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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窑·官窑·御窑

贡窑·官窑·御窑

古代官窑瓷器 官窑瓷器鉴别 明代官窑瓷器鉴别

2020-03-05

古代官窑瓷器。

同一单词往往具多义性,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只要联系上下文,一般不会搞错。但有时也会出现误会,之所以如此,一般是由于互相之间没有达成默契,即没有形成所谓的约定俗成。比如“官窑”二字,可能是瓷学著作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了,然而仔细阅读不同作者的文字,可以发现每人在使用这个词时,同一语境中所表达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使用时内涵也会有所出入。稍作总结,可以发现这个词起码有以下四种意思:一是泛指古代所有为皇室乃至官府烧制陶、瓷器的窑场,实际上把历代贡窑都圈划了进去。如从这一概念出发,所谓“官窑”起码在南北朝时就已出现据有关报道,岳州窑曾出土南北朝时的“太官”字铭瓷片和“官”字款匣钵,而落“官”字的瓷器通常属贡窑,这在瓷学界基本已成共识 ;二是仅指生产资料所有权归皇室所有的官办瓷器窑场,不仅与所有权属民间,但烧制御瓷的“贡窑”划清界限,也区别于另—些同样是官办的烧制建筑用材、陶器的“官窑”,相当于明清人概念中的御器厂或御窑、御厂。如实指的话,除了明清景德镇珠山范围内的那个“官窑”外,历史上真正称得上这一概念的,只有北宋徽宗时的那个“自置窑烧造”的“汴京窑”及南奔后“袭故京遗制”的杭州“修内司窑”、“乌龟山窑”;第三是仅指御器厂内的窑炉,如《浮梁县志》云:“有御厂一所,官窑二十座”。虽然宋人已将官办窑场包括作坊和窑炉两大部分 简称为“官窑”,但因明代景德镇的生产体制往往是作坊与窑炉分开经营除嘉靖之前的御厂和少数兼有作坊和窑炉的业主完全是“囵烧”外,嘉靖时部分“厂坯”和相当部分民用器都采取“搭烧”法,而康熙以后,所有“厂坯”都实行“官搭民烧”,即官器在民设窑炉内焙烧的制度 ,为了有所区分,所以当时“官窑”一词仅指官设窑炉《江西大志》云:“陶窑,官五十八座” ,而称官办作坊为“御器厂”、“御厂”;第四层意思实际是“官窑器”三字的简称。

由于指向有别,这就难免造成交流时的彼此误会。比如景德镇至正型元青花,有专家说它们属官窑,是基于它们与元代官用瓷器枢府瓷同出一窑,且发现有五爪龙纹;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应属民窑,理由是这些产品并非全供官用有“至正十一年”象耳瓶上的铭文为证 ,即便有部分产品属御用之器,也只是属贡瓷性质。其实前者的立论前提是把贡窑也划入官窑范畴,属广义,后者则比较纯粹,属狭义。近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瓷学家们正在尝试将“官窑”这个词统一用法,如有专家主张干脆单独列出“御窑”这一概念,以区别于贡窑及地方“官窑”,但又有人认为“官窑”之“官”本来就不是指一般官府,而是“官家”、“官人”之“官”,再说宋人早就称“自置窑烧造”的皇家窑场为“官窑”,我们何必再节外生枝呢﹖实际上,究竟是用“贡窑”对应“官窑”,还是用“官窑”对应“御窑”都不重要,只要达成默契即可,重要的是瓷学界在超越经验主义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WWW.TAOCI52.com

