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南风古灶
一窑炉火，历经500年风雨而不熄，至今还在燃烧，这就是传说中的“南风古灶”，以“连续使用至今的最古老柴烧龙窑”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如果你想品味真实的佛山陶瓷文化，南风古灶则是必经之处。南风古灶有两座柴烧龙窑，登上窑体，你会发现道路两旁满是积薪，这便是它那传统烧制工艺的燃料，工艺流程也是“迂腐”得500年不变。陶工们把烧好的砖瓦从窑内搬出，再用小车把坯品推进窑内，完全是都是人工，窑内的电灯算是惟一现代化的设备了。另外，南风古灶的窑尾长着一株古榕，据说栽于明朝。枝繁叶盛，亭亭如盖。500年了，古窑炉火不熄，榕树也越发葱郁。树下有碑，其中一句“有榕乃大”，让人玩味不已。
能代表佛山陶瓷文化的还有石湾公仔。“石湾公仔”是石湾艺术陶瓷的俗称。它起源于民间，在明代以后进入了鼎盛期，其特点是造型和釉色充满浑厚、粗犷、质朴、率直的审美情趣，是中国乃至世界陶艺史上的一朵奇葩。主要有人物陶塑、动物陶塑、器皿、微塑、瓦脊陶塑等五大类。
作为一种传统的工艺品，虽然模式化、量产化等因素使得石湾公仔无法摆脱匠气，但其对人物形神兼备的细腻刻画，恰巧是最为生活化的一种语言体现。正如一位陶瓷研究专家所说：“假如昔日石湾没有大宗日用陶瓷的制作，陶艺根本没有依存的余地，如今石湾陶艺的代表石湾公仔被人们珍藏起来，日后必将成为文化的积淀。”
陶师祖庙
承载着石湾陶艺辉煌的“陶师祖庙”重见天日不过一年时间，却是每个陶瓷手艺人定期聚集之地，感受陶瓷文化魅力自然不能落下此地。据陶瓷老艺人讲，位于石湾的陶师祖庙始建于南宋时期，后在战争期间被毁。当时原庙内收藏了石湾乃至佛山最优秀的陶瓷艺术品，该庙建筑规模之宏大、设计之精美，为佛山所有手工行业祖师庙之最。或许正因为如此，此次修缮一新的陶师祖庙力求做到精雕细刻，直至充分展现陶艺的魅力为止。www.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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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中国瓷器八大名窑
八大名窑的瓷器珍品是中国瓷器的代表作，它们风格各异，欣赏起来有不同的角度。《中国工艺品》杂志总编陈烈汉硕士为我们介绍了中国八大名窑陶瓷的艺术风格特点，供诸君参考。
一、汝窑
汝瓷雄居宋代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钧窑五大名窑之首，后因宋金战乱而失传，传世品仅有60余件。汝瓷胎质细腻，工艺考究，以名贵玛瑙入釉，色泽独特，随光变幻。其釉色，如雨过天晴，温润古朴，其釉面，平滑细腻，如同美玉。器表呈蝉翼纹般细小开片，釉下有稀疏氧泡，在阳光下时隐时现，似晨星闪烁，在胎与釉结合处微现红晕，给人以赏心悦目的美感。
北宋汝窑天青无纹水仙盆
北宋汝窑莲花氏碗
二、官窑
官窑瓷器选料精细，用料考究，胎质细腻，胎色呈紫黑色，足边及口沿釉薄处呈紫褐色，故有“紫口铁足”之称。官窑瓷器釉厚如凝脂，釉面莹润如玉，光泽柔和。釉面有粉青、翠青、灰青、米黄等多种。釉面纹片是官窑器物的特征之一。它无精美的雕饰以哗众，也无艳彩涂绘以媚人，唯以古朴庄重的造型、莹润如玉的釉色、鳞鳞如波的纹片协同紫口铁足之美，形成了和谐优美、神完气足的艺术珍品。
清康熙五彩山水人物图凤尾尊
清康熙天蓝釉百条缸
三、哥窑
哥窑器物胎色较深，胎质细腻，足边及口沿釉薄处也可见深色胎，制作工艺精湛，装烧方法亦采用支钉支烧或垫烧，一些盘炉器物的足底有极为规整的圆形支烧痕。釉色以青灰、米黄为多，釉质肥润，釉面有细碎的片纹，纹分两种，一种开较大的黑色片纹，另一种是在黑色片纹中又开细小的黄色片纹，俗称“金丝铁线”，是哥窑器物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元哥窑高足碗
哥窑狗耳香炉
宋哥窑菊瓣洗
