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
中国瓷器名扬海外，但是最红火的要从唐代开始说起，汉代虽有瓷器，但温度不高，质地脆弱只能算是原瓷，而发展到唐代，不但釉药发展成熟，火烧温度能达到摄氏一千度以上，所以我们说唐代是真正进入陶瓷的时代。唐代最著名的窑为越窑与邢窑。到了唐代，瓷器制作可为以蜕变到成熟的境界，而跨入真正的瓷器时代。因为陶与瓷的分野，在乎质白坚硬或半透明，而最大的关键在於火烧温度。
越窑在南方浙江省绍兴，主要制造青瓷;邢窑在北方河北省邢台，主要制造白瓷。越窑的青瓷明彻如冰，晶莹温润如玉，色泽是青中带绿与茶青色相近。邢窑所产的白瓷做成的陶瓷餐具，土质细润，器壁坚而薄，器型稳厚、线条流畅。唐代最重要的产品是驰名中外的唐三彩，一直到文明的今天还受到广泛的喜好与收藏。
唐三彩是陪葬的陶器，色彩亮丽有黄、绿、青三色铅釉，故名唐三彩，但不一定每件唐三彩都三色俱全，但可利用三色交叉混合的上釉技术来制造出美丽的花朵，以及先在坯体上刻花成暗色图案，变化无穷，彩色斑斓。现在演变而来的各种丰富的瓷器产品，陶瓷U盘，陶瓷酒瓶，陶瓷笔筒，虽然不常见，但是也是瓷器的创意发展。
唐三彩分布在长安和洛阳两地，在长安的称西窑，在洛阳的则称东窑。唐代盛行厚葬，不仅是大官贵族，百姓也如此，已形成一股风气。唐三彩种类很多人物、动物、碗盘、水器、酒器、文具、家具、房屋，甚至装骨灰的壶坛等等。大致上较为人喜爱的是马俑，有的扬足飞奔，有的徘徊伫立，有的引颈嘶，均表现出栩栩如生的故种姿态。至於人物造型有妇女、文官、武将、胡俑、天王，根据人物的社会地位和等级，刻画出不同的性格和特徵;贵妇面部丰圆，梳成各式发髻，穿著色彩鲜艳的服装，文官彬彬有礼，武士刚烈勇猛，胡俑高深目、天王怒目威武、雄壮气概，足为我国古代雕塑的典范精品。
延伸阅读
中国陶瓷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缩影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国陶瓷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表现形式，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文化中璀璨的花朵。其中丰富的陶瓷艺术作品遗存更折射出一种文化的光辉。中国陶瓷既是历史的物证，蕴藏着中华民族卓绝超凡的才智华彩，又以“有意味的形式”显视着时代的心灵世界，折射出东方文明的神光异彩。
中国陶瓷漫漫历程，似行云流水，纽结着天、地、人共时运动。思想史的演化，儒、道、佛的升沉，经济的荣衰都为中国陶瓷体系的建构，起到了推进、催化、阻碍的作用，可以说中国陶瓷艺术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成长的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缩影。
中国陶瓷以其精巧多姿的造型、绚丽多彩的纹饰和缤纷的色彩记述着中国文明的进程。这种文明的进程仍然在独具一帜地延续着，时刻昭示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存在于文化的观念之中。然而正是这种观念影响着中国陶瓷艺术的精神风貌和形式特征。从整体上看，中国陶瓷艺术注重人生，长于伦理；强调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学思想；体现了圆满与中和之美。
注重人生，长于伦理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中国古代哲人，艺术家讲道理，重视从心灵中去体验。这种从内心体验善的精神，极容易与艺术的情志与心境相通。其哲学意蕴核心是“仁爱”，孔子提出“仁”学说。“仁”既是一个伦理范畴，也是一个美学范畴，是人的哲学与美学的升华。“仁”是语义也可以反映这点。《说文解字》曰：“仁，幸，从人，从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仁，内也，非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仁”的本质，表明怎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多一点爱心，少一点争斗，同心同德，这是力量的源泉。同时还贯穿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文精神，肯定了天地人之间，以人为尊。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本。