taoci52.com延伸阅读

官窑瓷、官用瓷、贡瓷的区别


南宋龙泉粉青瓶

秘色瓷瓶

建阳窑兔毫碗

五代耀州青釉碗

五代定窑“官”字款碗

官用瓷,作为官方使用瓷器的描述,并不是第一次,但作为陶瓷的一个门类概念的提出,还是第一次。官用瓷是指宫廷或官府指定或定制的窑厂精工细作而成的瓷器,并由官方出资收购,多为宫廷及官僚使用的瓷器,残次品也可出售或供给官僚或贵族,如越窑、邢窑、耀州窑等。与官窑的区别是官窑由宫廷建设并派专人管理,生产瓷器多为宫廷所用,不作为商品出售,残次品通常销毁,生产可不计成本,如宋修内司官窑、明清景德镇官窑等。贡瓷是指地方或属国进贡给朝廷或上级官府的精品瓷器。与官用瓷不同的是贡瓷是地方为进贡而特地制作的精品瓷器,不是官府指定或定制,贡瓷是作为礼品的形式送给上级,不是上级出资定购,时间上也有不确定性。这三者的主要区别:官窑是官方出资兴建与管理的;官用瓷是官方定制购买的;贡瓷是进献送礼的。有时即使官窑时代的产生,也同时存在着官用瓷和贡瓷,如宋代越窑、耀州窑等,明代龙泉窑与钧窑、磁州窑等。那么怎样确认官窑瓷、官用瓷和贡瓷这三个品种的质量呢?通常官窑瓷因为官方建设烧造,精益求精,又不惜工本,质量要求非常高,陶瓷能工巧匠云集,从整体上保障了官窑的质量。不仅材料优良,工艺也十分精湛,且很少流入民间,只有皇帝赏赐部下,偶尔才会流入民间及随葬。

官用瓷器通常都是出于宫廷或官员、官府的需要,选定在当时比较成熟或有名的窑口中烧制需要的品种。在质量上有较严格的要求,甚至原材料、工艺也有很高的要求,如五代耀州窑的黑胎支烧器、柴窑的白胎器、龙泉粉青黑胎器等皆反映这一特点。但整体质量略逊同期官窑。

贡瓷通常是以优良窑口定烧或特制瓷器中选出精品作为进贡的礼品。一般情况要比普通品种质量好,不仅技术要求高,材质也要比普通品种质量好些,如唐五代越窑、邢窑、磁州窑,甚至上世纪60—70年代的毛瓷也属这类。

明代张应登的《游滏水鼓山记》碑曾记载:“岁输御用者若干器,不其甲天下哉?”而且《大明会典》中也有:“在彭城镇设官窑四十余所,岁造瓷坛,堆积官坛厂,舟运入京,纳于光禄寺。明弘治十一年,进贡于皇家之瓶、坛达一万一千九百三十六筒。”由此可知:宫廷官府用瓷当时不仅限于官窑,其不是陈设器及直接使用的食器外,其他官用瓷如酒坛、酒缸,因其用量大,对其质量自然也不会一概要求严格。比较有名的窑场,一样能承担烧制宫廷及官府需要的瓷器,钧窑的花盆、磁州窑的酒坛、龙泉的大盘,无疑会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这类瓷器皆属官用器的范畴,自然官用瓷也存在质量的优劣,但优劣体现在功能和品种上。如直接使用的碗盘、食具、供器等会很精致。其他大件产品如盛酒、酱油、醋等坛瓶类,质量自然难以与小件生活器皿相比。

官用瓷与贡瓷上的确认,在考古中多以款识与铭文题记为主要参考。如建阳的“进盏、供御”、邢窑、定窑的“盈”“官”字款,耀州窑的“官”字款等。其他如辽代上京窑、宋湖田窑、唐五代越窑等都出现官字款。还有直接写有官府或官用器器具之名,如元代“枢府”、辽金“上京”之类款识题记,特别是五代、宋、辽、金等官僚贵族墓葬出土这类官用器,皆能说明这一问题。

官用瓷器从其属性而言及考古资料发现,最早应该在新石器时代即产生了。从大量的新石器考古陶器来看,质量有着明显的高低之分,像相当于夏文化的“夏家店文化”、“龙山文化”等,都发现质量非常精湛的彩陶、黑皮陶及磨光陶、白陶。甚至更为精湛的镶嵌美石等的陶器。当进入青铜器、漆器、金银器的时代后,陶瓷显然难与其比肩,但到了魏晋唐时,宫廷与官府渐渐重视起来。到了宋代,中国陶瓷焕发了灿烂的艺术光彩,享誉世界。贡瓷官用瓷官窑瓷无疑引领着陶瓷发展的最高科技成就。

本文所列的官用瓷及窑口不能全面反映中国历代的官用瓷及窑口。还有相当多的官用瓷等待我们研究和开发。像景德镇枢府瓷、辽上京林东窑、四川乐山西坝窑变釉瓷、青羊宫与彭县窑、山西法华瓷等都曾给官府烧造过瓷器。这一领域的研究十分广阔,也是我国陶瓷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御窑


康熙时.刑部它女刘伴队源.佯行人,尝于一坊:谷帕rj《膝王阎序》一首./4心经》‘部.了厕崭然。供奉内迂.王佯连数百.