四、定窑
定瓷胎质坚密、细腻，釉色透明，柔润媲玉。定窑以装饰见长，其刻花奔逸，印花典雅，辅助以剔花、堆花，各得其趣。定窑以白色为多，之外有红、黑、紫、绿诸色。
定窑剔花花鸟纹枕
定窑白瓷杯
定窑白瓷注子
五、钧窑
钧瓷以釉色窑变见长，素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瓷无双”的特点。同样的釉色，入窑经1350度高温烧成后，每件瓷器呈色不一样，并出现人们意想不到的景观效果。
钧窑红斑长颈瓶
钧窑鼓钉三足洗
六、景德镇窑
景德镇瓷“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的独特风格，早以“假玉器”之美称名冠天下，并创造了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粉彩、素三彩、玲珑、高温色釉等精巧绝伦的名瓷。
景德镇青白瓷注子注碗宋代
宋景德镇窑青白釉刻花婴戏纹碗
七、耀州窑
耀州窑瓷以刀代笔的刻花装饰最为精湛，运刀挥洒如行云，刀下线条如流水，讲究一气呵成，刻成后纹饰奔放遒劲，线条活泼流畅，立体感极强，再施以透明的青绿色釉，烧成后更显器物淡雅秀丽，格调高峻。装饰技法以刻、印、划、雕、堆、镂空为主。
耀州窑博物馆青釉刻鸭纹碗
北宋耀州窑青釉剔花倒装壶
宋代耀州窑青釉“大观”铭牡丹纹碗
八、磁州窑
磁州窑以黑釉剔花瓷和铁锈花瓷著名，黑釉剔花瓷是在上有黑釉的瓷胎上剔刻纹饰，将纹饰以外的黑釉剔去，留出原始白地，烧成后黑白对比分明，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装饰效果。
白底黑花虎纹如意枕（宋）
白底褐彩纹长方枕
舞翩跹演绎瓷文化
唯美高雅的舞蹈《青花牡丹》，一展瓷文化的魅力；轻快悠扬的《药王养生》用舞姿讲述孙思邈的养生文化；艳丽多姿的舞蹈《玉华飞红》，展示了玉华宫避暑胜地的自然风光……昨日，西安世园会铜川活动周在蝶恋花舞台正式拉开序幕，用激昂的歌声和美丽的舞蹈，向广大游人展示了铜川的文化和魅力。
铜川位于我省中部，处于关中平原向陕北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是关中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省重要经济文化名城。铜川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众多，特别是耀州窑遗址、唐初三代帝王的避暑行宫和唐高僧玄奘法师译经圆寂之地玉华宫、隋唐伟大的医药学家孙思邈隐居行医之地药王山、佛教圣地大香山寺院等人文景观闻名于世。本次铜川活动周包括耀州瓷展览和文艺演出等内容。
据介绍，耀州窑是我国宋代名窑之一，在唐代就是中国陶瓷烧制的著名产地，宋代更进一步达到鼎盛，成为我国“六大窑系”中最大的一个窑系，其产品是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瓷展览在铜川展园内进行，记者看到在一间不大的展厅内集中展示了龙凤倒装壶、公道杯、倒流壶、雕花大瓷盘等百余件耀州瓷代表作品。
铜川活动周的文艺演出，也紧扣铜川风土人情的展示。记者在演出现场看到，一曲男女生合唱的《魅力铜川》拉开了整场文艺演出的序幕，紧接着展示铜川文化的《青花牡丹》《药王养生》《玉华飞红》等歌舞联袂登场，给游客奉献出一组精美的文化大餐。特别是舞蹈《青花牡丹》，演员们身穿青花样式的服饰，服饰中融入了青花花瓶、瓷盘等古典瓷器造型，唯美漂亮。“服饰舞蹈《青花牡丹》主要展示我们铜川的陶瓷文化，著名的耀州窑就位于铜川黄堡镇；情景舞蹈《药王养生》展示的是药王孙思邈的养生文化，孙思邈隐居行医之地药王山就在铜川；乐舞《玉华飞红》主要展示玉华宫避暑胜地的自然风光，玉华宫景区在铜川市西北郊玉华镇，是著名的避暑胜地。”演出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这些文艺节目的内涵和文化背景。
