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艺术。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它是我国历代文化的结晶。喜爱古陶瓷艺术品的人不少，但是懂得鉴定的人却为数不多。因为，古陶瓷鉴定是一门综合的技术，要掌握它，需要下一番功夫。例如，要鉴定一件陶瓷古董的真假，首先要对中国几千年各地陶瓷的生产有所了解，才能从胎质、釉色、造型、纹饰、款识甚至重量等方面入手，作出准确的判断。对初学者来说，如能潜心钻研，循序渐进，掌握一些古陶瓷的鉴别方法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接下来从四个方面介绍古陶瓷鉴定：
一、根据各期陶瓷胎质、釉色的特点来判断
一般来说，从胎质、釉色可以看出其年代和窑口。例如，距今4000年前的商周时代的青釉瓷器，又称原始青瓷，是青瓷的低级阶段，其胎为灰白色和灰褐色，胎质坚硬，瓷化程度较高；其釉色青，釉层较薄，厚薄不均。这是因为当时采用沥釉方法进行施釉的缘故。
又如，五代时的釉色为天青色。据传说，五代后周柴世宗指雨过天晴的天空，对向他请示御用瓷釉色的官员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所以，五代的瓷釉便被钦定为天青色。这种釉釉色莹润，施釉较薄，青中闪着淡淡的蓝色。
又如，宋代龙泉窑的梅子青釉。这是宋代龙泉的最佳色，是青釉中的代表作。其色可与高级翡翠媲美。釉层较厚，釉面光亮，玻化程度高，釉面不开纹片，质莹如玉，其色近似梅树中生长着的“梅子”。
明代永乐、宣德、清代康熙的江西瓷器的胎釉各具特色。永乐时期白釉最负盛名，釉质肥厚，润如堆脂，纯白似玉，釉面光净晶莹；胎色纯白，胎质细腻，并且有厚薄不均现象。如在强光下透视可以看到胎釉呈一种粉红、肉红或虾红色的倾向。这一特征，是其它瓷器中所没有的。
明代宣德年间，与明永乐年间时间虽近，但瓷胎釉色却迥然不同。同一器皿，永乐胎厚，宣德胎薄。宣德时大件琢器底部多无釉，露胎处常有红色点，俗称“火石红斑”，还有铁锈斑点。清康熙、雍正时的仿宣德瓷器则无此特征。
清代康熙时瓷器的胎釉，胎色细白，胎质纯净，细腻坚硬，与各朝代的同一器皿相比，它的胎体最重。此外，这一时期的同一件器，往往施两种白釉，器内、口缘、器外底施粉白釉，其釉较稀薄，往往见有小缩釉现象；底部还现有坯胎中旋纹痕迹。器身施亮青釉，其釉莹润光亮，胎釉结合极坚密。一件器皿施两种釉，是清代康熙年间生产的瓷器的最大特点。
掌握好各朝陶瓷瓷胎、色釉的主要特点，是我们鉴别古陶瓷的年代和窑口的可靠的依据。
二、从各朝代陶瓷的纹饰去判断
鉴定陶瓷，除了看其器皿的胎骨和釉色之外，纹饰的鉴定也很重要。瓷器上的纹饰就象一个人的衣冠，它有明显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我们鉴定古陶瓷时千万不要忽视它。
中国古代陶瓷纹饰繁多，但按类别可分为人物、动物、植物和装饰四大类。
纹饰本身有它的时代性，它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反映。例如，明代中期，正德年间，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社会广泛兴起，所以，瓷器上出现了八仙、八宝图、真武大帝、花捧回文、书写回文、仙人朝圣图等图案。又如，清代康熙皇帝吸取明亡的教训，对“尚武”和“习文”极为重视。所以，在瓷器图案中，“尚武”方面有各样的刀马人物和清装射猎图等出现；在“习文 ”方面，在瓷器上大量书写诗词，以文字作为图案装饰。
作纹饰鉴定时，对不同时代要掌握其不同纹制手法。例如我们最常见的云纹，元、明、清就有不同的“朵云”，只要细心研究，不难发现，每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绘制方法。
元代朵云纹，其写法基本可分为两种。第一种，身绘成如意头状，多不对称，边大边小，其尾前段肥大，后半段细长，整个造型活像一条大头小蝌蚪在游动着。第二种，也绘一个不对称如意头为身，拖一长尾，尾的前段长出两个小头，其尾活像萌芽的种子根部，其如意头下的两个小头，又似两片小叶托着一朵盛开之花。但到明代宣德年间的朵云，又有变化，虽然也是绘如意头为身，但身上的飘带增多了；有的云头下飘出一带，有的在云头左、右两边和尾部各飘出一条云带，有的还在前者的绘法上在云头部再长出一带；所绘如意头丰满肥壮，飘带瘦长，变化多样。明代中期，成化年间的如意云，飘带较长，是如意云头长度的两倍，尾部的飘带又有增加突出的小小云块，和前期一条带状有所变化，云头又似露齿的兽面。到明代中期，万历时的朵云，又有三种形式：（1）有飘带的朵云，飘带加粗，云头缩小。（2）把云头拉成一块长云，朵云无头无尾、画工简单。（3）绘一如意头云头，全身绘飘带数条，不分头尾。发展到清代初期，雍正时期，朵云头拉长，左、右飘带短而肥，形成菱角形状。原来的云头没有了，在云头上端、左右两边和尾部的飘带均变成了云头。再发展到乾隆年间，朵云头不是一个，而是几个相连在一起，形成“一串云”。朵云的云头写成“牛面形”，其尾部的飘带活像一撮须，或者把如意云头拉长，成“S”形，或者拖至尾部。
元、明、清三朝，朵云绘法艺术最高，给人以美的享受。总之，我们鉴定陶瓷纹饰时，必须对 它的民族性和时代的特殊性有所了解，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判定每一件陶瓷的年代。
三、从各朝代陶瓷的造型去判断
陶瓷鉴定，造型是一个重要依据。它有明显的时代性，直接反映出不同社会时期人们的审美观。
饭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皿，一般人对它也许注意不多。其实，它的造型也是不断地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唐代的饭碗，一般是深腹，直口，实平足，胎厚，体重。明代的碗，口外撇，腹深而丰满，圈足较高，给人以古拙稳重之感。入清以后，特别是康熙时期，碗口外撇，但弧度没有明代大，腹深但显得瘦小，圈足开始变矮。到雍正以后，其圈足最下处，一改明代的平齐而向圆形（俗称“泥鳅背”）演变。
又如，我们常见的口小、肩丰、圈足的梅瓶，它也随着不同时代而变化。宋代的梅瓶造型是小撇口，短颈，肩特别丰，身体修长，圈足，给人以古朴秀美之感。到元代，则改宋代时的小撇口为板唇口，短颈加高，从直统式小颈改为喇叭状，下身加粗，体形变大。到了明代早期，其口又改为卷唇口，肩丰而斜，下身略胖，改变了宋代的秀长身形，向平稳实用发展，这是梅瓶造型最美的时期。发展到清代雍正时的梅瓶，它以明代早期为式样，但其口往往略高于明代，和颈相接处象欠一定弧度似的，没有明代早期那么好看。这时期的梅瓶，虽然丰肩，但肩的上部不是忽平就是下斜，下身又有所加粗，造型呆板，失去线条美。到清代后期，其造型更加呆板，更加粗糙，艺术欣赏价值也就更差了。
