑岁月，积累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尤其是1840年以后，作为中国近代史中的先驱城市，天津更是走过了风云激荡的百年征程，留存下许多珍贵的文物史迹。然而，历史又是一位不会停顿的巨人，它留在身后的每一个足迹，都需要人们精心收藏。因此，博物馆便是一个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的天津博物馆虽然是2004年12月正式建成开馆，但追溯其源，它的“根”却始于20世纪初。近百年的漫漫行进，天津博物馆发展史的前50年曲折多变，后40年聚散两依，直到“天鹅”落脚银河广场，始于1916年的天津博物院筹备处和1915年创立的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以及1930年面市的天津市市立美术馆，终于走进了一个新的会合点。
作为保护和收藏城市文化与历史的专门机构，天津博物馆为城市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如今，天津博物馆已拥有十多万件藏品，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展示近代中国历史方面，拥有很强的权威性。
天津博物馆馆藏丰富、藏品珍贵，为世人公认。天津博物馆馆长陈卓说，天津博物馆影响大的根本原因是，馆内的文物集藏能全面真实反映独特的历史文化特性，而且天津曾是中国近代发展文物收藏的一片沃土，聚集了很多文物鉴藏名家，如周叔弢、张叔诚、徐世章、吴颂平、朱鼎荣、方若、周肇祥等。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卓有成效的文物研究专家、学者，如王襄、陈邦怀等。正因为有这样的土壤和群体，天津得以汇聚了大量历代传世文物珍品。另外，作为中国近代史进程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天津还积累了数量众多而且在近代史上极具分量的文献、史料。这些都为天津博物馆传世文物多，反映中国近代史历史文物、文献资料多，并形成与众不同的两大特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百年集珍——馆藏文物精品陈列》，由106件（套）展品组成，其中国家一级文物90件，专家介绍这在国内博物馆界尚不多见。如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玉猪龙”，商代的“用五百宰卜骨”，战国的“行气铭”饰品、“楚王鼎”，西周的“太保鼎”，隋朝的“白釉双龙柄联腹传瓶”，东汉的“双螭谷纹璧”，宋代李唐的《濠梁秋水图》，明代仇英的《桃源仙境图》这些国宝级的名贵珍藏，既具同类文物的代表，同时也体现了津城深厚的历史积淀。
《国瓷华彩——中国古代瓷器装饰艺术陈列》，有上自东汉，下迄清代的精品260余件。胎装饰在我国古代瓷器装饰艺术中出现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它以划花、刻花、剔花、印花、堆花等为代表品种，装饰技法各有不同，艺术效果风格迥异。
《书法掠踪——中国古代书法艺术陈列》，集中体现了书法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公认的独特文化艺术种类之一。同时让人了解到：早在6000多年前，我国先民就创造了陶文——刻划符号，近代考古学研究认定为汉字先声（比两河流域黏土算筹符号和古埃及文字的萌芽早2600多年），继之约3000多年前的商代，甲骨文的出现标志我国有了成熟的文字和契刻的书法艺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书写工具和负载文字的材料不同，进而形成的篆、隶、楷、行、草诸体，构成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
《中华百年看天津》是天津博物馆的地方史陈列馆，这里展出的内容再现了近代天津的风云变幻。虽然是地方史的陈列，但由于更着重突出地方在全国的重要性、地方与全国的关系，因此更彰显了天津具有近代中国缩影的历史特色，同时也使人们看到，天津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拥有的战略地位与里程碑作用。
中国近代史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融合与升华中形成的，也是在中外民族矛盾和国家发展危机的背景下走过来的。历史上天津发生了多起能够反映这段历史的事件，如：第二次大沽口之战——近代中国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取得的首次大捷、抗击八国联军、火烧望海楼、保卫老西开——近代中国工人运动的先声等。除此之外，天津由于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被迫成为首批开埠的城市，不仅成为洋务运动的试验基地，同时也最先与现代接转。
英勇悲壮的抗争、工业文明的启蒙、殖民统治的见证、北洋新政的诞生、中西文化的交汇、北方经济的中心、日本侵华的基地、红色风暴的雷鸣等等，均翔实地再现了历史。