在人与物之间高扬人在主体意识，正是在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熏陶下，中国陶瓷不断探索新材质和新工艺，以丰富艺术表现手段，象“和合三仙”、“将相和”、“喜神”等就常作为瓷雕创作题材。众多的瓷雕形象都表现得喜气洋洋，像大肚罗汉、五子罗汉，就显得一团和气，观音瓷雕，无不显得慈祥。八仙中，没有一人是悲悲凄凄，在“群仙会”中洋溢着喜庆、祥瑞和超脱。这些题材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思想。在陶瓷作品中,有许多祥瑞材的作品,如福、禄、寿三个题材。以及凤凰（百鸟之王，象征大富大贵，大吉大利）和鹤（象征长寿和气节），竹（竹与祝谐音，寓意百岁志喜，百岁安寿）等等，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人是最为可贵的，人应该追求和享受幸福、和睦、康宁；人是高贵的、智慧的、能动的，他应该支配和利用外景事物而不是相反被外界事物支配，他应该是永远保持一种进取状态和“上下求索”的精神，以不断发现美，创造美，进而享受美的快乐。并在此过程中，保持自尊和节操。由此可见，在审美活动的发生与审美境界的他构问题上，中国陶瓷艺术极为重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通过审美活动所构筑的境界是真正属于人的符合人的理想本性的。
中国陶瓷的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融进了中国人对宇宙和生活的特殊体悟，即“天人合一”。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具根源性的一个观念。主张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中国古代哲学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强调“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儒家道德论和宇宙论的基本图式。《老子》中讲“人法地，地法天，无法道，道法自然”。又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种。老子认为天下事物是由道中产生的，而道则是本乎自然，也就是有一定规律的。人创造器物是效法道的，不言而喻也就是效法自然。这种思想是中国传统美学中“观物取象”的命题的扩大延伸。《考工记》记载：“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季节气候，地理环境，材料的自然美感，人工的巧作这四因素才能创造出精良的器物，天时，地气，材美，工巧这四者的相合，就是自然因素（“天”）与人为因素（“人”）的相合。中国陶瓷艺术的“自然”作为重要的审美标准，这种“自然”是自然现象的直接表现。在陶瓷艺术中有着直接的反映。使用天然粘土制成的陶器便是这样的特点。龙山文化在蛋壳黑陶是普遍的易熔粘土经过精细的淘洗、陈腐和揉练并以高超的技术轮制而成，形成刚健挺拔的造型，刻划镂空的装饰以及“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铁”的整体效果，是原始时代艺术设计将天然的工巧和人工的创造融为一体的一个重大突破。明清时期的紫砂陶也是“天工”与“人工”完美结合的产物。紫砂泥料具有天然的特质（砂质、光质、色质）。表面均匀地布满了一种隆起的砂状小颗粒，这是因为紫砂混料烧成后，部分石英颗粒未被熔化而自然形成肌理效果，呈现出一种内敛的光泽。紫砂泥由于含铁量高，烧成后外观呈现紫红色，有时还产生紫砂、大青、墨绿等。陶艺家们从自然物象中体会到宇宙自然的韵律，他们逐渐意识到怎样的形式美化器物，才能使器物与自己的心灵相通，才能体现自己的情感。这种追求主体身心节律与对象自然节律之间的契合协调， 将陶瓷看作“自然”与人的契合的向外延伸，身与物化，从自然造化中吸收营养的美学思想，不断赋予器物以生命，这种创作是一种本性冲动，是一种对美的向往的必然表现，同时也是对生活的真情体悟。这不仅是简单事物，而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