笔筒是文房四宝之一。顺治年间的笔筒体形高，平底无釉，胎厚体重。到康熙年间，体形略为降低，这时笔筒胎壁适中，底中央有一小圈下凹，涂白釉，凹圈外平坦，向外施一圈白釉，向内边的一圈则无釉。这种底形看上去似一玉壁型，所以，人们称之为：“壁足“。但到了雍正、乾隆以后笔筒变得胎体略宽，胎壁也略薄，其底也由“平底”、“壁足”改为“圈足”。
不同的造型，打着鲜明的时代的印记。因此，认识、熟记各个时代器物的造型，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拿起一把“鸡头壶”，我们应该知道这种壶是三国、晋朝、南北朝的产物。说起“宫式碗”，则应该知道是明正德年间产品的一种造型。如果是“观音尊”、“棒槌瓶”、“花觚”、 “太白缸”、“柳叶瓶”等等，这些都应是清代康熙时期生产的器物。所以说，型制对古陶瓷鉴定是非常重要的。
四、从历代陶瓷的款识来判别
款识也叫年款，是在一件瓷器的器皿底中央、器皿心里，身的中部或口缘等部位，书写上某某皇帝的年号，如“大明成化年制”等字样，以表示年记。这种年款，有一部分是专为宫廷烧制的，叫“官窑”款；有一部分是民间烧制的，叫“民窑”款。除了记年款，还有殿名款（如体和殿）、堂名款（如中和堂，这是康熙皇帝在圆明园居住过的殿堂）、齐名款、轩名款、赞誉款、吉祥款、陶工款、供养款、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花样款（如白兔、双鱼、折枝花朵等），等等。这些都称为款识，是表示某个朝代生产的器物。款识的识别，是古陶瓷鉴定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已知陶瓷上最早的款识，应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商、周青铜器上铭纹和徽号已经盛行，但在陶器上有官方款的，可以肯定是在陕西咸阳出土的一件秦代陶器上的“王”字。前些时候，广州中山五路发掘一处秦汉遗址，曾发现有带“官”字的陶片；在三元里一个西汉初年墓中，也发现有“居室”款。
瓷器的款记一般都以官方有关。五代至北宋初，北方白瓷中常有“官”、“新官”的刻款；在宋代的瓷器中，也见有“大观”、“政和”等带国号的款；在元代，景德镇的瓷器中常有“枢府”、“太禧”款识的。这些都是和官方用瓷有关的记年款。
明代开国至清代末，有500多年，换了27个皇帝。这个时期的瓷器，普遍书写皇帝的年号。对于这些年号，我们在鉴定时，可以从中找出其规律性和特殊性。明清的款识最多，但伪款也特别多。所以，在鉴定时要多作比较，要注意每个朝代的字体、风格、每一笔划的特征，这样，才能准确的判断出真伪。
明清的记年款有一定的规律性。绝大部分的记年款，都写上国号和皇帝的年号。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仅有“隆庆”一朝写“年造”而不写“年制”。明代最早写款从永乐开始，但它的款识也仅写“永乐年制”四字篆书。“大明永乐年制”、“永乐年制”从未有楷书款，若有则是假款。从明宣德至清康熙的年号款，都是六字楷书款。但雍正一朝楷、篆书款同时使用，有六字款、四字款（即“大清雍正年制”、“雍正年制”）。乾隆时款识，篆书盛行，楷书渐少。嘉庆、道光两朝以篆书款为主。但由咸丰至宣统三年，这四朝又恢复了楷书写款，篆书款已不使用了。这是明清款识的规律性。例如，同治时的写款应是楷书，而我们鉴定时发现一件同治瓷器的写款是篆书，那就应该对这件作品的真伪多打几个问号了。
鉴定古陶瓷，除了注意它的各朝写款的规律、风格和特征外，还要注意各朝写款的颜色。不同朝代使用的颜料不同，其呈色也就不一样。以青花料为例，明代至清代初期的青花款，在放大镜下可见其色下沉，周围有细小的均匀的小气泡，清代后期的仿制品则没有这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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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前“国宝级”原始瓷器
瓷器，也被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为人类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形象大使，蜚声海内外。1953年新郑二里岗商城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尊和1954年市人民公园附近商代墓葬中发掘的青釉瓷尊，将我国烧制瓷器的历史提前至3600年前的商代，标志着中国瓷器发轫于郑州。
3600年前，新郑有“国宝级”原始瓷尊
发掘于望京楼二里岗遗址的原始瓷尊器身饰方格纹，上施青色薄釉。“此瓷尊较之于后来成熟的瓷器，虽带有不少原始的色彩，但已基本具备瓷器的特征，是目前中国最早的瓷器，标志着中国瓷器发轫于郑州。”郑州市文物局原局长阎铁成介绍道。
出土于人民公园的青釉瓷尊通体施稀薄的淡黄釉，并留有釉滴。瓷尊质地细腻坚硬，吸水性弱，叩之有清脆的金石声。据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主任张建民介绍，郑州出土了2件青釉瓷尊，一件藏于河南博物院，一件藏于郑州市博物馆，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瓷器之一。青釉瓷尊的出土，将我国烧制瓷器的历史提前了1000年，足见郑州瓷器制造源远流长，这是郑州先民的又一伟大贡献。
最早的瓷器——原始瓷尊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周杰伦的一曲《青花瓷》唱红了大江南北，也唤起了国人对青花瓷的记忆。
众所周知，青花瓷始于唐代，元明清时期发展至顶峰。事实上，2008年在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西4公里的一座唐代墓葬中，出土了两件青花塔形罐，细腻的白瓷身上绘着淡雅的青花图案，神秘昭示着青花瓷最早发源于郑州。
出土的两件青花罐形状相同，分别由盖、罐、底座三部分组成。白瓷胎制的罐身上零星点缀着卷草纹、牡丹和“曲棍球”图案，均为一笔点画，笔触流畅。其中尤以“曲棍球”最为惟妙惟肖，图案中的人物叉腿而立，右腿微曲，左手扬起弯形球杆，一小圆球正位于球杆的下方，好像在打着唐代最流行的“步打球”似的。
“此文物很可能是唐代王室贵族的陪葬品，至于生前此罐有何用，如今空空如也的罐身只留给后人无限遐想了。”张建民饶有兴趣地说道，“不过，如此完整的青花瓷首现于郑州，填补了中原地区乃至全国长期以来未发现完整唐青花的缺憾。”目前此国宝级文物收藏于郑州市考古研究院，不用于公开展出。
