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的欣赏与鉴别。
藏友成杰伟先生在南京淘得的这块青花瓷片，是一只瓷碗的半边，比巴掌大一些，专家伯瑜先生生评介为：“其釉肥发青，为平等青，发色清淡，应该是明弘治年间景德镇窑口的遗存。”瓷面上画的是“卖花翁”，路旁一个老者，一担花笼，可能累了，放下担子歇歇脚。形象生动有趣（图1），人物居中，四周草、石、云、月，均为衬景。是一幅较为完整的史迹画面。
“卖花翁”是唐代诗人吴融的诗作，原诗为：“和烟和露一丛花，担入宫城许史家。惆怅东风无处说，不教闲地著春华。”吴融的这一诗作，通过写一位老者披星戴月给皇亲国戚家去送花的情景，表现了作者对花农老者的同情，对豪门势家奢靡生活的反感，有讽刺意味。
吴融写的“卖花翁”，表现的是一个花农在凌晨摘下一丛丛待开的花朵，担去许府和史府的途中。夜风吹来，不见百花绽放，唯一弯残月，寂寥空空，心中充满了一种隐隐的失落……许氏与史氏，是汉宣帝时的外戚。“许”指宣帝许皇后家，“史”指宣帝祖母史良娣家，两家都在宣帝时受封列侯，贵显当世，所以，后人常用“许史”来借指豪门势家。诗中指明他们住在宫城内，是最有势力的皇亲国戚。
诗人吴融，字子华，今浙江绍兴人，生于唐宣宗大中四年，卒于唐昭宗天复三年，享年54岁。他生当晚唐后期，一个混乱、矛盾、黑暗的时代，他死后三年，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也就走入历史，因此，吴融可以说是整个大唐走向灭亡的见证者之一。
赏花、买花以至养花，本出于人们爱美的天性。但在旧社会，劳动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情况下，耽玩花朵、供赏瓶花，往往只是富贵人家的嗜好。唐代长安城就盛行着这样的风气，一边是底层的花农花匠种花养花，一边是富贵人家供花赏花。
唐代另一位诗人白居易也有《买花》诗，真切地反映了这种车马若狂、相随买花的社会习俗，并通过篇末“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评语，说出了当年诗人对贵家豪门的奢靡生活的厌恶与无奈。吴融的这首《卖花翁》，触及同样的题材，却能够不蹈袭前人窠臼，自出手眼，别立新意，十分难得。
清代有一位诗人画家叫倪田，他也画过一幅画，画上题曰：“隔墙犬吠卖花翁”（图2），这是南京文友孔祥东先生在欣赏了这枚青花瓷片后提供的。他告诉我，倪田，今江苏扬州人，住上海。他画人物、仕女及佛像皆取境高逸，线条流畅，尤善画马及走兽，能随手挥洒，不用巧笔起稿。光绪中行商到沪，爱任颐画，遂弃其业而参用任法。水墨巨石，设色花卉，腴润遒劲，意境清新而富野趣，兼工山水，而不多见。其画在海上擅胜一时，1910年任上海书画研究会庶务协董。寓沪鬻画垂三十年，卒年65岁。
“隔墙犬吠卖花翁”，墙头高耸，越墙上方很小的一斜块，画巨大的树干和繁密的杂树枝叶，足见小路僻静，处于遮天蔽日的浓阴之下。老翁挑着一担鲜活开花的绿植，大概是一路叫卖，有狗追着他狂吠。画题狗在墙内，怎能看见？画面左上不经意处有一角飞檐，想见院门延至画外，显然狗从门内窜出来了。
孔先生也是扬州人，他说，这只狗如扬州人说的：扒住门框子狠，身子前倾，腿向后挫，一副随时准备抽身溜走的架势。倪田的画是学任伯年的，得其神。看这幅卖花翁与瓷画上人物异曲同工，只是在纸质画画上更易于细部的表现。这画上人物的衣褶线条，飘逸的节奏感，那就是典型的任伯年画法，墙上、路边，每一道笔触都很老道。这画既古且新，浓郁的生活气息溢出画外，无疑是倪田难得的神品。此画内芯27×32厘米，绢本，左下“墨耕”款，钤“倪宝田印”。想象中瓷画工匠神游回溯，在下笔之先神交过此画，也许！
我们将瓷画与纸质画作此比较，是可得出文化艺术互相渗透的观点。明代时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上至宫廷下至百姓，对于细瓷和瓷画的追求都有新的期待，致使许多瓷器厂都关注艺术水准，绘工更注重向传统文化的学习与参照，所以青花瓷画的品种也诗意地丰富起来，突出的是，市面上随之出现了许多演绎唐诗宋词的瓷画，让人眼界出新。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形成自己窑口的艺术品味，二是更利于贸易外销，此风格一直影响了明末乃至清初青花瓷画的文化面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瓜瓞绵绵的重要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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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瓷画中的“高士”形象
