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款。
釉下青花大清康熙年款
通过此文，佳士得伦敦专家何玉清 （Kate Hunt）与我们分享鉴赏中国瓷器年款的入门知识，指引藏家解读年款背后的皇帝及朝代，以及如何分辨“仿款”及假年款。
什么是年款？
年款记录工艺品制造的朝代及年号，由四字或六字组成，一般见于御制器物的底部。
如何阅读年款？
年款通常为直书，应由上至下、右至左阅读，这种书写及阅读方式相信源自古人在竹简或甲骨上以直行书写的习惯。另外，年款亦可以横书，并从右至左阅读。
釉下青花大明嘉靖年款
举例而言，上图的六字年款“大明嘉靖年制”指此品制于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而下图的“大清雍正年制”则指制于清代雍正年间（1723-1735年）；前者署于一个青花天马纹罐的底部，后者则署于一个青花梵文碗底部。
釉下青花直书雍正年款
年款方便我们追溯工艺品的制造年代，但买家亦要留意，后期年代出现的仿制品及赝品皆署有非当朝之年号。
年款于何时兴起？
以楷书题写的年款从明朝（1368-1644年）起开始时有出现，一直延续至清朝（1644-1911年）；明朝以前制造的工艺品则鲜少署有年款。瓷器中最常见的年款，多为釉下青花双圈款。
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皇帝曾一度下令禁止于瓷器署上其年号，以免署有年款的瓷器因残破而被丢弃。因此，当时大部分瓷器只署以空白的釉下青花双圈，又或绘以艾叶、灵芝或如意等寓意吉祥的青花图案。
釉下青花道光六字篆书款
篆书年款盛行于雍正时期（1723-1735年），并沿用至十九世纪。上图的六字道光（1821-1850年）年款乃“大清道光年制”篆书款，署于一个青花高足碗上；可见篆书字体比楷书风格强烈，更具棱角。
如何题写年款？
年款一般以两种各具特色的字体题写，分别是楷书及篆书。
蓝色釉上珐琅乾隆篆书款
楷书源于中国隋朝（公元581-618年）及唐朝（公元618-906年），与现代汉字字体最为相近。篆书源自商朝（约公元前1500-1028年）及周朝（公元前1028-221年）的古青铜器，字体棱角分明，于乾隆年间尤期盛行。
蓝色釉上珐琅乾隆四字楷书款
年款一般以釉下青花，或铁红色、浅蓝色或黑色等釉上珐琅题写，视乎工艺品所用的材质而定，亦可以描金、雕刻或压印而成。
年款署于何处？
年款一般署于器物底部中央，但亦可见于外底或口沿，通常为一行横书。
铁红色釉上珐琅嘉庆六字款
如何辨别年款真伪？
要鉴定年款为本朝制还是后期仿制，必须与其所署之工艺品的品质一并鉴别。
即使为真年款，品质也有参差，但若为皇帝及皇室御制瓷器，年款品相必须极为讲究，以匹配造工精湛的艺术品。若为御制瓷器，但年款却粗糙，则需加倍留神。
即便如此，很多品质稍逊的瓷器或工艺品也常见字体较为松散的年款，但这些瓷器并非出自御用官窑，而是民窑出产。
釉下青花乾隆六字篆书款
官窑与民窑的质量之别，从两组乾隆时期的瓷器年款便可见一斑：上图出自一对御制粉彩花蝶纹如意耳葫芦尊；下图来自一对矾红描金花卉纹碗。
釉下青花乾隆篆书款
若工艺品署有后期仿款，是否属于赝品？
未必。数百年以来，中国工匠为向前朝致敬，许多瓷器也印上前朝年号。拍卖图录一般称之为仿款，但仿款的原意未必一定为存心误导买家以为购入前朝真品。
例如，清康熙制的青花瓷不少也会署以十五世纪的明朝年款，而宣德及成化年款为最常被仿制的年款。
成化御瓷以品质上乘见称，归功于当朝之官窑制瓷标准极为严谨，烧制御瓷时如有任何瑕疵或失误，均会予以销毁，故成化瓷器极为罕有。
宣德六字仿款
同样以品质卓著而闻名的，有宣德年期制造的青铜工艺品，由是大部分十七及十八世纪制造的青铜香炉底部皆署有宣德年款。上图所示的仿宣德年款，便是署于一个十七至十八世纪海棠形双耳铜炉底部。
深入了解
由杰拉德·戴卫森（Gerald Davison）于1994年出版的《The Handbook of Marks on Chinese Ceramics》，是一本内容详实的中国年款参考书，详列约1，800款年款，包括大部分明朝与清朝的年款，以及堂款、窑款等于悠久中国文化历史中出现于工艺品上的各种款识。
taoci52.com扩展阅读
欧洲瓷器收藏指南
从16世纪起，欧洲航海业获得空前的发展，来自东方各国的珍贵文物，源源不断地运至欧洲各国，尤其是光润柔美的硬质瓷器，更为王公贵族所珍爱，致使瓷器的价值超过了黄金，瓷器已成为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掀起了竞相仿制中国瓷器的热潮。但是，制瓷技术相当复杂，要想成功绝非易事。然而终于被一位从未接触过制陶业的逃亡炼金术师发明了欧洲瓷器。他就是约翰·弗里德里西·伯特格尔（1682～1719）。伯特格尔于1709年3月烧制出欧洲第一件白釉瓷器。
接下来的五十年，欧洲的瓷器中心转移到德国Meissen地区，而这一时期生产的瓷器也成为了目前收藏家所寻觅的珍品，为十八世纪三十年代Meissen地区制作的茶壶，其在2000年苏富比拍卖行的拍卖中以1540英镑成交，是当时Meissen地区茶壶中的精品，其制作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相比前面的一个茶壶，其在绘画工艺上更加讲究，因而其在2000年的拍卖中以14300英镑成交。
十八世纪中期，欧洲制瓷业的中心从Meissen转移到法国，当时法国的Sesvres瓷器厂是欧洲著名瓷器生产中心。进入十九世纪之后，欧洲瓷器工业的中心从法国转移到了英国。英国的普利茅斯、切尔西等地因形成大规模的生产瓷器而闻名。当时的欧洲瓷器生产基地的变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是欧洲瓷器从软瓷向硬瓷发展的标志：从1709年以后，虽然欧洲已能仿制中国德化白釉瓷和孔雀釉瓷，但火度较低，仍属软瓷。而当时英国就是在十八世纪通过仿造中国的德化瓷而发展出硬瓷。
到了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当时英国的瓷器已经开始逐渐由生活用品转换到装饰用途，在1851年伦敦举行的瓷器展览会上，英国的瓷器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变化。而这一时期，欧洲其他各国的装饰瓷器也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对于广大中国的收藏爱好者来说，欧洲瓷器似乎是一个陌生的收藏领域，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中国瓷器的影子，特别是德化瓷的影响，而在2000年11月17日至25日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瓷器拍卖———“泰兴号”船载瓷器拍卖中就有大量明代的德化瓷珍品，全部的成交额达到了1100多万美元。右上图为明代德化瓷最著名瓷圣何朝宗大师的作品《观音渡海》。因此对于有实力的收藏爱好者来说，不妨花点时间收集一些早期的欧洲的瓷器，其回报一定不菲。
专家：元青花瓷器从不落“大元年制”款
一次由大连群策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举办的小型鉴宝会上，一位瓷器收藏爱好者拖着巨大拉杆箱进了门：两只汝窑天青釉莲瓣式温碗、一件汝窑天青釉盛世宝鼎、一件元青花人物纹执壶……相继摆上鉴宝台，古陶瓷高级鉴定师刘志成连连摇头，收藏者却坚称他的藏品均经国内知名鉴定家看过，刘志成无奈评价：“且在吃药呢。”
大连收藏市场上到底有多少元青花？器型古里古怪的臆造品，为何被收藏者奉为至宝？一件有着“大元至顺年制”题款的青花盘为何就可以初步判为赝品？11日，本报《品读汇·鉴赏斋》与大连群策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在晚报社六楼会议厅，联合举办了“收藏鉴宝”公益讲座，揭开了元青花收藏中的神秘面纱。
大连元青花不过寥寥几件
瓷器收藏中，因为存世量稀少和巨大的利益驱动，同时在收藏爱好者中普遍存在“捡漏”心理，致使市场上本应为珍稀的宋代单色釉、元代青花瓷和明代成化彩瓷成为造假重灾区，赝品泛滥。
炙手可热的元青花是不是像市场中那样随处可见呢？在本次公益讲座中，中国艺术品鉴定与评估委员会常委、CCTV国际频道《精品收藏》栏目鉴定专家王胜勇老师表示，元青花瓷器存世极为稀少，目前，在国外各大博物馆有记载的元青花瓷器有200多件，国内有记载的元青花100多件。而颇受藏家推崇的元青花人物纹瓷器，目前已知确定的国内约有八九件，在世界范围内，也仅有30几件。
以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为例，该文物为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出土于南京江宁县观音山明朝开国功臣沐英墓。上世纪50年代，沐英墓被盗，才使这件稀世珍宝面世，后经文物专家鉴定，确定属一级国宝，目前收藏于南京市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2005年，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瓷罐拍出了相当于2.3亿元人民币的天价。而“萧何月下追韩信”，瓷胎质地、青花发色，都更胜一筹，价值难以估量。
据了解，大连群策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成立约一年来，举办过公益鉴宝活动十几次，鉴定瓷器约2000件，尚未鉴定出一件确信无疑的元青花。
目前，已知的元青花瓷器，乐观估算，在大连也不过寥寥几件。
落“大元××年制”款可以“判死”
那么，在市场中，我们该如何判定一件元青花的真伪呢？
王老师表示，判定一件元青花器，需要具备综合(行情专区)专业能力，但也有一些基本的技巧，要从“看器型、看青料、看纹饰、看胎釉、看造型、看款识、听声音”，俗称“六看一听”入手。
从器型来看，元青花的器型多为罐、瓶、壶等大器件，采用模制，由颈、上腹、下腹、底几部分，分断拼接而成。靠湿胎接合，靠釉黏度接合，大器摸上去有挡手的感觉。小器型多为盘、碗、高足杯等。对于器型不规则、古怪的器物，藏家需谨慎提防。
元青花真品胎体厚重，遇到胎体太轻或太重时，都得格外小心。真品器件的胎有火石红，呈古朴的火红色状，仿品火石红有时过红像漆红色状，而且生硬。
元青花真品为青白色釉，一般为枢卵白青釉、微青釉，白中闪青，仿品釉是乳白色或过于青色。元代大器多采用浇釉，有流釉现象。而八棱器和扁瓶多为拓釉，也就是用毛笔或刷蘸釉涂抹。除玉壶春瓶外，元青花的圈足施釉不到底，只有玉壶春瓶底部上釉，器物露胎处呈褐红色，圈足不规则，弯弯曲曲。真品碗、盘类器物的底部无釉而且有乳钉状突起，而仿品器物底部平整。
真品梅瓶口是上窄下宽的梯形，仿品梅瓶的口是直口型。真品圈足是外圈斜削的，这是元青花的普遍特征，仿品圈足是框直的。
此外，真品图案纹饰密布全器分布，分多层次布局，而仿品偷工减料，图案较疏松。元青花的纹饰都为实笔绘画，出现印花即为仿品。动物纹多为龙凤纹、麒麟纹和鱼纹。真品龙纹细身头小，三爪、四爪，从已知的元青花器看，尚未发现五爪龙纹。植物纹中，牡丹纹作为主体花纹时，留有白色轮廓线。真品青花色泽(发色)浓艳青翠和灰暗两种艳色，均有铁锈斑，用手摸上去凸凹不平，仿品均为点彩、平滑、用手摸无凸凹的感觉。在元青花中，有时会出现粗料和细料混合用的情况，一般来说，元青花的进口细料(苏泥勃青)画缠枝纹，国产料(粗料)画折枝画。国产料中的平等青，青色淡雅，多用于明成化到正德年间，灰暗高雅的石子青，多用于明清青花，回青料又称佛头青，多用于明嘉万时期青花器，此外，还有稍带红色的浙料青、康熙年间的珠明料等。
元青花真品写的都是草书，但是都不写款，多为记事文、许愿文。落“大元××年制”年代款识的可以否定。
目鉴与科鉴相结合
本报《品读汇·鉴赏斋》自去年3月改版以来，得到读者广泛支持喜爱。针对收藏市场新假乱泛滥的现象，应读者要求，今年1月1日，本报《品读汇·鉴赏斋》刊文，将与大连群策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收藏鉴宝”公益讲座。这是本报首次举办“收藏鉴宝”公益讲座，文章刊登后，电话不断，网络报名和转载极其踊跃。11日上午8时，收藏爱好者便聚集在晚报社门前。这其中有年过8旬的老人，也有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以前对元青花的特点有些模糊，听了这次公益讲座，很多问题清晰了。当然咱还达不到专业鉴别水平，但再到市场，心里也算有个数了。从这几点判定，有一条不对就可以否定掉。”听完讲座，藏友沈强说，自己原在船上工作，多年来对历史和古文物尤其喜爱，“出差去北京有十几趟了，每次都去故宫，到现在，故宫瓷器馆里的东西还没看完。”退休回连后，沈强也常去各地古玩城转，“之前真不知道元青花人物罐这么稀有，王老师的讲座给提了醒。”