出土于郑州的唐青花，开启了瓷器点墨着色的一页，郑州先民用青色的牡丹，画出了中国陶瓷的千年璀璨。
国之大器——唐青花
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传统瓷器的助剂釉中含有铅等有害物质。为了能制造绿色环保的瓷器，当代郑州人也不断在瓷器制造上开拓创新，郑州大学的阎立夫教授经过10年的研究，上万次的实验，终于在1320°C的高温下，研究出一种造型美、釉色美、纹路美的新瓷种，被陶瓷界命名为我国“第六大名瓷”——郑商瓷。
“郑商瓷”，借商代“青商瓷”的谐音，取“郑州”、“商都”、“瓷之精粹”首字为名。郑商瓷瓷土全部取自郑州辖区，创造性地选择以绿色为主基调(传统钧瓷釉色以“红为贵、紫为最”)，与金色纹路形成完美搭配，既彰显高贵典雅、明丽祥和的气质，又突出环保、和谐的时代理念。代表着蓬勃的生命力和吉祥平安的美好祝愿。《人民日报》曾报道说，这是“陶瓷烧造史上的里程碑”。郑商瓷的问世，既是对郑州古老瓷器制造文化的继承，又是在新时代技术基础上的创新，完美诠释了“郑州制造”生生不息的创造力。
从最早的青釉瓷尊到最早的青花，“郑州制造”翻开了瓷器制造点色着墨的一页，从传统钧瓷到郑商瓷，“郑州制造”谱写了瓷器制造绚丽多彩的篇章。从问世到发展成熟，再到创新，古老的制瓷技术在郑州大地上生根发芽，如今，创新精神已经深深地烙入城市骨髓，成为历史传承的名片，并将随着时间凿刻得更加深沉。
中国聚焦：中国陶瓷走向千年复兴
谈起世界文明国家，不能不谈到中国；谈到中国文明，不能不谈到中国陶瓷。１５日，在景德镇这个陶瓷之都走过千年的日子里，中国陶瓷也走上了千年复兴的道路。正在景德镇举办的首届国际陶瓷博览会，尽管只是由中国地方政府举办的首次国际性陶瓷活动，但国际陶瓷界仍对这里展示的中国陶瓷给予了高度关注。博览会吸引了来自全世界２３个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的参展商、采购商、陶艺家以及国际各主要产瓷区政府代表等陶瓷界人士共２１５７人，目前经贸洽谈会的签约项目总额已高达１０多亿元，其中对外贸易总额就有２６００万美元。国际最大的陶瓷生产企业、世界５００强之一的日本京瓷株式会社名誉社长稻盛和夫再三表达了自己对中国陶瓷的尊重，他在会上说：“早在１０００多年前，中国以高超技术生产出来的瓷器博得了世人的极高评价。”他将１８世纪从中国流传至日本的制瓷技术，尊称为京瓷的源头，认为中国陶瓷是当今精密陶瓷的发祥地。的确，中国是一个与瓷同名的国家。在古代欧洲人还在用蕉叶当食具的时候，中国已经能够成批生产精致的陶瓷。当中国的瓷器远渡重洋在各国惊艳亮相后，帝王们抛弃了金银珠宝，异色的眸子中闪着惊羡的光芒。于是，意指瓷器的“china”在外国人眼中代指了中国。从１０００余年前，世界各地就掀起了对中国瓷器的狂热，这种需求到４００多年前的明朝到达了顶峰。郑和七下西洋的庞大船队中，奉皇命将大量中国瓷器传及３６个国家和地区，陶瓷还随着丝绸之路传到日本、东南亚及欧洲、美洲。史料记载，约在１６０２年至１６５７年之间，仅中国景德镇一个城市就大约有３００万件瓷器运往欧洲。不过，随着欧洲开始获得中国制瓷的技术，以及中国错失工业革命良机，加上近现代的长期动荡，曾经震撼了世界的中国陶瓷开始走向近百年的衰弱。据中国硅酸盐学会陶瓷分会会长刘垚介绍，到新中国刚建国不久的１９５０年，中国日用陶瓷产量仅为２.７亿件，全国每人每年还买不到一件瓷器。之后，国家对陶瓷生产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随着经营体制、科研能力和市场观念的改善，以及中国整体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中国再次成为陶瓷大国。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日用陶瓷生产和出口大国。２００３年，中国日用陶瓷产量增长到１５３亿件，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日用陶瓷出口量从１９６０年的１.７亿件增长到２００３年的９４.４１亿件，出口量占到世界总出口量的三分之一，出口换汇２０.４４亿美元。中国建筑卫生陶瓷产量自１９９３年起连续十年居世界第一位。２００３年中国建筑陶瓷的产量超过世界总产量的４０％，卫生陶瓷的产品占世界总产量近３０％，产业产值超过１５００亿元，产品出口额达７.４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进入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经过２０年的快速发展，中国日用陶瓷和建筑卫生陶瓷产品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品体系，其款式、花色、品种、规格数以十万计。不过，尽管陶瓷产品的绝对数量和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不少，但中国陶瓷业在实现从制造中、低档陶瓷到生产高性能、高新技术陶瓷的产业升级中面临巨大挑战。其中，仅近两年建筑卫生陶瓷的出口陶瓷制品单价就已经每年都下跌７％。“中国是陶瓷大国，但还不是陶瓷强国。”中科院院士干福熹在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上表示，企业规模欠缺，研发能力不高，能耗高污染重，市场观念不强等原因，让中国陶瓷全面复兴仍需付出艰辛努力。目前，中国陶瓷界正在为陶瓷产业的全面复兴付出极富成效的努力。在企业界，新陶瓷产区潮州市的工厂在２００３年出产的电子瓷极板已达１２００多亿只，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另一个陶瓷产区醴陵年生产工业陶瓷近１６万吨，并将在美国设立专门的陶瓷产销中心；广东投资数十亿元打造陶瓷类高新科技园，建成后的生产线将达到零排放标准；传统产瓷区景德镇的环球集团与国家日用及建筑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手研发了世界首创的日用中温彩色陶瓷，获得世界业内高度赞赏……在陶瓷研发领域，一系列成果正快速转化为生产力。中国目前的陶瓷发动机、抗高压高温的陶瓷新材料技术、生物陶瓷等在实验内已有相当数量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国内已经拥有３００多家纳米陶瓷企业，众多先进陶瓷技术已经走出实验室投入生产。预计到２０１０年，世界高新技术陶瓷市场销售额将高达１５００亿美元。世界陶瓷界已经感受到了中国抢占这一市场的实力和速度，此间参加会议的日本国家现代工业科学技术研究院教授小田喜一相信，随着中国陶瓷科技发展进行的顺利，中国的陶瓷行业必将在未来１０年里发生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