本文要介绍的这组明清时期青花瓷片上画的都是“高士”。当时的工匠把笔下线条表现在瓷上，幽谷之中，坐听松风泉鸣，全画空寥寂静。这让我想到张大千的“高士图”，那是他西康之游后的作品。与这些瓷画相近的，都是高士思想与所游真景简笔结合，或独行独坐，或绝尘孤思，幽然孤啸，大有欲往从之游，愿言成独往的幽静境界。
在古代，高士是指志趣、品行高尚脱俗之士，多指隐士。《战国策·赵策》有句：“吾闻鲁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后汉书·徐穉传》有句：“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都是说高士的。《老残游记续集遗稿》第五回：“爱心怎能没有？只是不分男女，却分轻重。譬如见了一个才子，美人，英雄，高士，却是从钦敬上生出来的爱心。”作家冰心《往事》中也有“今夜的林中，也不宜于高士徘徊。”古诗“隔江有高士，脱然世外身。”都是说高士非鄙夫也。高士图是历代人物画中的重要题材，画家、工匠们喜欢描绘古代品行高尚之士的似仙不群形象，超凡脱俗的气质和高雅的生活情趣，以表现对高士的仰慕或对其生活状态的追求和向往。
有时，画面中高士们一种古雅独行的格调，也会引人深有遐想。在用笔方面，不论远山近水、石桥枯树、亭栈斜阳，还是潭水无波，群鸟掠飞，都非常浓色雄浑。高士携杖（图2）或打伞（图3）过桥，他们脸相、姿势当然无须再作表现，已有沉思之状，仿佛在内视心灵，外界根本与他们无关。整幅笔墨工细精谨，色彩明净华美，呈现出一种平静疏朗的氛围。
总之，古代的高士画，大多寥寥数笔，笔墨疏阔简约，人物神采清逸，就在粗犷流畅、浓淡之中，把高士那种豪爽、洒脱、傲岸的气概和才华横溢的神韵表现得出神入化、栩栩如生，笔简意赅，韵味十足，有如御风而行于虚空之中。瓷画上的高士，大多体态丰满、憨态可掬，大智若愚、悠然自得，常常山林奇石为伴，具体所画是哪个年代、哪位高士也无需区分考证，它只不过是人们理想中的符号。高士已往矣，但高士精神长存，我们今天收集品评这类瓷画不仅为寻古趣、拟古意，更为寄以一种人文情怀。
古董瓷器从哪几个方面鉴定真品与赝品
中国古代瓷器一直是收藏和拍卖主流古董和古玩艺术品，也是成交量最高的，但是瓷器官窑一直都有赝品出现，无论是古玩市场上还是收藏网站上都有销售赝品瓷器，那么对于瓷器爱好者来说从从哪几个方面鉴定瓷器的真品与赝品。
瓷器鉴定真品与赝品从瓷器的原料与鉴定，瓷器的断代，瓷器的造型，古董瓷器的纹饰，瓷器鉴定的年代依据，青花瓷器的款识来介绍。
古代瓷器的纹饰及器物款识，其画法和刻法多自然流畅，赝品瓷器尽管笔法熟练，但难免生硬、呆板，釉色和烧造工艺都有区别的。古瓷的彩绘，颜色沉着含蓄，彩与胎的覆着粘接自然。但是赝品瓷器后加彩的器物，加彩的地方色彩特别鲜艳，光泽度强，显得刺目。古瓷中器物表面有一层银光色，很自然，这种自然银光赝品的新瓷器无法仿制。古瓷上金彩的颜色也不一样，清代道光十年(1840年)以前瓷器上的金色一般是用金粉描绘，金色深沉，稳重。1840年以后仿制的古瓷是用金水描画，虽光泽度好，但不如以前的色深。
一般古瓷底足露胎处其胎质有一种熟性．因年久有一些灰尘浸入，但灰尘已吃进胎内，与胎结合紧密。新仿品露胎处的胎有生性．其灰尘浮于表面，也有的是用胶与泥土混合粘上去的。有些古瓷由于原料的特殊性而显出独特的颜色．也是仿品所不能及的。
出土古瓷上的土锈会浸入瓷质内部，与瓷釉紧密结合，不易剔除。伪造出土瓷器上的土锈，有的是用胶与土混合粘上去的，如未用胶，则土锈质松，浮而不实，稍加碰击，锈斑就会刮落下来。
古董瓷器因年代久远，器物釉面光泽深厚温润，光由内发，这种光是自然形成的。
赝品仿造的瓷器往往釉面有一层浮光，光亮刺眼，或者说叫做“生性”，即使用消光剂或其他方法去掉表面浮光，也不会呈现古瓷温润的酥光。
中国的陶瓷业生产有着八千年左右的悠久历史，名窑迭出，佳作不断。自元末明初以来,在古陶瓷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有意摹仿前代瓷器的特殊品种，此即为人们习称的“仿古瓷”。产生仿古瓷的原因，或出于崇古意识，或因对于古瓷艺术的爱好，变有因牟利而为者。明代仿古瓷的生产已形成规模。清代康雍乾时期、晚清至民国时期以及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形成了仿古瓷的三个高潮期，其仿品包罗万象，种类繁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技艺精湛，维妙维肖，真伪难辨，给我们识别和研究古瓷带来很大的困难。鉴于上述情况，为了普及古瓷研究的辨伪知识，我们特从故宫博物院藏瓷器中遴选出部分有代表性的作品，采取真品与仿品对照的方式进行展示，以供各界观众研究鉴赏，用作辨别古瓷真伪的依据。