制式极性,所消姻窖秆处也。赵伯盼《棕巢余识>  按.庆景德

小始肖镇尸浮梁西乡。固名景襟。以卒砌.运造瓷器,足为御窑

之始。正本定本路总管监陶.然皆时作时铝。汉武二[上午,始

外窑烧造解京,仑御厂一所.官窑二7·楔。白后一代,岁为常供,

有请问之,增甘市山二[。座.分:十:作。

御窑也称官窑,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皇家瓷厂”。从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浮梁磁局”,到1911年清朝覆亡,景德镇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瓷厂所在地,中国封建社会的官窑制度在这里延续了632年,江西景德镇也由此拥有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精湛的官办瓷厂。景德镇地下也因此存有大量因禁绝流入民间而被就地掩埋的古碎瓷,成为中国目前品类最完整、年代最可靠、信息最丰富的官窑遗址和“地下瓷都”。

(官窑是我国古代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办瓷窑,专烧宫廷、官府用瓷。官窑始于宋代,有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之分。)

御窑遗址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

4月11日,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榜上有名,为瓷都千年庆典献上了一份最贵重的礼物。这是继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瑞昌铜岭矿冶遗址、丰城洪州窑窑址、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进贤县李渡烧酒作坊遗址之后,我省又一个获此殊荣的考古项目。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是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和《文物天地》共同举办的一年一度的考古工作评选活动。今年的评选,首先是从71项全国重要考古发现中筛选出15项,然后邀请各考古单位到北京现场进行学术报告,以多媒体的形式展示考古发现的内涵与意义,现场为评委和听众答疑。通过专家的投票,辽宁牛河梁遗址、郑州大师古姑夏代城址、陕西眉县扬家村青铜器窖藏、山东临沂 洗砚池晋墓、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等获得2003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

此次对御窑遗址考古发掘是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考古研究所三家联合主持的。这是对御窑遗址的第一次主动性考古发掘。考古发掘的明代早中期瓷器出土地点和层次明确,组合关系清楚,它的资料价值是传世品所无法替代的。其中不少品种,为以往考古资料和传世品所不见,是极为珍贵的佳作。

长沙窑、铜官窑、潭州窑


大凡一个古陶瓷窑口的命名,古有旧名则援用其名,如岳州窑、越窑、邢窑等;没有旧名,则根据窑址所在地的名字重新命名,如河南的扒村窑等。长沙窑窑址在古文献上少有记载,更没有窑址名称,所以窑址的名称只能根据地名来设定了。

最初在上世纪50年代国家文物专家考察时,考虑到窑址紧挨铜官镇,而铜官镇烧制陶瓷又有悠久的历史,定名为铜官窑则大有追根溯源之意。然而,随着对长沙窑深入地考察和研究,一些专家认为“铜官窑”的名称不够准确,其原因有二:一是现在的铜官窑烧造的是陶器,而唐朝的窑烧造的是瓷器;二是“铜官”的地名太小,远不能与唐朝这个窑口的市场范围及历史影响相匹配。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古陶瓷专家们的斟酌,遂以“长沙窑”作为这个窑口名称,但古陶瓷专家仍有不同意见,因此遗址保护牌上还是兼顾各方观点而铭以“长沙铜官窑”的名称。最早来考察这个遗址的专家,也就是我国著名的古陶瓷界权威冯先铭先生也曾提出过命名“潭州窑”较好,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最终没有采纳。

那么,现在用得最多的名称“长沙窑”是否得当呢?“长沙”一名,秦朝已有“长沙郡”,汉朝有“长沙国”,即使到了唐朝,“长沙”的地名也始终存在。武德三年,唐高祖曾封李世民之子李恪为长沙王;天宝元年,此地改名为“长沙郡”,唐太宗的重孙李岘便当过“长沙郡太守”;唐朝著名书法家怀素在他的自述帖中就说:“怀素家长沙”,而并非“家潭州”。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潭州“有府一,曰长沙”。

湖南省的古陶瓷专家对长沙窑的创烧年代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在安史之乱前后,兴盛于中晚唐;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隋唐时期创烧,延续于整个唐朝和五代。不管哪种观点,长沙窑的创烧时期正是此地名为“长沙”之时。

由此可见,定名“长沙窑”也不是没有讲唐代地名的历史渊源。而且,以历史地名的影响力来看,“潭州”之名远不及“长沙”名字的历史悠久和深入人心,对宣传长沙市而言,恐怕“长沙窑”的名字更为有利。