记者了解到，铜川活动周从7月2日正式开始，7月4日结束，持续3天。活动周期间，在世园会蝶恋花舞台有3场铜川活动周文艺演出，铜川展园内有耀州窑瓷器展。
铜川歌舞团表演的舞蹈《玉华飞红》，一经亮相便引起现场一片轰动，世园游客纷纷将目光和相机聚焦到舞台上。
陶瓷文化鉴赏-河北三大著名古窑概况
1、邢窑——窑址在河北内丘县和临城县，烧窑面积达数百平方公里，是唐代著名的白瓷古窑。烧瓷时间可从隋代到元代末年，其间也烧制青瓷、黑瓷和黄釉瓷。早期白瓷有粗和精两种，以粗见多，精白瓷的特点：胎骨坚硬，满釉色白，矮圈足玉璧底，型制古朴精致。
2、定窑——窑址在河北曲阳，烧瓷时间从唐代到元代末年。因受邢窑的影响，北宋时白瓷是大宗产品，也有部分酱釉、青釉、黑釉瓷，以后也仿磁州窑的白地黑彩瓷。北定特点：胎白而细薄，釉白中泛黄，纹饰精练，多芒口有泪痕。凡色定大多为明清以后的仿品！
3、磁州窑——窑址主要在河北磁县的观台和彭城两镇，是宋代北方著名的民窑。建窑烧瓷的年代从隋唐一直到元末明初，品种繁多，数量巨大。最具代表性的是白地黑花瓷，也有白釉剔花、珍珠地划花、红绿彩、三彩和青釉瓷。特点：早期纹饰精美，线条流畅，黑白分明；宋以后质量明显下降。
中国古代陶瓷文化之唐三彩
到了唐代，瓷器制作可为以蜕变到成熟的境界，而跨入真正的瓷器时代。因为陶与瓷的分野，在乎质白坚硬或半透明，而最大的关键在於火烧温度。
汉代虽有瓷器，但温度不高，质地脆弱只能算是原瓷，而发展到唐代，不但釉药发展成熟，火烧温度能达到摄氏一千度以上，所以我们说唐代是真正进入瓷器的时代。唐代最著名的窑为越窑与邢窑。
越窑
越窑在南方浙江省绍兴，主要制造青瓷;邢窑在北方河北省邢台，主要制造白瓷。越窑的青瓷明彻如冰，晶莹温润如玉，色泽是青中带绿与茶青色相近。
邢窑
邢窑所产的白瓷，土质细润，器壁坚而薄，器型稳厚、线条流畅。
唐三彩
唐代最重要的产品是驰名中外的唐三彩，一直到文明的今天还受到广泛的喜好与收藏。唐三彩是陪葬的陶器，色彩亮丽有黄、绿、青三色铅釉，故名唐三彩，但不一定每件唐三彩都三色俱全，但可利用三色交叉混合的上釉技术来制造出美丽的花朵，以及先在坯体上刻花成暗色图案，变化无穷，彩色斑斓。
唐三彩分布在长安和洛阳两地，在长安的称西窑，在洛阳的则称东窑。唐代盛行厚葬，不仅是大官贵族，百姓也如此，已形成一股风气。
唐三彩种类很多人物、动物、碗盘、水器、酒器、文具、家具、房屋，甚至装骨灰的壶坛等等。大致上较为人喜爱的是马俑，有的扬足飞奔，有的徘徊伫立，有的引颈嘶，均表现出栩栩如生的故种姿态。至於人物造型有妇女、文官、武将、胡俑、天王，根据人物的社会地位和等级，刻画出不同的性格和特徵;贵妇面部丰圆，梳成各式发髻，穿著色彩鲜艳的服装，文官彬彬有礼，武士刚烈勇猛，胡俑高深目、天王怒目威武、雄壮气概，足为我国古代雕塑的典范精品。
佛教与中国陶瓷文化
佛教的传人普及、中国化与中国瓷器的发明、发展、繁荣共同进步、精神与物质的渗透，必然影响促进了中国陶瓷的发展，中国陶瓷不仅在型制，而更在装饰上日臻完美，常用佛教中的人物、植物、法器作为瓷雕、图案，作为日用、陈设器皿，广泛用于钦食、祭祀、陈列、弘扬教义。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佛教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的内容：人事现象逃脱不了因果报应，人们遭遇种种病苦烦恼归根到底是因为有情欲贪爱，信佛者必定能够得到精神的安抚、解脱。佛教要求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以出世主义，以超道德、超现世为最高境界，与中国儒家的“忠”、“孝”构成根本矛盾。中国的佛教徒对此进行改良，通过孝亲廊清因“弃世出家”而带来“无父无君”的误会，增进各阶层对佛教的亲近感，而且还配合儒家和官府使“孝道”广布民间，在维系儒家的纲常和宗法制度发挥了重大作用。