山西古瓷窑的千年炉火
说起陶瓷文化，必称五大名窑，必称景德镇，殊不知，山西也有灿烂的陶瓷文明。
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即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据记载，早在南北朝时期，山西南北已出现许多瓷窑，从这些遗址中都有出土大量原始青瓷。定窑是宋代名窑之一，始烧于唐，它虽位于河北，此窑系却以山西窑厂最多。明代时，山西南部流行的低温釉陶器法华陶器，更是独具特色，并足以反映出当时制瓷业的兴盛与发达。
山西制瓷业的记忆碎片
山西制瓷业历史虽悠久，地位却不显赫，然而规模宏大，且遍布于全省各地。后人在平定窑、浑源窑、榆次窑等处，发现过大量隋唐时期属北方白瓷系列的白釉碗碟。
北宋时期，曾在太原设立过官窑。1936年，在太原坝陵桥一带曾发现瓷器仓库一处，内藏瓷器百余件，并伴有“大宋河东路窑厂”的铜印一颗。太原瓷家陈格曾制造出一种“交釉瓷”，其花纹搅拧，灰白相间，犹如木之年轮，故又曰“木理纹瓷”。此时，山西瓷窑已分属于定州窑、磁州窑、耀州窑、钧窑系统。元代霍州窑有匠名彭君宝，始效仿定州窑，后推陈出新，青出于蓝，终创出了“新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霍窑”或“彭窑”。这一时期，由于煤炭的普遍使用，为山西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遗憾的是，由于山西一带宋初仍为北汉辖治，赵匡胤三下河东，久攻未果，故在评审御窑时，不在范畴之内，使之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五大名窑皆布周边，而如介休洪山窑这样的出品在当时已达到了相当水平，毫不逊色于入围者。
进入近代，随着高岭土的不断被发现及窑口的相继设立，山西的瓷器产量有所增加。光绪三年(1877年)，晋城县窑儿村发现瓷土，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瓷器已为该县大宗输出品。较之外省出产，山西瓷器多为粗瓷品，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其进步仅是数量上的。另外，山西的陶器窑口更是量大，除晋北右玉、怀仁两县的碗坛缸瓶等销往绥远外，其余均在本省。
到抗战前夕的1936年，全省有陶窑123户，分布于临汾、潞城等25县，资金总额1.1万元，工人530名，年产各类陶器263.7万件，产值9019元。瓷窑则有217户，分设于介休、平定等48县，其中保晋公司阳泉铁厂附属瓷厂、西北窑厂、工业专门学校三家为官窑。为鼓励细瓷生产，1918年，山西工业试验所窑业部设立了细瓷部，并由景德镇聘请两位技师前来指导生产。当时瓷土的来源地是太原西山冶峪、东山的孟家井，还有静乐等地的石英，成品是一些日用品。保晋公司阳泉铁厂附属瓷厂的细瓷产品曾于1929年在上海举办的国货展览会上获得优质奖。1933年，西北实业公司在太原大北门建立的西北窑厂，采用了先进的“倒焰窑”生产工艺，月产3万件日用细瓷，工人达400余名。1936年，全省瓷器生产总值为22.2万元。抗战爆发后，官办关门，民办窑厂相继停业。
山西瓷窑地图
大同窑在今大同境内，故名。始烧于金代，终于元代。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刊刻的《大同府志》中谓有“青瓷窑”，距城23里。据此在大同西郊瓦窑村发现一瓷窑遗址，证实即方志中的青瓷窑。遗址面积不大，以烧黑釉器为主，兼有少量茶叶末釉；弦纹瓶及剔花罐具有代表性，剔花线条粗犷，划花线条纤细，有水波及鱼纹，黑釉乌黑光亮，茶叶末釉表面无光。
怀仁窑在今怀仁境内，故名。《大明一统志》有“锦屏山在怀仁县西南二十五里，山旧有瓷窑”的记载。发现遗址有小峪、张瓦沟、吴家窑三处。始烧于金代，历经元、明两代。烧瓷以黑釉为主，弦纹瓶及罐等器物胎体厚重，装饰有粗线条划花及剔花两种，有雁北地区特色。
浑源窑在今浑源境内，故名。《大明一统志》中便有浑源产瓷器的记载。清乾隆《浑源州志》又有“天赞初与王郁略地燕赵破磁窑镇”语，知在五代后梁时浑源已有磁窑镇地名。经实地考察，浑源窑当建于唐代，烧白釉、黑褐釉、茶叶末釉等品种。金元时期窑厂扩大、品种增多，有黑釉剔花、白釉剔花与划花，有盘、碗、盆、罐、枕等器。黑釉剔花为雁北地区之最精者，牙白釉剔花在山西其他地区也属少见。
2001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浑源县发掘一处古代瓷窑时，出土了大量的“镶嵌瓷”，该发现表明过去被认为是朝鲜独有的“镶嵌瓷”，在中国古代也有烧造。发现的镶嵌青瓷主要有各种类型的碗、盘、枕，其装饰题材主要有牡丹、菊花、禽鸟、网格纹等，边饰有双线纹、回纹等，还发现有印花、刻花瓷器。浑源“镶嵌瓷”的出现，说明中国不晚于12世纪中叶就可烧造“镶嵌瓷”，不但为了解中国北方瓷器烧造史提供了实物依据，而且为探讨“镶嵌瓷”的起源以及研究中国北方与朝鲜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榆次窑在今太原孟家井，孟家井旧时属榆次县，故名。此窑产瓷，明初已有记载，孟家井柏灵庙明弘治三年(1490年)重修碑记中说：“榆次县治之北六十里有乡曰孟家井，居民大率三百家，乃古昔陶器之所。”
榆次瓷窑始烧于金代晚期，元、明时期达到鼎盛，规模宏大，到清朝晚期逐渐废弃。孟家井窑址遗存有大量瓷片，主要有白釉(牙白、黄白、纯白)、黑釉(纯黑、灰黑)、青釉、紫金釉及绿、蓝琉璃，品种繁多，色彩斑斓。瓷器的瓷形有碗、钵、盒、罐、盆、灯、印花、刻画瓷枕等，还有胎体坚硬的琉璃筒瓦、板瓦，其制作精细，烧造温度高，胎细质坚。瓷器花纹从简单的绳纹、松枝到精美高雅的菊花、莲花，还有生动活泼的动物图案，而兔毫、釉滴、绞胎器为孟家井瓷窑的典型代表瓷品。孟家井瓷窑历经1959年、1962年、2000年三次调查挖掘，为流散于民间及收藏于国内各博物馆的一些瓷器找到了归宿，也为明代晋王府、晋王陵所用的琉璃瓦找到了产地。其白釉印花碗之碗心一圈刮釉的特点，具有典型金代作风。因其对北方金、元时期瓷器的发展历史有极高的研究价值，1965年被公布为省级保护遗址。
平定窑在今平定柏井村，故名。始烧于唐，历经五代到宋，以烧白瓷为主，还烧黑釉器物，有印花、剔花盘以及北方见习的五角、六角纹盘碗等器。窑址与河北邢窑、定窑相距较近，瓷器造型装饰与两窑有共同之处。
交城窑在今交城境内，故名。始烧于唐，以白釉产量最大，有盘、碗、壶等器物，还发现有黑釉斑点拍鼓残片较多。宋代有发展，仍以白瓷为主，也有当时北方各瓷窑所习见的动物小雕塑；还烧制白釉釉下赭彩彩绘装饰，特征与介休窑大体相同。赭彩有呈橘红色者，其他地区极少见；珍珠地划花装饰品种有枕、洗等器，但产量较少。