最后补充一点,曾有研究者认为唐代长沙窑是官窑性质。古陶瓷学术界所指的“官窑”是专门为皇帝烧造瓷器的窑口,并非官府管理的窑口就是“官窑”,连能够向皇帝进贡瓷器的“贡窑”都不能称为“官窑”。要证明“长沙唐代潭州窑是官窑”这个命题,我们以为还是要从实物中去寻找证据。最近有人发现了一片写有“窑司垸子”的长沙窑瓷片,窑司是官府中专门管理窑业的部门,由此便能够证明当年确实有官府在管理着这片规模庞大的瓷器窑场。

耀州贡瓷小记


耀州窑创烧于唐而终于元,以青釉为主,兼烧黑釉、白釉瓷器。五代末迄宋初,受越窑及龙泉窑的影响,创烧刻花青瓷,故耀州窑青瓷有“越器”之称。其产品以民用为主,也作为当地的贡品,故《宋书、地理志》有“耀州贡瓷”的记载。耀州窑因烧造时间较长,釉色变化极大,青瓷呈色有粉青、豆青、黎青、虾青、蟹青和青中带黄近似草绿多种,釉质光亮而滋润,瓷釉颜色深浅不一,边沿部分发褐黄,人称姜黄色。装饰手法以印花、刻花、划花为主,其中印花和刻花形式最多,最精美。耀州窑器物以日用器碗、盘、杯、壶、盆最多,而瓶、罐、炉之类的陈设器和玩具等较少。

耀州窑以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为代表,包括陈炉镇、立地坡、上店及玉华宫等窑址。同时模仿耀州窑青瓷或稍晚仿的有河南的临汝窑、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禹县钧台窑、内乡大窑店窑、广西的永福窑和广州的西村窑等,形成一个颇大的耀州窑系。在市场上耀州窑的新仿品颇多,几可乱真。主要差别还在于划刻花显得呆板,圈足等细节处理不到位,釉面浮光扎眼不滋润。只要你集藏研究耀州窑古瓷片标本,便可悟出其中真假来。

元耀州窑青瓷菊瓣纹钵式洗(如图),高9.9厘米,深8厘米,口径19厘米,足径5.6厘米。斜腹饼底内微凹,口内敛。洗内无纹饰,洗外用浮雕手法刻菊瓣纹,辅以对称的蓖划纹。施釉青中偏绿,洗近足处积釉滋润如古玉,远观宛如一朵盛开的菊花。虽此洗有一处小残缺,但却为我们研究鉴赏耀州窑古青瓷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标本。

哪些窑称为“官窑”?哪些窑称为“民窑”?


官窑起自唐,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贡器,一是指官厂。自唐代至元代,官窑多有贡器,少有官厂。采取的形式是“官监民烧”,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百中选一”,进贡给统治阶级。这种瓷器就叫做贡瓷和官窑。那时,唐代在产瓷区设有司务,如唐景隆初(公元707--709年),褚绥为新平(景德镇)司务,奉诏监烧献陵祭器。宋代设监,如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年--983年),泒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赿州窑务。到了元代则设局,以提领监陶,后改为本设总管。他们烧出的“景德年制”,“枢府”等款式的瓷器,分别称为“景德窑”,“枢府窑”等。

明代采取“官办民窑”的形式,开始有官厂,专烧进贡的瓷器。如在景德镇设御器厂,特派厂官,经费出自地方,编役人夫,设窑达五十几座,专门烧造御器即贡器。清代与明代不同,采取的是“官搭民烧”的折中形式。其产品分“钦限”和“部限”两类,前者是专给皇帝用的,后者是给朝廷和外交礼宾用的。

民窑是对官窑而言。广义地讲,凡属非官府经营的,进行商品性生产的瓷器及其产品,都是民窑。

民窑的历史远比官窑早得多,陶瓷器均产生于民间中,到了唐代,瓷器成了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远销印度、埃及、和波斯等地。据考证,在这些地区都发掘有唐三彩,赿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等。民窑于此已有较大的发展,并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

唐代以后,各地民窑辈出,竞相媲美,往往有供不应求之势。其中著名的,宋代有钧窑、汝窑、定窑。章一生的哥窑“纹片瓷”以及章生二的弟窑(龙泉青瓷)等。

宋元时,民窑发展较快,仅景德镇的民窑就增加到三百座之多。此时的民窑完全属于商品生产的性质,民窑在产量上所占的比重比官窑大得多,在质量上也有一定的发展。到了清代,民窑占了三压倒优势,官窑瓷器也为民窑所出。