“凡是来听讲座的，至少都是收藏爱好者。”刘德才老先生说，他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收藏，“瓷器、玉器、杂项都有，期间也有过打眼的经历。再以后对元青花的收藏，至少不会两眼一抹黑误打误撞了。”69岁的王玉海老先生接触古玩收藏有近20年了。“许多东西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此前我买到过一块元青花八棱瓶的瓷片，当时就觉得不是喷釉的，这次终于解开了疑问。”
“收藏领域里的路子都是相通的，元明清青花也有一定共性。收藏鉴赏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光靠理论不行的。”收藏爱好者刘先生说，除了多听课，“还要多上手，日积月累，在市场里摸爬滚打，认识才能逐渐提高。”
传统上讲，鉴定古玩是一门眼学，称为目鉴。但面对纷乱的市场，仅凭眼学已无法准确判定一件器物的真伪，因此还应借助一定的科学仪器，依靠科鉴，王老师表示，目鉴与科鉴结合，才能准确地判定一件瓷器的真伪及年代。
“下一场讲座什么时候办啊？”许多读者对讲座充满期待。类似的讲座以后每月将定期举行。即日起，本报《品读汇·鉴赏斋》与大连群策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将不限额征集大连藏家收藏的青铜器、瓷器、书画、玉器、杂项等藏品，初定3月，聘请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单国强、研究员刘静，北大文博院博士刘雄、清华文博院博士生导师须小龙、古陶瓷科研项目组组长、古陶瓷高级鉴定师刘志成，免费为大连市民鉴宝，经鉴定确认的古董，将于2014年4月举办大连首届精品保真拍卖会。
元青花大罐”鬼谷子下山
自从“鬼谷子下山”元青花瓷罐以2.3亿元人民币成交后，一股元青花热就开始横扫中国。然而时至今日，国内大多数元青花的收藏家却乐不起来，因为他们手中的藏品根本得不到文博专家认可。事实果真如此吗？带着疑问，记者在全国范围进行业内采访，惊奇地发现所谓的早期的“业界定论”已遭到多方质疑。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让我们一探究竟！
市场调查
民间元青花背负“原罪”
谈起元青花的收藏，常年致力于元青花研究与收藏的龙建雄感慨万千。他说，元青花瓷销声匿迹几百年后，在民国初年被发现，五十年前才被公认。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由霍布森和波谱拉开元青花瓷研究序幕后，在国外陆续对照验证了200多件馆藏的元青花，在国内也有少量出土器物进入馆藏，国内博物馆藏达100件左右，至此，国内外元青花瓷已达300件左右。几十年来，人们都相信“元青花就那几百件”的观点，不敢突破，不敢相信民间另外还有元青花的出土和发现。目前，中国还组织专业人员出访到土耳其、伊朗对元青花进行考察研究，但对国内民间的元青花遗存一概否定，这种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局面已经维持了50年。即使有元青花发现了，人们也不敢相信。因专家不认可，造成了大量元青花流向国外，形成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等到国外宣布是真品后，才有仁人志士花巨资高价买回来。元青花的发现和研究逐步深入，但悲剧一直在上演。民间到底有没有元青花？有多少件？似乎是一个禁区，有人提出来或拿给专家鉴定几乎就会受到嘲笑和讽刺。
近年来民间陆续发现了大批“元青花”，其中经鉴定为“真品”的也不少，但这并不能成为元青花大量存在的有力佐证。龙建雄坦言，目前景德镇造假作假盛行，个别专家做出来的元青花虽然型达到了标准，但与真元青花“神似”就有天壤之别。景德镇老窑口仿造，虽然也能达到型的效果，但真假元青花其胎质比重明显，真元青花既有厚重感，又有干燥漂浮感，真元青花经过几百年的干燥氧化，其胎质特别干燥细腻，即使是新出土的，也显得老到干燥细腻，但老窑仿的元青花总是沉甸甸的，瓷质特别生硬，即使能发现釉下的蓝点和冰挂现象也是比较凸显，呈点片状。真元青花的釉下蓝点和冰挂现象为是显非显现象，明非明、暗非暗，不成规律，一般为细小深入胎骨的小点状。仿品元青花大多比较粗劣，许多仿品即便不是行家也能看出问题，这就造成很多人不相信民间元青花，甚至把它当笑话看。
业内声音
元青花数量应高于早期定论
难道元青花瓷的发现就一直停留在早期发现的近400件吗？北京专门从事研究元青花的杨若虚告诉记者，2004年11月在山东济南云仙堂宾馆召开了首届中国民间元青花研讨会，一百余位专家、学者、藏者汇集一堂，向全国、全世界大声疾呼中国民间有元青花瓷。2006年元代瓷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又发现了大量元青花瓷，当然也有少部分赝品，在会上和研究过程中，部分专家认为在中国本土至少有15000件元青花瓷；在近些年的元青花研讨过程中有知名度和权威专家认为，国内至少存在10000件元青花瓷；但在2011年上海再次召开的国际元青花研讨会上，专家依然肯定至今元青花瓷国内外不足400件的结论。
结合自己的多年实践，龙建雄认为元青花产于中国，应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元人(蒙古人)首先应该满足自己的需求，然后再换取“外汇”。再说，元朝共计97年，就算从至正年开始做青花瓷也有28年，当时景德镇有300个左右的窑口，民窑不算，按官窑算少则也有30个，每个平均每天生产10件，每年一个窑生产3650件，28年一个窑生产102200件，30个窑28年共生产3066000件，出口1000000件，国内还有2066000件，至今存世量按万分之五国内也应有完整元青花瓷官窑瓷1000多件。打个简单的比喻：自己还饿着肚皮，怎能拿粮食去换钱呢！元青花瓷只有满足了元人需求和国内的基本需要，才可能拿去换钱，就是洋人订做数量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当年制造了多少件元青花瓷器，在历史的长河中又毁坏了多少件？未来又会发掘出土多少件，一切都是个未知数，无从考证。只有历史真相和未来的事实能说明一切，过于武断的定论都是有悖于科学理论根据，任何事物的出现都要一分为二的科学看待和思辨才是上上策。
苏宝鸿收藏展览馆内展出的”元青花吸引了众多观展者的目光。桑春磊摄影
元青花存世量“雾里看花”
文博专家认为全世界现有存量“不足400件”，民间收藏者则认为“数量远超这个数”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元青花？”在刘公岛上的苏宝鸿收藏展览馆，当看到一件件的元青花时，有游客不禁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这个于日前开馆的收藏展览馆里，展出了美籍华人苏宝鸿的130多件藏品，其中，60多件元青花尤为引人关注。
按照国内文博界流行的说法，元青花存世量不足400件，而苏宝鸿收藏展览馆就陈列有60多件，这自然引起了人们的疑问。而按照苏宝鸿的说法，他个人收藏的“元青花”就达300多件，这更引发了人们对“元青花存世量究竟有多少”的探问。
其实，有关元代青花瓷存世量的问题，近年来在收藏界和文博界中争论激烈：文博专家认为“不足400件”，民间藏家的观点则是“数量远超这个数”。无疑，随着苏宝鸿收藏展览馆的开馆，元青花存世量再度让人们陷入“雾里看花”的困惑之中。
2005年7月12日，元代鬼谷下山图青花瓷罐以1568.8万英镑(约2.45亿元人民币)拍得，创下当时亚洲艺术品拍卖的最高成交价
元青花存世量之争
不足400件PK数千件
元青花系元代生产的青花瓷，主要指元代晚期的“至正”青花瓷。在我国陶瓷史上，元青花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堪称一朵奇葩。不少人这样认为：“青花”斗艳，最美不过元青花。
目前，国内文博界流行的观点是：作为在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的瓷器品种，目前已知的元青花极为稀少、珍贵，存世量不超过400件，其中，有200多件在国外，100余件在国内。
而对于这种说法，苏宝鸿并不认同。他认为：这是文博界根据全世界已知馆藏统计出来的数字，并不包括广大民间收藏；此外，元代生产青花瓷并没有具体的指标，每年都在生产，元代存世近百年时间，其生产的青花瓷数量应是庞大的，流传到现在的绝不止400件。
“没有发现，并不代表不存在。”苏宝鸿说，不能以见到的元青花少了，就定论“元青花流传下来的不多”，这并不严谨。
上世纪70年代末，苏宝鸿移居美国。在美国期间，苏宝鸿就看到不少华侨收藏了元青花，少的几件，多的达几十件，数量加起来非常可观。
“能有数千件。”这是苏宝鸿对元青花存世量的估算。
对于“元青花目前存世量不超过400件”这种观点，记者在采访中接触的我市收藏界人士也不赞同。
“元青花存世量少这是事实，但不会仅仅只有不到400件。”我市一名资深收藏者说。他给出的理由是：人们常说的元青花主要是指元代晚期的“至正”青花，“至正”青花是元青花的杰出代表，却不能涵盖整个元代青花瓷器全貌。元代是青花瓷器的规模生产阶段，烧造青花瓷器的窑口肯定不止一两个，由于各个窑场的瓷土配比、钴料来源及制作工艺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各窑生产的青花瓷肯定会与典型的“至正”青花存在差异。另外，瓷器本身是一种商品，既然是商品，便是批量生产，生产数量一定不会太少。
“不足400件的数字，是受统计时间、统计对象、统计范围及方式限制的，这个数字肯定会不断变化。”这名资深收藏者说，从这一点来进，绝不能机械(行情专区)地照搬这个数字来断定元青花的存世量。在他看来，这其实是一个认知问题。“由于国内史料中没有关于元青花的记载，在20世纪初以前，世人对元青花还一无所知。”这名资深收藏者说，国内文博界流行“已知存世量不超过400件”的观点，同样也是受限于所掌握的资料，毕竟国内系统认识和研究元青花的时间不过几十年。他认为，随着国内对元青花研究的深入，如果还把该观点作为金科玉律，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但记者就此接触的部分文博界人士，却都认同“元青花存世量不超400件”这种观点。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博界人士说，文博界所说的“不足400件”是目前已被证实的元青花。“文博界非常看重考古证据，搞学术研究必须非常严谨，千万不能想当然。”他说，时间越长保存越少这是规律，元青花的稀少与名贵毋庸置疑，当然将来不排除还会有元青花出土。民间收藏可能会存在少量元青花，但其存世量有“数千件”则是不可能的。
苏宝鸿坦言，他不时会遇到这样的场景：有专业人士一听他收藏的元青花有300多件，还未看东西，便掉头就走。言外之意很明确：“这怎么可能？”
而这正是目前收藏界与文博界有关元青花存世量之争的生动写照。
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具有重要断代意义。
民间有无元青花成争议焦点
实际上，收藏界与文博界有关元青花存世量之争的焦点，便是民间到底有没有元青花？
近几年，收藏界与文博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几乎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究其原因，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假的元青花太多。这不难理解：元青花瓷属于奇货可居，做假的赚钱。