从审美的角度看，中国陶瓷艺术体现了圆满与中和之美。中国古典美学讲究圆整、圆融、圆妙、圆成等，禅宗认为“物我同根”，“物我为一”追求心物同园，“以园为美”的思想。这种思想体现了中国美学自我生命与宇宙生命统一的审美特性。《礼记》提出“中和”一说昭示了儒家的审美理想。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可知在孔子看来，“中和”是最高的美德，同时，“中和”也概括了一种极具东方色彩的思维方式，即守持未发之情那种无所偏奇、无所乖戾的状态，达到各自不同事物的协调整合，在对立两极之间取恰到好处的中点，肯定事物的变化发展，但将其限囿在不失中正的限度之中。是中陶瓷造型的变化，是在把握整体和谐中的变化，是在追求圆满效果中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是中国人对中和之类的美学精神的体现。中和之“和”，意味着不同质的配合，并不完全是某种具体手法或样式的“相同”和“相加”，不是把同质因素组合在一起。还有相反或相成之“和”清浊、大小、短长、刚柔、迟速、出入、疏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是中国陶瓷造型艺术常常能别出心裁变化自如的深层原因。中国陶瓷造型不断地革新却又没有走向极端。从美学风格看，中国陶瓷雕塑以崇高为特色，如以“兵马俑”为代表的陶俑，我们生活中的陶瓷器物和工艺陶瓷造型，主要体现的是优美，追求美感效果是中和之美，尤其以静态美为基调。器物造型连贯和谐，上下呼应对昭，左右对称均衡，形体变化适度，主次关系明确，比例匀称，细部精确，求静不求动，求正不求奇，平稳、平实、蕴蓄着深厚的韵味。具体来讲中国陶瓷造型，是自由曲线，逶迤曲折，刚柔相间，变化无穷。
总之，中国陶瓷艺术是一种包含着多重文化意蕴和多维价值要素的文化现象，中国陶瓷以其特殊的方式不断延展着人类前进的足迹，通过一个个，一代代的陶瓷器物，把人类智慧和文化意蕴“固化”并世代相承，从这个角度讲，陶瓷艺术是人类的另一种生命符号。它以独特方式提供了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信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以注重心性长于伦理，强调天人合一，以及中和之美作为自己基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无疑能为现代人走出自我心性的迷失提供多方面的理性启迪。这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依然是世界意义的一个根本体现。因此，我们坚信在国际化、社会化、科技化、人性化日益兴盛的当代社会，从文化的视点探讨中国陶瓷艺术，进一步发掘、整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文化精神，必将以其特有的思想精华，继续启迪和烛照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创造，从而为21世纪中国和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作出自己重要的贡献。
釉里红瓷器的发展
釉里红瓷器，是在宋代钧窑窑变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指用铜的氧化物(铜花)为着色剂配制的彩料，在坯体上(或先施以青白釉的坯胎土上)描绘纹样，再盖一层青白釉，然后装匣入窑，在高温中烧制使其呈现出娇妍而沉着的红色。釉里红瓷器有三种不同的装饰方法:一是釉里红线绘，二是釉里红拔白，三是釉里红涂绘。涂绘釉里红，是在塑成的立体器形上用铜原料涂绘出图案花纹。在瓷胎上绘制的图案，要远比刻画、堆塑随意得多，表现也更具有穿透力。古时，对外贸易中常见的器物以碗、罐居多。瓶、罐之类的瓷器，都有接胎的痕迹。装饰图案最常见的有缠枝莲、缠枝牡丹等。
元朝初年，连年争战，各地各大窑场在战火中残息。北方地区瓷窑逐渐衰落，但南方瓷窑却有很大的发展，以浙江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为代表的景德镇制瓷业，开创了元代制瓷工艺史上划时代的变革。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继宋代崇尚青白瓷之后，又创烧成功白瓷、青花瓷、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等新品种，而釉里红瓷器的烧制成功，成就了景德镇瓷业的傲然业绩。
“釉里红”瓷器的炼制难度极高，稍有偏差，便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的一抹艳红。色彩鲜艳的“釉里红”难得一见，颜色为浅红、黑红、灰黑色的较多。这也是元代釉里红瓷器的鉴别要点。