介休窑在今介休洪山镇，故名。1959年发现。始烧于宋，历经金、元、明、清四代，在山西较少见。宋代以白釉为主，早期碗体厚重，与交城窑相似；有薄胎印花碗盏，胎白纹细，受定窑一定影响，碗盏里心都留有三个细小支烧痕，是其特征之一；白釉黑花品种也有发现，釉面光亮，与河南、河北同类装饰有别。金代烧黄褐釉印花器较多，器内多印花，尤以孩童荡船纹饰为多，富有介休窑特色。
霍县窑在今霍州陈村，故名。为山西上世纪70年代后期新发现的古窑址之一。以烧白瓷为主，光素无纹者，少量有印花装饰，胎洁白，用支钉垫烧，器内及器足都留有五个小支烧痕。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中所提及的彭窑仿古定器折腰盘，霍县窑遗址里遗留甚多，证实明、清两代文献中的彭窑就是在霍县陈村。元代还烧白地黑花品种，遗址有高足杯标本；明、清两代绘花卉者较多，有书写文字者。传世品有带纪年铭文者，故宫博物馆有墨书“明昌四年”(1193年)盘一件，是研究该窑烧瓷上限的极有价值的资料。
长治窑在今长治县八义镇，故名。烧瓷品种有白釉、白釉红绿彩、白釉黑花及黑釉四种，以白釉红绿彩绘碗最富有特色，碗心多画折枝花卉，有画鱼纹者，碗心及圈足都有五支烧痕，此类碗晋南地区金墓出土过。白釉有刻花及画黑花装饰，刻花纹饰较简练，黑花多绘于碗内或罐外，纹饰多为折枝花卉，也有鱼鸭等纹，但为数较少。
其他除上述著名窑址外，山西历史上出现过的窑口还有蒲州窑、阳城窑、广灵窑、长子窑、壶关窑、灵石窑、襄陵窑、岳阳窑、河津窑、吉县窑、乡宁窑、曲沃窑、翼城窑、夏县窑、赵城窑、沁源窑、静乐窑、寿阳窑、武乡窑、和顺窑、左权窑、昔阳窑、河曲窑、崞县窑、保德窑、繁峙窑、定襄窑、马邑窑、五台窑、盂县窑、临县窑、天镇窑、隰县窑、浮山窑、蒲县窑等等，可谓遍布于全省。
中国陶瓷艺术 千年不灭的窑火与奇观
中国陶瓷艺术的文明历史源远流长，陶瓷艺术品丰富多彩，众多的陶瓷艺术品的制作技术无与伦比，创造了人类奇观而引起举世瞩目。中国既是世界上最早制造陶器的国家，又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瓷器的国家。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于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而其发展到宋代，才逐渐形成了"窑"的概念，但是，宋人对瓷器的记载还比较零散。
最早对宋代瓷器进行系统介绍的是明初人曹昭的《格古要论》一书，记录了包括高丽窑、大食窑在内的15个古窑，其中绝大部分是宋代的。明中后期以降，在文人学者的清赏类著作中，对瓷器的记载更多，更系统。清代，随着从宫廷到士庶对宋瓷的追逐、收藏，开始出现专门的陶瓷专书，也开始记述鉴定要点，并涉及到了一些制造工艺。从收藏的观点出发，开始形成官窑、私窑、大窑、小窑的不同观点。这类记载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并大体上形成了宋代"五大名窑"的观点。
吴仁敬、辛安潮于1936年刊出的《中国陶瓷史》一书中说："当时（宋代）瓷艺，即精进如斯，故官窑辈出，私窑蜂起，其间出群拔萃最著名者，有定、汝、官、哥、弟、钧等名窑。"
宋代的制瓷业有官窑、私窑之分，并且出现了御窑。官窑由监窑官管理，部分产品上交官府或宫庭，同时也有相当部分的产品供出售。私窑则由民间投资经营，产品供给的对象既有品官、士夫，也有平民百姓，因此种类丰富。御窑大约是在北宋末期才兴起的，其规模虽小，产品质量却非常高，全部供给宫廷或官府的大型仪式使用，不合要求的产品全部打碎，禁止流入市场。
划、刻、印花的单色装饰和素面单色釉器物等主要是以官窑御用器为代表的"雅器"，造型庄重典雅，釉色单纯，尤尚青色。纹饰简洁，追求古铜玉器神秘庄严的艺术效果，既有纹饰，也是玄妙的弦纹或毫无生气的"规矩花"。这种幽玄苍古、趣味高雅的艺术风格，充分反映了宋代上流社会的阶级意识和审美趣味。
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导致了两宋市民阶层的产生，因而瓷器的艺术表现体现了这方面的需求。彩绘装饰和彩釉瓷器多数是民窑的产品，与官窑迥然不同，造型灵活多变，讲究实用功能，如磁州窑生产的瓷枕和吉州窑的剪纸贴花装饰，颇受欢迎。而且，这些所谓"俗器"色彩强烈明快，纹饰丰满富丽，花纹图案多含吉祥寓意。这种清新的艺术风格，充满着浓郁的民间色彩和乡土气息。
御窑：体现皇权的威仪和神秘
官窑（御窑）是在北宋末期形成的一个特定的窑口，由官府亲自设立并掌管，由为皇帝服务的内侍官、太监等兼职提举，其产品主要为宫廷和国家重大典礼使用，所以又称"内窑"，与前述的设官监烧并将部分产品供官府使用的官窑概念不同，其生产方式规定为宫廷制场，内府制样，民匠造器，士兵供役。南宋人叶在《垣斋笔衡》中说："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官窑共有3处：其一为北宋官窑，地点应在北宋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市）或附近，由于黄河的淤理，开封城宋代的地面在今天地面以下的十余米处，所以致今还未发现这个窑址；其二为南宋初期在都城临安（今杭州市）皇宫附近修内司范围内建造的窑，称"修内司官窑"，即文献所说的"内窑"。大约是由于距宫城太近，出于防火安全的考虑，不久就停烧了；其三为修内司官窑停烧后，在郊坛下别立的新窑，称为"郊坛下官窑"，由于在杭州市乌龟山发现了其遗址，也称为"乌龟山官窑"。
南宋前期由宫廷建造成的修内司官窑，产品相当单纯，全部是青釉瓷器。釉色有粉青色和灰青色两种，合格的产品都釉色匀净，光洁温润，釉面大多布满大、小不等的开片，尤其是小块开片，密集并程倾斜状开裂，称为鱼鳞开片。器物的组合除了日用的碗、盘、瓶、饮茶用的托盏外，还有仿古代青铜器的鼎式香炉、尊、觚等。工艺上的特点是器物的釉层均很厚，因此显得肥润，宝光内蕴。厚釉的工艺是在北宋末期首先在北方的汝窑、钧窑发明的。它要求先要将瓷坯在不施釉的情况下先素烧一遍，这使得坚硬的坯体上可以多次施釉，达到一定的厚度，然后再入窑釉烧。这种厚釉瓷器是中国古代青瓷生产中最重要的一项技术革新，开后来官窑、龙泉窑等釉色极美之青瓷的先河。
御窑最重要的特点是官建、官管、官用，产品具有皇权特有的威仪和神秘性。又因其不存在商品化、需要谋利的特点，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捡选出供宫廷使用的优质器物后，其他器物一概打碎后就地埋藏，绝不允许流入市场。这一点即使前述之汝官窑也无法做到。老虎洞窑址所发现的24个瓷片坑，就代表了这种特点。被定为南宋早期修内司官窑的器物，很少出土于地层堆积中，而绝大部分集中出土于24个瓷片坑中，这些坑特意修建，集中埋放次品和废品瓷器。