另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博界人士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民间兴起了元青花收藏热，许多人都说自己手上有元青花。他说：“之前的700年一直没有，怎么700年后就突然冒出这么多？这很令人怀疑。尤其近些年来，元青花作伪相当严重，假的太多。”
其实，直到现在，对2005年以2.3亿元人民币成交的元青花“鬼谷下山”大罐的真假争议仍在持续。
这位文博界人士说，是否是真的元青花，必须经过有关专家的仔细鉴定才能见分晓，不能自己说是就是。
“没有这个必要。”这是苏宝鸿的态度。之所以有这样的态度，主要缘于他对有些专家的质疑，而这也是他没有将藏品送交鉴定的主要原因。
之前，苏宝鸿曾接触过部分专家。苏宝鸿说，有的专家以之前没有看到过相同的元青花器型为由，就说送交鉴定的瓷器不是元代的东西，这未免有些轻率了。
“不能因为过去没见过就加以否定。”苏宝鸿认为，目前，还没有能力仿造出元青花，仿的就是仿的，无法跟真的相比。
在苏宝鸿看来，国内研究元青花的历史不长，有些专家研究的面不广、度也不够深，再加上元青花存世量较少，上手的机会就少，更谈不上深入研究，这就造成了有些专家眼界的局限。
对此，一名收藏界人士也表示，虽不可能遍地都是元青花，但不能就此认定民间没有元青花。
而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文博界人士提醒收藏者，元青花的数量终究很少，即便是出土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称得上是可遇而不可求。收藏元青花的风险很高，千万不要有“天上掉馅饼”的想法。
元青花梅瓶(萧何月下追韩信)南京市博物馆藏
刘公岛愿搭建元青花研究平台
关于民间有无元青花的争论或许还会持续下去。可喜的是，文博界专家和民间收藏者如今已能就这个问题进行对话，有的专家还能够认真听取民间收藏者的意见，这毕竟是一个新的开端。
苏宝鸿说，愿以苏宝鸿收藏展览馆为平台，开展民间的元青花研究，欢迎广大元青花收藏者品鉴研讨。为此，苏宝鸿还特地切割了他收藏的3件“元青花”和1只假的元青花，以便于元青花收藏者研究。“力争把苏宝鸿收藏展览馆打造成一个研究元青花的基地，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能够达到更多的共识。”苏宝鸿说，希望通过这种研究，进一步挖掘元青花的文化内涵，使之进一步发扬光大。
筹建苏宝鸿收藏展览馆，是刘公岛管委大力推进文化旅游产业的又一“力作”。
刘公岛管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元青花是中国陶瓷艺术的瑰宝，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筹建苏宝鸿收藏展览馆，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提供一个研究元青花的平台，以展览的方式与业内人士进行交流。待时机成熟时，他们还打算举办有关元青花的研讨会，力争还原元代青花瓷的本来面目，最终能够让元青花绽放出更加迷人的神采。(威海新闻网)
中国瓷器款一览表
款识一览表
年代 铭款内容
秦 右司空婴 左司高瓦 左贝 右齐 都昌 寺水 咸阳市于 咸阳成（城）申 安陆市亭 栎市 杜亭 咸亭阳安驻器 咸亭芮柳婴
三国 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
西晋 先姑坤一枚 紫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者也紫是鱼浦七也
东晋 罂主姓黄名齐之 朱
唐 张 何 陈 李 赵 冯 庞 庞家 陈家 陈 琪 李十造 罗锡 章 王 徐 马 朱 红 上 大 姜 千 示 永 合 平 项记 阮记 柴记 朱伯远作 杜 家花枕 裴家花枕 元家记 卞家小口天下有名 郑家小口天下第一 丁道刚作瓶大好 徐家沉 丙午岁造蒋应
宋 奉华 凤华 聚秀 禁苑 德寿 慈福 赵家 吴 舒家记 陈家印记 陈家号记 段家合子记 家国永安 元丰治阍赵家枕永记 熙宁四年三月十 九日书 刘家印号 郭立 谢 许 段 蔡 吴 汪 蓝 朱 徐 程 张 余 陈 潘 汪家记正 李十哥 小四玄壶吴六郎政和七年二月初五日吴惠成 丘小六泥 颐草堂先生雕造成功夫 后山颐草堂雕造功夫 周家公夫 练八郎公夫 林立 林 罗军 魏仁皓 项 里 马 永 千 上 赵家 王 童 呈 赵 和 吉 思 刘 杨 惠 同 田 李 宋 褚 柳 金 苏 崔 郭 马 孔 何 花 纪 刘五盘子 梁四个 梁四 莫三郎 梁 伍 任 周 莫一 莫十 莫一立 陈三 文三 林四 刘四 李伍 李六 李九 欧二 欧小二 区二 龙二 龙六 程八 黎司 小二 小三 小六 小七 二金 而知 李 公造 李小一 蒋四 蒋小八 蒋子弟供舍 张一 赵小二 陈立 崔十四 刘十 好七 封立 木 肖 小 田 洪立 洪四 本 小本 重 刘立 绍圣 四年四月十六日钟表博士谨记 九政自造火元丰六年八月十九日元 越一盘 秦 文 殿 迪 功郎浮梁县丞臣张昂措置监造 丘小六泥房乔 位龙 李小翁 朝真 归牛东宫
辽 孙 徐 杜
金 张家造 赵家造 刘家造 张家枕 张家记 张家窑 张大家造 张大家枕 古相张家造 王氏寿明 王氏天明 漳滨逸人制 佛光普渡大安 二年 张泰造 大定二年六月六日家造 刘三公瓦底 于三 叶子成 泰和二年八月六三日亡过崔仙奴
元 使司帅府公用 至正拾壹年七月二十九日小河东陈家亲造 张家造 古相张家造 李家造 王家造 相地张家造 滏源王家造 滏源陈家造 滏 源常家造 张 高 仲夫 项正 项宅正窑 元字染拾叁号匠 元祖郭家 大枕已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 岁次大元国至大元年四月初 拾记汾阳琉璃待诏任瑭成造 刘大使宅凌氏用
明天顺 天顺七年大同马氏
明正德 吉府上用 何玉清造
明嘉靖 天宫制鼎 朱府 晋府 璞会上用 晋府造用 藩府上用 藩府佳器 郝府佳器 秦府 秦府 典膳所 秦府典膳所乙丑年造 长府制造长府造用 赵府制造 赵府制用 黔府 腆善所 茶房 大茶房 外膳房 内膳房 松柏草堂 滋树堂 东书堂 玉泉德记 陈文显造 陈守贵造 陈守钊造 程 自造 邓奎自造 程氏自造 程景自造 吴文自造 唐比自造 刘信嘉靖年制 乐平 嘉靖年西谷制
明万历 万历年制德府造 万历年德府造 德府造用青萝馆用 太和王府 万历年制纯思堂用万历年制纯忠堂用 万历丁亥年造黔府应用万历乙亥黔 府制用 玄荫堂制 芝兰室 博物斋藏 京兆郡寿房记 灌园督造 沈氏 仙关吴震 青华仙子吴震 宣窑 程玉梓造 荆桂 少溪 紫芝主人监制
明天启 王远选造 天启年米石隐制 天启三年唐氏制 仁波佳制 少溪置用
明崇祯 丛菊斋 雨香斋 白玉斋 博古斋 仿古斋 以德堂 吾斋 旷府佳器 甲戌孟春赵府造用 王远监造
明 顾氏 石林 三槐 李氏 清河制造 张明工夫 陈粤彩 杨升 可松 何朝宗 何朝宗印 张寿山 陈伟之印 林学宗印 林朝景 林氏子信 冶仙 之 文荣 文荣雅制 明师
清顺治 望仙楼 百花斋 百花斋制 梓桑轩制 种玉堂 许世文元公制
清康熙 复香轩之清制 中和堂制 怡怡堂制 应凡 堂制 兆余堂制 兆玉堂制 瑞庆堂制 应德堂制 怡德堂制 庆云堂制 碧云堂制 玉宝堂制 玉桂 堂制 会元堂制 兴元堂制 永裕堂制 清荫堂制 碧芳堂制 碧玺堂制 友于堂制 昆碧堂制 淡宁常制 芝兰堂制 谦牧堂制 敦睦堂制 绍闻 堂制 东壁堂制 御赐纯一堂珍藏 御赐纯一堂 景洁堂 俭师堂 王辰堂 百子堂 希范堂 松年堂 松柏堂制 玉海堂制 美玉堂 美玉堂制 朗润堂 三元堂制 永兴堂制 聚兴堂制 荣锦堂制 尚志堂 来雨堂博古制 益友堂博古制 恒丰堂博古制嗣德堂制 春辉堂 春晖草堂 秋辉 堂 淡宁堂 慎德堂制 慎德堂博古制 珍玉堂制 世恩堂制 庆恩堂制 全庆堂制 衍庆堂制 世锦堂制 紫荆堂 紫荆堂制 敦仁堂 晖吉堂 琳玉堂制 光裕堂制 北庆堂制 惟善堂制 心逸堂 德星堂 仙鹤堂 欢乐堂制 应孔堂制 玉清堂松轩制 升祥轩玉清制 彩玉堂 颖川堂 绍 闻堂 德馨堂制 德馨堂 天宝堂制 天水堂制 台衡堂制 留耕堂制 绿荫堂 佩玉堂 佩玉堂制 篆漪堂 恒兴美玉堂制 通德堂制 正玉堂制 宁俭堂清玩 桂育堂制 益友鼎玉堂制 吉庆堂制 书锦堂 居敬堂 聚顺美玉堂制 大树堂制 奇玉堂制 昭玉堂 益友堂制 永和堂制 同顺 堂制 枢府式仿枢府 宣和 碧玉堂制 安素草堂 嘉善堂仿古制 留耕堂仿古制 听松堂仿古制 白云堂仿古制 慎德堂仿古制 天琛堂仿古 制 全庆堂仿古制 怡玉堂制 草阁 文山阁 远山阁 云苍阁 张家湾梓阁 松石斋 还古斋宣和式 问心斋 丛菊斋 集雅斋制 拙存斋 乾惕 斋 芝润斋制 笔花斋制 寿古斋制 宿云斋 容斋 金兰斋制 芝兰斋制 芝兰斋制 玉兰斋 玉兰斋选式制 天禄书斋 调鹤闲轩清赏 应德轩 博古制 复香轩玉清制 杏林轩 红蕉轩 印月轩制 安吉居制 问清居制 彩云轩 应德轩 常丰轩珍玩器 文翰斋清玩 杏林轩珍玩 光裕堂 珍玩制 玉堂美器 青云斋佳玩 玉堂佳器 瑞麓山房佳制 三益之珍雅制 兆庆堂清雅制 兆余堂清雅制 三友雅制 魁元雅制 魁元仿古雅 制 永香轩玉清制 瑞麓山房监制 逸居 云居 青云居 木石居 木石居仿古制 玉石居 水云居 竹石居 石居 风流宰相家 萃友苑制 张宅 佳器 莲峰寺记 漱玉亭怡德堂玉石制 萃文苑 海岳家藏 绿荫堂器 春育主人珍藏 商山仿古 善山仿古 峰霞山人 渭水渔翁 中山人 程 子受（眉公） 吴仲兴晓山主人世 东海鼎臣 雪庵 卉庵 西园 璞庵 宋药州 两来正记 文如壁
清雍正 谦牧堂制 立本堂制 世恩堂制 谦牧堂制 曙光堂制 正顺堂制 浩然堂 浩然堂制 裕堂制 守易堂 百露堂 庆宜堂制 养和堂制 精雅堂制 燕喜堂制 敦复堂 敬恩堂 园明堂 东园堂 希范堂 俭宁堂清玩 世经堂 大明嘉精年世经堂制 姚江冯护荫堂珍藏 云在草堂 朗吟阁制 欣赏阁 太和斋雍邸清玩 安吉居珍玩制 青云居 文石山房大清雍正年制 冯宅 宝机楼藏 椒声馆 古香书屋 正谊书屋 浴砚书屋 遗安书 屋珍藏 亦庵 吴府 耀华藏器 雍正甲寅沈阳唐英敬制普陀山圆通殿 瑞锡琼制 瑞锡琼瑛 公输监制 歧博古制 江鸣皋造 瑶华清赏 玉清 雅制 孙睦宗
清乾隆 旭华堂藏 和辉堂制 嘉荫堂制 湛恩堂制 成信堂制 凝和堂 植本堂制 彩华堂制 彩润堂制 彩秀堂制 致远堂制 敬修堂制 敬畏堂制 宝 恩堂制 澹宁堂制 惜阴堂制 荣瑞堂制 敦睦堂制 明远堂 敬慎堂 静镜堂 诚信堂 敦叙堂 雅雨堂 述古堂 述德堂 曙光堂制 禄寿堂制 瑞德堂制 筑野堂制 思荣堂制 裴孝友堂 裴逢吉堂 忠信堂制 资善堂制 斯干草堂 椿荫堂 养和堂制 师古堂制 庆宜堂制 六谦堂制 致 和堂制 乐静堂 乐善堂 恭寿堂制 恭寿堂宗祠 弋好堂清赏 古香斋 宝晋斋 宝善斋 宝啬斋 宝啬斋藏 有正味斋 宁晋斋 宁静斋 宁远 斋 澹宁斋制 百一斋 德诚斋 经斋 觉是轩 妙香馆制 九畹山房 百一山房 蜿委山房 文石山房 红荔山房 对屏山馆 乡麟楼制 市隐楼 制 宝机楼制 玉杯书屋 浴砚书屋 正谊书屋 内府珍藏 荔庄 啸园 东园 略园 潭柘寺供 听松庐 听云山主人馆 七十二鸳鸯社 昊十九 制 壶隐老人 壶隐道人 瑶华道人 泉制 唐英 唐英敬制 唐英俊公氏 唐英隽公 俊公 沈阳唐英 沈阳后学蜗寄唐英敬录 沈阳唐英敬制 钦命榷陶使者沈阳唐英敬制 蜗寄唐英制 榷陶使者唐英制 督陶使沈阳唐英题 蜗寄居士古柏堂 蜗寄居士清赏 蜗寄题 沐斋 沐斋居士 制 陶成居士制古泉堂 陶成居士陶成堂印 陶成堂制 陶成堂印 陶铸 陶榷 甄陶雅玩 乾隆甲辰俊公赠品 陶人 榷陶呈星使 蜗寄老人 唐英之印 隽公 乙因雅制瞿宝珍 玉锋 石林 陶珍 韩睦宗
清嘉庆 懋勤殿 彩华堂制 彩秀堂 敬畏堂制 种芝堂制 志勤堂 庆宜堂制 事敬堂制 寿颐堂制 诚信堂 玉庆堂制 嘉荫堂斋谷山人造嘉荫堂制 嘉荫堂藏 一善堂制 植本堂 润碧轩制 澄怀轩藏 春江花月楼 素织山房永源成记 完颜氏 俊公自制 福海珍藏 佩珂监制
清道光 嘉乐堂制 精进堂制 养和堂制 巨德堂制 厚植堂制 经笥堂制 公勤堂制 乐古堂制 种芝堂制 存古堂制 庆宜堂制 皆山堂制 惜阴堂制 浩然堂制 嘉荫堂制 崇礼堂制 定府行有恒堂珍赏 行有恒堂 退思堂制 邸退思堂制 慎德堂制 退思堂德斋主人 珠琳堂制 求谦堂制 锡 庆堂制 眉寿堂制 敦厚堂制 荣瑞堂制 百寿堂记 陶陶草堂监制 一善堂制 履信堂制 聚庆堂制 多福多寿堂制 了孙传代留余堂 监庆堂 制 约已堂制 玉庆堂制 青莲堂制 听雨堂 敬修堂 敬畏堂 种德堂 观莲舫制 承启堂李氏宗祠 静镜堂制 九思堂制 墨缘堂制 筑野堂 居梧堂 双清阁制 桂月山庄 锄月山庄 宁晋斋制 宝善斋制 德诚斋制 慎静斋制 愿闻吾过之斋 湛静斋 十砚斋 思补过斋 坦斋珍藏 夔 斋监制 思补斋制 知不足斋 道光年制十花斋 斋性轩 古月轩 尘定轩 自诒轩制 清顺轩 竹韵山房 云溪精舍春江花月楼 双照楼制 寿 春楼藏 百福楼 胡海楼 绛月楼 晋甄吟馆监制 冶春吟馆 邸清赏 从香书屋 天香书屋 遗安书屋 古香书屋珍玩 友棠浴砚书屋 澹怀室 瞿之室制 完颜宗祠 慧福寺 古潞李氏梅坡制 解竹主人制造 学山小筑 正斋主人 赵之谦 查小山制 熊氏壁臣仿古 养园仿古道光年冯 氏制 沈恰如制 健庵雅制 福英供奉佛天 珠峰 祝岭雅藏 乐敬字置 琴南手制 仙源陈国治作道光二十四年 定王府制 道光已酉行有恒 堂主人制 道光庚子年定王府制 道光乙已年定王府制 定府行有恒堂珍赏 道光丁未春定府行有恒堂制 道光丁丑秋九月善宝属陈国治作 王炳荣 李裕元 马衡和 宋玉峰制 醴渠自制 醴泉自制