景德镇古窑博览区:明清御窑青窑复烧点火


清明复烧缅先烈,追溯历史忆窑神。4月6日,清明小长假第二天,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全国唯一一家以陶瓷文化为主题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游客络绎不绝,感受传统制瓷技艺,追溯瓷都千年文化底蕴。

10点许,记者来到古窑民俗博览区,景区服务中心前小广场停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车、旅游车;沿着窑砖小道走进窑神童宾广场,庄严威武的窑神童宾青铜像吸引着不少游客驻足感受千年古镇窑火精神;在一号圆器作坊内,揉泥、拉坯、印坯、利坯、画坯等一系列手工制瓷工序前满是游客在拍照留念,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此来回穿梭,从瓷诞生的第一道工序开始,细细品味古法制瓷的艺术魅力。

11点08分,景德镇明清御窑青窑复烧点火。“明清时节,是祭拜祖先,缅怀先烈的日子。追溯历史,陶瓷行业有一个很有名的英雄,就是窑神童宾。在明代万历年间,童宾为烧制龙缸窑以身殉职,他的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受到后代人民的敬仰……”点火现场,景德镇古窑负责人向全国各地的游客介绍了清明复烧点火的意义,并带领游客一起致敬窑神童宾。随后,景德镇古窑负责人同把桩师傅、点火嘉宾们一同将熊熊的火把掷入窑内,窑内窑火燃起,引发现场一阵阵欢呼。

“我对景德镇充满了向往,对文化的传承有浓厚的兴趣,通过这次点火,希望能够使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来自广西百色游客杨强在点火后激动地对记者说。

据悉,青窑、龙缸窑、风火窑、色窑、爁熿窑、匣窑,是明清御窑“六式窑”,“六式窑”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制窑水平,大量精美的御用瓷器皆出自其中。近年来,景德镇古窑景区一直致力于通过展示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技艺,活态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景德镇在线讯

哪些窑称为“官窑”?哪些窑称为“民窑”?_陶瓷常识


官窑起自唐,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贡器,一是指官厂。自唐代至元代,官窑多有贡器,少有官厂。采取的形式是“官监民烧”,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百中选一”,进贡给统治阶级。这种瓷器就叫做贡瓷和官窑。那时,唐代在产瓷区设有司务,如唐景隆初(公元707--709年),褚绥为新平(景德镇)司务,奉诏监烧献陵祭器。宋代设监,如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年--983年),泒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赿州窑务。到了元代则设局,以提领监陶,后改为本设总管。他们烧出的“景德年制”,“枢府”等款式的瓷器,分别称为“景德窑”,“枢府窑”等。

明代采取“官办民窑”的形式,开始有官厂,专烧进贡的瓷器。 如在景德镇设御器厂,特派厂官,经费出自地方,编役人夫,设窑达五十几座,专门烧造御器即贡器。清代与明代不同,采取的是“官搭民烧”的折中形式。其产品分“钦限”和“部限”两类,前者是专给皇帝用的,后者是给朝廷和外交礼宾用的。

民窑是对官窑而言。广义地讲,凡属非官府经营的,进行商品性生产的瓷器及其产品,都是民窑。

民窑的历史远比官窑早得多,陶瓷器均产生于民间中,到了唐代,瓷器成了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远销印度、埃及、和波斯等地。据考证,在这些地区都发掘有唐三彩,赿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等。民窑于此已有较大的发展,并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

唐代以后,各地民窑辈出,竞相媲美,往往有供不应求之势。其中著名 的,宋代有钧窑、汝窑、定窑。章一生的哥窑“纹片瓷”以及章生二的弟窑(龙泉青瓷)等。

宋元时,民窑发展较快,仅景德镇的民窑就增加到三百座之多。此时的民窑完全属于商品生产的性质,民窑在产量上所占的比重比官窑大得多,在质量上也有一定的 发展。到了清代,民窑占了三压倒优势,官窑瓷器也为民窑所出。

"不似官窑,胜似官窑--当阳峪窑"系列之一 


"不似官窑,胜似官窑--当阳峪窑"系列之一 

“当阳峪窑于2004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有6座窑炉和4座作坊。该窑产品以白釉为主,酱釉次之,还有黑釉、褐绿釉、三彩及绞胎瓷器等,其釉色光润明亮,为磁州窑系诸窑之冠。”2004年9月27日,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育彬、杨肇清、曹桂岑、孙新民、张志清诸先生签名推荐当阳峪瓷窑遗址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写在河南省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呈报文本上的当阳峪瓷窑的“价值评定”之一。

当阳峪窑为“磁州窑系诸窑之冠”,何谓“磁州窑系”?