以三号坑（H3）和二十号坑（H20）为代表。H3为一边长2米，深0.45米的正方形瓷片堆积坑，四边相当规整，上面用致密的黄土覆盖，质地非常坚硬。出土物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也有仿青铜器的礼器，胎的颜色和釉色有多种，以厚胎厚釉为主，薄胎厚釉少见；出土瓷片达一万余片，绝大多数可拼成完整或可复原的器物，在发掘后的整理中发现，H3中出土的瓷片几乎都可以拼对起来，仅完整或可复原器就达400余件，20多种器形。H3中出土的部分器物釉色呈黄色，是因为窑炉中错误的出现了氧化气氛而形成的，显然是废品；H20平面近似长方形，长2.2米，宽1.14米，厚约0.06-0.15米，利用自然低洼处略加修整而成，表面覆盖一层碎瓦片和残砖。出土物以仿青铜器的礼器为主，有的器形非常大，也有日常生活用具，以薄胎厚釉为主。
从窑址发现情况看，官窑在烧制时大体上就是一座龙窑和一、二个用来烧素烧坯的小馒头窑一同烧造。与磁州窑数百"窑家"一同生产的情况极不相同。因为官窑这种专门的御窑，只是为了生产专用的瓷器精品，并不需要利用集体的优势和规模生产来赢得声誉，占领市场。老虎洞窑址中发现的南宋时期的作坊都质量极高，全部用质地细密的灰砖砌建并铺地，房外还有防雨水的散水。这种砖用来建造官衙和宫殿。在全国各地发掘的窑址中，从未曾见过这样高质量的作坊，体现了皇家气派。
民窑：活泼新颖的艺术品味
私窑（民窑）是相对于宫廷(朝廷)兴办的官窑（御窑）而言，属非官方经营的，以商品性生产为主的瓷窑，生产的瓷器都为满足国内外市场普遍需要的日用瓷和陈设瓷，销售地区极为广泛。宋元时，民窑发展较快，仅景德镇的民窑就增加到三百座之多。此时的民窑完全属于商品生产的性质，民窑在产量上所占的比重比官窑大得多，在质量上也有一定的发展。到了清代，民窑占了压倒优势，官窑瓷器也为民窑所出。
民窑的产品称客货，风格与官窑迥异，除去一些限制生产的花纹和器型，可以说民窑瓷器的造型和纹饰题材更丰富自由。明代景德镇拥有为数众多的民窑，是我国陶瓷窑的主体，其制品粗细，并不比官窑逊色多少，可见也有着雄厚的基础。比较著名的有崔公窑、周公窑、壶公窑、小南窑等。
物尽其用是民窑瓷器发展的基本原则，各地制瓷作坊将采来的瓷土，精细原料制作高档用具或陈设艺术瓷，粗料作粗瓷，下脚料则用来生产黑瓷，因为黑釉掩盖能力强。这些档次不同的生活用瓷，价格有高有低，能满足广大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这种物尽其用的作法反映民窑工艺能力的提高，因为不同品种的瓷器都要求不同的科学知识，并不是不费力就可以作出来。比如青瓷、酱色釉瓷和黑瓷在胎、釉配方和烧成气氛的控制上都有不同要求，都要求以科学技术作基础。随着岁月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各个品种都在提高。到东晋时期黑瓷已经不满足于用下脚料来制作，水平大大提高，和青瓷一样进入艺术瓷的领域。
元明清以后发展起来的官窑占有最优质的瓷土、配釉原料、技艺高超的工匠，同时宫延积累历代最好的工艺品和外国朝贡的艺术珍品可供参考。有皇帝最欣赏的艺术家来参与创作，包括器形设计和装饰绘画。不惜工本，瓷器作得豪华、典雅、新奇、甚至精美绝伦，代表了一个时代瓷艺的最高水平而备受人们的称赞。这些绝世的优秀之作也为民窑模仿。但是，官窑的发展方向是向宫延艺术的方向发展，代价很高，做不到民窑那样精打细算，物尽其用，而且高高在上的气势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精美富贵的品质庶民百姓不好使用，不可能在社会普及，其工艺很难推广。民窑则贴近庶民生活，质朴亲切，这些因素使民窑工匠受约束少，创作思路比较活跃，优良的工艺技巧能代代相传，民窑和官窑一样能体现民族工艺的精神。
民窑瓷器的发展过程中，其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浓郁的地方风情。民窑的地理分布宽广，长江以南、黄河流域的北方、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可以分出不同的窑系，产品有浓郁的地方特点。这些来源于民间的工匠就在当地生活学艺，一般不大四处流动，因此对当地制瓷原料的本质特点民众用瓷的情趣很了解，掌握的是当地的工艺传统。他们最知道作出怎样的瓷器才能有人买，符合市场销路。
各地区的原料品质、风俗习惯、审美情趣和信仰都不相同。这些因素造成各地瓷窑体系形成浓郁的地方风情，例如唐代浙江的越窑青瓷，河北的邢窑白瓷，河南巩县窑的唐三彩釉陶和白瓷、黑瓷、湖南长沙窑的釉下褐绿彩，安徽淮南地区的寿州窑，四川的邛窑等。宋人的磁州窑、龙泉窑、耀州窑、临汝窑、景德镇窑、德化窑、建窑、定窑、钧窑等窑区域性的特点特别明显。
第二，粗料细作。就原料的开采情况来看，有的窑场能开采到精细优质的原料，如景德镇的湖田窑，福建的德化窑等。大多数民窑就地取材，开采的原料不会很精细。但工匠通过顽强的劳动，粗料细作，生产出美观实用的作品，不但好用，而且能美化生活。宋金元时期北方最大的民窑磁州窑，用当地的大青土（即北方坩子的一种）作原料，它能学习定窑生产出一些细白瓷，但大多数是粗瓷，有白瓷、黑瓷、酱釉瓷和低温釉陶，广泛施化妆土，以划花、刻花、剔花、釉上彩绘、釉下彩绘、绿斑、褐斑、黑釉酱斑、白釉划花、黑釉划花、酱油彩划花、珍珠地划花、绿釉釉下黑彩、雕塑等技法，创造了许多纯朴、生活气息浓郁的作品，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有用精细如绣花针一样的工具线刻花纹；有在白釉层剔掉；有的一直剔到露出粗糙的胎面，使带釉的花纹部分和胎体色调形成强烈的反差；有的剔到露出洁白化壮土层，使主题花纹格外醒目，真是"以物写心，不为物障"。
第三，激情满怀的书画艺术。民窑工匠可以自由地在瓷器上绘画写字，最突出的是磁州窑，用黑彩在白瓷胎体上画画写字。这些书画艺术和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的作品相比有文野之分，精粗之分，但有它的特色。由于工匠们平静单纯，生活根底扎实，视野比较宽阔，在瓷器上画的画，定的字都纯朴、浑厚，没有无病呻吟的病态。以绘画为例，题材广泛，有作边饰或辅助花纹的回纹、几何线条、波浪纹、卷枝蔓草等。作主题花纹的主要有牡丹、月季、菊花和闲花野草、游龙飞凰、禽鸟野兽、山林中的小雀、花塘溪流中的鸭鹅和游鱼等。绘画从小桥流水人家奶镌靶【埃狡苹趾甑母呱狡俨迹优┘颐┥岬绞芯∶瘢由裣晒适碌窖纤嗟睦诽獠模庑┙籼嗣裆畹耐ㄋ椎囊帐趿煊蚴敲褚さ挠攀啤?br>