佛教的传播方式大致可归纳为两种：一种是佛典的翻译和解释，一种是建寺度僧造像立塔，而向中国民间传播佛教，是以简捷的形式融以简单的佛理，除了用世俗故事、符咒方式外，便是造像了，因为造像奠定了中国民间佛教信仰主要尊神。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众说纷纭，但可信的考证为汉代张骞出使西城，而传入中原。从西汉武帝到东汉明帝，天竺(印度)人开始到汉朝，恒帝最喜欢佛教，官中曾经奉祀过黄金的佛像。西汉并没有盛行，到东汉后期才逐渐盛行，南北朝达到顶峰，成为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
战祸连连，兵荒马乱，人民无不对现实生活感到无奈与悲观，而佛教倡言佛者必能脱离苦海，且死后还可荣升涅磐净土。佛教的神不灭论、轮回论、因果报应论，正好把人们的“合理”追求委之于“来生”、“天国”，使人的精神得到安抚解脱，于是争相诵经、礼佛、以求佛来济助。随唐儒家的“拜王者、报父母”也深深渗入了佛教教义。佛教各宗的首领出入官廷，内部头目也分官阶领官俸，佛教进一步中国化了。随之而来的是佛教艺术的世俗化，敦煌壁画中唐壁画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所变化了，如六朝“清赢示病之容”的维摩诘至唐代变为健壮老头，印度传来的饲虎、贸鸽、施舍等悲惨、残酷的场面，被“极乐世界”的欢乐、幸福、安宁、中国式的大团圆取代。
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发展和中国石窟艺术的繁荣。南方更注重佛理推敲，促进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发展。北方更注重佛的形迹宣传，开凿大量的石窟。从现存石窟中，可以地看到印度犍陀罗王朝佛教艺术对中国的影响。东西方艺术的交流和融合表现于壁画内容中，是北朝石窟壁画题材大量从印度传入的佛本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传统神话逐渐绘入壁画，与佛主和菩萨并列的是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白虎、青龙、朱雀玄武等。早期印度的佛、菩萨、伎乐人多为圆脸、高鼻深目、半祼体，佛身上所饰字形花纹也是从印度传来的。随着佛教中国化，在石窟壁画的风格和技法中，中国传统因素也逐渐增强，体态也由圆脸变为魏晋时江南人的瘦削、清秀，又向半圆的隋唐式转化。
中国陶瓷文化弘扬了佛教教义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定要渗透到人类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中去，在一个政治紊乱、社会失常的状态下，佛教不独填补了人们心灵的空虚，也提供了一个维护社会秩序的准则。佛教和民间信仰融合后，产生了降魔伏妖与祈求佛福的种种仪式，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中国吸收并自创各派，产生了新的教义。
中国陶瓷常常用佛教中的人物作为雕塑借以弘扬教义。维摩洁即维摩，意译为“净名”《维摩洁经》说他是古代一位乘居士，是解脱境界现身说法的代表人物。飞天梵名“鍵闼婆”，意译为“天乐神”、“吉祥天”，是欢乐和吉祥的象征，佛教壁画中常见。罗汉是阿罗汉的简称，是修行得道人的僧侣、佛的弟子。传说释迦有十六个弟子，称“十六罗汉”，力士有世俗和佛教两种，元代藏传佛教对蒙古统治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藏传教有关的陶瓷日用器皿开流行。
贲巴壶：作为佛教专用器物，与阿拉伯人携来中原贮水具扁壶不同，贲巴壶主要用于佛事，相传释迦牟尼平生有九龙灌顶事迹。复《楞伽经》说“大慧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一切诸佛手灌其顶”，又传闻天竺国王即位须以四海之水灌顶以表祝愿。故我国藏传佛教将贲巴壶专用以宗教仪式。元代西藏喇嘛教(佛教分支)传播蒙古，而满族受蒙古文化影响很深，也尊喇嘛教。清代官窑生产此壶是为了供朝廷赐给天下喇嘛各寺，朝廷也曾将贲巴壶赠予曲阜孔庙，示意尊敬。