第一部分：明代仿古瓷
明代仿古瓷的兴起与当代皇帝的复古意趣有密切的关系。明朝建立后，汉族文人试图恢复宋代理学发展的盛势，以重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这一思潮亦影响到封建君王的艺术品味与追求。明宣德皇帝命景德镇御器厂仿制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窑和哥窑瓷器。存世的署“大明宣德年制”款的仿宋代汝窑盘、仿宋代哥窑碗等就是这种精神追求的物证。其后的成化皇帝继承这种精神追求，命景德镇御器厂仿制宋代官窑和哥窑瓷器，制品的种类更为丰富。
明代中晚期，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制瓷业中出现“官民竞市”的局面。许多民间窑厂为了市场竞争的需要，大力摹仿宋代名窑瓷器。同时，由于宫廷对明代前期名窑瓷器的偏爱，还命景德镇御器厂仿制永乐、宣德、成化瓷器。这一时期仿制的宋代官窑、哥窑、定窑、钧窑、龙泉窑及仿明代前期名窑的青花、斗彩、红绿彩、白釉和红釉制品等，使仿古瓷的生产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
第二部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仿古瓷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中国古代制瓷工艺达到历史上的巅峰。这时期的仿古瓷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尤其是雍正、乾隆年间的督陶官唐英，不仅本身精通制瓷技术，对前代名窑瓷器有精深的了解，而且积极组织力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仿古瓷生产，并在此基础上发明了瓷器的创新品种。
此时期的仿古瓷十分丰富，主要有仿青花、仿釉里红、仿五彩、仿斗彩、 仿红彩、仿绿彩、仿红绿彩、仿红釉、仿蓝釉、仿黄釉、仿白釉、仿汝釉、仿官釉、仿哥釉、仿定釉、仿钧釉、仿龙泉釉等制品。这些制品或刻意摹仿前代名窑瓷器，或将仿古与创新融合在一起。仿古固然十分酷肖，而与创新的融合则以产生出许多新的工艺品种，使当时的瓷坛呈现出生机勃发、异彩纷呈的局面。
第三部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仿古瓷
清代晚期，随着宫廷文物的大量流失，以赢利为目的的古玩商行迅猛发展，一些古董商趋时牟利，大兴作假之风，致使仿古瓷不断涌现，其间又以光绪时期为甚。光绪仿古瓷以仿清代康、乾时的官窑瓷器为主，如今康熙青花、五彩、素三彩以及洒蓝、豇豆花、孔雀绿、茄皮紫等；仿乾隆青花、粉彩、斗彩、霁红釉等。另有仿元代钧窑瓷器、仿明洪武清花大碗、仿明永乐青花压手杯等。其中以所仿大件器物最具特色。
民国承晚清遗风，古玩行业繁荣不衰，促使瓷器仿古进一步兴盛。此时仿古瓷生产不仅仿古的年代长远，而且种类繁多，上至六朝青瓷，下至清光绪官窑瓷器，无所不仿，其中最突出的是仿宋代龙泉青瓷，仿明宣德青花，仿清代康、雍、乾粉彩、珐琅彩以及胭脂水、郎窑红、豇豆红、粉青釉等。
第四部分：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仿古瓷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开放，国强民富，沉寂多年的文物收藏之风重又兴起，拍卖公司大量出现，收藏队伍不断扩大，古陶瓷接二连三地被拍出天价,从而刺激了陶瓷的仿古作伪之风再度兴盛。上至新石器时代彩陶，下迄民国瓷器，几乎无所不仿，其品种之多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较为常见的有仿六朝青瓷，仿唐代鲁山花瓷,仿唐三彩，仿宋代耀州窑青瓷、磁州窑瓷器、建窑瓷器、吉州窑瓷器、景德镇影青瓷以及仿汝、官、哥、定、钧窑瓷器，仿辽代瓷器，仿明代德化窑瓷器，仿元代及明、清各朝景德镇瓷器等。
文人瓷画别开生面
近日，“瓷坛明珠”景德镇百年文人瓷画珍品大展正在上海壹号美术馆举办。其中,一对“珠山八友”代表之一汪野亭画的粉彩缠枝莲地开光山水铭文瓶（下图）十分引人注目。