1970年河南省镇平县出土一件白瓷黑花梅瓶高49厘米，小口细颈，丰肩长腹，中腹饱满，下腹瘦长；胎施洁白化妆土，肩和上腹以黑彩绘锦土纹，衬以白色卷枝花；中下腹以黑彩绘茁壮的牡丹和多姿的莲瓣，上罩白釉，花纹壮实生动，与胎釉对比鲜明。挺拔高挑的造型结构，对比鲜明的花纹使人产生许多联想；说起梅瓶人们可以想象，在黄土高原，黄澄澄的大路从脚下延伸至遥远，广袤的大地点缀着村镇茅舍、酒肆小店。勤劳的人民祥和善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产劳动，丰收之后他们也会置身酒店，村姑为他们抱出一瓶美酒，瓶就是磁州窑的梅瓶，抱瓶的姑娘健壮的体魄，红润的面孔，高高的胸脯，明亮的眼眸闪灼出青春的光彩。酒美、人美、瓶也美，让人陶醉，诗人情不自禁的写诗称赞："欲把梅瓶比西子，横竖刚柔总相宜"。
上海博物馆收藏一件虎形枕，是山西地区金代磁州窑产品。枕塑成一个老虎形状，虎眼圆睁，竖耳，卷尾伏卧，满身用黑彩绘虎皮纹。在白色枕面上作画，开阔水面飘浮一物，上立一长尾鸟，天空双雁高飞，枕底墨书"大定二年（1162年）六月二十日"铭。磁州窑在元代还在继续发展，生产大量优秀之作。广东省博物馆收藏一件横宽40.5厘米的长方形枕，主题花纹是《西游记》中的唐僧取经图，唐僧师徒四人在山道中艰难行进。枕面四角绘折枝菊花，前壁绘黑竹，后壁绘猛虎，两端绘牡丹图案，枕底楷书"古相张家造"铭记。唐僧取经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僧人幺奘为了弄清佛经教义决心到天竺取经，历尽艰苦，费时七年，来往走了几万里路，取回六百多部梵文（印度古文字）佛经回长安。
回国以后，奉旨主持佛经翻译，口述西行见闻，由门徒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后来慧立、彦宗又写《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内容为西域及佛教发源地见闻，一是佛教徒的传记都充满神异的色彩，二是唐宋以来民间有许多故事，神话广为流传，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明朝吴承恩汇集这些传说写成《西游记》影响极为深远。这件瓷枕对研究这部文学名著的成书过程有重要价值。明朝中后期景德镇生产大量的青花瓷器，不但内容极为广泛，而且画得诗意盎然。很多画面抽象、夸张、大写意，往往是工匠激情满怀一挥而就，真的达到绘画艺术追求的"无迹可寻，然后入神"的境界。
千百年来，不管是官窑还是私窑都在中国的陶瓷发展史绘上了浓重的一笔，体现了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表现出中国古代人们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作为一种陶瓷文化，伴随着物质产品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的交流而传播，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和深渊的影响。
千年瓷都的遭遇
环绕市区海坛广场摆满了景德镇来的瓷器，瓷器之多可谓“汪洋大海”。这好像已经成为最近几年城市生活中一道新鲜景观。上半年，在时代广场和绣山公园也能看到这庙会般的壮观场景。悠闲的场合，容易看到这忙忙碌碌城市中另一群悠闲的人，看起来睡眼惺松不修边幅，以退休或失业的中老年人为主。他们背着手目光炯炯的样子，总让我不详地联想到甘南见的天葬台旁踱步的秃鹰。一个朋友告诉我，为最近这海坛广场的瓷器，他父母每天往那边赶场子，一件件地往回拎瓶瓶罐罐，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真是让人欣喜而忧虑。
满城区新盖的居室迫切地需要寻找形式感。欧陆风情明清家具或中西合壁是大众的三大选择，我们的大艺术家们每天念叨的艺术方向无非也是此三种。可见人的智慧相差无几，世界上事情的丰富也很有限。自然，欧陆风情与古典中国摆到地摊上时，基本上已作了易装的功夫，它们离最初的理念相距甚远。满场的青花瓷彩瓷釉里红在我这外行看来，型制好看的已经不多了。描绘的花样从喜气的神仙仕女牡丹芙蓉到文雅的大写意四君子一应俱全，画得好的毕竟也少。这瓶上的功夫多是民间能手的妙笔，本来不能和纸上的绘本媲美。但我前几年在皖南收到一个极普通的民窑青花，上画俩童子，虽简朴，精气神却十足。称得上是“民间”艺术。再顺手翻开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的《中国民间青花瓷》，里面作品都是朴茂且生气的。看来那是一两百年前景德镇瓷器的普遍水准。
传统手工艺的衰落不可逆转，我们的“老行当”以每天数种的数量在消失。效仿日本的柳宗悦们发动保护民艺运动，效果估计也难尽人意。景德镇瓷器是CHINA的来历，自然坐定国粹的一把交椅，当前它该不至于消失，可是江河日下的事实亦历历在目了。《南方周末》报载，今年景德镇建镇千年的寿辰，轻工业部让人辛酸地将“中国瓷都”的帝号封与广东潮州。理由是潮州瓷作为实用瓷，它的产值出口额远高于景德镇。在实利至上的时代，评价事物的标准已经变易，千年瓷都的辉煌已终结。
可海坛广场的人潮提醒着，这一民间工艺在大众中依然拥有惊人的影响力。瓷器的温润和平使得内心一块柔软的地方充满温暖的想象，我们在骨子里对青花对瓷片有感情。人的欲求复杂，不能简单地纳入数字和理性。此情此景，真该用荣格的集体记忆的复活来解释。
进一步揣度妄想。人们对待景德镇瓷器的态度，实际上体现了当下审美选择的两难处境：一是象潮州瓷一般的产品，有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的理性曲线，呼应我们的现代生活与节奏，隐含全球化世界一体的追求；一是如景德镇瓷器，是千年技艺的延续，民族情绪的载体，满足我们的祖先崇拜与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向往。前一种趋势自是成为潮流，是世界公民的时尚。可后一种追求也不可小看，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传统绘画在经历长时间的式微后重新受人尊重，中国字画的学习和拍卖很是热闹。千年瓷都再造辉煌，只能借助这复古之力了。
考古发现中国在千年前已生产青白瓷
安徽繁昌近日发掘的一座保存完整的古代瓷窑，经专家考证认定为我国最早烧造青白瓷的窑址之一。这一发现使我国青白瓷烧造技艺的产生年代由宋代推至千年前的五代时期。
这次发掘由安徽文物考古所、中国科技大学和繁昌县联合进行。发掘面积500多平方米，出土北宋龙窑窑址一座、作坊遗址一处，出土大批瓷器标本及窑具，其中有数百件较完整或可复原的青白瓷器物。
我国以精湛的制瓷技艺著称于世，瓷器依瓷料中含铁量不同而分为青瓷、白瓷、青白瓷等类别，北方多产白瓷，南方多产青瓷，中部地区则产青白瓷。瓷器既可作器皿盛放物品，也可仅作装饰之用,它以漂亮的外观和实用的价值受到各国人们的喜爱，许多收藏家以拥有中国瓷器为自豪。
繁昌瓷窑地处我国中部，出土的瓷器标本釉色以青白为主，有的较白，有的偏青，是典型的青白瓷。专家称,窑旁堆积下层出土的瓷器标本具有五代特征，其同类器物曾出土于南唐二陵，表明繁昌窑在五代已烧造青白瓷。