贲巴壶有流嘴、但无执柄，使用时手握壶颈，若贲巴壶省去流嘴，便称贲巴瓶，佛教徒用于盛水，或者插草其中作为礼佛陈设，因此称藏草瓶，贲巴壶也称藏单壶。贲巴是藏语音译，而梵音原作“军持”，密宗《千手千眼观音大悲心经》曰：“若为生梵天者，当于军持”。《庶物异各疏》：“梵语军持，一云军迟，此云瓶也”。又《释氏要览》云：“净瓶梵语军迟，此云瓶，常贮水，随身用以净手”。《大悲心经》又曰：“若为令一切饥渴有情得以清凉者，当为甘露手”。其手印图解亦为握水瓶，故军持复称甘露瓶。明代所制军持大多有流嘴，形状与清代贲巴壶略相似，只是结构轮廓简洁，纹饰青花，无多装饰，仍为用具，贲巴壶出于清官窑者辄为喇嘛教法器。
折腰碗：撇口、斜壁、折腰、小圈足。碗腹较浅，硬折腰、圈足甚小，随着元朝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尊奉，西藏的饮茶习惯也开始流行，以末茶、面和酥油同搅成膏，沸汤点之的“兰膏”，用末茶和酥油同搅，沸汤点之“酥签”。容器是浅腹的木碗或铜碗，与折腰碗相似，可见藏传佛教的影响力。
僧帽壶：元代出现的新器型，口沿一侧设流，另一侧口沿高起似僧帽，束颈腹部鼓出，下承圈足，器盖卧入口沿之下，呈圆形，较平坦，一侧伸出遮流，上有扁圆钮，因型似僧铝的法冠而得名。仿西藏银壶造型，藏语称为“缪甘伊”，是向佛敬酒时斟酒用的，欢迎贵宾时用来敬青稞酒，可见僧帽壶与佛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多穆壶：也是元代出现的新器物，型如直筒，上部略小于下部，上部一侧出一流，另一侧有曲柄，顶部半周高起，作僧帽状装饰有盖，壶身有三周较宽的凸弦如箍，上下以归并条连接，相交处有圆钉。是仿木制或银制的“索拉”，“索拉”分为有流和无流两种，前者是酥油荼壶，后者盛放大米和人参果。据称多穆是满语奶茶，多穆壶即奶茶壶，元代的藏传佛教，清代的喇嘛教，使它在教徒的生活中流行。
高足杯：上部为侈口碗，下承竹节形或圆柱形高足，足下端稍外撇，足内中空无釉，足和碗间以胎泥相接，关于这种高足杯的用途，过去认为是蒙古人在马上喝酒用的“马上杯”。据考藏语高足杯称为“噶予域仁”，主要用来盛酒或放人参果、大米做成的食品，是喇嘛教中具有极高地位的供器，使用时将高足杯插入金属器座中，一般置于寺庙的主佛前，平时则收藏在特制的杯套中，达赖和班禅在最重要的场合上使用，其他人严禁使用，与宗教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德化瓷塑出现于宋代，盛行于元代。明代由于“象牙白”瓷土的运用，何朝宗、张寿山、林朝景、陈伟等瓷塑大师艺术达到高峰，尤以何朝宗的瓷塑观音最为珍贵。清乾隆《泉州府志》说：“何朝宗……善陶瓷像，为僧伽大土，天下传宝之”。这些瓷塑佛像流传到亚非欧一些国家，被当作珍贵的艺术品供陈列观赏，然而在日本和东南亚一些佛教国家，或没有完全“伊斯兰化”的国家，却把它作为偶象来崇拜，日本的基督教徒竟将德化生产送子观音瓷塑佛像当作圣母玛丽娅来崇拜，有不少华侨也将他们带到所在国供奉，其需求量之大几乎达到惊为的程度。
佛教对中国陶瓷器型和装饰的影响
佛祖释迦牟尼大约和孔子同时代，印度阿育王朝相当我国秦汉时期，佛教兴盛并成为
印度国教。佛教本来并不崇拜偶像，自公元前326年，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印度西北部后，受艺术的影响，佛教徒在他们修道的石窟里，用雕塑、绘画等造型表现佛、菩萨、天王、力士形象，并以此作为崇拜和歌颂的对象，于是石窟成为佛教宣传教义的道场。佛教的传入普及、中国化与中国瓷器的发明、发展、繁荣共同进步，精神与物质的渗透，必然影响促进了中国各大名窑的陶瓷发展，佛教文化中的佛教、佛塔、力士、护法兽、菩提、冬忍和莲瓣，或成为中国陶瓷雕塑的模型，或成为陶瓷装饰的图案，尤其是景德镇陶瓷的青花瓷器更是如此。
佛教传入我国，佛教艺术也随之而来，三国、两晋瓷器装饰上已有表现，谷仓、罐和碗钵等器物出现了佛教造像和忍冬纹，工匠艺人将佛教造像与我国传统的四神、仙人、乐舞百戏和其它图案巧妙地组合在一起，风格不同于前代。莲花是佛教艺术题材之一，南朝青瓷普遍以莲花为装饰，在碗、盏、钵的外壁和盘面常常划饰垂线仰莲，形似一朵盛开的荷花。