100多年前的清朝咸丰时期，供职于御窑厂的一批新安画派大师，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为领军人物，首反宫廷用瓷纯工艺品的制式，冲破清规戒律，以瓷代纸，将中国画入瓷，成功地将瓷艺与画艺相结合，开启"浅绛"文人派彩瓷之先河。"浅绛彩"瓷画，追求笔墨情趣，瓷品具诗、书、画、印为一体。作者是文化素养较高的文人，作品充分展现绘画者的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整体贯穿着浓浓的"书卷气"，浅绛彩瓷名家之作，大多为当时士大夫阶层欣赏收藏，形成一股"贵戚权门得笔迹，始觉屏障生光辉"的社会风尚，成就斐然。
民国初年，浙派画家汪晓棠，江西画家潘匋宁、王琦、汪野亭、王大凡等彩瓷名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以“新粉彩”的形式，将文人派彩瓷发扬光大，瓷画作品在
世界国际博览会
屡得一等金奖。1928年秋月，王琦、徐仲南、邓碧珊、何许人、汪野亭、毕伯涛、王大凡、田鹤仙、程意亭、刘雨岑结社瓷坛，形成中国陶瓷史上第一个艺术流派--"珠山八友"。珠山八友艺术家群体，革故鼎新，发奋挥毫，将"瓷上文人画"推向登峰造极的境界，筑起中国陶瓷史上一座耀眼的时代丰碑。
物换星移，当今瓷坛人才辈出，高手如云，“文人瓷画”在时代腾飞的今天，在众多瓷艺家不懈努力中，已演绎得更加光彩夺目。此次展会，展出浅绛彩顶级画师程门父子、金品卿、王少维等名家瓷画20余件，珠山八友等名家新粉彩瓷画60余件，浅绛彩作品和珠山八友作品大多出自国内外知名文人瓷画收藏大家，流传有序，弥足珍贵。
如何从胎与釉来鉴定历代青花瓷
鬼谷子下山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云开了结局，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这是周杰伦那脍炙人口的《青花瓷》，短短几句就道出了青花瓷那无尽的韵味。而如今收藏青花瓷也成为了收藏界的一大热门。鉴定青花瓷器应从胎、釉、造型、纹饰、绘画风格、青料的呈色、工艺以及书写款识等几方面入手，分析、了解它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如果您能懂得怎样鉴定青花瓷器便能从收藏中获得极大的乐趣，也能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由于古代青花瓷器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所以从明成化(1465—1488)起就开始仿制前朝的青花瓷器，直到今日江西景德镇仍在烧制大量的仿古青花瓷器。作为一个收藏者，当然不会愿意出高价去买“假古董”。但是，一些仿古作伪者的手段非常高明，其作品往往能够以假乱真，这就需要收藏者有一定的辨伪能力，如今快报《藏品》特别邀请程晓中教授分期讲述青花瓷的专业知识，为读者提高鉴赏和辨伪能力。
从胎、釉鉴定历代青花瓷
胎，或称胎骨。瓷坯经高温烧结后即成了“胎”。瓷胎的主要成分是氧化硅、氧化铝和少量的钾、钠、钙、镁、铁等元素。洁白的瓷胎是烧制青花瓷器的基础，一般以瓷石和高岭土为原料，在1300℃以上的高温下烧成。釉，是附着于瓷胎表面的玻璃质覆盖层。釉有着与玻璃相类似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对瓷胎起着保护和装饰作用。釉的主要成分与瓷胎基本相同，只是钾、钠、钙、镁等助熔剂的含量较高，使釉汁易于在高温下熔融，填补了瓷胎表面的孔隙，显得光亮而平整，好似给瓷器穿上了一件整洁、美丽的外衣。由于各个时期用于烧制青花瓷器的胎和釉的成分有所差异，修胎、挖足、施釉的工艺也不相同，所以通过对胎、釉和制作工艺的观察分析，有助于辨别青花瓷器的时代和真伪。程晓中南京博物院瓷器专家
唐代青花
瓷器胎质比较粗松、厚重，胎色有黄白和灰白两种。由于胎料的漂洗、筛选十分粗糙，所以在胎土中往往可见夹杂着一些灰色、黄色或黑色的小砂粒，瓷胎中还有比较明显的小气泡或孔隙。为了掩盖胎色之不足，在器物的胎、釉之间都施有一层白色的化妆土(又称“护胎釉”)，釉色也有灰白和乳白两种，釉面往往还有细密的冰裂纹。
元代青花
瓷器的窑场集中于江西景德镇，因为那里有丰富的优质瓷土资源。早在唐代晚期，景德镇瓷工就利用附近盛产的高岭土烧造胎质细腻的青白瓷。元代工匠又改用先进的“二元配方”，即在高岭土加入瓷石，增加了瓷胎中氧化铝的含量，提高了瓷胎的致密度和洁白度，为成熟青花瓷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如此洁白的胎体上绘制青花瓷器，更能够衬托出青花的娇艳、纯美。景德镇元青花瓷的釉面也非常透明，釉层厚薄均匀，玻璃质感强。釉色微微泛青，显得沉静雅致。
宋代青花