这些瓷器器型有执壶、罐、炉、粉盒、碗等，其中瓜棱壶、葵口碗等造型精美，釉水滋润。还出土有大量匣钵、垫饼等窑具。匣钵分为漏斗状和筒状两种，以漏斗状为主。从窑旁的大量废弃堆积观察，其中绝大部分为匣钵碎片，瓷片很少，表明该窑成品率较高。
据文献记载，晚唐五代时期，我国南方有宣州窑，五代时为南唐国的官窑，繁昌古属宣州，系南唐国所辖。此次发掘证明繁昌窑曾为南唐宫廷生产贡瓷，其中一些产品可能曾销往海外。
千年瓷都景德镇领航中国陶瓷发展
景德镇领航中国陶瓷发展
四大传统名瓷的悠久历史，景德镇名人辈出，独创落地粉彩技法，“珠山八友”推动景德镇陶瓷创新，国际金奖让景德镇享誉世界。千年瓷都1800多年的制瓷历史，厚重的陶瓷文化积淀；集天下名窑之大成，器型天下走、工匠八方来，海纳百川的精神；元青花的出现就已奠定了景德镇领航中国瓷器的基础。回顾往昔，我们可以说景德镇具有领航中国瓷器的优势。
但瓷都景德镇要真正实现领航中国瓷器的美好愿望，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第一，对景德镇陶瓷现状要有一个清醒地认识。虽然景德镇日用瓷在产销上不如一些其他产瓷区，但艺术陶瓷、陈设瓷、雕塑瓷还是处于领先，日用陶瓷走艺术化之路也还是有发展潜力的，关键是如何去扬长避短。第二，加快发展陶瓷文化创意产业。陶瓷文化创意可以使自己的劳动成果，更附有升值的空间。工厂里生产出来的不仅是陶瓷产品，也不仅是市场上销售的陶瓷商品，而是一件件陶瓷文化作品。大师、教授、民间艺人、外埠画家都有用武之地，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第三，把握环鄱阳湖战略实施的契机。环鄱阳湖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给景德镇陶瓷大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要以科学观为指导，在传统制瓷技艺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高科技陶瓷、电子陶瓷、低碳陶瓷，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把好泥用在精品上，缓解资源枯竭的矛盾。第四，营造氛围搞好配套服务。
作为政府要让瓷都景德镇领航中国瓷器，一是要营造良好的氛围，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大力宣传景德镇陶瓷文化，让大家都来思发展、谋发展，把蕴藏在老百姓心中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景德镇陶瓷的创新和发展。二是要制定积极的政策措施，把企业改制后“十大瓷厂”的有效资源整合好，把私营作坊、工作室、画室的民间资源利用好，形成陶瓷文化创意产业链，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做优，无愧于中国的瓷都。
瓷都景德镇领航中国瓷器，是一项系统工程，是要用智慧、花力气的。因为瓷都是中国的瓷都，还将是世界的瓷都。只要有坚定的信念，这个美好的愿望是一定会实现。
千年文脉话陶瓷
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在收藏领域瓷器收藏始终是一大门类。今天我们能见到的陶器、瓷器无一不是当时生产、生活的体现和记载，作为历史的见证载体，与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一脉相承。我是一位瓷器爱好者，对我们身边能见到的陶器、瓷器略有了解。今天粗谈浅见，与读者交流。
千年传承，到目前为止瓷器还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多数人吃饭用的碗、喝水的杯子大多是瓷器，人们看到精美的观赏用瓷，有过去各个时期遗留的、有新做的，时代变迁几千年，但生产工艺均大同小异。具有千年的中华陶器生产流程。我们的祖先是近水而居，当时的人们就会用土经火烧成容器来盛放物品，是当时人们生活用具的一部分，但那时的成形简单、胎骨用泥淘炼不细，火温不高，还属陶器。年代发展到了秦汉，这时的器物表面开始上釉，器物用泥细腻、火温提高。把胎泥表面烧得熔化了，这个时期的器物虽还没到完全的瓷化，可称得上半陶半瓷。就是这点变化经历的时间就是几千年。这个时期的陶瓷制品粗糙古朴，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三国以后生产的器物就是完全的瓷器了。三国至唐朝，能生产一些很不错的观赏器物了，所谓的观赏器物器型一定是美观耐看、胎泥细滑、釉料细润、色泽艳丽，这样的器物即是观赏器又是装饰品。此时这样称得上观赏品的器物量不大，精品更少，由于年代久远遗留下来的实物微乎其微，我见过西晋时的酱釉盘口壶青瓷就很美。这时期较出名的两个窑口是浙江的越窑烧制青瓷，汉代建立；另一个是河北的邢窑烧制白瓷，建立于隋代，人们称的南青北白就指的这两个窑口。
因北宋皇帝宋徽宗对艺术的酷爱，瓷器也成了高层的精神享受，推动了瓷器的高度发展，此时的观赏瓷器型古朴，十分规整，立件一般在22cm之内，釉质滋润，以单色釉、器型精美取胜。随后的仿品都难以相比，加之遗存量少，宋时的五大窑均被当今收藏家重金购买。
元朝瓷器在宋朝高度重视的基础上，得到了创新，设置浮梁瓷局督办，将全国各地窑口制瓷精英(工匠)集中到江西景德镇，以此为制瓷基地，生产出了釉上釉下彩绘的瓷器，一改以前以釉下刻画的风格，器物大小明显，大而不笨、小则精细，大量输出国外，成了美好使者，由于绘画用于瓷器上，使瓷器更具观赏性，形成了自元代至今的瓷器生产模式。元代至明代宣德时期为一个发展段，这时期的精品是目前国内外拍卖成交价最高的，也是最具收藏的瓷器。宣德时期国家富足，瓷器生产量很大，生产技术熟练，生产出来的瓷器大小精美、釉质细润、色差不大，几乎成了生产流水线，每道工序均有分工，使不到十年的宣德期成了我国瓷器生产重要时期之一。随后国家衰败，瓷器成了国势的风向标。嘉靖、万历时期，虽产量很大，但质量再不能跟宣德时期比，好多品种得不到延续。明中期就开始仿宣德瓷器至今不能成功，瓷器的物品时代感特明显。
作为火和土的艺术，并以独特的耐腐蚀性成为千年文化的一个载体，瓷器以实物见证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当前，瓷器精品还有着极高的艺术欣赏性，成为著名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收藏界的一大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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