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国第一部陶瓷通史——《中国陶瓷史》。该书邀集全国文博考古、陶瓷科学、工艺美术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历时数年合作编写而成,代表着当时中国古代陶瓷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是一部划时代的陶瓷杰作。

《中国陶瓷史》首次提出了“磁州窑系”的研究分类概念。因为河北磁州窑发现早、窑址考古成果多,为便于归类研究,遂将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安徽诸省宋元时期生产化妆白瓷、彩绘瓷、剔花、刻花等装饰瓷器的北方民间窑场归为“磁州窑系”。

学界普遍认为,“磁州窑系”的代表性瓷窑,有河北磁县的磁州窑,河南修武县的当阳峪窑、禹州市的扒村窑、登封市的曲河窑、鹤壁市的鹤壁集窑、新密市的西关窑,山西介休市的介休窑,山东淄博市的淄博窑,安徽萧县的萧县窑,乃至江西吉安市的吉州窑等。

“窑系”涵盖生产相同或相似瓷器品种的若干窑场,它既包括同一地区内的不同窑场,也包括不在同一地区,但产品风格一致的窑场;也就是说,“窑系”不是按照地域来划分,而是按照产品特征来划分的,它所强调的,是若干窑场之间主流或大宗产品风格相若,乃至一致。

尽管河南古代窑口,诸如当阳峪窑、扒村窑等,是“磁州窑系”的中坚力量,但因发现较晚、未进行考古发掘或考古发掘极少,直到现在还立身在以河北磁州窑命名的“磁州窑系”的“阴影”下;尽管目前不少学者倾向于以“类型”取代“窑系”,乃至主张“取缔”“窑系”概念,但当阳峪窑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在2006年成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无论学界还是官方,仍以“磁州窑系”而目之——只是称它为“磁州窑系诸窑之冠”。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窑址类共计36处,其中在磁州、耀州、龙泉、景德镇、钧、定、建、越“八大窑系”中,“磁州窑系”最多,有5处,分别是河北磁州窑,河南当阳峪窑、扒村窑,山西介休窑(洪山窑),江西吉州窑——由此可窥“磁州窑系”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而在这36处窑址类“国保”中,河南最多,有7处,分别是禹州市禹县钧窑址(包括钧台钧窑遗址与神 钧窑址)、巩义市巩义瓷窑遗址(包括黄冶三彩窑址与巩义瓷窑窑址)、宝丰县清凉寺汝官窑遗址、鲁山县段店窑址、禹州市扒村窑址、修武县当阳峪窑址、汝州市张公巷窑址——由此可窥河南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36处窑址类“国保”中,河南7处,浙江6处,江西4处,福建4处,河北3处,安徽2处,山西2处,四川、湖南、陕西、内蒙古、湖北、广东、江苏、山东各1处)。

“磁州窑系”是北中国最为著名、最为重要的窑系。大宋南迁,“磁州窑系”陶工南迁江西吉州、景德镇等,影响了明清中国陶瓷的发展方向。反观汝、官、定、哥、钧“五大官窑”,倒没有决定中国陶瓷的未来走势。《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推荐材料·当阳峪瓷窑遗址·价值评定》云:“当阳峪瓷窑遗址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也是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处文化遗产。”

“比定窑、汝窑更有魅力”

“北宋被称为中国陶瓷艺术的黄金时代,以定窑、汝窑、官窑为代表的名窑,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名作……但是,修武窑在北宋窑中却是风格变化最多,做工特别精细的窑。一提起修武窑,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它的艺术美感及清新简明的风格,并且洋溢着近代的感觉。从不同的角度看,修武窑比定窑、汝窑更有魅力。但是,从古至今它却完全不为人知,真是不可思议。”这是日本著名古陶瓷专家小山富士夫在其学术著作《北宋的修武窑》中的开篇之言。这里所说的修武窑,正是当阳峪窑。

由于窑址发现较晚,地点在焦作之北约2公里,产品与河北磁州窑相类,因此,关于当阳峪窑,国际社会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在欧洲,曰“焦作窑”;在美国,列入“磁州窑”;在日本,时而曰“磁州窑”,时而曰“修武窑”,并由此出现学界纷争,称为“修武窑事件”。只有在中国,曰“当阳峪窑”——盖因最早发现的窑址,也是最典型的窑址,在焦作市修武县西村镇当阳峪村。

关于此窑名称,国际社会纷如聚讼,盖因“在我国已知的唐宋窑址中,为外人首次发现的先例,恐怕是以河南省焦作市的当阳峪窑为绝无仅有”(叶 民:《考察河南窑址纪略 磁州窑型出类拔萃的榜样——当阳峪窑》)。

小山富士夫闻知该窑,时在1941年。当时当阳峪古瓷乃至瓷片,风行北京古玩界。但无论问谁,他们都会反问:“有这个窑吗?”