清同治 体和殿制 乐寿堂 慎思堂制 诒谷堂制 务本堂 涵德斋制 敬顺斋制 慎静斋 竹雪轩 晋砖吟馆监制 王炳荣作 李裕成 宝胄第制
清光绪 储秀宫制 长春宫制 一善堂 大清光绪春 怡堂制 慎德堂制 甘泽堂制 退思斋 愿闻吾过之斋 光绪丁未玉海堂仿 大雅斋 嘉泰松轩 陶 法宝 俭存斋 恕斋清玩 一百二十畦芍药园主制 聚厚轩 燕赵悲歌之士孔子后四十一葵卯制 汀源郑氏子孙宝用 乐道堂主人制 熊氏 壁臣仿古 澹园居士 素云道人 光绪戊盐城宋锦桂画样景德官窑做造贵池南山村刘氏聚学轩永宝用
清宣统 坤宁宫祭器 宣统已酉宜春堂制 宣统庚宜春堂制 来鹤堂
清 何朝春 许云麟 许裕源 博及渔人 许云麟制 珍如金记 顺和苏记 源益店 大昌 宝玉 如璋 来禽 黄炳 霍来 冯铁来 瑞号
民国 居仁堂制（袁世凯所用） 颐寿堂 乐古堂 怀仁堂制 静远堂制（徐世昌所用） 谷冶堂 寿护草堂主人 大德堂制 慎德堂制 昭德堂制 退思堂制 延庆楼制（曹锟所用） 竹清山房 藏经山房 竹肃山房 碧云山房 澄怀园 惟一斋 古松斋 觯斋（郭葆昌所用） 乐陶斋 如意 馆 陶陶斋（王琦所用） 饮冰斋（刘雨岑所用） 觉庵（刘雨岑所用） 佩古斋（程意亭所用） 古石斋（田鹤仙所用） 古欢斋（潘陶 宇所用） 再思轩（刘希任所用） 石庐（染兑石所用） 希平草庐（王大凡所用） 栖碧山馆（徐仲南所用） 平山草堂（汪野亭所用） 彤云山房（汪晓棠所用） 晴窗读书楼（邓碧珊所用） 亦陶斋（张志汤所用） 清平画室（余翰青所用） 愿闻吾过之斋（王步所用） 郭世五 陶务监督郭葆昌制 汪友棠 汪晓棠 汪照藜 汪云山 汪洋 汪少亭 汪大沧 汪以俊 汪少平 汪小亭 任逢瑞 萧靖初 潘祖熙 潘陶 宇 潘庸秉 许上礼 陈雪岩 陈德明 罗子林 莲溪陶 叶震嘉 何许人 陆云山 程水金 程云农 程子其 李明亭 王云泉 王锡良 王大屏 王 倚之 王晓帆 邹洁 争文侯 争国钧 余文襄 柳兰亭 魏墉生 邓肖禹 邓碧孙 邓重明 涂菊亭 毕伯涛 朱明 朱受之 冯大陀 万云岩 章仕 保 张松涛 张志汤 张沛轩 熊梦亭 熊作仙 熊文融 曾福庆 段子安 丽泽轩 黄晓村 董师曾 方伯卿 方云峰 吴俊 吴寄甄 饶华阶 黄发 顺 钱仲明 孙月轩 徐韵泉 徐天梅 郑效维 杨鸣皋 余翰青 余竹青 余见田 余磊青 余鹤筑 刘雨成 刘仲卿 刘希任 刘希玉 游海滨 娄 观涛 河头居士 胡邦浩 石宇初 石奇峰 至云主人 姜梦神
唐、宋瓷器上的“官”和“新官”字款
唐宋时期的一些瓷器上刻、划有“官”或“新官”字款。其早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近些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瓷器资料的日益增多，研究者对其年代、产地和“官”字的涵义等问题展开了较全面研究，取得了令人属目的成果。本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与“官”、“新官”字款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望各位同仁不吝指正。
一．“官”和“新官”字款瓷器的种类、年代、产地迄今发现的“官”、“新官”字款瓷器的数量，据初步统计，已逾200件。
有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二种，以白釉瓷器的数量为多。器型有净瓶、瓶、注壶、壶、盖罐、罐、洗、碗、盘、碟、把杯、杯、盏托、盒、枕等，以碗、盘为主。
它们的年代，最早者为晚唐时期，以浙江临安唐昭宗光化三年（900）钱宽墓和约葬于唐昭宗天夏元年（901）的水邱氏墓出土的为代表；最晚者，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认为“约在赵宋建国前的辽代初年”，有的则认为可到北宋后期。目前所见其出土单位有明确纪年的，以辽宁朝阳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为最晚。窑址发掘出土的，以1985—1987年河北曲阳定窑遗址发现的为最晚，均出土于该遗址的早期文化层中，其“年代不晚于北宋初年”。对于已知的非纪年单位、窑址地层出土和传世的资料，我们参照纪年单位出土的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粗略的排比，发现最晚者为北宋早期，即太祖至真宗时期（960——1022）。由上述可见，“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具体年代为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
目前发现或可确定烧制“官”、“新官”字款瓷器的窑有：河北定窑、陕西耀州窑、浙江越窑。
定窑遗址共发现“官”、“新官”字款瓷器17件，均为白釉瓷器。其历年来调查采集2件，皆为“官”字款；1985——1987年发掘出土15件，其中“官”字款14件、“新官”字款1件。窑址以外出土或发现的“官”、“新官”字款白釉瓷器的数量较多，据谢明良先生1987年统计，至少有149件，加上1985年河南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1988年发表）的16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1993年发表）的1件、1994年河北曲阳五代墓出土的1件、1995年河北定州尧方头出土的2件等，至少有169件了。这些瓷器虽不能肯定全部是定窑所烧造，但绝大部分为定窑所生产应是没有问题的。
耀州窑遗址发现“官”字款瓷器14件，1984——1992年发掘出土12件，采集2件，均为青釉瓷器，是五代时期所烧造。
越窑遗址发现“官”字款青釉瓷器2件，均为考古调查时采集，一件器型是盘，年代为五代时期；另一件是盏，年代为北宋早期偏晚。此外，1970年浙江临安板桥五代墓出土的1件越窑青瓷双系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墓出土的1件越窑青瓷花口盘，分别在肩部、底外侧刻、划“官”字款。
二．“官”字不是“官窑”之义
“官”、“新官”字款中的“官”字，不是“官窑”之义。关于什么是官窑？目前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认识。我觉得还是用当时人的说法来理解为妥。南宋叶置《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从这段记载可以窥见，宋代官窑是朝廷直接管理，产品专供宫廷使用。很显然，“官”、“新官”字款瓷器和烧造它们的瓷窑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官”字也不可能是“官窑”的意思。其理由如下。
首先，烧造“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定窑、耀州窑、越窑，古代文献中或多或少都有记载，但未见朝廷派官直接管理主持烧造事亦的内容。仅见定窑、五代后周时曾派冯翱“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越窑北宋初年曾有赵仁济充“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之事。前者显然是只负责征收定窑的商税，后者也不过是官府派往越州督办宫廷所需越窑瓷器的官，也非直接管理越窑的生产。再有，在当时和稍后的文献中也没有说它们是“官窑”，而且从记载的内容和相关资料中也看不出来是官窑的意思，反而在有的文献记载中倒可以推断出有的窑不是官窑。前文所引南宋叶置《坦斋笔蘅》中的那段记载，是将定州白瓷器（定窑）、汝州青窑器（汝窑）和京师自置的官窑并列。从这种行文方式中可以明显看出，定窑、汝窑都不是官窑。如它们是官窑，行文的方式将是另外的一种样子了。那么北宋时期宫廷所用的定窑瓷器和汝窑瓷器是怎么来的呢？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六二《河北道》记载，定州贡瓷器，由此可知，定窑瓷器是通过地方土贡的方式获得的。从《坦斋笔衡》中的“命汝州造青窑器”一语观之，汝窑瓷器是通过上面派烧的方式获取的。这正反映了在官窑之前宫廷用瓷来源的二个渠道。
其二，官窑的产品专供宫廷使用，所以宋代官窑瓷器至今在发掘的一般居住遗址、墓葬、塔基、窑藏中还未见到。“官”、“新官”字款瓷器则不然，考古发现较为普遍，上至皇太后陵、下到一般庶人墓都有出土，塔基、窑藏内时有发现，甚至连遥远的埃及开罗南郊福斯塔特遗址也有发现。使用的范围和对象与宋代官窑瓷器有明显的区别。
其三，古代文献中没有记录是官窑的瓷器，考古发掘出土器物上的“官窑”铭，是全称，甚至还加上所在州的州名，如在安徽芜湖东门渡窑址采集的印在罐壁下部近底处的“宣州官窑”铭，不简写成“官”字。再有，古代文献中记录、学术界公认的官窑，如杭州乌龟山南宋官窑、景德镇清官窑等，在发现的众多资料中，未见有刻、划、戳印、笔书“官”或“新官”字款的实例。
上述三点足可以说明，“官”、“新官”字款瓷器上的“官”字不是表示“官窑”之义。这也就是说，迄今发现的烧造“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定窑、耀州窑、越窑不是官窑。
三．“官”字是太官署的简称
“官”、“新官”字款瓷器上的“官”字虽然不是“官窑”的意思，但从“官”、“新官”字款瓷器的质量等方面考察，可以肯定与官府有关。那么其究竟与官府的何部门有关？“官”字表示什么？我们针对问题查阅了有关文献资料，并对相关的考古资料做了初步整理，认为可能是当时的官府机构光禄寺下属的太官署的简称。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太官署的设置及其职责。
太官之名，在秦汉时期就有了。在汉代，太官令为少府的属官。《后汉书 百官志（三）》少府条载：“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掌御饮食，”下设“左丞、甘丞、汤官丞、果丞各一人，”“左丞主饮食，甘丞主膳具，汤官丞主酒，果丞主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早、中期，太官令除隶属关系在有的朝代有所变动外，其余基本承袭了汉代的制度。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晚期，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北齐时期不但隶署光禄寺，而且成了光禄寺的一个下属机构。《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载；北齐“光禄寺，掌诸膳食、帐幕、器物、宫殿门户等事。统守官[掌凡张设等事]、太官[掌食膳事]、宫门[主诸门 事]、供府[掌供御服玩弄之事]、肴藏[掌器物鲑味等事]、清漳[主酒，岁二万石，春秋中半]、华林[掌禁 林木等事]等署。宫门署，置仆射六人，以思其事，余各有令、丞”。
隋光禄寺的权限缩小，仅掌管与饮食有关的部门了。〈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载：隋“光禄寺统太官、肴藏、良酝、掌醢 等署，各置令、丞”。其中太官令“三人、”丞“八人”，“太官又有监膳十二人”。