近代收藏三大瓷：洪宪瓷、珠山八友、文革瓷
从青白瓷到青花、粉彩……中国的瓷器经历了一个从实用器到文物器的过程。由于瓷器制造的特殊工艺，许多社会政治、文化乃至一个时代的记录，都假瓷器以广其传。近百年来，在瓷器艺术史上值得一谈的，有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特制的“洪宪瓷”、景德镇一批艺术家自己集结创出的品牌“珠山八友”和文化大革命时的“文革”瓷。
“洪宪瓷”
“洪宪瓷”：精工打造御窑瓷
洪宪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年号，这即意味着这款瓷器与近代中国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洪宪瓷”作为其中一个细节，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一段无可替代的见征。
九五之尊的皇上要摆出一副真命天子的“谱”，当然要设计出许多桥段。袁皇帝仿清制在瓷都景德镇设御窑，委派古董商郭世五为陶瓷总监，专赴景德镇督造。具体操作的陶艺师为鄢儒珍，地点为湖北会馆。初时仅仅是想烧制一批以粉彩与珐琅彩为主的袁氏官窑精品，登基大典筹备处长皇侄袁乃宽原拟以这批瓷器献礼，由于袁世凯的总统府和登基皇帝寝殿都在中南海居仁堂，故烧制的瓷器署款“居仁堂制”(或“觯斋”)红字篆书。其实当时尚未有“洪宪瓷”之称谓。其后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断，而“居仁堂制”款的瓷器因时间短暂数量极少，但在制作造办处的备余瓷土却有大量积囤，瓷工们又以“洪宪年制”为款烧制了一批，时间横跨两年，与前制“居仁堂制”(觯斋)款统称为“洪宪瓷”。其后二三十年代，景德镇的民窑仿官窑更是以“洪宪年制”为标准，精美不亚于原时之器，遂成就了一个完整的；含御制、官窑、民窑仿官窑(后期)三大构成的收藏系列。据说：“洪宪瓷”的薄胎、洁白度、透明度都大大超过乾隆御瓷，时至今日，在市面上收集“洪宪瓷"是一种时尚，十分珍稀；但能再细分当时的御制“居仁堂制”、郭世五的“洪宪年制”官窑和后来的民窑仿官窑，却如凤毛麟角，构成了民国初年(约在1916年左右)瓷器收藏的一个有趣话题。
“珠山八友”
“珠山八友”：国画对绘瓷的提携
瓷器的快速发展，使瓷画的发展也获得了巨大的空间。烧瓷瓶、瓷盘、瓷碗、瓷缸、瓷版……是一个工艺美术的匠作过程，而在瓷器上作画的，则是匠作群体中的艺术家。在景德镇制瓷史上，制器始终是主角，而器上作画则是配角。即使是绘瓷，热衷的也是技术问题，如胎与釉的关系、釉下彩与釉上彩、没骨技法与阴阳表现的釉色问题等等，仍然是工艺居先，对器形胎釉的重视程度极高。
从明清到”洪宪瓷”御窑停烧后，工匠制作仍可沿袭实用一脉，绘瓷师则大为失落。部分流落民间的绘瓷师依仗御制时代粉彩珐琅彩的经验，开始了自振之举。首先是成立“月圆会”，进而打出“珠山八友”的名号；王琦、王大凡、汪野亭、邓碧珊、毕伯涛、何许人、程意亭、刘雨亭。其中五人为江西人，三人为安徽人，另有徐仲南、田鹤仙，也被列入“八友”之名。作为一个瓷器上的画家群体，他们的存在，对于在绘瓷上引入传统的山水、花鸟、人物画正宗的风格技法流派，尤其是摆脱工匠画而走向文人画，提升绘画水平档次与景德镇绘瓷的文化含量，可谓功莫大焉！从绘画角度看，“珠山八友”在笔墨形式上还只是二流角色；但正因为它是被画在瓷上，在技法上明显有别于宣纸上作画，且画瓷瓶瓷盘瓷板的空间意识也迥然不同于平常作画，因此“珠山八友”的作品在收藏界得到热捧——不为画家、而是为瓷画家的特殊定位，也许，贵如董其昌、王石谷，在瓷釉上、在立体环转的空间中，也未必超得过“珠山八友”在民国瓷器收藏史上的特定价值。
“文革瓷”
“文革瓷”：瓷器为政治服务
“文革瓷”又叫“主席瓷”，它基于两个事实：一，五十年代末，湖南醴陵烧制了一批毛主席专用生活瓷，如茶杯60个，杯底有“湖南醴陵”楷书款。二，江西景德镇烧制7501工程即“中南海瓷”，也是毛主席专用。7501的说法来自于1974年初湖南、山东、江西三大名瓷产地受中央委托为中南海毛主席烧制瓷器，最后景德镇被选中，1975年元月投入生产。因为特殊订制，数量不多，这两批瓷器都被称为“红色官窑”、“主席用瓷”，在今天的收藏界炙手可热。但“文革瓷”不仅仅是主席个人用瓷，当时把杯盘碗瓶筒等瓷器当作宣传品，大量绘制毛主席像和文革宣传画，以及直接仿书毛体书法语录；使瓷器图像有如大字报宣传栏，与瓷画的国画概念如“珠山八友”的美术史绘画史努力；与“洪宪瓷”的取艺术表现品相雅美相去千里，在中国几千年瓷器史上是一个闻所未闻的特例。虽然在艺术上无甚可取，但却因物以稀为贵而成收藏界的新宠。至于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几十亿枚毛泽东瓷像章与几百万尊主席瓷雕像，从广义上说也是“文革瓷”的重要构成部分，不可因其非实用器皿而有意忽之也！
重温经典：动乱中依然屹立的文革瓷
我国拥有悠久的瓷器收藏历史，下到民间，上至宫廷，因着瓷器使用的寻常可见。古代先民惜物，即便瓷器“冲线”了，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请焗瓷匠来修好，然后继续使用，而对于精细的或先祖留下的瓷器，则会更细心使用、保管。因而，老瓷器还是留下来很多。民间有“民窑”，宫廷有“官窑”，江湖和庙堂都在瓷器文化的熏染下，对瓷器爱惜有加。一代代传下来，碎了积，存了碎。一般年代越久远，留下来存世的完整器就越少。