瓷器比唐代有所进步，胎质比较细密、坚硬，少有孔隙；胎体比唐代也要轻薄一些；胎色白中泛灰，露胎处见火石红；釉层稀薄、透亮，釉色青灰有开片。
明代青花
瓷器的胎体，从总体上看比元代轻薄，较清代厚重。胎质比较洁白细腻(除一些民窑粗瓷或浆胎青花瓷)。釉面肥厚、滋润，釉色泛青。
清代青花
瓷器的胎体，总体比明代要轻薄一些。前期胎体稍厚重，胎质坚致细密；中期胎体轻薄，胎色洁白；晚期胎体厚重，胎质粗松。釉面也不及明代厚润，釉层趋向稀薄，釉色前期较白，釉面平整；中期以后釉色泛青，或呈青灰色，釉面起伏似波浪。
瓷画：当绘画撞上瓷器
不久前，2018年平昌冬奥会在韩国平昌郡举办。就在大家都关注着中国代表团冬奥会各项赛事的同时，由千年瓷都景德镇生产制造的陶瓷——“舞动之花”系列餐具和肖像纪念瓷，亮相平昌冬奥会，体现了中国画与陶瓷两大国粹合璧之美，也使得“瓷画”一词进入公众的视野，吸引了不少关注。
作为绘画艺术与瓷器艺术的完美结合，瓷画不仅有极高的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还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颇受收藏家的青睐。学古斋机构创始人、海南收藏家焦涌藏有580余篇瓷画作品，其中既有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的作品，也有王琦、汪野亭、何许人、程意亭、毕伯涛、刘雨岑等“珠山八友”的作品，这些瓷画画面精美，题文应景，用印讲究，具有集合“诗书画印”为一体的瓷绘艺术风格。
写实风格的瓷画
瓷画，又称瓷版画，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发端于瓷都景德镇，是瓷器文化与绘画艺术的完美结合。2月25日，记者走进学古斋一楼，迎面看到一幅瓷画《乾隆大阅图》，这幅瓷画不像大众常见的青花瓷，颜色淡雅，这幅瓷画颜色明艳，画中的乾隆皇帝五官凹凸有致，立体效果明显，他身上的盔甲也描绘得十分细致，具有很强的金属质感。
中国古代文人擅长诗词歌赋，精通绘画、音乐、书法，在他们的心中，有一片属于自己心灵的山水。除了纸上绘画，这片山水还体现在陶瓷艺术中，早在唐代、宋代许多窑口的陶瓷器皿上，就出现了通景式的绘画形式，如磁州窑、吉州窑瓷器等。到了元、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通景式绘画已成为十分普遍的表现形式。
绘画，突出的是画家的主体意识。《乾隆大阅图》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写实风格，是因为这是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的作品。据焦涌介绍，郎世宁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绘画工具和材料，却取得了西方细笔油画的艺术效果。绘制中，郎世宁减弱了对景物、人马的素描效果，以平光处理明暗，线条在起到轮廓线的作用后几乎被色彩隐去，天空中云彩的画法全出自西法，近景的草叶近乎西方的静物写生，只有远山的结构保留了清宫写实山水的一些痕迹。
这幅瓷画的右上角有一红印“乾隆御览之宝”，左下角有落款“臣郎世宁恭画”与两枚红印。焦涌说，“恭绘”一般是将历史上已有的纸制本或者绢制本的名人画作，以原样绘到瓷板上来，这类画作广泛，题材与原作者或是原来在《石渠宝笈》上录有的。
画马的宫廷画家
郎世宁是意大利传教士，在中国从事宫廷绘画50多年，历经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代宫廷十大画家之一。他的画作，几乎可以视为“清代宫廷绘画”的代名词，其绘画艺术风格极大地影响了康熙朝之后的清代宫廷绘画风格和艺术审美趣味。
郎世宁以绘制人物以及名马、名犬闻名于世，他的《百骏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在《乾隆大阅图》中，乾隆皇帝骑着骏马，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郎世宁对马栩栩如生的描绘。
早在郎世宁之前，唐代画家韩干也以画马著名，又有名画《牧马图》传世。但韩干的画法与郎世宁不同，韩干重在线描，即便是为线描马匹上色，也是以渲染马的色彩形象为主；郎世宁则侧重描绘马匹的生理解剖结构和空间光影关系，以线描形，以色绘质，从而形成笔情墨趣、虚实相生的绘画艺术效果，这其实是古代中西绘画理念和技法上的差异。