唐代这种制度更加完善，并明确规定了供膳对象。，〈唐六典〉卷第十五〈光禄寺〉载：“光禄寺，卿一人，“少卿二人”。“光禄卿之职，掌邦国酒礼、膳羞之事，总太官、珍羞、良酝、掌醢四署之官属。修其储备，谨其出纳。少卿为之贰。凡国有大祭祀，则省牲、镬、视濯、溉。若三公摄祭，则为之终献。朝会、燕 ，则节其等差，量其丰约以供焉”。“太官属，令二人”，“丞四人”，“监膳十人”“监膳史十五人，供膳二千四百人。太官令掌供膳之事。丞为之贰。凡祭之日，则白卿只诣诸厨省牲、镬，取明水与阴鉴，取火于阳燧。帅宰人以銮刀割牲，取其毛、血，实之于豆，遂烹牲焉。又帅进馔者实府、簋，设于馔幕之内。……凡朝会、燕飨，九品以上并供其膳食。凡供奉祭祀、致斋之官，则衣其品秩，为之差降。若国子监春、秋二分释奠，百官之观礼，亦如之。凡行幸从官应供膳食，亦有名数。凡宿卫当上及命妇朝参、燕会者，亦如之。《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记载与《唐六典》相同，但极为简略。《新唐书》在讲到太官令职则时，将其概括为“掌供祠宴朝会膳食”。
五代时期大体沿袭了唐带的制度。光禄寺不但继续设置，而且执掌也没有太大变化。
北宋早期的官制基本因袭了唐末、五代之制。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之后，对五代后周的官僚机构基本没有去触动。据《续资质通鉴长编》卷十二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条载：当时上“伪署官并仍旧”，只是在旧机构旁增设新机构或逐步差遣临时职官。到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对此前的北宋官制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光禄寺的下属机构也做了重大调整，撤消了太官署，保留了太官令。这时的太官令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一之一）》引《神宗正史职官志》载，仍“掌供膳”。这种情况在北宋晚期发生了变化，《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载：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置尚食局，太官令惟掌祠事”。
从以上文献资料和对资料的分析可知，太官署（令）在汉代至北宋中期一直掌膳食之事，尤其是唐至北宋早期主掌祭祀、朝会、宴飨（XIANG）供膳之政。负责共膳，必然要涉及到盛装食品、用膳的器具。从前面所引文献可知，汉代是太官令下属的“甘丞主膳具”；北齐是肴藏署“掌器物”。后来虽然不见类似的明确记载，但供膳需要膳具这一点不会有变化。至于唐宋时期太官署所用膳具的质地，即用什么质料的膳具？毫无疑问，有相当部分或主要是瓷器。众所周知，东汉晚期出现了成熟瓷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使用逐渐普及，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唐宋时期是中国瓷器手工业大发展和繁荣时期，瓷器的种类增多，质量大幅度提高，已成为人们最喜爱的生活用具之一，使用已十分普遍，尤其是宫廷也大量采用瓷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具。因此，太官署以瓷器作为膳具是完全可能的，不足为奇。进而说明太官署与瓷器有密切的关系，具备了太官署的名称刻、划或戳印在瓷器上的基本条件。
第二，太官之名，早在汉代就见之于器物上了。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乳钉纹铜壶、蟠龙纹铜壶上均有刻、划的“大官”铭文。瓷器上有“太官”字款的资料见于隋代。1997年在湖南湘阴岳州窑遗址出土的一件青瓷碗上戳印“太官”字款。承蒙湘阴县博物馆刘冰池馆长惠示，对这件青瓷碗的特征有了较详细的了解。瓷碗深腹、曲壁、假圈足，制作规整；胎呈浅灰色，质地较细腻、坚硬，釉为青泛黄色，内满施釉，外施釉不及足，釉面晶莹光润，釉层均匀，开细纹片；内地中心部位釉下胎上戳印“太官”字款。该碗制作工艺精良，质量好，是当时岳州窑乃至南方诸窑瓷器中的上乘之作。其年代，据其形制、胎、釉特点和与有关墓葬出土的岳州窑青釉瓷器资料对比推知，约为随代早期。这件碗上的“太官”字款，无疑是指太官署。说明太官署的名称是可以出现在瓷器上的。
第三，唐宋时期官府机构名称出现在瓷器上的实例屡见不鲜，如唐代邢窑瓷器上有“翰林”、北宋定窑瓷器上有“尚食局”、“尚药局”等。不仅如此，而且在瓷器上刻、划官府机构简称者也大有物在。
唐代邢窑烧制的白釉瓷器上，有一些底外侧刻划“盈”字款。“盈”字款白釉瓷器是唐代邢窑白瓷中的精品，“是专门为皇宫生产的，……进入皇宫后由御库大盈库收藏”。可见，“盈”字款应是大盈库的简称。唐玄宗开元时期（713——741年）将皇室财政库内库组织分为大盈、琼林两库。大盈库实质上是皇帝的私库，由宦官掌管。《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记载：玄宗时“王珙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其又载：“故事，天下财赋归左藏，而太府以时上其数，尚书比部覆其出入。”肃宗时“京师豪将假取不能禁，第五琦为度之盐铁使，请皆归大盈库，供天子给赐，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大盈库一直延至唐代未年。从考古资料看，“盈”字款白瓷器出现于盛唐时期，晚唐时期仍有发现，与大盈库设置的时间吻合。
在瓷器的款识中，有官府机构简称者，不仅发现于唐宋时期，其他时代也有，如元代景德镇窑烧制的卵白釉瓷器上时见与花纹一起摸印的“枢府”、“太禧”字款。带有“枢府”字款的卵白釉瓷器，也称之为“枢府瓷器”，是元代官府机构枢密院在江西景德镇窑订烧的瓷器。字款中的“枢”字无疑是枢密院的简称。“太禧”则是元代太禧宗堙院据《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载，是“天力元年，罢会福、殊祥二院，改置太禧院以总制之”，“掌神御殿朔望岁时讳忌日辰芫堙享礼典”。“太禧”字款卵白釉瓷器显然也应是太禧宗堙院在景德镇窑订烧之物。
以上所举“盈”、“枢府”、“太禧”字款的例子，说明在唐宋元时期瓷器以官府机构简称为款识的做法是存在的。前有先例，后有延续，太官署在瓷器上只刻、划其简称“官”字就不奇怪了，实属正常。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结果，不难得出唐宋瓷器上的“官”、“新官”字款中的“官”字是其官府机构光禄寺下属的太官署简称的结论。由此可以推断，唐宋时期的“官”、“新官”字款瓷器是有关瓷窑为太官署烧制的，也就是说，是太官署在有关瓷窑订烧的，作为祭祀、朝会、宴飨（XIANG）供应膳食的膳具，性质非御用瓷器。
四．“官”与“新官”字款的关系
“官”与“新官”字款的关系，也不难理解。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通入藏时镌刻的供奉藏品之物品帐目石碑，碑文开头说“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如后”。这句话中值得注意的是“恩赐”和“新恩赐”两词。从碑文中得知，“恩赐”物系唐懿宗（860-874年）李催所赐，“新恩赐”物系其继承人唐僖宗（874-888年）李儇所赐。“官”、“新官”与“恩赐”、“新恩赐”形式相同。“官”、“新官”字款瓷器目前所知最早的纪年资料为浙江临安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钱宽墓和约葬于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的水邱氏墓出土的，与“恩赐”、“新恩赐” 镌刻的时间都属于晚唐时期。看来可能是当时行文的一种惯例。据此我们认为，“新官”是对“官”而言，“官”在前、“新官”在后，可能是以示区别太官署前后两次或前后两位官员在同一个瓷窑订烧的瓷器而刻、划的。
五．“官”和“新官”字款消失的原因
本文前面已经讲到，“官”“新官”字款瓷器见于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为什么北宋早期以后不见了“官”、“新官”字款瓷器？这不排除没有发现或发现了未被辨认出来的可能。但我们认为更多的是与北宋官府机构的变动有关。在前面已经谈到，北宋早期特别是太祖、太宗时期的官僚机构基本承袭了唐未、五代之制，光禄寺及其下属的太官署继续负责原来得事务，这是北宋早期仍有“官”、“新官”字款的根本原因。此后，事情逐渐发生了变化。《宋会要辑稿 职官（二一之一）》光禄寺条引《两朝国史志》载：古者其属有大官、珍羞、良酝、掌醢（音：海）四局，今分隶御厨、法酒库“。《两朝国史志》即为《两朝国史》中的“志”。两朝国史》系北宋仁宗、英宗两朝的果史，北宋王圭等撰，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成书奏御。由此可见，在仁宗、英宗时期太官署的职事已隶御厨。之后，神宗元丰年间，官制改革，撤消了太官署。这样自仁宗、英宗时期起，不能再以太官署的名义到瓷窑订烧瓷器了，瓷器上也就不见了“官”、“新官”字款。
历代纪年款特点之二
金代纪年款
金代陶瓷纪年款以墨书款较为多见，另有釉下彩书写款和刻划款。落款的位置多在器物的外底、足部，也有落于腹部和内底的。如“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此为金代萧窑瓷瓶纪年款，横刻于瓶足上，瓶腹刻“白土镇窑户窑户赵顺谨施到慈氏菩萨花瓶壹对，供养本镇南寺”。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白地黑花鸟纹虎形枕的底部有墨书“大定二年六月六; 日口家造”款。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定窑白釉剔花莲花纹枕的底部有墨书“金大定八年正月初四日康军使宅置到”款。1984年陕西铜川耀州窑遗址出土的盏范上有“大定十年”款。1983年陕西黄陵县古墓出土金代瓷枕的底部有墨书“大定十六年五月”款。
1978年秋河北曲阳北镇村出土的定窑夔龙纹盘印模内壁刻有“甲辰正月望日造”干支款；同时出土的定窑菊花纹碗印模的内壁刻有“甲辰蕤宾十四日”款。“蕤宾”为五月。山西出土的白釉砂圈瓷碗的砂圈上有墨书“明昌三年十二月四日买了一十个”款。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霍县窑盘的外壁露胎处有墨书“明昌四年柒月初四日三李置到”款。秦庭域收藏的金代白地黑花诗文枕，枕面题七言律诗一首，其中有一句为“泰和三年调玉烛”。1988年12月山东成武宝峰乡定西村出土的金代白瓷碗的外壁近足无釉处墨书“泰和三年十二口买二只”款。1978年秋河北曲阳北镇村出土定窑四季花纹碗模的内壁环刻“泰和丙寅辛丑二十四日画”款。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白地黑花罐腹部釉下有以黑彩书写的“佛光普渡大安二年张泰造”款。1959年陕西铜川黄堡镇窑址出土刻有“大安二年”款的青瓷残片。另见金代磁州窑瓷枕上落有“正隆元年制”款，金代磁川窑三彩花卉盆外底墨书“正大七年十二月二十七制”款。金代瓷器上还有—种只书年号，不书具体年代的款识，见于红绿彩瓷器的有“泰和”、“正大“等；见于耀州窑青瓷残片上的有“贞元”。
元代纪年款
主要见于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钧窑、耀州窑、定窑资器上。既有彩书、墨书款，又有刻划款。常落款于外底、颈、肩、腹部等处，位置不固定。如广东遂溪窑出土碗模外壁刻有“大德六年”款。元紫金釉贴花牡丹纹三足炉外底刻有“大德七年制”款。元钧窑天蓝釉紫红斑盘上落有“大德八年”款。元定窑刻划花鱼纹盘外底刻“至元八年制公用”款，前五字直书，后二字横书。元代白釉瓶上落有“大元国至元十九年九月十四日记耳”款。陕西铜川立地坡古窑址出土的残瓷片上刻有“至元二十九年六月十四日”款。山西琉璃龙莲花香炉上刻有“至大元年午汾阳琉璃寺诏伍塘城造”款。湖南衡东麻园窑址出土擂棒残器上刻有“延佑四年”款。元代磁州窑白瓷枕的外底有墨书“至治二年前五月十五造磁齐居(君)仁”款。元龙泉窑青瓷大花瓶上刻有“泰定四年丁卯岁仲伙吉日谨题”款。1979年江西丰城县征集的出土于景德镇的青花釉里红楼阁式瓷仓上有青花料楷书“后至元戊寅五月二十三日”款；同时征集的出土于景德镇的青花釉里红塔式盖罐颈部有一周青花楷书款为“大元至元戊寅六月壬寅吉置”。收藏于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的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颈部有青花料楷书“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款。元磁州窑白釉褐花罐外壁釉下有褐彩书写的“至正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款。另外，元代瓷器上还有一种不书年号的干支纪年款，例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出土的钧窑双耳兽足炉上落有“乙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款。