1037粉彩花鸟瓶50-60年代
但如今，发现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收藏爱好者包括古玩店、艺术家等，一说起“老瓷器”，都认为最起码是民国以前，“古瓷器”则应在清末以上。很少有人提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建国瓷”以及“文革”期间特别定制烧造，或带有“红色”印记的瓷器。而以年代论，这些瓷器是“最近”烧造的瓷器，按理存世量很多，且无论是民间还是国有文博机构，应保存、搜罗一批精品。【但事实是，它们恰恰在当下很少被看到。】是否是被“私密”藏在大小藏家那里？小编也接触过众多瓷器收藏爱好者，看过大量古玩店、长三角多家文物商店，鲜见它们被“先知先觉”的藏家收藏。大多数瓷器藏家，以“年代太近”而不将其视为“文物”，或以“政治意识太强”、“缺乏文人气息和艺术特色”等理由一概拒之。
1038粉彩和平盛世玉壶春60年代
以古玩或艺术品的几个收藏标准来衡量，“建国瓷”、“文革瓷”才是一个有待藏家关注的“被遗忘的角落”，是一个亟待开掘的“金矿”。
自身实用价值反映了藏品创作、制造之初的实用目的，是一个类别藏品得以继续传承的基础原因。“文革瓷”是指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10年间国内各地陶瓷厂生产制作的带有“文革”色彩的陶瓷器皿，以及后来生产的所有具备“文革”典型风格的瓷器，如以工农兵形象、样板戏题材、毛主席语录等为题材的装饰瓷件、生活器具和雕像等。
特定的历史时期，充满“文革”特色的题材，成就了“文革瓷”不可复制的独特的历史地位，无论是造型、绘画艺术以及制陶技术都突显出时代的烙印。
1040粉彩五老四少瓶50年代
“建国瓷”、“文革瓷”具有“稀有性”。由于“建国瓷”产生在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年限很短，只有20年，记载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氛围，这是历朝历代瓷壶无法比拟的。“文革”时期，定制而生产的瓷器总体数量上很少。较多的是老百姓生活日用瓷，但新时期以来，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生活方式方面的改变，绝大部分其时的“文革”日用瓷也因为搬家被当作“废品”清理掉了，存世量减少，这便成就了“建国瓷”、“文革瓷”的收藏契机——“物以稀为贵”。“建国瓷”、“文革瓷”，其历史科研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也非常独特。“建国瓷”、“文革瓷”，是特别年代、特殊审美的承载物、见证物。文化艺术作品中，瓷器和文学有所不同。有人说，解放后“17年文学基本已是废纸一堆，但17年的绘画依旧是瑰宝”。因为文学指向永恒性，需要发现那个人类共有的普遍的经验，书写那些永恒不变的人性，而绘画不是。瓷器也一样，更多样式的工艺品也同样如此，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记录的是时代的奇观和特定的风俗。“新的意识形态美学造就了一种全新的视觉”，它凝固在瓷器或画面上，让我们明白，人们曾有过这样的念头，从而让我们通过这种画面视觉回到那个时代。
1042古彩开光人物福筒瓶60年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瓷业处于百废待兴状态，中央政府高度重视陶瓷这个传统产业的发展，号召各地成立国营性质的工厂，保证批量生产并以此推动出口创汇和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于是诞生了千年瓷都“景德镇十大瓷厂”之类的大型陶瓷生产企业。这些工厂里的老陶艺家，几乎个个都是名家。如景德镇雕塑瓷厂的曾山东、蔡敬标、何水根等，皆为成名于民国晚期的雕塑名家；再如，前身为明清御窑厂的建国瓷厂的瓷器，均由徐悲鸿、齐白石、梁思成等宗师级的人物亲临指导把关；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里还有民国“珠山八友”中的刘雨岑及其“八友”的后代和传人：王锡良、汪桂英、刘平、王怀俊、徐亚风、胡庐、周国桢、张松茂等人
由此，一些专家评说，“‘建国瓷’的工艺水平不亚于任何一个时代。”而“文革瓷”，在中国2000多年制瓷史上独立成章、自成体系，表现出强烈、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一切要为现实服务的浓厚政治色彩，与“文革”一样是史无前例的。在制作工艺、图案造型、题款铭文等方面，“文革瓷”与历代瓷器存在着较大区别。其特点是胎瓷厚，具有时代色彩浓厚、品种造型多样、制作工艺精良等特点。尤其是当年由轻工部陶研所出品的毛主席专用瓷(7501)，被称为“红色官窑瓷”，因其工艺水平极高，存世量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