焦涌认为，在瓷器作画比纸上作画更难，在珐琅彩瓷器作画更是难上加难，因为珐琅彩画料的油彩成份大、色浓厚，下笔滞涩，一笔下去再改第二笔就是败笔，甚至偶有踌躇，笔划浓淡错了，素板就毁了，所以足见郎世宁的绘画功力之深厚。
“珠山八友”有10人
在学古斋一楼，《乾隆大阅图》的对面挂着一幅中国山水画般的瓷画。据焦涌介绍，这是“珠山八友”之一汪野亭的瓷画作品。与郎世宁的写实风格不同，汪野亭的瓷画作品风格很是写意，在绘瓷技法上，采用油料，以水粉敷色，作品别具一格，颇有中国文人画的味道，充满中国古典意境美。
鸦片战争以后，一批新安派文人画家在景德镇建立了瓷上浅绛彩的陶瓷绘画形式，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一大批艺人和画家，将中国传统文人题材的陶瓷绘画结合粉彩的表现手法，一直为后人所仰重、仿效，足足影响了半个多世纪，在中国陶瓷绘画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汪野亭熟练掌握粉彩颜料中的绿色、蓝色，并在运用这些颜色方面独具匠心。”焦涌说，汪野亭崇尚宋人山水之严谨，心仪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创作精神，他这幅作品构思完整，布局讲究，画面多是翠峰烟云，路转溪桥，景点连接安排合理，意境别开生面，这种山水通景画法形式，被后继者广为采用。
“珠山八友成员不断改进彩绘工艺，探索新的表现手法。”除了汪野亭，焦涌还收藏了“珠山八友”之一程意亭的《花鸟四条屏》。程意亭以花鸟作为他的主要创作题材，曾经画过一百幅花鸟，每一幅都不同，画面上的色彩富丽古雅，兼有豪壮和柔美的格调，有着非常高的艺术成就。
“‘珠山八友’不是8个人，实际上有10个人。”焦涌说，上世纪二十年代，王琦、王大凡联络同好邓碧珊、汪野亭、何许人、程意亭、毕伯涛、刘雨岑，每月十五一聚，切磋瓷画技艺，取“花好、月圆、人寿”之意，雅称“月圆会”。“珠山”是古代景德镇的象征，故八人雅称为“珠山八友”，与古代“竹林七贤”“扬州八怪”相似。邓碧珊、王琦辞世后，徐仲南、田鹤仙应邀参与“月圆会”艺术活动，因而“珠山八友”实际上共有10人。
明清“烟波江上”瓷画寓意
青花瓷画“茫茫江汉上，日暮竟何之？”江边的老人踽踽独行，不知走向何方？
我们知道，明朝走向灭亡，原因较为复杂。我认为，自成祖以后，历代诸君与群臣皆趋于保守，不思进取，西洋人的文明就是在明朝超过中国的，明朝本来有最强大的水师，可是明朝中后期，竟然难以造出明初郑和下西洋那样的大船，明朝的火器虽然种类繁多，但多不堪用，后期只能依靠西洋引进的火铳、佛郎机、红夷炮，中国的落后，大明难辞其咎。西方文艺复兴起始于15世纪末，到18世纪后期，欧洲大陆又在不断工业革命，这个时候中国正处于明清两朝，他们夜郎自大……不管到底什么原因，明朝灭亡了，“迷惘”也许。
另一种解读是，瓷上“芳草萋萋鹦鹉洲”“烟波江上使人愁。”句出自唐朝崔颢的《登黄鹤楼》。而在清代的青花瓷上有不少这样的诗意解读。传统文化中，“烟波江上”似乎是一个让人产生愁绪的图式，“渔夫”或高人，是一个等同于“归隐”的名词。处“江湖之远”而悠然自得，是文人向往的原乡，于风浪中坐稳渔舟是豪杰的向往，乘桴浮于海，是布道者最后的温房，与世沉浮、随波上下，又是智者多么大的无奈和苍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参透了人生的真谛，人心，最想要的还是这一份踏实与闲适。
我在许多古瓷上见过，“黄鹤一去不返，白云浩淼空悠”的题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瓷写景，诗抒情，浑然天成。崔颢是唐开元年间进士，官至太仆寺丞，天宝中为司勋员外郎。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这首《黄鹤楼》，即使有一代“诗仙”之称的李白，也不由佩服得连连赞叹，觉得自己还是暂时止笔为好。为此，李白还遗憾得叹气说：“眼前好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黄鹤楼，因其所在之武昌黄鹤山而得名。传说，古代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又说费文伟登仙驾鹤于此。崔颢的诗，即从楼的命名之由来着想，借传说落笔，然后生发开去。仙人跨鹤，本属虚无，现以无作有，说它“一去不复返”，就有岁月不再、古人不可见之憾；仙去楼空，唯余天际白云，悠悠千载，正能表现世事茫茫之慨。诗人这几笔，加上工匠绘出的图画，都写出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常有的感受，气概苍莽，感情真挚。