明代纪年款
主要见于景德镇官、民窑瓷器上。官窑瓷器上冠以帝王年号款始自永乐朝，后成定制。但永乐官窑年号款只见四字款，官窑瓷器上落六字双行或三行楷书年号款并围以双重圆圆这一最常见的体式，则始自宣德朝；常见的六字双行围以双重方框的体式，始自成化朝。还有—种常见的环书于高足杯、碗足内沿的六字或四字年号款的体式，也始自成化朝。明代官窑瓷器纪年款以朝代款(又称年号款、年款)为主，民窑瓷器纪年款则以干支款较为多见。明代纪年款多以青花料书写，兼用暗刻、模印、釉上彩和白泥料书写。落款位置以器物外底最为多见。也有在器内底、近口沿、颈、肩、腹、流、柄等处的。官窑年款字体除永乐、宣德、弘治、万历朝有篆书体外，其他朝未见。款字排列方式，以六字双行和四字双行最为多见，六字三行、一排横书、一行直书、六字环形、四字钱文排列等极少见。官窑年款多由宫廷出样、御窑厂有专人负责照样书写，字体严谨规整。民窑纪年款则大抵随意书写，字体多草率不规。据有关专家考证，明代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生产始自洪武二年()369年)。止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此期间官窑瓷器上的纪年款以宣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较多见，其他朝则少见。有人根据明代各朝官窑瓷器上年款的特点，将明代官窑瓷器年款总结为五句口诀，即“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这与实际情况基本符合。
清代纪年款
清代景德镇官、民窑瓷器上的纪年类款，从款识内容看，主要分为朝代款(又称年款)和干支款两大类。年款多用于官窑器上，干支款多见于民窑器上。官窑年款以楷书或篆书的“大清某某年制”、“某某年制”、”某某御制”最为多见，如“大清康熙年制”、“雍正年制”、“康熙御制”等。款字多落于器物外底，个别的落于近口沿、足内沿等处。六字楷书年款多作双行排列，个别为三行排列或一排横列，款外围以双重圆圈、双重方框，也有无边栏的。六字篆书年款绝大多数作三行排列，少数作一排横列，极个别的为双行排列，款外多无边栏，个别的围以双重圆圈或双重方框。四字楷书或篆书年款多作双行排列，外围双重圆圈、双重方框，也有无边栏的，个别的四字篆书年款作上下右左钱文排列。清代纪年款可分成釉下青花款和釉上珐琅彩款、矾红彩款、金彩款以及刻、印款3大类，其中青花款在所有纪年款中占主导地位，珐琅彩款则集中出现于康、雍、乾三朝，随着珐琅彩瓷器的消失而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矾红彩款。刻划和模印款则用于颜色釉瓷器上，如白釉、厂官釉、仿钧釉、炉钧釉等。从字体上看，整个清代纪年款不外乎楷、篆、隶几种，其中楷书居于主导地位，自始至终都在使用．篆书款出现于康熙晚期，当时只用于供祝寿用的金釉蓝团寿字和五彩三多纹器上。雍正时篆书款增多，许多仿制名窑的品种上均喜用篆书款。乾隆时楷书、篆书款平分秋色。嘉庆及其以后各朝，篆书款数量渐减，基本以楷书为主。
不书年款的官窑作品
官窑中常有不书年款的作品
自永乐年御窑厂开始偶尔在瓷器上署款(永乐年制)之后,明、清两代历朝官窑多喜署年号官款,但是,并非所有的官窑都会署上官款,大致有两种情况,官窑瓷器不署官款,一为仿古需要,不署年号款,甚至署所仿年号,如成化、宣德两朝,后世御厂多有仿造;二为不便署款,清代中期以后,宫中往往添置一些器型庞大的对瓶,即所谓的“地瓶”。图1这件高达85厘米的地瓶就是文献中所言之五百圾大瓶。
清代中期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四记:“‘圾’作‘件’之类。”“凡器之高、大件,最难烧造,如二尺四大盘,顶皮大碗,千圾、五百圾大地瓶,五百圾大缸,三百圾花桶等器,口面既大,圾数又高,造时必倍。其坯式较劣取优者,送窑径烧,难保不有矫扁损挫之患。”卷十又日:“陶瓷有以圾称者(俗作件),自五圾起,以至百圾、五百圾、千圾,如尊、曐、盆、缸之类。按字书,圾与岌通,危也。则以圾称,谓其危而成难也。故圾数愈增,则愈难陶成。”
道光三年龚鉽《景德镇陶歌》亦言,“大器难成比践形,自非折挫总伶俜。要知先立功夫在,不止炉中火候青。五百圾、千圾皆大器,造必加倍,入窑以防跷扁损挫。”“昨日会经试照回,窑中生熟费疑猜。凭他一片零坯块,验得圆融百圾来。买不烧验日试照,瓷以圾数分烦难,自五圾至千圾不等,圾即件。”
乾隆年间,景德镇已经开始出产器型巨大的地瓶。耿宝昌在其《明清瓷器鉴定》乾隆篇言,“地瓶,器型高大,常见的高达100厘米以上,俗称‘大地瓶’。其造型有撇口式或洗口式,颈部收敛,溜肩,长腹,撇足,足部修饰滚圆,底部大部分露胎。”
由于这些地瓶器型庞大,底部多为砂底,无论是吹釉,还是浸釉,都难以施釉,如施釉不慎肯定会令到器物变形,甚至开裂。我们知道,传统的官窑署款有两种方式,一为釉下青花(个别出现墨、赭色等)款,二为釉上颜色款,无论哪类,都离不开釉,既然是砂底,则自然无法署款了。
地瓶的出现并非是为了仿古,而是用于装饰殿堂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仿古而不署款自然就不是地瓶不署款的原因,地瓶不署款的原因在于工艺的流程的复杂性。
陶瓷生产工艺流程多,而且比较复杂,陶瓷生产流程大致有以下几个步骤,分别是练泥、拉坯、印坯、利坯、晒坯、手工绘制、施釉、烧窑等。假如生产的是大件瓷器,其所需费用就相当的高。这就要求各个步骤都不能出错,最后几个步骤尤其重要,否则前功尽弃。故此,大瓶烧造实在不易,且费赀甚多,如因署款而致坯胎变形、开裂,则得不偿失。
从台北、北京、沈阳三地故宫旧藏清代中期陈设大瓶来看,基本上都是没有官款的。大件的瓷器制造不易,成型难度极高。从陶瓷制造程序来看,署款须候坯干、且未上釉时完成,像这类器型高大、坯体脆弱的瓶子是难以署款的,真要在底足署款,也必须从下往上去完成,其困难可想而知。当然,这个原因并不是绝对的,北京故宫旧藏有署款的巨型大瓶。故此,大瓶不署款并不能单纯从技术原因来解析。但是,总体而言,不署款的大瓶远远多于署款的大瓶(北京故宫藏有两件署款的大瓶,号称瓷王)。因此,虽然在技术上大瓶署款是行得通的,但是,避免变形、开裂现象,节约成本应该是大瓶不署官窑款识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种情况下,款识可以不署在器底处,比如说宣德年的官窑立件瓷器上经常出现署款在器身上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御厂出品瓷器正处在署款的初级阶段,所以署款并不规范,在口沿、肩部、底足等都可以书写款识,即所谓的“宣德款识遍全身”。通常认为,永乐年最早书写标准的官款,但是绝大部分永乐御厂瓷器也是不署官款的,宣德之后的空白期也难得见有官款瓷器,真正形成署底款常规的是成化年间。
像这类巨大的地瓶,除非像明代宣德那样,款识署在器身上,然而,在清代中、后期并不流行这种署款方式。
陈浏《匀雅》卷上訇雅六日:“国初官窑之大瓶,多系一道釉之仿古者。今世所贵之大凤尾瓶、大棒锤瓶、大颧音尊,皆客货之施彩者。官窑以雅饬为贵,客货彩画,则不嫌其诙诡也。是以康雍五彩之官窑,以盘盌为多;而有款大瓶,甚不易见(康窑豆彩人物大瓶又多仿成化款也)。”
卷上匋雅三十三又言:“铁绣花大盂,高约六七寸,口径三寸许,底径不及尺,口蟠一螭,雍正物也。其官窑方圈耳之方式大瓶,高约二尺,均无款识也。”
从陈浏所言可知,于有清一代,无论清初,抑或清中、清末,但凡大瓶,多不署官款,署官款者极其罕见。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清宫旧藏的很多大瓶没有官款其实也是十分之正常的。同样的,图1这个大瓶不署款也是再正常不过了,我们不能因之而否定其官窑之本来面目。
所谓官窑,是指为官府所用的瓷器,官窑瓷器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远胜民窑作品。至于能够进入宫廷的瓷器,则属当时瓷器中的佼佼者,不论其是否有具体的年号款,只要是景德镇御厂的出品,都属于官窑,这是无可争议的。而且,能够通过拣选进入皇帝殿堂的,就不是一般官窑所能比拟的,这就是俗称的“官窑中的官窑”了。所以,根据年款有否只是人们判断一件瓷器是否官窑的重要标准之一,而非绝对的标准。但有的人将之当作官窑唯一标准,凡是没有年款的都将之看作是民窑作品,这是有失偏颇,值得重新商榷的。事实上,官窑产品里不带年款的并不在少数,台北、北京、沈阳甚至承德避暑山庄的旧藏瓷器里就有很多就不带年款的。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粉彩》一书中,出版粉彩瓷器珍品241件,属清宫旧藏的有111件。这111件清宫旧藏粉彩作品中,没有署款的有10件,其中雍正1件,乾隆6件,同治1件,光绪2件。这10件东西虽没有署款,但都非常精美,器型规整,彩绘华丽。观之赏心悦目。这些作为无款的官窑,应是毫无疑异的。有的作品,皇上有时还专门下旨无需署款。乾隆时期的青花壮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官窑烧造记录中,有“乾隆皇帝传旨,交唐英按明代官窑壮罐照样烧造,不必落款,作为冠帽架作用。烧成后,于乾隆十四年五月十四日运到京城”的记录。
过去人们总是将有官窑款识的瓷器视作官窑、御窑,往往忽视了一些无款的特殊官窑瓷器,如2D07年,北京翰海春季拍卖会上,一件并无款识的乾隆霁蓝描金粉彩花卉大瓶以2408万元落槌。(见图2)
无独有偶,分别藏于北京故宫的乾隆粉彩霁蓝描金花卉诗句大瓶和藏于台北故宫的乾隆粉彩霁蓝描金花卉诗句八方瓶俱属清宫旧藏之物,同样也都是没有款识,我们能说它们不是官窑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三件粉彩大瓶不单单是官窑那么简单,还是御窑,官窑中官窑。同样的例子其实还是很多的,台北、北京、沈阳等故宫以及承德避暑山庄等地旧藏的无款大瓶俱属官窑是毫无疑问的。像这样的大瓶原先有很多,很多大瓶由于特殊的原因,以至于流落在海外,尤其是八国联军从圆明园等地抢掠的大瓶,肯定也在这个范畴之内。
工艺复杂精致,尽现皇家精益求精的风范官窑瓷器一般分为日常用品瓷、陈设观赏瓷、把玩瓷、赏赐瓷、祭祀瓷等。把玩瓷是最高档的瓷器,是艺术品,是能工巧匠们的杰作,一般是皇帝亲自下旨烧造或督陶官们为取悦皇上而专门烧制呈供,这类瓷器往往不惜一切工本,只要皇帝满意即可,有些品种只有皇帝及其后妃们才能享用。珐琅彩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而陈设观赏瓷一般是用来装饰、美化宫廷各堂馆,因而对其质量要求也是较高的,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雍和宫、颐和园、北京故宫等皇家办公、居住、避暑等地方都需要大量的陈设瓷,这些陈设瓷有的摆在博古架上,有的陈设在案头高几上。而一些重要门厅的两边大都要摆放地瓶,而这些地瓶一般高度都在70厘米以上,体型是相当巨大的。乾隆皇帝喜欢烧造大型瓷器。烧瓷技术的炉火纯青为乾隆皇帝的这种意愿的实现提供了可能。虽然该件粉彩地瓶没有书写年款,但吻合乾隆喜好大型瓷器的特征,无疑是一件出自乾隆晚期至嘉庆早期御窑厂烧制的精品瓷器。当然,一般体型巨大的瓷器,其器底基本上都是沙底,其无法施釉烧造的原因就是,器型巨大的物件,其胎体普遍厚重,单靠圈足支撑沉重的器身是极容易造成圈足变形甚至崩缺,故其底部与圈足必须与垫饼同时接触方能较为保证圈足的完好。这就决定了大瓶底部基本上是不施釉。入清以后的彩瓷,基本上是在器底书写年款的,器底没有施釉,自然就没法写款了。而该瓶器身满施彩绘,同样没有款识的落脚之处。如此,大件的瓷器没有书写年款也就不足为奇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出版的馆藏《珐琅彩·粉彩》一书中,就有几件大器是沙底且没有款识的官窑瓷器。236号“光绪粉彩描金五伦图象耳大地瓶”、254号“光绪黄地凸雕博古图龙耳大地瓶”都是清宫旧藏之物,没有离开过皇宫,应是官窑绝对无疑。