元代釉里红瓷器的胎质一般呈灰白色，因为采用的是麻仓土。元代瓷器的白釉，色白闪青，莹润透亮，但施釉有厚薄不均现象，厚的地方能看到明显的蛋青色(卵白釉)；浅釉中往往显淡牙黄色。这种以青白釉为主的釉里红瓷器产量非常稀少，能流传到今天的器物也就更加少有了！元代釉里红在放大镜下有时能看到极少的淡淡的绿色。而青花釉里红是指在同一器物上先用钴料和铜料绘彩，再罩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的瓷器。由于铜红和钴蓝所需要的温度不同，能同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色调，就更加困难了。在今天的传世品中，极少有两种颜色都十分鲜艳的器皿。
西方瓷器的发展与特色
中国是瓷器的发源地，后来，瓷器及瓷器的烧造工艺流传的西方国家，渐渐的在欧洲国家也开始出现仿制的中国瓷器。这些仿制的中国瓷器又融合了西方国家的文化特点，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一类瓷器，像我们现在经常见到的珐琅彩咖啡杯、欧式釉下五彩餐具等等。今天小编就带您了解下西方瓷器的发展与特色。
对于仍使用铁制品的欧洲人来说，中国瓷器的轻巧、美丽、干净和实用令人惊诧。那时，只有富裕的欧洲上层人士才能买得起中国瓷器。正是因为中国瓷器的昂贵，很多欧洲国家开始仿造中国瓷器。
中国陶瓷最早的仿制品不是瓷器，而是一种名为“代尔夫特”的锡釉陶瓷。这种技术在荷兰兴起并成名，却为英国和法国所广泛应用。17、18世纪制造代尔夫特陶器的厂商们都广泛仿制了中国瓷器的样式。
在这些瓷器中，我们能够看到欧洲人学习模仿中国瓷器的纹饰图案。如这件18世纪英国产代尔夫特式“青花”花果纹盘，就是欧洲人模仿中国陶瓷的早期产品。据了解，欧洲画家对中国瓷器上描绘的花卉和水果一无所知，因此他们混了各种元素，制成欧洲人较为熟悉的图案。所谓的“洋葱”，极有可能是中国瓷器上桃子和石榴的变体，由此产生了闻名遐迩的洋葱系列瓷器。
17世纪中国瓷器开始大批涌入欧洲。一方面，欧洲工厂仿制中国瓷器最流行的图案，也立刻开始尝试研发属于他们自己的釉料及样式，并发明了装饰物品的新用处，通过创新，欧洲瓷器逐渐脱离“中国风”，制造了一系列欧式艺术装饰风格的崭新瓷器。
中国青花瓷器的发展
中国青花瓷器的彩料是以氧化钴作为色剂，在胎体上绘出花纹图案，然后在器物表面涂一层透明釉，入窑经过1300度的高温一次烧成，呈现出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其图案清晰艳丽，给人以明快素雅之感，深受国内外人们的喜爱。元代中后期江西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已达相当成熟的水平，在中国陶瓷史上有重要地位，景德镇便成为中国瓷都的称号。研究中国陶瓷史，不能不重视青花瓷，要研究青花瓷，就一定要弄清它的制作工艺和使用的基本原材料。
青花瓷的釉料，主要是氧化钴，但还含有氧化铁、氧化锰、氧化钙等多种物质，这些物质的含量多少，直接影响青花瓷的色泽效果。元代中后期至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普遍使用的是从东南亚进口的釉料即“苏泥勃青”，这种釉料内含氧化铁成份比较大，所以在瓷器表面出现蓝中带有铁色斑痕，而国产料中多含有氧化锰成份，使蓝中泛出灰、黑斑点。
青花瓷始于唐代中晚期，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已发现唐代中晚期的青花瓷是1975年在江苏扬州唐城遗址中出土的瓷枕残片，1985年11月河南省轻工业厅科研所在河南巩义市瓷窑址采集的唐代白釉釉下蓝彩瓷壶，研究结果证明，唐代青花瓷是在巩义市白瓷的基础上采用了釉下彩绘的方法生产出的新品种。
宋代统一后，社会稳定，各种生产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制瓷工艺水平超过以往任何时代。1957年浙江省博物馆在龙泉县金沙，发现了13块北宋时期青花瓷片，三件青花瓷碗残片，其中两件胎质洁白细腻，釉色青白、青灰和白中泛蓝。火候较高，无吸水性，与浙江省江山钴土矿原矿接近，经有关专家研究认为，北宋青花使用的钴料是浙江料。1970年在浙江绍兴的环翠塔基中出土的青花瓷片，胎质细腻、色泽洁白，釉色白中泛青，无吸水性，青花色泽也较浅淡。重庆市博物馆在该市郊一座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墓中发掘出土一件青花瓷碗。从这些青花瓷实物来看，宋代青花器在制作、彩绘等方面都比唐代青花大有进步和提高。
我国瓷器的发展历史简述
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是举世都公认的。瓷器的发明是在陶器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商代的白陶以是用瓷土（高岭土）作原料，烧成温度达1000℃以上，它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