著名古陶瓷学家陈万里先生1951年来到焦作,调查当阳峪窑,其《调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窑址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1期)写道:

“当阳峪古代瓷窑,不见于任何以往的文献,即《修武县志》亦不提及过出产瓷器。最近10年来,欧美所出版的关于瓷器书报,往往提到当阳峪;而焦作福中公司的英国人,据说曾经专事搜集过当阳峪的碎片。北京厂肆中人,亦以当阳出品可以获大利,于是利之所在,就搜罗些碎片,装在锦匣,亦可得到高价。可是,我们没有一个研究瓷器的人会注意到当阳峪的。

“当阳峪在修武县(西北)45里的山里,由新乡乘道清铁路,车到焦作,往东经东焦作村、冈义村,转北进山口,上坡,计程12里,就到当阳峪了。村在山坡上,是一个小村落。20余年前挖掘古瓷,颇有发现。但是完整的较少,就是所谓窑底货。此处出品,极为复杂,实在是宋瓷中最优秀的民间瓷器。白釉的,有粗有细;细的,胎骨亦薄。白地黑釉,先划花纹,再行剥落的方法,此种作品,为当阳峪所独有的。绞釉一种,承袭了唐代的作风,此后就不再看到别处能够烧造的了。宋三彩亦不少。总之当阳峪的窑场,是很大的。山有窑神庙,(宋)崇宁四年的碑记还存在着。此次曾把去年所拓得的拓片做了一次校对的工作。此碑记,实在是一件最重要的文献。

“此间碎片小块的,散在田间;较大而花纹特别的,都为当地人所捡去。碎片而能卖钱,我于北方除当阳峪外,还未曾见过呢。”

而在《谈当阳峪窑》(《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4期)中,陈先生在文末如此“总结”当阳峪窑:“总之,当阳峪窑的作品,向来是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因之,如此一个重要窑场,是被忽略了。我以为,在黄河以北(当为‘黄河南北’之误)的宋瓷,除了曲阳之定,临汝之汝以外,没有一处足与当阳相媲美。磁州的冶子窑以及安阳的观台窑,终逊当阳一筹。而一切文献所列举的磁州窑或是磁州型的瓷器,毫无疑问的,有一部分是属于当阳峪。也就是说,磁州窑的荣誉,应该有一部分归于当阳峪。”

因为河北磁州窑与当阳峪窑产品相类,学界基本上将当阳峪窑诸多产品列在磁州窑系名下;面对当阳峪窑精妙绝伦的酱紫色产品,学界则基本上将其归入河北定窑名下。因之,河南省工艺美术协会副理事长、当阳峪绞胎瓷复烧科技攻关小组组长、焦作市科技局副局长、副研究员杨峡对当阳峪窑的概括颇有“悲情”:“当阳峪窑辉煌了中国陶瓷,自己没有任何名分。”“1997年,有位焦作籍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名叫罗勇,他的毕业论文是《当阳峪窑研究》。文中谈及‘当阳峪窑的紫定达到或超过定窑’,结果惹得导师大发雷霆,死活不让他毕业。他人相继说情,罗勇才毕了业。”焦作市文物考古队前队长杨贵金研究员说,“2004年,当阳峪窑为申报‘国保’,首次进行了小面积考古发掘,所出酱紫釉瓷器标本,胎体细白轻薄,釉面发亮,耿宝昌、汪庆正、王莉英、李辉柄等古陶瓷大家以及来自英国、法国、日本的学者50多人,观看出土器物并在发掘现场考察后,都认为‘当阳峪窑的紫定达到或超过定窑’。”

“中国古陶瓷协会前会长,已故古陶瓷大家汪庆正先生考察当阳峪窑后曾说:过去我们认定的收藏在国内外各大博物馆的紫定,现在看来大都是当阳峪窑的产品。”2009年8月9日,杨峡先生向记者转述了2004年汪庆正先生考察当阳峪窑后的“新发现”。

明代曹昭、项子京等关乎紫定色紫一如紫葡萄璀璨的概念,给历史以记载,也给当下以彷徨——时至今日,学界乃至当阳峪考古报告,仍将当阳峪窑酱紫色产品归入“定窑”,称其为“紫定类”产品。

定窑是名窑,紫定是名瓷——在名窑与名瓷面前,当阳峪窑难以“立身”;“比定窑、汝窑更有魅力”的当阳峪窑,何时“独立”于陶瓷之林?