现存最大的御厂出品的大地瓶当属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光绪粉彩描金五伦图双象耳大地瓶。该瓶高达130厘米,通体以白釉为地,颈部两侧各饰红彩描金象耳衔环,腹部主体纹饰为一幅粉彩《五伦图》,此对瓶同样无款(见图3)。
八吉祥的装饰亦是清代中期官窑装饰的惯常用法八吉祥是用八种佛教法物组成的一种吉祥图案。据《雍和宫法物说明册》载:“法螺,佛说具菩萨果妙音吉祥之谓;法轮,佛说大法圆转万劫不息之谓;保伞,佛说张弛自如曲覆众生之谓;白盖,佛说偏覆三千净一切药之谓;莲花,佛说出五浊世无所染着之谓;宝瓶,佛说福智圆满具无漏之谓:金鱼,佛说坚固活泼解脱坏劫之谓;盘长,佛说回环贯彻一切通明之谓。”八吉祥为神佛所佩饰,能祈福消灾,故寓有吉祥之意,是明、清两代官窑瓷器常用图案,特别是在清朝,佛教成为连接历届中央政府与蒙古、西藏地方纽带、桥梁作用,而雍和宫则是实现这种作用的核心平台。雍和宫原是康熙三十三年在北京市东北角建造的官邸,因是赐予四子雍亲王,故当时称雍亲王府。雍正三年,改称雍和宫。雍正驾崩后,灵柩停于此,其主要殿堂也因此由原绿色琉璃瓦改为黄色琉璃瓦。又由于乾隆皇帝亦诞生于此,雍和宫出了两位皇帝,成了“龙潜福地”。乾隆九年,雍和宫改为喇嘛庙,并特派总理事务王大臣管理有关事务。可以说,雍和宫是全国规格最高的一座皇家寺院。乾隆皇帝将与紫禁城皇宫一样规格的雍和宫改为寺庙,可见佛教在大清政权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在乾隆皇帝最喜爱的瓷器上面绘画佛教内容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哪些摆放在雍和宫及赏赐给西藏、蒙古王公贵族的瓷器,自然要将佛教的内容融入其中。本件粉彩大瓶,八吉祥雕刻精细,刀法纯熟,上面施彩浓艳华丽,他们有规律分布在云龙之间。正面的矾红金龙应是代表皇帝,四个吉祥分别镇守在其四个方位护卫着天子:法轮在其东北方,法螺在其西北方,金鱼在其东南方,盘长在其西南方。颈部另一侧的蓝龙的东北方及西北方分别为白盖、保伞。宝瓶则位于花瓶腹部左侧的粉色龙与黄龙之间;莲花位于瓶身腹部右侧绿龙和粉龙之间。在乾隆皇帝的思想里,佛教确能给他的政权和儿孙带来福祉,给大清政权带来稳定与繁荣。而这种思想表现在瓷器上,就是八吉祥与龙纹的融为一体。嘉庆皇帝即位后,基本上全盘继承乾隆的遗产,并没有太多的创新,特别是嘉庆早期的瓷器作品,与乾隆晚期的作品基本上没有什么分别。1795年,乾隆皇帝在位60年后退位,儿子嘉庆继位,乾隆在1799年驾崩前,做了四年太上皇,嘉庆的头四年,虽然年号从乾隆改为嘉庆了,但乾隆时期的很多朝纲规矩仍没有改变,很多东西照旧。特别是官窑瓷器的生产,因乾隆的喜爱,仍需投乾隆帝的所好。就书年款问题,督陶官是最为头疼的问题,乾隆虽然退位,但在朝廷仍享受至高无上的权威,官窑的生产是书写乾隆年号还是嘉庆年好呢?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御窑厂的管理者们,从尊重乾隆帝及顾及嘉庆帝的面子及大清朝纲,御窑厂的管理者及生产者们或许会采取变通办法,既保持乾隆皇帝太上皇的面子,又顾及嘉庆作为当朝天子的威严,同时保证相应的朝纲不至太离谱,摆放在乾隆太上皇居住或避暑地方的新造瓷器不署年款或许是最好的变通方法。
由此看来,清代中期不署官款的缘由固然有许多说法,或许在乾隆、嘉庆之际做太上皇的乾隆皇帝不得已的折衷是其主要原因。
鉴藏知识：识年款辨宣德
明代开始流行在瓷器上题写帝王年号款识，俗称“年款”。明代年款有楷书题写和篆书题写两种。篆书题写的自永乐开始，以后宣德、弘治、万历等朝代也有。用篆书题写的以刻划暗款为主，一般为“某某年制”四字。并且锥刻款多见于单色釉瓷器上。明宣德起开始出现以青花楷体题写，题于青花框或圈中的年款有 “大明某某年制”、“大明某某年造”、“某某年制”等，成为以后明代历朝乃至清代题写年款的主要形式。除口沿、器肩、器腹等无圈框年款外，宣德官窑瓷器上以青花、红彩在器心、器底位置题写的年款，有单圈、双圈、单框、双框、椭圆、莲瓣等边饰。从文字排列看有直行和横书两种。总之，宣德年号款的款式种类之多，为明代历代款式之最。此种现象正说明宣德是“年款”起初阶段，尚没有固定的规范格式形成，所以才会给后人留下一个“宣德款遍器身”的说法。
宣德款的外边装饰特征
釉显肥润，器底釉色泛青，框圈与字有朦胧感。
宣德年号款的青花框或圈，其青花粗细浓淡约显不一。单圈、双圈均有首尾笔锋搭界，青花笔触有色重线叠痕迹。圈中六字双行若以中心线上下左右分割，大明德年四字相比宣制两字挤在上半部，字迹下留圈内空白比上半部多，显得上紧凑下舒展。“年款”字极少靠框圈书写，并且框圈也不倚器足为靠而画。更不见成化朝才有的那种常见环书于高足杯、碗足内沿的六字或四字年号款的体式。资料记载有一白釉暗花高足把碗，在器内腰部印阳文四篆字暗款，款外围以莲瓣，属稀有之款，但不知该器今藏何处，仅仅作例一说而已。
宣德青花瓷器的施釉方法与清代吹釉方法不一样，故釉显得肥润，在器底部因釉积厚实，釉中含铁量增大，釉色泛青。釉中气泡较多，青花晕散，使得框圈与字有朦胧感。
宣德款的青花呈色特征
笔划粗细适中，颜色多不均，笔法遒劲有力。
青花呈色的主要着色剂是氧化钴。我国古代青花都是用含钴的天然矿石钴土矿作着色剂。钴土矿是一种含钴、锰、铁等较复杂的矿物。明代早期，采取水沉法获取青料的技术，在河中冲去浮土，再反复加以淘洗，用水磨沉淀、磁石去杂的方法获得青料。明代晚期开始向煅烧法选炼获取青料的技术发展改造。将选好的青料放在水中不断淘洗，装钵煅烧，逐粒精选出色泽润、比重大、拨动有金属声响的料，把它研得极细，作为用在瓷坯上画的青花色料，加水调和即可使用。色料的磨细程度不仅影响画工，特别是对青花的显色来说也很重要。色料愈细愈能使颜色均匀调和，且容易绘画。如果色料中有过粗的颗粒，在烧成时有被还原成金属而使瓷器表面形成黑点的可能。因此明清时期的敲青和淘青工艺方法，与现代取青工艺的球磨青料技术，以及化学合成氧化钴青料，是有着时代的明显区别。故在细目筛取青料的颗粒大小均匀度上，必然的留有时代的痕迹。
明代永乐、宣德年间制作青花瓷器所用的青料，许多文献记载都说是由南洋进口一种“苏泥勃青”。经过科学分析从成分上来看，其中氧化钴的含量与氧化锰的含量差不多，而氧化铁的含量特别高。由于这一时期所用的青花料成分中氧化铁的含量较高，所以在烧制过程中氧化铁被还原成铁锈斑式的黑色斑点。这些斑点实际上是色料中含有过粗的氧化铁颗粒被还原的缘故。说明了这时期青花料的炼制还不够精细，在工艺上是有很大缺点的。因此，宣德官窑楷书年款的主体特征总的说来，尽管笔划粗细适中，笔法遒劲有力，然青花款的笔划颜色却多不均。有的还泛出铁锈结晶斑。在落笔重的地方，或者积青料多的地方，会有黑色斑点出现。笔划周围在白釉的衬托下，像蒙上一层薄雾，仿品无此效果。这种与清代青花呈色过于淡雅均匀有着明显的区别。
宣德款的常见笔迹特征
字体写法不一，风格多变
宣德官窑楷书年款中，有一种风格尤其突出，其笔法工整、清秀、刚劲，自然大方，以前人们多认为这是仿晋唐小楷的笔法，近年有人提出宣德官窑年款的蓝本，出自当时功力深厚的大书法家沈度之手。沈度以长于“台阁体”书法而深受明成祖朱棣的赏识，名重一时。“台阁体”结构以方正为主，笔道粗细一致，各部停匀，属于楷体，适合皇家的欣赏口味和审美标准。书写一笔不苟，法度谨严，点画巧妙，转折分明，提按清楚，运笔便捷利落而沉实;线条轻重，粗细有变化，其收笔、落笔、撇捺、转折勾挑处，既有法度，又不刻意做作，字中牵丝搭笔，显得十分自然。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景德镇御窑厂临摹当时官方常用“台阁体”书写宣德款绝非一人。因此造成宣德官窑瓷器上年款字体的写法不一。
以“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为例，常见“大”字的撇画，下分割第一笔横划，有右边长的，也有左边长的，也有左、右相等的，且这一横还有长短之分的。但，由横划左侧三分之一处分割为常见，并且上方出头适中，过长者为清代仿笔特征。
“明”字的日部常低与月部，日与月的最下一横笔，其左右高低、倚斜之势基本保持一致，在一个基准线，而月部却绝无长勾现象。
“宣”字第一笔向右点，往往与第三笔横勾连接。第三笔横勾左高右低，带动整体横划有倚斜之势。
篆书“德”字心上有一横，而楷书“德”字心上无一横。“德”字双人旁与左边有支离不合之貌，“德”字“心”中三点在一个基本平直面上，最后一点无拖拉。
“年”字虽然有五种不同的写法，但第四笔用向右平斜点代替短竖，少有右短竖为常见特征。本朝款不见第四笔左斜是宣德款的重要特征。第五笔左高右低，倚斜之势能收得住，笔不下塌。最后一笔直画下端常见顿笔收尾色浓，极少见尖锐之锋。
“制”字下“衣”一点或有或无，有“衣”款将点和第三笔的撇一笔连成。“衣”字提笔和撇笔书写无连接，“衣”字提笔与捺笔分笔书写常不在一个对应线上。
寄托宣德款的时代特征
研究宣德款识的字体和书法也是对其他朝代所具有的时代书写款识个性和风格特征的研究。
仿宣德款自明代正德开始，字体不如宣德款遒劲，显得方正宽博。具有正德款写款特征。明正德仿宣德官窑制器，因为“年”字的书体是正德的特色(虽然不是绝对)，但“年”字的真款第四笔一小平右点，在正德瓷器上常书写成一小横。万历民窑青花仿款，笔画豪放跌宕，青花双圈紧靠圈足，线条无力松棉。“宣德年造”、“大明宣德年造”青花楷书款多为明正德、天启、崇祯等朝寄托款及后代仿制。“德”字“心”部加一横的，基本可以断定为后代仿制。至于部分仿宣德款较为成功，是字与字之间的空间处理，字体的特征、书法，都极忠于原器，所以鉴定时如不注意其制作、造型、纹饰及釉色等项，即易鱼目混珠，被蒙骗过去。而正德以后，至民国大肆仿造。其款识带康熙楷书款风格为最多见。从写法看，字大而工整，字间布白舒展。不象真器款识，字有大小的不同，倚斜之势的六字双行，常显高低错位之分。康熙楷书仿款，双圈青花粗细浓淡一致，首尾无明显的接笔痕迹。“大”字的撇画横笔以上出头过于长;“明”字月部第二笔横、竖、勾转折处，具有宋体的外拓性;“制”字下“衣”竖提后直接写捺，或者“衣”字提笔和撇笔书写连接一线;万历或者康熙有的仿款，楷书笔画不同真款横竖粗细大致相同，而显示出横细竖粗特征。在仿宣德青花款的发色上，康熙青花瓷器因施釉方法采用了吹釉工艺，釉面薄，青花发色浓艳明丽，不见了铁锈结晶斑。至于后贴款的鉴别方法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研究宣德款识的字体和书法，不仅仅是对一个朝代的写款特征作研究。而是因为历代对宣德瓷器的追捧，使的我们对它进行研究的同时，可以兼顾了解其他朝代所具有的时代书写款识个性和风格的特征。仿品的款识往往带着时代书写风格，不是显得字间结构软弱无力，就是体现不出宣德本朝的那种书法韵味。如果我们牢牢记住各个朝代款识最典型的书写青料(或彩料)的深浅、浮沉的呈色变化，和其习惯性写法以及款识的内容、排列格式、字体结构的演变规律，便可以结合器物本身的年代特征，来考虑是否后朝仿前朝，或正处于朝代交接之际，存在着专人延续写款的情况了。虽然说眼下仿制的风气非常猖獗，制作一件宣德瓷器似乎也并不那么难。但是假的总归是假的，它们总免不了有“过”或“不及”的毛病。只要我们仔细观察，深入研究，年款的书写真伪仍不难发现其间的差距，瓷器的 “真”、“伪”鉴别也不出例外了。
专家详解瓷器鉴定方法
近日王刚主持的《天下收藏》节目被质疑“误砸文物”引发不少争议。前日，北京市文物局委托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四位专家，对展出的被砸赝品进行了鉴定，专家一致认为这些确为现代仿品。
近年来随着文物艺术品市场的活跃，催生了民间鉴定环节的蓬勃发展，电视台鉴宝类节目也是由此而生。究竟怎样的瓷器鉴定才算权威，瓷器文物专家又是依靠什么鉴定法宝能判断一个瓷器的真伪，本报专访相关专家以期揭开瓷器鉴定的真相。
【两种鉴定方法】
传统眼学以经验为主