一气旋转，千水茫茫，江汉日暮，顺势而下，绝无半点滞碍。使观者“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无暇觉察到它的重叠出现，而这是律诗格律上之大忌，诗人好像忘记了是在写“前有浮声，后须切响”、字字、笔笔皆有定声的诗律。在瓷画上境界与诗恰好合律。昔人黄鹤，杳然已去，烟波江上，一人独行，给人以渺不可知的感觉；忽一变而为晴川草树，历历在目，萋萋满洲的眼前景象（图5），这一对比，不但能烘染出独行者的渺小与愁绪，也使诗韵画势因此而有起伏波澜。使诗意重归于那种渺茫不可见的境界。
正由于这类青花瓷上诗画艺术的出神入化，使古瓷艺术取得后人的极大认同与喜爱，它被今天的人们推崇为“文人瓷画”的绝唱，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明末崇祯至清初顺治时期的瓷画“烟波江上”的寓意与闲适，采用的都是文人画的画法，寥寥数笔，就在浓淡干湿的釉色之中，大片空白，把古代诗人那种豪爽、洒脱、傲岸的神韵表现得栩栩如生，我收藏的这几块，真可谓笔简意赅，人物渺小，神采清逸，衣装用细笔扫出，却韵味十足，有如御风而行于虚空之中。笔下默然形成了画师心中理想的高士形象，大智若愚、悠然自得。其实，这些瓷画具体所绘是哪个年代、哪位隐士已无需区分，它不过是画师理想中的符号而已。古士已往，精神长存，寻古趣、拟古意，只为寄以一种情怀！
明弘治“状元迎妻”瓷画
这枚明弘治“状元迎妻”瓷画（见图），巴掌大小，却有一番趣味，对收藏爱好者来说，可谓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上品佳器”。要感谢弘治年的这位工匠，为我们留下了“状元迎妻”如此生动美好的画意！正是：“明月当头为探看，芭蕉迎亲姿容香。花园洞房结连理，深情牵手状元郎。”
瓷画如此表现，让我们想起那林林总总的古代状元，我脑海中此刻便浮现“风度翩翩的书生”形象，可是也有例外。据民国旧籍《奇故萃》记载，在清代时，有一个状元文才盖世，却奇丑无比，在他新婚之夜，新娘子因为他的长相太丑而自杀。这个人就是康熙五十七年的状元汪应铨。汪面有麻点，又高又胖，可就是因为他长得很不上相，康熙皇帝特地“钦点”他为状元，以衬托出他的才华过人。何况，汪应铨中状元时已40多岁了。
中状元后，汪应铨的大名一下子传遍京城。一位出身富户、粗通文墨的大小姐陆氏思想解放，受到话本中“才子佳人”的影响，辗转托人，表示“就算做妾也要嫁给这个状元郎”。汪听后欣然接受，于是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仪式，把陆小姐迎进了家门。客散明月时，洞房花烛夜，这时，陆小姐才真正看到状元郎的真容，她不由得大失所望……
这时陆小姐心中懊悔不已。没想到的是，汪应铨新婚之夜喝得酩酊大醉，不但在新房里呕吐，还丑态百出地光身起舞。这番态势使陆小姐深受打击，她自感无法面对这位才子丈夫，因此，在汪熟睡打呼之时，陆小姐悬梁自尽了。
真可谓喜悲交加。这件事震动了京城，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康熙对这位状元郎的赏识。康熙先是让他担任翰林院修撰，后来又让他入值南书房，汪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可惜后来汪锋芒太露，得罪了权贵而不自知，终被弹劾。之后他归隐田园，著书讲学，还算滋润。
另一种情况是，在古代大部分有资格娶公主的人，都对此事避之不及。因为一旦你娶了公主，仕途就差不多断了，不仅如此，万一娶回一个刁蛮任性的，还会闹得家宅不宁。
历史上最不喜欢娶公主的朝代是唐朝。据说，几乎每个唐朝皇帝都有一个梦魇，连李世民都不例外，那就是世家大族。很多世家都有几百年的传承，在这些人的眼中，拥有胡人血统的李唐皇室，只不过是暴发户罢了，虽然表面上恭恭敬敬，但暗地里，很瞧不起李唐皇室。唐朝强大的时候还好，这些世家大族只敢在暗地里嘀咕几句。但到了唐朝的中后期，世家大族愈发猖獗起来。
据史书记载，唐文宗时期，唐文宗要将自己的掌上明珠嫁给山东望族的崔家。但是遭到了崔家的抵制，称：绝对不会让公主进门，谁爱娶谁娶去！这个蛮横的表态气坏了唐文宗，他破口大骂：“我家两百年天子，还不及崔、卢耶！”崔、卢便是当时山东有名的望族。其实，李唐皇室根本不看重礼法，例如，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把李元吉的王妃纳入了宫中。李治在父亲李世民去世后，将小妈武则天接进宫中。李唐的那些公主也大多随性潇洒，放荡不羁。这也是很多人不敢娶公主的原因，怕成为第二个“房遗爱”。