两宋乃至金元,并没有紫定色瓷的记载;有记载的,只是定州“红瓷”与“红玉”瓷器。

谁发现了当阳峪“窑神碑”

1949年后,最早考察当阳峪窑的中国学者,是陈万里先生。

陈先生认定当阳峪“窑神碑”,“实在是一件最重要的文献”。

是陈先生发现了“窑神碑”吗?

“不少人说陈先生只来过当阳峪一次,这是不对的。当阳峪村的韩树人先生,生前曾对我提起陈先生在1951年前后曾两次到过当阳峪,他都陪同考察。”焦作市当阳峪窑研究专家陈北朝先生说,“不少人说‘窑神碑’是陈先生发现的,其实要说发现者,还是韩树人先生。”

韩先生因为成分高,被部队清退回家。他有文化,发现在寺河汇入瓮涧河的地方,也就是圆融寺东200多米、娘娘庙附近的一口古井上,躺着一通古碑。这通古碑,就是陈先生在《谈当阳峪窑》中所写的“窑神碑”:“我于1951年去过当阳峪,我首先要介绍的是当地一座破败不堪的窑神庙里,有一通崇宁四年(宋徽宗年号,公元1105年)的碑记。原石现在庙外壁间,已断裂为二,名称是‘怀州修武县当阳村土山德应侯百灵庙记’……”

从陈先生“此次曾把去年所拓得的拓片,做了一次校对的工作”看,韩先生所言真实不虚。

从1962年拍摄的“当阳峪村窑神庙及碑”老照片看,一栋三间古殿前,似立有两三通石碑。

两三通石碑中,当有“窑神碑”。但这个古殿,是不是陈先生所言的“破败不堪的窑神庙”,大可怀疑。

“‘窑神碑’是韩先生从300米外的古井上新移到这座古殿之前的。”陈北朝先生说。

如今,这座古殿已经被毁掉,“窑神碑”立在一间新起的不足8平方米的水泥小屋内。它的右下方,是“国保”单位当阳峪瓷窑标志性古窑遗址。

一条柏油马路,将“窑神碑”与当阳峪古窑遗址分开;马路中间,立着一尊毛泽东塑像;“窑神碑”、当阳峪古窑、毛泽东塑像的后面,是当阳峪村。

路旁“当阳峪村情介绍”写道:当阳峪村是闻名于世的宋代瓷窑遗址,1963年被省政府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独树一帜的绞胎瓷蜚声海内外。2002年成立的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集研究、生产、收藏为一体,其研究开发的现代绞胎艺术瓷,极具观赏与收藏价值,再现了当阳峪古陶瓷辉煌。

位于村西的圆融寺,是禅宗六世祖神秀亲传弟子——稠禅师建造的。2002年以来,佛家弟子释果建大师引资开发修缮圆融寺,斥资数千万元修建藏经阁、法堂等,朝山拜佛者成千上万,香火鼎盛。

“禅宗六世祖神秀亲传弟子——稠禅师”——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呀!

但是,民间敢于“整合”、善于“整合”。

将“窑神碑”与三间古殿“整合”在一起,大概与“禅宗六世祖神秀亲传弟子——稠禅师”相类。

这种“整合”,竟让陈先生深信不疑,以为“窑神碑”的所在就是“窑神庙”。

“‘窑神庙’究竟在哪儿,现在谁也说不清了。古井所在之地,后来开了砖瓦场,地形地貌,破坏殆尽。”陈北朝先生说。

古井所在之地,处在通向圆融寺、当阳峪“瓷谷”的山口。

窑神古庙,当不远古井,当在交通要冲,当与山口陆路水路为邻。

“传说中的当阳旗,就在这儿飘扬。”陈北朝先生说,“这儿曾发现过插旗的础石。”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磁州窑系诸窑之冠”当阳峪窑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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