瓷器收藏风气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或更早。而随着收藏系统化，专门辨别瓷器窑口、年代的研究随之而起。此后由于利益驱使，“瓷器作伪现象”也应运而生，对瓷器的鉴定扩散至对真伪的辨别上。由此，也产生了鉴别古陶瓷最传统的方法。藏加网执行总裁彭晓阳指出，这一类传统经验鉴定方法被称为标型学或眼学。
一直以来，瓷器鉴定专家的鉴定法宝便是依靠“目、手、耳”三者并用，并依靠世代相传的鉴定理论及与大量实物接触所积累的经验，通过与传世“标准器”的比对来判断被鉴定品的年代、窑口、真伪。此外，窑址出土标本、考古学出土文物也成为比对的“标准器”。
技术鉴定用仪器说话
而上世纪50年代后，比较系统的古陶瓷的科技研究逐渐展开。类似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科学研究院的冶金陶瓷研究所内成立了中国古陶瓷研究小组，即后来的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从上世纪80年代左右，科技检测方法正式介入到古陶瓷鉴定中。故宫(微博)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冯小琦专门研究古陶瓷，她告诉记者，目前关于古陶瓷的技术鉴定有很多，包括测成分、测年代的。
“技术鉴定对古陶瓷鉴定有一定的帮助”，冯小琦指出故宫博物院在2005年陶研中心成立时购进一批仪器，近两年开始运用到对古陶瓷的鉴定上。前年开始，作为宋代官窑瓷器研究课题的一部分，他们利用无损检测仪器完成了对50余件陶瓷文物的分析测试工作，“这对故宫官窑研究还是起到一定的帮助，利用仪器检测，我们发现部分官窑的成分属于河南。一直以来学界认为是南宋官窑，但接近河南的就应该是北宋时期在北方生产的”。
■孰优孰劣
两种方法综合使用最可靠
不过冯小琦和彭晓阳都赞成，尽管技术鉴定这一后起之法在鉴定古陶瓷上有一定作用，但也不能取代传统经验方法，因为这两种方法都有各自不足。
其中，专家的传统经验鉴定更多地建立在个人经验、经历上。鉴定者是在建立了标准器体系的情况下比照鉴定的。鉴定者长期接触了大量古陶瓷标准器后，在脑子里建立了数据库囊括了古陶瓷各个时代不同窑口的本质规律。由此，鉴定者鉴定时间长短、接触“标准器”的多少都成为鉴定关键。
而技术鉴定也需要不断的实战积累，建立数据库。“由于我国技术鉴定起步较晚，数据库积累得不多，因此也存在不足。相比之下，牛津大学的检测由于起步早，数据库积累得多，相对更有信誉度”，冯小琦告诉记者，在两种鉴定方法都有不足之下，最可靠的是将两种鉴定方法综合使用。
而目前，国内文博界还是更偏向传统经验鉴定。据冯小琦介绍，目前故宫在做瓷器藏品鉴定时，往往会请四五位专家进行鉴定，并采取一票否决制度。其中对于争议比较大的，就会借助技术鉴定这种辅助手段。
■专家支招
过去文博界有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即鉴定文物时听文物界专家的。不过目前冒名顶替的专家很多，一定要认清专家身份。同时，一些专家现在也会混水摸鱼，明明是研究青铜器的就不要去鉴定瓷器了。
——谢辰生(著名文物专家)
具体到瓷器鉴定来说，每个专家也是各有专长。鉴定时找专家一定要了解清楚他们的专长。比如鉴定越窑就要找当地的瓷器专家，因为他们一直实战在第一线。
——冯小琦(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馆员)
权威的鉴定也包括广义的市场，对于藏品的多次买卖就是个多次鉴定的过程，最终留下来的应该是相对可靠的。
——彭晓阳(藏加网执行总裁)
【存在问题】
1
民间缺乏权威的鉴定机构
收藏热令古陶瓷鉴定成为一个重要环节，相应地也有各种类型的鉴定机构应运而生，类似文化部艺术评估委员会、中国管理科学研究学术委员会文物鉴定专业委员会等等。对于公众来说，究竟哪一家鉴定机构相对权威，结论或许要令人失望了——因为没有。
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告诉记者，目前我国还没有文物鉴定资质、资格管理制度，而类似权威的国家鉴定委员会这种机构又从来不对民间鉴定。由此，对于民间鉴定来说，也就没有所谓的最权威的机构。
【存在问题】
2
急需文物鉴定的相应制度
目前国内民间文物鉴定权威鉴定机构的缺席原因，谢辰生认为是我们的制度还没跟上时代发展。谢辰生曾主持起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他告诉新京报(微博)记者，当时起草文物保护法时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文物艺术品市场，因此也便没有民间鉴定需要文物鉴定资质、资格这一方面的考虑。谢辰生认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主要的还是制定一套规矩，类似建立文物鉴定资质资格管理制度。
实际上，今年3月底，国家文物局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年度重点文物工作进行通报时指出，要根据文物保护法的要求，推动建立文物鉴定资质、资格管理制度。不过，昨日国家文物局新闻与宣传处李姓工作人员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这一管理制度目前还没建立。
而据记者了解，一些不是在文物鉴定资质、资格管理制度保障下建立的鉴定机构也面临着撤并的危机。比如，2011年8月12日文化部发布公告撤销了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
鉴宝节目中，藏家往往都信心十足地拿着宝贝，讲述所藏瓷器的来龙去脉及个人见解，不过有些却在专家几句话之间被解构成赝品。这时，观众一定和电视节目中那位藏家有着共同疑问：专家仅凭肉眼鉴定便能鉴定出真伪，他们做出判断的依据是什么？本报特邀故宫博物院冯小琦以该院所藏的清代乾隆时期的“各种釉彩大瓶”为例，详解肉眼鉴定瓷器的“四必看”——即看造型、看装饰、看胎釉、看款识。
【瓷器介绍】
“各种釉彩大瓶”，也号称“瓷母”，是乾隆时期烧造。高86.4厘米、口径27.4厘米、底径33厘米，被认为是如今世界上仅此的唯一一尊。全器共有16道纹饰、15种釉彩，腹部还彩绘了12幅吉祥图案，是我国官窑瓷器中器形最大、釉彩种类最多、工艺最复杂的瓷器。
第一眼：看造型
冯小琦指出，每个时代的瓷器都有其标准器形，其间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尊瓷器瓶是洗口，长颈，长圆腹，这种器形在乾隆时期特别的多。
第二眼：看胎釉
冯小琦指出，此尊大瓶所使用的釉包括多个时代的品种。从烧造工艺上看，仿官釉、仿汝釉、仿哥釉等均属高温釉、彩，需先焙烧。而粉彩、珐琅彩、金彩及松石绿釉等均属低温釉彩，需后焙烧。如此复杂的工艺只有在全面掌握各种釉、彩性能的情况下才能顺利完成。这只有在清中期才能做到。
第三眼：看装饰
这尊瓷器器身自上而下装饰的釉、彩很多，有釉上彩和釉下彩。其中，使用的釉上彩装饰品种有金彩、珐琅彩、粉彩等；釉下彩装饰品种有青花；还有釉上彩与釉下彩相结合的斗彩。
与此同时，主题纹饰在瓶的腹部，为霁蓝釉描金开光粉彩吉祥图案，共12个开光，其中6幅为写实图画，分别为“三阳开泰”“吉庆有余”“丹凤朝阳”“太平有象”“仙山琼阁”“博古九鼎”。其中不少装饰是乾隆时期才出现的。
冯小琦表示，这如此多的釉色、繁复的装饰都是乾隆年间的特点，各种纹饰画法也是乾隆时代常用的。
第四眼：看款识
此尊大瓶外底中心署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的六字三行款，这几个款识是很容易看出来的。
■词汇辨析
胎质疏松、画工拙劣、有作旧痕迹、没有古物风格的造型、线条生硬的轮廓，款识书法的无力……这些词汇是专家鉴定判断赝品时经常使用的，缘何赝品会胎质疏松，作旧痕迹又是怎么造成的？新京报专访相关专家为之一一辨析。
胎质疏松：彭晓阳指出，古代陶瓷的胎质比现代陶瓷要致密，因为从材料工艺学来说，古代陶瓷材料的淘洗、研磨过程决定了胎质的密度特征。对此，冯小琦也指出，现代瓷器烧造中由于温度达不到一定程度会造成胎质疏松的现象。不过，古陶瓷胎质也因胎不同窑口、不同窑位、不同瓷土而有疏松和致密之分。
作旧痕迹：冯小琦介绍，一般新瓷器都有很亮的光泽，古陶瓷由于时间长久就没有了这种亮的光泽。为此做赝品的就会用各种方法去掉这种“光”。主要是用强腐蚀性的酸去“咬”。咬是行话，其实是在瓷器上刷一层酸把瓷瓶表面的“光”去掉了，“同时还有用茶水泡、用碱的方法”。
瓷器款字辨伪
瓷器有款字据说始于宋代。宋瓷有“内府”二字者，其书法大致相类于“大观”钱，偶尔有“政和年造”款字。元瓷惟官窑有“枢府”二字款识，民窑底有字者极少。明瓷款字花样甚多。明代官窑瓷款多用“某某年造”字样，也有用“制”字者。清瓷概用“制”字，用“造”字者极罕见。这些应是最基本的款字常识。
清代道光至光绪初年，瓷器款字作伪的手法还不甚高明，因而较易识破。这些瓷器伪款有一基本特点，就是爱挑拣历史上稀见年号来作伪。三十年代，文物市场有一种仿越窑瓷，器底伪刻“太平戊寅”（258，三国吴会稽王孙亮年号）款字，以售伪。那时被用来作伪的较为有名的年代款字，有伪托“淳化”（990～994，北宋太宗年号）、“淳熙”（1174～1189，南宋孝宗年号）的仿磁州瓷。此外，一些历史上短命王朝或者皇帝的年号，更是作伪者追逐的目标。例如明代的“建文”（1399～1402，明惠帝年号，仅四年）、“洪熙”（1425，明仁宗年号，仅一年）、“泰昌”（1620，明光宗年号，仅一年）等，这些伪托款字瓷器不但当时甚嚣尘上，而且至今流毒甚广。80年代初，伦敦拍卖市场上一件款字“建文”瓷器，经瓷器鉴定行家鉴别，即为30年代伪托之品。
有人认为，款字作伪自清同治光绪以迄民国，简直是满坑满谷防不胜防。尤其是光绪以来，无论清康熙雍正乾隆以致上溯整个明代的瓷器款字无不有伪冒者。一些鉴定者想藉瓷器绘画来辨其真伪，但是这些仿制品之绘画，有的精致到足以乱真的程度；另一些人则欲从瓷质方面进行辨伪，而伪品中瓷质之精者也能达到鱼目混珠的程度。所以有专家认为，对这些仿制品，能够加以辨伪的手段十分有限，仅能从瓷器胎釉上作一些考察。但是若非极细心的鉴定高手，也未必能够鉴别出来。因为精于制伪者，所制必有一二特点与原物相同之处，鉴定者稍不留意，就会为这伪造的一二特征所迷惑，误以为真品。殊不知此伪器另有一些明显的作伪处，竟至视而不见。可见瓷器款字辨伪确乎难矣。
专家称艺术品投资还有黄金十年
1月7日下午2:30，东莞中和堂五楼多功能厅高朋满座，热闹非常。因为当天邀请到国际著名艺评家郭浩满博士，与宾客分享他近20年的艺术品收藏投资秘诀。讲座持续了三个半小时，郭博士从书画艺术的创作谈到当前国内外知名艺术家的作品，从当代艺术的发展谈到艺术品投资的趋势。整场讲座涵盖了书画、古典家具、雕塑、瓷器等众多艺术品的鉴赏、收藏技巧以及投资理念。郭博士图文并茂谈收藏，有听众直呼过隐。
郭博士表示，本来，中国是艺术品藏品最丰富的国家，但由于多种原因导致我国的艺术品一文不值。20多年前，龙的画才40元一幅，现在要30万一平尺。这几十年来，艺术品的价格上涨了十几倍甚至上百倍。
郭博士还谈到，中国的艺术珍品，尤其是绘画艺术早在古代就达到崇高的地位，中国优秀的字画和其它艺术品一直为历代帝皇、官贾及老百姓高度重视并收藏。绘画艺术则由于经历从晚清至文化大革命这近百年的折腾，都被贬值到黄土的价格。直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艺术品才走上了正常的轨道。目前艺术品的价格还处于黄铜时代，未来10年才可能达到黄金时代，而目前很多艺术品的短期价格上涨周期一般只有两三年，价格上涨空间和回报周期都值得期待。虽然目前的艺术家队伍很庞大，但真正能达到收藏价值的并不多，也就300位左右。这些艺术家的作品，目前还在市面上流转，几十个亿就全面搞定了，市场份额并不大。所以说，投资需要选对时机、把握机遇。
在艺术品收藏方面，郭博士还给投资者一些建议。他认为，作为艺术品投资者，首先一定要理性，不要盲目跟风。要先学习、了解当前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了解其创作的过程和艺术家的独特风格，选对真正有价值的艺术作品来进行投资，这样才不至于吃亏上当。另外，选择艺术品市场的“原始股”作为投资对象，升值的空间会更大。而所谓“原始股”就是具有独创性的，不可替代性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在当、现代艺术家中更加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