好玩的是，唐宣宗时，宣宗帮女儿万寿公主挑选了当朝状元郑颢。此人才华出众、风度翩翩，万寿公主见也十分喜爱。宣宗找来郑颢说此事，郑颢竟当场回绝，表示自己已经有未婚妻卢氏了，不可能另娶。宣宗也无奈，只好让宰相白敏中去做说客。白敏中晚上来到郑颢家中，从怀中取出一张纸条丢给了郑颢，上面写着“君若不从，大祸将至。”郑颢怕殃及无辜，无奈之下只得娶了公主……
瓷画，到了明代弘治时期，较好地吸收了前朝的一些技法，工匠的画笔下有了许多线条韵染，他们懂得了以细与粗表示明暗和立体感；制瓷工艺也是以景德镇为生产中心，而品种逐步繁多，千姿百态，造型古拙，在瓷绘上呈现出以故事为主的趣味，风格趋向轻巧俊秀，画面留有空白，只是民窑胎质仍显得粗松一些……这是许多收藏者和研究者从瓷片中得到的感觉。而这块明弘治的瓷画“状元迎妻”，更多的是让我们今天的人们品味古人的文化性情，尤其是科举制度对历代社会人文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
康熙瓷画上的“浔阳江头夜送客”
在收藏品市场上，笔者淘瓷片多年，知道像这样较完整的山水故事瓷画都价值不菲。藏友的这块清代康熙后期的“浔阳江头夜送客”（见图），也在三千元以上，真是“物以稀为贵”！
这个画意出自唐代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唐宪宗元和十年，诗人白居易被贬为九江郡司马。第二年秋季的一天，送客到湓浦口，夜里听到船上有人弹琵琶。听那声音，铮铮铿铿有京都流行的声韵。探问这个人，原来是长安的歌女，曾经向穆、曹两位琵琶大师学艺。后来年纪大了，红颜退尽，嫁给商人为妻。于是，诗人命人摆酒叫她上船畅快地弹几曲。她弹完后，有些闷闷不乐的样子，自己说起了少年时欢乐之事，而今漂泊沉沦，形容憔悴，在江湖之间辗转流浪。而诗人离京调外任职两年来，随遇而安，自得其乐，而今被这个人的话语所感触，这天夜里才有被降职的感觉。于是写一首长诗赠送给她，题为《琵琶行》。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白居易任谏官时，直言敢谏，同情民间疾苦，写了大量的讽谕诗，触怒了唐宪宗，得罪了权贵被贬。他连遭打击，心境凄凉，满怀郁愤。
通过写琵琶女生活的不幸，诗人结合自己在宦途所受到的打击，唱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心声。社会的动荡，世态的炎凉，对不幸者命运的同情，对自身失意的感慨，这些本来积蓄在心中的沉痛感受，都一起倾于诗中。
萧瑟秋风的自然景色，使画面更加感人。诗人在诗中着力塑造了琵琶女的形象，通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被侮辱被损害的艺人的悲惨命运，诗的开头写“秋夜送客”，接着，以描写琵琶女弹奏乐曲来揭示她的内心世界。然后进而写琵琶女自诉身世，通过时光流种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描写，感情的波涛为琵琶女的命运所激动，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抒发了同病相怜，同声相应的情怀。
画意与诗韵一样明快，发色浓淡，映衬点缀。通过瓷画给出的意境，我看到了“浔阳江头”两岸青山，“夜送客”我看到了天上的月牙一弯，这是一个枫叶红、荻花黄、瑟瑟秋风的夜晚，浔阳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市，江边船上，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瓷画的气氛描绘得都很好，给人一种空旷、寂寥、怅惘的感觉，和主人与客人的失意、伤别融合一体，构成一种压抑感。虽然看不到琵琶女，我一样“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的态势，声音从水面上飘过来，来自船上，一下子让笔者也一同沉浸在音乐的境界里。
这幅瓷画的艺术性是很高的，工匠在笔下倾注了对诗人与被歌咏者尊崇的感情，绘景物、写人物手段都极其高超，线条疏密结合，气氛一致，使画面浸沉在一种空寂、悲凉的氛围里。几笔点缀出的人物形象生动，简洁灵活，有很强的概括力。“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是多么凝炼优美、多么叩人心扉的诗句，也是古瓷工匠的一笔感叹。
著名画家俞律先生说，清代瓷画更多地完善了釉色技法，为瓷画在审美范畴内增添了“逸”的概念。这种具有时代特点的审美时尚，虽然有之外的社会原因，但却因为这一契机在山水画意境上创造了一个新的标准，后来的工匠艺人则将此逐渐推为最高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