佛教界称到达彼岸，成就完美人格者为如来，所以陷于苦难的人就向如来求救，或者萌发向如来求救的心理，为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模仿如来的陶瓷雕塑应运而生，光洁的瓷器表现了如来的大德、大智、人性、人格。菩萨遵从如来的教诲，绝不独善其身，时时眷顾弱小的人，并适时地援助他们，弘扬如来的教义，希望能和众生一起升越。菩萨、观世音本已进入如来的境界，就为了济渡苦难的众生，才自愿入地狱济助，因此，菩萨的塑像就特别多。例如人们供奉的千手观音，即是以千手象征观音菩萨以各种方法来救济迷惑、彷徨无依的人，而六地藏和六观音，是于六道中分别以救世主出现的佛。从出土的流传文物中，可以找到许多陶瓷的雕塑，面目慈祥、神态逼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陶瓷。
中国陶瓷雕塑，揉合了泥塑、石刻等姐妹艺术，特别是吸收佛教艺术及石窟造型的精髓，故造型优美、技艺熟练。甚至连衣冠服饰，社会生活也生动地反映了佛教文化的特点，如1995年在北京西城区出土的瓷雕《影青观音》，高66厘米，观音头戴宝冠、身披袈裟和璎珞飘带、体态匀称端庄、脸容腴润、神情温雅慈祥，确有一种大慈大悲、降福救难的独特气质。考古分析其制作方法是先用瓷土捏制出形体轮廓，再用刀具精工细雕，璎珞飘带则是帖上去的，施明澈莹润的影青釉再经高温一次烧成，具有清新雅致的艺术效果。七级塔式盖面绘莲叶脉络纹，中国陶瓷不再简单地就塑像而模仿，而是把这些佛教人物溶入各种陶瓷器皿中，既再现了佛教的宗旨，又丰富了陶瓷的使用功能。
唐代用印度风格塔形罐作为随葬品，型制比较特别，整体高，下大上小，略似塔形，由三个部分组成：中部器身作罐形、圆腹、平底；上部是高耸的圆锥形盖，堆塑着浮雕，下部则是高大的底座，承托罐身，饰着莲瓣纹饰，以三彩陶器最常见。唐三彩在吸收佛教文化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民族化与中国化。盛唐的人物雕塑造型准确，比例恰当，注重人物神态，注重审美心理。随着对女性欣赏观念的改变，八世纪初“吴带当风”式的胖女俑成了新一代美女的写照，衣饰线条飘逸流畅，神情气度典雅妩媚，成为佛教艺术与中国文化的完美结合。
传说佛祖释迦牟尼生在七宝七茎莲花上，莲花在佛教及佛教艺术中占有特殊地位，被奉为“佛门圣花”。我国自古即有爱莲花的习俗，历代文人墨客多有称颂，称它为“君子”花，李白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佳句，周敦颐更是赞其“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美妙品格。基于佛教的盛行，我国人民崇尚的莲花便自然成为一种理想的装饰，以刻、印、绘的浮雕，堆、贴等不同的手法出现在瓷器上，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莲花已失去了其宗教含义而成为优美的装饰题材。
八宝是佛教庙宇中供在佛、菩萨“神桌”上的吉祥器，也称“八吉祥”。西番莲、海马、垂云纹，金刚杵本为印度兵器，被佛教借为法器，用以“断烦恼、伏恶魔”，在景德镇青花瓷器纹饰中，称为“结带宝杵”。与佛教有关的图案都成为陶瓷装饰极为普遍的题材，其使用功能也扩大了，并不局限于佛教供器上使用了。缠枝莲纹是借鉴佛教艺术中的忍冬、卷草纹之类波形纹，同时把它和汉代彩绘以及漆器上的云气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缠枝纹。清代，乾隆把佛教作为笼络某些少数民族上层集团的一种手段，在各地广建庙宇，于是景德镇粉彩法器得以大量制作，元明以来八宝一直是青花瓷器的主要图案，但到了乾隆时，却作了成了精细的粉彩瓷器，佛教的达摩、观音等瓷雕得到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