白陶的烧制成功对由陶器过渡到瓷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商代和西周遗址中发现的“青釉器”以明显的具有瓷器的基本特征。它们质地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烧结温度高达1100-1200℃，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面施有一层石灰釉。但是它们与瓷器还不完全相同。被人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历经了1600-1700年间的变化发展，由不成熟逐步到成熟。
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学者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均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彩瓷一般分为釉下彩，釉中彩和釉上彩三大类，在胎坯上先画好图案，上釉后入窑烧炼的彩瓷叫釉下彩（温度1100-1340℃）；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再烧1100--1340℃为釉中彩，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600-800℃）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明代着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
红釉瓷器的发展历程
窑变红釉是清雍正时期模仿宋钧窑玫瑰紫彩釉斑繁衍出的新品种。瓷器在窑内烧成时由于窑中含有多种成色元素，经氧化或还原作用，釉面呈现出各种金属氧化物的呈色。然而窑变主要是氧化铜的呈色，出窑后釉面色彩斑斓，呈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效果本出自偶然，由于呈色特别，又不知其原理，只知经窑中焙烧变化而得，因此自古称之为“窑变”。清代以前景德镇所见到的窑变红釉瓷都为偶然出现的，偶尔烧制出的窑变红釉也未成为一个固定品种流传下来，这与当时人们认为窑变红釉瓷是“怪胎”，出现窑变即预示不祥多将其捣毁有关。明郭子章《豫章大事记》中就有记载：“瓷器以宣窑为佳，中有窑变者极奇，非人为所致，人多毁藏不传。”然而，到了清代窑变红釉瓷已经成为一种特色品种而专门生产。尤其是景德镇的窑变红釉，从一开始的只任其器物在窑中烧制，釉面自然流淌变幻，根本不知出窑后的呈色效果，到虽然任其釉面流动变化但已经能够人为地配制釉料，控制火候，可以说基本上掌握了窑变的规律。《景德镇陶录》所载：“窑变之器有三，二为天工，一为人巧。其由天工者，火性幻化，天然而成，其中人巧者，则工故以釉作幻色物态，直名之曰窑变，殊数见不鲜耳。”因此，鉴别窑变红釉瓷器并不是无规律可循，根据器物的各方面特征，加之时代背景为依据，我们可将清代窑变红釉瓷的演变规律大致归纳成三个阶段：
清雍正窑变仿钧螭耳盘口瓶
（一）雍正时期字串7
处于盛世时期的清代瓷器手工业，也是随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况且，雍正皇帝特别喜爱仿钧瓷，随着社会的稳定繁荣和皇帝的重视，都促成了窑变红釉瓷器的创烧与后来的发展。德-化-陶-瓷-总-站
这一阶段窑变红釉瓷器的胎骨由于瓷土淘选得细致，呈现出极为坚密、精细的特点，胎色洁白。大型器物的胎骨也较薄，不显厚重感。http://
瓷釉上，雍正时一般为蓝色大于红色的面积，蓝色的部分有的呈大块的火焰状，谓之“火焰青”，红色的部分谓之“火焰红”。蓝色部分有的呈丝絮状不规则地分布于器表，亦有少数器物通体呈红色，其间分布有零星的蓝紫色斑点或条纹。此时的窑变红釉模仿钧窑还未达到理想的效果。器物口沿处多为酱黄色或月白色，少数器物口沿为白中夹杂有浅蓝色的条纹。器物口沿内壁处多为蓝与月白相间或酱黄色釉。在有附加堆纹的器物表面突起部分多呈褐色或白中闪黄色。官窑器底施以芝麻酱色釉，颜色或深或浅，有的施釉不均底部多处露胎。民窑器底多施以黄褐色釉。字串7
雍正时期的窑变红釉器物施釉较厚，釉面多丰莹润泽，有较强的玻璃质感，光亮夺目。亦有少数器物光泽感较弱，显得比较凝重、浑散。釉面上偶见有细碎的开片纹理。器物底足处一般都经过磨平加工，胎釉交界处极为规整，没有垂釉现象。圈足露胎处多为浑圆的“泥鳅背”状。民窑器底部有明显的旋痕。
雍正时窑变红釉瓷的款识多在器底阴刻“雍正年制”四字两行篆书款或“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民窑均无款识。